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庭研究"专题（二） | 许烺光：中国的血缘、个性，及社会变迁

策划人/杭苏红

《中国的血缘、个性，及社会变迁》一文，是许烺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再版《祖荫下》一书时增加的一节附录。对于“父子一体”的重视，其实在《祖荫下》一书的最初版本中就已经有所呈现。因为是英文写作，许烺光将“父子一体”表述为“father-son identification”，并详细地介绍了这一关系的基本内容：“Whatever the one is, the other is; and whatever the one has, the other has.” 他指出，在“祖荫”这种绵延的代际谱系中，“父子一体”的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亲属结构的核心，所有的其他亲属关系都是从父子关系推导而来。并且，他进一步讨论了“父子一体”这种社会意识的内生性困境：该观念作用于不同阶层的子弟，会产生不同的人格类型，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亦即，对于富人阶层来说，较易使其子弟形成虚荣、奢侈、极度追求名望的人格特质；而对于穷人阶层来说，较易使其子弟形成恭顺、谨慎、勤俭、有理性的人格特质。在他看来，不同人格特质的再生产，是从个体人格层面解释中国历史上高社会流动性的重要原因。

文/许烺光

在为此书做调查工作期间，以及自从本书首次出版以来，中国朝代的兴衰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试图通过对某一个小镇的细致研究将整个中国的朝代兴衰与中国家庭、亲属、宗教和个性形成的规律联系起来。从整个中国来看，家族世代地位显赫的现象是不多见的。

较之家族兴衰史，朝代的兴衰史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两者在理论上没有丝毫简单的对应关系，但我们也不排除两者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联系。

笔者主要的结论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周期性地削弱了富裕人家子弟的能力和追求成功的动力。由此，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将无法达到他们祖先的期望，从而不可避免地给贫穷的孩子造成了进取的机会。一个看上去以保护其后代社会地位而不断延续家族的亲属系统在其内部创造了有利于对方的作用，因此造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惊人的变动性。

这一结论的客观依据来源于对中国一些在不同年齢阶段取得成就的名人所进行的亲属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借助了两组资料。第一组是关于全国知名的人，第二组则关于地方级的名人。从这两组资料，我们得出了研究的主要结论：中国社会的变动性较大。这些分析最初见本书附录四“家族名人的研究”。

许烺光（1909—1999）

美籍华裔人类学家、心理学家

自从《祖荫下》出版以来，一些其他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结论。首先，我对另外四个地区的调查资料（见本书第一版附录四）作了更为详细的分析，结果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一分析文章以“中国社会的变迁”（Social Mobility in China）为标题刊载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卷14期6，1949年12月，pp. 764-71）上。这篇文章现已收入本书，作为“附录五：再论中国的社会变迁”。在这新的一篇附录中，我提到了小爱德华·A.克莱克（Edward A. Krack，Jr.）题为《家庭与朝廷科举中的功名》（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一文[1]。这篇文章正好发表在本书出版之前，而我在完成附录五的资料以前对这篇文章一无所知。尽管克莱克与我的资料来源完全不同，但其结果却证实了相同的结论。

随着何炳棣的《封建中国通向成功的阶梯》（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2]，罗伯特·马什的《达官贵人：中国社会名流的循环，1600-1900 》（Robert Marsh, The 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 1600-1900）[3]，沃尔佛拉姆·埃伯哈德的《中国社会的变迁》（Wolfram Eberhard：Social Mobility in China）[4]，等著作的出版，以及由乔汉娜M·曼日尔收集编辑的《中国的文官：任人唯贤？》(Johanna M. Menzel,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Career Open to Talent？)[5]等书籍出版以来，传统中国社会惊人的社会变动性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实。

何炳棣、马什和埃伯哈德的资料均来源于文献。何先生和马什都致力于官僚阶层（或者说国家名流）的研究，而埃伯哈德则选择了某几个宗族，通过家谱研究每一宗族中每一个男性成员的社会地位。因此，我们不仅能够对国家名流略知一二，而且对普通百姓也有一定的了解。何先生和马什二位学者采用的资料与本书原附录四蒋良黻的资料相类似，而埃伯哈德所采用的资料又与本书原附录四以及新增加的附录五中的资料相符合。由曼日尔编辑的书包括了何炳棣、马什·克莱克以及其他九位学者发表过的论文。

有趣的是，所有近期以来出版的著作和文章，均与本书附录四和附录五中的结论相吻合。这说明，无论我们从全国来看，还是从地区来看，中国的社会变动性是很惊人的。马什认为“在清朝统治时期，资深辈高的人执掌大权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使家庭背景完全不同的官吏人家和普通人家有同等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6]。何炳棣在他的著作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了社会变动性的地区差异和时期差异，但他最后说：“宋朝和明朝在社会变动性的形式上似乎有着惊人的承袭关系，”以及“不带有任何偏见的当代学生，可能更容易赞同十八世纪法国具有代表意义的哲学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的观点，即中国的统治阶级总的说来是在个人功名的基础上产生的”[7]。

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都很相似。克莱克对尚存的二份宋朝进士名单进行了研究，发现非官宦人家的考生占1148年总人数的56.3%，1256年则占了57.9%[8]。何先生对明朝所作的相应的研究，得出的数据为50%[9]。这些结果与本书附录四和附录五的结果相符合，即“任何一个地区，大约50%的当地名人并非出身名门。”国家以及地方的社会名流，其变动率达到如此程度的吻合实在是十分重要的现象。

历史学家何炳棣用两种不同的，但显然矛盾的方法来解释这一惊人的变动性。一方面，他强调了科举制度是使贫民社会地位能够上升的机制：

"实际上，科举制十三个世纪的悠久历史便有力地证明了它是社会变动性的一个渠道，而且是社会，政权稳定的一个因素……官僚阶层不是凭藉智慧，勤劳和持之以恒而获得功名和任命，而是依靠亲属关系的话，其不断更新是不可能的。"[10]

另一方面，何认为不实行长子继承权是名门之后不能达到它们祖先地位的主要原因：

至此，官僚体制之所以不能够长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长子继承权，以及典型的中国宗族和家庭制中财产逐渐分化的必然过程。十六世纪著名的督军柯守隶最为精辟地指明了前二者的因果关系。他在捐赠1000亩土地作为宗族不可分割的公共财产时说：“当以长子继承权为核心的古老的宗族制不再复苏时，帝国便不再有世袭的家庭，朝廷里也就不再有世袭的大臣了”。[11]

这里，我们可能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智慧，勤劳和持之以恒”在科举中和官场上如此重要，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是名门子弟，但又非常“聪颗，勤劳和持之以恒”的人，情形又将如何呢？不存在长子继承权将逐渐削弱家庭的财力，但它是否能够削弱人的“智慧，勤劳和持之以恒”呢？再者，无论家庭地位高低，都采用相同的继承法。既然没有长子继承权将削弱名门家庭的财力，那么它是否更削弱贫穷人家的财力呢？

何炳棣在他后来对这一问题更为全面的论述中论证了他的观点，并指出以下五种因素的任何一种都将对地位居高的家庭逐渐衰亡产生作用：

……没有给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建立在学问而不是家庭地位之上的科举之竞争性；高官享受的“荫”权；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表现方式；以及由于没有长子继承权而导致家庭财力的日益削弱。[12]

然而，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后两个导致家庭财产削弱的因素（有闲阶级的奢侈和没有长子继承权）既适用于官宦家庭，也适用于非官宦家庭：第三个可能使地位逐渐降低的因素（高级宦官享有的“荫”权实际上是有利于所有高官显贵之家，而不利于普通百姓家庭（因为那些享受“荫”权，能够世袭一定地位的人总要比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更富裕一些）；第二个因素（科举的竞争本质）是适应所有的人。与何炳棣的观点相反，我们发现，如果科举和官场的成功主要由“智慧、勤劳和持之以恒”来决定，那么以上的四种因素无一足以成为名人家庭衰败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何炳棣列举的诸因素中至少有一个因素是有利于名人家庭，而不利于普通百姓家庭的。

实际上，在何炳棣提到的五个因素中，最关键的是第一个因素，即名人的家庭“没有能够给予孩子以适当的教育”。何炳棣通过前人的记述或历史资料说明了他的意图。例如，叶漱志，“元末明初的学者”，曾概括如下：

如果祖先的财富是通过严谨的治学所得，后人因习惯舒适的生活，必蔑视严谨的治学态度。如果家庭的财富是通过勤劳节俭所得，后人因有条件挥霍，必忘却勤劳节俭之本。这便是为何有如此之多的家庭正在衰亡或已经衰亡的根本原因。愿后人以此为戒！[13]

另一些学者记述了更加具体的事例。下面记述的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王敖 [1450—1524] 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丞相，也是一位有名的文人。）

王敖之子王言泽生性奢华。他建一宫邸以收养女侍姬妾。当其子女外出，身后必随从男女仆役数十人，皆身着华丽服饰。他家中珠宝、古玩、古代青铜器皿、瓷器、书画价值万两白银。一次除夕夜宴，王言泽所挂灯笼乃珍珠镶嵌而成。酒具皆古传玉制器皿。当他外出回家时，他的轿子先放在中门前。待门开后，再由健壮的女侍将轿子抬进屋内。他通常由二十位姬妾侍奉左右，而这二十位姬妾，每人又有二名女侍相随。人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待性欲勃发时，他便与女妾调笑一番，而后由一班乐师领队，进入内室。进入内室后，他必再饮数杯，直到醉入梦乡。[14]

如此，何炳棣才真正触及到了官宦家庭社会地位下降的唯一根本因素。不仅因为他的例证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我们对中国某个集镇内的家庭、亲属和个性形成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何炳棣的观点不大一致。例如，何炳棣所归纳的官宦之家“没有能够给予孩子以适当的教育”这一因素，其根源就在于我们所发现的父子同一关系这一中国亲属结构的核心里。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种同一关系的基本内容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倒霉儿遭难”[15]。“结果是喜洲镇的富家子弟如同他们的父亲一样富足而拥有权势，而穷人的孩子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贫穷而地位低下”[16]。我们继而弄清了贫富之间相同的父子关系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说明了这些不同的结果究竟怎样导致了长时间以后富裕之家的衰亡，贫穷家庭的兴盛[17]。

弄清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将能够明白为什么同样的父子关系在做官人家和普通百姓人家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公众的眼里，名门望族的子孙与他们辉煌的父亲一样，他们习惯于受别人保护的、豪华奢侈的、妻妾成群的、对别人发号施令的生活。他们与普通人家的孩子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普通人家的孩子与他们贫穷的父亲一样，过着艰辛困苦的生活。生活境况的改善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

这一点明白之后，我们又将能够看到，尽管何先生正确地指出“人类环境”是富贵家庭衰亡的一个因素，但他的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我们注意到了何炳棣在说明“没有能够给予孩子以适当的教育”这一因素时所列举的一些事实。然而，在充分肯定了这一因素以后，他似乎又在反驳他自己：

即使没有明显的堕落行为或者父母过分的溺爱，如果名门之子不勤奋努力或本身娇弱无能的话，他们亦可能由此沉沦下去。[18]

何炳棣继而列举了明初著名丞相黄怀（1367—1449）的事例。黄怀素以他的“谨慎、深谋远虑、断事周全”而闻名。然而他的子孙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竟变得“如此潦倒……他们甚至将祖先的墓碑也拿来卖了”[19]。

在这一例子中，何炳棣不仅没有事实说明父辈“没有能够给予孩子以适当的教育”，相反，根据他的叙述，父辈很有可能给孩子提供了极好的教育。何炳棣说：

自1427年开始，他（丞相黄怀）在祖籍安享了22年的隐居生活……所以，他不太可能像他的大多数同僚那样忽视了给孩子以适当的教育。[20]

这里出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何先生用了黄怀的例子来说明他关于身为高官的父辈“没有能够给予孩子以适当的教育”是家庭衰亡的原因这一论点。（此例并没有作为他的其他四个因素，诸如没有长子继承权的依据。）结果，黄怀的例子与何炳棣的论点正好相反。

我们认为这一自相矛盾的产生并非由事实造成，而是何先生没有能够看到中国亲属关系中父子同一关系的中心作用，以及这种关系在年轻人的教育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正如我在第十章中所论述的那样：

正是由于父子同一的关系，喜洲镇富裕而有势力的人家，其子弟容易在早年就形成对财富和权力的观念。财富和权力的腐败影响在年轻人身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当孩子们没有自愿地接受这种影响时，他周围的人也会由于他父亲的关系而表示出对他们格外地偏爱，由此影响了孩子们对财富和权力的观念。财富和权力，即使掌握在白手起家、有正义感、谦卑的成年人手中，若不加谨慎，也会慢慢地成为有害的东西。对于那些没受过一日之苦，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张口便来的年轻人，财富和权力将会有多大的危险呢。[21]

何炳棣（1917-2012），史学家

著有《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等

由于没有理解父子同一关系的真正含义，何炳棣因此认为黄怀离任后二十年隐居家乡，他一定不可能忽视了对孩子们的教育。殊不知即使身居显要地位的父亲有时间和希望对其子女进行“合适”的教育，但父子同一关系的内容也可能使老父亲无法控制对其后代的教育。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何在丞相黄怀有足够的时间对其后代进行适当教育的情况下，而他的后代仍然成为败家之子的原因。考虑到黄怀显赫的地位，父子同一关系很有可能使黄的希望破灭。

从整个世界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帝国或朝代曾经永恒地存在[22]。帝国和朝代的缔造者总是以国事为重，而继位的君主则重地位胜于国事。但世上总有一些帝国或朝代兴盛较长的时间，而另一些则存在较短。同样，我们不曾听说过某个家族永久兴盛不衰。情形无非还是时间的长短而已，其规律仍然是从立业到败家的更替。

帝国和朝代的延续较之一个家族的延续来说，由于前者涉及众多的人，势必受更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比后者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例如，一个统治政权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巩固之后，即使没有长子继承权制，政权本身却能够生成或培养出相应的统治阶层，或相应的军事机构。政权的巩固因而取决于它自身的机构对它永久的忠诚，无论这一政权多么腐败无能。在显赫家庭的内部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然而与其他社会相比，尤其是与前近代欧洲相比，中国的世袭朝代历时时间更长。由于不存在永恒的、神权的统治，一个新的、强盛的朝代势必取代腐败无能的旧朝代。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在书中列举了许多有利于名门望族延续的因素，但中国的名门望族与欧洲的相比历时周期要短暂得多。

我们认为社会上层较大的变动性造成了有能力有抱负的普通百姓得以上升的机会，从而减少了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使得中国的统治政权能够比其他社会政权持续较长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家庭和亲属体系在个人身上产生的向心力是不可忽视的。尽管这一体系鼓励人们损公肥私，但它毕竟不允许人们永久脱离他们的亲属群体和本乡本土。

在本书的开始，我们看到，尽管新政府有宏大的蓝图，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仍然不能够轻而易举地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也不可能在毫不尊重旧传统旧习俗的情况下实施新的变革。只有在总的方向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变革才能一步步地进行。自从西方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一个在经济上贫困，政治上混乱，军事上懦弱的中国，其主要关心的是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工业化。传教士们试图通过圣经课程，教堂和教会学校使中国的孩子们与他们的父母和传统的方式决裂。身为传教士的丹尼尔·卡尔普二世（Daniel Kulp Ⅱ）曾担任过作者就读过的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他在他的一篇至今很有价値的关于中国南方农村的论文中认为中国的祖先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压了一块磨石[23]。国民政府做了同样的努力：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成为大中小学的必修课程。政府鼓励大学生们组成三民主义青年团深入农村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其核心就是要中国人民摆脱束缚他们的亲属关系，使中国人民意识到一个更崇高、更伟大的事业：忠于人类的事业，忠于党的领袖，忠于国家。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革新浪潮必然动摇了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观念。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措施比以往都更为激烈，且在这之前有各方面的努力为基础，因而所取得的效果更为显著。在教会学校和国民政府的影响下，一些青年的男女悄悄地背叛了祖先的传统方式。但是在更为有力的措施下，一些年轻人公开地违抗他们父母的命令。在这两次的变革浪潮中，参加变革的人仅仅是少数，但这两次少数人与众不同的行为却表明了人们希望变革的愿望，以及变化的程度。

变革究竟怎样影响了父子同一关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中国的社会变动性呢？不幸的是，我们除了对此进行推论以外，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论证这两个问题。

在罗伯特·C.诺斯的著作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多数精英均出生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受到了相似的西方和本国影响……领袖人物多产生于占中国人口少数的上层阶级。他们多是地主、商人、学者、或官僚的儿子，并且他们的祖籍多是西方思想最早渗入和影响最深的地方。他们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很多人曾留洋……”[24]。

以上的结论恰好应证了我们的分析，即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变革的大方向始终一致，并且变革的大方向由西方的压力和西方文化渗透所决定。诺斯的结论与何炳棣的观点完全一致，即“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可能发现社会变动性在宋朝时日益增大，在明朝的大部分时期达到了高峰。至十六世纪末开始逐渐减小，直到1905年科举制被最后废除”[25]。

《影像》 佚名

绢本设色  265cm×148cm 明 中国美术馆藏

何炳棣将贫穷人家子弟机会逐渐减少归就于“日益变化的经济因素”，即“迅速增长的人口”破坏了原有的“人口-土地平衡”[26]。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并且反复出现的重要因素。我们在本书的第二章中不仅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同时指出了一些其他反复出现的因素，诸如官僚阶层的日益腐败。但是，我认为，至少是从1840年西方强行进入中国以来，特别是自清朝灭亡之后，这种机会的日益减少与外力强迫中国打开门户，外国怂恿和支持的内战，以及外国的特权等诸多因素有更大的关系。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本国的社会变动性。例如，被废黜的满清少年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如果不是庇护在北京的外国公使领地或天津的日本租界内，他将不可能保留他巨大的皇室财产，从而也就不可能用这些钱财来支持各地的军阀和外国的骗子们以图复辟王位[27]。（假如不存在来自外国的庇护，溥仪以及他的王公大臣们在中国新的统治者手中就可能面临明末王孙们在溥仪祖先手中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从他的自述以及一些其他的资料，我们对他的懦弱无能已略知一二。很明显，溥仪不具备一个建朝皇帝，或能够复辟一个已经失去的王朝的皇帝所必须的个性。然而，他不仅能够实施他所有无能的图谋，而且在日本人的扶持下，他甚至成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28]。

同样，在过去二十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一旦官僚们腐败行为过甚，而青睐他们的帝王又一命呜呼，或是朝廷政府内支持他们的高官显贵失去权力的情况下，他们或他们的直系亲属也要遭受严厉的惩罚，他们的财产也要被查抄充公。他们不能躲进外国的租借地，也不能将其巨大的家财存入外国银行，更无法像1842年，特别是1911年以后的许多人那样将其金钱投入美国的股票市场。

当留洋成为一种时髦风尚时，富裕显贵之家的子弟多数利用了他们有利的条件。按照近代中国的说法，留学日本是“镀银”，留学欧美是“镀金”。这些镀了金银的显贵子孙即使在国外没有学到多少真才实学，或仅只在新大陆的函授学校或者三流学校获得学位证书以后，他们便不再是默默无闻之辈了。从心理上对西方文化的需求已成为最迫切的了。由于高官显贵的子孙们顺应了这股历史潮流，因而他们自然要比国内学者享有更高的社会声望，有着更多的机会谋取高级职位。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社会和文化中致使社会变动的传统势力被外来的因素笼罩了，因而高官显贵们平庸的孩子便无须与贫穷人家的子弟在诸如从前的科举考试一类的平等竞争中进行较量。同样，中国社会和文化中致使朝代兴衰的传统势力也由于外来因素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腐朽之极的政权能够在外国支持者们以巨大经济援助，特别是予以优质武器援助的情况下得以苟延较长的时间。家庭和亲属结构中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父子同一关系的模式，也不能因此削弱这种关系在显贵子孙身上的腐败影响。然而，科举制的废除，普遍渴求“镀金”学生的风气使无能之辈不大可能被有才学的人取而代之。这只能在希望改变现状并积极为之奋斗的贫寒人家里引起忿懑。据我们的分析，这种希望和奋斗是存在于中国家庭和亲属结构中的一部分，其两个主要内容之一便是竞争。富裕高贵的人家比排场、比阔气，而贫穷的人家则求生存。

何炳棣推测这种自十六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对于贫寒人家机会日益减少的趋势可能与国内动乱有关：

对于一个如此习惯于“霍雷休·阿尔吉”社会神话的国家来说……贫寒人家机会逐渐减少的现象势必引起极大的忿懑。因此，我们值得思索一下，这种（贫民中）机会持绩下降的趋势是否与中国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社会动乱以及社会革命有关。[29]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至此，本书重点介绍了中国家庭和亲属结构内部造成社会变动的因素，说明了外界的变化怎样巨大地破坏了内部因素的作用，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的变革运动只能对家庭和亲属结构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可能动摇根深蒂固的父子同一关系。

近代中国的革命可能唤醒更多的普通百姓。为此，上层社会有可能因日益增长的变革要求而面临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是社会底层的人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中没有认识到社会变迁的绝对障碍，现在可能乐于享受这一机会。随着新的法律、新的社会结构、新的意识形态、新的人与人之间行为关系的价值在一百年前开始更为有力地破坏传统性的中国家庭和亲属结构的时候，父子同一关系的模式，影响社会变动性的传统因素将逐渐减弱（虽然很难彻底消灭）。传统的方式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新的要求，这两者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结合以达到平衡，我们只有让时间来说话了。█

全文原载于《祖荫下》，许烺光著，王芃 徐隆德译，国立编译馆主译，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7月出版，第253-268页。

注释与参考文献：

*编者注：本推送在编辑时对原文有所删改。若需要了解原文，则请参照原书。如有问题，恳请指正。

[1] 《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47年9月，Vol. 10，No. 2，pp. 103—23。

[2] 副标题《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 1368-1911》(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

[3] 格兰科，自由出版社（Glencoe，Free Press），1961。

[4] 雷登，E.J.布里尔（Leiden，E.J. Brill），1962。

[5] 波士顿，D.C.希思公司（Boston，D.C. Heath and Co.），1963。

[6] 引自曼日尔，p.55（重印罗伯特·马什<清朝官僚裙带关系的限制> [Bureaucratic Constraints on Nepotism in the Ch’ing Period]， 《亚洲研究学报》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0，期19， pp. 118—32)。

[7] 引自曼日尔，p.32 (重印何炳棣<中国的科举和社会变迁，1368-1911>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1368—1911)，1959年美国人类文化学学会年会 [1959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资料，pp. 60-65)。

[8] 引自曼日尔，p.5（重印<中国科举中的家庭与功名>[Family vs. 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Empire]）。

[9] 引自何，1962，p. 114。

[10] 引自何，选自曼日尔，p.32。

[11] 何，出处同上，pp.32—33。

[12] 引自何，1962，p. 165。

[13] 引自何，1962，p. 142。

[14] 何，出处同上，pp. 144—45。

[15] 见p.63。

[16] 见p. 277。

[17] 自从《祖荫下》出版以来，一些关于中国亲属关系的比较研究（与美国，印度，以及一些非洲亲属结构之间的比较研究）致使我将“父子同一”这一说法更换为“父子关系的统治地位”（以区别于“夫妻关系的统治地位”和“母子关系的统治地位”等）这一概念。（关于这一新发展的详细情况，见许烺光 <占统治地位的亲属关系在血亲和非血亲行为方面的影响：一个假设>，《美国人类学家》，1965，Vol. 67，pp. 638—61。）

[18] 引自何，1962，p. 146。

[19] 何，出处同上，p. 146。

[20] 何，出处同上，p. 146。

[21] 见p. 279。

[22] 拉欧尔·纳罗尔,<帝王的周期和世界次序> (Raoul Naroll, “Imperial Cycle and World Order”)，资料汇编，第四届和平研究大会。

[23] 丹尼尔，H.卡尔普，《中国南方的农村生活》（Daniel H. Ku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家庭社会学：凤凰村，广东，中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局，1925。

[24] Robert C. North,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2，pp. 46-48。

[25] 引自何，选自曼日尔，p. 32。

[26] 引自何，1962，p. 220。

[27] 见溥仪·爱新觉罗，《从皇帝到贫民》(From Emperor to Citizen,爱新觉罗·溥仪的自传)，北京，外文出版局，二卷，1964。

[28] 另一部精彩而内容丰富的传记是蔡廷锴将军的自传。1932年，蔡将军曾率领著名的十九路军成功地抵制了日本人对上海的侵略：《蔡廷锴自传》，1946，香港，Tzu Yu Hsun K’an She，两卷，中文。蔡将军出生于贫寒的小土地租户家庭。他意识到他改变社会地位的唯一方法是加入军队。在历次内战和多次剿匪中，他英勇擅战，终于晋升为将军。当他成为十分富有的将军之后，他发现他的儿子碌碌无为。他因此埋怨一个名人富裕的生活常使他们的子女庸庸碌碌并缺乏上进心。

[29] 何，出处同上，p. 33。

[30] 纽约，万神殿书屋（Pantheon Books），1965。

编辑 丨国曦今

校对 丨刘沁源

审核 丨陈烨广、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