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朴郎：民族主义的新意义 | “如何民族，怎样国家——日本国民文学论战”专题（五）

策划人/李娜、陈言

文/江口朴郎

译/王增芳 校/庄娜

尼赫鲁、纳赛尔、铁托所倡导的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

在这里提一个算是旧闻的事件。1950年10月在印度勒克瑙，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举行了以“亚洲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及其国际影响”为题的学术讨论会。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作了如下致辞：“大家在印度召开会议，探讨亚洲的民族主义以及其他问题，我想知道的是，亚洲的民族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亚洲的民族主义与欧洲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吗？如果不同的话，有怎样的差异？我不知道民族主义正确地说到底指的是什么，想要对它下定义，不得不说是非常困难的。”在此基础上，尼赫鲁进一步指出，“本来在一国范围内健康的、进步的、作为解放势力的民族主义，有时候——恐怕是在解放后——会变成不健康的、倒行逆施的、反动的或者是对外扩张的势力。有时候会变得和该国过去为了获得自由而与之斗争的国家一样，用贪婪的目光对他国虎视眈眈。”的确，在“亚洲的民族主义”这一表达中，包含着双重的暧昧，交织着两个难题。即“亚洲”是什么？以及“民族主义”是什么？可以极其单纯地将亚洲理解为自然地理方面的区域，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文明圈，即便不是一个整合的世界，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相对于近代“欧洲”的概念。但是我想把这里所提及的“亚洲”一词，理解为其大部分在近代史上处于近代强国的压迫之下的区域。这样一来，由于日本至少从19世纪末以来长达半个世纪，是在牺牲亚洲特别是中国和朝鲜的基础上确保了自身强国的地位，因此它就不能被无条件地认为是那个“亚洲”的一部分。首先在这一点上就隐含着问题的复杂性。至于“nationalism”一词，其意思的分化就更加复杂。原本它就有“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国家主义”等意思的细微差异，可以指民众的运动，也可以指领导者的理念，甚至最终也可以单指“扩张主义”的倾向，或者着重于指其朴素的具有激进性的行动方式。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

生于印度婆罗门贵族家庭，参加甘地领导的反对英国殖民者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继承甘地衣钵，成为印度国大党领袖。1921至1945年，先后9次入狱，狱中撰写《自传》《尼赫鲁世界史》和《印度的发现》等重要著作。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后，成为印度历史上首任总理（1947~64）。1954年访问中国并与周恩来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印两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了努力。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Benedict Anderson，Verso Books，1983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的写作，与作者对亚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密切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有必要分别对“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进行严格界定之后再进行探讨，但与其这样倒不如反省近几年来，在世界和日本，这个问题是以怎样的问题意识被论述的，再从这里反过来重新思考过去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加实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具有理论上的正确性。对民族主义进行定义，正如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或者比其所说的更加困难。但是，我们暂且将引用尼赫鲁的话的第二部分，作为一般的常识，从那里出发貌似也并无大碍。也就是说，战争结束后我们最初不得不接触民族主义一词，是通过“极端民族主义”这一表达，对于在这种情况下的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是几乎没有疑问的。它指的是无论对亚洲而言还是对日本自身而言都是灾祸的根源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

《靖國神社大祭之圖》

by Shinohara Kiyooki，浮世绘，35.7×71.5cm，1895
Sharf Collection,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这一问题仍在继续发展并在各个方面具有了新的意义。在这样的世界局势中，曾经作为亚洲唯一的强国而在民众问题上持有特殊立场的日本，其国际地位在战后一夜之间从强国变为附属国，这样的激烈的变化，使得在日本这个国家应对民族问题的方式上变得极其复杂。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意味着亚洲各民族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获得解放，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各民族从法西斯的侵略中获得解放。在这个抵抗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民族自觉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尽管如此，曾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各民族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不仅没有获得完全解放，反而由于美国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使得世界上不再存在不从属于美国资本的地方。因此，就连原本就是独立国的国家也重新感受到作为民族的巨大压力。各民族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民族的压迫与从属的问题变得更广更深，而且阶级的色彩变强，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在事实上逐渐成为一体。在全世界往近代发展的过程中，很多民族都曾经经受过民族压迫。由于20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现实，特别是从世界大战中获得的经验，使得他们明确意识到了在各自所受的民族压迫中包含的阶级压迫，也意识到了在国际上寻求连带的必要性。本来，日本也不是这种一般性从属问题的例外，而且可以说由于战败后被占领，日本经历了最直接的隶属状态。可以说在日本，民族解放问题第一次被作为切身问题而提起。但不必重复也很明确的是，很不幸在日本，民族主义始终被认为是具有极端侵略性的，而且几乎完全是建立在亚洲的牺牲之上的，所以日本无法像其他的亚洲地域那样坦率地处理民族主义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在日本，首先民族问题必须作为民族解放或者“独立”的问题被提出。

《波茨坦公告》签署现场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国柏林附近小城波茨坦举行会议，7月26日，波茨坦公告正式发布，主要为敦促日本投降、宣布盟国占领日本后将实施的基本原则。

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诏书

1945.8.14

直至1949年末到1950年的时候，这一问题才作为日本社会前进的最基本问题被明确意识到。而这个时期从国际上来看，也是在各个方面出现划时代的新形势的时期。脱离当时这样的世界局势，现代日本的所有问题都是无法考虑的。当然现代日本的问题也是组成世界局势进展的一环。因此，应该将日本的民族问题放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考察，同时日本的民族问题也必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能忘记的是，由于日本特殊的历史条件，不能只是将国际形势下出现的民族问题的各个原则，机械地套用于日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上。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1947年的《杜鲁门宣言》及“马歇尔计划”的公布为中心，国际局势最终发展成了被称为冷战的对立局面。一般认为这种局势是逐渐发展而来的，在1949年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另一方面就像是对其作出的回应一样，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面对切实存在的战争危机而展开的和平运动，不仅在政治的意义上意味着巨大的转折，而且作为本世纪的文化动向来看，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点。虽说想要总体上概括现代欧洲的文化动向是一种过于大胆的行为，但至少可以指出其具备以下特征。即，无论是非合理主义或是主观主义的倾向，还是与之相反，像“为了学术而学术”一样，选择了合理主义或是客观主义之路，其中都有一个共通点，那便是，他们都逃避了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加严重的现实。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观察在欧洲的各项和平运动中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举动，另外考虑到这些人原本的立场，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便是，来自所有立场的对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真切的关心，都以和平问题为中心表现出来。通过各种不同立场的意见相互碰撞、相互批判、相互影响，也促成了各种立场的发展的空间。虽说这样的动向绝不是20世纪中叶突然出现的，但却是在这个时间点，被极其显著地意识到，它也是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契机，值得称道。

开国大典阅兵

1949.10.1

另外在这一时期，亚洲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那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在两种意义上，对民族问题产生了新的巨大的影响。第一，它在客观上意味着国际上的势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1]从这一状况也可以看出新中国的成立明确地意味着国际关系格局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本来是得益于共产党的领导，但从亚洲各民族的立场来看，它同时也意味着中华民族从长达几个世纪的民族压迫中获得解放。由于中国很容易获得所谓的第三势力以及中小国家的支持，所以它对亚洲各民族的影响也是极其重大的。第二，新中国的成立提供了一种现实中的民族解放的理论，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教益。这一教益如实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只有扎根于中国所处的历史现实，才能够取得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革命同时也是民众的革命，中国革命在这一层意思上所具有的民族文化活动的意义，尤其需要得到重视。

那么，东洋社会应该继承怎样的传统？这个问题在很早之前便已被提出来了。在日本也是一样，关于日本文化的遗产和传统，不应单纯地按照封建的或者近代的这种表面上的特点来划分，而应该从新的问题意识出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而在日本重新探讨这一问题，需要汲取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这一点是自不待言的。

在这一时期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民族理论的发展。不言而喻，这也对日本的“民族”问题有重要影响。可以说，以斯大林的名义发表的三个关于民族主义的见解，集中展现了本世纪[2]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临近时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经典文献。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斯大林 著，唯真 译，解放社，1949

斯大林于1912年底~1913年初写于维也纳，首发在1913年《启蒙》杂志第3-5期，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14年波涛出版社（彼得堡）发布单行本，名为《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按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的命令，所有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都将其列为禁书。

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在“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坚定的共同体。[3]这一定义已经成为经典。这个定义的重点在于当时面临世界大战，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上各民族间的对立冲突反复出现，俄国等国使用泛斯拉夫主义等抽象的民族概念，来歪曲民族主义推行战争，另外，在俄国国内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各民族的偏见妨碍了统一的革命运动的发生，在这些情况下，斯大林的定义意在说明民族问题是基于历史的、具体的问题，以与对民族的观念性的解释相对抗。这里的定义，是从政治对立中产生的实践的产物，因此也成为了经典，但在论述民族问题时，不应该总是只从那样的角度出发。

进而斯大林在1929年的论文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到了1950年6月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对应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natsiya），使用了非主体民族（narodnost）的概念来表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民族性团体。在此无法详细论述其意义，总之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相结合的。这标示着即使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民族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应该使其得到发展，彰显各民族的个性和具备历史厚度的民族性。当然这个定义必须理解为，所有的民族将来都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民族。但是不言自明的是，在阶级对立的意义变小、因而也较不需要压抑民族特性的世界，与至今仍未完成民族解放、为了和平必须协调民族间对立的世界之间，它们面临的“民族问题”的重点并非完全相同。正如仅仅基于1912年的定义来讨论民族范畴并非现在的紧急问题一样，将1950年的理论概念性地适用于日本的新阶段也是危险的。因此，不能忘却“民族的解放”的问题。

总之，从国际上考虑20世纪中叶的民族问题的话，在苏联，由于阶级问题的逐渐解决，也就逐渐没有必要去压制民族问题，得以使其展现各团体的历史性变迁和民族个性。另外，在亚洲各国，只要民众的关心与维护具体的民族利益紧密相关，民族问题就会与阶级解放的问题逐步一致起来。可以说随着世界史的客观进步以及与之相伴的民众意识的提高，民族问题很难再成为观念性的东西而具有反动的意义。

《苏联宪法万岁！》

海报，1972

左边黑衣男哥萨克人，右边短袖女乌克兰人，条纹衫男乌兹别克人，白外套女奥塞梯人。

但即便如此，日本的民族问题并不能因此就可以简单地得到处理，这一点也是明确的。日本自明治以来，并没有去解决具体的民族利益的问题，而是一直把民族作为观念性的东西来思考。因此，在提起民族问题的时候，必须从民众[4]的角度切入，看日本的民众是如何接受具体的日本人的民族压迫问题的，除此以外都不可能是进入日本民族问题的正确方向。日本的民族传统是什么？这是一个应该去问现实中的日本人的问题，它绝不是被历史学家将民众毫不关心的事物作为日本的民族传统自上而下地强加的东西。

关于日本民族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如何把日本人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良心统一起来。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来看，民族问题之所以背负了不幸的宿命，都是由于人们虽然因为客观上相同的理由处于被压迫地位，但却由于在主体上对这种压迫采取了不同的接受方式因而无法获得解放。日本的近代有急速发展的一面，也有停留于表面的一面。这样不幸的、不统一的状态，在日本是特别重大的遗留问题。这就是在现代世界中，日本所遗留的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在日本的民族问题中必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如何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可能性的国民的意志统一起来。

亚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1945~1984）

张芝联、刘学荣 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p166

红色字体为“独立或解放的国家及时间”。

在1950年，关于民族，又有一个新的问题被提出来。那便是通常被论述为“亚洲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样的表达方式被集中地介绍到日本，就是通过上面提到的太平洋调查会举办的“勒克瑙会议”。当然这是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代表的世界局势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恐怕这个会议是从与上述的问题意识截然相反的角度来探讨民族主义问题的。回顾过去将近两个世纪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虽然民族受到压迫的事实到处都变得严重，但作为思想的民族主义却有被观念化的倾向。特别是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阶级问题的凸显，民族主义很容易发挥掩盖阶级关系的作用。因此，如果民族主义不以各个地域的具体的民族利害关系的解决为课题，而是以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等模糊的、观念性的民族观为基础，就越是会含有反动的意味。因此，如果只是将“亚洲的民族主义”这一表述，单纯作为语言表达的问题来考虑的话，很难不会被想成是与日本曾经的大亚洲主义相类似的想法。另外，事实上只要是民族主义，就内在地包含着向那样的方向发展的可能。但是在这里所提到的“亚洲的民族主义”的问题中，反映着以这种讨论方式无法解决的新情况。

让我们再次回顾开头提到的尼赫鲁的致辞。该致辞并非只是像学者那样论述对“亚洲的民族主义”进行定义之难。在尼赫鲁的话中，能感受到某种对会议本身的疏远。不仅如此，他还在另一处这样说道，“不管大家到了亚洲的哪个国家，都必须要了解那个国家的民族愿望是什么，如何支持这个民族愿望。如果所提出的主张是与这个国家的民族愿望相反的，那么不管进行怎样的讨论，都完全不会得到好评或者理解。”

《蒙古人民革命90周年》邮票

蒙古邮政，30×30mm，170×95mm，2011.7.11

邮票中七人是苏赫巴托（彩色）、乔巴山（左上）、丹增（左中）、鲍托、查格达尔扎布（右上）、吉格吉德扎布、多格苏木。1919年秋库伦出现了两个地下革命小组，一个由喇嘛出身的学者鲍托与其学生乔巴山领导，成员还有查格达尔扎布、吉格吉德扎布；另一个由流浪汉出身的政府职员丹增和军人苏赫巴托创建，成员还有多格苏木。两小组合并，于1920年春在库伦郊外的图勒河畔秘密集会，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党（后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的七元老即成为被大加歌颂的“七英雄”。

《七星不落》（Долан Бурхан Харваааггуй）海报

导演：Адъяадоржийн Мөнхсүх，上映：2012.3

1920年，七位英雄——鲍托、丹增、查格达尔扎布、吉格吉德扎布、多格苏木、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创建蒙古人民革命党，借苏俄力量推翻民国军阀、白俄武装和旧蒙贵族等内外势力，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然而蒙古也落入苏联操纵，大搞国内清洗，创建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七英雄中五人被残杀，一人不明原因非正常死亡，只剩乔巴山幸存。1951年乔巴山前往莫斯科治疗癌症，在机场回想这段往事，不禁感慨万千……

尼赫鲁之所以会作这样的致辞，正是因为这里存在问题的民族主义观是从“外部”对“亚洲”，以及对“民族主义”所做的探讨。在欧洲，民族主义成为了19世纪各国国民的历史性课题，并且不久后就发展为“扩张主义”，歪曲了后进民族的民族意识，发展成为与解决民族的具体利益无关的东西，这是民族主义的一面，这一点自不必多说了。但是欧洲的民族主义观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正是和“民主主义”的一面相对应的。欧洲，特别是在英美出现的关于“民主主义”的一种观点有如下特征，即比起促进民众的具体利益，更注重以非革命的、渐进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良。下面的说法已经成为这一观点的模式化的表达，比如，在激烈的法国革命之后，必然会伴随着像拿破仑那样的反动，等等。不使那样激烈的变革的条件出现，才是成熟的“民主主义”。（不得不说，对国联这一国际机构的成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威尔逊的思想等，基本上也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至于联合国，虽然与国联未必建立在完全同样的原则之上，但同样作为这样一种国际机构，以1950年为中心，围绕中共政权的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的处理问题，也面临着重大的考验。这也是这种“民主主义”问题的一个表现。）就这种情况下的民主主义来说，民族主义就是其对立面了。正如反动的民族主义逐渐使用观念性的民族概念背弃具体的民族利益那样，可以说英美之流的民族主义观也只考虑了作为过激的行为方式的民族主义。因此，不得不说还是缺乏对具体的民族利益的关心。首先，它不过是对存在问题的民族（nation）的来自外部的关心。正因为如此，作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的尼赫鲁才只能作这般若即若离的致辞。

“印尼国父”苏加诺与“缅甸国父”昂山

苏加诺（Bung Sukarno，1901~70），历任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联盟主席，印度尼西亚党主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等职务，被称为“印尼国父”。1940年代日本占领印尼期间，曾幻想依靠日本实现印尼民族独立，并担任日本御用组织“民众力量中心”主席。

昂山（Aung San，1915~47），缅甸独立运动领袖、将军，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缅甸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被尊称为“缅甸国父”。1940年为反抗英国统治而寻求外国的支持，在日本协助下建立缅甸独立军。1943年曾到东京觐见天皇并被授予旭日勋章。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下的民族主义视觉文化宣传

但是本世纪[5]中叶正如已经论述过的那样，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不得不作出新的发展的时代。我们从1950年的勒克瑙会议的讨论事项中，仍能发现很多新的事实。自不待言，会议本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在亚洲逐渐蔓延起来的作为过激行为的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结合的共产主义，能在不发生革命的前提下建立秩序。不言而喻，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强国站在方便统治其附属的殖民地的立场上的。对此，多数的亚洲的代表，都直言不讳地提出来要解决各民族的具体利益问题。当然，他们中存在着既拒绝从属又想要依靠资本的援助的倾向，而且会议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达成具体的结论。但是在整个19和20世纪的范围内，能够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下，将具体的民族利益的问题解决到如此程度，恐怕已经是前所未有了。

另一方面，自不必说以尼赫鲁为代表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身上，仍然继承了上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者的特征。例如，在国内站在民众的反抗与来自外部的压力之间，国际上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作为第三势力来寻求发展的空间。这种思维方式是和19世纪以来的所有民族主义者的中间立场相通的。另外通过使用民族主义一词，有将阶级问题消解在民族问题中的倾向，以及在国际上往往只是将美苏关系看作抽象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在这两点上可以说都如实地继承了民族主义的历史性特征。那就是在历史上具有反动的一面，屡次违背民众的利益这一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民族主义本身含有反动的因素，而是毋宁说民族主义的存在方式，不得不受到民众如何运动、具有怎样的意识等问题的制约。在这种意义上，应该说各民族的运动都得到了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发展。民众已经不再是仅受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指引的弱者，而是不断地对动摇的领导人形成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者采取怎样的立场，要由民族主义者自己来决定。原本民族主义者就必须一直经受这样的动摇。以历史上的例子来看，例如，1925年后的中国革命时期如果孙文还活着的话，他就不得不再次站在个人发展的分歧口。

于是，在所谓的亚洲的民族主义的问题中，出现了用之前的民族主义者的尺度无法处理的新的问题。的确，关于所有的民族问题都逐渐出现了新的讨论空间。但是，从近代史上各民族所承受的苦难的历史教训来看，为了使民族主义具有新的意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如反复多次强调的那样，必须将民族切实的、具体的利益作为课题来处理，另一个是一切的观点都可以无所顾虑地畅所欲言，并得到公平对待。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民族主义就会像过去那样，重蹈反动的覆辙。

《神国日本：荒谬的爱国技法》

早川忠典 著，凤气至纯平、许倍榕 译，新北：远足文化，2020

《炎舞》

速水御舟，日本画，89.7×40.0cm，1925

山種美術館

进行如上论述，可能会受到对民族主义过于乐观的非难。为了避免这样的误解，在此或许有必要补充两三句。第一，日本的进步的历史学的立场，可能过于仅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对待历史事实。例如，在回顾日本发动的多次战争时，只是将所有的战争作为具有同等程度的反动的侵略意义的战争来对待，这难免使人感到遗憾。事实上，将客观形势和民众的意识程度考虑在内的话，会发现越是后面的战争其反动性越强。只有这样才能看到，今后的战争比之前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具有更强的反动性。同样，在民族问题上，客观局势的变化和民族意识的发展也会对其产生显著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就很难再主要作为反动势力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如果依然有背叛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者出现，那么不管以何种形式的思想出现，都不得不打上比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所有民族主义者都要反动的烙印。█

本文译自江口朴郎《帝国主义与民族》，东京大学出版社，1954年12月。译文删除了原文开头的“序”。中文译文选自《人间思想·第八辑：如何民族，怎样国家》（高士明、贺照田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

注释与参考文献：

[1]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该文章原题为《Nationalism的新课题》，1953年10月发表在杂志《改造》上时，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译者注

[2]指20世纪——译者注

[3]此处译文采用1949年在北京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唯真译）的译文，第10页——译者注

[4]这里的“民众”，是指日本民众。——译者注

[5]指20世纪——译者注

编辑 丨梁可晴

校对 丨国曦今

审核 丨陈烨广、张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