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 | “如何民族，怎样国家——日本国民文学论战”专题（二）

策划人/李娜 陈言

文/竹内好

译/徐明真 校/铃木将久

电影《浮云》剧照

男女主人公游走在战后日本残破的街道上，背后驶过飞驰的电车

二战期间的日本，民族主义由于卷入法西斯主义发展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在战后日本反思战争的整体氛围中，在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占领的新的时代危机中，民族问题被左右两种意识形态所利用，但同时遭到了学界的刻意回避，一同遭到抛弃的，还有日本浪曼派和国文学等具有日本国家和民族属性之物。竹内好认为，在现代文学的课题陷入近代主义（个人主义）与反近代主义（民族、国民的文学）的立场之争的境况下，唯有重提国民文学，方可叩问文坛本身存在的意义。竹内好于是回溯历史，认为在近代主义占据日本文学统治地位的时代，民族主义遭到了压制，作为近代主义的反命题出现的“日本浪曼派”其实包含着健全的民族要素，但这种要素后来发展成强制性和无节制性；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学虽然引进“阶级”要素，却利用阶级打压民族，在受到外力打压时，它则倒向自己的反面，结果极端民族主义者反而出自转向的无产阶级者。而战后复活了的近代主义和无产阶级仅仅提取极端民族主义中的极端部分加以批判，却无视朴素健全的民族主义，这种逃跑主义的抵抗源于对战争责任认知的不足。竹内好廓清了被污染的“国民文学”和“民族主义”，从概念的梳理进入思想史探讨，提倡包含民族要素的思考路径，倡导与民族、与民众产生连接，主张根植于民族传统的社会革命，为1950年代“国民文学”论争发出第一声吼，实乃金石之音。

民族问题似乎重又回到了人们的意识之中。最近，在几乎同时召开的历史学研究会与日本文学协会的大会上，都将此问题作为了议题。我认为，这或许受1951年在印度勒克瑙召开的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简称I. P. R）将亚洲的民族主义选为会议议题的直接的影响。不管怎样，学术团体开始关注民族问题，这的确暗示着某种战后新时期的发展方向。

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2日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双年会的与会者。

1936年在优胜美地举行的第六次会议的与会者

Pacific Affairs《太平洋事务》

该杂志是太平洋学会的机关杂志，自1933年起拉铁摩尔担任主任编辑。竹内好的民族意识也受到拉铁摩尔的启发，在下文中提及，拉铁摩尔也承认，日本的扩张主义激起被侵略的亚洲各国“正确的”民族主义意识的相连。

迄今为止，民族问题为左右两种意识形态所利用成为政治工具的倾向比较强，而它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反倒有意识地被回避掉了。右翼意识形态下的民族主义鼓噪，在过去使日本有过痛苦的经验。也正因为痛苦如此巨大，很多人对于战后出现的左翼意识形态下的民族主义呼声也表现出一种“不可轻易为之所动”、“决不可为之所动”的态度。以败战为起点，“民族主义即邪恶”的观点开始占据主流。人们把摆脱民族主义（或曰民族意识）当作解救之途径。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这是因为，在战争中曾经以某种方式对服务于法西斯主义权力的民族主义进行过抵抗的人们，在战后依然以这种抵抗的姿态发言，而且其言论伴随着解放感。

日本首相吉田茂作为代表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

《旧金山和约》缔结当晚日本民众的淡然，是日本社会高涨的民族主义在战败后迅速退潮的表现。

《浮云》电影海报

导演：成濑巳喜男 编剧：水木洋子

上映：1955，片长：123分钟

幸田幸子和富冈兼吾作为曾于越南工作过的战时人员，在战败归国后始终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陷入苦闷与虚无。曾经被帝国引以为傲的“勇士”和“英雄”们，在战败后成了这个国家最堕落和最败坏的典型，这种转变使得曾经作为民族主义最坚定拥趸的士兵们成了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坚力量。

至少在现在的国际社会，民族这一要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切意识形态问题或文化问题或多或少都与此相关，抛开这一要素便无法讨论。这一点，人们只要稍做冷静的思考便不言自明。然而战后解放感之激烈，使得在一个短时期内这种不言自明的观点（或曰思路）被排除。著名文学家中有人倡导废除作为民族语言的日语（如志贺直哉等），虽然今天看来这是相当粗暴的言论，但在当时却并未遭遇多少侧目，甚至还有人主张干脆废除作为人种的日本人。这与其说是一种极端的理想主义或曰空想，不如应该说是一种头脑发热造成的异常心理吧。民族之存在本身被宿命论地理解为邪恶。而反过来讲，这也再次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民族主义曾如此剥夺人的自由，以至人们不得不这样理解。

志贺直哉（1883~1971）

日本作家，“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1946年4月，志贺直哉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国语问题》一文。文中声称，“再没有比日本国语更不完善不方便的文字了，若不解决此问题，日本将来没有希望成为真正的文化大国”，并提议“废除日语，将法语作为日本国语”。

乘战后新的思想启蒙的风潮，在文学领域也涌现了大量的概论著作。这些著述几乎都采取了以欧洲近代文学（或曰现代文学）为准绳来匡正日本近代文学的方法。从态度明确如桑原武夫氏、中村光夫氏者，到微妙曲折如伊藤整者；或者从左翼的濑沼茂树氏到右翼的中村真一郎氏，尽管层次、色彩各不相同，但在丢弃日本文学的自我主张这一点上却持有相同的态度，也就是说都站在广义的近代主义的立场上，因而民族这一要素并未进入其思考途径。日本文学的自我主张，在历史上以“日本浪曼派”为顶点，它是从顶点直接为外力所推翻，并为其它长期受压制者所取代，因此今天面临这个局面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这也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国文学”的衰落属于同一类现象。实际上，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国文学”成了一门几乎无人问津的学科。

保田与重郎（1910~1981）

保田与重郎在《日本浪曼派公告》中呼吁文学的革新、诗的复活、文学伦理性的回归，并批判进步主义，力图再发现为近代解释歪曲掉的日本古典美。在于1932年3月创刊的《我思》（其名字源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受德意志浪漫派的古典憧憬影响，力图再发现日本的古典）的创刊号编后记中，他写到：“我们最爱古典，我们爱不容忽视的这个国家的古典；我们把古典作为形式来爱戴。现在我们更爱突破这个形式的意志。”

『日本浪曼派の時代』（《日本浪曼派的时代》）

保田与重郎，新学社，1999

那么，战后出现的左翼意识形态下的呼声中，民族是否被纳入了思考途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类似“民族独立”之类的口号虽然有，但这里的民族是先验性的，仍然属于一种近代主义的范畴，而不是由自然的生活感情发展出来的；是以亚洲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准绳，试图使其适用于日本的一种尝试，因而缺乏与现实的结合。这一情况可以由日本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中存在的那些混乱、无理论、机械主义得出判断。例如，机械理解中国的秧歌而重视舞蹈，仅仅因为偶然以文乐组织过工会活动就将其奉为古典艺术的精髓之类。至于文学理论之荒芜，更是荒谬绝伦。

在战后的空白状态下，近代主义起到了某种文化作用。由于受强权压制者获得了解放，其言论自然有理，而且以此填满空白部分也是必要的。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几种实验，如果作为解放之喜悦的表现，也应予以认可。也许，为了抹去沾血的民族主义的噩梦记忆，以舍却民族存在的方式进行思考，也未必尽是坏事。然而，当空白被填补之时，是否在填补之延长线上的文化创造也得以实现了呢？至少在目前，这还存在相当大的疑问。正是因为有此疑问，今天民族问题才再次受到关注。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们回避了沾血的民族主义。他们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把民族主义的极端化视为自身责任以外的事情，视抹杀“日本浪曼派”为正义之举。但是，推翻“日本浪曼派”的并非他们，而是别的外力。将被别的外力推翻的视为自己推翻的，这是否过于自满了？也许因此得以忘却噩梦记忆，但血迹却无法得到清洗。

战后出现的文学评论，除少数特例以外，几乎都对“日本浪曼派”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甚至连那些曾经多少和“日本浪曼派”有所关联的人们都在忙不迭地提出自己的“无罪辩护”，这是颇有点奇怪的现象。是否以为“日本浪曼派”已经彻底灭亡，自然没有必要再将其作为议题了？当然，左翼派别中有人会反驳主张：“我们并非不闻不问，而是极力反对。”然而他们的攻击并非正面的对决，并非深入对手的立论根本的、内在的批评，反而他们的攻击逃避了对决——而“对决”才是打倒敌人的唯一方法。极端点说，这是一种幸灾乐祸，以这种方法是不足以否定掉对方的。

战后近代主义的复活固然可以认为是“日本浪曼派”的一个反命题，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历史事实：“日本浪曼派”本身就是作为近代主义的反命题提出来的，其内涵是：呼吁认可民族作为一个要素。再后来，民族之所以不再只是一个要素，而成为无所不能的要素，如果我们暂时抛开权力问题来考虑的话，则是由于时势的原因，也就是由于他们的主张未被理解为反命题。近代主义回避了与民族主义的对决，结果反而使民族主义强硬化、无节制化了。

关于这一点，最近高见顺的发言（《世界》，1951年6月号）引人注目。高见顺回忆自身经历，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即“日本浪曼派”与《人民文库》是否是“转向”这一棵树上的两个分枝？高见顺说，当时属于《人民文库》派的自己，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心理，急于给“日本浪曼派”贴上反动的标签，“没有想过要从他们的主张中发现正确的部分”，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自己的抵抗也因此成了一种软弱的抵抗，“逃跑主义的抵抗”。

高见顺所说“日本浪曼派”中正确的部分，指的是他们在日本文学中寻求“健全的伦理意识”。我以为这也可以换言为“民族意识”，并且在此意义上，我认为他的发言恰当。所谓近代主义的反命题，正是这个意思。

高见顺（1907~1965）

日本小说家、诗人、评论家。高见顺所支持的《人民文库》创刊于1936年3月，立足于广津和郎的基于“散文精神”的批判性现实主义，目的是为了对抗日本浪曼派、日本学界中一部分国家主义倾向以及国家对文化的统制。在《浪曼派的精神与浪曼派的动向》一文中，高见批判道：“面对惨淡的现实、登高飞越并高唱蔑视与否定之歌，才是浪曼派的精神。而日本浪曼派却是十九世纪浪曼派的妖怪，一种去掉了反抗精神的片面妖怪。”

据我的判断，近代主义在日本文学中具有统治地位。所谓近代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不将民族纳入自己的思路中，或者说将其排除在外。但是，这种倾向并非产生于日本近代文学发生之时。在二叶亭四迷的作品中明显可以看到两种要素相克的现象，并且这种相克曾持续一段时期。我以为，这种相克消失，变成只有一种倾向占统治地位，大约是在《白桦》杂志开启了设定“抽象意义自由人”的可能性之后。这同时也表示着一个历史事实：在文学史上，它被称为近代文学之确立。我们应该注意到，所谓近代文学之确立，不是意味着对两种要素的相克关系的扬弃，而是通过摒弃其中一种要素而实现的。民族遭到了不正当的蔑视与压制，受压制的事物自然要寻求反抗的机会。

无产阶级文学亦不例外。作为《白桦》的延展而出现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虽然成功地引进了“阶级”这一新的要素，却没有想过拯救受压制的民族，反而利用阶级来压制民族，将阶级万能化了。从“抽象意义自由人”出发，再以“阶级斗争”学说套用其中，自然得出这样的结果。这种摒弃民族的姿态有其先天的勉强之处，也有其不时刻留意身后便不能安心的后顾之忧。因此，一旦某种外力作用使其支撑崩溃的话，它便无法靠自身的力量立足，勉强的姿态往往倒向相反的方向。因此，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出自转向者之中也就不奇怪了。

白桦派同仁为纪念《白桦》创刊十周年留影，1919.4

前排坐者右二为武者小路实笃东京都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纪念馆

『白樺』

创刊于1910年4月，停刊于1923年8月，共出版发行160期。由武者小路实笃和志贺直哉等的传阅杂志《望野》（后改称《白桦》）、里见弴等的传阅杂志《麦》和柳宗悦等的传阅杂志《桃园》合并而成。创刊时具有浓厚的反自然主义色彩，同时致力于介绍欧洲美术，尤其是后期印象派画家。

想要一隙不留地照彻文学创造根本之处的黑暗，只凭单一的照明是不充分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之所以失败，正是源于忽视了这种不充分。勉强推行而招致失败，暴露了日本近代社会思想的结构性缺陷。将人规定为抽象意义上的自由人或阶级人，虽然有其阶段必要性，然而与具体的、完整的人脱节，急不可待地将其视作完全的人，这种主张则过于急躁了。和日本近代文学的所有流派一样，无产阶级文学也未能幸免于这种急躁。文学的本来功能应是拯救一切，但却是以部分掩盖了全体。从那些被摒弃掉的黑暗角落里，会响起要求恢复完整人性的痛苦的呼声，再当然不过。

民族正扎根于这一片黑暗的角落。民族的问题，正是在其被忽视的时候成为问题。民族的意识，也正是由于受到压制才产生。即便后来在其演变为民族主义的路途中施加了别的力的作用，在其刚刚发生的时候也必定与人性恢复的要求相关。不受到压制的时候虽然不现身于表面，但作为契机却始终存在，这就是民族。回避恢复人性的努力，想要凭单方面的力的作用使沉睡的民族意识永久地沉睡下去，这是不可能的。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权力统治将民族意识从沉睡中唤醒，并将其提升为极端民族主义加以利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其权力统治的机制进行批判，但也不该由此连朴素的民族主义心情都要压制。后者有其正当的发言权，其呼声根植于一种不息的欲望：要使被近代主义扭曲了的人性恢复本来面目。这种民族主义呼声也正与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的“正确的”民族主义相连。这一点，像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美国学者也承认，由此产生了诸如太平洋战争刺激了亚洲的复兴之类的结论，尽管是基于一种逆向思维。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

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蒋介石政治顾问。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满洲：冲突的摇篮》等书。

从极端民族主义当中单提取出极端的部分进行批判是毫无意义的。与此同时，想要不通过对决就得到非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尝试，大概也将以失败而告终吧。亚洲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与社会革命紧密相连的。但在日本，由于社会革命疏离了民族主义，受到摒弃的民族主义便只好选择了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道路。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极端化。这就是所谓“失去处女性”（丸山真男）之说。

在发生之初本来朴素的民族主义，被权力统治所利用，所同化。在今天，不能不考虑这一整个悲惨的过程，不与之正面对决便难以谈论民族问题。“日本浪曼派”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石川啄木，还可以到冈仓天心，到正冈子规，到北村透谷，甚至连福泽谕吉亦不例外。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尽管是以隐蔽的形式，但却一直断续地存在，只不过近代主义的统治阻碍了人们对它的认识。由于无人试图发掘这被埋没的宝藏，因而导致了“日本浪曼派”的反动。至少从历史的角度看，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浪曼派”由于服务于权力而放弃了在文学内部处理问题的可能，这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来说的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这并不足以使战后复活的近代主义回避与民族主义对决的做法合理化。实际上，正是在由于近代主义的复活而得以恢复均衡的今天，才更应该重新进行对决。不如此，便是卑怯。假如不肯对决的依据就在于单纯的进步主义的话，那么这种进步主义无论口头上多么倡导革命，其实都是真正的革命的敌人。

从某一方面来说，回避与民族主义进行对决的心理，源于对战争责任自我认识不足。换言之，是良心不足，而良心不足又源于勇气不足。由于害怕伤害自己，便想忘却沾血的民族问题，不敢高声喊出“我是日本人”。然而，血迹不会因为忘却得到清洗。尽管近代主义固然从日本近代社会与文化之扭曲的角度对败战的原因做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但也仅是解释而已，对防止黑暗的势力再度抬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仅仅止于提出反命题而不致力于统合，是无法彻底否定对手的，所以我们无法保证要求恢复被摒弃的人性的萌芽不会从黑暗的谷底浮现出来。而其一旦发芽，由于整个结构的基础并未发生变化，必将发展至极端民族主义的自我破灭。

尽管“国民文学”这个词曾一度被污名化，但今天我们仍不能丢弃对国民文学的向往。这是阶级文学、殖民地文学（反过来说也可称为世界文学）所不能取代的、宝贵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致力于它的实现，那么还有什么是我们可做的呢？然而，包括阶级也包括民族在内的整体人性没有完全实现，国民文学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不可能有不根植于民族传统的革命。因为课题是要拯救全体，所以不可能去掉不合手的部分敷衍了事。以前的失败的教训是宝贵的。我们不可因怕棘手而回避现实。

失去“处女性”的日本想开辟一条与没有失去“处女性”的亚洲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恐怕是非常艰难的，甚至难至殆近不可能吧。越是认真思考的人（如丸山真男氏和前面的高见顺氏）越感到绝望，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直面绝望之时反倒获得了一种心灵的平静。只要有勇气就可以了。带着勇气潜入现实的底层去吧。不要幻想可以凭借一线光亮得到拯救。在一隙不留地照彻文学创造根本之处的黑暗之前，是不能安闲地停止工作的。污秽要靠自己的手来清洗。没有特效药。只能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前行。看一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者们，他们顶着绝望的打击，不依靠外力，用自己的手掘土一样地一步一步走过来了。那种只想借用他们成果的如意算盘是不能容许的。即便最终开辟不出这样一条道路，那时就与民族一道灭亡好了，也远远强似成为奴隶（或奴隶的统治者）而生存下去。█

本文刊于《文学》（岩波书店）1951年9月号；根据《竹内好全集》第7卷翻译，译文首刊于《人间思想》（简体字版）第八辑（高士明、贺照田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

感谢贺照田、唐晓琳与《如何民族，怎样国家》专题主持池上善彦、铃木将久及译者徐明真诸位老师的授权与支持。

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 | 黄海芮

校对 | 刘沁源

审核 | 陈烨广、张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