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声 | 《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

“新女性”的命运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重要缩影，她们身上的精神性追求及其内在困境，能最真切地反映中国现代人格重塑过程中的张力与缺失。本书以“离家”作为新女性生命史与精神史的起点；离家在开启她们追求独立之路的同时，亦使得“归属感”问题始终如影随形。独立与归属这两方面的紧张关系在此后的“学潮”“爱情”“革命”以及“物质”等历史环节中都有充分体现。在这—过程中，亦可感受到现代人格内在的主观性倾向，及其得以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境。而“革命”与“物质”作为两种典型的选择，在展示新女性群体某种现实出路的同时，亦以新的方式使“独立与归属”的结构走向了“一端”。

杭苏红 著

《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

商务印书馆，2022年

导  言 

第一章 离 家

第一节 胡不归？

第二节 同行者 

第三节 情感的通道 

第二章 学  潮

第一节 学生自治会 

第二节 血  性

第三节 女师范 

第四节 人格运动 

第三章 爱  情 

第一节 同样的自由 

第二节 为了爱独身 

第三节 “德娃利斯” 

第四节 纯爱的困境 

第四章 革  命 

第一节 抉  择 

第二节 为妻为母 

第三节 信  仰 

第五章 另一条路：物质 

第一节 时  尚 

第二节 疏离的爱 

第三节 身体的乌托邦

第六章 尾  声

参考文献  

后  记  

一直以来，学界较少考察民国爱情主体的爱情观，即恋爱者的内在心理。爱情作为一个研究主题，通常与民国时期个体主义兴起相关联，用以探究中国近代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伦理变革，特别是其中爱情观念和实践之间的张力与伦理困境。如果说浪漫爱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情感”衍变史中的启蒙阶段，那么我们对这种浪漫爱的内核，特别是其中理想化与纯粹化的倾向，还缺乏相当的了解。

当浪漫爱这一西方舶来物进入中国社会时，它最先引起的是个体观念与情感的变化，正是这些处在新与旧、中与西之间不断思考与实践的个体，才最终构成了个体主义、伦理变革、情感启蒙这些宏大命题的承载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深入理解新女性的爱情观念与实践具有相当的价值与意义，是理解新女性人格与情感状态，进而理解现代个体与时代变迁的重要切入点。

谢冰莹、石评梅和丁玲三人的爱情经历，虽然在外在表象上颇为不同，但却有着相似的内在追求：追求一种纯粹的、伟大的爱情。只是由于各自性格与思想观念的不同，她们对于这种“伟大的纯爱”的理解存在差异。

对于谢冰莹来说，一种能够给恋人留出自由社交空间、没有任何干涉与束缚的关系，是真正的爱情。

在石评梅看来，处于新旧交替时代，伟大的爱情要能够避免给旧式妻子这样的弱者造成伤害，因而她更主张以独身成就理想之爱。而到了丁玲这里，伟大的爱情则需要通过双方的一致信仰予以实现，否则很容易滑向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爱”。

谢冰莹，摄于1930年代

由此可见，“纯爱”实际上构成了新女性爱情观的主要内容。对于这些早年间离家出走，与家庭、亲人之间丧失了情感交流与支持的新女性来说，爱情作为一种新的情感方式，特别是一种在知识文本中被过度理想化的情感方式，成了她们内在的渴望与寄托。这背后，并不是虚无的“迷狂与冲动”，也不是如后来人所臆想的，两性关系在长期压抑后的肆意发泄，而是一种有关“人生向上”的严肃追求。

在这些看似疯狂、轻率、盲目乃至扭曲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新女性对于自我、两性关系与新社会的严肃思考。谢冰莹对已婚女性和男人一样工作、一样拥有社交权利的固执追求，石评梅对一种不会给弱者带来伤害的爱情的坚持，以及丁玲对一种能够改变虚无、庸俗的两性关系的向往，再提醒着人们，曾经有一批女性为她们所设想的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做过种种努力。总的来说，她们试图以爱情共同体为起点，找到既能满足个体的情感与欲望需求，又能促进精神沟通与思想进步的道路。这或许就是这个充满动力的时代所特有的情感模式。

不过，建立在“纯爱”观念上的关系，在现实中却非常容易破裂。丁玲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那个时代的女性太讲究精神恋爱了，对爱情太理想。我遇见一些女性几乎大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形。看样子极需要恋爱，但又不满意一般的恋爱。即使很幸福，也还感到空虚。”

在与理想的对照中，现实总是让人感到沮丧的。

丁玲与胡也频

对于丁玲和石评梅来说，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幸运的。丁玲和冯雪峰始终没有走到一起，石评梅的爱人也以死亡的方式成为永恒。她们都不需要面对“伟大爱情”在现实中的逐渐破裂与瓦解。可是，对于谢冰莹来说，则没有这种运气。一次次对伟大爱情的追求始终伴随着关系的破裂与爱情的消亡，这也是她晚年感慨自己受到太多情感的“刺激与打击”的根源。

石评梅与高君宇的塑像

爱情容易使个体脱离现实、理想化对方，这本是自古以来爱情的迷人与烦恼之处。不过，对于新女性来说，当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后，她们往往难以屈服于现实。在她们看来，既然处于一个个体能够通过不断努力获得“人生向上”的时代，她/他为什么要将就一个“变得不了解”自己的爱人呢？为什么要将就一份平庸的情感呢？人不是应该更努力地追求更好的东西吗？这或许就是现代社会中个体化、个体主义的困境所在。

在一个现代性刚刚开启的时代，个体相信能够通过努力与奋斗实现理想，这一信念本身即意味着现代爱情“一体两面”的特性：热恋与离异都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更加“人生向上”的关系。并且，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也为个体提供了足够多的交往机会与交往动力。在这种时代氛围中，个体间观念的差异、性格的抵牾都愈发让人难以忍受。这在谢冰莹的例子中已经有了很多说明，在她看来，那些曾经“完全了解”自己的爱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变得“不了解”自己，甚至有些从一开始就是伪装。

抗战时，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在长沙合影，中为谢冰莹。

有关纯爱破裂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同样作为新女性的褚问鹃的爱情便异常脆弱。褚问鹃又名褚松雪，比丁玲大四岁，曾遵兄命有过一段婚姻，后逃离夫家，去山西阳高办学校。她搬走庙宇中的佛像，引起地方士绅反对，报纸刊登后，舆论将其塑造成反封建斗士的形象。1923年，她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开始通信交往。

她称自己因为对方“学问的光辉”而“眼睛眩耀起来”，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她看来，张竞生“也在与封建势力博战，社会上对他攻击得非常猛烈（指‘爱情定则’大讨论）”，所以心生相惜之感，“引起了少年期久伏在心头的‘奇士’的感觉，终于堕入情网”。可是，没过几年，有了孩子的褚问鹃就感到自己“学术荒落，能力退缩”，而日常的“琐屑的烦忙”在她看来“简直丝毫感不到兴趣”。同时，她因“反封建”而与张竞生之间产生的心心相惜之感，也开始被两人之间的另一些差异所消解。两人曾和民国时期的许多新式情侣类似，提倡“情人制”，不愿意进入婚姻的束缚。

可是当有了孩子之后，张竞生所信奉的“爱”的伟大使其希望褚问鹃给予孩子更多“母爱”，而对于十几岁就与上海“社会党人”有过往来的褚问鹃来说，她相信该党所提倡的“三无主义”之一——“无家庭”，认为这是女性能够得到自由的基本前提。并且，更重要的是，褚问鹃此时开始投身革命政党工作，她渐渐地不再认同作为文人的张竞生的一些思想和观点。所以，两人终究没能维持住这段关系，褚问鹃很快就感到自己以往的想法大多只是幻想，是“把诗与画，织成一幅幕布，罩在对方的身上”，于是她选择了离开。

褚问鹃《仰天长啸集》书影

我们无法估量这些纯爱的破灭对这些女性的内心产生了何种影响。从褚问鹃后来一直独身，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文官；谢冰莹最终遁入佛门、从一而终的选择中，或许能有所窥探。这些理想爱情的破灭，最主要的原因是难以达成真正的“理解”。虽然新式共同体建立之初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理解”，即相互间精神性的契合。

可是，一种真正能够互相“理解”的关系并不只是某些观念或信仰的统一，或者某一时刻彼此的了解，它需要双方都能够包容下另一个个体，能够理解并包容下对方的缺点与过失。对于这些民国知识分子来说，当他们执着于一个理想的伟大爱人形象，执着于两人之间必然的一致时，很容易缺乏这种包容的能力。

于是，破裂，或者说与这种“非爱”的决裂，就成了勇敢追求“爱情”的重要方式。就像打破旧式婚姻一样，打破一种不符合理想的爱情，成为这个“进步时代”中“人生向上”的主要途径。可是，正如谢冰莹所受的情感的“刺激与打击”，这种不断热恋、破裂的爱之困境，仍然会给这些真诚且执着的寻觅者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痕。

“纯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之爱，同个体间的日常性交往仍有一定的差异。两性共同体的持久性既是一个精神契合的问题，同时更是一个相互包容与“真正理解”的问题。这种意义上的“爱”，不只是爱对方的身体、仪态，或者爱他/她的思想信仰。“爱”需要比较全面地了解并中肯地评价对方，包括他/她的缺点（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没有），他/她想要尽力向上却陷于种种局限时的焦虑、犹疑、软弱和倦怠。

可是，正如李猛曾在《爱与正义》中提出的疑问：对于现代人来说，“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自我中难以自拔，又有谁顾得上爱呢？爱的力量又从何而来呢？”李猛曾经给出过一个回答：“博爱”，一种对于世界中各种他者的更大的爱，以此来成就两性的欲爱。其实，换一个讲法，这种“更大的爱”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更加包容、更能体会他者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自我。如果一个人只是将“爱情”的伟大寄托在爱人所具有的那些美好的品质以及他们共同的信仰中，他/她终将会失望，因为他/她会发现爱人的平凡和普通，而信仰也终会被共同体的日常和琐碎所淹没。

对于新女性来说，面对未卜的前途，她们常感到自我的弱小和无助，因而她们渴望在爱情中找到新的力量，改变自我和整个社会的未来。这一渴望既源于女性的感性、对情感的关注，同时也是因为，面对传统习俗对她们的束缚，以及社会进化论、竞争论施加的压力，她们急于在这个并没有多少女性发展空间的社会中使自己变得更“强大”。舒新城曾在1926年12月的《妇女杂志》上就恋爱问题给过年轻人一些忠告，他的观点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人有关“爱情应促进个体精神发展”的态度:

物质生活进步，精神生活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你的精神生活时时进步，而你爱人底却数十年如一日，你能满足吗？……自己不求进步而把持日日进步者之爱情，实系人生进化的蟊贼。

在这种巨大的个体发展压力下，还没有找到自我出路的新女性，不得不将人生向上的心愿寄托在纯爱这一似乎能够改变个体生活的力量之上。这样的爱情终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灭，可是，对于新女性来说，她们对进步与革新的渴望正愈燃愈烈。█

本文节选自《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杭苏红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51—158页。

编辑 丨李昊玮

审核 丨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