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专题（一）|张灏：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

策划人/王楠

自晚清到民初时代的思想人物中，梁启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梁漱溟说他如“长彗烛天，琼花照世”，认为从戊戌到民国初建的十余年间，整个社会都受他的启发和领导，这并非过誉之词。任公虽自称“流质易变、太无成见”，“用浅且芜、入焉不深”，但他在思想学术、党派政界、文化教育和社会舆论等方面及领域的种种思考与行动，以“带感情、富魔力”的如椽巨笔写下的众多文字，鼓舞了千千万万新时代的学人与志士，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历史走向。值任公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本公众号特推出由六篇文章组成的专题系列，以纪念这位不忘旧传统、探索新中国的伟大人物。

梁启超纪念馆，位于天津市河北区

张灏先生《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尝试结合学术史和思想研究的双重线索，来定位任公自晚清至民国前夕的社会影响与思想贡献。受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以及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梁启超将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和道德修身的思想，借助“群”、“国家”与“新民”的社会理论构建，转化为某种新的国家政治和国民道德人格的理想。这些思想与他相应的舆论宣传和政治实践，极大影响了自民国初年到五四时期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运动，在20世纪后来的中国革命、国家建设与塑造“新人”的过程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本专题选取了该著作的结论部分。

文/张灏

译/崔志海、葛夫平

1907年3月，新民报馆被一场大火焚毁，4个月后即告停刊。随着《新民丛报》的关闭，梁也度过了他思想影响的鼎盛时期，此后他愈益卷入各种政治活动。虽然综其一生，他的政治活动都没有妨碍他各方面的思想活力，但他再未能获得20世纪最初一段时期所取得的那种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因此我们就到这关键时刻为止，尝试叙述梁至此对传统到近代思想转变这一重大事件的演变所起的思想作用。

《新民丛报》创刊号封面

在晩清，儒家经世致用作为一种起作用的理想的重新出现，是梁启超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理想不仅支配了对世界的态度，而且还决定了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方法。19世纪，当西方冲击到来的时候,它的文化侵蚀是不可避免的。从19世纪90年代中叶到1905年前后，儒家经世致用理想遭受的侵蚀最为明显。

在那10年里，儒家经世致用理想所受的严重侵蚀使中国政治处于一种没有文化方向的状态。在许多中国人的思想里，中国政治不再有效地受儒家文化价值观的支配，自治政治的出现立刻产生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果儒家经世致用理想中包含的那些文化价值观和准则不再适用，那么在哪里可找到它们的替代物以为中国政治提供有效的形式和组织原则呢?根据新的政治形式和原则，现存的哪一种新的政治结构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能具有合法性和意义呢？

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10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西方似乎是有关各种权威概念和各种富有意义的想象以及各种有说服力的构架的一个潜在源泉，在有关迥然不同的政治形式、目标和组织方面为他们提供指南[1]。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从那时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从没有停止他们对新的政治思想方向的执着的追求。从这一角度来看，这10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10年里，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趋于告终，而寻求今天仍在摸索中的思想新方向被提了出来。

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原件

因此，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的思想发展可被看作是儒家经世致用这一古老传统和寻求现代思想新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纽带。我已对1890年和1907年之间梁思想中从儒家经世致用理想到有关新的国家和国民思想的转变作了追述。就社会理想来说，涉及两个过程。第一，摈弃天下大同思想，承认国家为最高群体；其次，把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这两个过程，是对儒家经世致用传统中不可分割地融合一起的政治和道德两个概念的一个明显的区分。而政治的自治也倾向于将国家看作是各种价值观的核心。

固然，梁也将民主化看成是近代国家思想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他基本上是从集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观点看待民主制度，因此，他的民主信念在遏制他的国家主义偏向上，没有发挥在西方自由传统背景下所预期的那种作用。因而，没有那些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和西方自由价值观的抑制，仅仅关注国家和国家的合理化必然带来政治权威主义的可能性。

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到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他的国民理想的实质是集体主义和进取精神，非常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美德理想。因而，与以道德取向为核心的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不同，由梁设想的国民主要不是一个以道徳为取向的理想，更为特别的是，他的国民理想不再像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那样受儒家的修身原则支配，这决不是指他的国民理想中没有涉及某些儒家修身成分。事实上，这在他根据王阳明的道德哲学提出的“私德”中是清楚的，有关儒家修身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些束性方法在梁的新民理想中仍占重要位置。换言之，梁认为许多儒家的束性方法与他国民理想中包含的那些民德并不互相冲突，可被用来构成他在《新民说》中设想的那种人格。在这方面，梁是他许多同时代人中的一位典型人物，他们接受近代国民理想，但仍在儒学中寻找一些珍贵的束性训诫。

梁启超 著

《新民说》

商务印书馆，2016年

梁氏对新的政治价值观和新的民德的阐述意义深远，不仅因为它们与儒家经世致用的理想激烈决裂，而且还因为它们形成了一套在20世纪中国思想意识发展的许多方面都出现的价值观和概念。虽然梁与他的主要反对者革命派在广泛的思想意识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仔细考察两派的文章可以发现，就基本价值观来说，他们的一致性远胜于他们的分歧。虽然革命派反对梁将中国民族主义的重点放在外来帝国主义上，强调反满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但他们最终是否会同样严肃地就梁的近代中国国家观展开辩论，是很值得怀疑的。梁的近代中国国家观包括了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而不是将他们排除在中国之外[2]。他们对西方社会主义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看法，并在有关土地国有化问题上展开辩论，但他们或多或少都以某种带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家观而告终[3]。固然革命派提倡共和制，梁倾向君主立宪制，但我们可以怀疑的是，革命派是否会反对梁将政治参与作为建立国家的一种方法这一基本的民主化思想。就他们关于改良与革命问题的所有嘈杂的争论来说，他们的分歧更多的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最终社会目标上。如果总的来说，他们在基本的社会目标方面分歧很少的话，在有关人格理想上的分歧甚至更少。这一结论从革命派将论战的火力集中在梁对社会和国家问题所作的思想阐述上，而没有对他叙述的公民理想提岀挑战这一事实来看，是十分清楚的[4]。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三号号外发表《〈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激烈论战。

在“五四”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情况更为复杂。某些新的成分是如此明显，以致人们初一看来对要提出这一代与前一代之间的相似点总是迟疑不决。固然，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两代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都采取一种一般的文化方法，倾向于认为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在形成人的行为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而将精神的革新作为中国民族振兴的根本途径。然而，这种共同的文化方法不应当使我们看不到它们之间的一些具体差异，这些差异将梁在阐述新民理想中的文化方法与“五四”一代在阐述新青年理想中运用的文化方法区别开来。首先，在两者都强调对中国人思想进行文化革新的首要性的同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具体态度则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五四”一代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是真诚和全面的，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攻击不局限在儒家和道家，佛教也受到毫无保留的斥责。因此，中国人开始感到过去是一片漆黑，倾向于认为在未来和过去之间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摩尼教的观点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种追求整体的和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倾向。

相反，在《新民说》中梁只是部分地排拒中国文化传统。他有时也的确鼓吹道徳革命，鼓吹对过去来一次全面的破坏，但这种激进主义的语调与其说是严肃的，不如说是文辞上的夸张。梁在内心里基本上是一位改良主义者，他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上是有辨别力的。他仍十分看重儒学和佛学中的文化价值，只有道家思想受到他无情的指责。即使在最激进的几年里，他对儒家在有关个人行为和家庭伦理方面的某些道德价值观仍持有基本的信任。此外，他还将儒学和佛学看成是束性的重要来源。

使这两代人的文化方法区别开来的另一差异，是他们相反的宗教观和科学观。“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以激烈反宗教著称。宗教在他们眼里只是一种粗劣的迷信，它必定要被文明的进程荡涤。在这种反宗教立场背后的是一种好斗的理性主义，其核心是科学崇拜。对他们来说，科学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的万能钥匙[5]。

梁的文章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科学崇拜。虽然西方的世俗知识占有突出的位置，但科学还没有作为一件法宝、作为振兴中国的万能钥匙出现。与没有科学崇拜并存的是，他明显倾向于给宗教以肯定的估价，宗教没有全然被看成是思想启蒙的一大障碍。而被认为是社会稳定所必需的，是推动人类创造业绩的动力源泉。

丁云鹏《三教图》轴

设色纸本，明，115.6×55.7 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就梁在《新民说》中详细阐明的那套人格和社会理想来说，要对“五四”一代的新青年与梁的国民理想之间作一密切的比较，人们会对此感到更加迟疑不决。在新青年中，人们发现了一种对进取精神和力本论的崇拜，以及对创造财富活动的颂扬。其实，这些主题在陈独秀对他认为的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崇拜青春和进步、强调经济活动和功利主义，以及崇拜竞争、战争和野性的啧啧赞美声中尤其显著[6]。所有这些特质听起来好像是梁启超新民理想的回声，除了新青年带有与梁启超文章中的集体主义特色迥然有别的个人主义特点。这种新特点的一个明显标志是胡适提倡的易卜生主义。结果，人们在新青年中看到了对儒家家庭伦理前所未有的抨击，儒家的家庭伦理现在被看成是对个人人格发展的一个致命的桎梏[7]。这种态度与《新民说》的态度显然不同。在《新民说》中，儒家的家庭伦理总的来说还没有被认为是国民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年），挪威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家，作品强调个人思想解放，质疑传统的价值观和礼仪。胡适称“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

就社会理想方面来说，《新青年》对民主制度的崇拜更坚定。现在民主与科学一道被看成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象征。与梁《新民说》中民主制度与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崇拜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不同，《新青年》在颂扬民主的同时降低了民族主义的调子。虽然在《新青年》中这种不突出民族主义的特征是明显的，但不应当解释为是对民族主义的全盘摈弃。“五四”一代会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对民族国家思想产生破灭，这至少是难以设想的。一个更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民族国家思想现在已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并且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使“五四”一代部分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产生怀疑的不是民族国家思想，而是通常围绕民族国家思想树立起来的过旺的爱国主义情感。这些爱国主义情感可能会倾向于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和文化上的排他主义，它们与“五四”一代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开放思想背道而驰。这也许便是陈独秀鼓励中国人培养一种自觉心而非一种本能的爱国主义时所思考到的东西[8]。

但民族主义不是《新青年》知识分子可以长期搁置的东西。不久，他们再次被“五四”运动的精神冲昏头脑，随着民族主义及后来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高涨，集体主义又逐渐取得对个人主义的支配地位。

因此，尽管个人主义特征和民族主义声调的明显降低构成了某些《新青年》知识分子文章的特点，但从“五四”运动中最终出现的那些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与梁在《新民说》中宣布的那些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并且，进一步看一下“五四”之后中国的一些重要思潮，人们甚至可以认为梁的国民理想经过“五四”运动，成了20世纪中国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和持久的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询问梁在阐述国民理想中提倡的那套价值观在“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的一股重要思潮——新传统主义中是否占有一席之地。严格说来，新传统主义只指那样一些人，他们基本上仍认同传统的价值观，他们接受现代西方文明的某些成分，主要将它们作为促进和保存那些有价值的传统价值观的一种方法。但新传统主义运用到现代中国思想领域则是一个十分不严谨的概念。在有关列入新传统主义的人中，许多人很可能是竭力化装成传统思想介绍近代西方价值观的改良主义者；有些人可能对传统思想的某些成分感兴趣，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这些成分可作为他们崇尚的西方价值观的补充或媒介。例如1903年和1937年之间，梁对新儒家涉及到束性方法的那些典籍有浓厚的兴趣，但他并不一定认同儒家人格理想中的具体内容。因此，梁的新民形象即使对一些称之为新传统主义的人来说，也可能会产生一种好感。

关于20世纪中国的另一重要思潮——自由主义，人们总认为对那些赞美近代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梁的国民思想是十分令人满意的，除了它的集体主义倾向外。然而更重要的是，与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不同，个人主义从没有深深地植根在中国的自由主义中。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存在一个普遍的偏向，即将民主看作是发挥近代民族国家作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它视为一种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这种偏向由这一事实得到清楚的说明。20世纪30年代初，当民族主义政权逐渐巩固的时候，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像丁文江和蒋廷黻这样一些著名人士都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民主制度，公开赞成独裁在国际和国内危机时代是一种更有效地加强国力和保护国家安全的方法[9]。这种偏向在这一事实中也得到反映，20世纪40年代末，绝大多数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和国家的理性化无疑比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更重要。从这一观点来看，梁氏国民理想中的集体主义取向自然比胡适思想中的矛盾的个人主义特征更能代表中国的自由主义。

蒋廷黻（1895-1965），中国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研院院士。

除了新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在构成现代中国重要思潮之一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梁的国民理想也有强烈的反响。首先，尽管共产主义存在固有的国际主义要求，但毫无疑问，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愈来愈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主题。伴随这种突出的民族主义性质，便愈益倾向于强调国家的作用，视国家理性化为基本要求。这些社会理想在梁对国民的阐释中难道不是已很显著了吗？

就人格理想来说，梁的《新民说》与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之间的继承性甚至更明显。在领袖诗词及其他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好动和进取的文风，使人强烈地联想起梁对进取和冒险精神的赞美。这种继承性在对模范共产党人——雷锋和王杰的大力宣传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从这些描绘及领袖的其他有关文章中产生的形象是一个献身公共利益，向往未来，严于律己，敢于牺牲的这样一位好动的进取者的形象。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模范共产党人的形象和梁氏新民形象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10]。

雷锋（1940-1962）

总之，梁启超的国民理想看来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是一位关键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书影

本文选自《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结语，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参看克利福德·格尔茨：《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思想方式》，戴维·阿普特编：《思想方式和不满的原因》（纽约，1964年），第60-65页。

[2] 这在下面事实中得到明确证实，即当1911年共和政府最终建立时，几乎所有的革命党人都接受这一原则：所有的少数民族，包括满族，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包括在新的共和政府内。

[3] 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哈罗德·史扶邻：《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21-342页。

[4] 粗略地浏览一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可以发现实际上该报的所有话题都是有关社会政治问题。

[5] 参看郭颖颐：《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文：1900-1950》（纽黑文，1965年），第20-119页。

[6] 参看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今日之教育方针》、《抵抗力》、《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人生真义》、《独秀文存》（香港，1965年）第1册，卷一，第1-40、113-125、181-187页。

[7]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台北，1953年），第1册，卷四，第629-647 页。

[8]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杂志》第1卷第4期，第1-6页。

[9] 要了解1933年和1934年里自由主义者当中发生的这扬有关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参看胡适、吴景超、蒋廷黻、丁文江和其他一些人在《独立评论》第80号至100号里发表的那些文章。又见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台北，1965年）第 35-39、82-107 页。

[10] 有关对模范共产主义青年的描绘见《从雷锋到王杰》（香港，1966 年），第1-65页；《王杰》（北京，1966年），第1-170页；《王杰的故事》（北京，1965年），第1-75页。

编辑丨陈　立

校对丨许方毅

审核丨杨勇、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