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 | “历史社会学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纪要

由《社会》编辑部、CJS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一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之“历史社会学与现代中国”专题，于2022年8月14日圆满落幕。本次历史社会学专题以“现代中国”为关键词，围绕现代中国的历史传统、伦理思想和革命道路，分三个单元展开讨论。从中国古代伦理体系与政治传统的构建，到近代地方社会与政治、法律思想的转型，再到中共革命的区域差异与对道德的重塑，会议展现了现代中国的历史积淀与复杂理路。14位学者就各自的论文作了精彩的汇报，另有10位学者对文章进行评议并参与讨论。本次专题的召集人为孟庆延、田耕和凌鹏老师。

在开幕致辞中，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指出，历史社会学跟其他社会学分支的区别是背后存在着理论关怀，不管从西方理论还是传统理论进入，历史社会学都有十分明显的理论偏好。其他分支大多以经验现实为研究对象，而相比之下，历史现象似乎有些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做历史社会学该怎么看待和打扮这个小姑娘，这是对大家提出的严峻挑战，需要反思自己的理论立场。我们既需要反对功利和实用的态度，不能只用最有助于我们解释的理论，也要反对浮夸和虚荣的态度，不能只选择高大上的理论，仿佛可以淡化对历史细节深入考察的需要。对理论立场的反思不能只靠自己，而是要靠交流，而且一定是师友之间的交流。理论立场的反思不是不同立场的交锋，而是要大家互相理解对方的理论预设，寻求怎么让对方变得清晰。

周飞舟教授致辞

在上午的议程中，首先由华中科技大学的狄金华老师汇报《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杨开道认为，自治理念要落地，必须同中国传统组织发生关联，应该将原来农村的小共同体改造为“大团”的一部分。自治和官治并非对立，官治孕育了自治的可能。乡约跟自治能够融通的关键，在于两者都有着“身-家-乡-国-天下”所构成的圈层结构。杨开道试图融汇人才、乡约与自治，这使他容易受到西化派和传统派的双重批评。在评议环节，北京大学的凌鹏老师指出，乡约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社会空间，一是敦风化民。乡约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意味着士和民一起做事情。但需要考虑，什么样的士在什么空间内才能带着民。

随后，由清华大学的黄康佳博士汇报《清代律学的形式主义问题——以沈家本的法学观为中心》。沈家本是传统法律形式化的关键，他区分了“义”、“序”、“礼”、“情”，可以概括为法律主义的形式追求和情理主义的价值追求。与沈家本相似，其他律学家也区分了情理和法理，并因重视形式主义而推崇唐律，唐律的形式主义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刑法的道路。沈家本认为法理主义是情理主义的工具，他希望实现修身问题的转向，用形式主义维持治理者的道德，但这一点远离了儒家对于君子人格的认识。南开大学的秦鹏飞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文章对沈家本的分析澄清了对法律儒家化的刻板印象，但文章仍然在儒法门户中讨论，传统法律的形式性究竟能否跟西方法律接续，仍值得进一步思考。

沈家本画像，杨鹏秋摹绘，选自《清代学者像传》

接下来由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楠老师汇报《新民新国：梁启超思想中的“群”与“国”之变》。梁启超的思想有着对时代的引领性，他尝试以“群”为基础，建构新的“人民”与“国家”。万物皆为群，群力胜则强，他进一步构建出群的进化学说，吸收和转化了三世说和西学的政体论，并批判了中国社会和政治长久以来形成的积习积弊。梁启超后期转向国家社会学，国群不再被视为高度平等的状态，通过对传统思想的重新检视，他试图将儒法两家的传统融合进以人民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建立领袖与法制相互平衡的共和政体。最后，在现实政治上的失败使得他更多地转向教育和文化事业，寻求政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意味着“群学”向“社会学”的发展。在评议环节，上海大学的肖瑛教授指出，近代中国学人解读西方的方式从根本上无法离开传统，梁启超的很多讨论似乎从西方批评传统，但是背后仍然扎根在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中。梁启超前后的政治主张表面有很大变化，但是对于群的想象以及人民共和的理念仍有其不变的根本。在讨论阶段，王楠老师回应，梁启超在新政治的人事-制度构建方面的困难，即如何通过社会精英人士参与的政治制度，让传统君主的变形权威与新的人民建立关联，既是后来民主政治失败的原因，也是未来中国走向自下而上革命运动的起点。

接下来，由中国政法大学的侯俊丹老师报告《家礼，流品与幕府政治：论晚清温州孙氏家族与地方社会转型》。她指出近代士风的转变不能只在地方社会的视野下看，要放到幕府政治的大背景下。文章主要利用了孙锵鸣和孙诒绩的日记，关心的是宗族教育的人格进入官僚结构中，会如何搅动宗族乃至地方社会。幕府政治意味着士身份的转变，“以吏为士”，结果导致了主体性的再次扩张。由此也形成了伦理关系的紧张，父子关系从温情脉脉的一体关系，转变为隐含着竞争的支配关系。深圳大学的项巧峰老师就材料的使用等问题做了评议。

随后由北京大学的田耕老师和陈立博士汇报《“新方志”和社区志的早期演变：民国社区研究的启发》。随着学制改革，乡土教科书出现，地方志的纂修出现高潮，刺激了人们思考乡土性。新方志寻求描述作为一种道德生活空间的地方，对社会调查提出要求，通过调查集中体现游离在传统史志中的诸种社会关系。社会科学的手段给书写乡土志带来了微观田野工作方面的巨大变化，带来了新方志的自我意识。以县为核心的调查，暗含着的假设是政区与社区的合一。这种社区志写作既强化了政区的社区化，也导致对社区的边界更为敏感。此外，在江南与闽南等不同的区域社会，同一社会要素对政区边界的影响不同。在评议环节，中国农业大学的傅春晖老师指出，对区域性的关注与建立国族的迫切兴趣有关。县域问题不一定是当下社会转型的结果，而是学术史上历来关注的问题，对县域的忽视可能是我们学术史的缺失。田耕老师在讨论阶段回应，民国的社会调查不是在后来与社区研究的二分中展现的形态，而是想对传统方志实现突破。在新方志理想下努力的学者，不仅要实现改良，而且如燕京学派那样的研究者，后来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方式来实现社区的政区化。

白眉初著《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之鄂湘赣三省志》，梁启超题字

在下午的议程中，首先由南开大学的秦鹏飞老师汇报《父系宗族的建构：“亲亲之杀”与“九族”亲属制度》。垂直的父系家族制度背后蕴含着一种伦理意义，亲亲为经而尊尊为纬。通过对比丧服的本服图和成服图，可以发现大功亲是重要的界限。同时亲亲之杀不均匀，上杀无穷，下杀有尽。九族的建构基于父子之伦，以亲亲之杀为基本原理，父系宗族中以己为中心，核心亲属属于大功亲，由敬宗而敬兄，兄弟轴由父子轴引申而来，孝的伦理构成了宗族建构的底色。在评议环节，中国人民大学的宫志翀老师指出，文章从经典本身出发，认为家族基于亲亲尊尊，而这两个原则基于人性的自然。但需要进一步解释，亲亲之情有节，而尊尊之统无穷，这两者如何能够同时作为人性的自然。

第二位汇报人为北京工业大学的吴柳财老师，他的主题为《传重：从宗统与君统看周代宗法与封建关系》。“传重”在尊尊的维度上勾连宗法和封建，是理解宗统和封建关系的切入点。尊的关键在于尊尊统亲亲，君统的关键则在于形成尊统。周代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分离不是基于权力，而是基于尊统，父子伦理是宗法与封建共同的根基，体-正-传重这一三重结构反映宗统与君统的内在同构性，实现了政治的伦理化。在评议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林鹄老师指出，文章意图从一家之长或一国之君的传承看政治伦理化的问题，和宗统相比，君统有特殊性，关键要把尊尊这一概念背后的伦理内涵更清晰地讲出来。在讨论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杭苏红老师指出，人之自然是民国学者才使用的现代讲法，中国人尊祖最主要的特征可能是一体，就是形气论上我们与父母形体的相似，这对思考尊尊这一维度可能很重要。她希望丧服研究的深化能帮助当代家庭研究突破对平等的迷思。

参会的众老师和同学

接下来由弗吉尼亚大学的奚源博士汇报《轴心性与现代性的同形与异构》，他追溯了从黑格尔经雅思贝尔斯到沃格林的思想史脉络，聚焦于论述中的轴心性与反轴心性。评议中罗祎楠老师指出，需要考虑轴心时代的问题化背后的问题意识，及其对当下中国研究的意义。不能将轴心时代简单归结为本质主义，而应看到其中更为丰富地看待人类生活的方式。

随后由中央党校的王若磊老师汇报《“轴心突破”与中国治理传统的初形》，认为中国初始的治理形态在周代奠定，周人通过宗法和封建构造国家，通过天命观实现了观念突破，通过礼治与德治形成教化为主的治理方式。南开大学的王庆明老师就论证的若干方面做了评议。

在这一单元中，首先由商务印书馆的齐群老师汇报《再论中共革命进程中的地理要素》。地理空间的区分是在近代地理学对中国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来的，随着中国近代经济要素的成长而形成结构分化，中国革命恰恰在已经近代化的地理状况下成长起来。早期党的知识分子基本都分布在近代经济带上的重要城市节点，后来开展的农民运动为中共革命在新的地理空间开辟机会。毛泽东后来开始结合阶级划分与空间划分，形成阶级地理的复合认知，这与他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过程紧密相连。田耕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文章讨论革命大区的逻辑，最后还是要走向行政区这一关键议题。

随后，南开大学的王庆明老师汇报《社会疾苦与底层记忆：中国西部麦客的下苦讲述》。对苦难的回忆、讲述与反思，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与宏大历史进程建立有机关联的中介机制。下苦人宿命式的自我意识让他们对劳力之苦有困难言，因此被视为无需言说，而社会性欺压所造成的劳心之苦才被视为真正的苦难，这激活了麦客的苦难意识与反抗精神，个体性的“自然苦”被延伸为类阶级性的“社会苦”。中国政法大学的孟庆延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内在苦和外在苦的区分存在模糊之处。土改可能构成了重要转向，以前不可改的天命，后来被视作可改的社会性的命运。客观上社会结构的压迫可能促成了从天命论到社会结构论的归因解释。

1947年开展的“诉苦运动”

随后，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冬嫘博士汇报《变节与辩污——从“1933年丁玲被俘案”看审查技术对党内知识分子的改造》。文章对比了42年整风运动、55年丁玲反党集团案、80年代丁玲平反这三个阶段对33年丁玲被捕事件认定上的差异。干部审查依据共产党的世界观不断地重构自我批判，审查逐渐从作风问题演变为历史问题。被审判者被彻底逐出社会后，寻求重建自己的价值和生活，劳改成为对缺失的政治身份进行弥补的方式。审查的逻辑在于反复塑造党性，赋予政治身份，让信仰的追随者永远在路上。在评议环节，中山大学的肖文明老师指出，文章的重点应放在丁玲作为一个道德行动者如何面对污名化，她的道德主体性如何塑造。既要细腻有条理地去呈现丁玲的内心世界，又要兼顾制度环境。核心问题是党性和道德的关系，共产党政党伦理的道德塑造机制是共产主义文明的核心问题。在讨论阶段，田耕老师指出，诉苦是一种心性的触发，要考察心灵感受背后的生活轨迹。诉苦是主动倾诉，审查是被动诉说，但它们背后有着同样的结构。需要探讨的是，结构和制度性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会触发高度个体式的感受。

最后一位汇报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陈艳楠博士，主题为《双重边缘：共产主义革命在武汉的兴起》。作为共产党早期主体的城市知识分子具有边缘性，但可能和儒家道德和士大夫意识仍然有着延续性。文章重点分析武汉共产主义革命早期两个互相分离的核心。共产主义小组的构成者普遍对信仰问题没有过多关注，他们往往是向上流动受阻的乡村青年，边缘处境给了他们朴素和感性的阶级体验。但利群书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团体，出身社会上层而与士绅关系紧密。他们觉得自己是理性的建设者，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利群书社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分歧，主要在建设与破坏的路向差异。在评议环节，杭苏红老师指出，文章论述的边缘知识分子的形象有些单一，人物的鲜活一定要在一个过程里讲出来。

孟庆延老师总结陈词

最后，由孟庆延老师作会议小结。社会理论工作坊给所有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提供了最好的互相批评和成长的平台。会议上很少听到谦逊之词，因为只有真批评才能有真进步，才能成为真朋友，也只有真朋友才能进行真批评。

文稿 丨许方毅

编辑 丨杨　勇

审核 丨陈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