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行 | 科瑟：哈布瓦赫的生平与思想背景

《记忆的永恒的解体》（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萨尔瓦多·达利，1952-1954年间绘制

收藏于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

文 / 刘易斯·科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年月里，莫里斯·哈布瓦赫[1]（1877-1945）是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中一位非常重要而又颇具争议的人物。他不仅为社会学研究贡献了大量重要的论文和著述，涉猎极为广泛，而且还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继承了涂尔干学派的传统。

哈布瓦赫虽然是一个相当正统的涂尔干学派传人，对涂尔干十分敬仰，但正是这种敬仰之情激励着他去发展了自己的创造性，而不是像其他一些涂尔干学派的成员那样，将自己禁锢在其中。在当时的法国，有一批社会学家，他们最先意识到了诸如韦伯、帕累托、凡勃伦以及熊彼特这些外国学者的重要性，哈布瓦赫就是这些先驱者们中的一位，他写过有关这些外国学者的长篇学术文章，希望借此帮助他的法国同行，让他们克服一味关注本土知识产品的偏狭。哈布瓦赫还是一位成功的统计学家，他曾经与人合著过概率论的入门书籍，别的这里就不说了，稍后我还会详细讲述这一点。他曾针对一些课题做过统计研究，诸如不同国家背景下工资的变化趋势、城乡自杀率的比较。他还研究过分层、人文生态学、城市社会学，他充满好奇的心灵曾经关注过许多问题，这里提到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而已。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代表作品都译成了英文，介绍给了美国的读者。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就我看来，哈布瓦赫对社会学思想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知识社会学著作，但是，这类著作大部分还未被译成英文。我对他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评价甚高，这一点也符合他对自己的看法，这个事实极大地鼓舞了我。据说在1934年与美国社会学家厄尔·尤班克[2]的会晤中，哈布瓦赫把《记忆的社会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一书称为自己“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作品”[3]。

哈布瓦赫还有另外两部知识社会学的著述。其中，《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4]是一部关于《新约》空间基础结构的精彩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考察了朝圣者、十字军骑士以及其他人在确立和改变圣地地形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部著作的结论部分已翻译收录在本书当中（同时，《记忆的社会框架》这本书的重要部分也都收录在本书里）。另一部则是《集体记忆》[5]，这是一部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作品。很不幸，在这部作品当中，哈布瓦赫仅是试图就这个问题回应批评他早期著作的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因而此书只是近似于一个梗概。作者本人是否愿意出版这部看起来似乎尚未完成的作品都令人怀疑。不过，在这本书里，还是包含着哈布瓦赫对某些有关问题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时空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以及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差异的富有价值的阐释和具体的运用。

有人肯定会问，根据我的判断，哈布瓦赫那些不怎么重要的著作都被译介过来了，而他自认为最好的那些作品，大多数却仍然没有被美国学者接触到，这个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释呢？有些社会学家只对一些分支领域感兴趣，他们翻译或促成翻译了哈布瓦赫作品当中那些似乎与他们自己的研究相关的部分，这好像是一个原因。生态学家或人口学家以《人口与社会》[6]作英译本书名，翻译了《社会形态学》（Morphologie sociale）一书，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则为其同行介绍了哈布瓦赫的相关著作《社会阶级的心理学》（Esquisse d'une psychologie des classes sociales）[7]以及其他有关分层的著作，但是他们对哈布瓦赫的知识社会学却兴趣索然。当然，社会学史方面的学者们并没有忽视哈布瓦赫，但是他们也没有提供针对哈布瓦赫的有份量的研究，譬如，在任何方面堪与史蒂文·卢克斯[8]对涂尔干不朽的研究相媲美的成果。

《论集体记忆》

莫里斯·哈布瓦赫 著；毕然、郭金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另外，在美国社会学中，知识社会学一直到最近都不受重视。而且，在大部分美国学者当中，知识社会学的曼海姆学派传统已经先入为主，而涂尔干学派的传统直到非常晚近的时候还一直都被冷落一旁。哈布瓦赫认为，了解过去，主要应通过象征符号、仪式研究以及史志和传记，而曼海姆则只关注史志和传记。本书翻译了哈布瓦赫的知识社会学和论述集体记忆基础的著作中迄今为止尚未被翻译过来的主要部分，并试图从一些小的方面着手，纠正一下哈布瓦赫在英语世界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我将给出一个哈布瓦赫的简短传记，并描述一下他的著作，包括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

哈布瓦赫1877年出生于兰斯市[9]。他的家庭具有信奉天主教的阿尔萨斯人的血统。在1871年爆发的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吞并了阿尔萨斯，哈布瓦赫的父亲（一位德语教师）离开了那里。哈布瓦赫是在一个富有教养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庭的整个观念属于自由派，忠于新建立的第三共和国，后来又积极地参与了为德雷弗斯上尉[10]辩护的运动。但年轻的哈布瓦赫似乎摆脱了他那一代惯于反叛的倾向，即使到了后来，他成了由让·饶勒斯[11]领导的改良主义社会党的成员时，也是一样。哈布瓦赫出生两年后，随全家迁居巴黎，因此，他是在巴黎知识分子那种令人感到刺激而兴奋的圈子里成长起来的。这个年轻人特别有天赋，毫不费力就进入了声名显赫的亨利四世中学（Lycee Henri IV）。碰巧，伟大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正在那里执教，当时他正处于其光辉灿烂的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这一出于偶然、不期而遇的邂逅在不小的程度上决定了哈布瓦赫后来的发展道路。在柏格森的魅力感召下，哈布瓦赫决定以哲学为业。虽然后来他从哲学转向了社会学研究，但他与柏格森的相遇对其整个一生都产生了影响，即使是后来他受到涂尔干及其学派的影响，抛弃了许多柏格森高度个体主义的哲学，柏格森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哈布瓦赫的许多著作里，有许多章节都显示出柏格森仍然活在他的思想之中，这使他避免了许多涂尔干学派成员都具有的过激倾向，比如他们想用新涂尔干学派的集体心理学来取代而不是补充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举个例子，哈布瓦赫的记忆研究尽管依旧固执地高举着集体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的旗帜，但也还是留下了个体心理学的痕迹。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关于自杀的研究，这个研究虽被认为是通过使用涂尔干无法得到的数据来证明涂尔干的观点，但他考察的不仅有集体的方面，还有个体的方面。哈布瓦赫早年曾沉醉于柏格森个体主义的生命冲动（elan vital）的世界里，除此以外，他给人们这么一种印象，即总体而言，比起涂尔干来说，他要更具调和色彩。涂尔干把自己视作社会科学中预言新的黎明即将到来的先知，大肆论战，并把发生在他与同时代的个体主义者之间的论战视为至关重要的事情。哈布瓦赫作为该学派的第二代成员，则是在社会学至少被一些历史学和社会哲学的主要人物勉强接受以后，才进入已平整好的竞技场的。哈布瓦赫在气质上并非一个斗士，命中注定他要在一个只给调和者而不是解除武装的先知提供奖励的环境里工作。

亨利·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

中学毕业后，哈布瓦赫轻松地通过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严格的入学考试，这所学校精英荟萃，竞争激烈，是法国教育系统的皇冠，也是涂尔干的母校。这个学校中的多数学生和教授都坚定地同情左派。比如，这个学校就是德雷弗斯案件中一个最早的据点。在这里，年轻的哈布瓦赫成为了饶勒斯传统的改良主义社会党成员，终身不渝。

在高师修读哲学毕业后，遵照惯例，哈布瓦赫在许多外省的中学里执教多年。也许，对他后来的知识发展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是1904年他在哥廷根大学获得了一个讲师的教职，这所大学是德国知识苍穹中的一颗明星，哈布瓦赫在此研究那些迄今仍未发表的莱布尼兹的手稿。他是法德小组（Franco-German team）的一员，这个小组的任务是为德国大哲学家们编纂一部新的国际著作选集。哈布瓦赫所著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莱布尼兹的研究，出版于1907年，仍然是在柏格森的影响下完成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布瓦赫在早年就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并非是社会主义运动激进好战的盲从者。他受到了爱德沃德·伯恩斯坦[12]改良主义热忱的吸引。在这里，记下哈布瓦赫在德国生活中发生的一件小事就很有价值，这件事显示出文质彬彬的哈布瓦赫并不总是坐守书斋，潜心学术。1911年，哈布瓦赫得到研究基金的资助为其论文收集材料，得以在柏林度过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他同时还担任社会主义杂志《人道报》（Humanite）的国外通讯员。在此期间，哈布瓦赫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在一次社会主义者的示威运动中柏林警察野蛮粗暴的行径。这篇文章让普鲁士当局抓住了，普鲁士当局限令这个轻率无礼的讲师在一周之内离开普鲁士。哈布瓦赫因此不得不离开那里，在维也纳继续他的研究基金工作。后来，德国左翼杜会主义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撰写了一段关于哈布瓦赫被驱逐出境的消息，发表在《人道报》上，消息小得可怜。多年以后，事实上是在去世前不久，哈布瓦赫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从这篇备忘录可以看出，这件事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哈布瓦赫在对柏格森的作品丧失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他不仅决定从柏格森的个体主义立场转向涂尔干的集体主义观点，而且同时也离开了哲学，致力于社会学这一新兴的领域。他在巴黎再次入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和文学博士学位，要在法国学术体制中找饭吃，就要获得两个这样的学位。他所有的三篇学位论文都发表了。一篇是写于1911年，研究的是19世纪末期巴黎的征用制度和不动产价格的问题。法学论文分别完成于1912年和1913年，主题则分别是工人阶级及其生活水平和伟大的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勒[13]的平均人（homme moyen）理论。这三本书中的多数工作都是经验性的，并且使用了统计技术，这被认为是一场激进的变革，尤其对于那些在法国传统哲学精神中成长起来的论文审查者，他们当中的人就更是这么认为。甚至在涂尔干学派中，也少有受哲学训练的人精通统计问题。只有哈布瓦赫以前的老师、后来的密友西米昂[14]是一位高水平的统计学家。

哈布瓦赫从德国和奥地利回国以后，重新开始了在外省的执教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深度近视，他没有服役，但在国防部中的社会主义者阿尔伯特·托马斯[15]手下供职，从事战时工业的组织工作。

一直到战争结束时，哈布瓦赫才终于得到了大学的教职，这就是对学术创新的惩罚。他曾在卡昂大学短暂任教，之后，应邀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社会学和教育学教授。正如与柏格森、涂尔干的相遇一样，哈布瓦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任教对其一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所大学在战争结束前属于德国，直到哈布瓦赫进入该校时，才刚刚按照法国模式重新组建起来。在这所大学里，没有人浮于事、繁冗拖沓，也没有令人敬畏、迂腐不堪的传统，全体教员都满怀激情，准备要开垦一片处女地。

斯特拉斯堡大学主楼——大学宫（Palais universitaire）

对哈布瓦赫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新成立的学科院系配备的都是更加年富力强的教授，比起他们的师辈来，他们更加开放，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支持，进行跨院系的合作。在这里，哈布瓦赫开始了与年轻有为的吕西安·费弗尔[16]、马克·布洛赫[17]之间密切的学术交流，这两个人数年以后都成为法国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杰出的领军人物。也正是在这里，哈布瓦赫与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18]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者后来成为哈布瓦赫著作最敏锐的评论者之一。虽然无法证明，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斯特拉斯堡的岁月里，哈布瓦赫活跃多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所复兴的、实验性大学的环境。当然，哈布瓦赫在其作品中，很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这一点也是与他的这种思想相符合的。

在斯特拉斯堡以及别处的师生中间，哈布瓦赫具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哈布瓦赫并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讲演家，他温文尔雅甚至有些羞赧胆怯。举个例子来说，哈布瓦赫曾于1930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作访问教授，当时有一个名叫罗伯特·法里斯(Robert E. L. Faris)的学生报告说，在讲授关于自杀问题的课上，哈布瓦赫最初有大量听众，但后来听众急剧减少，最后只剩下四个学生坚持了下来。[19]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部分原因可能是哈布瓦赫糟糕的英语，但是肯定还有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这位授课者总的来说，缺乏口才和吸引力。

最后，哈布瓦赫在58岁那年，应召到巴黎大学[20]任教授，除了勤奋多产和富有创造性以外，他的谦虚谨慎和举止风度也许是获得这一教职的原因。在哈布瓦赫生命的最后十年当中，大量的荣誉纷至沓来。他被遴选为道德和政治科学院终身院士，涂尔干都未曾获得过这一殊荣。哈布瓦赫还荣膺法国心理学会副会长之职——这是一个涂尔干肯定会拒绝的荣誉。最后，在去世前不久，哈布瓦赫还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集体心理学的教授。哈布瓦赫最后的岁月饱受了战争的蹂躏，此后，法国被占领，悲剧开始了。1940年初，哈布瓦赫失去了他的内兄乔治·巴施（Georges Basch）博士，他因不愿意在法国战败的阴影中苟且偷生而自杀。在维希政权期间，哈布瓦赫犹太裔的岳父和岳母——维克托·巴施[21]和他的妻子，也惨遭维希军事当局和德国盖世太保杀害。当时这夫妇俩人都已年届八旬。维克托·巴施多年以来一直是巴黎大学美学界的重要人物（我很荣幸曾在30年代聆听过他的讲演），同时也是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法国人权同盟（La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的领袖。

哈布瓦赫被这种野蛮的杀戮激怒了，他亲自前往里昂（Lyon），调查实情，希望讨个公道。结果他一到那里，就立即遭到逮捕并被解往布痕瓦尔德[22]集中营。战争结束前夕，死在了集中营里。

在一个导论中对哈布瓦赫的著作的知识背景进行全面研究不太现实。我这里仅限于讨论一下对哈布瓦赫的思想形成具有影响的两个主要的知识流派：柏格森的哲学，以及哈布瓦赫本人与历史学家布洛赫和费弗尔之间的知识交流，后面这两位后来成了著名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年鉴学派的创立者。

就如先前已提到的那样，柏格森作为世纪交替时期的伟大哲学家，其哲学思想对哈布瓦赫早期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学执教是开始学术生涯的一种惯例，柏格森就曾在亨利四世中学执教。如果哈布瓦赫是在他后来的大学生涯中遇到柏格森的，那么，他就可能不会像在中学时就遇到柏格森那样，从与柏格森的交流中获益这么多。法国大学很少为师生之间的个人交流提供便利，但是中学教育却因此而兴盛不衰。

柏格森在其学术生涯中，很早就下定决心要对法国哲学进行一场革命，把它从偏重笛卡尔哲学和康德哲学的倾向中解放出来。对柏格森而言，时间的观念才是哲学反思的真正核心。对他来说，对内在时间的直觉和主观感知是产生关于自我知识的源泉。与内在主观时间的丰富与多样相比，科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通过测量得到的客观时间只是一个贫瘠而可怜的有限观念。哲学反思的主要源泉来自直接经验（immediate experience）。机械客观的时钟时间，无法应对人类的创造性和自发性。只有“绵延”（duration）[23]，对内在时间的直觉性感知，才提供了通向哲学和精神知识的途径。柏格森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思想误入歧途，一直沿着毫无生气的物质主义行进。他认为，只有靠直觉和沉思，而不是科学或理性，才能解开人类存在之谜。

柏格森主义反抗这个时代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它占据了哈布瓦赫的思想，并且在许多年间都一直深深地吸引着他。直到第一次在德国研究期间完成了有关莱布尼兹的著作之后，他才几乎完全抛弃了柏格森。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哈布瓦赫思想上的这一重大转变，我们只能猜测一二。很明显，哈布瓦赫对在高师中发展形成的改良路线和社会主义矢志不渝，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柏格森哲学的主旨要义吸引的是那些沉醉于玄思默想而且又相当消极避世的思想者，尤其是那些乐于在自己的花园中耕耘的哲学家。但是，对于一个充满了改良热忱，希望对人类的完善有所贡献的年轻人而言，这套哲学就不太适合了。此外，可以设想，对于一位开始重视经验数据的青年社会研究者来说，测量和统计调查似乎预示更好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他最后几乎总是要被迫放弃对柏格森主义的忠贞。

《创造进化论》（L'Évolution créatrice）书影

亨利·伯格森 著

在第一次德国之行后，哈布瓦赫拜会了涂尔干，向他征求从哲学转向社会学、从柏格森的个体主义转向科学的客观主义的建议。（最初的这次接触是通过哈布瓦赫登门造访还是通过书信往来而实现的，还不得而知。）但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哈布瓦赫随后在关注和取向上的转变就是不可避免的：而诸如夏尔·贝玑[24]和乔治·索雷尔[25]等思想家，他们则试图把积极的社会行动（social activism）与柏格森的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s）结合起来。（然而对于哈布瓦赫，至多可以说，对社会改良投注的兴趣和热情，预先为他日后的这次转变埋下了伏笔。）

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哈布瓦赫去求教涂尔干。涂尔干与柏格森一样，同样关注时间问题，但是却站在了一个与柏格森完全相对立的立场上。对于涂尔干及其外甥、同时也是亲密合作者的马塞尔·莫斯[26]来说，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内在时间或所谓绵延，而在于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时间。正如哈布瓦赫后来所阐述的那样：“时间真实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有内容，是否提供了作为思想素材的事件。”[27]或者，如涂尔干后来所指出的，“观察证明，这些必不可少的标线，都来源于社会生活，所有事物都是参照这些标线在时间中被加以定位的。”[28]

在哈布瓦赫后来关于记忆的一些著作中，人们还能够不时找到一些段落，可以归于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但是，几乎在哈布瓦赫开始终生与涂尔干对话的同时，他与柏格森整体性的对话也就终止了。对于他经历的这一转变，后来人们的说法有些夸大，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那以后，他就与涂尔干追随者中的一个小团体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但在涂尔干的追随者中，这个小团体又处处受到攻击。涂尔干学派中其他多数成员的研究兴趣与哈布瓦赫都相去甚远。惟有涂尔干学派中主要的经济学家西米昂，成了哈布瓦赫的良师益友。他们俩人之所以过从甚密，部分原因就在于除了对工资和薪水的研究之外，他们在社会学中的研究领域也是邻近的，同时也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方法论立场，即都赞同统计和测量，而对于这一立场，这个群体中其他的许多成员都加以拒斥，或者至少有些误解。

继柏格森、涂尔干、西米昂之后，给哈布瓦赫最大影响的可能就要数他在斯特拉斯堡的那些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同事们了。在这所大学里，他被任命为整个法国学术体制中的第一位杜会学教授。从1922年春天直到1935年前往巴黎大学之前，哈布瓦赫一直都在斯特拉斯堡工作。如前所述，斯特拉斯堡大学被证明是社会科学中年轻的创新者们的理想家园。它刚从德国人手中收复过来，德国人曾在1871年强迫法国将其割让出去。因此，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冒险精神的鼓舞。他们自视为创造现代思想的新的革新中心的一伙开路先锋。除了大学是崭新的外，还有一点，就是它从德国人那里继承了大量硬件设施和资源，这是法国其他所有大学都不能与之比肩的。新的大学继承了一个优秀的图书馆，还有漂亮的建筑以及许多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另外，大学初期任命的许多教授都相对年轻，其中有许多人都是退役的老兵，他们为这所大学注入了一股敢于创新的精神。他们不喜欢在旧式大学中盛行的精细的专业分类和院系设置。他们比以往更加强调具体研究。“不同的学科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并存在一种团队归属的意识…而不像其他大学那样。”[29]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布瓦赫远非一个老学究，也从来不属于在院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物之列，他是一个坚定的团队成员和跨学科合作的倡导者。他是周末沙龙（reunions du samedi）的主要人物，这个沙龙是合作性的，在这个沙龙当中，不同学科的教员汇聚在一起，讨论近期的学术论文。在这里，哈布瓦赫找到了一些讨论的伙伴，诸如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和乔治·勒费弗尔[30]、法学家加布里埃尔·勒布拉[31]、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哲学家莫里斯·普拉迪纳[32]等等。无疑，与如此众多的同事进行交流极大地激励了哈布瓦赫。我不相信哈布瓦赫在斯特拉斯堡写出大多数重要著作（其中包括《记忆的社会框架》）是出于偶然。哈布瓦赫从同事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与同事之间的频繁交流使他摆脱了过分教条的立场。但是，可以确定，几乎是从一开始合作起，哈布瓦赫就不得不与人们对所谓涂尔干的社会学帝国主义的指责进行斗争。他在斯特拉斯堡的许多同事都愿意学习社会学这一新兴领域的新方法，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涂尔干死守不放的一厢情愿，那就是把社会学视作社会科学的王后，拥有一种支配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天赋权利。

马克·布洛赫（1886-1944）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在个体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哈布瓦赫的主要讨论伙伴是夏尔·布隆代尔。布隆代尔决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非常愿意把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心理学当作一个拥有独到方法的合法学科，但是他也不准备把整个心理学领域都拱手让给涂尔干学派中提出此类要求者，而在学术上自寻死路。当然，哈布瓦赫在这些问题上不像他的智识上的师傅那样教条，布隆代尔也是一个有着调和倾向的人，他非常乐意从哈布瓦赫及其朋友那里学点东西。针对《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书，布隆代尔写了一篇非常友好的评论，在其中，他说这本书是“社会学能为心理学服务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范例”。但是，在另一处地方，他又写到，“他们的兴趣在于，以抽象的方式用社会学的人（homo sociologicus）来批驳心理学的人（homo psychologicus)。”[33]哈布瓦赫也同样称赞他的同事的工作，但仍旧坚持拒绝社会学和心理学之间过于紧密的合作。现在的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从中可以看到哈布瓦赫在这个问题上已臻成熟的思想。

我已经间接提到了哈布瓦赫与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如费弗尔）之间关于社会形态学的讨论。他捍卫涂尔干学派的形态学方法，反对他所认为的人文地理学家的决定论，同时，他也反对一些历史学家及其机械主义地理学的应和者，认为环境并不决定人类的行为，而只是限制了后者的可能性范围。

哈布瓦赫与其斯特拉斯堡的同事们争论的第三个核心问题是关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感到，这是在他们之间最为重要的讨论，而且我相信，并非是我自己的个人偏好才使我产生这种感觉。1929年，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年轻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创立了名为《经济史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的刊物，希望对法国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革命。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重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知识联系，并且通过借鉴其他学科来丰富历史学的作品。尤其值得说明的是，借用约翰·克雷格（John Craig）的话来说，他们的目标是“要为历史学收复被社会学侵占的领地”[34]。但即使这些勇于创新的编辑们愿意重建与社会学之间已经失去的联系，他们也不会乐意让社会学家来发号施令。他们决定让一位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家加入他们的编委会，“作为一名通讯员，在某种程度上也担当一个批评者的角色”。他们把这个位子授予了哈布瓦赫，后者便成了编委会里忠实而专注的一员。在《年鉴》的头十年当中，他向该刊物提交了三篇论文以及数量众多的短文和书评。他为史学编纂中新发展出来的统计分析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同事特别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哈布瓦赫也高度关注主要的编辑们提交的论文，但是，他还是继续批评历史学家强调描述而不是解释，批评他们不能解决历史因果关系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历史学家欣赏社会学家现在和将来为史学撰写的论文，但他们仍然拒绝让涂尔干学派占据主导地位。此外，总的情形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中，虽然紧密的个人关系支持了相互的合作，但是在其他大学里，情况却绝非如此。涂尔干学派的其他一些成员，如我以前的老师切莱斯廷·布格勒[35]和人类学家莫斯，在整个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都对历史学的方法抱有好感，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大多数的历史学著作。在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斯特拉斯堡大学中那些才华出众的年轻人都梦想着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联合，但从整体上来说，这种联合就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经济史与社会史年鉴》书影

至于哈布瓦赫思想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这么说吧，最好还是回忆一下哈布瓦赫后来的日子。涂尔干学派思想繁荣辉煌的伟大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些年代。当时，涂尔干学派在他们充满征服欲的英雄人物率领下，对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真理发起了攻击，虽然遇到了大量的抵抗，但没用多久他们就大获全胜，重新改写了社会学以及相关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当今天再重读涂尔干学派内部刊物《社会学年鉴》（Annee sociologique）上面的老文章时，人们不能不感受到那些曾激励着涂尔干学派的万丈豪情甚至洋洋自得。当然，其中也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傲慢自大，但是很清楚，有了显赫的成就作为坚实的内核，这种傲慢自大也是有根有底的。在那个时代，就跟当年那些西班牙征服者在埃尔·多拉多[36]的探险中，披荆斩棘，穿越南美丛林时的感受一样，这些参与涂尔干学派探险的人们，必定怀有一种征服者的感觉。然而到了战后，情况陡转直下。涂尔干去世了，许多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也都战死疆场，其中包括涂尔干的爱子。幸存者面前则摆着繁重的重建任务，他们因此被压垮了。他们不仅必须在战后重建该群体思想活动的组织依托，以使该学派战前的活动在战后还能维持下去，而且还要吸收有才能的后继者。这可就困难了，因为在巴黎的主要教学机构中，涂尔干学派已不再拥有杰出的代表人物了。哈布瓦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执教，直到1935年；莫斯在法兰西学院讲授文化人类学，但没有博土头衔；葛兰言[37]和亨利·于贝尔[38]在高等研究院教书，研究领域非常深奥难懂，他们在那里吸引不了多少学生。西米昂也没有博士头衔，没有固定的教职。有两位年纪较老的忠实门徒，保罗·福孔内[39]和切莱斯廷·布格莱还在巴黎大学教书，但是正如我从亲身经历中所了解到的，无论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位，都缺乏新鲜的思想和灵感。他们主要是在赞美涂尔干仍活在他们中间时的那段美好的往日时光。涂尔干学派以前在小学和中学教学以及各种教师预备师范学校中的影响在战后也急剧下降。在30年代，有一些迹象表明，社会学再一次吸引了有才华的年轻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新鲜血液的补充又被扼杀在萌芽阶段。

战前的政治空气，曾经对涂尔干学派是那么有利，但如今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激进社会主义者，在世纪交替之后，曾是许多政府的骨干分子，他们立场明确，反对教会染指教育系统，然而战后，他们也失去了在各个联合政府中曾经几乎是独占的位置，并且经常不得不与右翼势力分享权力。反教权主义在政治议程上也已不再是一个活跃的话题。特里·克拉克（Terry N.Clark）曾经指出，甚至高师这个左翼的堡垒也开始失去它特立独行的个性。[40]在1905年，有三到四个学生信仰天主教；但7年之后，在这个学校里，大约有40个或者说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信仰天主教。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涂尔干学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个学派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经历了一次急剧的衰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个学派往昔的创立者仍旧魅力四射，但已是日渐常规化。这个学派成员集体性的老化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学年鉴》的撰稿人的年龄跨度是29岁到36岁，而到了1925年，他们的平均年龄已是55岁了。然而，正当涂尔干学派明显失去其影响力时，社会史和思想史年鉴学派的学者却进人了他们成果最为丰硕的成长时期。[41]

正如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42]曾向我指出的那样，富有创造性的英雄时代，不可避免地要演变为巩固保守和“常规科学”的后英雄时代。一个比如说涂尔干的范式这样的新范式，在一些学者手中，就被以另一种面目保存了下来。这些学者愿意修改范式的主张，更少教条，愿意做出妥协。另一方面，尽管哈布瓦赫与涂尔干有着密切的关联，可是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当涂尔干的正统经典失去其最初活力的时候，其弟子的成就反而变得越来越大。哈布瓦赫大部分真正重要的著作都是在涂尔干去世之后才发表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哈布瓦赫从战后涂尔干学派社会学的衰落中受益匪浅。

对于所有这些人物和事件对哈布瓦赫的事业产生的影响，我们只能猜测一下。1935年被召往巴黎大学后，哈布瓦赫就淹没在了大量的荣誉之中，并且有些为行政事务所累。结果，他的创造力好像也因此而受损了。我们不知道他对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社会学地位的下降作何感想，但是，尽管哈布瓦赫一直计划在战争结束后复兴这块领域，然而他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乐观了。█

本文选自《论集体记忆》，第1-25页，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Halbwachs,按照法语发音和译名惯例，一般译作“阿尔布瓦克斯”。这里译作“哈布瓦赫”，一是因为国内许多学术文献上已采用了这种译法，另外也是出于这种译法比较简单易读的考虑。——中译注

[2] Earle E.Eubank（1887-1945），美国社会学家。曹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1年任辛辛那提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家庭遗产研究)（1912）、《社会学概念》（1934），与人合著《社会问题和社会过程》（1932）。《社会学的范围和方法》（1934）、《当代社会理论》（1940）等。——中译注

[3] Dirk Kaesler, Soziologische Abenteuer. (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85), p.131.

[4] Maurice Halbwachs, La topographie legendaire des eangiles en terresainte(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71).

[5]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Mary Douglas翻译并撰写导论(New York:Harper-Colophon Books,1950).

[6]Maurice Halbwachs, Population and Society(Glencoe,Il.Free Press,1960).

[7]Maurice Halbwachs,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es(London:Heineman,1958).

[8] Steven Lukes（1941-），曾在凯莱大学和牛津大学努菲尔德学院学习，后成为该学院研究人员，1966年成为政治教师。1970年以来，是“欧洲社会学档案”编辑委员会委员。卢克斯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的许多著作涉及社会学领域，如1972年他关于涂尔干的广泛研究以及对重要的社会学理论概念的研究。主要著作包括：《好社会》（1971）、《埃米尔·涂尔干：他的生活与著作》（1972）、《个人主义》（1973）、《理性和相对主义》（1982）。——中译注

[9] Reims，法国东北部城市。一中译注

[10] Alfred Dreyfus（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人。著名的德雷弗斯案件的当事人。1894年，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其终身监禁，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久，作家左拉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揭瑶了事件的真相，并对当局提出了尖锐批评，此后，大量知识界、文化界人土介入，以至于在全法国锨起了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直至1906年，德雷弗斯才有机会使其案件得到重新审理，并平反昭雪。这个事件对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中译注

[11] Jean Jaures（1859-1914），法国杜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博学雄辩。为完成杜会主义各派别之间的统一而放弃本身的政治信仰。1893年当选议员，此时已加入独立社会主义党。1898年选举失败，脱离政治活动，编著《法国大革命》（1901-1907）。1912年再次当选议员，支持左派。1904年成为《人道报》创办人之一。主张限制冲突，反对殖民扩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狂热分子暗杀。——中译注

[12] Eduard Bemstein（1850-1932），社会民主党宣传家、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设想一种将个人的首创精神与社会改革结合的社会民主模式，被称之为“修正主义之父”。出身犹太家庭。倾向于非教条的、重实效的社会主义，而非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中译注

[13] Frangois Quetelet（1796-1874），比利时数学家、天文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将统计学和概率论运用于社会现象。1842年发表《论人及其才能的发展》，1869年再版时改名为《社会物理学》，提出以“平均人”概念为中心值，人的行为度量在这个中心值周围按照正态概率曲线分布。还激发了对“道德统计学”的广泛研究，在19世纪的社会科学界引起了重大的争论。鉴于他的影响和贡献，他被称为“近代统计学之父”。——中译注

[14] Frangois Simiand（1873-1935），法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综合社会学方法研究货币、工资等经济现象，把社会形态学和统计学等实证主义方法应用于经济学领域。1912年出版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作《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主张确立以社会事实为物质现象的科学精神，反对片面强调主观动机的目的论的考察，反对过多考患个人心理，主张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的出发点，否认欲望递诚法则，而把价值看作是一种集合的表征。主要著作有《法国煤矿工人的工资》（1907）、《货币与公司的工资变化》（1932）。——中译注

[15] Albert Thomas（1878-1932），法国政治领袖、历史学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德国的工团主义》（1903）。1904年任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助理主编。1910年当选众议员，成为社会党温和派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组织了法国全国铁路运输。1915年任负责火炮生产的副部长。1916-1917年任军需部长。战后任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工第一任主席（1919-1921）。——中译注

[16] Lucien Febvre（1878-1956），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从历史学家立场出发，推动法国社会科学界的合作研究，对法国现代社会地理学及社会学、历史学的结合做出了贡献，试图描述“全方位”的历史，借助这种历史，只要将物质精神文化同其他地理、社会经济条件统一，就能把握人的生活关系。主要著作有《历史学与方言学》（1906）、《文明、词语和思想》（1930）、《全方位历史》（1962）。——中译注

[17] Mare Bloch（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就读于巴黎高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获十字军功章。1920年获博士学位。1919-1936年在斯特拉斯堡任教。与吕西安·费弗尔创办并共同编辑《经济史与社会史年鉴》（1929-1938）。后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经济史教授。重要著作有《能演奇书的国王们》（1924）、《法国农村历史的基本特征》（1931）、《封建社会》（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服役，法国陷落后参加抵抗组织，1944年被捕遭处决。死后出版的著作有《莫名其妙的败北：1940年写下的证词》（1946）、《为历史家的技艺辩护》（1949）。——中译注

[18] Charles Blondel（1876-1939），法国心理学家，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提出“杜会学家的”假设，认为社会框架形成正常意识，把正常意识与异常意识作了比较，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发展心理、团体心理中的原始精神状态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语言是正常意识的保证，一旦失去就会产生精神病，激烈抨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要著作有《病态意识》（1919）、《原始心理状态》（1926）、《团体心理学入门》（1928）。——中译注

[19] 参见Suzanne Vromen, “The Sociology of Maurice Halbwachs” (Ph. 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1957), p. 7.我从这篇精彩的论文中知道到了很多东西。John E. Craig, “Sociolog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between the Wars: Maurice Halbwachs and the Imperialism of The Durkheimians”, 收在The Sociology Domain: the Durkheimians,and the Founding of French Sociology中，Philippe Besnard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l983）。又见John E.Craig的"Maurice Halbwachs a Strasbourg",Revue frangaise de sociologie20(1979):273-92.这是一篇不可缺少的资料。

[20] Sorbonne，原指素邦神学院，为Robert de Sorbonne（1201-1274）所建，是巴黎大学前身。后Sorbonne专指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泛指巴黎大学。——中译注

[21] Victor Basch（1863-1944），匈牙利裔法国美学家。1918年任巴黎大学美学教授。致力于研究德国哲学思想，把美学的构思描述为一种情感同化，把美学与构思目标融为一体。同时运用法国美学界把美学与艺术科学加以区别的思想方法。1944年被纳粹杀害。主要著作有《论康德的美学思想》（1896）、《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政治学说》（1927）。——中译注

[22] Buchenwald，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南部一村庄，1937年至1945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酷屠杀了数万名反法西斯战士。——中译注

[23] 绵延在哲学中，指时间的流动与延续，其哲学意义与时间和上帝的永恒性有关。柏格森最初是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概念，指的是在内心深处连绵不断地变化着的心理流。他认为，由思想上清晰地存在着的感觉、表象、概念等组成的表层心理只是意识的外壳，意识的真正本质是潜伏其下的心理绵延，只有绵延才是“基本的自我”。绵延是一种没有确定流向的、不可预测的流动，没有间断性的质的连续变化。它是真正的自我，也是真实的时间，是认识所要把握的真正的实在。——中译注

[24] Charles Peguy（1873-1914），法国诗人、哲学家。将基督教，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与个人信仰结合起来，并付诸实践。1894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95年学习社会主义。1897年为德雷弗斯辩护。1900年开始出版杂志《半月丛刊》，在法国知识界影响深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第一次马恩战役。——中译注

[25] 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出身中产阶级，学过土木工程。1892年开始专事思考和研究。1893年接触马克思主义。1897年为德雷弗斯辩护。1902年抨击社会主义和激进派关于民主和宪政是通往杜会主义的途径的主张，支持革命工团主义。1908年著《暴力论》，放弃对工团主义的幻想，认为必须通过革命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主要著作有《工团社会主义的未来》（1898）、《进步的幻想》（1908）、《德面弗斯式的革命》（1909）。——中译注

[26] Marcel Mauss（1872-1950），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交换形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有高度创新的比较研究。其人种学理论和方法对许多社会科学家产生影响。作为涂尔干的外甥曾协助涂尔干编写许多著作，如《自杀论》。协助涂尔干编辑《社会学年鉴》，后继任主编。1902年任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讲授原始宗数。1925年创办巴黎大学人种学研究所。1931-1939年在法兰西学院任教。学识渊博，尤精于民族学、语言学，多年活跃于政治舞台，最具影响的著作是《礼物》。——中译注

[27] Halbwachs, Collective Memory, p.127.

[28] 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1947),p.10. （可参见中译本《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及相关部分。——中译注)

[29] Craig in Besnard, Sociological Domain, pp.265f.

[30] Georges Lefevre（1874-1959），法国历史学家。1919-1932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授。1937年任巴黎大学教授。是评述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杂志——《革命年鉴》（1908-1923）的创办人和主持人之一。以研究法国大革命著称，尤其是18世纪末法国土地关系史。主要著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北部省农民》（1924，4卷）、《拿破仑》（1935）、《1789年》（1939），此外，他为一般读者撰写的《法国大革命的来临》一书，是对旧政权所做的最佳阐述。——中译注

[31] Gabriel Le Bras（1891-1970），法国社会学家。主要研究宗教社会学问题，借助历史方法和社会地理学方法探讨了各人口阶层的宗教信仰形成问题，从分析农村的教区社团出发，逐步形成了一种法国农村的宗教地理学；在经验研究基础上致力于探索一种一般的、不只限于天主教的宗教社会学，使其由形态学转向类型学，从而可以进行比较考察。主要著作有《法国宗教信仰史导论》（1942-1945），《社会学与宗教》（1958）、《宗教杜会学》（1960）。——中译注

[32] Maurice Pradines（1874-1958），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先后在波尔多、斯特拉斯堡等大学任教授，1941年任法国心理学会主席，1949年进入法兰西学院，被称为20世纪法国的康德。其学说的理性主义影响深远。他认为在认识阶段，心理学和哲学是不可分割的，甚至心理学与生物学、数学也是不可分的。主要著作有《论大众心理学》（2卷）、《宗教思想》（1941）、《论心理学》（3卷，1943-1946）。——中译注

[33] 出处同上，pp. 268-69。

[34] 出处同上，pp. 273f。

[35] Celestin Bouglé（1870-1940），法国杜会学家，毕业于巴黎高师，先后在图卢兹大学、巴黎大学、巴黎高师任教，并创办主持社会文献资料中心，对法国年轻一代的社会学家产生了极大影响。与涂尔干不同，他认为社会学不能排除心理学，因为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本身并没有意识。他把研究社会形式列为主要课题。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是什么》（1907）、《种姓制度论》（1908）、《关于价值进化的社会学教程》（1922）。——中译注

[36] 早期西班牙探险家想象中在南美洲的黄金国。——中译注

[37] Marcel Granet（1844-1940）,法国著名汉学家，杜会学年鉴学派重要人物。1904年进巴黎高师学习。1911-1913年曾在中国留学。回国后在高级学术实习学校任系主任，并获得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职位。后来担任巴黎中国高级研究所所长。他的社会学思想是在涂尔干的影响下确定的，他将中国的宗教、神话和仪式与社会结构结合起来研究，在他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著作（《古代中国的祭祀与歌谣》、《封建中国的姊妹共夫婚和续娶妻姊妹婚》、《中国的文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等）中都运用了涂尔干的方法论。——中译注

[38] Henri Hubert（1872-1927），法国社会学家，与涂尔干合编《社会学年鉴》，高级学术实习学校欧洲早期宗教史教授，国立古物陈列馆副馆长，1902年任卢浮学校教授，直至终年。——中译注

[39] Paul Fauconnet（1874-1938），法国社会学家，在巴黎大学接任涂尔干教席之前，曾在图卢兹大学哲学系讲授社会学。他是涂尔干的亲密同事之一。他曾与莫斯为《大百科全书》合写社会学条目，使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远远超出了学派的圈子而广为人知。他自己的学术论著主要是围绕制裁问题而写的。他反对把社会学应用于政治，但主张社会学要考察和分析政治状况，以免流于空洞的抽象。——中译注

[40] Terry N. Clark, Prophets and Patrons: The French Univers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我从这一个出色的研究中获益匪浅。比如说，克拉克是惟一描述了哈布瓦赫在柏林经历的某些细节的评论者（p.189）。

[41]出处同上，p.212。

[42] 巴里·施瓦茨系当代美国社会学家，1970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曾供职于芝加哥大学，1977年开始任教佐治亚大学至今，长期从事社会心理学教学和杜会记忆方面的研究。主要作品有：《乔治·华盛顿：美国象征的形成》（1987）、《亚伯拉罕·林肯与民族记忆的力量》（2000）等。——中译注

编辑丨陈   立

校对丨许方毅

审核丨杨勇、陈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