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及“续”）| “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30周年”专题（二）

策划人/魏文一

1927年梁漱溟（左四）应李济深等之邀南下广州，途经杭州时与马一浮（左二）、熊十力（左三）先生会面，留影于灵隐寺。图片来源：《梁漱溟日记》，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

今天我们关注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探讨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方案等，离不开精研梁先生的著作。不过，即便我们能完全领悟梁先生文字的意思而无任何曲解，那么由此而成的“见解”乃至“答案”，恐怕仅是表面的“真实”。因为梁先生的学问从来就不是只为自己做的，他对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思考，以及改造社会的行动，都是与朋友在一起。忽视朋友这一视角，我们对梁先生作品的理解越是逻辑化、个人化，就越可能陷入某种自圆其说的误区。因为这种严丝合缝的理性，丢掉了文字中的“情”，特别是“朋友之情”，这种“情”是更高、更深，也更动人的“真实”。梁先生一生信任朋友，也有朋友追随相伴一生，他的生活、思想、行动，都与朋友和友情息息相关。下面，我们仅在分析的意义上，从个人、家庭、团体三个层面展开说明，因为对梁先生来说，这是浑然一体而不可分的。

个人层面，“调整自己必亲师取友”。朋友，其实皆亦师亦友，师友间相互砥砺，学业之进步，精神之陶冶，品格之淬炼，都依赖朋友。一是个人易“忽忘”自己。自觉与反省的工夫，亦因之而松懈怠惰。此时，师友相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良药忠言，怵然自惕。更进一步，师友相处，“融化感应自己的短缺而得其养”，以友之长补己之短，“彼此帮忙”、共同向上。因此，师友间以“同情爱护”为根本，“痛责刺激”之外，应给予他“一种调治”（见梁先生所著《朝话》）。

比如，梁先生早年间信奉实用主义，不喜空洞议论，崇尚“有用之学”，“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论胸襟气度极其不凡；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的。”促使其打破功利见解，转向哲学深思的，正是中学同学郭人麟，郭君“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我崇拜之极，尊为郭师”（见梁先生所著《我的自学小史》）。

家庭层面，近代思想解放、社会革命往往是从家庭革命开始的，旧式家庭可谓“孔家店”之“分店”。不过，新青年冲破旧家庭关系的束缚，激进者甚至可以不要家庭之名、不组建家庭，但他们能够完全放弃类似家庭中的亲近情感吗。有研究者指出，革命与爱情的结合，或许是一种替代与升华。不过，志趣与友情的结合，或许是另一种路径。梁先生曾言，“朋友聚处即是我的家”。梁先生为办学、乡建、抗战、和谈等奔走，“殊少宁息”，自己“时时与诸友相依而处”，“两儿”也“大抵依靠诸友为我照顾之”。

团体层面，朋友不仅是一种关系，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团体”。同处共学的“朋友团体”是办学和乡村建设的主体，也是构建未来中国社会的组织单位，它的原型是“书院”。以往我们认为邹平实验中乡学村学效仿的是“乡约”，但加入“朋友团体”的理解后，“书院”一说，似乎更为得当。这也契合梁先生“再倡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的社会运动合一的主张”。

下面所选文字，源自梁先生所作“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及“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续）”两篇文章。梁先生早年的朋友多年长于他，如林宰平、梁启超、章士钊等诸先生，待其任教于北大，并到曹州办学之后，慢慢地就以梁先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朋友团体。那么，这个朋友团体具体是如何形成的，两篇文章会详细讲述。

文/梁漱溟

《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写完辄引起四五十年往事之回忆，因略记当年诸师友会合之缘于此。

我与熊先生初不相识，约在民国八年（1919）忽接得其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内容大意云：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彼此相交往即由此开端。《究元决疑论》是我所写一篇谈佛理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实在是乱谈一气），先在民国四年夏季各期的《东方杂志》上刊出（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收入《东方文库》为小册，我于文中有批评到熊先生的几句话。因先时他在《庸言》（梁任公主编的定期刊物）上发表过札记式的文章，署名熊升恒（此为其本名，字子贞），代表宋明儒的思想，有反对佛家之语，所以引起了我对他的批评。他信片所云即指此。

不久他就从天津到了北京，住西四牌楼广济寺西院（当时寺僧以余屋出租给客人住）。彼此一见如故，从此，时相过从谈学。他并于离京时，介绍张难先（义痴）先生与我相识，讨论当时的新思潮问题，以后彼此亦成了很好的朋友。

次年（1920）我到南京访欧阳竟无先生于内学院，盘桓经旬。我特向欧阳先生介绍熊先生来内学院求学。此时他正在江西德安乡间，经我写信敦促，他即到内学院，问佛学于欧阳先生，一住三年。

熊先生之到北京大学讲唯识论，亦是经我介绍的。我在北大哲学系先讲授印度哲学，写有《印度哲学概论》（商务出版），嗣后又添讲佛家唯识学，写有语体文的《唯识述义》，先后出过两薄册（京华印书馆印行）。第三册却未敢付印。盖自觉对于唯识学不全明白。要讲此学，只有请内院的人来讲才行。我先劝请吕秋逸（澂）先生来北京任教。他不肯来，大约欧阳先生亦不放他来。于是改邀熊先生。熊先生之到北大，似在民国十一年冬了。

他此番到京，即来在地安门内吉安所（街道名称）和我及一些朋友同住。这里离北京大学不远。这些朋友亦多是北大同学，且多为北大哲学系的同学，如陈亚三、黄艮庸、朱谦之、王显珠等。

关于我之到北大哲学系讲课，亦可附此回溯一说。那亦是从《究元决疑论》一文引起来的。我十几岁时就爱谈哲学，而那时哲学书极少见。只见到蔡元培先生的《哲学要领》和王静庵（国维）先生从日本文翻译过来的《哲学丛书》（线装本）等。民国元年我作新闻记者，对蔡先生言论丰采复甚倾慕。虽在一些集会上见到他，却无缘接近请教。民国五年，我任职司法部秘书时，蔡先生以当时教育总长范静生（源廉）先生力邀，从欧洲返国出任北大校长。我以《究元决疑论》文稿为贽，浼范先生送请蔡先生教正。经范公为先容后，我谒蔡先生于官菜园上街他的寓所，蔡先生一见面，即说早从《东方杂志》上看到此文，并存记在心。此次就任北大，特加意办好哲学系，希望我来担任印度哲学讲席。我回答，据闻欧洲人乃至日本人所谓印度哲学者系指数论胜论等六派哲学而说，其中并不包含佛家，而我至多亦不过稍通佛家之旨，对于六派全然未曾留意，何能胜任。蔡先生却说，你固然于所谓印度哲学无研究，但谁又曾研究过呢？我就不知有其人。我立意要将好哲学的朋友聚拢来，创开风气，互相帮助，促进研究。你应明白此意，作为共同学习的一个人来参加，不要以为来这里就是来教人。我这才应承下来。虽应承下来，而牵于司法部事务繁重，终难兼顾，只得恳托许季上（丹）先生，代为授课约近一年。次年我离开司法部而许先生适因病缺课，乃接过手来。——这就是我到北大的一段经过。

梁漱溟致范源廉（静生）、蔡元培（鹤卿）的信，

及范源廉介绍梁漱溟见蔡元培的名片

再回头来叙述吉安所的事。我到北大，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国人接受西洋近代思潮（代表资产阶级的）似较以前为深入，而现代思潮（代表无产阶级的）则适于此时发端，整个学术界风气是极其菲薄东方固有学术的。我既倾心东方古人之学，在精神上自感受到一种压迫，必须在自己思想上求一解决。此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长篇讲演的由来。先开讲于北大，由同学陈仲瑜（政）笔录，后讲于山东暑期讲演会，由同学罗常培（莘田）笔录。讲演中提出再倡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的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所以要聚合一些朋友同志，而当时亦就有人响应我这一号召。除北大三五同学外，还有从四川远道来投我的王平叔（维彻）、张俶知等。在吉安所租得的房屋，即为这些朋友同住共学之处。这些朋友论年龄均略小于我，而熊先生则长于我八岁。他们大都以师称我，因而亦称熊先生为师。后来凡是从我问学或随我作事的朋友大都亦算熊先生的学生，且往往有结下多年密切关系者。寻其端倪盖在此时。

熊著各书中多次提到的林宰平先生（志钧），亦是因我之介绍而后他们才相识，以至成为数十年交契至好的。[1]我写《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既竟，所最感缺憾者即不及奉此文以请教于林先生。林先生逝世讫兹经年矣。他长于我十四岁，其人品之可钦敬，其学识之可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忆熊挽林联语云：德备清和，先生既圣；学穷今古，当世几人。）然而我之得以亲近林先生，却还由他先有纳交之意。他正亦是为看了《究元决疑论》，乃嘱托余越园（绍宋）致意于我，而后约会见面的，那时是民国五年 （1916），越园与我同在司法部任职，固朝夕间易得相见也。

《十力语要》中一次说及偕游赤壁的伍庸伯先生（观淇），更是因我的关系而来。但伍先生和我的关系，却又由林先生居间介绍来的。林伍两先生相熟在先，大约民国八年他托林先生约我相会于林家，向我问佛法。第一次会面谈话，殊不投契。然我实心服其人之真切不苟，断断不肯放过，屡次访他，卒成至交。熊先生与伍先生因之遂亦成为谈学之友。

此外如夏溥斋先生（继泉）、梅撷云先生（光羲）亦均是看到我的《究元决疑论》而引起纳交的。其人皆佛法中所谓大善知识，我从而受益不少。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影，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而引起结交的朋友更多。而关系最深，踪迹至密，几于毕生相依者，则为王平叔、黄艮庸、陈亚三。

平叔毕业于四川高师，依中等学校教书为生，而当“五四”运动前后，思想烦闷不得解决，几于自杀。既得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决心从游于我。不顾家人生计，辞去教职。路费无所出，则尽卖去其书物。其事至足动人。熊书（《十力语要》）中所见有张俶知、钟伯良、刘砚僧等姓名，盖皆平叔在高师同学友好，有动于平叔之风，亦先后北来从我，并同问学熊先生者。惜伯良，砚僧故去均早。——似均不足四十岁。而平叔之故（1940年）亦只四十二三岁而已。平叔在吾侪朋友中最具有主动力，恒能主动帮助人，无论同辈后辈莫不身受其益。回忆我所得朋友的帮助，屈指而计，必首推平叔也。

后生如卢瀚、文德阳并因平叔而接近我。

艮庸、亚三同我的关系皆以北大同学之故而略先于平叔。[2]然北大同学多矣，彼此之接近固自更有缘由。忆“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界（特别是北大同学间）各种群众性运动甚多，曾有一种“反宗教同盟”，而“少年中国学会”则发起作讨论宗教问题之讲演。其时屠正叔（孝实）在北大讲授宗教哲学，我则讲印度哲学（其内容大抵出于宗教），因而首先被邀；此外则邀请有李石曾等多人。讲演场在第三院大讲堂（容量最大），愚讲演长达三四小时之久，颇涉及人生问题。艮庸坐听，似深深触动其衷怀，次日访我于家。此即彼此结交之始。当时愚所讲实为后此《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长篇讲演之一部分。

当时与艮庸一同坐听者尚有叶石荪（麟），尔后亦多接近往还。叶、黄在彼时青年界中盖同为倾向无政府主义者。因艮庸而接近我者有其友云大琦。云非北大同学，而是当时北京法专学生，在《十力语要》中屡见有云颂天之名，颂天盖即大琦之弟。颂天为学恳切为己，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人。自1924年远从广东海南岛北来投我，同学共处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也。[3]

说到亚三，则必先说山东王鸿一先生（朝俊）。关于鸿一先生之为人，愚往昔有《悼王鸿一先生》一文宜参看。以今日眼光看去则其思想正富于人民性，其人正富于革命精神，其内蕴之侠义骨气直可干云。然先生于中国古人为己而尽伦之学独能体会而力行之。清末之革命既为其先驱，对于“五四”运动新思潮之兴起复深感兴味。顾于深感兴味之中，复大有所不安。不安于其菲薄固有学术文化也。恒谓时人之一意欧化或俄化者皆思想上之奴化云。亚三为鸿一先生之得意学生。民国九年亚三在北大聆愚所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暑假返鲁为鸿一先生述之。先生大喜，谓颇能解决其思想上之问题，即来京相晤，并邀愚次年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即成于此。其后民十三（1924年）为筹备曲阜大学而先办曹州中学高中部（预备学生）及重华书院（预备师资），民十八（1929年）出版《村治》月刊，皆由鸿一倡议而愚赞成之，两人合作。时时居间联系并为愚助手者则亚三也。愚在曹州虽不过半年时间（其事当另详），然其草创颇费一段功夫，聚合一些朋友，且因招收学生而引进一些青年，有自此相从数十年不离者，如武绍文，李渊庭，席朝杰，[4]吕烈卿等皆是。

梁漱溟在《晨报》上发表的招生启事

熊先生亦当时同赴曹州共事之一人。《十力语要》最初辑录出于高赞非（佩纶）之手，题曰《尊闻录》。赞非之从游熊先生即始于曹州。先是赞非之父高磵庄先生闻愚办学曹州，特遣赞非兄弟自郯城来从学。愚审其资质及学历未令入高中部，而令其专从熊先生。赞非既随熊先生多年，磵庄由是亦与熊先生时时通信问学而相熟。今《十力语要》所存者不过其书信之一二。其后在乡村工作中，赞非为愚得力助手之一。

《十力语要》中又见有马乾符之名，乾符盖其时曹州高中教员。当时高中教员亲近熊先生者非止乾符一人，不过未见于《语要》而已。

1924年尾愚一人先离去曹州，仍嘱同人继续维持至次年暑期，满一学年而后退出（唯亚三仍留于其间）。曹州高中暨重华书院为彼时聚合朋友，引进青年之一缘会。此一缘会既失，熊先生仍回北大授课，徐名鸿（艮庸之友）仍回师大附中，马乾符仍回山西，钟伯良则经愚介绍至南开中学任教，……其余大都类是。唯愚及平叔、艮庸等数人益切志于学，不谋职业，则赁屋于十刹海东煤厂以为共学聚处。此处离北大不甚远，熊先生仍同住。曹州新收学生武绍文，吕烈卿等，以平叔之启发，向学情殷，亦相从不离，虽知此间无毕业文凭可得，不计也。

是年（1925）年尾，平叔、艮庸、名鸿偕同去广州，旋即随陈真如（铭枢）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役。而愚同熊先生挈诸生则于1926年迁居西郊万寿山大有庄一处大房内（其时尚有西友卫西琴先生同住）。

平叔等三人之去广州，盖由于其时广州李任潮、陈真如，张难先三公迭次来信劝我暨熊先生南下（共事革命，勿闭户讲学），而我等则推平叔等先往。关于我与李、陈、张三公结识缘由，就此简略一叙：愚之识李，系1920年在伍庸伯先生讲学座上，详愚所为伍先生传略中。识陈则由1923年夏秋间（此时熊先生住缨子胡同我家），陈北来访我于家。陈在欧阳先生门下学佛，曾与熊先生同住南京内学院相熟，从而知我也。识张则由熊先生之介绍，已见前。又经愚之介绍而张、伍遂相交好，张亦于伍先生讲会上而熟李，李在粤任两江督办时，邀张共事；李平定南路后，推荐张出任琼厓民政厅长。1925年正是大革命前夕，革命空气紧张热烈，三公既投身其中，亦以革命大义责我等也。其后1927年愚乃应邀前往（平叔、艮庸偕行），则政治空气既已大变矣。

熊先生与我有颇长一段时间分手，即在我赴粤以及我在河南、山东从事乡村工作之十年间（1927-1937），抗日战争起后，彼此先后入川复相聚。然愚为抗战奔走，殊少宁息，除在璧山来凤驿西寿寺同住一时而外，盖亦不多见面也。

我两人间虽不多见面，其时平叔、艮庸、俶知、颂天以及其他诸友正亦筹办勉仁中学，先则聚于璧山城内或来凤驿，后则移至北碚，熊先生固时时与诸友相依而处，仿佛过去在北京聚处时。我偶得宁息，亦必回至其间，与熊先生及诸友盘桓数日也。盖自1935年8月先室黄靖贤身故，两儿皆在入学年龄，我自己既难照料，大抵皆依靠诸友为我照顾之。朋友聚处即是我的家。

附识一：艮庸为我二侄女培昭之婿，富眉生（介寿）为我表妹张敬孚之婿。两儿失母后，皆尝得昭侄、敬孚及平叔夫人陈慧卿女士之照料。

附识二：如上所说，1927年我南下到粤即与熊先生长时分手，抗战入川乃始有时会合。此时熊先生思想似犹未大变，偶尔谈学不契，亦不强求同。解放后聚首北京者三四年，各自有其所事，殊少深谈。及至1954年熊先生移住上海之后，其《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各书陆续出版，种种怪论乃著见其间，则莫能救矣。愚为读熊著书后一文所以未用与熊先生通信论学方式，盖深知此中是非难可与共商榷，只好不出以相示。此或者落于姑息而非君子爱人之道乎？抑亦势所不得不然邪？愚窃莫能明审之矣。

以上为1962年旧稿，今1976年偶得便续写其他各友关系于另纸，恐有疏漏不周。年逾八十后，精力渐渐不逮也。

1936年暑期梁漱溟与长子培宽（右）、次子培恕（左）留影于济南。图片来源：《梁漱溟日记》，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

文/梁漱溟

今续记各师友关系，信手写来，殊无次序。然大约有因北京大学而生关系者，有因河南山东乡村运动而发生关系者，不妨分别叙述之。

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是从1917至1924年之一期间。在人数众多同学中结有友好关系者，其或既著见前文即不再赘及。前文未之见而精神上形迹上相亲合者有罗膺中（庸）。1949年膺中应勉仁文学院之聘从西南联大来北碚，不久竟尔身故，可惜莫甚。幸有王星贤（培德）廿年至今同住北京，时常相会，最为彼此得益。我的书籍大部分约三万余册1950年捐赠重庆的西南图书馆，小部分为京寓常用书，在1966年8月24日文化大革命中为红卫兵小将所撕毁或运走不知去向。治学写稿不能离参考书，只有索借于朋友。索借对象王星贤其一。至今手边案上架上盖不少借之星贤者。我写《人心与人生》，每写出一部分即送星贤看，星贤有意见辄指出修改之。

十年来(1966-1976)我借书对象星贤而外约有如下几家：

一为朱谦之。谦之收藏颇富，得其助益不少。谦之故后，其夫人何绛云犹时时供给一些。（今其书或捐赠或出售，已无存。）

一为老同学张申府。申府好收书，又多旧藏。申府富于学识，资助我者不少。（七十年前申府与我在顺天中学同学。）

一为郭大中（镛）。大中的书不算多，但我今案头用的书有些却是他的。大中与我结识，由张云川介绍，那是我1950年由川来京后的事。结交虽晚于他友，但近年过从较密者不能不数大中。

于是转而谈到张云川。云川原名张长濬，徐州人。为人爽朗有豪气，其夫人李芸书则温文有礼。云川与我的关系似是从宋乐颜而来。1929年乐颜随我在辉县百泉河南村治学院时闻云川在青岛被捕，托我设法营救。现在事隔几近五十年，记忆不清。乐颜与云川相识似是在1927年北伐军中。乐颜从我工作颇早，且甚久（云川未尝随我工作），先在河南，后在邹平，末后在北碚勉仁中学，竟故于勉中。

1948年梁漱溟与勉仁文学院教师留影于北碚北温泉。图片来源：《梁漱溟日记》，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

河南村治学院之设立，值得一为叙说：先是河南省教育界争取得教育经费独立，成立河南省教育款产处，由教育界推举王柄程（怡柯）任处长，主持其事。柄程人格俊伟，尤长于经理营运财务，卒使全省教育经费无绌欠而外，且有储存。村治学院即赖此储存款项而得举办。柄程与镇平彭禹廷（锡田）孟县梁仲华（耀祖）为兄弟交。村治学院即由彭任院长、梁任副院长。1929年设筹备处时，我适从广东北返，且因广东政局改变，不回广东。经王鸿一先生介绍，与仲华、禹廷、柄程会晤于北京。我在广东原有“村治讲习所”之建议而未及实现。至此乃受聘为村院教务长，共同致力北方的乡村工作。

1929年正是冯玉祥驻兵河南时，村院之得以建立据闻盖经由王鸿一，梁式堂（建章）素为冯所礼敬的两先生而建白于冯者。

然此事之发动亦自有其由来。民国以来河南一省为东西南北四战之地，兵败为匪，匪聚为兵，积年兵匪之祸迫使村农组成红枪会以自卫。会中恒杂有迷信邪教，且有时为人操纵，彼此冲突。有心人士如彭王诸君盖发愿为知识分子领导的开明的农村自卫运动也。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村院成立未满周年，即以蒋军入主开封而告终。学生三百余人结业散去，其中有以精神感召始终不失联系者数人，为孟宪光，赵道一（德庆），李健三、常泰和等。

继河南村治学院而起者，是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冯部将领韩复榘先为河南省政府主席（有名义无实权），冯部西撤入关中时韩脱离冯而东进，蒋以中央政府名义任命他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村院结束，副院长梁仲华去济南向韩做报告，韩即面邀村院同人到山东来继续未竟之志。我与仲华及诸同人商议不沿用“村治”或“乡治”两词，而提出“乡村建设”一词；又改学院为研究院。院内分设乡村建设研究部及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推仲华为院长而我为研究部主任。其他人事安排大抵多用一些山东人。

彭禹廷未预闻山东事，回其镇平本县，闹“地方革命”（彭所创名词），改革田赋制度，有地三亩以下者可不纳粮，向地多之地主则累追加重征收。全县原分十个乡区，即成立“十区联合办事处＂，俨然将代行县政府职权。凡其所为极得群众赞同钦仰。然不幸其后竟为奸人杀害而死。

乡建院于前述研究训练两部外，更有乡村建设实验区，即以院址所在之邹平县地区为之。县政府隶属研究院，县长人选由院方提名而省政府任命之。其后在全国第二届内政会议上通过县政实验区方案，则县政府之组织规程亦得以自为设计实验，不必循乎一般。

乡建院始于1931年春季，至1937年日寇入侵而结束。七年之间我自己曾以院长兼县长者偶尔有一次，时间不过两个月。如此短时间更不必报省府，前后任县长者不一其人，今不尽省忆。其间任县长两次且为1937年末任县长者为徐树人。

梁漱溟在山东乡建院时期与工作人员合影。图片来源：“文景”公众号。

大约在1932年间，我兼主编《村治月刊》，月刊社设于北京旧刑部街（此街道，今并入复兴门大路），我有时由邹平回家（家属在京）亦到月刊社看看。一日忽遇徐树人来月刊社购书攀谈相识。盖徐有老父住家离月刊社不远。他本人那时方任河北省东光县县长，偶然请假省亲到京。据他谈，我在《村治》月刊上发表的《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一文对时弊——中央部院官吏昧于地方基层病态实况——抉发最透辟。他初任县长本想为地方自治事业建树一点基础，方符合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意旨。岂知在现行法制政令之下，举凡上级（中央或省府）所责成于县乡的一切事务只有假手土豪劣绅才得敷衍门面，应付办到。自己内心痛苦不安而无可如何。东光适在津浦铁路线上，我来往北京济南所必经过，他遂邀我路过东光时，到他县府休息一谈。后来他竟辞去县长到邹平求学。经过一段时间，我用他为院长室秘书。后来就推荐他担任邹平县长。

于是联想到萧克木。[5]克木遇我于《村治》月刊社售书处，其情景恰与树人相似。我见其意殷殷，即引其进客厅叙谈。克木竟然伏地下拜，说对我钦仰已久，非如此不足以申其夙敬。他自陈先在上海新月书店学徒，后被召来京为胡适之掌理私人图书，极有志进修云云。我即许其到邹平一边工作一边进修。后来在邹平院内担任出版股工作，治事条理清楚，有创造计划，而自己勤恳修学尤不可及。抗日战争中设乡村书店于汉阳门码头，武汉退守又迁书店于重庆市衢，克木皆身为经理，功不可没。（后以敌机投弹轰炸重庆乃歇业。）█

梁漱溟主编《村治》月刊

本文载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410-422页。

文中图片除特殊说明外，均来源于网络。

注：加粗部分仅为便读者阅读，原文并无。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著者写有《怀念林宰平先生》一文（见本卷），可参阅。

[2]陈亚三（1895-1964）山东郓城人。192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终生大部时间追随著者左右。1931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后，先后任训练部主任，菏泽乡建分院副院长。1935年任菏泽乡建实验县县长。1940年任著者创办之勉仁中学校长（四川重庆北碚）。1948年又任教于勉仁文学院。解放后随著者来北京。先生对先秦哲学，宋明理学均有研究，对易经研究尤有独到之处，并深有道家修养。

[3]  云颂天（1901-1983）海南省文昌县人。自1924年来京从学于著者，即毕生追随左右，1928年任广东省立一中教员。1931-1934年在杭州问学于马一浮先生。1934-1937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师。1940-1965年任勉仁中学教师，校长，并曾兼任勉仁文学院讲师。

[4] 席朝杰（1906-1952）四川秀山县人。1924年至山东菏泽入省立六中高中部求学。1925年随著者至北京相聚共学，并在北大旁听。1926年南下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建军运动，1928年任广东省一中教员。1933年参加福建人民政府运动。1935-1937年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导师。1939年任四川南充省民教馆实验部主任，1946-1949年任乡村建设学院教授。

[5] 萧克木（1905-1985）江西永新县人。1922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中法大学。后曾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32年起工作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乡村书店经理。解放后任东北银行专门学校和东北财经学院副教授。1985年于辽宁大学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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