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专题（一） | 吴景超：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

策划人/吕文浩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

吴景超头像，吕敏行绘

吴景超（1901-1968）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在舆论界也颇有知名度。1925至1928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派克、伯吉斯、法理斯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学习，先后获得硕士（1926）和博士学位（1928）。他从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的研究中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随后拓展出对中国工业化、都市化以及人口问题的研究。基于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居多、民贫国穷的基本国情，提出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的著名论断。在他的眼里，城市化、工业化是中国必须赶上的世界潮流；城乡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助的，但城市必须要发挥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我们也不要把农村看成自给自足的封闭社区，要以劳务输出和物资输出等方式谋求出路。他提出的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景，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舆论界占据绝对优势的时代果断提出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这一切都为后来的社会发展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分析。吴景超关注的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他始终把提高广大人民生活程度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中心，这和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学术志向是完全一致的。他参照美苏等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并加以斟酌损益，期冀中国发展道路既顺应世界潮流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吴景超的文章一部分是专业性的学术论文，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发表在当时社会影响较大的一般报刊上，因此他在学术界和公共舆论界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吴景超专题选取5篇能够反映他为学宗旨和鲜明主张，且能够引起当下读者共鸣的短文，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读者对这位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物的关注。

文/吴景超

生活程度这个名词，在普通人的口中，每每是用错的。譬如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常听见人说，今年的日子真难过，生活程度一天比一天高了。其实他所指的，乃是生活费用，并非生活程度。生活程度，是指我们所享受的东西，而生活费用，乃是这些享受的代价。譬如去年我们每月吃一次肉，今年每月要吃四次。这是生活程度提高了，乃是一件可以庆贺的事情。假如今年每月还只吃一次肉，而去年一斤肉只值二角五分，今年的一斤肉却卖到三角，这便是生活费用提高了，生活程度却依然如旧。明白了这两个名词的意义，就可知道提高生活程度，乃是大家心中愿意的事。我们整天整月的忙，目的虽然不只一端，但有一点是大多数人的心中所共有的，便是提高生活程度，便是想法使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比以前要丰富一点。

我现在要讨论的，不是任何个人的生活，如何可以提高。我的对象，乃是社会上的大众，我们要问这许多人的生活，有何法子可以提高。中国大众人民的生活，如与欧美各国人民比较起来，其程度的低下，乃是有目共睹的。近来社会上已经有好些人看清楚这一点，都在那儿设法，来改良这种现象。不过他们的眼光，似乎还嫌狭窄一点，没有从多方面去努力。我们只要把近人努力的途径，分析一下，便可看出这点。

影响一国人民生活程度最要的原素，自然是一国的富源。中国人对于本国的富源，没有充分利用，我们只要听一下经济地理家的报告，就可了然。譬如中国的可耕地，已经利用的，据中外专家的估计，还不到一半。中国的煤藏，不管你采取哪一家的估计，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列在前五名，乃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有如此丰富的煤藏，可是平均每年每人用煤，不过140磅。美国人在1926年，平均每人要用煤12, 000磅。在这两个数目字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冬天挨冻，而美国人享受汽炉；中国人坐人力车坐轿，而美国人坐轮船火车的情形来。别的富源，我们也不必细数，归根一句话，中国人并没有充分利用本国的富源。这一点是大家都见到的，也是大家都在那儿设法矫正的，所以我们不必多说。

吴景超：《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吕文浩编

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出版

影响生活程度的第二种原素，便是生产的技术。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落后，也是很显然的。就拿农业来说，我们虽然已有四千余年的经验，但生产的成绩，如与欧洲各国比较起来，还是相差很多。就拿小麦来说，中国各地的平均产量，每1英亩只有10.8蒲式耳（每1蒲式耳等于60磅左右），英国的平均产量每英亩有32.9蒲式耳。所以中国每英亩的产量，还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虽然中国也有些地方其出产可与英国相颉颃，但平均的情形，比英国落后许多，是专家已经证明的。更拿稻米来说，中国也比不上日本。日本平均每英亩产量，可达2350磅，中国只能产1750磅。农业中的情形，已然如此，别种实业中的情形，更比不上。譬如煤矿，新式旧式的，在中国已有不少。我们拿用最新方法的开滦煤矿来说，那儿的工人，每天只能采煤800余磅，而美国的矿工，平均每日可采煤9000余磅。美国工人的效率，比中国的工人要超过10倍。这还是拿新式的煤矿来与美国相比，如拿旧式煤矿来较量一下，美国工人的效率，要比中国工人超过20倍。技术的差异如此，难怪美国的矿工，要拿八角一点钟，而中国的矿工，只能拿四角一天了。中国人对于技术落后的觉悟，现在似乎已经普遍。所以在农业方面，近来有许多改良的运动，在中国各地发起。而政府里面的人，现在也有不少在那儿注意工业，想法使中国工业化的。我个人对于发展中国的实业，改良生产的技术，是主张各方面同时并进的。农业固然重要，工业也不可忽视。乡村固然要复兴，都市也应当发展。但近来舆论界中似乎有一种空气，喜欢注重农业而忽视工业，赞美乡村而咒诅都市。假如这种观察是对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我们要知道都市与工业的畸形发展，固然是不足取，但是这种情形，只在英美等国中，才遇得到。至于中国情形刚与英美相反。我们的都市与工业太幼稚了，以致大家都挤在乡下，使乡村与农业，呈一畸形发展的现象。为救济这种现象，我们应当欢迎有志人士来创造新工业，创造新都市，为乡下的过剩农民，另辟一条生路。所以关于改良技术一点，我们主张不但农业的技术要改良，别种实业的技术也要改良，不但农业的生产，要赶上欧美；就是工业、矿业、商业、交通运输等等实业，都要设法去赶上欧美。要各方面的生产技术都有进步，然后中国各界人民的生活，才可平均的提高。

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学生俱乐部成员合影（1925）

吴景超为后排右三，时年24岁

影响生活程度的第三种原素，便是分配的方式。现在各国分配的方式，大多数是不公平的，中国也不是例外。中国对于这方面的统计还没有，我们可以拿英美两国来做例子。英国全国的进款，有14%为1％的人所占有。在另一方面，62％的民众，只能分享全国进款22%。美国的情形，与此相仿。在富的方面，有1％的人，享受全国入款15%。在穷的方面，有61％的人，分享全国入款34%。假如这种分配的方式，可以改良一下，使有钱的人，少享受一点，而贫穷的人，多享受一点，那么全国人民的生活程度，一定可以平均的提高。我们并不主张把全国的收入，平均的分配。因为那是行不通的事。就是现在的苏俄，各人的所得，也还是极不平均的。工程师可以拿五六百或一千卢布一个月，而粗工有只拿几十个卢布一月的。所以我们现在不提倡平均的分配，但要鼓吹公平的分配。公平的分配，承认各人的收入可以有差异，但不能差异得太大。现在的中国，有衣食无着的穷民，也有在银行中存款几百万或几千万的富翁，这便是公平的分配没有实现的表示。我们如想提高大众的生活程度，决不可逃避这个问题，而应提倡用政府的力量，来实现公平的分配。政府应当实行各种税则，如所得税、遗产税之类，使富翁的一部分财富，可以转移到政府的手中。这样，富人的奢侈生活，当然要受一点损失。但是政府把收来的金钱，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如教育卫生娱乐等等，那么大众的生活程度，便可以平均的提高，所以这种办法，对于少数人有损，而对于大多数人是有利的。关于此点，注意的人很少，不过政府如想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假如这一点有一天做到了，不但人民的生活程度可以提高，革命的暗潮也可无形的消灭了。

吴景超与弟弟吴承禧（经济学家，曾任民盟上海市委常委）

影响生活程度的第四种原素，便是人口的数量。世界各国人口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人口似乎嫌少一点，他们如想发展各种事业，国内的人口，还不够用。但如中国及印度，则人口的数量，无疑的是太多的。太多的人口，便是人民往上挣扎的一个大阻碍。我们可以拿一个家庭来比一个国家。假如一个家庭的生产，每年只有1000元，同时家庭中的人口，却有10个之多。以10个人来分1000块钱，每人只得100块钱。这100块钱，除却衣食住等必需的生活费外，所余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这10个人的生活，很难提高，因为生产有限，而分利者太多。假如这个家庭里面，只有两个人，情形便大不同了。因为两个人分1000块钱，每人所得的，不是100元，而是500元。500元的生活，比100元的生活，是要丰富得多的。以小喻大，中国的情形，便是如此。假如中国的人口不是四万万而是三万万或者二万万，那么中国人的生活，比现在一定要舒服得多。这二万万人，再来利用中国的富源，改良生产的技术，实行公平的分配，那么使中国人的生活，赶上美国人，亦非难事。可是人口数量与生活程度的关系，虽然如此显明，而政府及社会上的人士，从这一方面努力去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实不多见。减少人口压迫的方法，消极的有移民，积极的有节育。但这两种事业，还没有得到政府与社会上的充分的同情。有时我们在报纸及杂志上，还看见一些人发表文章，鼓励中国人的生育。这种态度，实际等于看见人家跌下井，还从上面摔块石头下去一样。结果只有使中国人的生活，格外走入悲惨的境界。真心为大众谋福利的人，决不可做此种无益而有大害的主张。

总括起来，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第一要充分利用国内的富源，第二要改良生产的技术，第三要实行公平的分配，第四要节制人口的数量。前两点已为多数人所认识，后两点也是同样的重要，但还没有得到社会人士深刻的注意，所以我们愿意大家多来讨论一下。█

《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原载《独立评论》第115号。1934年8月26日，辑入吴景超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本文摘自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15页。

编辑丨王东宇

校对丨陈　哲

审核丨赵逸洲、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