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 | 许卢峰：法国远东学院的中国研究

沙畹在宋陵考察

文/许卢峰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作为法国海外学院之一的远东学院，自20世纪初成立以来，研究范围辐射整个中南半岛地区，而对中国的研究则始终被放置在南亚与东南亚的“印度文化圈”以及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之间去考察。随着中国研究在法国远东学院越来越占据核心位置，一批兼具流动性与传承性的汉学家群体逐渐形成，他们虽然在不同阶段分别聚焦于不同的研究主题，但最终共同呈现出了“文明的比较”与“他者的建构”并重的研究理路。

【关键词】法国远东学院；汉学；中国研究；文明；他者

法国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法国一度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以致1920年留学法国的李思纯评价道：“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向了美国，研究的对象从历史与思想转向更为现实的、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区域问题，但是法国的中国研究并没有一味地追求“美国化”，相反，我们会发现法国汉学的研究至今仍然存在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即使面对的是眼前的问题，他们也不愿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倾向于从历史与文明的脉络中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二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学者始终将中国视为一个连续的、富有活力的文明体，而他们研究中国乃至非西方社会的终极目标，是要经由比较的他者，最终返回到自己的文化之根中去。

如果想要充分认识法国现代汉学的传统与特色，于1898年设立、1900年更名的法国远东学院（EFEO,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是最佳的切入点。这不仅因为从沙畹（Édward Chavannes，1865—1918）以来的大多数法国知名汉学家都与它有过关联，更因为这座研究机构是旨在进行文明的比较研究的法国海外学院一员，是法式学术风格与取向在中国研究方面最为典型的写照。虽然法国远东学院在当前的中国非常活跃，但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机构的源流并不完全了解，也较少能够从汉学的内部与外部同时进行梳理。因此，本文将通过追溯法国远东学院10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梳理中国研究在其中不同阶段所处的位置以及所聚焦的研究重心，并最终展现出法国现代汉学研究传统得以形成的外在机缘与内在理路。

沙畹在北中国考察陵墓石刻

悖论的是，虽然远东学院是法国汉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但我们却发现从它建立至今，无论是在人员设置，还是在资源配给上，其中心工作都没有放在中国研究上，而是重点关注过去的法属印度支那（Indochine française），也就是今天的中南半岛，即位于中国以南、印度以东的区域。这种研究取向毫无疑问与法国的殖民历史有关。众所周知，法国从17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控制了诸多殖民地，是名副其实的殖民帝国。不过，法国的殖民之路一波三折，就亚洲而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1644年授权让–巴普蒂斯特·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成立法国东印度公司，控制孟加拉与印度部分地区的治理与贸易，但是它却在同荷兰与英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并且最终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五年后宣告破产。直到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后，取代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才成功地在非洲大陆与亚洲中南半岛扩张殖民地，成为了仅次于大英帝国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1885年，法国在对中国的战争中迫使清政府妥协求和，并且通过签订《中法新约》完全获得了对越南的宗主权。法国因此确立了印度支那的殖民格局，包括整个越南、柬埔寨、老挝，以及从中国租借的广州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对中南半岛地区的学术研究也应运而生。

值得注意的是，对殖民地进行研究在当时几乎所有殖民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大多数国家鼓励研究的目的在于进行殖民管理，相比之下，法国的研究却是远离现实的。1898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Paul Doumer，1857—1932）决定委托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向总督府所在地越南西贡派遣“常设法国印度支那考古调查会”（Mission archéologique permanente en Indochine）。1900年，这一机构改名为今天的法国远东学院，于1902年随同总督府迁往越南河内，并在柬埔寨的金边、老挝的万象和越南的顺化设立分部。学院的首任院长是东南亚铭文学专家路易·费诺（Louis Finot，1864—1935），在他领导下的研究人员，除了长聘成员之外，还有来自法兰西公学院、现代东方语言国立学院以及巴黎大学的教授。他们的任务是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从事考古发掘，搜集和整理古籍文献，保护文化古迹，同时还对历史、语言与民俗进行调查与研究，并从1901年开始出版《法国远东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Ecole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更具有标志意义的是1907年，法国远东学院展开了对柬埔寨包括吴哥窟在内的吴哥遗迹为期数十年的修复工程。可以说，法国远东学院在法国殖民政府的资助下，不以殖民管理为目的，而对殖民地历史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深入研究，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少见的。

吴哥窟挖掘日志，Boisselier, Jean (1912-1996)

修复中的吴哥窟

在新成立的法国远东学院中，第一位被聘用的汉学家是沙畹的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他于1899 年成为受到资助的“常设法国印度支那考古调查会”的一员，随后又见证了法国远东学院的成立。法国远东学院汉学研究的开端是前往中国的两场考察：一场是1907年由时任法兰西公学院“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文学讲席”教授的沙畹率领的华北考察团，前往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多个省份，历时十个月，考察文物古迹，拍摄照片，并且搜集大量书籍和碑刻拓片。经过整理之后，沙畹在两年后出版了《北中国考古图录》。另一场是由伯希和于1908年率领的西域考察团，前往敦煌考察莫高窟，并且在英国汉学家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之后，从道士王圆箓那里买走了藏经洞中约2000 件珍本。对于这一经历，伯希和于同年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敦煌藏经洞访问记》一文。伯希和虽然一直为远东学院工作到1911 年，但他于1909年就回到了巴黎，并且在33 岁时担任法兰西公学院新设的“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席”教授。伯希和在远东学院的位置则由他的师弟、沙畹的另一位弟子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于1908年接替，后者专攻语言学和历史研究，在河内任职时，曾多次在越南和中国调查风土人情和宗教习俗，尤其是中国的道教。1918年，沙畹去世后，马伯乐被召回接任沙畹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席，而沙畹最年轻的弟子、专攻佛教史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则在1919年入职法国远东学院的河内总部，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4年。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北中国考古图录》法文版书影

沙畹于1907年拍摄的龙门石窟

汉学研究在法国远东学院的早期发展中并不占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研究的刻意忽视；相反，法国学者普遍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只不过他们从自身的视角和认知出发，把中国放在了“印度文化圈”与后来被称为“儒家文化圈”的东亚之间去考察。在沙畹的影响下，20世纪初期奠定了远东学院汉学研究的格局，那就是把中国文明放到与之相关联的、更为广阔的区域中。这种互动是双重的：沙畹和他的弟子们一方面按照远东学院的传统，考察中国与中南半岛众多“印度化国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还通过考察中国和西域中亚的关系，拓展了远东学院的研究区域和范畴，例如，西北史地之学与敦煌学自伯希和之后也成为了远东学院的重点研究项目。

当然，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霸权也风雨飘摇，越南更是一度被日本占领，这些都波及远东学院的日常研究。戴密微离开河内之后并没有继任者，而是在他1929年回到巴黎之后被任命为远东学院的通讯成员。直到1941年，伯希和的名下弟子石泰安（Rolf Stein，1911—1999）才正式接替他。也正是从20世纪中叶起，远东学院所秉持的“文明的比较”的格局，以及将异文明作为他者进行建构的意图，随着去殖民化浪潮的到来而显得更为突出。

1946 年，法国还没有完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中走出来，却又在越南的殖民地上为了维持控制权发起了新的战争。这一时期，在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从事汉学研究的，最初是石泰安，他从1941年起就职于远东学院，见证了法国在越南战争的开端，直至1949年才回到法国高等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担任教授。短暂接替他的是戴密微的弟子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 他从1949年至1950年只在远东学院待

国在印度支那的境况更加被动。也是这一年，在戴密微的推荐下，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吴德明（Yves Hervouet，1921—1999），前往越南河内接替谢和耐，当时他正在准备一篇关于汉代司马相如辞赋的博士论文。虽然时局紧张，但吴德明还是在河内积极开展学术活动，还一度前往中国香港和日本东京为远东学院图书馆购置书籍。他在河内一直工作到1953年，这时他已经可以预见到法国的全线崩溃。仅仅一年之后的1954年，这场持续了接近八年的战争，便以法军在奠边府战役的惨败而告终。1955年，法军从中南半岛全部撤离，这标志着法国在整个印度支那殖民的完全终结。然而，去殖民化与国家独立并没有因此在这片地区实现，分裂成南、北两个部分的越南爆发了内战，美国更是趁虚而入，战局扩大到包括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整个中南半岛。两年之后的1957年，法国远东学院位于越南河内的总部再也无力继续坚持，只能迁往巴黎。

位于巴黎威尔逊总统大道上的法国远东学院

戴密微的另一位弟子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1928—2021）亲身经历了法国远东学院从越南搬回法国的全过程。事实上，早在汪德迈于1951年博士毕业之后，曾只身前往越南，在西贡与河内的中学教了五年书。当他1956年进入河内的远东学院时，已经是留在此地的最后一批法国人之一。他与后来将《西游记》《金瓶梅》翻译成法语的雷威安（André Lévy，1925—2017）一起，按照法越双方条约的要求，共同向越南官方转交由远东学院设立的图书馆与博物馆的所有权。汪德迈真正意义上开始在远东学院从事汉学研究，还是他在完成上述任务回到巴黎之后。从1958 年起，他一边在远东学院工作，一边继续向他的老师戴密微求学。不久之后，他又再次返回远东地区，但并不是战火纷飞的越南，而是在戴密微的推荐下前往日本京都，以远东学院外派人员的身份先跟随汉学家内田志雄学习了三年；接着又转到中国香港，拜饶宗颐为师学习了三年甲骨文。当时的欧美还鲜有人从事甲骨文研究，正是同时兼具汉学家与藏学家身份的戴密微做出了学术“预流”的判断，他希望汪德迈能借此机会帮助欧洲人明白什么是甲骨文。汪德迈在此期间打下了扎实的功底，为他后来完成《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等甲骨文研究著作奠定了基础。不过，当他学成返回巴黎的远东学院总部之后不久，又于1966年离开远东学院前往法国多个公立大学任教，并且在马赛的一所大学创建了中文系。汪德迈从1956年开始至1966年在远东学院任职长达十年，对远东学院的汉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后来又于1989年返回远东学院担任院长，直到1993年退休。可以说，他不仅继承了由沙畹开创的对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印度化国家”之间进行“文明比较”的研究理路，还进一步把视角扩展至日本与韩国，明确提出了著名的“汉文化圈”概念。虽然他的《新汉文化圈》（Lenouveau monde sinisé）一书于1987年才出版，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却扎根于他长期的思考以及在远东地区的游历与见识。在他看来，虽然中国、日本、越南和朝鲜之间在语言和民族性乃至政治制度上都有差异，但汉字（符号）的同一产生出了共同的文化根基。而以汉字文言经典为载体的儒学的传播，又加深了这一区域内部在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汪德迈所提出的汉字文化圈，首要针对的对象就是处于中南半岛另一端的“印度文化圈”。事实上，汪德迈早在十四五岁时，就已经对印度的哲学和思想非常感兴趣。因此，他始终把印度化区域作为汉文化圈的比较对象，二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以宗教的力量作为内聚力的源泉，而后者则是以汉字作为因袭传统的根基。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在另一层面，作为一个文化外来者的汪德迈进行比较的还有以群体主义与礼治主义为主的汉字文化圈，以及以契约精神与个体权力为主的欧洲。于是，处于东亚与南亚、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汉学，成为汪德迈进行双重他者构建的对象。

《敦煌白画》书影

饶宗颐著，法国远东学院1978年中法双语版

自从法国远东学院搬回巴黎之后，由于费用支出相对减少，聘用的汉学研究学者不再局限于一人，比如与汪德迈同期教员除了上文提到的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雷威安——从1958年至1969年就职于远东学院之外，还有石泰安的弟子苏远鸣（Michel Soymié）。不过他从1960年至1966年就职于远东学院的整个期间都待在日本东京的日法会馆，他在那里主要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宝卷”，以及佛教与道教的历史。当他从日本返回法国后就离开了远东学院，前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Scientifique）主持敦煌写本研究小组，一直到1992 年退休。在汪德迈主政时期的法国远东学院，几乎完全都是文献学的研究，这一方面与研究者相近的师承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时的客观环境。比如，当1975 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和老挝都不再允许西方学者进入本国从事研究。不过也存在着例外，那就是荷兰裔法国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1934—2021）。作为马伯乐的再传弟子，他师从汉学家康德谟（Max Kaltenmark，1910—2002）研究道教史，但他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加入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他将道教视为“活着的传统” (la traditionvivante)，因此他提出要对他所处时代的道教进行“参与式观察”和研究。然而，由于他当时无法前往中国大陆，于是便前往台湾的道教庙宇进行长期的实地考察。施舟人从1962年到1972年就职于远东学院，但他在1970年之前都一直待在中国台湾，为此，他专门建立了远东学院第一个外派汉学联络处（antenne sinologique）。可以说，施舟人开创了远东学院汉学研究的一个新时期，那就是田野调查的兴盛时期。

对法国远东学院来说，“到田野现场去”（surle terrain）是其得以创建的根基，无论是考古学田野调查，还是对风俗习惯的调查，都是法国在中南半岛地区设立研究机构的初衷。不过，对于中国研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研究却是从施舟人开始的。

1973年，施舟人离开远东学院前往高等实践学院任教，接替他的是劳格文（John Lagerwey），后者从美国哈佛大学拿到博士之后来到巴黎，跟随施舟人进行博士后研究，并于1977年正式入职远东学院，直至2000年转往高等实践学院再次接任施舟人退休后的“道教和中国宗教史”讲席。虽然1964年中法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海外学者才有可能前往中国进行实地研究。因此，相比于施舟人从事田野调查时的封闭局势，劳格文抓住机会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对外开放。1982年开始，他前往江西、广东、福建与港台等地，展开对道教和客家聚居区域的调查和研究。深受从沙畹到施舟人一以贯之的研究脉络的影响，劳格文在田野调查中尤其关注那些在文献资料中未出现的资料，尤其是民间围绕宗教与宗族进行的仪式和民俗活动。劳格文的这一问题意识与国内基于广东、福建和香港的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而形成的“华南学派”不谋而合，他也因此加入了由科大卫（David Faure）主导的对中国社会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团队。同时在法国本土，劳格文也相应创建了名为“中国南方与印度支那半岛人类学研究中心”（Centre d’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du Sud et de lapénisule Indochinoise）的团队，聚集了一批从事中国与东南亚实地研究的学者。

饶宗颐与汪德迈在巴黎

当然，历史文献学与碑铭学研究始终是法国远东学院的重要部分。在这一方面，汪德迈的弟子马克（Marc Kalinowski）在完成了有关《吕氏春秋》的博士论文后，从1979起就职于远东学院，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与宗教史，一直到1993年他才转往高等实践学院开设“汉字文化圈的信仰与思想体系”讲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汪德迈对他的深刻影响。此外，谢和耐的弟子戴仁（Jean-Pierre Drège）自1980年起就职于远东学院，他主要从事古代目录学与敦煌手稿的研究，1989 年时他同样转往高等实践学院任教，但又于1998年返回远东学院出任院长。20世纪90年代初，苏远鸣的两位从事佛教史研究的女弟子也进入远东学院。一位是华裔学者郭丽英（Kuo Liying），她主要从事东亚地区的汉传佛教史的文献学研究，从1991年起长期就职于远东学院。另一位王微（Françoise Wang-Toutain），主要研究藏传佛教以及敦煌文献，她从1992 年至2001年就职于远东学院，随后转往国家科研中心担任研究员。除了法国汉学传统之外，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对远东学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沟通二者的中间人物就是从1993年至1999年就职于远东学院的宋史专家蓝克利。他深受年鉴史学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的影响，借鉴计量史学的方法对中国的水利社会进行研究，引领了远东学院历史田野调查与多学科合作的风潮。随后，他于1999年离开远东学院，前往法国年鉴史学的大本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Sociales）任教。

20 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都走上了复兴之路。对法国远东学院来说，前往中国进行学术合作研究成为可能。先是在1994年，法国远东学院在中国福州设立了大陆地区第一个联络处。三年后的1997年，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正式在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合作下成立，首任负责人为蓝克利。北京中心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国家图书馆合作，开展人类学、宗教史和科技史等方面的研究项目。几乎是在同时，法国远东学院还分别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设立研究中心，加强国际间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中国台湾地区，施舟人曾经建立过联络处，法国远东学院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正式的台北中心，并且从1996年开始与“中研院”史语所合作，进行疆域史、海洋史、宗教史与考古学的研究。而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先是由马克于1991年至1992年设立了香港联络处，随后法国远东学院与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在1994年成立永久性的香港中心，主要进行道教和华南历史的研究。法国远东学院在中国一连设立了三个研究中心，成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研究在远东学院兴盛的标志，而对研究人员的外派也实现制度化。

进入21世纪之后，法国远东学院与中国的学术联系更为加强，特别是北京中心的活动空前活跃。施舟人的女弟子吕敏（Marianne Bujard）加入远东学院不久后就被外派至北京接替蓝克利，从1999年至2002年负责北京中心的运作。近20年来，历任北京中心主任的分别有：2003年至2006年的华澜（Alain Arrault），他是施舟人的弟子，主要研究湖南的道教；2007年至2010年的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她是戴仁的女弟子，主要研究徽州的书籍印刷史；2011年至2016年的陆康（Luca Gabbiani），他师承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主要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社会史。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程艾蓝（Anne Cheng）的学生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为现任北京中心主任，他主要从事宋代儒学的研究。在上述学者的努力下，北京中心长期举办“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并且出版《法国汉学》辑刊。当前北京中心的学术重点集中在五个方面：华北的水利与社会、地方的道教（尤其是湖南中部）、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与社会史（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明清海疆防御，以及徽州出版印刷的社会文化史。至于台北中心，分别在1995年到1997年由吕敏、2001年至2007年由研究藏传佛教的谷岚（Fabienne Jagou）、2007年至2011年由陆康、2011年起由研究闽台海洋史的柯兰（Paola Calanca）以及现在由梅豪方（FrankMuyard）担任负责人。而香港中心的主任长期以来都由施舟人的弟子、道教史专家傅飞岚担任，他还负责出版《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年刊。

施舟人（右一）在中国考察

随着中国研究在法国远东学院中越来越活跃，学院内部也出现了新的格局。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汉学的汪德迈、戴仁、傅飞岚都相继担任了远东学院的院长。从对中国研究的建制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远东学院的两大特点：一是流动性，所有的成员都要轮流长期外派至海外的研究中心，甚至有些学者先后待过北京中心和台北中心。这在学术上加强了法国与中国之间深入的交流合作，但对于学者个人来说，轮值外派的生活并不是长久的选择，所以大部分学者在一段时间后都会离开，多数前往法国汉学重镇之一的高等实践学院任教，而年轻的汉学家也因此有机会进入远东学院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这种代际的轮替直接体现了第二个特点，那就是传承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乎所有在远东学院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代代相传的师承关系都非常明确，并且最后都可以追溯到法国现代汉学的创始人沙畹和他的不同弟子。当然，如果想要真正理解法国远东学院的汉学研究，我们应始终不能忘记，其建立的根基是对中南半岛地区的文明比较研究。

因此，当东南亚的局势平和之后，远东学院分别于1990年重回柬埔寨，1993年重回老挝，并在不久后最终重回越南的河内。但整个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的境况已经与法国远东学院1957年搬离时不同，时代的急速变迁使得法国远东学院必须面对现实世界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可以看到学者的研究不仅局限在传统主题，也开始运用不断更新的技术辅助手段，对现代社会现象的根源与流变进行研究，比如研究印度商人的社会网络、中南半岛高地的人口变迁史、少数民族的融入问题，以及文化遗产的政策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同样名为“区域研究”，但法国对中南半岛区域的研究与以美英为主的对菲律宾和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的区域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的核心在于法国对“文明”的理解。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也提出过“文明”，但这种“文明的冲突”是建立在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静态结构分析之上的，而从法国远东学院的“文明的比较”与“他者的建构”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不同文明之间互动与交融的动态过程。这也正是在深层次上法国汉学的独特之处，比如汪德迈在撰写《新汉文化圈》一书时，正值对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讨论达到高潮，但汪德迈自问谈论政治和经济这样的热点问题能真正解决问题吗？他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指出热点问题“只是一种即时性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而法国式汉学一以贯之地坚持，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回到文明的本质中去，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各个平等的文明的比较中看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弥补自身的不足。█

本文转载自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5月3日同名推送，注释略。

编辑 丨周天佑

校对 丨王   锐

审核丨李昊玮、陈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