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镜 | 梁彦：守正创新名传千古，细腻生动透视江湖——纪念连阔如先生120周年诞辰

清明上河图局部，描绘的市井说书场景

文/梁彦

2023年是曲艺活动家、评书艺术家连阔如120周年诞辰。回顾连阔如的艺术人生，既是追念前贤、致敬历史，更要汲取力量、感恩奋进。

连阔如评书纪念CD专辑

连阔如（1903～1971），原名毕连寿，曾用名连仲三、乐天居士，笔名云游客。1927年拜李傑恩为师学说《西汉》和《封神榜》，又向张诚斌学说《东汉》，并得到热心听众孙昆波的悉心指点。虚心好学，记忆力强，刻苦钻研，创立自己的表演风格，听众称赞其“见识实在，胜人一筹”。20世纪30年代起应邀在各大报刊连载评书，计有《西汉演义》（《小公报》）、《明英烈传》（《时言报》）、《岳飞》（《立言报》）、《东汉演义》（《民声报》《立言画刊》）、《卅六英雄》（《新北平报》）、《炎宋兴》（《公报》）等；还以云游客为笔名，撰著《江湖丛谈》，连载后结集出版。连阔如擅说《东汉》《三国》《水浒》《隋唐》《明英烈》等书，书情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气魄宏大，尤重讲评；台风潇洒，神完气足，口齿清晰，语重声宏，且擅长以学马跑、马嘶的口技辅助表演。向“醉鬼”张三学过武术，为在说书中使好“刀枪架儿”奠定基础。与萧长华、徐兰沅、郝寿臣、谭富英、李万春、马富禄、袁世海等京剧名家过从甚密，借鉴艺术技巧，丰富自身表演。连派评书三大书目（《东汉》的打功、《三国》的评讲、《水浒》的民俗），成为其扛鼎之作。20世纪30年代末在电台连续播讲《东汉》，有“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之誉。在长期的评书表演中，连阔如要求自己做到“五忘”，即“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宾、忘身在今日、忘己之姓名”，这是一种超然忘我的艺术境界。“五忘”与其说过的另一句话“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已成为评书界的金石之言。

民国时期连阔如以说传统书享誉曲坛，然而不广为人知的是，连阔如还曾编演多部新书，堪称评书界守正创新的典范。1949年7月，连阔如作为曲艺界代表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南海为代表们表演了新评书《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周恩来总理给予高度评价：“连阔如同志只用一块醒木，为我们表演了评书，我们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要向曲艺工作者学习。”7月22日，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连阔如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兼任辅导部、福利部负责人。8月8日，北京市戏曲界讲习班开课，通过参加学习，连阔如认识到作为新文艺工作者的崇高责任，初步理解了党和政府制定的文艺方针政策，进一步激发了政治热情和创作积极性，为日后“说新书”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久，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和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共同发起成立大众游艺社，连阔如任社长，组织演员每天在前门箭楼上演出新曲艺，大力开展“说新唱新”活动。连阔如身先士卒，说演了《二五长征》《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李有才板话》等长篇新评书。

1951年3月，连阔如任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曲艺服务大队大队长，奔赴朝鲜，不畏艰险，深入战地，热情慰问志愿军广大指战员，说演了《武松打虎》和新评书《追击敌人在静水亭》等。归国后又赴西南各地进行汇报演出，编写了《飞夺泸定桥》《智取娄山关》等评书作品。

1953年9月，连阔如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其间，连阔如一直在广播电台演播传统评书《东汉》《西汉》，以及《李有才板话》《三里湾》和《暴风骤雨》等新评书。

1962年，连阔如在天桥曲艺厅说书

在“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以连阔如为代表的评书演员守正创新，说演的传统评书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作的新评书题材大为拓宽，无论革命题材、新编历史题材，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都取得突破性进展，受到广泛欢迎。说到守正创新，还要讲一段美谈，即“北丽学南丽”。1956年3月，为了贯彻周恩来总理“南北曲艺要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指示，连阔如赴上海演出，凭借《头请姚期》《诵赋激瑜》《辕门射戟》三段评书受到好评，同时又学习南方评话，向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悉心学习《武松》。因王少堂孙女王丽堂继承祖父艺业，连阔如受到启发，回京后便让女儿连桂霞改名连丽如，学说评书，承袭父业。北有连丽如，南有王丽堂，“北丽学南丽”，成就曲坛佳话。

众所周知，评书是说书人口头讲述故事，以古事而今说，佐以评论的叙事艺术。评是精髓，或引经据典，或有感而发，评人、评事、评情、评理、评历史曲直、评人物功过，醒世警俗，画龙点睛；书是要素，故事起承转合，跌宕曲折，人物命运因之变化。然而评书之所以不同于故事，还在于评书要说理，说理要说事，说事要说人，说人要说心。评书要说理，是要有主题，扬善抑恶，褒是贬非；说理要说事，是要有情节，说明事件始末原委；说事要说人，是要塑造人物，让人物活灵活现；说人要说心，是人物要有思想感情，通过说书，观众的情感变化和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系于一体，同频共振，因之产生共鸣。老舍在《说好新书》中曾谈到：“评书演员似乎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给书听，一件事紧接一件事，不多费力气去详述细节，或旁征博引。这是尽职的演员。可是我所见过的第一流名手，都是第二类的——把书中每一细节都描绘得极其细腻生动，而且喜欢旁征博引。”细腻生动，正是北京评书的风骨，然而又不是为细腻而细腻，而是在细腻中见滋味、在细腻中见感情。尤以连阔如为代表，将北京评书于细腻生动中说尽人情的特点彰显得淋漓尽致。

连阔如与宣武说唱团部分演员合影

试看连阔如说《辕门射戟》时对于拉弓射箭的描写：

咱们中国射箭跟外国射箭用的功力不一样，中国射箭八个字：撑、拔、拐、抹、托、捋、叼、合。九斤十二两为一个劲儿，十三把半这张弓算是拉开。拉弓的人都得背着手往这儿一站，拔脯子调脸儿，练这个站功。站功练好了，吊膀子。膀子吊好了，才能拉硬弓。……左手攥着弓背儿，右手攥着弓弦儿，举过脑门儿，往下落。弓一撑，前把推，后把一拉，前把托住，后把捋住，一拔脯子，拐胳膊肘儿，一调脸儿。吕布左手攥弓背儿，右手箭认扣，左手手指头还要掐着箭杆儿，箭杆儿这儿叫扣门儿。箭杆儿翎毛尾巴这儿有一道深沟儿，还把弓弦搁在里头，这就叫填弦。

何为拉弓、认扣、填弦，交代得清清楚楚，既生动形象，又翔实可信。再看连阔如在典韦出场时，通过先声夺人的“开脸儿”（外貌描写）描摹刻画，生动传神，人物形象如在目前：

看将军，八面威，人又大，马又肥。腰圆膀阔三山配，身高丈二晃巍巍。铜铃怪眼一字眉，翻天鼻孔獠牙嘴，一部红髯颔下垂。红耳毫，尖似锥，红发根根背后披。头上戴，錾金盔，焦黄抹额金丝垒。黄绒球，绕四围，雉鸡翎，白狐尾，五杆黄旗背后背。紫火焰，金铃坠，上绣金狮把云吹。黄金甲，连线缀，金牛犀带花纹碎，护心宝镜明秋水。杏黄袍，绣红葵，鱼褟尾，苫两腿，大红中衣露微微。虎头靴，黄云绘，坐下马，虎皮被，四蹄蹬翻土雨飞。手中拿，戟一对，八十斤，力不费。大红缨，嵌草穗，峨嵋尖，戟枝锐。抛戟能将敌命追，当年大战濮阳内。黄幡乍下天堂路，人魔离去蜀江湄。有人若问名和姓，五路救应是典韦。

洋洋洒洒一大段，不但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而且朗朗上口，韵味十足，极富语言美感。连阔如曾以《东汉》为例，说明“扣子”（悬念）的运用：

开书先说刘秀拜马援为帅，姚期不服，与马援赌头争帅印，如若姚期用三千兵打破潼关，马援将帅印输给姚期；如若姚期打不开潼关败了仗，姚期将人头输给马援。听书的人最喜爱忠臣，都替姚期担心，怕他打不破潼关，将人头输了，都坐在凳上不动，要听姚期胜负。这样便算书座入了扣儿，这就是说书的演员使小扣儿。听书的人不动了，说书的人往下说，姚期还没到潼关，离城三十里就被王莽的兵将打败了，岑彭给姚期打接应，掉到陷马坑里，岑彭被王莽兵将生擒活捉入潼关。听书的座儿听到这里，又替姚期害怕，怕回去脑袋没了，又怕岑彭死在潼关，这样就不走了，非听个水落石出不止，这就叫碎扣儿，将座儿扣住了。这样说，就是说书的演员用步步连环紧的法子，将书座儿吸住了，直听到临散场的时候，听出两个岑彭来，书座儿更纳闷了，怎么会多出一个岑彭呢？真叫人纳闷。离了书馆，回到家中，吃饭、睡觉还是纳闷，无法解决，只好明天早早去书场，接着再听下去。这样便是评书演员使用大扣儿。使用大扣儿为的是吸住听书的座儿明天再来听书。听到明天散书时，又听到马援巧使连环计，书座儿又纳闷了，不知马援使的是什么计能得潼关，明天再接着去往下听。即是四五天才说完潼关，那潼关这段书就是四五天的大坨子。说评书的没有小扣儿，吸不住座儿；没有碎扣儿，拉不住座儿；没有大扣儿，不能吸住回头再听的座儿；没有大坨子，就不能吸住听五六天的座儿。

“扣子”不单是指内容意义上的悬念，还包括制造悬念的具体手段，既有内容的含义，又有形式的含义。作为内容，“扣子”要求扣人心弦；作为形式，“扣子”要求丝丝入扣。所以俗话说得好：“听书听扣儿，听戏听轴儿。”一个“扣子”就有这么多讲究，足见连阔如评书艺术之精深。综上所述，说书必先悟书：一是悟情，二是悟理，三是悟人。从领悟情节内容开始，包括事件发生的环境、历史背景、人物活动；这部书要说明什么，有何思想意义；人物的语言、动作、气质、心理活动，概括地说，就是一举一动都要领悟，尽可能具体、细致，这样表演出来就生动了。相对而言，悟情最难，因为其中涵括了演员自己的感情，欲感动观众，必先感动自己，这样才能以情动情。书中有情，能为演员提供发挥的基础；演员有情，才能把书中情逼真地传达给观众。在这一点上连阔如做到了极致，因此诞生了那句至理名言：“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民国文人金松涛曾在一首竹枝词中赞誉连阔如的评书艺术：“讲评形容酷似真，何须证史觅前尘。谐谈唤醒痴人梦，柳敬亭君又现身。”

连阔如日记

连阔如，是我小时候常常把耳朵贴着话匣子听的评书的播演者。他的《江湖丛谈》为我们打开了陈旧中国的一个全新世界，令人叹为观止。

——王蒙

连阔如先生以一位评书艺人的身份，写出这样一本可以让后人饶有兴味地知道往事的奇书，本身就是奇迹。奇人、奇书值得我们好好地读一读。

——苏叔阳

说到连阔如，不能不提其代表作《江湖丛谈》。王蒙和苏叔阳绝非妄言，“叹为观止”也好，“奇人、奇书”也罢，都不是溢美之词，连阔如和《江湖丛谈》当之无愧，实至名归。20世纪30年代，连阔如以云游客为笔名，在北平《时言报》发表长篇连载《江湖丛谈》，并于1938年结集出版。《江湖丛谈》是现今仅存的一部客观且比较全面地介绍江湖行当、行话和内幕的书籍，除了介绍北方大中城市旧式娱乐场所沿革及艺人小传、艺人生活状况外，尤以大量篇幅记述和揭露了清末民初以来北方江湖艺人的行规和活动方式、江湖行当的内幕及危害社会的种种骗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由于作者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本身又是江湖艺人，所记内容大多是身临其境掌握的第一手感性材料，对于诸多社会现象作了生动写照，并对其实质予以阐释和剖析，目的在于通过这些调查和揭露，使之有益于当时的社会，予人启迪和警示。因为故事真实可信、语言通俗生动，加之作者“有拯人济世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所以颇受读者欢迎。问世至今已近一个世纪，却并不过时，常销不衰，常读常新。

《江湖丛谈》以骗术为内容的文章共31篇，在曝光坑、蒙、拐、骗等丑恶伎俩的同时，通过真实生动的案例教化读者有效的防骗手段。像“丢包碰瓷”，时至今日依然常见，无非“换汤不换药”而已。这个故事告诉读者，这类人做的就是犯法之事，遇到时不要紧张害怕，不要受其蛊惑，切忌“私了”，应当寻求正确的处理办法。诸如此类的案例很多，恕不一一列举。通过阅读这些故事，读者会得到诸多教益，提高辨别力和判断力，不上当，不受骗，凭借一双“火眼金睛”识破种种“妖魔变化”。《江湖丛谈》还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如以北方江湖行当状况为专题，资料的集纳规模和丰富程度，迄今为止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对于研究曲艺史，尤其是评书史和相声史，以及杂技史和武术史、城市游乐设施民族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漫话江湖 万象归春》中所涉穷不怕（朱绍文）编的《五百出戏名》、《千字文》带《百家姓》、《百山图》及对联等，都是稀见的曲艺文本，起到传承存续之功。

《江湖丛谈》书影

2023年，连丽如经过多方查找，觅得连阔如20世纪30年代连载于《新天津》《现代日报》的佚作，注释整理后定名为《江湖续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华文出版社出版，向纪念连阔如120周年华诞献礼。作为《江湖丛谈》的姊妹篇，《江湖续谈》关注清末民初的市井百态，尤其生动翔实地介绍了当时艺人的作艺与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珍贵的资料价值，有助于读者领略旧京风貌，体味江湖浩荡。

众所周知，曲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传扬着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家喻户晓，喜闻乐见。曲艺所包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价值取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涵养，只有深入继承、挖掘和传播曲艺中的经典元素，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江湖丛谈》和《江湖续谈》正是这样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亟需更多的人挖掘、使用、研究和珍视。囿于篇幅所限，以上三方面仅是连阔如艺术人生中的一鳞半爪。学习前辈大家的艺术风范，最终要体现在传承发展上。评书作为传统艺术，它的价值和作用是多向性的，其生命力离不开作品内容选择的创新、艺术本质要素的创新和传播方式方法的创新。更重要的是，评书必须立足于弘扬民族精神、坚守文化立场的高度，同时务必保持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特点，方能永葆通俗文学艺术的魅力、感染力和生命力。作为从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一员，理应传承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而不懈努力。

本文转自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2023年6月28日。

编辑丨周天佑

校对丨熊凯歌

审核 | 李昊玮、陈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