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声 | 《神话与意义》

《神话与意义》书影

列维-施特劳斯著；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神话与意义》是列维-施特劳斯的一本宗教人类学的演讲集。通过简单的举例，作者言简意赅地阐述了神话研究的相关问题，初学者可以快速地理解结构人类学大师的主要理念，并一览结构人类学派对神话研究的概貌。

杨德睿：《神话与意义》导读

1977年马赛讲座

一个楔子

第一章  神话与科学的邂逅

第二章  “原始的”思维与“文明的”心智

第三章  兔唇与双胞胎——一宗分裂的神话

第四章  当神话变成了历史

第五章  神话与音乐

文/杨德睿

这本小册子是窥探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的一扇绝妙的小窗，凡是被他卷帙浩繁的《神话学》吓阻的读者，定能在此找到虽微小但实在的安慰。

站在小窗前亲眼鉴赏大师的经典思想之美，当然是很令人愉悦的，其价值自不待言。不过，在将心神沉浸到这片美景之中的同时，能或多或少意识到大师的经典之作的历史性，也许能给这番美感体验更增一点甘苦难辨的后韵。毕竟，这本书问世已经40多年了，这40年来的人类学界又是几番沧海桑田，透过这些历史烟尘回望大师的思想，或许能品尝出别样的美丽与哀愁。

相对于《神话学》的浓墨重彩，《神话与意义》像是给“神话思维”画的一幅素描，甚至是漫画。它当然免不了得直接去勾勒“神话思维”本身的特征，但它更侧重的，是通过建立历史、科学、语言、音乐、“原始思维”等心智模式与“神话思维”的各种维度、层次不一的对比，来反向衬托出“神话思维”的性质。这套论述策略，或者说叙事路径，本身就是结构主义思考方法的一幅剪影。换言之，不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整体框架来看，《神话与意义》都是纯正的列维-施特劳斯式结构主义思路的展示。

《神话学》（法语：Mythologiques）是列维-施特劳斯的四卷本文化人类学著作，包含：

《神话学：生食和熟食》（Le Cru et le cuit）

《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Du miel aux cendres）

《神话学：餐桌礼仪的起源》（L'Origine des manières de table）

《神话学：裸人》（L'Homme nu）

正因为它是列氏结构主义思路风格纯正的结晶，《神话与意义》能具体而微且真实不虚地折射出这套思路的基本特征，这套东西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首先，结构主义关注的核心不在于特定时空中出现的具体的文化现象或事物，而是人类心智如何运作，从而把人类自己构想出来的一套秩序赋予世间万物，并且按照人类心智的逻辑建构起规范人类自身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换言之，结构主义的真正目的不在于解释具体事物的前因后果，而是要厘清我们的心智构造和运行规律。它的志趣不是外向的、经验性的知识，而是内省的、对人类智识机能的知识。它不追求对个别事物的因果解释，而是要看透全人类普遍的心智。就此而言，结构主义和欧陆的唯心主义、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气性相近，与我国的陆王心学也有一点灵犀，而与倾向“格物致知”的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迥不相侔。

其次，在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人类心智运作过程的条件限制下，结构主义主张借由观察人类心智最直接的产物，同时也是其最重要的运行媒介（语言）来回溯推测出人类心智的运作规律的大概样貌，然后再以语言学整理出来的规则为模范，拿来和人类心智所生产出来的各种其他的文化成果，如神话、音乐、科学、亲属制度等来进行比较、切磋，从而使我们对人类心智的理解逐渐趋于完备。于是，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各种向来与语言学无关的文化领域都被语言学概念大举入侵，无论是事件还是制度结构都被当成了“文本”来解读，“转喻”“换喻”“范式转换”等语言学术语一时之间弥散六合、包覆宇内，蔚为大观。

再次，以欧洲语文为人类心智结构范式的结构主义，认为一切个别事物就像一个一个语字一样，其“意义”都不是凭借其本身自在的性质来确立的，“意义”只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质言之，是人类心智凭借其有意无意驱动的二分法的繁复操作，将海量的个别事物按照相反相成的逻辑相互关联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相互参照系，这才赋予了个别事物以“意义”。准此，在我们试图厘清某个文化事物的“意义”之时，结构主义主张我们必须先辨识出这项事物在其所在文化/社会中的一群相对、相反的事物，然后分析它与这群参照物的各种关联和对比，把这些关联和对比图式层层交叠成一个参照系，从而抽绎出该项事物的“意义”。把这套听上去极其玄乎的论点简化翻译一下，就是事物的意义和其本身的性质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关系，个别事物的意义完全是结构一手赋予的，所以唯有理解整个结构才能理解局部，想要一个个地去“格物”来找寻其意义，是彻底走错了路。

最后，依旧是以语言学为模范，结构主义认为各种文化造物的基本结构，不论是宗教、亲属制度、政治制度或是交易模式，都和把语字串联起来的文法规则一样，是有限的人类心智所能想像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几种模式的排列组合。因此，假定我们把着眼点完全放在辨识出某种“文法”、梳理这种“文法”的一些变异形态，以展示普遍的人类心智结构的某一局部特征，那我们就似乎能“合理合法”地无视一切相关时空条件、语境的巨大差异，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抽取出我们自认为合适的文化造物，将之熔于一炉而治之。也正是因此，神话和音乐有可能被说成是同一种心智运行方式的产物，而来自不同民族的关于兔唇和双胞胎的神话传说与禁忌，才有可能被想像为同一观念的两种表象形式。

列维-施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中使用的亲属结构分析方法图示。

站在2021年的此刻回顾这套40多年前问世的经典理论，令人不由得感慨系之。或许最先袭来的沧桑感，就是它饱含着的那种如今已然斑驳褪色的纯真（或天真？）的信念。结构主义相信结构是客观存在的（意即它是绝大多数有正常心智的人类所共享的），在一个共享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传统、生活在同一个地理空间内的社群当中，意义也是客观存在（普遍共享）的。这使得它敢于旗帜鲜明地标举普遍主义，并且乐观地预期我们终究能搞清楚人类的心智结构，从而达到某种“属于人类的真理”，解明人类究竟如何建构起我们的世界。这种纯真的信念，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崭露头脚就开始遭到严重挑战，到了80年代，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席卷西方文化界、学术界以后，甚至沦落为被嘲讽的对象、一种连严肃的批判都不配获得的东西。此后，虽然还有少数学者，特别是受语言学影响较深的文学、戏剧、艺术、传播研究者，会继续在工具层面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技术，但是作为一套宏伟的知识方案的结构主义，大体上已经被遗弃了。虽然这40年来批判、解构的狂热没能让人类更幸福，反而让人陷入更深的惶惑不安，甚至因而转向更蒙昧、暴力的民粹来安顿身心，因此，颇有些当代的学者对过去40年的思想路线提出强烈质疑，但似乎人人都明白，我们已经回不去《神话与意义》问世时的那个纯真年代了。

其次，就它自认为是人类学的作品这一点言，《神话与意义》所怀抱的那种普遍主义知识方案的雄心壮志，也颇让人发思古之幽情。事实上，早在列氏的结构主义于20世纪50年代末出世之前数十年，人类学界就已经在文化相对主义和结构功能论这两大思潮的交汇之下，基本上放弃了普遍性的知识方案，几乎全面转向了对一个个个别的文化进行深度研究。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位大师以外，没有什么人类学者还敢“上下五千年，东西两万里”地高论跨文化比较，绝大多数都只是在“解剖麻雀”，终身研究范围不超过几个部落。因此，列氏的结构主义可以说是“进化论”这一普遍性的知识方案在20世纪初衰落之后，人类学界出现的又一次较具规模的普遍主义复兴运动。然而，尽管开头声势惊人，这场复兴运动终究没能落实到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实践层面，也就是说，人类学者实际的为学立身之道，至今依旧是扎根在几个村落、几个街区里，深挖当地的文化与社会的各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其生产出来的作品一般来说依旧是“对特定时空中存在的具体文化事物提出因果解释”，或者是格尔兹式的“深描”——以当地特定的（而非普遍性的）意义体系来阐释当地的事物，并“翻译”到让异文化背景出身的读者也能理解。结果，普遍主义终究没在人类学界真正复兴起来。不过，话虽如此，蕴藏在《神话与意义》等结构主义经典里的普遍主义，至今还在鼓舞、警策着人类学者：文化之间的沟通终归是人类学这种学问的存在价值之所系，就算我们不能真正企及普遍性的理论，但若放弃文化比较这一底线的话，人类学将彻底失去意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对于心智的强烈关注，即人类心智运行规律如何形塑了人类的世界、人类心智的局限如何限制了文化变异的跨度等问题的兴趣，并没有随着结构主义这套知识方案一起被扬弃，而是被改头换面延续了下来。最先接棒这个问题意识的是一些认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他们从80年代初就开始以田野调查法辅以实验法，来研究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儿童认知成长过程，设法厘清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认知发展。随后，脑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等正宗的“硬科学”也开始进入这一论域，于是在世纪之交前后，汇聚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学术领域——认知科学。在此过程中，不断有人类学者加入到认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项目中，特别是那些对教育、文化传承和宗教有兴趣的人类学者，从而和一些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强调文化差异的心理学者形成了亲密的学术共同体，这群人的作品于是被笼统地冠上了“认知人类学”这个名称，以突出他们的作品与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的关联。如今还在缓慢、低调发展中的认知人类学是很难以界说的，但绝对可以确定的是：它截然不同于以语言学为模范的结构主义，并不把通过语言文字来传输的认知看作特别重要的一种认知模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的认知人类学承袭了结构主义的问题意识，但其本身又恰恰是对结构主义方法的一种建设性批判。

本文节选自《神话与意义》，列维-施特劳斯著，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编辑 | 刘沁源

校对 | 陈烨广

审核 | 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