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典 | 梁启超：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

文/梁启超

学问本无国界，不能说，那是欧洲的社会学，这是中国的社会学，这样的分别一定说不通。不过原理虽无国界，资料确有分别，无论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那种学问，都有他独立的资料，为他国家他民族所无。根据某种学科，已经发明的原则，证以本国从新搜集的资料；或者令原则的正确程度加增，或者遇必要时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这种情形，各国皆有，所贵在有学者去研究他，把结果公诸全世界，各人研究自己的资料和问题，这是一国家一民族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亦即他们对于人类文化的责任。

各种科学如此，社会学亦然。就广义言，本科范围极大，把政治经济等等，都包括在内，要讲学问上的兼并主义，真没有及得上他的了。就狭义言，范围仍不算小，但凡人类活动，带有全体意味的，都是社会学的领域。

中国人，在世界文化上，责任很大。我国人数最多，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假使没有把这部分人类活动研究好，或者把这部分人类活动抛弃了，至少这门学问，算是缺了一个Quarter。我国历史又长，可上溯至五千年，许多现在号称文化的国家，他们的历史，只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后半橛看得见，前半橛看不出，惟有中国，可以看出全部。中国人无论在何种学问，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社会学方面责任更大，须看清楚了。

一面我们责任重大，一面让我们自己发明的余地很多，研究时很有兴味，无论何种科学，我们都占便宜，外国作学者困难，中国作学者容易。要应用某种原则，我们加增资料去证明他的正确，或者修正他的错误，外国人费力，因为研究得很深，紧要的都被他人说完了，中国人一点不费力，因为地方大，历史长，可以自由发展。以前中国人，不走科学这条路，现在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学问，好像开矿，遍地都是宝贝，遍地都是财源。

自然科学，可以发展的余地多，比如动物、植物、矿物，许多中国人所有的，外国人没得机会研究，我们自己，可以有许多新发明。其他各种自然科学，亦皆如是，惟自然科学，分别较小，特殊发明较难。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不同的地方很多；实地调查，外人不如我们方便，书本学问，外人亦不如我们方便；要做新发明，新贡献，异常容易，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兴奋。

今天所讲，不过泛泛举几个例。我的意思，就在使诸君在听了我的讲演之后，对于社会学的研究，责任加重，兴味加深。在分条举例之前，我想对于研究对象，及用功次第，稍为讲之。

《社会学界》民国十六年第一卷封面

研究社会学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种：

一、现在的情形。这种工作，就靠实地调查，像诸君对于成府、海甸一带，挨门挨户，一一问去，就是这类。极重要，极切实，学社会学的人，应当向这方面努力。

二、历史的事实。研究历史，看来比实地调查空泛些，没有那样切实。但要知道，现在的社会状况，不是偶然发生的，全由历史演出。研究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难，在此一点。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静的，变化很少。比如天体，自地球从太阳分出以来，即是如此，不移不变。社会科学的对象，是动的，变化极大。即如衣、食、住，自古以来，已经好多的进步了。专偏于实地调查，好像看不动的电影，诚然有许多东西。如伟人的照片，要不动才看得明晰，但是哀艳的情节，总要动才有意思。

看电影不单看最后一幕，要看从前的活动；研究社会学，不单看目前生活，还要看已往的变迁。

凡属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的事实，与调查现在的情形，重要相等。后面这部工作，诸君业已着手了，前面那部工作，恐怕未即进行，所以我今天把如何去研究历史事实，提出来讲一讲。至于用功的次第，可以分下列几层：

一、努力求其真相。社会学所讲的事物，就是人类社会的活动。不错，历史亦是人类社会的活动，但是历史已成过去，要研究过去活动最难，究竟是否真相，我们没有把握。努力求真，殊不容易，历史不会说话，后人编派古人，古人不能请律师作辩护呀！绝对的真相，虽欲难求，然在可能范围内，亦应当努力求去；若不求得真相，一切都无从做起。

有许多问题，本来重要，但是没有资料，或者资料缺乏。对于这类问题，宁可把他放下，等资料出来再作。不能因为重要，找些不正确的资料，勉充篇幅，容易陷于错误，头一步作错，底下更困难了。想研究一个问题，就去搜寻资料，资料有了，再去研究不迟。找资料不在一时，不可因一时未得而灰心。资料信不过，放在第二步，研究学问，这种态度万不可少。

二、周察所以发生之原因。资料既已求得而且确信是真的了，便要研究他何以如此？为什么发生？中间如何变迁？后来如何消灭？把他经过的情形，从头细看，一定要得一个所以然，才能把陈腐的东西变成新鲜，呆板的东西，变成活动。

这种研究，不限于本方面，人类的动作，牵连到旁的方面很多。看一种社会活动的发生变迁和消灭，要注意到四周环境、已往历史，才能知道如何会发生这种现象。所以每研究一问题，往往牵连到邻近的问题，密切的固然应当一块作去，疏远的亦不可半步放松。

三、观其所生影响。前面说对于一种事物，要推求他的原因，此刻所说要观察他的影响。所谓影响，可分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制度风俗，影响到自身的变迁；一种是自身的变迁，影响到当时，或后来的风俗制度。两方面平等观察，然后可以看出自身与环境的关系。

四、学理的批评。平时所学社会学的原理原则，这种地方，用得着了。以近代社会问题的眼光，批评过去人类的活动；用合理的公认的原理，作为标准，对于从前的制度或主张，从新估定价值。惟不要忘记时代和环境的关系；评定某时代，某制度，要看他去今日多少远，当时环境如何，才能有公平估价。

我们不能以今日都市生活、工厂生活的道德和条理，拿来判断从前农业生活、牧畜生活的风俗和制度，许多现在认为不合理，在当时很合理。惟亦不能以几千年前的风俗制度，拿来应用到今日道德和条理；那时虽然合理，价值很高，到现在已经不适宜而且一落千丈了。

五、今日应兴应革事项及所采手段。研究社会学的目的，就在解决现代民族的问题；对某问题，从何种主张，取何种态度，应该自己决定。然不能以他国作标准，因为各有历史关系，欧美所认为好的，我们要从新估价，如不估价，我们亦没有研究的必要了。自然科学如数学、理化，可以有“放之东海而准，放之西海而准，放之南海而准，放之北海而准”的原理；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则不然，因为各有历史的关系。

退一步说，纵使所有原理同办法，全是对的，然人类不像石头，不能随便磨凿雕刻。从前有一个笑话，说医驼背，用夹板，驼背夹伸了，人可夹死了。我们自己有不对的地方，看见人家对的，立刻搬过来，不管适宜与否，正如医驼背用夹板一样，一定没有好结果的。

用功次第，大概有这五段，归根结底，要注意自己历史的变迁，如何才能达到理想的社会。凡对他人所讲，或全部搬来，或一部应用，或用渐进手段，或取激进方略，斟酌情形办理。合此五段工作，研究才算完成，无论何种问题，皆不可少。

所谓社会学的问题，范围太大，不能一件件的全讲；现在所讲，不过举几个问题做例，而且所举几个例，资料都比较还可以找。至于这几个例，先后排列的次序，没有特别意义，不过顺其方便而已。

第一，土地问题。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中，最重要，尤其在中国史上，比其他国家、其他时代，还重要些。

欧美各国现代是工业社会，生产的主要机关变为工厂及机械，工厂机械为何人所有，即独占生产事业。在这种工业社会中，土地的地位，减轻了许多。中国直到现在，尚未全成工业国家，生产的主要机关，不是工厂，仍是土地。所以中国历来关于经济的学说及制度，全集中到土地问题。

现今各派社会主义，无论共产或集产，总以为生产机关，不能让少数人独占，所谓电气国有，大工厂国有之类，都所以防绝此弊。本来应归全社会共享的机械，若是让一人独占去了，旁人虽然勤敏，终于无法竞争。即如织布，手工的力量，万不敌机械的力量，所以手工布，敌不过机械布的迅速和便易。

在近代是机械，在古代是土地，占据土地，即可以制人死命，无论如何勤敏，没有土地，便会一筹莫展。中国历代学者同政治家，对于这个问题，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多少脑筋呢！

顶古的时候，有所谓井田制度，究竟实行到如何程度，因为资料不够，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属事实，或者属理想，其主要之点，即在田给能耕的人，能耕的人得田。有时发生争论，亦不过一百亩或九十亩的数目问题，而不是全部制度问题。土地是国家的，二十授田，六十归田，“归田”二字，后来成为不作官了，回家养老的名词，实则是人老了，不能耕田，把田还给国家的意思。井田要点，端在于此。

孟子注疏·滕文公上，汲古阁本

土地是生产要素，不能让少数人占了去，儒家极力如此主张。古代儒家如此，宋元以后，还是如此，治国之道，井田为其先务。这种制度一面看似乎迂腐，一面看很有深意；拿现在的话解释他，就是土地国有，公共生产机关，不能为少数人所独占。能耕授田，不能耕还田，能耕而不耕，不能耕而不还，政府社会，都不许可的。

这种土地国有的精神，中国人很强，所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说“食毛践土，具有天良”。其实“王”不过一个代名词，就是指的国家。现在的田赋，还是叫田租，汉唐以来，就叫田租，因为不是自己的，才出租钱。譬如燕大租朗润园，不管多少，总要纳点租，燕大自己建的房子，便不用纳租了。田赋直到现在，还是叫租，打官话说，土地直到现在，还是国有，我们买田，至多不过买得九十九年的长期租借权而已。

井田制度，事实上变迁很多，中间能够实行的，有一个时代，自北魏孝文帝起，经北齐北周到隋唐止。这个时代，有一种制度，不叫“井田”，叫“均田”，在中原地方，施行好几百年，比较算是能够实行理想。至于施行的方法，因地不同，有宽乡、狭乡、中乡的区别。宽乡是地广人稀之处，狭乡是地密人稠之处，中乡介于二者之间，地不算大，人亦不多。三种地方，授田不同，宽乡顶多的，至百余亩，狭乡顶少的不过二十余亩。

这种制度确立后，到唐朝，因为日子久了，发生弊病，行不大通，所以唐时土地，分为两种：一种叫“口分”，一种叫“世业”。所谓口分，二十授田，五十还田，所有权始终是国家的；所谓世业，可以传给儿子，变成遗产。世业土地，亦有限制，大约不得过口分的百分之二十。古代井田制度，究竟实行与否，不得而知；均田制度，中间有这样一个时代，行了好几百年。

像这一类的好理想，研究他实行状况，事迹很为显明。后来大规模尽管没了，大家把土地，还是看得很重，虽到土地私有时，还有许多调济的方法，最主要的如地方团体或宗法团体的公田。大家在中学国文读本上，想皆读过范仲淹的《义田记》，义田，为一姓所有，虽非属国家，在私人手上，仍有此法调济。有的为一姓所公有，有的为一地方所公有，尤其在南方沿江沿海各省，这种情形最多。

在广东，有所谓沙田，江流淤塞，往往堆积成田，这种田，不属私人，属于公众。即如我有一块田，靠江边上，后来生了许多沙田，要是沙田小，或者可以归个人，要是沙田大，完全归诸公众。我乡地方虽小，亦有沙田，不为一人私有，而为大祠堂或全县所公有。东莞县公田最多，其来源大多出于江流淤塞。广东许多县分，都有沙田公所，一县沙田，归其管理。

大湖边涸出的湖田亦然，不属个人，属于公众，这种精神，俨为一般人所公认。即如东莞县，新长沙田，全归孔庙中的明伦堂所有，全县绅士，到明伦堂去选举值年管理之。至其用途，拿来作赈饥荒，修河道，开葬地，及其他恤孤救贫的慈善事业；或者拿来奖励学问，考科举，中翰林得多少津贴，中秀才又得多少津贴，总而言之，要不外增进全县福利。

铁牛，现藏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古镇何氏大宗祠。沙田围垦成田期间地形不定，难以确界，故围垦前先将铁牛沉入浅滩并立竿为记，同时将围垦面积与铁牛埋置方位一起载入族中簿册，从而确定田界，日后若遇田亩争讼则以之两相对证。

在土地私有后，尚有这种义田公田制度，或者新出利益，不为少数所独占，以为调济。此项精神，与生产机关，归于国有，用意正同。从前孟子劝滕文公行土地公有制度，滕不能行，那知道几千年后，居然能够有一部分实现。滕小国地方不过五十里，东莞比滕大多了，假使孟子看见，一定非常的高兴。由此看来，主要生产，不为少数所独占的精神，咱们中国发达得很早。

换过方面，看遗产承继制度，及承继的方法，亦可以看出一部分来。法国大革命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事情，人人所共知的，其主要原因，即在土地操在少数人手里。自革命后，分配稍为平均一点，但亦只有法国为然；英国土地，仍在贵族掌握之下；俄国在革命以前，更不用说。我们中国，三代以后，遗产即不集中，所以不会发生大地主。一个人买百顷田，置妻妾，育儿女，假使生十子，每子只得十顷，每子再生十孙，每孙只得一顷，如此愈分愈细，土地分配平均，与欧洲之专传长子者不同。

俄国虽号共产，但是政局未定，有田能耕与否，尚属问题。中国几千年来，便有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全国土地，决不为少数所独有，虽然几经波折，井田废后有均田，均田废后有公田，生产机关，不为少数所独占的精神，仍是保存不绝。为什么各国未能办到，或办到而演流血惨剧的，中国半由人为，半听自然，居然办到，毫不费力？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民族有很高深的思想，有意无意的产生很优美的制度。

第二，阶级问题。许多人说，人类进化的历史，即由阶级战争而出。这个话，在欧洲说得通，西洋历史始终如此；在中国说不通，中国历史，同阶级没有多大关系。到底要有阶级，彼此天天拼命，才能进步？还是没有阶级，不须拼命，亦可进步？阶级制度，毕竟是好是坏？这都是另外的问题，此地可以不说。我们要说的，就是中国阶级制度，比欧洲阶级制度，性质不同，重要亦差多了。

贵族同平民的阶级，欧洲到现在还有。英国不用说，爵士、绅士，在社会上有特殊势力；法虽大革命后贵族仍不与平民通婚姻；俄国直至大战后，才能取消。中国古代有之，春秋时代，贵族与平民之分最显，战国以后，根本解决，再后便没有了，暴富不算贵族，因为他没有历史的根据；皇室外戚，亦不算贵族，因为他地位不稳固；要欧洲的Prince，才算贵族，这种贵族，至战国而止。可以那时的贵族生活，同欧洲十八九世纪的贵族生活相比较。法国大革命，要打倒贵族，那是对的；中国此时，说打倒贵族，那就叫无的放矢。他们的贵族，历史很早，我们的贵族，历史很短；他们的贵族，取消得晚，我们的贵族，取消得早。

平民与奴隶的阶级，在欧美很显著，美大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在世界上的事业，就是解放异奴；俄国在革命前，还有农奴。中国平民与奴隶的区别，历史很长，起伏亦很多。在春秋时，大致没有奴隶，孔子曾经作过司寇，等于现在的司法总长，应当使得起奴隶，但是赶车是冉有、樊迟，倒茶是阙党童子，都是他的门生，所谓“弟子服其劳”，没有用底下人。这种资料虽是消极的，但是亦有价值。

后来奴隶很多，穷如杜甫，寄食成都，朝不保夕，亦用好几个下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苗子奴隶，叫着“阿段”。以孔子之阔没有用奴隶，以杜甫之穷，用了好几个奴隶，由此可以看出时代的背景了。大抵战国之末，贵族消灭，奴隶增加；西汉时多，东汉时少，三国时很衰微，南北朝后复盛；唐代极众，宋代较稀；元明颇发达，至清代，渐次绝迹。研究几千年奴隶制度的起伏消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研究的步骤，第一，要看何时最多，何时最少？第二，要看来历何如，系俘虏，系犯罪，抑系买来？第三，要看奴隶的儿子，是否仍为奴隶？第四，要看在法律上，奴隶和平民身分不同之点安在？第五，要看奴隶消长，有何原因？第六，要看为什么不等林肯，不须打仗，居然自能消灭？研究时从这几方面入手，可以弄得很清楚。

士同农工商的阶级，继贵族同平民的阶级而代兴。春秋以后，贵族消灭，处士横议，逐渐发达成一特殊阶级，直到今日，仍还存在。譬如此刻满堂坐的都是读书人，同一般的农工商不一样，讲得好点，尽是些优秀分子，领袖人物，讲得不好点，尽是些高等无赖，特别流氓。我们现在进学堂念书，已经与普通人两样；再进一步，得学士，博士学位，与社会更见隔绝，无形之中，自成一种阶级了。

不过这种阶级异常活动，一点不固定，穷人亦可以为士，并没有何等限制。从前科举时代，平地一声雷，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比如《儒林外史》所讲范进当童生时，大家都瞧他不起，等到入学中举以后，跳到士的阶级来，社会上又欢迎得了不得。现代青年，无论如何解放，脑筋中仍有士与非士的阶级观念存在。这一点很费解释，研究社会学的人，应当注意他。究竟真相何如？益处何如？害处何如？当作问题研究，极有价值。

吴敬梓著

《儒林外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农与工商亦分阶级，《管子》说“三十病农，九十病末”，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米卖便宜了三十钱一斗，农人吃亏；米卖贵了，九十钱一斗，工商吃亏。从汉代起，采用重农主义，对于末，限制得很严；汉高祖时，明令商人不得骑马——那时没有车坐；到现在，大腹贾坐汽车非常之多，谁说他的不是？但在汉朝就算犯罪，要处罚的。

农、末分为两个阶级，这是一种社会政策，虽不十分显著，但是历代君主，对于末，总要压迫些，在社会上的地位及待遇，末不如农，直至宋代还有此类痕迹。《梦粱录》称，北宋时代，商人与众不同，另外穿一种衣服，带一种帽子，好像现在所谓制服，那种制度，算是给他们一种惩罚。《儒林外史》有一段说，头巾是秀才们带的，有一个商人，不知高低，胡乱抓一顶头巾带上，被秀才们看见了，不答应，打他一顿，这可见历代君主同社会，对待商人的态度了。不过士民阶级，是很显著的，农末阶级，虽然有，不大显著。

中国阶级，为什么不起争夺呢？因为是活动的，不是固定的。奴隶的来源，由于犯罪；贵族犯法，也要贬为奴隶，等罪过昭雪了，立刻又恢复自由，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即如士民阶级，看去似乎显著，实际上仍然变动不居。诸君家庭状况，不得而知，但不必尽属富有。至于我家，世代为农，我有聪明才力，便可以跳到士的阶级去；要有什么界线压迫我们，不让作士，那我们就非斗争不可了。

近代的劳资阶级，在欧美因为工业发达，然后发生的；在中国工业既不发达，根本就说不上，将来究竟能否发生，恐怕还是问题。中国的督军师长们，杀人放火，连刮带抢的，一个聚集得几百万乃至千万，这算资本阶级吗？同欧美资本家比，性质既然不同，数目也差得远着呢！有许多军阀，在任上刮来抢来的钱，到卸职后，几年工夫，花个精光，这种只能算投机掠夺，不能算资本家。

再说中国工人，也同欧美工人不一样，欧美工人，挣多少，花多少，一天不作工，一天没饭吃。中国工人不然，即如京奉、京绥、京汉各铁路上工人，都是小康之家，近来因为军队的蹂躏，也许不如从前了。据我所知，天津、塘沽一带，所有土地，都是工人的财产，劳动者稍为勤俭点，可以变成小资本家的。

欧美那种大资本家，在中国能否发生，我不敢担保，亦许不经何种激烈的竞争，可以达到劳资比较接近的理想，容未可知。拿来作政治的手腕，要打倒资本家，那可以的；拿来作学理研究，要打倒资本家，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欧洲因为阶级竞争，造成进化的历史，中国情形不同这种竞争，还有模仿的必要否？如果模仿，好处何在？坏处何在？从事学理的研究，这些地方应当充分了解。

第三，妇女问题。这个问题，现今极关重要，因为女权运动，在欧美固然蓬蓬勃勃的，在中国亦渐次萌芽发展了。研究这个问题，要看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在社会上的地位何如？同欧美妇女比较，异同之点安在？这样研究下去，才可得明了的概念，并能得具体的方法。

妇女问题的中心，就是职业问题了。这个问题，在欧美竞争得很利害，第一，因为他们的经济组织，建筑在工厂上；第二，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多半在都市中。要是家庭工业，乡村生活，妇女职业，就不会发生问题。譬如广东的客家，所有日常事务，都由妇女担任：广东各县，多植桑树，育蚕取丝，几乎成了妇女惟一的工作。

从前中国，为什么不谈妇女问题呢？就是因为中国是家庭工业，乡村生活，说到妇女的职业，先辈差不多不了解，以为一家之中，妇女尽有事做呀。只要地方安宁，不受天灾人祸，有田可耕，有蚕可育，妇女职业，绝对不成问题。由此可知这个问题，何以古代不发生，近代才发生，何以西洋闹得很激烈，中国还没有什么消息的原故了。

《雍正耕织图》

其次是妇女地位问题。普通人都说中国男子，压制妇女；外国男子，尊重妇女。这个话，到底对不对，我以为尚待研究。所谓平等，乃是精神上互相尊重，不单是火车、电车上，让一让坐位而已。欧美人对待女子，多带敷衍态度，专讲礼貌，其实是真朋友，并不客气，见面打恭作揖，一定是感情尚未十分融治。中国人对待女子，倒是其实在得多，敷衍面子的事情，可谓绝少。

在法律上，无论欧洲、美洲，一般来看，对于女子的规定，总是不平等的居多。中国法律，当然不离此例，但是有一宗，寡妇的权利，规定得很详细，要是专门去研究，极为有趣。从《唐律》起至《大清律令》止，关于妇女的条文少而关于寡妇的条文特别多，侵占寡妇的财产，法律是不许可的；寡妇没有儿女，法律是要保护的。这种规定，一方面为的奖励守节，一方面还是尊重人道，因为普通太太小姐们，有家可以代表，无须何等保护，寡妇无人代表，不特别保护，其地位不能安稳。

离婚问题，关系亦很重要，直接影响于妇女的名誉及幸福。依旧习惯看来，完全不对，道德所不容许，法律所不认可；但是新思潮与之相反，双方意见不合，尽可提出离婚。认真说，离婚之后，受痛苦最深，还是女子。现今所发生的离婚案件，十有八九是轻薄男子，在外面交结情人，因而嫌弃家中的妻室。男子读书升入了士的阶级，女人不读书，还是糟糠之妻，配不上他，非离婚不可。

像这种情形，男子到很方便，女人可受苦了，所以我说提倡离婚的人，就是妇女的仇敌。从前男子，对妻不满意，可以讨妾，还能彼此相安。现在不同，有一点不如意，立刻离婚，丝毫容她不得，比从前更利害。固然指腹为婚，流弊甚大，但是自由恋爱，随便离婚，苦痛亦很多。旧道德自有相当价值，从前估得太高了，现在又估得太低了，两下都不算公平。

关于妇女问题的，还有妾的问题，娼妓问题，都很值得研究，可惜时间太少，不一一细讲了。

第四，其他。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研究，暂以上述的土地问题，阶级问题，妇女问题为例，拿来说明中国社会问题的性质，特点及研究方法，尽是够了。我本来打算细说的，还有四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法子，只好简单说明如下：

一个是职业团体问题。这个问题，资料较少，但亦不是没法子找。我们看《东京梦华录》及《梦粱录》已有讲分行的地方，可见同职业的组合，宋代已经有了。有清中叶，广东十三行，淮、扬盐商，势力尤大。直到现在，各手艺，各商业，凡属同行的，都有一种组合，这种组合，几乎全国都是。这确是社会学上很重要的问题，关于资料的搜集，书本上，比较少；实地上，比较多。

一个是信仰问题。中国人的信仰，依时代而不同；地理上的分配，亦多少有点区别。即如六朝的佛教，宋代的道教，清代的喇嘛教，现在的耶稣教，都算一种特色。此外历代的英雄豪杰，有功社会国家的各地崇奉尤多，假使调查历代神庙，将其中所塑所绘的神像，列为一榜好像封神榜一样，然后推求其原因，考察其来历，必能得很好的结果。

一个是公共娱乐问题。中国人，比较上不十分讲究公共娱乐，但是每年节令，颇带点娱乐性质。譬如正月初一，过新年；三月初三，修契；五月初五，吊屈原；七月七日，乞巧；九月九日，登高。此外寒食节吊介子推，清明节上坟，诸如此类，各地方都有。或应时令，如修契登高，以那时为最适宜；或祭古人，如吊屈原，吊介子推，隐寓一种怀念先哲的思想，久而久之，变成社会上公共娱乐的日子。一一排比出来仔细加以研究，可以看出国民性的一部分，考察他们的来源与意义，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原始社会生活状态问题了。这个问题，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都很重要，而且在欧洲，在美洲，在亚洲，都是一样的有价值。研究东方野蛮民族生活状态，各史《蛮夷传》记载得很多，这是绝好的书本资料，以前都没人开掘过的。中国社会又复杂，国民程度，相去得极远。西南苗猺的生活，最少在三千年以前，以前很少人去调查过。欧洲人要找原始民族很难，除非在博物院中求去；中国人要找原始民族很容易，进化程度，有几千年的不同，而且材料又丰富，很值得研究一下。

本打算详细讲，时间不早了，好在只是举例，多少没有关系，详点略点，亦不甚要紧。以后若有机会，另外用一个题目，再讲一次，亦未为不可。等我有功夫，打算把社会学在中国方面，应研究的题目，开一个单子下来，诸君有愿意研究的，可以找我，我可以告诉他。

梁启超著

《新史学》

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问题到有了，如何去找资料？泛泛的要说资料在那里，怎样去找，这是很难一件事情。事实上亦没有现成的资料，供我们随意携取。只能说研究那一类问题，在那一类书籍那一块地方，比较容易找些。或者说某项书籍，某个地方，比较的可以寻出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资料。

我前面说，研究社会学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在的情形，一种是历史的事实。现在的情形，不是本题范围，可以不讲；历史的事实，正是我要讲的。关于这一方面，搜集资料的方法，可以分为三部：

一、实地调查。历史上的痕迹，无论关于风俗方面，制度方面，建筑方面，古代的东西，现在存留的还很多，可以分头调查，一定能得许多很好的资料，为我们研究的根据。

二、实在事物。古代的衣服器具，典章文物，地上的有博物馆，考古室，可以供我们去采索；地下的有古坟，古城市，古庙宇，可以供我们去发掘；其中资料，一定极多。

三、书本记载。无论政治、社会、经学、文学、美术各方面，书本记载，都是最丰富、最容易得的资料。我们在学校里，不能亲往各地调查，博物院亦无多，地下发掘，又不容易。没有法子，仅能在书本上找，虽然比较抽象一点，空泛一点，我们亦只好以此自甘，等有机会，再出去调查发掘去。

书本上的资料，仍然是散漫得很呀？究竟要往那一类书籍找去？当然离不开的资料储藏所，是史部书籍，如《二十四史》、《九通》一类。即如土地问题：看各史的《食货志》,《通考》的《食货考》,《通典》的《食货典》；以及《二十四史》中，讨论土地分配的文章，说明土地变迁的著作，就可以得不少的资料。

除这种正当资料，人所共知者以外，还有四种，是一般人不注意，而我认为很重要的。

甲、法典。有系统的著作，如：《唐律疏议》、《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中华民国现行六法》等，以及各代会典、会要。这种东西，我认为极重要，因为《二十四史》，多记个人动作，及政治变革，一般的活动，很不容易看出来，不如法典、会典记载得多。单靠法律书籍不行，不过法律书籍，不失为最重要的一种宝库。立法之初，就因为社会上有某种行动，要想加以保护，或者加以抑裁。我们要从法律条文背面，把事实或行动看出来。

从前仿佛记得《唐书·舆服志》，有这样一条法律，限制女人衣服，其长不得拖地过五尺，五尺以外算犯法，然则五尺，四尺，一定是许可的了。可见当时衣服，拖地往往到五尺以上，现在衣服短还可以加限制，就不会有嫌衣服缝得太长的话。后来我在日本博物馆看见古代女人衣服，其长真拖地到五六尺，然后恍然大悟。如果有一个博物馆，把历代衣服器物，都搜集起来，自然再好没有。不过事实上办不到，只好在法律夹缝中找去。

因事实，可以生法律（或保护，或裁抑），因法律，可以生事实（或兴盛，或衰歇）；事实流行时，自然有法律发生，法律强有力时，事实亦起变化。我们认为研究社会学绝好资料，当于《唐律疏议》、《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等书中求之，用精锐眼光，从条文上，看出他事实的背景。

乙、笔记。前人笔记，属于稗官野史一类，同正史有些地方符合，有些地方出入。此种书籍记载伟大人物，重要事迹，常有失真之处。然一般社会状况，往往于不知不觉中，自然流露，可以供参考的地方极多。因为记伟人记政治，有所谓顾忌，而记风俗习惯，爽直逼真，固没有作假的必要，亦无所用其作假啊！

丙、小说。理想派的小说，人物多属捏造，情节亦属杜撰，然时代背景，影响到作者心目中的，无形之间，自然吐露。写实派的小说，虽把人名事名隐藏了，但因想描写入微，形容尽致，自不能不求其近情近理，而当时社会真相，生活状况，便让他一管笔，和盘托出了。我们不问特殊的事实，专要一般状况，当然认之为上等资料。

丁、诗歌。诗歌往往偏于抒情，但记事的亦不少。记事诗中，固然可以求得当时状况；就是抒情诗中，亦可于题目及字句间，求得社会背景。尤其是大诗家如杜甫、白居易之类，可于他们诗集中，求出事实来，与历史相印证，与时代相印证。不过这种资料，比较少，比较困难，得慢慢收稽去。

笼统说，找资料，只好在这些地方找。至于单独的问题，另有特殊资料，那要看问题的范围及性质而定，不是几句话说得完的，更不是一种书，一个地方求得出的。

今天要讲的话没有讲完，意思又狠凌乱，恐怕不足以满诸君之望。假使因为这个未完而凌乱的讲演，能引起诸君研究的趣味，那我就很荣幸了。

本文原载《社会学界》第1卷，1927年6月出版，系梁启超在燕京大学社会学会的演讲，由周传儒笔记。

编辑 丨许方毅

校对 丨陈   立

审核 丨杨勇、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