闻见丨帕克：论中国

文/帕克

派氏去年（一九三二）漫游亚非二洲，见闻阅历之余，对人类文化之本质，大有所贡献于世界社会学者。故本书纯为先生之学说而辑，乃以“中国”为题，征文于先生。先生尝警告西方学者曰，其未旅居中国二十年以上者请勿轻论中国。今先生旅华方半载，亦不愿自逾其诚言。其为斯文之旨乃以半载蹉磨之缘，略公其在华所得，盖示师生之眷爱焉。先生复嘱苟欲公表此文，则须由发表者肩其责。特此附志。

燕京大学社会学会

罗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 1864-1944），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好些年前，我的友人Florian Znaniecki写了一本饶有趣味而重要的书，叫《文化的实质》（Cultural Reality）。虽则我极力想读完这本书，但始终没有如愿。我没有把它读完的理由，是缘于我实在不能充分地领会它。就是我现在能否把我所读过的，加以正确的解释，还是不知道。然而，自从那时起，我对于这问题却时常加以沉思。现在我对于中国、印度、非洲已稍有些经历，对于欧美二洲，见闻亦多了些，所以觉得对于该书所说的话，也比从前懂得多了。无论如何，关于文化的实质、文化的差异，比起从前，已有了较确定的概念和较肯定的信服。

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著

《文化的实质》书影

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文化上当然有很深刻的差异，一如日本之于欧洲然，虽则有许多地方确是相同的。这种差异是深入于语言、宗教、艺术和器皿，或任何其他文化藉以表现的形式之下。在一切种族和国家生活有形的表现的背后，还有它特具的情绪和态度，暗中鼓舞它，操纵它。这些情绪和态度也就是Znaniecki氏所写的文化实质的一重要部分。因为文化决不单是一堆好像博物院所收藏的器物；也决不单是如叙述原始人类的书本中所类分和描写的习俗和惯例。文化实在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当它在反映新的生活环境而获得新意义时，它是不断地在转变，在生长，在采取新的方式。

文化是一种传统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生长在这里面。我们的语言、习惯、情绪和意见都是不知不觉地在这里面养成的。在相当程度之下，它是一种出于各个人的习惯及本能的传习，它表示在各个人的共同及团体生活中，并且保持着某种独立生存和显示着一种个性。这种个性虽经历种种时间中的变端，仍能持久地遗传于后代的各个人。在这种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传统、习俗和文化是一个有机体。

1927年北京，太和殿

收录于Herbert C. White主编的《燕京胜迹》

中国就是这一种有机体。在它悠久的历史中，逐渐生长，并逐渐扩张其疆域。在此历程中，它慢慢地、断然地，将和它所接触的种种文化比较落后的初民民族归入它的怀抱，改变他们，同化他们，最后把他们纳入这广大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复合体中。

其他民族常靠征服而生长，或以武力加诸邻邦，或以政治的制裁力来对付征服的人民。这就是欧洲人所谓国家的那种制度形成的方法。而中国却[是]以文化影响所及的范围扩大而生长的，出之以同化的手段，不但他们的邻邦，就是征服他们自己的人民，亦因而被纳入他们自己的社会及道德的秩序中。

事实上，中国是不能用西洋人所谓帝国或政治的个体来称呼的。它是一种文明；和欧洲或印度一般，而不是一种政治的个体。他们还没有达到休戚相关的程度，和成就集合动作的能力。而这些又都是一个民族国家所不能缺少的特性。

中国最大的问题，和欧洲、印度、甚至俄国，所遭遇的一般，不单是在要把他们各色的人民形成一个文明，而在把他们造成一个政治的个体，能集合地而且有效地动作。

1925年的民国军阀割据形势图，图中以红色区块显示主要军阀控制的地区。蓝紫色区域为中国国民党势力范围，是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有一件事是中国所独有，且足以用来分别于欧洲、俄国及印度的，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古旧的文明，而且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文明。一切中国的东西，任何一项文化的特质——器具、习俗、传习以及制度——无不相互地、极正确地适合，因之，它们合起来，足以给人一种它们是一适合而一致的整体的印象。至少，在北平的街道上可以获得这种印象。一切东西，不单是古旧，而且在习俗中已是根深蒂固的确立了。各行各业的人民所表现的，好像是舞台上的优伶。每一个人都知道它所扮演的角色，举止装饰无不有所依归。每一个人都有他所司的特殊职司，而且都能安于其位。每一个人都依着传统的法则去活动，做着人家所知道他一定做的事。

因为中国的各样事物，像他的职业如是的分工而专门，在悠久的历史中已如是的调和而适合，使中国不能在某一特殊部分加以改变而同时不改变其他部分。

在上海就没有这一种印象了。上海是靠海，生命活动的方式和欧洲的都市无异。黄浦滩的建筑完全表示着欧洲的面貌，一切在交通要道的东方港口，都已无法避免的欧化了。但是我所要讲的上海并不在它的建筑，而在它的人民。上海街道上拥挤着的都是群众里陈列着无奇不有的装束和行为，每个人似乎都是按着自己的性格而动作。充满着无谓的骚动和混乱，使人发生一种印象，觉得他们的举止都是发狂似的临时应付的动作，他们不受习俗的拘束和训练，只是任意地生活。北平就不然了，在那里我们依然在中国，中国旧有的秩序照旧的流行。

1930年代，上海市景

一个人单看外表是绝对不能明了一个国家的。至少必须要知道它的人民；要知道它的人民又一定要能看到骨子里去。我似乎觉得我和中国亲密认识，是由于我班上的学生。师生关系很可以，而且时常是极亲密而没有隔膜的。这句话在中国亦是正确，虽则据说中国的学生对于师长比较的尊敬，没有美国那样的自然。

无论如何，虽则有语言的困难，我在中国的时候，的确认识了许多的学生。从这许多学生里我接触着代表中国好几省的人。我以为，我在他们中间所见的，不是昨日的中国，也不是今日的中国，而是明日的中国，是将来的中国。

事实是如此，假如一个人要知道任何民族的将来，不是从这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去搜讨，也不在这一个民族的过去中去搜讨，只有在现在人民的态度，尤其是应该在青年的态度中去搜讨。

态度并不是和自觉的目的相同一的。它们并不能在习惯中或完全的动作中恰当地表示出来。它们是一种动作的倾向。这种倾向大都不是由于自觉的反省中长成的。它们是形成于环境的碰壁及我们转侧其间的生活状态中。假如我可以说它们是一种在进行中的而没有完成的动作，则它们是关联于过去，而指向着未来的。

几年前，美国沿太平洋的人民关心日本移民及加利福尼亚省将来的人口问题。某教授提议从当时日本青年妇女对于高等教育及家庭形式的态度来决定几年后日本在加省人口会有什么状态。这个提议就是根据这个假定，以为态度有时比统计更能作推测未来情形的基础。

1930年代，前往美国的日本移民

因之，我曾在中国的青年中去寻求中国的将来，我所得到的印象和他人所得的一般，就是青年中国已在急速的生长，抛弃了他们传统的学究主义。学生不仅在切求知识，而且渴望着和实行有关的知识。事实上，这种由知识化为行动的倾向业已取得强烈的感情作用。所以大学已成了持久的、酿酝的革命的中心，时有爆发的及无从驾驭的行为的威吓。

当然，中国的将来，单靠一辈学生在大学中获得的知识是不够的。它是倚于中国是否有形成一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政策，及维持其在使其政策成熟实现期间必有内部奋斗的紧张状态的能力。无论如何，这似乎是一定的，中国的将来是将慢慢的在梦想中、在渴望中、在切实的成就中及在青年们逐渐产生的习俗中，获得它的体形。

本来，人之异于低等动物者，就在他是生活于过去和未来以及现在。中国已经生活在它过去中这样的长久了。现在可以开始生活在将来之中了。█

1933年由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会出版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

本文选自《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本文译者为费孝通先生和杨庆堃先生。

编辑 丨刘诗予

校对 丨许方毅

审核 丨杨勇、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