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 | 国家社会学：理论源流与本土经验分论坛纪要

2023年7月8日至9日，中国社会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国家社会学：理论源流与本土经验”分论坛在南开大学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和杂志社的43位学者参加了本次分论坛。本次学术会议包括“现代国家的法权基础”、“透视现代国家的多维视角”和“经典理论视野下的国家”等三个主题，共计6场报告。

新民学会旧址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何蓉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室主任赵立玮研究员致欢迎辞。赵立玮老师指出，国家是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基本主题之一，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对国家问题做过讨论，本次论坛报告的论文议题丰富，既有理论探索，也有经验研究，希望论坛研讨能对大家有所助益。

与会者合影

7月8日下午第一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赵立玮老师主持。

赵立玮研究员致欢迎辞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李向平老师从“中国”入手，探讨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的原型及其神圣性。中国之“中”，也是天下之“中”、天命之“中”。惟有王者才能受命于天，领有天命，以“具身化”的特殊方式，获取神圣而正当的道德支配能力，促使特殊的具身化行动成为天下普遍遵守的道德秩序。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国家”乃是一种具身性伦理国家。正是这一国家观念构成了华夏国家的神圣原型。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王楠老师从梁启超的政治群学出发，探讨了人民国家的思想起源。他指出，梁启超试图以“群”为基础，去构建新的“人民”与“国家”，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这样一种新型国家有别于传统政治，成为通往现代人民共和国的桥梁。人民国家的理想政治模式，则是一种新的“君”“臣”“民”之间的牵制和平衡。

《新民丛报》是近代大型综合性半月刊杂志，由梁启超于戊戌变法流亡日本后所筹办。1902年2月8日在横滨出版，1907年11月20日出至第96期后终刊。其内容广博，包括政治、经济、时事、道德、军事、法律、学术、宗教、思想、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杂说、笔记及古今中国知识。

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陈剑飞同学报告了他与导师徐珺玉合作的有关中国早期家产官僚制之形成的研究。先秦儒家文本和春秋战国士人群体那里的孝是子女对父母的情感；而忠则是一种切事性的忠，而非奴婢性的忠。但到了西汉时期，孝上升为一切道德的根本，忠也被纳入孝的体系之中，成为官吏和民众遵从的绝对法则。由此催生出的“移孝作忠”使得最高统治者能够以“君父”之姿统摄天下，获得统治权威的“永恒的确定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袁朝晖老师报告了关于洛克的海权思想的研究。他指出，海洋是现代欧洲国家政治和殖民扩张的中心，忽视了海洋，就无法正确理解现代欧洲国家的政治举动和选择。在洛克那里，陆地上是谁劳动谁占有，但海洋却是上帝赐予所有人类共有的，不能被作为与人身相关的财产来理解。它能否为私人所有，取决于能否得到“改善”，提升其价值。在洛克的财产理论下，海洋似乎注定要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并一直保持自然状态，是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旅行、贸易和捕鱼的地方。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庞亮老师探讨了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对现代社会理论的影响。要理解涂尔干与滕尼斯之间的理论分歧，就必须回到霍布斯有关共同生活的理解。霍布斯借助战争状态的学说解构了人的自然社会性，并借助经由立约所缔造的人造国家解构了自然的父权制国家、征服国家和教会。这种去自然化的结果是创造出独属于政治社会的空间。但这也导致个体与政治体之间缺乏中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的郭小雨老师从卢梭对皮埃尔的永久和平计划的批评入手，揭示了他有关人性的混合状况的理解。紧接着，她阐释了卢梭基于上述人性，如何“向内”建立“民族”及其结构的外部关系。她指出，世界秩序的可能性不以政治体内部秩序建构的完成为基础，相反，它本身就作为构成政治体的某种前提，嵌在政治体的成立过程中。科西嘉和波兰问题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对《社会契约论》中的普遍理论的应用与实践，相反，应该从这些政治体的处境来看政治体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生成与变化方向，从中提出外部规范的存在方式。

查尔斯-伊尔拉里·卡斯特尔·德·圣皮埃尔（Charles-Irénée Castel， abbé de Saint-Pierre，1658－1743）。他在1713-1717年间发表了最著名作品《永久和平计划》，他提出一个设想，即在欧洲各国之间建立一个联盟以预防战争的爆发。该思想此后影响了包括康德在内的诸多思想家。

何蓉、李向平、王楠、郭小雨、朱欣和张旭等几位老师依次对上述论文作出评议。

7月8日下午第二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何蓉老师主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欣老师通过重新审视卢梭政治哲学中的审议和公意概念，反驳了以曼宁为代表的当代民主论者对卢梭的批评。针对曼宁认为公民的个体意志是预先确定的，她指出在卢梭那里，个体在投票前，其特殊意志并非一成不变。在经历立法家、定期参加公民集会以及公开的投票方式等时刻之后，通过内心的孤独审议和斟酌，个体把自己的特殊意志置于共同意志的支配下，实现了所有人的意志与公意的一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明浩同学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和基础》与《社会契约论》中有关政治社会的起源的不同说法出发，探讨了这二者之间的分别，前者涉及的是政治社会的初生，而后者涉及到的是政治社会的永恒再造。他认为，卢梭对政治社会起源的探讨，回应的是商业社会及其对德性的腐化。

1755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法文版封面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赵雨淘老师探讨了费希特的“锁闭商业国”的理论构想。在十八世纪围绕“贸易猜忌”的争论中，费希特同时批评重商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主张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要封闭起来，即国家在经济上取消对外贸易，通过中央计划管控经济，保障个体依靠劳动谋生的平等财产权，最终形成一种以国家“自然边界”为基础的区隔性空间秩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旭老师提出我们应该从“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入手去理解“三权分立”的困境和出路。在追溯了美国不同时期“三权分立”的变化之后，他指出正是政治权力的日趋集中，社会对国家的需求增加以及社会自治能力的下降，加剧了分权体系的内在张力。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反思和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针对福山把国家构建作为解决方案，张旭老师认为更可行的途径是重建乡镇和社会自治，将社会中的不平等状况反映到政治社会的制度设计之中，避免寡头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孙畅同学从“费城会议” 的历史记录入手，发掘了联邦派与邦权派关于美国究竟是一个联合主权，还是十三个州的主权的争论，并在其中寻找美国立国建制的线索。这次会议不仅回应了此前联邦体制的松散，缔造了美国政制，而且还创造了美国的政治气候，形成通过会议形式超越法定、促进共识的政治传统。

Howard Chandler Christy，Scene at the Sig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0

《美国宪法签署时的场景》描绘的是1787年9月17日在费城独立厅举办的美利坚合众国制宪会议上众人签署美国宪法时的场景。这幅画目前陈列在美国国会大厦美国众议院的东侧楼梯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沈垚老师探讨了共和传统中的情感线索。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都从情感入手去分析政体和社会的关系。前者认为情感是一种稳定政体的力量，后者则把它看作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二者并不矛盾。他们都把政治作为一个运动的过程来考察，也都肯定情感或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基于此，他们从“政治”分析过渡到“社会”分析。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的刘志标同学阐述了托克维尔有关民主制的理解。以身份平等为基本特征的民主社会，既带来了个人主义的困境，也带来了中央集权的自然倾向。在分析了托克维尔有关法国和美国这两种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之后，他探讨了托克维尔如何将地方自由与公民结社作为应对民主制危机的对策。

袁朝晖、陈涛、庞亮、赵雨淘、刘志标、沈垚等几位老师和同学依次对上述论文作出评议。

George Caleb Bingham，County Election，1852

美国的县选举

7月9日上午第一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陈涛老师主持。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的赵琼老师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讨论了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建构。“建构”不同于“形塑”，她以中国为例，指出在社会转型中，既有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推动，国家嵌入到社会中去形塑社会，也有社会实践方面的创新。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吕付华老师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讨论了福利国家何以可能的问题。他指出，卢曼以“分化”、“包容”、“超载”、“释负”等概念为核心，彻底革新了西方福利国家研究的概念与语义，开创性地建构起了一种为福利国家辩护和解释的政治包容理论范式，独具一格地解释了福利国家的缘起、功能与运作，阐述了一种与哈贝马斯、奥菲等均有所不同的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观点，并对福利国家的命运进行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反思和预判。

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刘芳老师同样探讨了卢曼的福利国家理论。在卢曼那里，工业化中的“补偿逻辑”，与政治系统的“纳入原则”共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兴起。接着，她从政治系统的角度，分析了卢曼那里福利国家扩张和增长的动力。再次，她从政治系统的功能性分化与去分化之间的张力出发分析了卢曼有关福利国家危机的理解。最后，她指出，卢曼的福利国家在增强其普遍适用性的同时，也相对削弱了其现实的解释力和批判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的周忠贤同学考察了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视域下的政治理论。他认为，政治系统是卢曼重点关注的社会子系统，卢曼在一般社会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对政治领域的考察，其理论旨趣在于建立一套关于高度功能分化社会分析及解释的方法。卢曼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了传统政治理论中的语义变化，指出在系统理论界域下的国家意涵，展现政治被纳入到“法治国家”的过程。通过将系统理论的观点及方法引入到政治领域的分析，卢曼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自我指涉、自我再制的现代政治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的田启慧同学探讨了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她指出，埃利亚斯实际上关心的是人的心灵结构在历史当中的构型与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埃利亚斯给出了两种解释，即相互依存运动中社会分工带来的社会与心理的平和化趋势，与国家暴力机制的逃逸及其对个体人格结构的影响。而这两种解释之间存在紧张。最后，她讨论了埃利亚斯有关自制人格的脆弱性及其深处隐藏的畏惧的分析。

Franz Xaver Winterhalter，Empress Eugénie Surrounded by her Ladies in Waiting，1855

《皇后尤金妮和她的侍女们》描绘了法国皇后尤金妮和她的侍女们在户外的一幕。尤金妮是拿破仑三世的皇后，她在19世纪法国社会的时尚、艺术和建筑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蒋雨桐同学辨析了亨廷顿与福山的国家构建理论的亲缘与分疏。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重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而较为轻视政治制度的分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挑战之后，亨廷顿逐渐转而关注文化和国家的合法性问题。此后，在苏东剧变和冷战落幕的背景下，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去目的论的政治秩序论拉开距离。面对自由民主制遭受的挑战，福山亦基于亨廷顿和白鲁恂的学术遗产，建立其系统的政治发展理论。

赵立玮、刘芳、周忠贤、吕付华、陈涛、赵琼等老师和同学依次对上述论文做出评议。

7月9日上午第二场报告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李英飞老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聂俣诚老师以国家和资本的关系为中心，比较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国家形态上的不同演变路径，并试图据此去解释转型国家的国家自主性的强弱之别。在转型之初，俄罗斯和乌克兰相继出现了国家被资本集团俘获的现象。但是随后俄罗斯重新获得了自主性，而乌克兰则持续性地处于被资本集团所俘获的状态。他认为，造成上述分歧的关键在于两国多元力量结构和一元力量结构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与资本集团的关系上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晴老师以我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职能为例，探讨了政府组织的国家治理角色定位。我国政府教育行政职能的政策话语实践建构了多种政府角色，其根源是公共规范制定权、裁决权及执行权等政府行政权分配的国家治理权位置，表明国家治理中政府的合法权利与义务，以及在制度安排、权威运行、政治互动及组织间网络等方面的政府作用期望。

1955年，红星集体农庄将丰收的新棉送到南苑区供销合作社轧花厂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吴奕佳同学报告了她与导师郦菁合作的论文《“帮农民算账”：展演国家权力与工农联盟的诞生》。以1953年在推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际《新湖南报》发起的有关“向占梅思想转变”的讨论为例，报告分析了国家如何通过一定的“解读机构”，在刚刚形成的公共空间中劝说农民接纳工农联盟的基本愿景，卖粮给国家以支持工业发展。国家权力的这种“展演”，成为让社会主体接受全国性政治共同体的愿景想象、权力安排与分配方式的重要途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张文军同学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国家观念的变迁过程。从基层政府保护与中央政府承认的亲和结构，到基层政府谋利化的分离结构，再到中央政府重新覆盖与深入农村的统合结构，国家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经历了一个由浮现到隐没再到复归的过程。在农民的观念世界中，国家始终葆有高度的道德性，而这又源于家国同构与平等主义两个传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胡卓炯同学以东南沿海某地区统计实践过程的观察为例，考察了中国政府基层统计工作从“应急手段”到“常规技巧”的变化过程。这一转变提高了政府统计数据的整体质量，但却没有改变它们采取管理逻辑去处理行政事务的逻辑。表面上，政府使用了一系列抽象的指标和方法去调控经济，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地将其还原为具体的操作流程和特定的可影响的“企业法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常杰同学从财税活动与国家权力互动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上的财税制度特征进行了梳理。他从“现代国家”概念与中国税制改革史两条理论脉络展示了税收与国家的互动和对后者的影响。在对现有税收理论的梳理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提出“狭义税收”、“广义税收”的概念，并对税权、财权和事权的互动进行理论建构。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焦长权老师，以及吴奕佳、张文军、聂俣诚和张晴等老师和同学对上述论文进行了评议。

2000年后，中国各地政府开始大量征收土地、有偿转让，土地财政开始膨胀。至2018年，土地直接出让收入和土地开发、使用过程中的税收收入，已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89%。

7月9日下午第一场报告由《学术月刊》编辑部的朱颖老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何蓉老师从韦伯作品中有关国家性质和作用的讨论，勾勒了他在晚期所关注的“国家社会学”工作。现代“国家”的各项制度，为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基础。韦伯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国家的政治统治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国家在经济决策上具有某种超越性地位，即超越了个体经济单元或利益群体的利害计较，从而具有一个总体的、最高的利益，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也能够对社会的不平等加以制衡。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李英飞老师报告了涂尔干在最后岁月有关现代国家问题的思考。他认为，黑格尔的国家和社会理论自始至终都构成了涂尔干思考国家问题的参照系。涂尔干晚期的《德意志高于一切》深化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课程中有关“国家”的讨论。针对德国学界将古代城邦式的黩武主义作为应对现代个人主义挑战的出路的主张，涂尔干则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去审视现代国家的问题，探讨可能的解决途径，而其焦点则落在借由次级群体去培育专注国家内部自治的爱国主义和崇拜普遍人类的个人主义上。

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译版书影，商务印书馆，2015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原名《社会学教程》，是由题为“民情和权利的物理学”的手稿整理而成。按照莫斯的介绍，这些手稿是涂尔干1890到1900年间在波尔多大学开设的“社会科学公共课”的讲稿。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国曦今老师考察了弗雷泽的思想对于理解英国宪政王权的启发。她首先回顾了18、19世纪自然权利理论和宪政理论的争论，随后梳理了弗雷泽对与王权相关的风俗和禁忌的研究，指出他从社会实践层面揭示王权的社会起源，并通过神圣王权理论的阐发来支持宪政理论，阐明英国自古以来的“社会”传统。弗雷泽通过对孕育权力的社会机制的揭示，说明了王权对于建构社会完整性的意义，规避了自然权利理论的个体主义困境，给出了宪政理论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赋予了“英国社会”以实质意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郑宁同学考察了高延的“国家宗教”概念及其对韦伯中国研究的影响。他首先回顾了高延在现代汉学领域的开创性地位和后人对他的批评，然后借助对高延人生史和学术史的考察，展现了他的中国宗教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历程。随后，郑宁澄清了高延“国家宗教”概念的建构和内涵，在建构过程中，“国家宗教”概念在高延研究中的地位被迅速拔高，中国宗教经历了从“万物统体”到“宗君合一”的历史演变。最后，他分析了韦伯对高延宗教研究的批判性吸收发展，从方法论角度对宗教研究重新突破进行了讨论。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何莹老师从“圣诞”节日的视角考察中古中国的社会整合。生辰庆祝在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源流，佛教观念对生辰转变为年度型庆祝活动有重要影响。唐玄宗将帝王诞辰确立为全国性的节日，为庆祝帝王诞节，各种行事和仪式伴之出现。随着帝王诞节的发展演进，庆祝的对象从皇帝扩展其他重要的皇族成员，这些诞辰同样成为国家性的庆祝活动。以国家手段推行的帝王生日是导向性政治伦理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文化力量与职能的突出表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的胡晓昀同学以明代军户制度的“军民分途”为线索，考察了户籍与国家正当性暴力的实行问题。她首先回顾了明代军户制度的历史演进，然后在梳理了各研究传统有关中华帝国治理研究的演变之后，提出了“军民分途”的视角。军户不仅具有劳动力性质，同时是武装力量，对民籍百姓构成了一种半包关系，统治和被统治的灵活性是相互赋予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凌鹏老师，和李英飞、国曦今、郑宁和何莹等老师和同学对上述论文进行了评议。

7月9日下午第二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赵立玮老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陈涛老师探讨了新教伦理、市民阶层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联。现代市民阶层的精神特质，尤其是反权威主义，构成了贯穿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核心议题。韦伯把这种反权威主义追溯到加尔文主义在《基督教要义》中提出的抵抗理论。正是这一理论在现代早期使得在古代和中世纪作为非正当性支配的民主制变成了一种正当性支配，并形塑了现代市民阶层的精神特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张露思同学从“国家-社会-个人”的结构入手讨论了现代国家的建构及其面临的问题。“国家-社会-个人”是考察西方社会现实秩序的主要锚点，而这三个领域所承担的能量级与相应效果包含和涉及的多维要素——诸如国家维度下以法律为代表的规范程度、社会维度下以认同为基础的精神指标、个人维度下以信任为参照的情感要素——是思考现代国家建构何以可能的参照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子炎同学分析了霍布斯在其三本政治著作中有关主权问题的理解上的变化。霍布斯逐步放弃了基于财产权和私法词汇去理解主权，转而借助授权-代表理论去构建主权者和臣民的支配关系。借此，《利维坦》中的主权概念完成了现代法理国家的“去家产化”。他认为，霍布斯的这一思想历程有助于我们去把握韦伯的家产官僚制概念及其在他的国家社会学中的位置。

《利维坦》1651年印刷版题图 ，法国艺术家阿布拉罕·博斯（Abraham Bosse）绘

题图的下半部分分为三栏。中间一栏是书名——《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世俗国家的质料、形式和权力》以及作者名、出版地、出版商和出版时间；左右两栏各有几幅小图，左栏从上到下分别是城堡、王冠、大炮等，右栏与之对应的则是教堂、教会法冠、霹雳等，对应关系：城堡对应教堂，王冠对应法冠，大炮对应霹雳 (代表开除教籍)。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潘梓旸同学报告了他有关韦伯的超凡魅力的类型学的研究。通过梳理和比较西方文明内部诸多超凡魅力的表现，他建立了一个由五种“超凡魅力类型”所构成的分类体系。其中，“巫术超凡魅力”与“伦理化的超凡魅力”构成了纯粹类型，而其他类型则构成了上述类型的混合。这一参照体系有助于定位“超凡魅力支配”和“领袖民主制”，理解韦伯赋予它们的独特的理论意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的苏义丰同学报告了韦伯有关俄国革命的分析。他从文化、官僚制与国家等三条线索出发，梳理了韦伯有关俄国革命与国家构建的看法。俄国革命是一场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反对沙皇专制和官僚制的政治运动，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主传统，因此难以实现真正的立宪主义和自由主义。

1907年的韦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的张星原同学考察了作为新教伦理“史前史”的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伦理，分析了中世纪禁欲伦理没能导向现代入世禁欲的多重阻碍。首先是基督教内部的多重紧张关系。教会与修道士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在后者那里造就了理性禁欲伦理，但却无法将其发展为一种世俗生活样式。其次，基督教与市民生活样式之间也存在共生与紧张的关系。最终，只有新教完成了对修道士禁欲伦理的多重超越，奠定现代市民阶层的精神气质。

潘梓旸、周安安、张星原、苏义丰、张融融、黄子炎等老师和同学依次对上述论文做出了评议。

何蓉研究员致闭幕辞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何蓉研究员致辞。何蓉老师感谢各位老师对论坛的支持和参与。她表示，来自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和学生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社会学”未来的可能性，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一研究主题。█

编辑 | 张　喆

审核 | 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