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行丨渠敬东：我的老师，我的世界——怀念苏国勋先生

文/渠敬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今天早上，苏老师走了。

赶往医院的车上，老师的样貌一帧帧地涌来，止不住。到了医院，抱住师母，一阵阵难过的泪水落下来，止不住。

苏国勋先生及其夫人谷平兰女士

恩情之事，最让人欣慰，也最让人心痛。师如父，只有再也见不到的时候，才发觉老师的恩情最真、最切。此时的情形，让我想起当年钱宾四先生离世，严耕望先生想起钱师曾说过的一句话：

“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亲爱的老师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去亲爱他，这是内心的伤悲处。老师再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了，再不会把他的才思和恩情交给我们了；他似乎定格在了那里，一切似乎已经终止。可回忆再造的生命，却会永远继续下去，老师植入在我们心底里的精神，会一直传递下去。

人的真正的生命，是由一桩桩往事连带而成的；往事不朽，是因为老师身上那些最明亮的光和色彩，会时常油然而现，并刻出最深的烙印，无法磨灭。

晚年的苏国勋先生

第一次见苏老师，是1995年，到今天足足有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的时间，一个人可以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二十六年的时间，也足以让一个人在老师的教诲下，在学问上有着同样的成长。可是说到老师的哺育，时间要更长。

中学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逛书店，书架上有几套醒目的丛书，都写着“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字样。那时候，知道在每本书里，都有一长串学者的名字：甘阳、苏国勋、刘小枫……各种书的名字也因抽象晦涩而引人好奇：《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悲剧的诞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小时候的书，都是因为敬仰而买的，买来也看不懂，最多只是前言后记，可是印记是烙下了。人和书，都高不可攀，像是有雪的山，纯净而高远。不管怎样，它们都是路标，值得崇敬，也值得憧憬。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丛书，苏国勋先生为编委会成员

后来去复旦求学，从哲学和社会学那里学了些知识，才有了真勇气，一本本地去读。那时候的校园风气，也是由这些学者、这些书引领的；无论南北，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历史与现实中的大问题、难问题，还有永恒的问题。还记得，当时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定要与苏老师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配合着读，要知道，这是中国学者最早也是唯一论述韦伯思想的论著。书拿在手里，感觉也是特别重的，丝毫不敢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读，而是满怀敬意、逐字逐句地读，甚至拿着尺子在字里行间画出笔直的线来……

我不知那时候是否读懂了老师的书，但今天回想起来才明白，也许对于读书来说，“敬”字和“懂”字同样重要，心中没有典范和尺度，懂了又如何？后来多少次搬家，读书笔记早就不见了，至于当时究竟记得了多少韦伯或老师的说法，是说不清了，可是读书的劲头，特别是老师著作带给我的砰然心动的感受，却在记忆中一往如新。特别是第一章第三节“以行动化解紧张”中的某些段落，与一个年轻人的心紧紧呼应着，直到今天，似乎都能够听见喘息的声音。那是学问和思想最源始的音响，始终有一种召唤的力量，甚至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它的律动反而更强。

1995年，因为有这样的感召，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来北京读博士，而且非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不可。要来，就得通过招生考试。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博士理论试题是苏老师出的，可打开卷纸的那一刻，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我大致记得，论述题有两道：一是问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学说”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二是问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对于理解二十世纪社会理论的转化有何影响？坦率地说，这样的题目在今天的招生考试中是不敢出的，因为大家都怕招不来学生，学问早就被以结果为目标的制度绑架了。可那个时代，以苏老师为代表的学者们没有什么妥协的心态，学问本来就是照直了说的，何必在意太多？当时，沈原老师刚刚从理论室去了科研处当处长，大老远跑来研究生院，就在考场里来回溜达，背着手仔细端详每张卷子，恐怕是惹得考生们烦透了。可我明白，沈老师是太想招到人才了，急得冲到一线上，恨不得紧紧攥在手心里的样子，那样的神情我会记得一辈子的。反观今天，当学校里已经很少见到这样的神情时，曾经经历过温暖的我，也真是觉得烦透了。

也许是因为读过哲学吧，我考得还好。第二天，还没开始判卷，沈老师就把消息传给苏老师了。接下来，就是苏老师的“召见”。当时，我的导师李汉林教授还在美国访学，苏老师大概是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位找我谈话的前辈了。是的，我记得，清楚地记得，那天走进理论室的办公室，苏老师坐在最里面，回过头来，很魁梧的身材，特别和蔼，眼神却是有光的。是的，我记得，清楚地记得，那就是我来北京之前脑子里浮现过多少次的老师的样子，那就是一位让我一心想成为的那种学者的样子，亲切而有力、纯然而犀利，既是一位长者，骨子里又透着年轻的气息，既让人心生敬意，又会让人盼着去接近他……

苏老师和我聊的，都是家常，一点不让人紧张。我很快发现，研究室来来往往、串来串去的人特别多，而且来的人也都是嘻嘻哈哈、扯来扯去。沈原老师考场里是一本正经的，研究室里却没个正形，一口一口地“苏哥”叫着，而苏老师却反过来把小他好多岁的沈老师称作“沈爷”。研究室就像个贸易集散地，几乎聚集了整个研究所的活气。我能感觉到，这生动活泼的气氛，都缘于苏老师的为人，还有学问，同事们敬重他，在他面前也是最放松的。

苏国勋先生在学术会议上发言

接下来，苏老师跟我说了一件正经事，叫我从下周起，每周二都来，参与编辑《国外社会学》，翻译一些理论文章。说实话，这让我大为吃惊：考试还没有最终结果，他却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博士本是来读书的，突然又有了一项工作。但就在面前，终得一见的苏老师，他的事业、他的书和他的人，不能不叫我完全信赖他，追随他，听他的话；我已经感觉到，他说的话，他所指出的方向，就是我的未来，勿需一丝置疑。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愈加晓得，我们学术上的生命，都是老师给的。不过，正因为这种生命，不是身体而是思想上的，所以真正的学术生命不是照着老师的路径依赖，对着老师畏首畏尾，循着老师亦步亦趋。人总要成家立业，真正的老师，是要教着你、望着你去成家立业，给你手艺，给你想法，给你见识，给你空间，给你他所能给你的一切，盯着你去追寻自己的一切。这就是苏老师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告诉我的，老师应有的样子，也让我觉得，做老师这样的老师，有多么值得，多么快乐，甚至多么过瘾。

回想起来，老师的教诲，有好多个方面，好多个层次，需要细细地体会和品味。一是花功夫学手艺，而且手艺是从实处练就的。《国外社会学》是苏老师一手创办并坚持十几年的杂志，与《社会学研究》并行成为社会学研究所两大主要期刊。《国外社会学》坚持译介国际社会学当代思潮和流派，是当时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得以汲取营养、给予充分关注的思想平台。苏老师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在这份期刊中，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现象学、年鉴学派、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新功能主义、理性选择学派、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等等均得到过丰富的呈现，哈贝马斯、吉登斯、福柯、埃利亚斯、布迪厄、格尔茨、萨林斯等当代思想家的著名篇章都被译介出来，甚至有些人物和著述是国内最早的引入。另一方面，苏老师将国内各大高校，甚至港台海外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学者，以及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聚集起来，为八十至九十年代推动中国社会思想的建设和发展不遗余力，也锻炼出了众多的青年学人，使社会理论成为了一种风行的思潮。可以说，今天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无论理论还是经验的，其思想基础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苏老师可谓居功至伟。

《国外社会学》期刊参考资料，1983.3-4

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理论的手艺也是借此而成型的。在研究室里，我们既做编辑，也做译者，既改别人的译稿，也把自己的译稿拿给别人来改。苏老师每期都亲力而为，常常把我的译稿改得满花，也通览我的编辑稿，指出概念、用语、表述和理解等各方面的问题。说实话，“编”中学，“译”中学，“做”中学，是理论训练的法宝。

“编”，既可看出学问共有的问题，又可博采众家之说，进行对比发现，思维上不会陷入死胡同里。“译”，则一板一眼，不容马虎，概念的斟酌，逻辑的理解，表述的顺畅，都是逐字逐句推敲来的，非读书可比。“做”，意味着编前编后各项事务，都必须周期完成，定时出刊，这是硬性任务，不可随意拖沓；另外，与学者的往来，则有另一番的吸引力，脾气性格，各色人等，都需要辨认拿捏，和气相待。苏老师的这些意图，从不明说，可真正体会到，才知他用心的良苦。其实，老师做着给你看，不觉之中便有了觉，不由师傅带，批量生产的学问，也便无从学也无从问了。对我而言，若没有几年的如此训练，后来哪敢去做涂尔干的编辑整理翻译工作？！练就一番手艺，是从学的第一步，后来写卢梭《爱弥儿》的相关部分，脑子里闪现出的都是老师批改的稿子。

在专门的领域里，手艺大体上差不多，可学者的修养这件事，就因人而异了。说实话，理论室谈工作的时间是不多的，大多时候都是在聊闲话。可想要闲话不“闲”，就得对“路”，还得甚“欢”。与苏老师的交往，让我常常觉得，人们常说的师生关系，只有“师”还不够，必须还要有“友”的成分；师生之间，没有共情，或是同好，总会差了一层。苏老师为人豁达、温厚、满面的阳光，跟他说话，永远不用去猜，也不必躲藏。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自然也让我养成了习惯，说什么就是什么。谁不信，都可以试试，只要有这个前提，所有的聊天都会饶有兴味。后来跟苏师母说话，也这样，其乐融融，好不自在。

苏老师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过来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一次，我兴致盎然地聊起帕瓦罗蒂，没曾想，苏老师呵呵一笑说：“‘文革’前我现场听过。那时候一票难求，我有眼福的。”现在还能想起苏老师当时的神态，是有些得意在里面的。我少不更事，总觉得这些见识都是属于我们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的，可很多我觉得新奇得妙不可言的东西，老人家早就享受过了。苏老师学俄语出身，俄罗斯的小说、音乐、芭蕾如数家珍，后来通了英文，西欧美国的各类文化也是信手拈来。真是太愿意跟他聊天了，你说的话，他都接得住，再娓娓道来，他说的话，你即便是似知非知，也突然会来了“知”的兴趣和热情。况且，他聊天的动静很大，还时常比手画脚，激情喷张，不被他的磁场吸引过去才怪。

社科院的工作，不像现在每个人都像个公务员似的，忙来忙去空余一身。那时候，每周上一天班，还可迟到早退。一周六天在家里，虽有事情可干，也是憋得发慌，常常一个人对着屏幕，加入到电视剧的情节对话之中。就盼着周二，盼着中午签到后让苏老师请客聊天。那时候四川办事处还挺土，属于大脸盆盛米饭那种，一到十二点钟，“老苏”就像社会老大，招呼人去吃饭喝酒，众多小弟都大呼小叫地跟着，场面很是壮观。中午的聚餐，实际上是一场“筵席”，也可以说是“节庆”，一喝便到下午三四点钟，直到小二轰人为止。

苏先生和他的学生们

这是真正的筵席，无话不谈。先是说所里的事，然后是院里的事，最后是国家和国际的事，好多都是道听途说的，范围越是扩大，靠谱的可能性就越低。一开始是互通消息，然后就开骂了。一周骂一次，是最健康的体育活动，而且，常常也不是因恨而骂，就是图个乐而已。席间，品评时事、传递八卦、臧否人物往往都是前奏，酒过了三巡，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文化来了。大覃（覃方明）懂得多，学过画画、物理和哲学，经常是主谈，张旅平负责呼应，应星、徐冰和我在旁边敲锣打鼓，苏老师最终升华。而且，不同的时间还会来不同的朋友，话题上就会呵护别人，每每微酣而散。

我常想，若是没有遇到像苏老师这样的学者和朋友，若是没有日常世事中这些欢快的场景，若没有各种各样、色彩斑斓的思考和知识环绕着自己，若是换成了今天年轻人正在遭遇的冷冰冰、阴沉沉、苦哈哈的评估制度，我还会不会选择这样的职业。这并不是说，学问不是件苦差事，苏老师熟读韦伯的书，他必然知道像韦伯那样孜孜以求、踽踽独行的学术道路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从没有天然地觉得学术研究只是苦行僧们的行当，若是学无所乐，怕是孔子百分之一的想法都领会不到吧。

苏老师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纽带，文化，无论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凝塑成的人格，就化在他的身上。记得十几年前他脑出血的那次，他住在海军医院里，我去陪床，见他刚从危险中脱出身来，就带上耳机听起了音乐。我好奇，把他的耳机摘下来，一边说这会影响到他的康复，一边也想知道他究竟在听什么曲子。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他病痛中特意让师母拿来这张CD，陪着自己。我静静地坐在他身边，病床上他躬起身，生怕麻烦学生和同事。他向我讲起这首曲子，也讲起那个自称为“第三罗马”的、以救赎为神圣使命的民族永远无法摆脱的命运……

什么是学？什么是问？学问的根本，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老师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还有哪些问题没有想得清楚，想得明白？还有什么问题还在犹疑，还在追问？学者的心路历程既在生活里，也在著说里，是在由生活凝结成的著说里。

《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我看过三四遍。最早是在本科的时候，结识苏老师的日子里又看过，再后来，自己教书或是写韦伯文章时再看过。老师就是一本书，初识他的时候你只有一个印象，交往多了也只是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只有你走进他，他把你当作知音和知心，他的世界才会敞开，才会展现出来，才会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才会有陶熔鼓铸的思想力度。而他的著作，便是他最为完整的心路。

苏国勋先生与渠敬东老师参加的论文答辩会

学界常说，《理性化及其限制》是大陆学界最早、最系统、最深刻的韦伯研究力作。这样的评价一点儿也不过分，但也没有说到根本。这本著作，不只是具有仅就专业研究的意义，而是对一个历经磨难的文明来说，或由这一文明塑造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何以处于这个时代并担负起这个时代的命运的探索。我不得不想再次引用苏老师在全书开篇引用的里尔克的诗句，它曾出现在《韦伯传》中：

这样的人，总是如此时刻出现：

时代行将终结，其价值

将重新评估，于是

这样的人，负起整个时代的重荷，

把它拥入自己深邃的心怀。

苏老师的韦伯研究，不单是出于自己的纯然兴趣，更不是为了从韦伯那里获得一种映照自己的印证。苏老师是八十年代的学人，我知道，这一代人经历过翻卷的历史，他们身上的烙印是永远洗不掉的。他们生在有着强烈对比的时代里，在前与后、古与今、中与西之间，连同每个人宽广而粗粝的经历，切肤的疼痛与喜悦，都会驻扎在他们的怀疑和思考之中。苏老师的学问中有“我”，但这个“我”，不是那个自我保全、自我确认的“我”，而是融合了文明、历史与现时代的“我”；这个“我”，始终在追问之中，一切都要重估，一切都刚刚开始。

“以行动化解紧张”，是本书的“宣言”。从韦伯那里，苏老师看到了这一代中国人同声同气的诉求，在“除魅的时代”里，在“理性的预言”中，每个人都是“宗教上的盲音”（religiously unmusical），他如何寻得自己的信仰与行动，如何面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如何完成自己和人类的救赎？字里行间，苏老师每时每刻都有一种现身的带入感：时代里的中国人是紧迫的，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以往不堪，也看到了必将进入的现代世界，更看到了理性化的必然限制，所有困难都摆在眼前。而这一切，也一定将再次激活西方文明的古老问题，沉思生命和行动生命会再度结合。

苏老师急切而又耐心地解读韦伯，他首先从宗教社会学入手，从理性化的维度出发来反观人类诸文明的基因及其演化而来的社会形态，同时也要返回问题的缘起，来界定理性化命题中的基本范畴：入世或出世、禁欲主义或神秘主义、楷模先知或伦理先知、此岸或彼岸、责任伦理或信念伦理……接下来，他要追踪诸文明的宗教史起源，进行发生学的因果分析，逐步将实质分析引入到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与新教的“天职观”的对比之中，辨析出入世禁欲主义社会伦理化的理性原则。

然而，既然要从行动及其意义出发，就必入“支配”问题的领地，必入“合法性”的领地。苏老师明确指出：

“他（韦伯）的关于统治的三个纯粹类型不仅把统治与其相应的政治文化类型联系起来，而且还与某种经济体系，乃至与特定的文明类型联系起来。政治、经济、宗教、法律，乃至一切文明，都是人的社会行动造成的结果，因此要建造涵盖社会历史的结构类型，最终还要与社会行动类型联系起来。”（商务印书馆，2016年，203页）

这既是韦伯有关如何破解社会之整全构造的伟大事业，也是他在“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中而面临的极端困难。也正是从韦伯那里，苏老师读出了自己的时代问题：如何从多元的因果关系出发来理解现时代的生成性结构，又如何去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行动抉择！

正因如此，在本书的最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便扑面而来。严格说来，这全然不是一种方法的问题，即便说是方法，也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方法。“学术作为天职”，一个处于现时代中的人，他必须解决社会认识中的“客观有效性”的问题，努力做到“理智上的诚实”，又要在信仰和政治上坚守自己的价值，将自由意志的信念问题纳入到作为历史之客观可能性的责任原则中来。只有在苏老师投入性的理解中，我们才会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现时代的人，需要有何种的勇气将理智与激情、责任与信念、认识与决断矛盾性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唯有凭借一己之力，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承担。

正文的结尾处，苏老师引用了韦伯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客观性”》一文结尾处所引用的歌德《浮士德》中的一段：

新的冲动将我召唤，

我急忙追去，吸他永恒的光辉，

我的前面是白昼，背后是夜晚，

头上是天空，脚下是一片海波。

三十多年前，苏老师就用他的著作告诉我们：只有成为“时代之子”，只有成为“现代文明之子”，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学家。社会学不仅是一门学科而已，而是积聚着所有文明根脉和历史实在的“时代科学”，必须让一个人的全部心灵和行动，去承载一切文明历史的过去和将来。苏老师，是按照如此理解的韦伯精神来要求自己的，他也靠着自身探索的行动意义来引导我们，教育我们。他既不是一个观念论者，也不是一个实在论者，他从不超出自己来要求别人，奢望其他，他对自己坚守的信念和价值也从没有做过一丝的调和。

他行走的足迹，从未偏斜，所以他的脚步，才值得追随。

没有苏老师的影响，我不会有勇气去处理有关“失范”的博士论文选题，我不会知道从涂尔干那里提出的“失范”究竟意味着什么。还记得，苏老师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主席认真而兴奋的样子。在打印稿上，满是修改和批注的笔迹。我知道，他看得用心，仿佛两个促膝谈心的朋友，从夜黑到天亮，谁都不想停歇。

不过，苏老师也告诉我们，纯粹的理论是完成不了教育的，特别对受到中国文化养育的人来说，只有“理智德性”，并不会造就出好的学者。苏老师的韦伯研究，就不是纯靠读书来实现的。他曾跟我讲过，当年他跟随陈元晖先生攻读博士，原本是社会心理学的题目，后转为以韦伯为题，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当时的氛围颇为诡异，社会学本就纠缠着姓社姓资的问题，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中，有位长辈曾公开发出警告，做韦伯研究，必涉及方向问题，“苏同志”要听好，别最后弄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学问本就不在襁褓之中，领风气者，从来便是勇气在先的。苏老师当然不信那个邪，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带着对社会切肤的体悟，才写就出这部里程碑式的论著。

苏老师一生阅历丰富，阅人无数，在人生经验上是取之不竭的宝库。他1961年进大学读书，后来在中学执教，是老资格的教导主任。改革开放，他以近四十的年纪攻读硕士博士，时代为他烙下的痕迹是最深的。我们最爱听他讲故事了，只要是逗他高兴，满上酒，他就来了兴致，娓娓道来。

八十年代，学界风云际会，学人层出不穷，苏老师作为青年学者群体中的“苏大哥”，既是领路的人，也是护航的人。他总是怀念那个时代，穷是真穷，乐是真乐，上课住宿经常搬来搬去打游击，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情却从来不减。那时候，“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从四面八方汇聚了一批青年学人，以三联书店为基地，也挨家挨户地串；大家为各套丛书的选目和标题争吵热议，得了稿费就招呼弟兄胡吃海喝……

苏老师讲事，更讲人。讲事，就够有意思的了，因为我们这些小辈的读书人读的只是一本书，可从不知这书哪儿来的。苏老师常说，译书不易，选书更难。一套丛书的结构，是应着学者对于时代的判断而来的，编委会的意图并未停留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如何走入现代世界的面向上，而更加从文化中国的问题出发，去充分认识西方思想对于现代世界的反思、批判和重估。而且，这样的结构也需要分列进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着重于不同脉络的思想经典，“新知文库”则在于铺展现代世界之多重构成的知识点，“人文研究丛书”所要呈现的，是中国学人对此类关键问题的系统研究。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任何一本书，都不是天然摆在那里的，都必须纳入到时代的思想结构和精神气质当中。

学术需要谋局，需要布篇，苏老师时刻提醒我们，读书既得进，也得出。进之为进，就是要像他的著作那样，由表及里，见微知著；出之为出，则要在大的知识谱系和思想脉络中来确定位置，从与时代的休戚相关中来寻得意味。此番箴言，够后学们体会一辈子的。

苏国勋先生和他的学生们

苏老师讲人，就更有风味了。他从老一代学人讲起，贺麟、王太庆、李泽厚、汝信、叶秀山……品评后终是敬意；他也讲他的同龄友伴，大夏天如何光着膀子修改稿子挥汗如雨，江湖中如何常有不速之客来编委会叫板斗法……有时候，他也会讲到学界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只是他从来不想我们这些听者有什么成见，站哪个队，而是像老父亲那样，讲给儿孙的故事，只为他们去领略什么是人情世故，只为他们见证什么是明志正心。

今天的大多学者只会在被窝里做学问，藏着掖着，还好像自得了天地似的。苏老师这代人的学问，却是在风雨里的，他们本就经过了磨难，又几经事变，在不同的年代里有过多少生死抉择般的考验。就像韦伯那样，学问和人心、学问和政治时常牵绊在一起，思想和行动须臾不可分离。他们行走过真实的江湖和山林，才真正知道，做一件事，需要呼前应后、纵横捭阖，而守一颗心，却要有不可夺其志的气概。

真正的学者，是在他的时代里的，属于他的时代。八十年代末，苏老师去莫斯科访学，见证了宏大历史的激变，又顺访美国，从知识分子的纠葛中看到了多变的人心，一年后回到祖国，则在周遭中而沉潜，将他的事业投入到最为朴素的学术和文化建设中。每每谈及这段经历，他总会从容一笑，时代就在他的神情里，挥之不去。

苏先生在莫斯科公墓的留影

所有跟“老苏”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对人宽厚豁达，为己刚直坚毅。苏老师是极朴素的人，说话从不拐弯抹角，也容纳各种各样的观点，在他面前，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可他的眼里也从来容不得沙子，各种机巧的心思、虚荣的欲望都会被他心底直透出来的光亮，照射得全无踪影。

与苏老师交往三十年，我们从来没有被“用”过一次。相反，他总是在启发、呵护甚至照料着我们。记得应星挂职重庆云阳，决定以在地的材料做博士论文，苏老师却不顾自己的年事，千里迢迢去三峡实地，他说不看一眼，总不放心。有一年，他去港台访问，书店里看到了一本涂尔干研究的书，便买来送给我，我一看价钱，大概有八百港币之巨，那可是接近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中国人的学问，是用心养成的，是用心换来的，如今想起这些事，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多想再去老师家吃饭聊天，老师说的话，师母做的菜，都是一样的味道，那是生活里最普通的味道，可回味却最长久。

“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我就是读书。”

老师走了，这是他临终前几天说得最多的话。

2月2日深夜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上海书评”，2021年2月5日。

编辑丨周天佑

校对丨彭业佳

审核 丨 李昊玮、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