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 | “文字上山”与“文字下乡”：传统中国的知识实践与日常生活

2022年12月3日至4日，由《社会》编辑部、CJS编辑部主办，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协办的第十一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以腾讯会议方式举行，主题为《“文字上山”与“文字下乡”：传统中国的知识实践与日常生活》。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安徽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二十余位学者，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不同视角，集中探讨了传统中国的“文字”研究。

工作坊伊始，召集人中山大学黄瑜、江西师范大学温海波作了简要的开场，申明“文字”是近年学界共同关心的研究对象，诸多领域的探讨都绕不开与“文字”有关问题的讨论，尤其是近年来各地海量民间历史文献的发掘，使这一问题的讨论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社会》杂志编辑部田青、中山大学张应强、中山大学温春来、香港中文大学贺喜先后致辞。田青从办刊角度，表示《社会》杂志乐意支持和鼓励青年学人，围绕某一重要学术问题进行跨学科深入交流。张应强、温春来则从学术共同体、学术梯队和平台建设，谈到各自所在单位愿意为青年学者提供机会和舞台。贺喜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呼吁青年学人在前辈的基础上，凝练新的学术议题和方向，从而推动学术向前迈进。接着，厦门大学郑振满和清华大学王东杰，分别作了题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字传统》《天垂象：对近世测字术的一个初步考察》的主题报告。郑振满从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文字下乡”的历史进程和文字传统与文化权力三个层面，勾勒出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文字研究的总体框架。王东杰则梳理了近世以来“测字术”的历史与发展、方法和原理，侧重从文字象征与“文字习性”的角度阐释了传统中国的文字研究。

评议人北京大学刘永华和香港中文大学贺喜，肯定了两个主题报告的指导意义和前瞻价值。同时，刘永华也补充文字研究或可在郑振满揭示的总体性框架之下，围绕文类、专题和区域三种不同的理路开展，而对于文字上山、下乡问题，关键是研究者如何梳理出时间和空间的序列。贺喜则提示，需要注意到文字的生态与开放性，以及性别、区域因素在研究中的考量。在主题报告和评论之后，工作坊分别围绕“文字上山”和“文字下乡”两个专题，进行了具体而广泛的深入讨论。

工作坊第一场研讨的议题是“文字上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黄瑜发言的题目为《文字与口述：中国西南的礼仪实践与文化中介——以都柳江流域“三王诞”仪式为中心》。黄瑜首先提出，其研究旨在考察文字书写与口述的交互关系。对这一问题探讨源自两个学术传统：社会人类学关于文字功用与基层社会非文字（口述）传统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学界对民间历史文献的利用与研究。受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讨论文字与口述之间交互（interface）研究的启发，她认为要关注中国西南地区“无文字”文化与“文字”文化在历史与地理上的相遇（meeting），尤其应该采用民族志来研究和理解这一历史过程，由此深入探讨中国西南社会的历史进程与文化传统变迁。

那么，如何去寻找文字与口述连接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突破口？黄瑜认为文化中介是一个可供操作的切入点，这一“中介”既包括在文字文本与口述形式之间进行连接与转换的各种类型与身份角色的“人”（包含身体实践），也包括承载与表达二者的物质载体。探讨“身体实践”与“物象载体”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将口述与书写进行连接与转换，使得二者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持续不断的互动，彼此汇通互构。黄瑜进而以明清以来黔桂交界地带都柳江流域“五百和里”侗寨每年农历二月初五举行的“三王诞”仪式为个案，揭示在地方民众的礼仪实践过程中，以礼生-歌师（戏师）为代表的仪式专家所扮演的文化（礼仪）中介角色，如何在村寨民众日常生活的仪式情境中，将王朝礼法制度与地方信仰及“规约”习俗，在文字与口述体系中“转译”，这其中涉及礼（乐）、歌（吟诵）、舞（戏曲）等诸多身体实践与物质活动的结合与展现，从而再造且整合了多层次的政治诉求及不同面向的文化表达。黄瑜还指出，要考虑在中国西南地区那些尚未长期“浸淫”于文字传统的山地人群中，文字究竟通过怎样的方式或机制，对处于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产生影响。最后，在方法论意义上，“口述”不应该被视为“原始的”“不可追溯的”“不可比较的”对象，而应该作为与文字载体同等重要的观察与研究对象，以此为跨学科综合研究提供研究资源，这也是今后真正打通文字与口述二元藩篱的可能路径。

“三王诞”仪式中侗寨戏班表演“关公”戏（黄瑜摄）

评议人厦门大学黄向春充分肯定了这一研究在“身体实践”与“物象载体”方面去打通文字与口述之间界限的意义，但也指出报告在“三王诞”中有关神灵谱系与仪式传统来源上的梳理不是特别清晰。黄向春建议要注意到神诞仪式中所体现的礼仪转变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礼仪系统中涉及对既有文化分类（如宇宙观）的影响，需要考虑到侗人文化中涉及的本体论问题，报告人对南侗方言与文字关系的讨论比较精彩，但还要注意方言传统所呈现的某种权威性，以及地方权力结构的转型和象征系统的转变。只有处理了这些问题，方能将这一复杂的地域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字与口述的交互机制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评议人复旦大学巫能昌认为，除了仪式结构和内容方面的比较，还有祭神礼仪中所用具体祭文、祝文的比较，报告提到的多种祭仪文书，可能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官方仪典，对这些祭文、祝文加以分析或许是可以继续进行的重要工作。其次，报告提到的“三献礼”祭仪应该在清代道光年间才有可能开始在“三王诞”中施行，那么道光年间之前的情况如何或许可进一步说明。此外，对同样主要由汉文字来承载仪式传统的道教或佛教，在这个地区是否有或有多大程度的呈现，也需要作整全性的考察。

来自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覃延佳以《生命的注疏：桂中“花婆”崇拜中的多元叙事及其意义体系》为题做了报告。他主要根据桂中地区师公的科仪书、唱本以及地方的口述材料开展相关专题的研究。他在报告中指出，桂中花婆的信仰是当地民众生命环的重要环节之一。当地仪式专家的科仪书、唱本展现了多维的花婆信仰叙事体系，这一叙事体系包含了以仙婆为代表的非文字仪式系统与师公的文字系统。两者通过戒度、丧葬、求花等方面的仪式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互动织构了以花婆信仰为核心的“文本-口头-文本”转化系统。其中，科仪书通过书面文字将神灵阶序化和谱系化，唱本则通过将口传系统文字化，在不断唱诵过程中实现对神灵的地方化表述。这种文本与口头之间的相互“注疏”，构成我们认知当地人群生命概念的重要切入点。评议人云南民族大学张劲夫围绕生命环、礼仪类型比较等方面提出了相应问题，指出应对生命环应进行细致梳理；中山大学黄瑜指出应借鉴台湾地区学者高雅宁关于壮族女性仪式专家的研究，将桂西地区的女性花神崇拜现象纳入相互比较范畴，以期深化本主题的研究。

仪式过程中的仙婆和师公，由覃延佳拍摄提供

云南民族大学张劲夫的发言题目是《新文字上山：云南拉祜族拼音文字的创制与国家化》。张劲夫指出，文字的创制或改革充满了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通过民间口传神话和官方话语的理解和再诠释，拉祜族“被吃掉的文字”神话诠释了山区民众的“文字”意识和历史状况。其一，“失去文字”的神话叙事指向了18-19世纪澜沧江西岸“倮黑山区”五佛五经失败的历史真实，文字表征为失败者“家园失落”和“失去权柄”的历史真实。其二，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主导的文字创制和改造，一方面体现了民族平等的语言政策。在创制、改造、推广普及的“文字上山”实践中，语言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划分标准语音和其他方言区域、改进原有文字系统、编写词典和语法书，实现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国家化；另一方面，对于拉祜族而言这套新“文字”具有“失而复得”的象征意义，文字因此而成了构成“拉祜族”身份的符号依据。其三，通过考据“文字”一词的词源和构造，揭示了多民族语言文化的相互交流和采借的历史事实。最后，传统历史文化常识将无文字与野蛮、落后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不仅坚持了刻板的口头与文字的社会二分法，也忽视了真实拉祜历史与文字相关的文化实践；“吃掉文字”的神话不仅在拉祜族地区，也广泛流传于哈尼、傈僳、佤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因而拉祜族的案例研究和讨论具有借鉴意义。

在评议环节，香港科技大学马健雄和中山大学段颖肯定了选题价值和讨论的意义。马健雄基于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脉络，提醒关注不同文字叙事，包括佛王体系下的经文传统、文明化工程中的基督教文字、国家改造的新拉祜文、被吃掉的文字等等。进而讨论不同文字传统的遭遇、碰撞以及摩擦，不同文字传统同时也是仪式传统的关系（时间、空间上的关系）。关于文字的“叙述”与边疆拉祜社会的变化，也应有不同的阶段：历史上存在的文字与佛王体制（1880-1920）；实际上的文字和教育；1920年代以来，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带入的拉祜文；拉祜文的国家化，即成为国家民族工作中的一种符号；神话中拉祜族对文字的态度：吃到肚子里的文字。实际上拉祜族不是“无文字”的社会，但是被说成“无文字”，文字代表了不同的权力，关注“文字”缘何成为边缘、边疆少数民族的一个基本表征的描述。段颖认为文章涉及材料丰富，能够看到当地从相对自在的状态过渡到国家社会形构过程中文字创生的一段历史，文字的介入相当程度地改变了当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文章前后两部分着力点不一样：前半部分显示出人类学对文字作为符号、象征、神话、隐喻的语言使用内在逻辑的问题，以及由神话、传说引出的人类学经典命题的讨论，可以看到不同体系的传统传递与知识生产，由此引入对符号与象征系统在有文字与无文字状态之下的传递过程、族群交往机制的探讨；后半部分重点论述新文字的政治意义，涉及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标准化”问题，例如公民意识培养和“家国”认同建构等等，可以探讨当地人如何看待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变化，文字如何结合仪式展演、生态语境、文化共情、公共记忆来传递知识，这样所形成的文本标准化过程与口述传统之间的对比。进一步观察地方如何有选择、有策略的回应这一标准化语言（文字）运动，在新、老文字的选择之中，如何体现出本地人在认知和实践上能动性。

中山大学王琳淞的发言题目是《“潜隐”的彝文与“显在”的汉字：广西隆林彝人文字与仪式的人类学分析》。王琳淞以广西隆林彝人祖灵信仰和万物有灵崇拜的一系列仪式为切入点，考察以毕摩为代表的仪式专家在具体的仪式实践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如何将“主流文化”的“风俗教化”通过口传或文字书写的方式纳入到当地彝人的日常生活中，并“规范”地方“礼俗”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祖灵信仰作为隆林彝人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又是如何透过毕摩的仪式实践，实现了与王朝国家主导的“风俗教化”相结合的。王琳淞注意到当地彝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字书写实践，常以“名字”“墓志”和“神龛”为载体，通过汉字书写的方式将彝人的祖灵信仰表现出来。当彝文和汉字在具体的时空中“相遇”，“彝文”就常常以“潜隐”的方式，通过毕摩的仪式实践，将彝人的祖灵信仰“转译”为“显在”的汉字。

用古彝文写成的经书

在评议环节，温春来提出，中国西南地区虽是崇山峻岭，但西南少数民族并非斯科特（James C. Scott）认为的“逃避统治”的族群，这一点可以从彝族人拥有历史悠久并延续至今的彝文书写传统中看出来，如果我们要从报告所呈现的例子来讨论“文字上山”，就必须要考虑到汉字和彝文的“相遇”。具体而言，需注意三点：第一，彝文传统中文字书写与口头传承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彝文书写有很深的口传痕迹，口传可以转化为文字。同样的，文字可以转变为口传的形式出现。第二，当汉字进入到当地彝人社会以后是怎样与彝文碰撞和交互的，又如何影响了既有的彝文传统的。第三，当地人如何根据自己的观念来理解“彝文”、“祖灵信仰”和“汉字”之间的关系。覃延佳提出，文字的背后往往涉及到权力的关系，具体到隆林彝人社会，汉字不仅是王朝国家的权力意志，同时也应该关注到比如客商在传播汉字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汉字在进入到具体的社区的过程中，往往以多样化的形式出现，因此需要注意到彝文与汉字之间的交互是以何种形式展开的。

工作坊第二天，与会者大致从文类、区域和专题视角，集中讨论“文字下乡”。江西师范大学温海波首先报告，题目是《作为历史进程的“文字下乡”：基于明清以来杂字生产流传省思》。温海波首先引出“文字下乡”是费孝通探索社会文化的整体形态，从结构入手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提炼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对不同学科的学术史梳理，发现费氏这一概念造成了对传统中国“无文字性”“去文字化”的印象。温海波从费孝通晚年倡导的“学术反思”开始，在对话对象、亲身经验、田野调查、学术理路等方面对“文字下乡”的提出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报告人认为若既要不忘费老《乡土中国》的初心，又拾补其晚年缺憾，就需在其未尽之处做些历史的功课，尤其是从传统乡民日常的读写出发，省思其中探讨文字读写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关联及其背后的历史进程，由此，在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上延伸和拓展“文字下乡”的魅力。

接着，温海波利用近年收集的大宗识字杂字，辅之以族谱、地方志等材料中的话语表达，呈现出明清下层民众不但有文字的需求，还形成了相应的文字供应，只不过民众日用所识的“字”与士人提倡所应识的“字”不尽相同。为了进一步重构“文字下乡”的历史，报告人还从明清时人对杂字的认识变动、杂字编纂者的样态、杂字生产流传的时空变动以及文本物质形态变迁四个层面，探讨杂字在民众中的扩展普及和向下渗透，认为杂字的生产流传是“文字下乡”的结果，反过来，通过杂字教读乡民识读又促成这一社会文化史进程。

评议人清华大学王东杰肯定了该研究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意义和独特价值。同时，也提出了三点建设性意见：一是不能忽视费孝通提出“文字下乡”的时代语境，尤其需放置在长时段的历史脉络讨论这一话题；二是杂字的功能性识字与科举识字教育，不能过于二元分化，而是要考虑识字体系的多元复杂性；三是不能太强调城乡的断裂性，到底是“文字下乡”还是“文字在乡”可再斟酌。香港城市大学的程美宝也对报告给出了意见。首先，她强调不能以知识分子的做法和思维，来阅读和理解民间文献中的看法；其次，纵使是做大宗民间文类的讨论，也要将版本目录的知识带入；最后，程美宝还对工作坊过于突出“文字”，而没有重视“口语”“声音”表示略有遗憾，她试图提醒学者们要去研究口述与文字的交互，并指出重读斯科特和古迪（Jack Goody）等人的论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各种功能性用途的识字杂字（温海波提供）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朱忠飞发言的题目是《文字入畲：明清以来中国东南畲民的社会转型与读写世界》。朱忠飞指出畲族史研究无法绕开文字的话题，文字对畲民的影响与畲民本身的社会结构转型相互牵连。报告立足于东南地区畲族生活区域的田野调查和搜集到的大量畲民文书，借鉴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试图在社会转型与文字实践之间建立联系。报告指出，宋元以来，畲民的生计模式是以刀耕火种、狩猎为主的游耕，长期游离于国家统治之外，社会结构呈现出分散流动性。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王朝国家的控制向山区推进，畲民逐步被编入王朝赋役体系，成为编户齐民，畲民日渐改变原有的生计模式，由游耕向农作定居转变。由此，畲民日益卷入文字的世界，甚至参加科举考试，但对于大部分的畲民来讲，读书识字是为了基本生活需要，所识文字偏重日常实用性。在畲民习得读写的过程中，在文本类型上是向周边汉人学习各种功能性识字读物。文本形态上主要以抄本流传，在村落内部、跨村落之间还形成传抄网络。这些抄本一直保持着开放性，可以反复被修订，口头传承的痕迹依旧浓厚。在畲民的文字世界中，文字与口头并非断裂，而是融为一体并持续影响着畲民文化。

1962年 福建罗源县石别下村畲族建筑

在评议环节，中山大学杜树海、安徽大学董乾坤尤其肯定了该研究搜集到大量一手文献的重要意义。同时，杜树海基于西南研究的经验，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口传与书写传统关系，要挖掘书写文献中的口传元素；二是仪式文献在文字世界的重要性，文字具有神圣性和世俗性，强调文字的世俗性的同时，不能忽视文字的神圣性；三是识字能力在西南地区可能是阶层的问题，而东南的经验或许不一样。董乾坤也提出了相关问题，如畲民进入国家的时间与文字进入畲民的时间是否一致？图像与文字的关系，识字在畲民世界中的意义到底如何？还有文字入畲的过程是如何具体开展的？

安徽大学董乾坤发言题目为《以账为凭：账簿知识、商业观念与晚清民众日常生活的商业化》，他认为至晚清时期，记账知识已被徽州民众所掌握，广泛运用于家庭经济中。通过对晚清徽州胡廷卿家庭收支账簿的讨论，董乾坤指出账簿主人对家庭收支账簿的分类、书写材质、记账格式、记账行为、家庭内部的经济关系以及对商业用语“利市”的运用，体现出家庭日常生活的商业化特征。具体包括：第一，家庭收支账簿至迟在南宋时期即已出现，至晚清已进入徽州的寻常百姓家。尽管家庭收支账簿在分类、书写材质以及核算方面与商业账簿有不尽相同之处，但在总体上与商业账簿的记账规范相一致，反映了商业账簿知识在家庭生活中的应用。胡家账簿中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账簿主人对商业账簿知识的熟练掌握。家庭收支账簿之所以在徽州广泛存在，除当地较高识字率、“量入为出”的观念外，商业意识也起一定作用；第二，从账簿所反映的家庭内部关系观察，账簿主人胡廷卿与其儿子、儿媳在日常劳作中，呈现出的并非仅仅是血缘关系，还有雇佣与被雇佣的经济关系，这反映了家庭生活中的商业模式；第三，广泛用于商业上的“利市”这一词语频繁出现在胡廷卿笔下，这也是商业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董乾坤总结认为对于晚清时期的徽州，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商业经营模式已渗入徽州民众当中，成为他们文化特质的一部分而变成了“日用而不知”的知识体系，指导着民众的诸多行为，故可称其为“日常生活的商业化”，这一特征或可为成为理解明清徽州社会的一把钥匙。

清代徽商经营的木材店

北京大学刘永华在肯定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条修改意见：第一，在账簿类型的讨论中，因祠会账簿与家庭收支无关，可以考虑删掉；第二，在讨论家庭收支账簿的社会化时，还需要考虑账簿进入家庭的时间和范围。账簿进入家庭的过程可以置于何种脉络中对之考察，尚需要利用杂字等其它史料；第三，账簿进入家庭生活中，从商业记账知识到家庭经济论证逻辑是否成立，还需要重新思考，官厅账簿知识是否也对其产生影响？同时，报告提出的“商业化”需要作出说明，家庭生活中的“经营意识”跟商业的经营是否有关联，也需细致考证。赣南师范大学朱忠飞指出，报告对账簿的分类应从胡家账簿本身出发，而不应以商业账簿的标准套在胡家账簿上，同时对于账簿所用纸张的材料、纸的来源可以作更加细致的探讨，并提出家庭收支账簿出现的时间是唐代还是宋代，尚需进一步考证。

闽南师范大学董思思的报告题目是《学会“新话”：学“毛著”运动在华南乡村社会的开展》，董思思将文字视为一种话语体系或言说方式，考察其如何藉由政治运动为乡村社会中的民众所习得。报告以福建省永泰县为例，从学习方式、学习场域和学习效果三方面讨论了学“毛著”运动在当地的开展过程以及影响。首先，将识字视为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前提，是自晚清以来形成的共识，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当政者反复实践。196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中开展的学“毛著”运动，也可以被视为其中的重要一环，置于这一脉络中加以认识。其次，学“毛著”运动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改造，意味着当地原本流行的传统文化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挑战。个案中普通民众对学“毛著”运动的消极态度，体现了革命“改变传统乡村的经验生活”的努力的局限性，也反映了华南山区社会中日常生活传统及其生计模式的深厚和坚韧。第三，学“毛著”运动对乡村社会中的不同人群产生的影响各异。原本不识字的贫农群体，藉由“毛著”的学习，习得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使其在因应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改造时游刃有余；而传统乡村知识精英，因其对传统文化的熟稔，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学习“毛著”的机会，并进一步在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政治图景中被边缘化。概言之，学“毛著”运动在乡村社会的开展，不仅创造了一种以革命话语和言说方式为特征的新型政治文化，也改变了乡村社会中的知识-权力结构。

在评议环节，广州市社科院陈贵明和香港中文大学贺喜在肯定报告的同时，也提出了若干问题。陈贵明指出，学“毛著”运动对乡村社会中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的影响存在不同的层次，应当分别予以探讨落实；普通民众如何使用传统知识体系理解运动所建构的政治文化，以及此种政治文化“内化”于民众的过程，也值得进一步讨论。贺喜则指出报告讨论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这一问题，应当上溯至晚清以降，在更宽广的历史时段内加以讨论；对于运动中形象的塑造，声音的传播等其他非文字方式在“毛著”学习中的重要性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文字上山”与“文字下乡”两场专题讨论外，每场后各有圆桌讨论，中山大学张应强和厦门大学黄向春，厦门大学郑振满和中山大学刘志伟分别担任引言人，主题围绕《“非文字”文化与“文字”文化在历史与地理上的相遇》和《文字传统的“上山”与“下乡”途径与知识实践》。与会学者以这两个主题为中心，结合各自学科的特色和研究实践，交换意见并充分讨论。

在讨论中与会学者既有一致的共识，也有未能达成的遗憾，期待以后更加深入的讨论。比如，郑振满提出的总体性的文字研究框架，刘志伟先前以华南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论及文字的诸多作用，刘永华总结从文类、专题、社区路径着手研究，王东杰从思想史、社会史的交汇探讨文字的“象征性”，这些不同面向的研究、思路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赏。而张应强、温春来、马健雄、杜树海等，对苗、侗、彝、拉祜、瑶等非汉族群研究所提供的有关中国西南的“文字”经验，更丰富了文字研究的版图。至于黄向春、段颖等以深厚的人类学功底，强调文字的流动性、文字作为权力、文字作为言说以及文字对于研究者的意义，令与会者有所反思和警醒；而程美宝、贺喜强调文字的开放性，提示需注意女性视角，以及书写与口传的交汇与连接，同样令人回味与反省。至于巫能昌熟稔的宗教仪式、陈贵明累积的革命史经验省思文字的研究，也让与会学者耳目一新。

除此之外，与会学者也一致认为，口传与文字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具有复杂多元性和多重面向，研究中不应预设从无文字到有文字的历史进程，而应是从少有文字到频繁与文字打交道的过程。当然，与会者也不讳言遗憾之处：一是在材料方面还是集中在文字材料，图像、口述、唱词、仪式等“非文字”材料使用较少；二是过于集中在历史学、人类学学科领域，语言学、文字学的学者有待吸纳；三是整全史的研究有待加强，经史传统、思想史与版本学、目录学尚待汇通，文类、专题、社区间也有待打通。

总体而言，与会学者纷纷表示，此次工作坊是一次成功的、开放的跨学科尝试，也是一次收获充盈的深入而专门的研讨，初步实现了“文字”研究的预设目标。些许的遗憾，正是为了更多的进步空间，期待未来能够继续举办更为丰富的以“文字”为核心的跨学科对话，并适当延展议题方向和开拓新的领地。

本文作者 温海波 黄瑜，文章转引自“澎湃·思想”，2022年12月20日。

编辑 丨李昊玮

审核 丨陈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