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茂树：两种民族主义的对抗 | “如何民族，怎样国家——日本国民文学论战”专题（三）

策划人/李娜、陈言

文/远山茂树

译/谭仁岸

丰原周延的浮世绘作品

主题为鹿鸣馆的舞会。右一弹奏钢琴的似为日本第一批女留学生之一的瓜生繁子。

最近出现了一股高调声张“民族意识”、“爱国心”、“自卫”的风潮。老实说，我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对此都抱着不寒而栗的感觉。大家的真实反应都是：“怎么会这样？”

然而，现实已经一清二楚，不管我们采取何种政治态度，这个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政治课题。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现代日本那些基本对立的政治主张，都在同样的“民族意识”、“爱国心”、“自卫”等词语之中相互斗争，其对抗与贯穿现代世界的政治对立直接发生着联系。可以说，今天在我国提出的民族主义，在国内同时也是世界规模上，作为阶级的政治的对立之凝聚点而登上了前台。换言之，一切政治势力，都在争先恐后地试图亲手捕捉民族主义。

本来，民族主义本身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在各种历史时间点，根据某些条件，例如具体包含何种阶级政治主张，被何种阶级政治势力所领导而形成政治课题等，民族主义既能成为革命的巨大能量供给源，也能成为反革命的坚固堡垒。

为了不让今天具有抬头必然性的民族主义变成过去那种极端民族主义（ultra-nationalism）的再版，或者更进一步，为了使它成为自由、独立、和平的民主革命能量，我们应该怎么办？建立能够明确把握这一方法的学问视野（perspective），已经成为了今日历史学最紧迫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仅仅是梳理清楚过去的极端民族主义谱系，主张抵抗其形成与发展的必然性，或者指出其前现代性质，揭露绝对主义统治者狡猾险恶的做法等等，虽然可以揭示极端民族主义再生的危险，但却无法提供能够将其转换为革命和进步之蓄水池的光明远景。我等知识分子那种“不寒而栗”的心情，实际上也是因为极大支配着战后日本学界的现代主义史观，并不具备在今日的实践、未来的展望方面解释民族主义问题的力量。

不管其形态如何，民族主义倾向当然都会带有保守的、排他主义的色彩，以及非合理的、冲动的侧面。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以厌恶的心情抽身而出，仅在外部表示担心的话，便无法阻止反革命势力再次掌控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且将其引向极端民族主义。由此见解出发，就不能把明治以来极端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仅仅视为自上而下的来自绝对主义阵营的强制，而应该将其理解为自下而上的与革命阵营之民族主义的对抗关系的发展；然后，我们要了解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如何生发，如何斗争并遭遇挫折，其结果又是如何被扭曲利用和压制。如果没有这种斗争，自上而下的压制本身也无法存立。极端民族主义成立和发展的必然性，正由这两种民族主义对立、抗争的胜负结果所导致。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可以有力阐明以上几点的历史性考察。

『遠山茂樹著作集』全9巻

遠山茂樹岩波書店，1992

所谓历史必然性，并非指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除了走上某种历史道路之外就别无他法。那不过是站在统治者集团的必然性之上，站在对作为历史结果的现状的无条件肯定之上，并且是事后进行的历史“解释”而已。无论我们如何急于批判日本社会的前现代性，那种认为日本古代发展并不典型，因此封建发展也必然会走向畸形，于是以其为母胎的现代实际上也不得不停留在前现代的想法，在将日本非典型发展的路线固化为某种宿命的意义上，亦不过是现状肯定论的变种之一。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在这种历史观看来，若要在这个通常被泛称为“亚细亚式”的、累积了各种落后条件的国土上实现西欧之“现代”，乃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天堂理想。而且特别是针对民族主义问题的批判，必须从热爱、理解这个国家的泥土味出发。如果忽视了统治者的必然性与被统治者的必然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关系，便无法从统治者的必然性会取得胜利的结果——也就是我们被迫接受的现状成立的必然性之中，寻找可以将其扭转并实现被压迫者之革命的胜利契机。同时，倘若无视历史必然性，不去客观评价被统治者的必然性遭受挫折而不得不失败的历史条件，仅仅强调统治者残酷践踏人民之进步善意的任性“暴虐”，也无法总结今日实践的具体方法。如果不揭示在各自的历史时空、历史条件之下，可能的或必然的特殊抵抗的形态，不阐明即使在失败中也能成为历史前进和发展之原动力的特定历史遗产的形态，也无法导出今日抵抗的具体状态。在民族主义论述之中，尤其如此。勤劳民众本来就拥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民主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情感，这是不可置疑的事实，然而，那些无领导无组织的民众，在其本能的民族主义情感爆发时，是如何被利用而成为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基盘呢？例如，即使不论统治者的弹压，在大众这种无法抵抗的“好战”情绪的怒涛面前，那些富有良心的和平主义者又是如何尝尽苦杯的呢？凡是翻阅过吾国反战思想史者，都无法对民众的善意保持过度的乐观。正是因为相信民众的善意，珍视民众的革命志向，才反而可以切身感受无领导无组织的可怕。在确认民众容易被诱导至极端民族主义的弱点之后，我们才能看清可以阻止这一事态出现的、具有历史可能性的具体方案，以及可将其变为具有进步生命力的领导与组织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路线。

『昭和史』（新版）

遠山茂樹 / 今井清一 / 藤原彰，岩波書店，1959

在今天的政治世界里，两种政治势力正相互挥舞着民族主义旗帜，进行着短兵相接的搏斗。两者都在激烈地呼吁国民身上融合了进步要素和反动要素的民族主义情感。这一斗争的紧迫，已经到了不容那些试图慢慢甄别民族主义之进步要素与反动要素的学者插嘴的地步。这又反过来产生一种倾向，亦即助长了知识分子本来就对民族主义抱有的不满情绪和对政治的旁观态度。然而，事实上，学者的民族主义论已经落后于现实局势了。民族主义论的任务不是给这种斗争泼冷水。我们只能努力去凸显集中表现在民族主义之中的阶级或政治主张的冲突，明确横亘在“民族意识”、“爱国心”、“自卫”等从表面看来异口同声的口号底下的两种对抗的民族主义的结构性差异，从而将这种对立和斗争提升为在思想和政治层面上更加自觉的对立和斗争。我们必须大胆地提出相关的学问结论，使得各种政治势力都能自信且光明正大地，在进步与反动极其接近的界线上相互交锋。这样的话，国民也不会在态度抉择上犯错误。对照学界水准，即使我们必须多多少少冒犯一下学术合理性，那也是值得的，否则便只能停留在象牙塔的饶舌上，与今日的历史创造无缘。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的第一点，乃是民族主义作为政治课题登场时，往往在现象上几乎必然伴随着进步与反动的交错乃至倒错。而且尽管如此，在本质上，进步民族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对抗，又是沿着基本的政治对立路线而真实存在。

歴史学者・遠山茂樹生誕100周年研究業績展

神奈川新聞，2015.3.28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形成于近代市民革命之中。但是，一如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示，市民革命自发进行时，民族国家形成的民族主义问题，是包裹在打破封建压迫、解放国民的现代化（民主化）课题之内出现并且得到了解决的。与此相对，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义课题不仅具有市民革命的自然属性，而且变成了独立的政治课题。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无暇等待国内现代化之必然性的充分成熟，而是在外部强制之下实现现代化，因此这种现代化多多少少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压力之下完成的。马克思所说的“大炮炮口之下”的开国，正是中国以及日本的共通命运，也是资本主义必须复制自我来创建世界的宿业使然。

幕末的驻日首届英国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译注）曾经说过：“从君士坦丁堡到江户，吾人与东方政府缔结之所有条约，皆以武力或类似之物强制所得。”“以武力与压迫强制所得之条约，必以同样手段方能维持。吾人在东洋之一切经验均支持此结论。”正如他所言，开国为日本带来了进步，但从这些话中，我们不难读出以武力强制进步时，强制一方的内疚与作为被强制一方的亚洲民族的痛苦。我国以及亚洲的民族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便不得不带着这种阴影。

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1809~97）

1844年为福州领事，1846年晋升为上海领事。1858至1864年派驻为英国首任驻日本公使，1865回到中国，担任驻北京公使，从事外交工作，1869年卸任返回英国。返国后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与北婆罗洲渣打公司等处任职。在任驻沪总领事期间促成修订上海土地章程，并促使建立工部局和万国商团等重要的组织机构。

因此，针对这种外压的民族斗争，首先会作为后发国家的统治阶级亦即封建土地所有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攘夷运动而爆发。这个时候，即使农民那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和革命的民族主义在缓慢成长，但只要被攘夷运动所裹卷，便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封建排外主义。至今一百年前，中日两国对待外压的不同方式，可以说开启了之后两国的巨大历史差异。仅看民众的动向，日本没有爆发排外的农民起义，而中国却涌起了激烈排外的农民暴动，这个显然与外压强度的差异也有关系。之后的日本农民起义，尽管势力微弱，但还是保持着将矛头集中在反封建斗争的阶级斗争的高度。其结果是，我国的攘夷运动最终仅停留在由封建统治阶层主导的、根基浅薄的排外运动上。不久之后，封建统治者将“攘夷”转换为“倒幕”，实现了明治维新。而与此相反，在中国清朝，反动的排外主义在某一方面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根深蒂固，使得中国走上了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面冲突的道路，最终在失败之后沦为了半殖民地。与中国相比，日本在政治上得以保持独立，乃是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原因，也使之大步超越了中国。然而，此次战后，日本正在反过来被中国超越。这一逆转，并不仅是由于日本败给了美国，而中国与美国结盟赢得了胜利这种对美国的偶然条件所导致的，最为关键的差异来自于中国在抗日战争的惨败之中奋起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生命力，以及战后日本难以摆脱虚脱状态的萎靡无力。中华民族那种坚毅的民族意识，正是在长期的苦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如果说日本民众不具有排外暴动的体验是昨日日本前进的基础，那么在今天，这个已经成为了日本民众丧失民族独立自信的倒退之原因。

义和团运动

《小巴黎人报（文学副刊）》

赵省伟编：《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重庆出版社，2018

“挑铁路，把线砍，旋在毁坏大轮船”。

《义勇军进行曲》
全山石、翁诞宪，油画，400×480cm，2009

抗战的爆发，激化了民族主义意识，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

『於鹿鳴館貴婦人慈善会之図』

揚洲周延（1838~1912）筆，36×72cm，1887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为招待欧美高级官员，外务省经常在这里举行有首相、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小姐们参加的晚会舞会。日本想以此向西洋外交官证明，日本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与世界先进国家立于同等地位。

鹿鸣馆旧照

建成于1883年（明治16年），是由意大利建筑大师乔赛亚·康德设计建造的一座兼有英国韵味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风格的二层砖式洋楼。馆名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由被誉为明治怪杰的书道家中井樱州命名。由于鹿鸣馆舞踏会、慈善会、天长节祝事等纷纷登场而成为红极一时的东京社交名场所。

战后日本女性与美国军人

美国史学家约翰· W. 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讲述了日本在美国军事管制之下，日本如何接受自己战败的心理转变过程。对于日本来说，如何放下军国主义，接受自己被打垮，接受强者占领和改造，同时与强者为伍，这些转变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国民性。麦克阿瑟说，日本胜利时像孩子样残忍，失败时像奴隶样顺从。

『近代天皇制の成立』
遠山茂樹 編，岩波書店，1987

积极条件变为消极条件，而反过来消极条件又变成了积极条件，这正是历史辩证发展的特质，在民族主义的历史上反映得更加显著。毋庸置疑，民族主义成立的直接契机，存在于资本主义关系成熟之后带来的经济连带之中。但仅靠这点还不行，因为作为间接契机，民族主义还涉及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土、共同的传统情感等条件。这些并非特殊的现代之物，而是与古代、中世相通的，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东西。换言之，在民族意识之中，历史遗产等同于传统且具有巨大的力量。一般而言，所谓传统就是历史所肩负的重担，是前进至未来的障碍。所以只能通过完全无视传统才能实现现代市民革命。但是，今天亚洲民族主义朝气勃勃的革命力量反而以传统为基础；不断前进的不屈活力，正是因为得到了传统的支撑与确认。此时的传统，乃指民众所拥有的革命传统。只有在革命传统之中，昨日挫折失败的体验，才能成为可带来今日胜利的经验。农民生活在传统之中，守护与继承着传统。那些农民起义的英雄传说缠绕在农村的一草一木里，没有什么能比它们更加能够给农民带来勇气了。不把传统视为负担并对其加以彻底继承同时又加以克服的人，正是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因此可以自由批判过去与现在，自由摄取精神营养的劳工阶级。于是，劳工阶级指导的、以农民阶级为主体部队的亚洲民族主义，便以传统为媒介，将过去的所有消极历史条件转换为今日的积极条件，在世界史的进程之中突然展现了自己的巨大身姿。

暂且不提后期的影响，只看19世纪中叶，在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一环的日本与中国，随着自下而上的力量发展所带来的革命局势的进展，封建统治者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开始在其领导下推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旧权力纷纷通过买办化（日本是经济领域，中国则是政治领域）来移植现代化，将其当做巩固统治的工具。日本1866年的农民起义、城市居民前所未有的暴动、中国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之乱，都成为了封建统治者与欧美势力抱团的直接契机。例如幕府崩溃前后，萨摩蕃与英国、幕府与法国之间就实现了露骨的结盟。结果，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便作为旧权力压迫的一种贯彻，施加于民众身上。在此时期，现代化由外至内的强制便表现为由上至下的强制。不是通过将民众从封建压迫之中解放出来，而是通过愈发严重的束缚，将现代化的移植建立在牺牲民众的基础上。1870年代初期，我国的文明开化政策，例如电信、铁路铺设、学制颁布、征兵令发布、资本制官办工业的建立等所有现代化政策，均是通过垄断西方文化输入权的政府，通过政府的威吓命令来实现的。这其实是绝对主义统治压迫的实现，是绝对主义胜利的象征。

神风敢死队

二战末期日本为对抗美军强大优势并妄图挽回败局而利用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按“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要求，对美国舰艇编队、登陆部队及固定的集群目标实施的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敢死队成员平均年龄17岁，死亡率80％。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对”儿童的发现“的讨论，反思了明治维新“学制的颁布”的局限和历史负面作用。正是国家将教育垄断为灌输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使国家“绑架”了儿童，才塑造了二战中的“现代日本国民”；2022年8月爆出的网民因青年艺术家李松松以此照片创作的油画《六人》在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览而报警的新闻事件，则折射出东亚民族主义历史与现实中更多复杂的面向。

《六人》

李松松，布面油画，180×280cm，2008

李松松的作品“常常以老照片为基础，主要表现政治或历史事件”。互联网报道中将该画作解读为“为日本法西斯军队歌功颂德”。这一指责与司马南指责莫言的逻辑有着某种相近：将文学或美术创作简单理解为对表现内容的“歌颂”，或只允许文学、美术作品进行“歌颂”式的表达。

在欧美列强的压力之下，如何保持日本民族的政治独立，是19世纪后半期日本所有政治势力的最重要课题。明治绝对主义政府也好，与前者对立的自由民权派也好，都异口同声地呼吁国权的确立。但是，两者所追求的民族主义结构其实大相径庭。在绝对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看来，只有在国家富强亦即天皇制绝对主义确立之下，人民才能获得幸福，人民的政治自由才能被允许，为了国家富强，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牺牲。被绝对主义所赐予的“自由”，乃是赞颂绝对主义的“自由”，而对其进行抵抗的自由，则被视为阻碍国权独立的东西遭到了严厉弹压。与此相对，自由民权派则认为，只有通过保障国民的政治自由畅通发达，创造自由自主的国民，才能获取以国民自发的爱国心来保护的国权。他们以维持国家独立为前提，首先挺身投入了打倒绝对主义的“自由”的斗争。自由是被给予的，还是自己夺取的？围绕着中江兆民所说的“恩赐的民权”与“恢复的民权”，亦即关于自由之理解的原则性差异，两种“国权”，两种“爱国”，在绝对主义者与自由民权派之间展开了炽热的斗争。1870年代尚未离开革命阵营的福泽谕吉，之所以痛骂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政府御用洋学家，力倡旧幕臣不仕二君之忠义的必要，呼吁“国民抵抗精神”的振奋，或者极力说明“寄居文明”与“独立文明”毫无关系的理由，也是因为他作为现代化的思想先驱，对照日本当时的现实，深切感受到有必要与致力于推进绝对主义的明六社式的启蒙主义拉开距离。在他看来，在野精神的确立，才是自由民权所说的国权之大前提、革命民族主义之基础，能使日本成为“文明国家”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之开端。

中江兆民（1847~1901）

日本思想家和政治家，自由派民权运动的理论领袖，也是众议院第一次大选的获胜者之一。他将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介绍到日本，被称为东方的卢梭。

与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相对立，自下而上的抵抗也催生了反对现代化本身的倾向。不仅如此，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立足于被中央都市文明所抛弃的凋敝农村，而且在下一个阶段目睹了农村的封建共同体关系遭到破坏，原子化的农民被投掷到原始积累过程的暴力之中，再加上其本来的政治使命便是农业革命和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所以受到了日本社会结构扭曲的强烈影响，最终趋向反城市主义、反现代主义、反文化主义，这可以说也是必然的归宿。然后在这一路径上，自由民权派开始不断接触反动保守派。这两种本来激烈对立的政治势力，虽说当前的共同目标是反对政府，但两者最终超越了战术合作，相互融汇在一起。特别是自由民权派奔向极右派，往往在思想上都是以民族主义作为通道的。随着阶级基础的解体，自由民权运动逐渐丧失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势力的主体性。这时候，最容易为那种脱离原阵营之行为提供正当化解释的思想，便是国权论。其中当然也有正在步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局势的巨大影响，但是，在“国权”或“爱国”等语词的魔力之下，革命民族主义与反动民族主义的结构性差异，相对而言容易变得暧昧起来。暧昧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了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桥梁，这点也是极重要的原因。

自由民权运动中对制宪、开设国会、言论自由的要求

山田幸弘 绘

如果将自由民权运动，尤其是晚期自由民权运动的动向单纯视为变节、叛变，然后得出极左与极右相通的俗论，那恐怕就远离历史事实了。例如，自由民权左派斗士大井宪太郎[1]，恰恰由于在主观上始终要坚持民主主义者的节操，却在客观上度过了不断往右翼滑动的后半生。如果我们认真追寻其轨迹，便不得不感叹，这个国家自下而上的革命、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道路是一条充满了多少苦难的荆棘之路。为了挽救自由民权运动的衰退，他高扬激进主义的旗帜；为了牵制重建的自由党领导层的软弱，他率领由基层党员大众构成的院外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了防止自由党堕落为资产阶级或地主的政党，他反对议员专制，试图将其改造为“国民使者”的人民党。但是，由于对革命的诚实，他在政界不得不陷入了孤立。看清同僚的自由民权派政客的无力和无耻之后，他试图在勤劳民众之中寻求终极伙伴，并介入了劳工运动和农民运动。可惜结果乃是绝望与悲壮。后来，他决定在对外问题上打开一条血路，试图通过酝酿对外危机，以此激发国民的爱国政治意识。他通过强硬对外的口号，煽动无组织无领导的大众的民族情感，并在这种喝彩之中，陷入了自己的政治行动深受人民支持的幻想。被自由党完全孤立之后，他最终脱党，走上了与右翼好战分子合作的道路。

“大阪事件”公判旁听笔记及插图

1885年（明治18年）发生的自由民权运动激化事件之一，是一场由大井宪太郎、小林樟雄、矶山清兵卫等自由党左翼领导发动的帮助朝鲜内政改革的反政府武装斗争运动。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式微和甲申事变引发的志愿兵运动高涨的局势下，同年5月，大井和其他人支持朝鲜革命，支持金玉均和其他要求朝鲜民主化和从清帝国独立的改革派，并在日本和清帝国之间制造战争状态，计划利用这一危急局势，让全国各地的民权团体集体起来推翻明治政府。实际的计划在11月被发现，由于筹资困难和被指控参与朝鲜革命的矶山的叛逃，38人被认定犯有外交事务和其他罪行。审判在大阪举行，大井和其他领导人在那里被捕，因此被称为大阪事件。关于大阪事件，仍有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公民权利和民族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团结和侵略之间的关系等。

1885年，大井策划的大阪事件（援助朝鲜内政改革的计划），是日朝两个民族试图联手争取自由民权的行动。它来自于对民主主义革命的国际合作的认识，以及对于亚洲民族抵抗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命运的自觉。这本来是革命民族主义应有的国际主义，但是，大阪事件随着大井个人政治立场的变化，迅速发展为（日本的）亚洲盟主论。他的激进主义的重点，也从国内改革偏移到东洋经略、偏移到鼓吹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方向上。继承了大井路线的恰好是宫崎民藏[2]一派。从自由民权左派之中诞生了不少大陆浪人的先驱者，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当然，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将大井、宫崎与头山满等相提并论。虽说玄洋社也是从自由民权运动的潮流之中诞生出来的，而且都必须依靠当时的军国主义，但是，玄洋社领袖头山满对之前的民权论弃之如敝屣，而大井或宫崎直到最后都没有抛弃民权。两者虽然通过现实的大陆问题建立了亲密关系，但我们必须承认其间的本质差异。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唯一一个本来可以批判明治绝对主义的侵略政策的政治势力，自由民权左派在运动中的主要目标从国内改革转变为对外扩张，在建立走向日清战争的举国一致体制方面，给予了决定性的助力。

1887年“大阪事件”公判，及被告人背上的自由之纹

めさまし新聞付録

正因为大井、宫崎那种政治良心构成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源流之一，所以即使面对总体上犹如赌徒的反社会集团，他们也能做出似乎回应了民众的反现代和反资本主义情绪的改革派姿态，而无需法西斯主义那种大众组织也可以迷惑民众，并且获取了他们的无组织性舆论（正是因为无组织所以才有可能）的支持。对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的反抗，尤其是农民的反抗，愈发趋向保守主义。而日本资本主义本来就建立在封建基础上，故很早就显露了其脆弱性。也正因为其脆弱，又显示出极其露骨地榨取民众的暴虐。当民众反感日本资本主义制造出的诸种社会恶果的情绪不断累积时，加上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正确指导极其薄弱，便形成了以复古农本主义为旗帜的右翼运动的绝佳地盘。即使我们很清楚，从日清战争时期的亚洲盟主论到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大东亚共荣圈论，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其底部，一如大井、宫崎那样，存在着因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之压迫而备感苦闷的亚洲民族共有同一命运的自觉。被企图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军国主义所利用所重编的，乃是亚洲盟主论。换言之，如果不消除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压迫，极端民族主义的基盘便不可能消失。反过来说，人民被极端民族主义那种假冒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之改革姿态所动员的巨大能量，如果能获得正确的政治指导，便依然具备参与今日亚洲民族主义建设的可能性。

以大井为典型的自由民权左派的脱轨，意味着自下而上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后丧失了成长的希望。从那之后，只有针对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的消极抵抗在不断重复，并停留在各种形式的尝试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虽说是自上而下的，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在城市小市民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现代思想，兴起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这真是被歪曲被矮化的人类解放思想。从政治上解放人民的希望，已经被自由民权运动的失败所中断了。因此，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之中的所谓自我确立，只能是通过放弃政治解放，通过将外部政治世界与一己私生活或者最多是狭隘的文学家集团的世界隔离开来，在里面讴歌私人情感的投入、对情欲的享受而已。在浪漫主义世界中被解放的个性，是非政治非社会性的存在，是没有经过社会、国家之媒介的个人。那些文学家们，并非完全顺从从日清战争到日俄战争的军国主义动员，他们更多是采取了与我无关之态度的“非爱国者”。但是，这尽管是消极抵抗，却不是积极抵抗。面对忽视国家大事、沉溺于私人情欲世界的责难，他们无法做出积极的反驳（亦即政治主张，换言之也是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主张），而且也无心于此。正是这样，他们才反而得以比较自由、大胆、奔放地彻底浸泡在私人情感世界里。

将这种形式的浪漫主义抵抗推进到了极致的，乃是日俄战争时期与谢野晶子发表的诗歌《君勿死》。丸山真男指出，这首诗歌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反战诗歌，毋宁说只表现了对第一集团[3]的朴素之爱，而正是这种对第一集团的非理性之爱，为国家意识自上而下的灌注提供了有力的手段。我也不认为这首诗歌在严格意义上是名副其实的反战，但是以前，在这个国家，私人的幸福、私人的爱情是不能作为公共问题提出来的，亦即它们只能以奉公灭私的形式才能出现。那么，如此公然地，而且是在战争期间呐喊弟弟不要死去，难道不可以视为是拒绝顺从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的卓越抵抗吗？虽然在内心哭泣，但表面还必须笑着送儿上战场的时候；私底下祈祷孩子平安回家，但却必须在公开场合诉说以死报国的时候；始终将逃避兵役看作不可见人的私事，但又将其作为“公开的秘密”而视若无睹的时候，对这种形态的私人情感的执着，或者对第一集团的爱，当然无法成长为人道主义或反战思想。晶子无法自信地反对日俄战争，也正体现了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由于缺乏政治解放运动的援助而带来的思想局限。然而，顶着“乱臣贼子”的批判，晶子始终坚持认为“没有少女不厌恶战争”，“对于拥有如此常人之心的弟弟，作为女人的我，难道应该像现在的战争赞歌那样歌唱吗？”对此，我们为何不能承认其积极意义呢？仅仅是对家人的情感，是无法称为反战的。但是这种私人情感被作为公共问题推出，不断积累，再通过政治性的组织，就能催生可以克服第一集团之狭隘情感的人道主义。最近，平林泰子女士指出，那种不希望丈夫儿子死去、再也不想打仗的家族爱，其实蕴藏着很容易突然转为支持战争的危险。从那以后，报纸的匿名评论里，站在支持扩大军备的立场，鄙夷女性的反战情感的声音，就逐渐多了起来。除了晶子那样的少数例外，在我国，将私人幸福或私人情爱推向公共场域的传统就极其稀薄，因此这种母性的反战情感——对第一集团的爱——非常有必要获得更加公开的表达。堂堂正正地走向社会光明之处的私人情感，绝非家族式的利己主义。如果不用心培育这种私人情感，今天的反战运动将无法拥有发展自己的土壤。

与谢野晶子（1878~1942）

日本歌人、作家、思想家，浪漫主义运动中心人物

尽管自由民权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带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正因为它们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和思想解放，统治者仅仅靠天皇的绝对化和对国家权威的强调就难以控制人民了。为了堵住被解放的私人情感，权力便强化了家长制。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强行瓦解封建家族关系（私人情感的解放也是在这种瓦解的基础上方有可能），日本统治者不惜表面上复活或植入家长制，将“孝”这一德目作为支持家长制的伦理加以大力提倡，又把“忠”、“孝”结合的“忠孝一体”放入国民道德的核心，制造出以皇室为国民总本家的家族国家理念。唯有通过这样的复杂手段，极端民族主义的灌输才有可能。家长制的忠诚之所以在国家修身教育中被强调被强求，乃因为封建家族关系作为自在[4]之物，已经不可能被人们接受，处于瓦解过程中，所以只能将其作为对自[5]之物来强调、复活，即使其徒有形骸也要强行实施下去。正因为这是以国家权力来保障运行的，故国民也意识到国家其实就是家长制关系的直接延伸。又因为现实的家族关系已经超出了家长制关系的范围，故从中诞生出来的反国家式利己主义只要停留在私人领域，国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予以默认。作为极端民族主义基础的家族意识，既不是现实的家族意识本身，更不是原本的家族亲情，而是被教育、被拟制、被植入的家长制关系。所以，强制背后的权力一旦弱化，这种关系便会迅速瓦解。虽说今日家长制意识的破裂依然不够彻底，但是，已经不用担忧以前那种作为极端民族主义之媒介的“孝道”会全面复活。明天可能产生的，也许是拥有纳粹大众组织的法西斯主义吧。但若如此，那也是一种显示可以发起真实阶级斗争——能以革命大众组织来阻止它——之可能性尺度。

明治维新中取缔新闻报纸的讽刺画

右边跪坐着的是《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每日新闻》等的记者们

在明治之后的政治运动之中，大众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在自下而上的现代化很早便夭折，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日本，民众没有经历过政治觉醒便被放弃了，他们仅是无条件服务于国家权力的存在，特别是一旦有难时就被作为“肉弹”动员的对象。无论何时，民众被推向政治场域，都只有应付强硬外交、国家危机、战争协助的临时工具地位。也是因为如此，统治者平时有意维持着他们对政治的盲目。他们将被现代化所牺牲的不满转移到外部，在宣扬国威的幻影之中忍耐永久的奴役。本是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之主体的自由民权运动，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国民运动，但却无法触及民众沉睡在社会底部的政治意识，主要是因为运动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士族式或志士式的政治意识。尤其是运动遭到政府的严酷弹压而衰退时，激进派便脱离大众运动，尖锐化为替天行道、诛灭逆贼般的刺客。对人民的赤诚，受到了儒教经世济民思想的支撑，而不惧弹压的不屈斗志又来自于武士般的忠义精神，投身革命实践的果敢被描绘为以身殉国的志士气概——这种革命诚意或革命斗志，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往往包含着对庶民只顾一己安危和个人富贵的轻蔑。促进国民觉醒、严厉激发其奋起的启蒙呼吁，只要还伴随着封建愚民观念，便无法轻易获得民众的肯定。后来开设议会之后，各种政党运动均采取了国民组织的形态，但实质上全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政党。因此他们表面上并不标榜自己是阶级政党，而是自诩为国民政党。他们不再公开主张民众的阶级利益，但表面上也不加拒绝，然后以国民利益的名义将其暧昧地消解。一如总理板垣退助在再建自由党定期大会（1892年）上的演讲所示，当以国民生活、国民教育、外交、国防为“国是”，不再纳入政党活动之范围时，无法染指作为政治核心问题之“国是”的政党活动，就变成了极少数党员（地方首领）争夺政权的手段，民众的自主参与或反抗都不再可能，政党也无需再与民众正面对决。如此一来，反体制势力的政治意识便成了无法扎根于民众的空白地带，极端民族主义也通过义务教育制度，彻底渗透到了每一个乡镇村落。但是由威权自上而下的灌输，并无法唤醒民众沉睡的政治意识。土地尚未开垦便被荒废了，所以那些非理性的粗糙思想才能盘踞其中。这意味着，极端民族主义绝非扎根在民众之中，其基础出人意料地脆弱。所以，今天民主和进步的民族主义建设，应将民众的生活情感——这是过去的革命势力没有充分触及而放任自流的——提升为阶级意识，进行政治上的组织才行。所谓组织，不是放纵原始情感，而是将其升华为理性之物。

乃木希典（1849～1912）

1904年日俄战争中，乃木希典任近卫师团长。他自备棺材3口，和两个儿子，一同再次登陆大连湾。登陆战中，大儿子受伤而死。11月，日军进攻旅顺203高地，次子战死。日军以“肉弹”战术冲锋肉搏，最终日军共出动兵力6.4万人，死伤1.7万人，方才夺取了203高地。

『肉弾―旅順実戦記』

櫻井忠温，中央公論新社，2016

《肉弹》海报

导演/编剧：冈本喜八上映：1968，片长：116分钟

1945年盛夏，绰号“那家伙”的学生兵奉命带着两颗鱼雷去撞击敌方的军舰。其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那家伙”却一点都不知道，还在一门心思想着执行任务，结果错把一艘尿处理船当成了敌方的航空母舰并发射了鱼雷。当他被尿处理船救起以后，才知道战争已结束了。

在极端民族主义发生、成长、发展的诸种契机之中，其实存在着同样从各个时间点以特殊形态组成的自下而上的斗争、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的反抗。在分裂、利用、镇压后者的过程中，极端民族主义变得愈加复杂和庞大，而且内部矛盾也变得愈加激烈。然而，这同时也是否定极端民族主义契机的酝酿。我们并没有仅仅将日本民族主义的反动传统视为悲观看待未来的根据，而是认为，唯有在消极条件的内部，不畏艰难地挖掘使积极条件能得以发展的革命传统，才能拥有展望明日的进步和胜利的视野。

本文原刊于《中央公论》，1951年6月号，译自《远山茂树著作集》第5卷，选自《人间思想·第八辑：如何民族，怎样国家》（高士明、贺照田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

图文转载自公众号 谓无名：【如何民族，怎样国家】远山茂树丨两种民族主义的对抗——一个历史性的考察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1843-1922——译注。

[2] 宫崎滔天之兄——译注。

[3]丸山真男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分为两大集团或曰两大类型，第一集团包括小工厂主、小作坊师傅、建筑工头、零售商店主、木匠师傅、小地主或者自耕农富农、学校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农村干部、其他一般下级官吏、僧侣、神官等社会阶层。与此相对的第二集团主要指城市工薪阶层、文化人、媒体人、教授律师等自由职业者以及大学生等。见丸山真男，《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运动》，《增补版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东京：未来社，1964年。——译注

[4]an sich，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使用的术语，意指自身的、原本的。——译注

[5]für sich，与自在对立，意指对己的、关系的、认识自己的，中文有时候译为“自为的”。作者在此使用的是该词的通俗意义：与自我分离之后的对立状态。——译注

编辑丨孙旭阳

校对丨沈莉鹤

审核丨陈烨广、张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