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勋先生纪念专题（一）｜应星：略论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内在关联——纪念苏国勋老师

策划人/孙飞宇

苏国勋先生于1942年出生于北京，2021年因病归于道山。先生毕生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献身于社会理论的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建设，生前曾担任《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副主编，曾经长期担任《国外社会学》的主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理论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兼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生在八十年代以韦伯研究为标志的工作，开创了中国社会理论界思考和研究西方社会理论的先河。《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作为社会学重建以来最重要、最杰出的学术成果之一，影响力超出了社会学界，在更为广泛的中文知识界也都享有盛誉。先生毕生的工作以西方社会理论为主，在研究、翻译和文选汇编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晚年，先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社会理论研究，从理论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建设。  

先生毕生以书生自许，以教育为己任，除了痴迷于学问之外，还在多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呕心沥血，桃李天下，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社会理论研究人才。先生生平为人真诚，嫉恶如仇，淡泊名利，一心向学，以赤子之心、率真之性情而闻名于学界。其为人为学，都足称世人学界之楷模。

为了感念苏国勋先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2022年2月19日，于苏国勋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召开了“苏国勋先生纪念研讨会”。与会的学者师生们追念苏先生，并且对苏先生的学术思想展开了多种角度的讨论。与这一会议相呼应，北京大学社会理论中心主编的《社会理论学报》于2022年春季号编辑出版了“苏国勋教授纪念专题”。

“社会理论”公众号汇集了两次纪念活动的材料，将推出“纪念苏国勋先生纪念活动”，以期学习苏先生思想，重温先生的教诲，传递先生的薪火。

苏国勋（1942—2021）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文/应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聘教授

摘要：本文对比了社会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在经典理论时期与现代时期迥异的关联形态，强调了两者之间建立内在关联的重要性，批评了中层理论对这种内在关联性的破坏，并展示了以苏国勋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社会理论家在重建这种关联上的重要努力。作者通过自己在研究实践中所受到的这种鼓励表达了对苏国勋的纪念。

关键字：社会理论、经验研究、苏国勋

我是苏国勋老师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然而，我在苏老师的师门里多少是一个异数，因为苏老师毕生从事的是社会理论研究，他的其他弟子大多数以理论研究见长，只有我一直以经验研究为主——早期从事田野调查，现在致力于历史研究，很少直接处理理论论题。然而，苏老师从来就对社会学中所谓“理论”与“经验”的二分不以为然，他对我的研究尤其是博士论文的研究是极为支持的。因此，我想在这篇短文里非常简略地谈谈社会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内在关联，以此表达对苏老师的感恩之意和悼念之情。

在社会学得以奠基的经典时代里，从来就没有所谓理论与经验的二分。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托克维尔，无论是孔德还是马克思，无论是韦伯还是涂尔干，他们为社会学这门学科所创立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原则，是与其对现代性问题的经验研究密不可分的。[1]

社会学这门学科从哲学和社会哲学中脱胎而来，然而正是“反形而上学”确立了她的基本特性。经典社会学家一方面尝试将现代性最重要的经验问题——工业化、民主化、资本主义化和理性化提升到整全性的层面来思考，另一方面，这种提升又是完全嵌入在他们对这些经验问题的具体研究中的。

在此仅以韦伯为例。韦伯以“社会行动”和“理解”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学概念，以“合适的因果关系”和“理想类型”的构建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学方法，以西方独特的理性化问题及其张力作为最核心的理论议题。他的这些概念、方法和议题是与其对经验和历史问题的具体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2]无论是他早期关于西欧古代农业史的研究，还是他后期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挖掘以及对世界诸宗教文明形态的比较历史研究，抑或是他晚年未曾最后完成的《经济与社会》，既是经验研究的典范之作，又是其理论所蕴身之处。

比如，今天我们一般认为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中的“总前言”、“比较宗教学导论”以及“中间考察”这三篇文章是他的理论关怀最有代表性、也最重要的表述，然而，这种更为“纯粹”的理论性表述在韦伯的煌煌巨著中仅占很小一部分。[3] 实际上，这些“理论”仅仅是前置或穿插在他对世界诸宗教文明形态的比较历史分析中。如果没有这些以极其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经验研究，韦伯所谓的理论贡献无异就成了空中楼阁。

韦伯博士论文《中世纪商业合伙史》第一版封面

总的来说，在经典时代，既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界，更不存在社会学内部的理论和经验之分。像韦伯这样的经典大师毕生所关心的是这类的问题：

“身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在研究普遍历史问题时，都会必然地和正当地铭记如下特殊问题：各种情境因素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起来产生了那些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的，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至少我们倾向于认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4] 

而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既是理论导向的，同时又是以经验和历史为基础的。

社会学的“理论与经验”之分主要是在20世纪的美国成型的。韦伯在晚年已经意识到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成长之道的“制度化经营（Anstaltsbetrieb）”模式对现代大学和学科的深刻冲击。[5]在这种“经营”下，社会学到美国社会得以真正确立了学科地位。而这种确立的前提则是划定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界限所在，社会学下面的分支学科也在壁垒分明中各据其位。由此，“社会理论”转化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又与根据经验研究对象界定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如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等等）”区分开来。[6]

在美国社会学重新安置理论与经验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两次关键的转折点。第一次转折点是帕森斯所构建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型，后来被米尔斯称为“宏大理论”。[7]尽管帕森斯的社会理论模型实际上打着明确的经验烙印——即二战后美国以中产阶级、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社会为中心的价值观。[8]然而，帕森斯的理论刻意作了去经验化、去历史化的抽象，在他笔下更多见到的是一个模糊的“现代社会”或“社会系统”。[9]

第二次转折点是默顿所提出的“中层理论”。默顿基于对帕森斯的“宏大理论”的不满，希望用“中层理论”来打通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壁垒，为经验研究找到可操作的理论引导，同时也使理论研究奠定稳步前行的经验基础。[10]

帕森斯（左）和默顿（右）

然而，“中层理论”提出后产生了一个“预料外的后果”[11]：它本想连通理论与经验，结果却是将理论与经验远隔开来。因为无论是经典理论，还是现代的“宏大理论”，均被肢解为碎片化的中层理论，经验研究只需与中层理论对话，而无须返回那些似乎复杂性有余、科学性不足的经典理论体系中去。

在中层理论的观照下，韦伯固然还有重要地位，然而，他的重要性是体现在宗教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组织社会学、法律社会学这些林林总总的二级学科的理论中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美国社会学中到处见到韦伯作为宗教社会学等等这些所谓社会学二级学科的理论先驱的侧影，然而却很难见到韦伯社会理论本身。似乎韦伯理论如果不经过中层理论这种“化约复杂性”[12]的加工处理，就没法验明其科学性的正身。而经过了这种加工处理，韦伯的重要性已更多沦落为功能性的：成为代表各种不同的一般性约定的符号，简化并使理论讨论变得容易而已。[13]

在美国社会学“后帕森斯时代”的布局中，无论是经典理论，还是宏大理论，都被边缘化了，经验实证取向的研究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它们倒也并不是一概排斥理论，而是只需要在中层理论的范畴里进行对话与传承即可。默顿当年在提出中层理论时曾期望社会学能实现逐步的积累和进步，犹如物理学从开普勒时代起步慢慢迈向牛顿时代和爱因斯坦时代，[14]然而，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放眼望去，美国社会学依然只见大大小小的开普勒，而绝然不见牛顿和爱因斯坦诞生。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学界，除了极少数人还坚持从事“纯理论”研究外，绝大多数人都从事的是经验研究，中层理论看起来是两者的桥梁，其实是两者的藩篱。[15]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目录单

其中收录苏国勋老师的文章《马克思·韦伯与“资本主义精神”》

而理论和研究的二分传到了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社会学是一门源自西学的学科，到中国社会学1980年恢复重建时，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理论研究变成对西方既往社会学家特别是具有明确理论取向的社会学家的研究，即理论研究变成理论史研究，其意义犹如辨析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伪古史和理论层累遗失的真古史。[16]而经验研究成为服务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追踪中国当下经验现实的研究，随时变从最初的社会问题研究逐渐走向社会转型研究和社会建设研究。在这种布局之下，做理论研究的容易高高在上，嫌经验研究浅薄，陷入主观主义而难以自拔；而做经验研究的又常常自以为脚踏实地，嫌理论研究迂阔，而奉实证主义为圭臬。[17]其实，这两者各有所偏，如果不能摒弃陈见，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势必带来消极的影响。

所幸苏老师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诞生的第一代社会理论家。他所开创和引领的社会理论研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一方面，他跳过美国的宏大理论和中层理论，直接诉诸于以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理论。尽管他对韦伯的研究起步于国人对社会学知之甚浅的1980年代，然而，他当时的研究就已经绝非简单的知识引介和梳理，而是实质问题的追寻。他对韦伯所述理性化及其张力的理解是紧扣住其宗教比较历史分析线索的。因此，他始终强调社会理论的经验属性和“诠释性理解”属性这双重属性，他所理解的社会理论是穿梭在经验环境与形而上学环境之间双向往复的运动。[18]

另一方面，他对韦伯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到他晚年更是倾其全力将韦伯的思想遗产融合、打通为中国本土的思想遗产。[19]也就是说，他是带着中国的当下经验感进入韦伯，又带着韦伯返回中国社会现实的，因此，对他来说，本无所谓的“理论”与“经验”的二分，他也一直在尝试从西学理论史的研究走向中国本土社会理论的构建。

为此，他不惜在两条战线同时开战：一条战线是直指“社会学的社会工作化”问题，批评社会学经验研究中对理论重视不够、吸纳片面；另一条战线是批评那种坐而论道、目空一切的理论，赞赏布罗代尔和埃利亚斯式的研究，既能把经验事实讲得非常细致、具体，比一般史学还要细致得多，同时又恰恰能展现出总体性的维度。[20]作为一个对韦伯思想深得其味的理论家，苏老师把理论与经验的融通看成是社会学研究的至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利用到俄罗斯和美国的访学机会，把对基督教和东正教的田野考察与其理论思考自觉地结合起来。[21]

2018年“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思·韦伯”国际研讨会合影

（居中者为苏国勋先生）

而当我提出博士论文要做大河移民上访的研究时，苏老师不仅不以为非，反而大加赞赏，甚至亲自下到我的田野地同作访谈。苏老师对我的支持绝不仅仅是出于一个有大爱的师长对学生的宽厚、信任和爱护，更是出于他对社会理论与经验研究内在关联的理解。尤其是当我的论文最后呈现出一种似乎纯粹“讲故事”的形态，[22]不仅完全不像理论研究，而且也迥异于常见的经验研究样式时，苏老师也是欣然悦纳。他从来没有对我提出过这样的疑虑：这种“讲故事”还算不算社会学研究？别人第一眼望去产生的这类问题，对苏老师来说完全不成为问题。他深知社会理论既可以是论说的，也可以是故事的。就像他所熟知的亚里士多德的“独白论说”和柏拉图的“戏剧对话”都同样是哲学作品一样。当然，我的大河研究离理论和经验真正的融合研究还相差甚远。但对苏老师来说，至少这种探索的方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我后来自己作了一些总结。

首先，从田野工作的性质来说，田野工作具有实证性格与人文气质的双重特性，所谓“田野工作的想象力”介于科学的探究与艺术的想象之间，需要将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紧密结合在一起。从田野与理论的关系来看，田野研究的基本问题既不是从经验现实中直接生发出来的，也不是从中层理论中推演出来的，“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空间实际上是由经典理论的问题域给定的；只是，在实际进入田野后，理论的力量需要完全融化在对经验现实的敏感中。

其次，从叙事的写作风格来说，“故事”是“讲”出来的，而“讲”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的运用，而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展现，是作者理论关怀之所系。无论是材料详略的取舍，还是叙事框架的确定；无论是对事件关联的判定，还是对人物心迹的捕捉；无论是对叙事张力的呈现，还是对人物臧否分寸的把握——这一切都要依凭我们的问题意识。在讲故事中需要体现足够强大的张力，容纳足够复杂的关系，展示足够微妙的细节，将理论的力量完全融化在故事看似“自然”的呈现中。[23]我的这些想法虽然并没有和苏老师作过多的交流，但从他当年毫不犹豫地支持我的田野工作和写作方式来看，他一定是对此“心有戚戚焉”。

应星 著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1年

而当我后来转向中国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时，苏老师同样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对他来说，发生学的因果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本就是韦伯所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的基本研究工具。而我倡导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正是要通过复杂的历史叙事来理解和揭示韦伯所谓“适合的”因果机制。这种分析策略将社会理论的分析锋芒完全隐身在历史叙事之中，通过对各种路径依赖的、兼具普遍性与偶变性的事件的还原，来理解和揭示在时间上异质性的、在层次上多重性的因果机制。这种分析方法是要把预先存在的结构条件（文化、社会、人口和经济）、时机性的条件以及带偶变性的行动策略这三个层面同时展示出来。

从某种角度说，它扼要地再现了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以三种不同的时段为基础所区分出的三类历史：结构史，与之相连的是对变化极其缓慢的地理、社会和心态结构的长时段研究；局势史，与之相连的是对几十年内的经济和人口周期的中时段研究；事件史，与之相连的是对突发政治事件的短时段研究。但是，布罗代尔的史学完全抹掉了事件的重要性，将分析焦点集中在中、长时段尤其是长时段上。而我倡导的事件社会学则要把事件重新放进来——人的行动在事件中可以重新塑造预先存在的结构和局势，结构、局势和事件也因此结合在一个多重的起因世界中。

从我所关心的实质问题来说，则从韦伯那里获得了更关键性的启发。韦伯从世界各大宗教所代表的诸文明及其伦理的比较出发，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因素，尤其是新教徒的精神气质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联；从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史出发，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制度结构，尤其是官僚制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的核心地位。这种研究思路启发我去研究一种文明在革命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制度结构以及这种文明的价值担当。也就是说，思考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种结构和气质与中国传统文明之间有着怎样的交互影响？这种结构和气质是如何影响中国革命实践的，又给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留下了怎样一种复杂的历史遗产？[24]如前所述，苏老师曾对布罗代尔的研究表达了高度的认同。虽然我在事件的重要性问题上批评了布罗代尔，但我的研究依然体现了对布罗代尔融合三个时段分析的追求。我相信，苏老师看到我的这些思考时应该是会心一笑的。

早在1989年，苏老师就大声疾呼：

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截然对立的做法，既在学理上站不住脚，又不符合社会学史的事实，更有悖于当代社会学不同理论和方法论之间共存和不断融合、综合的发展趋势。只有坚持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才是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之路。[25]

时至今日，我们作为后学，应该一方面继续深入推动社会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另一方面也要大力推进从西方社会理论史研究向中国社会理论建构的转变，推进社会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及历史视野三者的有机融合。也许，这是我们对苏老师的精神遗产最好的继承方向。█

本文原载于《社会理论学报》2022年春季号。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秉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2]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90–494；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载于《韦伯：

法律与价值》，李猛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11–241。

[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

[5] 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李康译，载于《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李猛编（北京：三联书店，2018），7。

[6] 叶启政，《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8），1–78；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王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8），313–365。

[7]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3。

[8] 明赫，〈美国与欧洲的社会理论：文化特性与理论生产的社会形式〉， 应星译、苏国勋校，《国外社会学》第二期（1998），18–29。

[9] 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Talcott Parsons,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6).

[10]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南京：译林出版 社，2008），50–89。

[11] 不无讽刺性的是，“意料外的后果（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这个概念正是默顿本人所提出来的。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30–131。

[12] 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

[13] 亚历山大，〈经典文本的中心地位〉，赵立玮译，载于《社会理论》第 2 辑，苏国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98–199。

[14]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60。

[15] 应星，〈经典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一个批评性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二期（2021），46–68。

[16]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8。

[17] 苏国勋，〈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之路——坚持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载于《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苏国勋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1。

[18] 熊春文，〈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三十年——苏国勋先生访谈录〉，载于《社会理论：现代性与本土化——苏国勋教授七十华诞暨叶启政教授荣休论文集》，应星、李猛编（北京：三联书店，2012），4。

[19] 苏国勋，〈马克斯·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载于《社会理论：现代性与本土化——苏国勋教授七十华诞暨叶启政教授荣休论文集》，45–114。

[20] 熊春文，〈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三十年——苏国勋先生访谈录〉，载于《社会理论：现代性与本土化——苏国勋教授七十华诞暨叶启政教授荣休论文集》，15–19。

[21] 苏国勋，〈学问即生活〉，载于《重建中国社会学》下册，周晓虹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695–699。

[22]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2001）。

[23] 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第一期（2018），30–53；应星，〈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再反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第四期（2016），59–63；应星，《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三期（2006），71–75。

[24] 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第四期（2016），1–39；应星，《政党治理传统的实践逻辑》，《学海》第四期（2020），74–82。

[25] 苏国勋，《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之路——坚持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载于《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苏国勋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1。

编辑 丨周天佑

校对 丨熊凯歌

审核 丨李昊玮、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