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镜丨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

文/卡夫卡

译/薛思亮

中国长城的最北端已经竣工。修城工程当时是同时从东南和西南方向此地一路伸展过来的，最后连为一体。这种分段修城的方式也体现在东西两路劳动大军的具体施工当中。做法是这样的，大约二十个民工组成一个修城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负责承修约五百米长的一段城墙，相邻的一个小分队则在相对的方向修建一段同样长的城墙。可是在两段城墙合龙之后，不是在这一千米城墙的末端再接着修下去，民工们相反被派往全不相干的地方。这样自然就留下了许多大的缺口，这些缺口只能逐渐地慢慢地填补起来，有些甚至是在整个工程宣告完工以后才补上。而且据说有些缺口根本就没有再被堵塞起来，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很可能属于那类围绕着长城而产生的各种传说，由于长城工程的漫长，这些传说至少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无法用自己的眼睛和标准去证实的。

卡夫卡位于布拉格的雕像

人们或许一开始就会相信，无论从哪方面看，连成一体的修城方式或者至少在两大主要部分内连成一体来修要有利得多。按一般流行和众所周知的说法，修长城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一个不连贯的长城又怎么能起到防御作用呢？当然不能，一个这样的长城非但不能防御，修城工程本身就处在不断的危险之中。那一段段孤零零立在荒凉地带的城墙会很容易一再遭到游牧民族的破坏，尤其是当时这些游牧民族出于对长城工程的恐惧，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像蝗虫般地改换他们的住地，所以对工程的进度也许比我们这些修墙的人了解得还要清楚。尽管如此长城大概非这样修不可。要想明白这一点，就得考虑下面这一事实：长城应当为今后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提供防御，所以最精心的施工、利用所有以往时代和民族的建筑智慧以及修城工人始终怀有的个人责任感，是整个工程必不可少的前提。虽然可以从民间调用一些没有知识的民工来从事一些下等的工作，比如那些愿意为了较好的报酬出来工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然而，仅是指挥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有头脑、学过建筑业的人；这个人要能够对整个工程的关键所在心领神会。责任越大，要求也就越高。而这样的人还真找得到，即使没有长城工程本应需要的那么多，数量却也相当可观。

《长城》木刻画，1864年。图中描述的是鲁滨孙到达中国的场景

人们不是轻率地就动手修建长城的。工程开始五十年前，那时已决定修墙将整个中国围起来，在全国，建筑艺术，特别是泥瓦匠手艺就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科学，而一切其他领域只有在与其有关的情况下才被予以承认。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连站都还站不稳，我们是如何不得不立在老师的小花园里用小石子堆砌一种墙，而老师又是怎样提起长袍，跑着冲向那墙，当然把那墙全撞翻了，尔后他又是怎样为了我们的墙修得不好而狠狠地责备我们，以至于我们号哭着四散奔去找我们的父母。一件极小的事情，可是却很典型地表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5岁的卡夫卡

我很幸运，当我二十岁通过小学毕业考试时，长城工程刚好开始。我说幸运，是因为从前许多人达到了他们所能享受到的最高教育后，多少年学无所用，脑子里幻想着最宏伟的筑城计划，却无所事事，四处闲逛，大批人就此潦倒一生。而那些终于以领队的身份加入修城大军的人，哪怕是最低级别的，也确实是当之无愧。那是些对修城进行过许多思考，而且从不停止思考的泥瓦匠，在让民工把第一块石头埋入土中时，他们就感到同工程融为一体了。当然这些泥瓦匠的动力除了一丝不苟工作的欲望外，还有那盼望有朝一日能看到整个长城完工后的全貌的迫切心情。民工们是没有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的，他们的动力只是工钱。级别高的领队们，就是那些中等级别的领队们，对多方面进展的工程也能够有足够的了解，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可是对那些级别低、精神上远高于他们表面从事的工作的民工们，则必须采取另外的预防措施。譬如不能让他们在一个远离他们家乡几百里的荒凉山区几个月，乃至几年之久一块接一块地堆砌城砖。这种艰辛的，然而就是劳累一生也无望达到目标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而且首先是会使他们对所从事的工作变得渐无价值。所以选择了分段修建的方式。五百米城墙大约可以在五年中修成，那时，在一般情况下队长们自然已是精力衰竭了，失去了所有对自己、对长城、对世界的信任。所以当他们还处在欢庆一千米城墙合龙的高昂激情中时，就把他们派往很远很远的地方。旅途中他们不时在这里或那里看到耸起一段段已经完工的城墙，他们经过级别更高的领队们的驻地，接受向他们馈赠的荣誉勋章，他们听到从内地省份涌来的新的劳动大军的欢呼，看到大片森林被砍伐用来做修墙的脚手架，看到一座又一座山被凿成城砖，他们在神圣的宗教场所听到虔诚的信徒咏唱，祈祷长城的完工。经历了这一切，他们的焦躁心情渐渐平息下来。他们在家乡住上一段时间，那里安静的生活使他们恢复了体力。所有修城工人享有的威望，人们聆听他们报告时所表现出来的笃信和恭敬，普通安分的百姓对长城终会完工怀有的信任，所有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灵之弦。于是，像永远希冀着的孩子那样，他们向故乡告别，重新投身全民工程的心情已是急不可待。他们假期未满便提前返回，半个村子的乡亲远远地送他们上路。一路上到处都是人群、彩旗。在这之前他们从未看到过他们的国家是这样的辽阔、富饶、美丽和可爱。每一个同胞都是兄弟，修一道防御的长城就是为了他们，而他们则尽其所有，以自己的全身心终生感谢。统一！统一！胸贴胸，跳起民众的轮舞，热血不再被禁锢在每个人微不足道的躯壳内，而是甜甜地奔流着，却又是反反复复地循环在广阔无垠的中国大地。

《中国长城建造时》西班牙版本书影

也就是说这样来看的话，分段修建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大概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我在这个问题上耽搁这么久也不足为怪，这是整个长城工程的核心问题，虽然乍看起来它似乎无关紧要。如果我想介绍一下那个时代人们的想法和经历，而且又要讲得明白，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怎么深究都不为过。

首先我们大概还是得承认，当时人们所付出的努力不逊色于修建巴别塔的时候，然而在敬神方面的表现，至少按一般人的看法，却恰恰与那次建筑时相反。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长城工程的开始阶段有一位学者写过一本书，书中他很详细地做了这样的比较。他试图证明，巴别塔绝不是由于一般公认的原因而未能竣工，或者至少在这些已知的原因中没有包含最重要的原因。他的证明材料不仅仅有文献和报告，而且他还自称实地做过调查，调查中发现，塔的建造失败在，也必然失败在地基太弱上。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时代当然要比那早已逝去的时代优越得多。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学过泥瓦匠，在打地基问题上是内行。可是那位学者想说明的并不是这一点，他断言，只有长城才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一座新的巴别塔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先修长城，然后再建塔。

《巴别塔》

老彼得·勃鲁盖尔，1563年

现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这本书当时广为流传，可是我承认，直到今天我还不大明白，他是怎样设想那塔楼的建造的。本身连个圆都不是，而只是一种四分之一或半圆的长城，能成为一座塔楼的基础吗？这恐怕只能是指精神方面。可是那又为什么要修长城呢？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几十万人劳瘁和生命的结果。为什么要在书中绘出修造塔楼的，当然是模模糊糊的草图，做出那些详细入微的建议，即该怎样在庞大的新工程中把民众的力量汇集到一起呢？

当时——这本书只是一个例子——人们的头脑十分混乱，或许正是因为这么多人试图为了尽可能达到一个目的而聚集在一起。人的本性是轻率的，天生就像飞扬的灰尘，忍受不了束缚；如果是自己给自己戴上了枷锁，他就会马上开始疯狂地扯动锁链，把城墙、锁链和自己撕碎，抛向四面八方。

有可能这些同修建长城甚至相悖的想法领导层在决定分段修建时也是考虑到了的。我们——我在这里大概是以许多人的名义说——实际上是在揣摩最高层领导的指示时才认识了我们自己，才发现，如果没有领导，我们的学问和见识都不足以使我们胜任我们在整个伟大工程中所承担的渺小的职务。在领导的工作间里——这工作间在哪儿，谁坐在那里，我所问过的人中，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旋转着大概所有人类的思想和愿望，在相反的方向则旋转着所有人类的目标和满足。而透过窗户，神灵世界的光辉返射在领导人正描着图的手上。

所以，对于不囿于成见的旁观者来说不能想象，领导人们若是真心愿意的话，会克服不了修建一座连在一起的长城可能出现的困难。那么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了：领导们是有意决定分段修建的。可是分段修建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很不实际。再余下的结论便是：领导们想要的就是一种不实际的东西。奇怪的结论！显然是的，但是这一结论从另一方面看却又有些道理。人们今天可以谈起这些也许不至于冒什么风险。而当时许多人，甚至是最优秀的人的秘密原则是，尽己所能来理解上边的指示，但是只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就得停止思考。一个很明智的原则，这个原则还可以通过一个后来常被人引用的比喻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不是因为会对你有害而让你停止思考，而且也完全不能肯定就会对你有害。这里根本谈不上有害还是无害。等待着你的就像那春天的河流。河水涨起来，水面变得越来越宽，更有力地滋养着长长两岸的土地，它保留着自己的本性继续流向海洋，变得同海洋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受到海洋的欢迎。——对领导指示的思考就到此为止。——但是随后河水就会漫过堤岸，失去它的轮廓和形状，减缓向下游的流速，并试图违反自身的规律在内陆续形成许多小湖，损坏成片的田野，可是河水却也不能长久地维持着这种泛滥的状况，而是又重新流回堤岸，甚至在接下来的炎热季节可怜地枯竭。——对领导指示的思考不要到这个程度。

这个比喻在修建长城的时候可能非常贴切，可是对我现在的论述它的准确性就很有限了。我所做的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性的调查；早已消散了的乌云中不再有电闪雷击，所以我可以就分段修建来寻找一个解释，一个要比当时所能令人满意的更进一步的解释。我思维能力的范围已是相当狭窄，而这里要涉及的领域却是漫无边际的。

修长城是为了防御谁呢？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我的家乡在中国的东南部。没有北方民族能在那里威胁我们。我们是从古人的书中了解到有关他们的情况的。读到他们那些由天性所决定的残暴行为，我们会禁不住在自己安静的花园小屋里大声叹息。在艺术家逼真的画卷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可诅咒的脸，看到那大张着的嘴、龇露着的长牙，那细眯着的眼睛，好像已在瞟视着猎物，就待用嘴来碾碎撕烂了。如果孩子们不听话，我们就拿出这些画来给他们看，而他们就会马上哭泣着扑向我们的怀抱。可是关于这些北方民族的情况，更多的我们也就不知道了。我们没有见过他们，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呆在村子里，也就会永远见不到他们，就算他们骑着野马径直向我们扑来，追逐我们。——国土无垠，他们到不了我们这里，他们将四处奔逐，直至烟消云散。

图为16世纪制图师Abraham Ortelius所绘的中国地图，长城旁边的拉丁文为: "Murus quadringentarum leucarum inter montium crepidines a Rege Chinæ contra Tartarorum ab hac parte eruptiones extructus"。即“中国国王在山的边缘建造了一道四百英里的城墙，以抵御这部分鞑靼人的入侵。”

情况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离开家乡，离开那里的河流和桥梁，离开母亲和父亲，离开哭泣着的妻子、需要教导的孩子，到远处的城里去上学，而我们的思想则已飞到了更远的北方的长城呢？为什么呢？去问领导吧。他们了解我们。他们，满怀忧虑，知道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的小本经营，看见我们大家一起坐在低矮的茅屋里，父亲晚上带领家人做的祷告有时令他们满意，有时也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如果允许我这样来想我们的领导人的话，那我就得说，我认为我们的领导层早就存在着了，它的产生不是像那些朝廷的高级官员，这些人会在一个清晨美梦的感召下，匆匆忙忙召集开会，匆匆忙忙做出决议，当天晚上就把老百姓从床上敲起来去执行这些决议，哪怕只是为了举行一个灯会来纪念一位昨天向他们显灵的神，而在第二天早上，灯刚一灭，就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殴打他们。事实是领导层大概是自古以来就有，修长城的决定也是如此。无辜的北方民族以为修城是因了他们的缘故，可敬无辜的皇帝，他以为修城是他的旨意。我们修城的人知道不是这样，可是我们缄口不言。

早在修长城的时候，后来直至今天我几乎只在潜心研究比较民族史——有些问题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触及实质——，研究中我发现，我们中国人有着某些机构异常清楚的民间及国家设施，另外有一些又是异常模糊。探究其中的原因，特别是这第二种情况，一向就是我的兴趣所在，现在依然如此，而这些问题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及长城的修建。

无论从哪方面看，帝国制度就属于我们那些最不明确的机构。当然在北京，乃至宫廷官僚当中对这个问题人们多少还是有些明白的，即使这种明白与其说是真的还不如说是表面上的。高等学堂的国家法和历史老师们也声称，对这方面的事情了如指掌，能把这些知识继续传授给学生。学校的级别越低，不言而喻人们对自己知识的怀疑也就越小，围绕着几百年来留传下来的很少几句名言泛滥着山一样高的浅薄和无知，这些至理名言虽然没有失去它们永恒的真实性，然而在这迷雾的包围中也就永远不会被人真正发现。

北京宫城图

明·朱邦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可是在我看来恰恰是就帝国本身应该问一下老百姓。因为帝国的最后支柱正是他们。这里我当然又是只能谈谈我的家乡。除了土地神以及一年四季为了供奉它们而进行的种种丰富多彩的祭祀仪式外，我们的思想就只围绕着皇帝转。但不是当今的皇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能认识他或者知道一些有关他的事情的话，我们会想到当今的皇上。我们当然——这是我们心中惟一的好奇——一直在试图打听到任何一些这样的事情，可是，虽然听起来奇怪，却几乎没有可能去了解到什么，从香客那儿打听不到，尽管他们云游四方，在远近的村庄打听不到，向船夫也打听不到，虽然他们不仅在我们家乡的小河上航行，而且也在神圣的大江上来往。我们虽然听到很多事情，可是从中却得不出什么结论。

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幅员辽阔，没有一个童话故事能涉及它，就是天空也几乎遮不住它，——而北京不过只是一个点，皇宫不过是点中之点。皇帝本人当然又因为是居于世界大厦的顶层而高大。可是那活着的皇帝，像我们一样的人，却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沙发榻上歇息，这床榻虽然算是相当宽绰，可是毕竟可能还是又窄又短。像我们一样，他有时伸伸懒腰，如果他很累，他就张着那线条柔和的嘴打呵欠。然而我们——在几千里之外的南方——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我们住的地方差不多已与西藏高原接壤。另外，就算每一个消息能传到我们这儿，可等到了这里也已是太晚、早就过时了的。皇帝的周围拥满了服饰华丽却内心阴暗的侍臣——侍从和朋友的外衣之下隐藏着恶毒和敌意——，这是些同帝国相抗衡的力量，总是在企图用毒箭把皇帝从权力的天平上射下来。帝国是不朽的，可是每一个皇帝都会陨落、倒台，甚至整个朝代会最终灭亡，会挣扎着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些明争暗斗和痛苦老百姓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就像来迟了的人、像乡下佬一样站在挤满了人的小巷巷尾，静静地嚼着带来的干粮，而在市场中央，在远靠前面的地方，对他们的君主的处决正在进行。

《觐见中国皇帝》，弗朗索瓦·布歇，1742年

有一个传说很能表达出这一关系。传说皇上给你个人，你这可悲的臣民，你这渺小的、在皇上的阳光照耀下逃到了最远的远方去的影子，恰恰皇上在临终前从他的卧榻上给你下了一道谕旨。他让使者在榻前跪下，好把这旨令悄悄地说给他。这旨令对他来说是如此要紧，以至于他让使者在耳边再重复给他听。他点点头，表示使者所说的是正确的。临死前他当着全体朝臣的面——一切有碍视线的墙壁被拆毁，在宽阔的、高高向上延伸的露天玉阶上帝国的大人物们围成一个圈——当着所有这些人的面他遣走了使者。使者随即就上了路，这是一个强壮的、不知疲倦的人；他一会儿伸出这条胳膊，一会儿伸出另一条胳膊，在人群中为自己开路；遇到了抵抗，他就指指胸前那有着太阳标志的地方；他快步向前，比任何一个人都容易。可是人是这样多；他们的住宅一间接一间，望不到边际。要是敞开一块空地，他将会怎样的健步如飞，而你就会马上听到他的拳头敲打你的门的美妙声音。可是事实正相反，他是多么白费力气，他依旧还在试图挤出最里层皇宫的房舍；他永远也征服不了它们；就算他成功了，也无济于事，他还得挤下台阶；就算他成功了，也无济于事，还得穿过众多的庭院；而出了庭院则是第二层宫阙；随后又是台阶和庭院；又是一层宫阙；就这样几千年地延续下去；就算他终于冲出了最外面的宫门——然而这永远永远也不会发生——，横亘在他面前的还有整个的京城，这世界的中心，密密麻麻地居住着社会最底层的沉渣。没有一个人能从这儿冲得出去，更不用说还揣着一个死者的旨令。——可是，每当傍晚降临的时候，你却坐在你的窗前，梦想着这个谕旨。

徐显卿宦迹图（楚藩持节）

明·余壬、吴鉞绘制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我们的人民正是这样看待皇帝，这样的毫无希望而又充满希望。他们不知道正在当朝的是哪个皇帝，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存在着怀疑。学校里学生们按前后顺序学习着许多有关这些朝代的知识，但是人们普遍对此感到没把握，以至于连最好的学生都受到了影响。早已死去了的皇帝在我们的各个村庄里被认为还在当朝，而那个仅仅活在歌谣中的皇帝不久前却发来了一道诏书，由牧师在祭坛上宣读。我们最古老历史上的某些战役现在刚刚打响，邻居满脸兴奋地带着这个消息冲进你的家里。皇妃们倚靠在丝枕上，在狡诈侍从的诱惑下忘掉了贵族的礼仪，她们统治欲膨胀，贪婪粗暴，荒淫无度，她们无休止地一再干着坏事。时间过去得越久，她们的种种恶行在人们的眼里就越显得可怕。终于有一天，当村民们听到一个皇后是如何在几千年以前大口地吮吸她丈夫的血时，才不由得大放悲声。

人民就是这样对待过去的统治者，却把当今的君主们同死人混在一起。假如人的一生中能遇到过那么一次，一个在省里巡视的钦差大臣偶然来到我们的村庄，以执政者的名义提出一些要求，审查税单，在学校里听课，并向牧师询问我们的作为，然后在登轿之前将所有这一切归纳进他的长篇训话，向被赶拢来的村民们宣读。那时大家的脸上便掠过一丝微笑，人们偷偷地相互看看，或者向孩子们俯下身去，为了不让那钦差大臣看见自己。他们在想，他怎么谈到一个死人像在谈一个活人一样，那个皇上不是早就死去了吗，那个朝代也是早就灭亡了的，这位大臣先生在笑话我们，可是我们得装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现，好别得罪了他。我们真正服从的只有我们眼前的君主，因为若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犯罪。在那钦差大臣匆匆离去的轿子后面，人们随便从一个早已腐烂了的骨灰盒里扶起来的一位，跺跺脚就晋升为一村之主。

17-18世纪法国的“中国风”挂毯，描述“皇帝的旅行”

与此相似，我们那儿的人在一般情况下也很少受到国家变革、各个时代战争的影响。这里我想起了发生在我青年时代的一件事情。在一个邻近的，可当然还是相当远的省份爆发了一次起义。原因我记不起来了，在这里也不重要，起义的原因那个地方每天都会产生，那是一群好激动的民众。一次，一个途经那个省的乞丐把起义者的一份传单带到了我父亲的家。那天正是一个节日，我们家里坐满了客人，牧师坐在房间的正中央，仔细地看那传单。忽然大家都笑了起来，那一纸传单在喧闹中被撕得粉碎，那个乞丐，当然已得到了丰厚的馈赠，被推搡着赶出门外，大家四散开来，各去安排自己轻松愉快的一天。为什么呢？邻省的方言同我们的区别很大，而这也表现在书面语言的某些形式上，在我们听来就有点古文的味道。牧师还没读完两页，人们的结论就已经下了。老掉牙的东西，早就听说过了，那些痛苦早就不再放在心上了。虽然——我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是这样——乞丐的身上明明白白地显示着那可怕的生活，人们却笑着摇摇头，什么也不想再听。在我们那儿人们就是这样情愿忘掉现实。

如果有人想根据这些现象得出结论，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皇帝，那他离真情也就不太远了。我必须一再声明：或许没有比我们南方的百姓更忠实于皇帝的了，可是这忠诚没给皇帝带来什么好处。虽然在村口的小柱子上蟠踞着一条神龙，有史以来就朝着北京的方向喷吐火焰，表示忠心，可是北京本身对村民们来说要比来生来世还陌生得多。真有那么一个村庄，那里的房屋鳞次栉比，一望无际，比站在我们村里的小山上望得到的还要远，街上昼夜人头攒动吗？对我们来说与其想象一座这样的城市，还不如相信，北京和皇帝是一回事，就像一片云，在阳光下随世纪的更迭静静地浮游。

这类看法的结果则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和无约束的生活。绝不是放荡不羁，在我众多的旅行中我还几乎从来没见到过像我们家乡那样纯洁的道德风尚。——然而这却是一种不受任何一条当今法律制约的生活，只信服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训诫和铭文。

我不想一概而论地断言说，在我们省一万个村庄里，甚至在中国所有五百个省情况都是这样。可是或许我可以根据我就这一题目读过的许多文章及我自己的观察——特别是在修建长城的时候，人这种原材料使敏感的观察者有机会在几乎一切省份人们的心灵中遨游——根据所有这一切我或许可以说，关于皇帝存在着的看法各处同我们家乡的总是有着某种共同的特征。我绝不是认为持有这种看法就是一种美德，正相反。虽然产生这种看法主要应由政府自己负责，它至今都未能在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或者是因了别的事情疏忽了就帝国的机构建立起一个明确的体系，从而也能使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处于其直接的和不间断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这里也存在着人民在想像力和信仰力方面的弱点，他们未能把帝国从北京的梦幻中活生生地、真实地拉到自己臣民的胸前，虽然臣民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哪怕只感觉一次这种接触，沉醉于这一幸福之中。

也就是说这种看法算不上一种美德。然而更为奇特的是，恰恰这一弱点却似乎是统一我们人民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的，如果允许我这样大胆地说的话，这种看法恰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在这一点上详加论述，批评责难，那不是在向我们的良心呼吁，而是要糟糕得多，那是在摇撼我们立足的根基。所以我在调查这个问题时暂时不想再深究下去。█

本文选自《卡夫卡小说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推文中下划线为原书所加。

编辑 丨李昊玮

校对 丨戴玲娟

审核 丨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