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专题（二）

策划人/吕文浩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

吴景超头像，吕敏行绘

吴景超（1901-1968）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在舆论界也颇有知名度。1925至1928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派克、伯吉斯、法理斯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学习，先后获得硕士（1926）和博士学位（1928）。他从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的研究中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随后拓展出对中国工业化、都市化以及人口问题的研究。基于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居多、民贫国穷的基本国情，提出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的著名论断。在他的眼里，城市化、工业化是中国必须赶上的世界潮流；城乡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助的，但城市必须要发挥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我们也不要把农村看成自给自足的封闭社区，要以劳务输出和物资输出等方式谋求出路。他提出的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景，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舆论界占据绝对优势的时代果断提出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这一切都为后来的社会发展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分析。吴景超关注的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他始终把提高广大人民生活程度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中心，这和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学术志向是完全一致的。他参照美苏等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并加以斟酌损益，期冀中国发展道路既顺应世界潮流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吴景超的文章一部分是专业性的学术论文，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发表在当时社会影响较大的一般报刊上，因此他在学术界和公共舆论界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吴景超专题选取5篇能够反映他为学宗旨和鲜明主张，且能够引起当下读者共鸣的短文，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读者对这位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物的关注。

文/吴景超

农村破产，在中国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社会上已有许多热心的人士，在那儿做救济农村的工作，有的从政治入手，有的从教育入手，有的从自卫入手，还有许多走别的途径，去帮助农民的。可是在这种救济农村的潮流之下，很少有人从发展都市着眼，去救济农村的。不但如此，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误认都市为农村的仇敌。他们以为都市对于农村，不但没有贡献，反可使农村的破产加深。这种误解，是应当矫正的。

我们应当首先明了发展都市的意义。中国的都市，人口在10万以上的，据专家的估计，虽然有112个，但是我们如仔细分析这些都市的组织，就可知道他们是不完备的，决不能充分行使都市应尽的职务。比较发展完备一点的都市，如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等，虽然在国内已经可以称雄，但如与外国的都市，如伦敦、纽约等比较一下，就可知道中国的都市，还是幼稚，离“成年”还远得很呢。我们应当努力去发展他，使他对于附近的农村，有更大的贡献。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吕文浩编校

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出版

发展都市的第一种事业，便是兴办工业。美国在1927年，全国的工业，共有335种，其中在纽约可以找到305种，在芝加哥可以找到275种。中国的新式工业，据实业部的调查，共有98种，其中在天津只可找到39种。在汉口只可找到20种。我们只把这些数目字比较一下，就可知道中国的都市中，可以发展的工业还多。假如天津能多添39种工业，河北省农村中的农民，便可添许多出路。中国农村中人口太多，嗷嗷待哺者众，是农村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农业中已经无路可走了。我们只有希望全国的都市，从发展工业上努力，那么一部分的农民迁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

发展都市的第二种事业，便是发展交通。每一个都市里面的领袖，都要设法认清哪一部分的内地，是他的势力范围，是他的基本市场。在这个广大的市场里，应开设铁路、公路、航路以及空路，使这些散布各处的乡村，与都市有交通上的联络。我们都知道从芝加哥出发的铁路，共有33条，这33条铁路，把芝加哥与附近数百英里的农村与市镇，造成一种“如胶似漆”的关系。乡村中农民的货物，往都市中流去，比较的可以得到善价，这些农民的购买力加增，都市中的制造品便多一条销路。

所以交通的发达，是对于都市与乡村两便的事。我们再举一个例来证明此点。天津的商人，现在到山西的黄河东岸一带收集鸡蛋，是一种费精神而且吃苦的工作，同时黄河东岸的鸡蛋，也只值七八文一枚，因为运输不便，蛋价如果提高，津商便不肯要。假如有一日天津与山西的黄河东岸，有直通的铁路，天津的商人，与黄河东岸的农民，便都互受其利了。都市与他的内地，交通固然要便利，都市与都市间的交通，也应当发展，如此，在本市销不完的货物，才可很方便地运到别的都市中去。各地的农民，假如都有这种便利，他的农产品，便不致受当地市价的限制，奸商对于他们剥削的能力，便要渐渐消灭了。

1925年6月，吴景超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发展都市的第三种事业，便是扩充金融机关。中国的都市中，新式的金融机关，如银行信托公司之类，未尝没有，可惜他的事业，只限于都市中，以致不能充分尽职。合理的组织，应当把总行设于都市里面，而把支行或代理处分布于内地各处。这样，一方面可以吸收内地的现金来做生产的事业；一方面又可放款于内地，使农民减轻利息上的负担。现在中国的银行，在内地有支行的颇少，所以有些地方的农民，略为有点积蓄，因为无处存放，只好埋在地下，或锁在箱里，这些搁置起来的资本合起来一定很有可观。假如银行在这种地方有支行，那么现在埋藏起来的资本，都可以流动起来了。另外一些地方，农民需款很急，可是无处可借，即使借得到，每月的利息，也常在二三分以上。假如都市能扩充金融机关，设立支行于这种地方，那么高利贷者便无所施其技，岂非农民的一种福音么？

发展一个都市，应当努力的方向还多，以上提出的三点，不过举例以见一斑，假如都做到了，对于农民的贡献，是很显然的。都市与乡村的关系，不是敌对的，而是互助的，于此可见。

 吴景超夫妇和儿子儿媳、女儿及孙辈合影

最后，我还愿意提出一点意见，以供都市中领袖的采择。中国的领袖，与别国的领袖一样，无疑的都集中在都市里面。但中国的领袖，似乎缺少了一种“都市意识”。譬如天津工商业的领袖，有几个人知道天津的势力范围，包括一些什么地方？他们有几个人知道东南到什么地方，便侵入济南、南京或上海的势力范围？西南到什么地方，便侵入郑州，或汉口的势力范围？晓得哪些地方，是他的都市的势力范围，因而出全力去经营这些地方，使这些地方与他的都市，共存共荣，便是我所谓的都市意识。假如每个都市中的领袖，都有这种都市意识，然后根据此种意识去努力，那么中国现在虽然经济萧条，农村破产，将来总有繁荣的一日。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原载《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9月9日，辑入吴景超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本文摘自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3-95页。

编辑丨陈   哲

校对丨秦   沅

审核丨赵逸洲、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