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 | 贺照田：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社会，更不能忘记人

巨幅画像前一个抱着小孩的男子，1965

《社会 历史 文学》论文集，是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核心骨干成员的第一部自选文集；也是——基于当代中国史读书会骨干成员的研究而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的阶段性成果。为了和读书会其它出版成果尽量少重复，编入这部文集的论文，选择的主要是2013年到2017年这五年读书会骨干成员发表的研究成果，内容方面则更偏重聚焦文学的研究。编入本书时大部分作者还对所收论文的部分内容作了精心修改。

“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师生

在北大文研院二院讨论中国当代史，2018

关于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应《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要求，由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成员集体参与，读书会召集人何浩主笔，于2020年初夏定稿的《努力扎根于经验的沃野——记“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1]一文，有扼要的介绍。为了方便大家了解读书会，为了免去大家查找之烦劳，我把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引在下面：

“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于2011年1月发起成立，是一个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师生为主的不拘泥于学科界线的历史研习团体。……

读书会的基本关切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尤其关注1949年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实践探索的历史、思想意涵，和这些探索对更处于历史规划者位置之外的更为普通的历史当事人的身心感觉是若何意涵。读书会发起人为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这一起点使其在进入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时，特别针对和反思了当下人文知识思想在回应当代状况和当代问题时所应具备的历史认知之不足，并进而意识到正面投入处理当代史经验的必要性。相对于一些通过文学文本处理历史问题的当代文学研究，读书会更希望在对历史中“人”的状态加以充分体察和剖析的基础上，探索、把捉、呈现当代文学、思想、精神、政治、社会、生活的感觉构成逻辑与经验构成方式，由此辨识、捕捉、显形当代史演进逻辑中那些尚未被获得理解或虽有一定理解、却需要被进一步充分理解的节点的历史内蕴，探求视野更为打开、也更贴近历史当事人感受、认识的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思想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相互借鉴和促进的认识通道。

自成立以来，读书会的日常活动便以细致研读1949年再创刊的《中国青年》杂志为主，目前已读至1959年。大致每两周一次，同时配合相关历史文献、文学文本、学术成果进行扩展阅读。之所以选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成长同步的《中国青年》杂志作为我们过去近十年历程主要的研读材料，读书会有着自己的学术考量。

《中国青年》杂志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希望将以往在革命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培养“新人”的诸多积累，转化为形塑全社会青年的实践。《中国青年》直接展现党和国家关于“新人”的理解，其在不同层次对“青年”问题的整理与回应，更集中呈现着中共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中落实“新人”的形塑，即在鼓励和召唤各个社会领域有进步意愿的青年群体参与新的建国实践时，通过对这些青年的各种调动、塑形，进而对全社会青年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道德、精神加以引导和塑造。显然，这种意识有助于长期受“文学是人学”理念熏陶的读书会成员，立体而非概念地体会和理解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新人”塑造是如何在具体历史进程中被赋形和落实的。

其次，《中国青年》在1949年创刊到1966年停刊这段时间中，对变化快速的时代始终保持着敏锐的反应能力。目前读书会已经阅读完毕的近十年《中国青年》，可分为新中国初期（1949-1953）、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6），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956-1958）三段。对这三阶段的《中国青年》阅读，读书会成员又保持着不同的阅读意识。贯穿三个阶段，《中国青年》都是一方面发表大量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文章、报道、评论、群众来信等，积极宣传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方面积极把捉时代脉络中的各类青年问题，推动对这些问题的积极面对与解决。前者，让读书会对时代顺利行进的一面有非常展开的了解；后者，《中国青年》在时代建设、时代期待中对变化快速的历史中青年问题的敏锐捕捉、赋形与回应，则为读书会观察国家建设进程中青年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往复型构关系，提供着丰富且很有认知指示意义的视角。与这样一种总的特征相比，第一、二阶段，特别是第一阶段，相比第三阶段，更有如下突出特点：中共的建国构想落实到从新中国成立前延续下来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的不同方面引发了各种反应，特别是青年群体响应革命和建设号召，积极参与到时代的历史进程，其与时代课题发生的种种关联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各种复杂理解与回应方式，非常有助于我们细致体会“新中国”怎样从“旧中国”诞生出来，和这一过程对时代变动中具体的“中国人”“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读书会之所以以差不多两周的时间读一期杂志、每次五六个小时的慢速度开展研读，和读书会的如下选择有关，就是我们并不以社会史、文化史一类的学科化视角或先入为主设定问题的眼光来挑选研读文章，而是试图认真对待杂志上的每一篇文章，逐一分析在杂志中被归类为社论、时事、思想工作、政策文件、农村建设、工业建设、哲学、文化、文学、读者来信、编者按等不同类型的文章，甚至看似处于补白位置的插图、广告、书目、笑话等，我们也会因担心漏掉理解历史的信息而努力打量、细思。读书会希望通过这种充分尊重材料对象的方式，来打造研究者对历史构造中变化多端的各种动态机制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当然，读书会如此进行自己的日常研读并不是试图无所不包地叙述和理解历史，而是力图以“人”为中心，不带预设地在可见和不可见的历史运作机制中寻找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时间节点与事件节点，以不受未经过认真、必要的历史认知程序便过快定型的历史理解和历史认知的规限。

正是基于这样的自觉意识，读书会极力避免那种在常规研究中时常出现的从理论逻辑、现成历史叙述模式和价值立场出发理解历史经验的工作方式，而希望通过长期、细致、耐心的阅读、整理、体贴，尽量体会与把握历史中的丰富性与微妙性，并谨慎尝试在对历史的细腻把捉与认真的分析和检讨中，发现可供当下思想和实践运用或经转化后可运用的资源。在这一意义上说，以新的工作方式重新认识、定位、面对和深入中国“经验”，既是读书会研习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读书会研习努力的目标。

从这样的历史理解和自我期许出发，读书会也极为重视历史事件发生场域的田野调查，有计划地开展对地方社会的考察，以认识、体会在中国的大地山川所发生的多样化历史、社会与文化经验，并特别关注发生于这些历史、社会与文化经验中的“人”的精神感受与心情，以充实读书会成员仅仅通过历史文献不容易充分感知的那些历史、社会与文化方面。近年来，读书会组织或参与的田野调查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到与读书会重点研习材料直接相关的历史发生之地的考察；一是参与一些地方经验本身就有特别认知意义、相关学科又有长期认知积累的地方的考察，借此近身学习不同学科学者的工作方法和“问题意识”。……

这些考察活动进一步打开了读书会的历史社会认知视野。

培养必要并有深度的学术视野对于学术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考察，读书会还特别针对自己的不足，邀请学者做系列专题讲座。……

与此同时，读书会在与东亚不同区域、不同学科学者长期互动的基础上，还以两个系列的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深化我们的研习诉求：其一是以历史研究为聚焦主题的当代史系列会议，其二是以文学为聚焦主题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会议。经由这些自我磨练和对话研讨，读书会希望将每一步的艰难摸索过程，落实为接下来思考、研究的坚实积累。……

读书会力争将每一次会议都打造为“规模不大，但主题紧凑、讨论充分”的深度学术研讨会。围绕各次会议主题，读书会邀请大陆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东亚地区的诸多学者参与。会议论文经过随后长达近一年时间的反复修改，大部分结集发表在由贺照田和高士明主编的《人间思想》学术辑刊。

《人间思想》书影

读书会不仅是一个以较为密集的日常讨论为基础的老师们的学术共同体，还有众多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同学参与读书讨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为主的硕士博士同学，自2011年始陆续加入到读书会讨论之中。他们不仅在读书会日常讨论、学术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还针对自己学习、成长中碰到的人生困扰、学术疑难和社会关切，自己组织了多次专题讨论会。这些跨高校跨学科跨年纪的讨论交流，所收获的除学术能力的成长外，还包括彼此理解的增进和因对他人的深入理解而带来的对社会的新认知，以及基于这些理解、认知基础上的自我打开，与因对他人的深入理解、自我的诚恳打开而重塑的个人生命状态、读书会群体状态。而读书会年轻人的这些学习、成长状态，更加推动读书会不仅是学术共同体，也同时是以学术、思考为契机的友爱共同体，而友爱共同体形成经验又反过来启发、滋养我们的人文研究、人文思考。

此外，读书会还积极参与国内学界组织的各种相关学术研讨会……

经过多年的扎实研读和耐心积累，读书会以开放的学术心态和崭新的研究理念，获得了不同学科中很多研究者的支持与认可。在朋友们的关爱、鼓励中，我们深知自己仍有诸多不足，并诚心向更多朋友学习，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帮助。“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通过不断向他人学习来自我磨砺、校正、拓展，是读书会特别要求自己的重要学习方式。读书会希望每一年都针对自身问题不断做出调整，努力尝试新的交流和探索方式。读书会期待每一个成员都努力把自己的每一步知识工作奠基在坚实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之上，相信只有经过这样的努力，才能为中国人文学术未来的创造性进展作出更多实实在在的贡献。
……

通过阅读如上文字，大家已可对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有相当展开、深入的了解。故关于读书会，我只就——为什么我们这批文学研究者会发起成立以历史为主要研读内容的读书会——这一很多朋友都爱问的问题，作些补充说明；然后再对被很多学界朋友作为读书会文学研究标签，也已经有了不少讨论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些补充说明。希望这些补充说明能给大家读这本论文集，添些理解背景。

首先，我们会如此，当然是由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太多经验，都与其所处身的历史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也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重要特征，使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历史化”已经成为过去二十余年最重要的研究潮流，并产生了诸多非常有价值的知识成果。不过毋庸讳言，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行之多年的“历史化”潮流，和我们2011年之回到历史有很大的不同。

多作些考察就可发现，在“历史化”旗帜下通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之回到历史，其主要细究的历史部分，或是根据我们今天的文学认知理解，认为要充分地认识现当代文学离不开的那些历史部分，比如过去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界非常关心的广义的现代文学制度或曰文学场域是如何确立和演变的，而这就涉及到社团、报刊、出版社、印刷、售卖、广告、稿酬、阅读风尚、读者群的形成、教育体制中文学教育的建立与演变等等方面；或是和重要作家的写作、思考，重要作品的产生，重要文学现象所以出现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历史（比如作家经历的对作家写作和思考有直接影响的历史事件等）。而除了对这些可以被归入广义文学史范围的历史方面有特别关怀之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历史化”潮流之感知历史的方式，生产历史知识时的认识论、方法论感觉，都和史学界通行状态基本相同，并且这一相同常常不是经过认真思考后的相同，而是没有经过必要反思便自然认为应当如此的相同。

与之相比，我们之发起“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则在认真学习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历史化”研究成果和史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之外，亦清楚看到，在对文学认识、思考很重要的“人”的维度方面，现有历史学大部分研究对当代历史中“人”的关注方式、关注达致的把握程度，常常是不能满足我们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所需要的“人”的认识的。

这么说，是因为现在的历史学当然也会大量涉及“人”，但却主要是在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思想史、社会史、外交史等框架中涉及“人”。政治史、经济史等这些历史领域的划分当然是必要的，对这些历史领域研究不够，也确定会妨碍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史有非常展开的掌握、充分有力的认识，而且处身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中国人，也都不能不受到这些历史方面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如此仍不等于，把通过这些专史看到的人的面向相加，就能对文学所特别关注的由人的观念意识-无意识、精神意识-无意识、生活意识-无意识、行为意识-无意识等积极参与塑形的那些“人”之生命状态、身心感受有很深入的把握。而对“人”的这部分生命状态、身心感受的把握与呈现，对和这部分生命状态、身心感受紧密关联的生活-工作世界、观念-价值世界的呈现与剖析，却通常正是文学所可以被毫无愧色称为“人学”时，它最为核心聚焦也相当有力处理的世界部分。

也就是，要建立起对文学认识、思考最为关键的那部分“人”的认知，离不开对——和很多专史相关，但不能通过直接延伸各个专史给出的认知就可以把握住的——通常很不好赋形，却又为体察、认识文学所关注的“人”的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历史部分的细腻考察。这样说，是因为即使在1950年代末-1970年代中这一历史时段，留给“人”的可自主空间——因政治的过多、过强要求，制度设计、运转对人时间、精力的过度组织，个人可支配、利用的物质、文化条件过于有限，住居条件的困难等等——被极大地压缩，但仍不等于这样历史状况中的所有“人”都可以被这些有极强规定性的历史方面充分左右，而仍要求我们对这个阶段的“人”之“为人”问题去作耐心考察与探问。与之相应，就是即使在一个生命可自主空间很被压缩的时代，文学作为“人学”的力量要发挥出来，仍不能不涉及对——使生命艰难，特别是使生命艰难但又以社会科学等方式不容易赋形、不容易对象化的——那些历史存在部分的努力揭示；仍不能不致力于思考与呈现：在这样的艰难中，诸多生命是如何不被这些艰难完全压倒，在有限的可自主空间中仍然活出相当的生命尊严与意义支撑的。也即，要把握、思考历史中这样的“人学——>文学”问题，文学研究者不能不有自己对“历史中‘人’”的认识要求和对“人”所处身的“历史”的特别认识要求。

而如果这样“人”之“为人”空间被过于规定的历史时期都有各专史不能涵盖的属“人”的历史需要我们去认真掌握，那在“人”可自主空间更大的历史时段，无疑更需要对“历史中‘人’”和“人”所处身的“历史”进行细致考察、把握，否则，要对这样历史中的“人学——>文学”问题进行把握、思考，同样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必须强调的是，只有认识到除了在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也即在通常我们认为对生命有极强规定性的绝大多数历史情境中，生命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空间，仍然可以有不被极端历史完全左右自己生命存在状态的“人”的存在，我们才会对历史中本来应该有充实而有光辉之成长的生命，却未能有如人们预期之成长，和一些看起来极为挑战与艰难之时代，其中却有生命艰难但充实地长成等，进行认真的考察与分析；才会由对这些出乎人们意料的生命所以成长、生命所以损毁之认真考察与分析，真切打开我们对一段历史中“人”之“为人”之理解、认知；才会由这样的理解、认知出发，认真审视与追究“人”之成就与损毁得以发生所直接处身的有关世界，和参与造成着这一生命直接处身世界背后更大的世界。而当然，由历史中“人”之“为人”所提供的各种观察、理解线索，所展开的对生命直接处身世界和这世界背后更大的世界之追究与审视，也常常会让我们对各种专史所呈现的历史面貌与认知重新有一种体味、进入角度，并进而对专史形成新的分析思考，乃至发现新的赋形方式；而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反复认真努力，由一段历史中“人”之真实生命存在为出发基点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认识才能被充分、有力地建立出来。而也只有当历史认知的这一面向被充分发展出来，历史认知之“人”的品格，或曰历史学之人文面向，才可说被真正建立起来。

显然，我们这些发起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的文学研究者，所期待与需要的历史研究，是“人”之品格充分或曰人文品质充分，非常有助于从“历史中‘人’”审视、思考“历史中‘文学’”的历史研究。

当然，1949年后很多历史书写都聚焦中国现当代史中的“人”，并且在这些聚焦“人”的历史书写中，一定量的书写就是由历史学者完成的。如果说在这些重点聚焦“人”，或核心聚焦重点不在“人”但相当程度涉及“人”的历史学者中，主要关注在专门史研究的学者，其涉及“人”常常系因从他的专史研究关注出发，从而使其“人”的把握不免缺少常常需要多面向的审视才能带来的对历史中“人”的认识的更充分打开，而容易出现过于突出自己熟悉的角度对“人”的规定性之问题；那么，1949年后，那些很大兴趣甚至主要兴趣在现当代“人”的历史学者，其关于“人”的把握，又和我们这些文学出身的人们所需求的“历史中‘人’”的认识，有什么不同呢？

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不能不说，毛时代的多数近代以来的人物传记写作，特别是对革命中人或跟革命密切有关人物的传记写作，常常以配合时代政治逻辑、时代政治要求为前提。而又由于毛时代的有关要求常常有明确、刚性、尊重历史学专业逻辑不够等特点，这就使得人物不直接配合时代逻辑的部分很难出现在人物传记、研究的书写中；不仅人物被认为和时代逻辑冲突的部分基本不会出现在有关书写中，而且多数时候，那些和时代强调逻辑不冲突但也不正面配合的部分，也会被认为“多余”，极少机会被写入传记、研究中。这样，带来的一个相当严重后果便是，不仅“历史中‘人’”能被呈现出的“人”的面向有限，而且有限的呈现还要被充分组织进时代强调的逻辑中，从而使得这被呈现的历史部分也很难被“历史”地去认识与理解。

这样的状况文革后开始改观，进入到八十年代后改变更多，历史学家的可自主写作空间越来越增大。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不承认，由于八十年代占据时代知识思想思潮领导地位的学院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强——推动中国告别毛时代、推动中国坚定走改革开放道路的——责任意识，故其时的历史写作，乃至历史学界的专业写作，都不能不受到这样一种时代氛围的强力塑造，从而使得其时的人物写作，涉及到革命，特别是涉及到毛时代，往往自觉不自觉聚焦于八十年代理解的反保守-反左，一方面控述左倾-保守带来的历史负面影响，一方面歌颂和保守-左倾拉开了距离的务实、开明与强调经济建设。在这样的历史理解、书写氛围中，毛时代让人印象极深的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或者因本身就是八十年代认定的左倾运动，或者不被整体判定为左倾，但由于认为运动的方式不合建设应遵循的规律，再加上运动中常常出现的激烈、过火行为，使得一个运动即使整体上不被判定为左倾，也会因运动这种方式和运动中的过火伤害行为而被八十年代活跃知识分子唾弃。而这些不能不使得八十年代诸多写毛时代人物或跟革命有关人物的历史书写，容易选择被八十年代活跃知识分子的理解认可，但在革命中受到左倾激进政治伤害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作为书写对象，并特别聚焦他们在左倾政治、尤其各种运动中受到的伤害。

也即，由于八十年代始终存在的改革、反改革较力现实，和大多数中青年知识分子以改革、反改革斗争为感觉、认识时代的基本框架所确立出的现实感，以支持改革、反对反改革为自己在尽迫切的历史-现实责任心的意义感认识，都使得很有时代责任心的历史学者，不能不在上述这样一种时代感觉中进行自己的有关历史认知、书写工作；而这样造出的时代有关氛围，则使责任心实际上不那么强，但也愿意自己的研究、书写更多被关注，愿意自己的研究、书写被赋予更多意义的历史学者，更容易也更积极去关注浩如烟海的当代史史料中，和已有相当定型化认识最能配合的特定历史时段中特定人群的特定经验面向，而这样无疑等于又在加固已经过度众口一词的有关毛时代及其前后的历史像了。

与历史写作相比，文革后文学的有关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伤痕文学潮流、反思文学潮流不必说，看起来关注点更在写作所处身的当下现实的改革文学潮流，作品中所渲染的改革者在面对的毛时代左倾政治、经济、管理留下的非变不可的现实，毛时代左倾政治、经济、管理留下的既得利益者们还对这样的现实或出于无脑或出于自私的麻木不仁，和叙述人物历史时，时代改革者总是在之前左倾政治当道、特别是政治运动中不断坎坷，文革后麻木不仁、极端自私的干部却在当年左倾政治当道、特别是左倾政治主导的运动中左右逢源乃至飞黄腾达，也都和当时常见的相关史学写作一起，共构出了一个正确-左倾二元分明，而左倾总是会占上风的毛时代像。

当然，文革后十余年的文学写作和史学写作相同中也有不同：一个是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上半，文学的受众更广，对民众、特别是其时的青年、尤其是关心时代走向青年的历史感觉、历史认识的塑形力更强；另一个是文学中塑造了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之外的小人物，通过小人物的欢欣、痛苦，小人物的个人与家庭命运的起伏，证明正确-左倾的二元认识，并不是一部分精英的私见，而还可由历史与现实中没有机会正面发声的绝大多数小人物的真实命运作证。

电影《芙蓉镇》宣传海报

而上所述被认为有着很强时代推动功能与意义的历史和文学书写，以及与这样的历史、文学书写同调的电影、电视创作等，在八十年代始终占据历史、现实的主调认识位置，合力打造出的笼罩了时代的众口一词的关于毛时代的历史像建构和对文革后历史、现实展开的认识，一方面非常强有力地塑造了更多人的时代感、时代认识，另一方面这种极具时代笼罩性的众口一词，也在有力塑形诸多历史过来人的历史记忆方向、历史记忆重点和历史讲述语言、讲述方式，从而使得诸多历史当事人的历史记忆、历史讲述，也自觉不自觉地朝向和时代这种具有压倒性认识地位的历史像相配合。也即，时代持续的有关氛围、认识和这样的氛围、认识持续带给人的导引与压力，会造成大部分当年历史当事人的历史讲述，也在有意无意参与证成居于时代主导认识地位的历史像确实正确。

经过文革后十余年如上氛围与理解的塑造，使得199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关心不是从国家、政治、精英，而还想了解从社会、普通人出发的历史认识，历史讲述，从而推动的聚焦社会普通人的历史讲述，和通过普通人的直接讲述形成的历史，一方面当然为1940-1970的历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细节，另一方面则由于对前面十余年的历史塑形所带来的挑战正视不够，使得绝大多数这类历史书写、历史讲述并没有跳出过去十余年的历史塑形，而仍是以被塑形过的历史理解为叙述、组织线索的。也即，九十年代很多看起来非常具体、生动的生命、生活故事讲述，实际上其核心叙述组织逻辑、经验材料剪裁、叙述细节的方式等，还是被前面所述那样一种时代有关氛围与理解深深塑造过的。

而如此，当然也就导致九十年代以“人”、“普通人”、社会为名义、为追求的关于毛时代的历史认知努力，如果对自己在九十年代要实现这样目标的困难缺少足够自觉的反思，缺少把反思认识如何落实为有效历史认知工作的成功探索，那有关书写、出版工作，难免会堕入之前时代为此努力挖好的陷阱。就是看似有效的努力，实会因有关努力中内含太多和已经流行多年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配合的记忆组织、记忆剪裁，太多和流行多年的历史理解、分析配合的历史认知组件，实际上努力成果并不是努力者期待的那种从“人”、“普通人”、社会出发的历史书写、历史理解。但不能否认，这种主观意识在普通人、社会，实际呈现面貌在普通人、社会的历史书写，虽然距离“人”的目标还远，却给了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知道历史中“人”的误导与自信。

为了突破这样一种关于“人”的认识状况，真的对历史中“人”的生命、生活有又深入又展开的理解，我们读书会的历史研究关怀，相比历史学界的历史研究状态，当然就更加注重对历史中具体人的耐心掌握、细腻体察，研读、处理史学界通常也在阅读、处理的那些文献与课题时，也会更注重这些文献与课题——和历史中人的身心、生活感受，精神、生命状态等有关联的那些信息——的认真把握与反复体味。

而有了如上所述的史学努力，我们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通行的“历史化”也就有着如下不同：即我们的历史化是更加以对“人”的认真、展开把捉为聚焦点和核心媒介的，这样回到文学和历史的关联，也主要是以对历史中活生生“人”的关怀与认识为媒介的；也即我们以历史中“人”为聚焦点和核心媒介的历史掌握，更方便也更能和——同样以当时历史中“人”为关键媒介和互动目标的（或历史中“人”实际上没有成为关键媒介，但其以历史中“人”为互动目标则是真诚的），把当时的现实（今天看当然就是“历史”）转化为文学关键质料的——文学存在相对话：不仅更展开、深入地对历史中“人”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家是如何呈现、转化这些“人”为他作品的内容、人物，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分析、思考，他对这些“人”的呈现、转化方式，是否有助于他主观上设定目标的达成——通过这样一种和读者的对话，既有助于读者掌握现实，又能推动读者介入现实，往他期待的目标方向有效改造现实。

而有了对作品和作家的时代-社会性关联更为细致、更为打开的掌握，我们也才能更展开、准确地看到作家是怎么把个人的时代-社会性关联转化为作品的时代-社会性关联，由之，我们对作家、作品的美学特色也才更能在有根有据基础上把握得更准、更深、更为立体，对作家与作品的文学性的讨论也才更能以最贴近作家、作品的方式有根有据、有条不紊。

我想通过如上颇费篇幅的讨论，大家已可了解，作为主要由文学研究者发起的以历史为研读重点的学术团体，读书会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忘情文学。只是读书会骨干们经过从2011年初到2014年夏三年多专心专力在历史中很多挫折、也很多成长的摸爬滚打，很多痛苦也很多快乐的与多种多量的历史文献的缠斗后，当2014年夏读书会同仁决议重新开始用一部分精力转回文学研究时，对它的当时文学研究意识的准确表达，应该是“以历史中‘人’为媒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不应该是用现在学界熟悉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我们——和已经强调历史化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相当不同的——文学研究意识的标识。

关于“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2015年第6期《文学评论》刊有既是读书会骨干成员又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创新工程项目组成员的程凯、萨支山、刘卓、何浩的四篇笔谈，2020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又刊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学者倪伟、吴晓东、倪文尖、姜涛、铃木将久的五篇笔谈。对我们“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想法有兴趣的朋友，读了这9篇笔谈，已可对其意涵何谓有相当展开的了解。这里我就不再辞费，而只想就——我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命名，和从这一研究意识作出我们第一阶段研究规划（当时计划用六年的时间完成，后来发现六年的时间不够）的始作俑者——这一当事人角度，对我和读书会伙伴们2014年中所以选择“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我们的研究意识、研究规划、举办的会议命名，而没有用“以历史中‘人’为媒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命名，作些扼要情况介绍。

回顾2014年夏“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命名，就要了解这一命名的出现，是以之前读书会骨干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关怀为背景，以当时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关研究意识、研究状况为背景，再加上到了2014年中，我们以《中国青年》为线索的对四五十年代诸多史料的研读摸索已经过去了三年多，我们又决定以1942-1965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文学经验为我们接下来一些年的研究重点。我们自己的背景和过去三年多的努力，让我们深切了解这段时期中最吸引我们的那些文学经验，都和它们所处身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特别是和所处身时代的革命政治与革命所要召唤、改造的社会有极具核心关键性意义的关联。

而其时学界对四十-六十年代革命中文学的研究与思考过于受政治-文学把握架构的限制，而非是更适合这一时期革命文学的政治（以革命政治中对这一政治有自觉和不够自觉的“人”为媒介更能打开对这一“政治”的认识）-社会（以社会中“人”为媒介更能打开对这一“政治”要介入的“社会”场域的认识）-文学的三维研究把握架构。

由之，我们当然会对当时通行的四五十年代革命文学的研究过于受制于政治-文学研究路径的状况不满。因为政治-文学的研究路径在面对四五十年代革命中比较单薄、除了直接配合时代政治课题的意义、没有更多有意义剩余的作家、作品时，当然有其相当充分的有效性，但对四五十年代那些响应其时深入生活号召、又相当有能力把自己“深入”中的观察、感受、思考带入其作品中的作家，和他们由之写的有相当生活、生命饱满度的作品，过于受政治-文学研究、把握路径的限制，显然会影响我们对这个时期这些最值得研究的作家、作品中最有意思的那些作品内容、文学经验、文学思考的理解、掌握。

我们当然不否认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革命作家，其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主要是其时政治号召的结果，从这点来说，作家之深入社会起点也是政治。不过，对更有意思、更值得研究的作家、作品来说，他之努力深入社会、理解社会的起点是政治，常常他也非常信服时代政治，并渴望为时代政治主导的革命服务，并不等于他之努力深入社会所带给他文学写作、文学思考与感受都能直接回收进时代政治。而且对那个时代众多都信服时代政治、渴望为革命贡献自己力量的作家而言，常常是他们深入社会时的敏锐性、把握力，和他们转化他们有关经验、感受、理解的能力，决定了这些作家、作品品质的高下。

也就是，如果研究的关怀不只是对四五十年代革命中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作批判性的概要考察，不只是指出时代文学中诸多平庸表现的时代结构性原因，而还想对——时代中认同革命政治、渴望为革命作出贡献，又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为自己创作路径的关键部分，但其相当部分写作和许多时候的文学感受、文学理解又无法直接被政治充分回收的——作家作深入考察与理解，重重引入“社会”的维度便是不可避免的。就是通过由“‘社会’中人”为媒介的“社会”维度的认真引入，我们才能对作家所深入的“生活”“群众”有更多的认识、体会；我们对作家的“生活”“群众”认识品质，及其认识特点，才可能有更深、更可靠的理解与评估；我们也才更有可能对如下关键性构成我们文学性理解的诸问题方面——作家如何转化他的“深入”成果，该怎么历史-现实实践地理解、评估作家的“转化”，如何文学性、美学性的理解、思考不同作家的不同“转化”——作出深入、有力地考察，准确、公正的认识。而也只有当文学研究者在如上几个环节、层面都有结实、充分的掌握，我们才能算对这过于以政治为前提时期的有意思作家、作家值得研究的作品与思考，作了把其文学性、美学性充分包括在内的高度完成性的把握。而只有当我们对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诸作家、作品都作了这种高度完成性的把握，我们才有足够条件，可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经验与教训作——更有启发性、更公平、也更能打开和滋养我们文学理解的——总结。

并且在我们2014年夏的认识中，把“社会”重重插进来的研究意识与研究路径的建立，其可带来的认知打开不只对政治-文学-社会三维研究意识框架中的“文学”有效并重要，对这一框架中的“政治”之维的打开认识也非常重要且有效。

连环画《李双双》，贺友直绘，1977

就是研究四五十年代革命中的文学不能不注重政治，因为政治之维对其时的文学确实构成着最关键的结构性规约。当然，仔细考察这一时期文学常常被政治特别关注，我们既可明了，这一时段之政治关注文学，常常因为文学是政治权力介入思想文化问题、聚焦革命中知识分子的主体打造问题等的方便发言点，并非文学本身实际成为规约其时代政治感构型的关键性维度[2]，尤其到1945年抗战胜利革命本身实力大大增长后，特别是到1949年革命成功建国后，文学对政治的塑造力更为下降[3]。而相比文学，对社会的认识，对所认识的社会可进行什么样的动员、推动、组织，能让社会更积极、充分地参与到自己的革命、建设设想中去，显然在四五十年代革命政治主导者主观意识中，更是参与构成他们时代政治感确立的关键维度。而这也就意味着从四五十年代政治的社会感、社会理解角度，可以为我们以贴近的方式深入审视这一时期不同时段的政治，提供极有效的理解切入点：比如，这一时期的多数时段共产党的政治感都是可圈可点的，而这又和它的社会感可圈可点密切相关。熟悉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对中国社会相当教条的理解，到1930年代后期开始对中国社会有一种更准确的把握，是共产党经过相当艰难的努力才作到的，而这又为贯穿掌握着四五十年代革命不同时段政治主导权的毛泽东及其周边，在不断变动、总是充满挑战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前期，在不断变动的时势中多数时候都能及时、准确地调整、确立自己新的政治认识、新的政治实践方向与路径，提供了来自社会认识方向的非常重要的支撑。相比，特别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仍然是同一个掌握着政治主导权的毛泽东，却在时代政治认识、政治实践方向与路径的确立上有很大偏差，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则在他对经他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打造过的中国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足够准确的以其时“历史、社会中‘人’”的深入理解为媒介的社会感。

而正是如上这些——关于“社会”的认真引入，对我们深入认识我们设定的文学对象，对我们深入认识相当强力规约着这些文学的政治都非常重要的——认识，和我们对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信念坚执，共同使得我们2014年年中决定启动自己的文学研究计划时，没有多想就使用了既强调自己的研究意识，又突出和“政治-文学”研究架构对话的自我命名“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没有把自己命名为能更突出我们研究基点意识的“以历史中‘人’为媒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后来很多朋友过于着急——从史学界通行的社会史理解、社会史研究状态——对我们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意识作反应，从而生发出很多误解，基于误解的批评与基于误解的称赞。应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我作为始作俑者却只在读书会及读书会举办的个别活动中，对我当初的命名有过扼要说明外，但从未公开为文解释，确有一定的关系。故希望这次籍本书后记所作的回忆性说明，有助于关心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研究意识有更准确的了解，然后在有更多了解的基础上，对我们作质疑、批评。

当然，我也希望我如上——关于我们在研究、思考上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蔚为风潮的“历史化”同异的介绍，有助于大家更多了解我们这个主要由文学研究者发起的以历史为最主要聚焦的学术团体“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更多理解我们“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计划的追求所在，当然也更盼这些介绍，有助于大家了解隐在本书所收论文直接聚焦目标、具体分析论证展开背后的那些认识论、方法论意识，从而理解这些论文为什么这样设定问题、为什么这样来确定研究文献范围、为什么在文献解读、现象分析、思考努力是这样一种努力方向。

这部由我和何浩负责编辑的论文集顺利编成，得益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跃进老师、李超处长的大力支持，得益于11位作者的鼎力相助，得益于我们读书会的老朋友复旦大学倪伟教授，慨允我们以他重要文章《社会史何以作为视野？》作为本文集的序。

这部文集的顺利出版，则得益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出版资金的特别支持，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李默耘女士的特别支持。而它能以这么漂亮的设计、这么精良的编辑和读者见面，则得益于我们老朋友程园编辑高度认真、专业的工作。

期待大家喜欢这部耗费了作者、编者、出版者非常多心血的文集！█

本文载自《社会·历史·文学》，贺照田、何洁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第447页。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读书的风景｜何浩：努力扎根于经验的沃野——记“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pku.edu.cn)。北大文研院发布的这一稿，定稿于2020年6月初。我下面的大幅引用，对个别文字略有更动。

[2]至于文学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成为革命确立自己政治感的核心关注维度，当然是一个有高度认识打开作用的重要问题，尤其具体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从上述角度我认为可以引出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解、思考来，希望将来有机会，正面聚焦讨论这一问题。

[3]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中文学对政治的塑造与影响问题，很多研究都涉及到，但可惜都没有把文学对政治的塑造作为正面主攻问题，从而既准确把握、呈现不同时期文学对政治的影响，又在对相关历史前后变迁的准确、系统勾勒后，认真体味、分析这些变迁何以发生，其发生的历史、思想、政治、文化意涵是什么。

从文学角度关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学者，要作出对文学之外诸多领域都有特别启发性的研究贡献来，这个注解和上个注解提出的问题，我想应该是从文学角度关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学者不能不面对的那些重要问题中具有不能被代替地位的两个问题。

编辑丨国曦今

校对丨孙旭阳

审核 | 陈烨广、张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