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欢一：日本“国民要素”的形成——课题与方法 | “如何民族，怎样国家——日本国民文学论战”专题（七）

策划人/李娜、陈言

文/福田欢一

译/张婧

银座街头的美军与日本市民，由历史学家Gordon W. Prange所收集

“种族中心主义所尝试诉诸的阶层、世代不可能呼吁民主。倘若可能呼吁民主的阶层、世代没有从种族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就无从诉诸于民族的象征。问题并不在于提出语汇，而在于形成‘公共事实’（res publica）本身。”

——福田欢一

Nation、national、nationalism这些概念理解起来有着一定的难度。由于这些概念一直没有标准的翻译方式，严谨地使用它们相当困难。若在美国说到national，所指的并不是state（州）的，而是联邦的、全国的，这已成为了常识；然而，在英国举办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活动时，致辞却只能用international。对于习惯于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定义（包括在习惯上必将民族主义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人而言，处理撼动了当代世界的亚非民族主义则是个难题。比如，现在的印尼（当然也包括西伊里安地区），在荷兰对印尼进行统一性支配之前，它并没有任何统一的历史；非洲新兴国家几乎都是按照旧的殖民国家行政区而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加纳和几内亚的合并得以推进）。印度次大陆过去在国民大会（National Congress）旗下曾是一体，自英国统治之下实现解放后，分裂为两个国家；而中东、近东国家单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仍然有着影响力。当然，就在认识论上的警惕陷入概念实在论的意义上来看，民族主义之间所具有的微妙差异是普遍的。然而，这里要特别讨论的是这些概念在日本的特殊使命，这里带出的自明性理解看似容易，实际上潜藏着尖锐的当代问题。

历史性地来看，民族主义的母体是欧洲的近代国家，这一点大概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吧。今天的联合国中，百余个国家皆持有联合国大会的席位，这可以看作这种相当西欧式的观念在四百年后实现程度的一个指标。然而，一如可在我国所看到的，欧洲近代国家的成立是由多元性的封闭集团乃至多种共同体统一而实现的，同时，近代国家的成立体现为普遍性的基督教共同体（corpus christianum）的解体。换言之，近代国家是欧洲政治生活单位转换的产物，直接来说，在否定了自罗马帝国以来的帝国性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地方性、国民个性等近代文化的特质开始得以扎根。因而，这里“国家的”（national）也就先验地内在包括了相对于普遍帝国秩序[1]的国际（international）秩序，两者在关系上互补。本国国民个性的主张内涵了逻辑上对其它国家国民个性的尊重，在这一范围内，包含了自我制约的原理。它的制度性表现正是所谓的西欧国际秩序（Western states system）。[2]普遍帝国包含多种区域、种族、语言、经济集团、支配关系以及宗教，近代国家是这些要素不断交错、流动变化，经过重新集结、多中心式的多种统一而形成的。这个过程不仅依靠征服，还通过继承、大规模移民等实践，整个过程有着鲜明的人为缔造的意识，通过这一过程，近代国家的统一不断得到了再生产[3]，最终被确立为传统，实现了稳定。这种连带的再生产体现为依靠象征推进同一化，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市场圈的确立明确证明了这个过程的完成。认同的对象体现为国民利益（national interest）；探究国民之富（the wealth of nations）的原因成为课题，与政策要求联系在一起。其最为重要的效果在于，经过这一过程，近代国家放弃了单纯由权力所形成的对多元社会的外部约束，直接体现为等质性国民（citoyen, citizen）的自在。因此，尽管近代国家有确定的国境这一地缘性特征，它作为人的团体内在包含了自由[4]的原理。人民（peuple, people, Volk）就是一个从人的层面提出的关于近代国家的概念，它由populus——意为被治理的诸种集团的整体——转化而来，这个概念的提出正标志着等质性国民的诞生。Nation原本只是指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近代民族国家，它本身是一个文化概念，与自然或历史性给定的要素有着明确的区别。在国民主义文化的时代——19世纪，民族主义得以明确与国家主义（étatisme）区别开来并非出于偶然。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回看日本民族主义的确立，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主义极强的特殊性有着深厚的渊源。开国以来，我国国民意识本受到西方列强强烈的冲击，而且由于国内有迅速实现国家统一的条件，我国作为非欧洲世界中唯一的主权国家，一直保有政治上的独立，最终作为列强之一，登上了世界政治的舞台。然而，参与到这样的国际秩序也就意味着不得不在欧洲世界之外抛开欧洲国家的所有规范，进入帝国主义的角斗场，赤裸裸地行使暴力。因此，民族主义最为基本的特点在于，在回应未知力量时，依赖于给定的要素。在外部，普遍帝国秩序本该为国家内在的秩序规范所取代，然而，它的制约并不存在；在内部，种族、宗教、语言没有经过明确的分裂，有限的岛国有着现成的“同胞”。近代国家日本的成功形成原本是强有力的人为缔造而实现的，但是，这种人为的缔造最终在观念上被传统所消解，其缔造的成果被还原为自然，由此找到了心理上的安定。国民意识的原型是封闭的共同体，严格地说，那不过是种族中心主义，天皇作为中心，确保了被治理者在情感上的认同，使所有人为的缔造都得以还原为既成事实。因此，权力带来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快速积累取代了以自由为原理、创造出成员自发的连带与秩序（即创造“国民社会”）的课题，这使得帝国主义过早确立，强有力的国家主义得以生根。而且，这样的权力政治形式实际上加速了国家原型的培养基——“自然村”的解体，这使得国家体制在危机袭来之时，只能借助种族中心主义，以“返祖”的方式解决危机。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家解体，这种国家意识的完整周期才被暴力性地终止。[5]

近代日本の精神构造

神岛二郎，东京，岩波书店，1961

由此，“国民”这一语言表征最终意味着对给定要素的即时性确认，它不以在原理层面超越给定要素为目的，反而，成为了给定的日本性要素的别名。[6]国民要素只有与日本要素剥离开来，国民主体才能得以确立。这两种要素的未分化状态，也就意味着国民主体的缺失。制约原理本应通过超越未分化状态而得以存在，在此基础上，对国民利益的彻底认识才能成为可能。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制约原理无从确立，对国民利益的彻底认识同样未能成立。[7]个性化的国民主张作为文化概念，若与原理上承认其它国民个性的欧洲[8]进行对照，种族中心主义除却强权之外，并不具备其它的制约原理，并且缺乏对他国民族主义的理解。“八纮一宇”以扩大的本国体制来表现国际秩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外国仅仅被表现为是与自身给定的要素有着异质性的对象，在权力的场域中，国民利益最终只能指向给定要素的扩张，以及对既成事实的抢占。主体本身只有通过不断超越，才能得以自我再生产，倘若原本就缺乏这样的主体，那么身处权力的场域之中，不安的情绪一旦被对“宇内之大势”的敏感所触发，必然会被夺走（包含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在内的）在体制上产生结构性认识的可能性，这种认识方式得以认明并辨别复数的个性，同时可以计算出微小的变化所具有的意义。[9]

八纮一宇之塔

八纮一宇之塔是大日本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家格言，日本政府宣传部门的解释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意思。但在当时的氛围下，实质上是服务日军的侵略扩张政策，从军备、政治体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动员。该塔位于宫崎市平和台公园，作为2600年纪元事业，于1939年5月动工，1940年11月竣工。据报告总费用67万日元全部出自捐赠。1946年1月GHQ命令删除“八纮一宇”四字，去掉四角塑像中象征“武”的“荒御魂像”。

如上文所见，日本民族主义的特质作为一种历史性类型，占据了极其特殊的地位。这种民族主义[10]原本受到非欧洲世界的青睐，在具有对抗帝国主义的性格的同时，自身也转向了帝国主义，这无从无视环境的影响。倘若试着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国、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形成运动以及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亚非各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运动进行对比，这一点就会清晰地凸现出来。始终贯穿其中的，是排斥西方势力的性格。尽管如此，中国、土耳其的第二波运动已经有着明确拒绝被给定要素的意识，将异质性的民主理念设为目标。[11]尽管已有了民族自决公约，但至少在非欧洲世界，只能期冀于实现民族自决的实力，而且，民族主义原本的逻辑也已经带来了相当的政治性效果。[12]况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的价值意识是运动中最为强有力的武器[13]，独立的保障并不在于古典意义上的防卫能力/军事力量，这一点已成为自明的事实。这一类民族主义并没有由历史性产物转化为帝国支配主体的余地。[14]中立、不结盟成为了对抗冷战，尤其是对抗美帝国主义强有力的政治性武器。[15]独立基础上的连带建立于相互制约的原理之上，比如“和平五原则”。[16]虽然这些国家在军事、经济方面仍是弱者，这一类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了将现实权力转化为规范性要素的技术角色。在今天，具体实现了国家（national）与国际（international）在理念上的互补关系的绝不是欧洲。[17]而从未获得这类机会的日本民族主义未能使得民主原理成为自己的武器，不得不说是非欧洲世界的一个例外。[18]

万隆会议

油画，制作者不详

万隆会议召开于1955年4月18日至4月24日，是部分亚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国际会议，也是有史以来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主要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万隆会议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共同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间接促成不结盟运动。

日本民族主义是由权力机构人为缔造出来的，它以天皇为中心，因战败而走向了溃败。对于被治理者而言，在缺乏自发性连带的国民社会，权力的溃败意味着制约私欲的权力被消灭，超越给定要素的个性文化缺席，可以说，这一境况完全暴露出伴随战败出现的广泛的自我崩溃与国民自信的丧失。国民要素由此从政治组织的世界中消失，既有的种族中心主义与日本性要素回到了“私”的领域。[19]

然而，自不待言，战败成为了创造国民要素这一课题的重大契机。更为重要的是，其特点在于，对被给定的要素进行毫无偏袒的批评，并以通往普遍性价值为目标。比如在战败半年后、生命失去意义之时，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的讲演《创造新日本文化》诉诸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给社会带来了冲击。在演讲中，他从批判国体出发，提出人性的复兴这一当代课题，努力推动个性化文化的出现。由这种民族主义立场来看，可以看到以保障基本人权为基础的日本国宪法不可能避开创造民族国家这一课题的方法体系。通过将普遍性原理内化为国家的自我制约，宪法被寄予了“在国际社会占有光荣地位”的希望，自然可以从宪法中读出国民形成本来的意志。这部宪法作为放弃军事力量——这一民族国家手段——的宣言，提示了当代民族主义的全新方法。

南原繁（1889-1974）

政治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曾任东京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的总长（校长）。战后提出了放弃战争、“全面讲和”、不搞再军备、与世界“和平共存”、保持中立、构建“人类世界共同体”的和平构想。

然而，只有以强有力的国民主体的存在作为前提，日本国宪法的那些含义才可能开始发挥其作用。而对于近代日本遗产——对于被给定要素的依赖——恰恰在不断阻碍着这一国民主体的形成。我们首先可以在美国进行军事占领的全新条件下，从恢复近代日本周期的支配势力中清楚地找到其轨迹。它的主要特征大致如以下几点：

（1）在接受占领政策的过程中，顺应外部权力[20]，依靠这一力量维护权威。（2）将改革还原为既成事实，比如“宪法憧憬论”。（3）屈从于美国反共军事政策，将其限定为民主主义、国际合作的象征这一基本属性。（4）重新动员回到了“私”的领域的日本性要素，将种族中心论用于反共，利用封闭的共同体意象，将抹杀反对派的行为正当化。（5）从议和到安保改定，依靠独立、自主、平等等语汇，遮蔽从属关系，使得既成事实领先于国民意识的成长。（6）对民主主义机构进行封锁、对诸种民主制度进行局部破坏并剥夺形成民族国家的机能。（7）重建军事、暴力机构，再度开始利用非法暴力。确保可以干涉缔造民主主义的物理手段。

可以说，在由此重新展开的日本民族主义周期中，既有的种种特征因为日本从属于美国的态势而得到了变形，民族主义由此复活、深化。也就是说，对其他国家国民个性权利的承认并没有成为内在于支配阶层国家意识的制约原理，而且，由于国民主体的缺失，对国民利益的认识最终未能确立。最为尖锐地呈现出前者问题的，当然是中国问题。我们今日目睹着这样的恶性循环：我们放弃了面对邻国时的道德自主性，不得不在权利带来不安的时候，想着逃避，这进而深化了对美国军事政策的依赖，进而对邻国展开了露骨的挑衅。对国民利益的认识也因从属（于美国）的事实而被加上了新的制约，受到伤害。这里或许无须再次指出，若在远东尖锐的权力关系中将视角固定下来，将无从认识战后世界政治的激烈变化，对美国军事政策百分之百的依存而酿成的不安，将会形成拒绝在心理上对变化进行认识的意识结构。与此相关，特别必须要指出，这里的危险之处在于，包括大众传媒在内，我国的对外信息极度贫乏，视角的偏向非常容易左右判断。此处暂且不论我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了解程度，我国对于与国民生死攸关的周边所了解的信息程度之贫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21]比如，关于决定着我国命运的朝鲜战争，为了做出基于国民自主性的判断，关于战争诱因与经过的具体细节本不可缺失，而我们对此却完全没有了解[22]，甚至完全未能预测最近的政变，这些事态不恰恰彰显出颓败之严重吗？

日本的“朝鲜特需”军工厂

1950年日本的出口仅有18.2%面向朝鲜战场，但到了1953年，该数字为63.5%。战后废墟上的日本经济形势豁然开朗。

构成我国旧体制权力的诸种势力在战后十年中基本完成了重组，确保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然而，一如上文所提及的轨迹所呈现的，战后解放带来的种种条件给势力重组过程强加上了相当多的曲折，留给他们的现状更令人不安与不满。出现了对被治理者参与政治，组织反对势力、权力介入私领域等限制，这些情形无一不在严重损害着被治理者的国家图景，使得占据种种国民象征、利用国民象征进行支配变得更为困难，一如过去；战后世界政治的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不安强化了对于美国的依赖，与民族主义情感有着严重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从议和到安保改定，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新战术出现了：权力率先抢夺国民争议的问题、反体制势力先行抢夺国民象征，这两种波长的交错显示出新的民族主义周期。

反体制组织对国民象征的利用，始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批判之后、共产党的率先使用，但因为受到压制，很快就遇到了挫折。独立的象征在这里被权力抢先夺取，经过旧金山议和，对美从属被确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提出了与此相对抗的三项原则，均以旧金山议和之后愈发尖锐化的核试验与基地问题为契机，得以扩大成为国民层面的要求。然而，自主、对等的象征却再次为权力所夺取。因安保改定，对美国的依赖被进一步强化，为了对抗这一事态，国民会议发起了阻止运动，在情势有所缓和、要求中日恢复邦交的背景下，唤起了国民的危机感，最终发展为“五·一九”之后规模空前的拥护民主的国民运动。

1951年签订的旧安保条约（左）与1960年改订的现行安保条约原本

福永伸摄

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修改案的游行队伍

国会议事堂前1960.4.261958年起岸信介政府即着手《日美安保条约》修订谈判，是年秋通过《警察职责法案》力图镇压反对势力，内政冲突激增，给人重返战前体制之感。1960年5月1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前，岸信介政府急于批准条约，遂无视议会规则，要求将国会议期延长50天。岸信介后动员500名警察驱逐反对派议员离开国会会议厅，只在自民党议员出席下径自通过条约，引发各界哗然，是为“五·一九”事件。后亦引起广大社会运动，以此为分界线，鹤见俊辅曾作形容：“现在日本的斗争实际上是战败前统治日本的国家与战败后重生的国家二者之间的战争”。

这一对抗的周期无疑经过了日本资本主义重组的过程，其基本状况是，对经济满足之时会要求在政治上修改宪法、对经济不满之时会要求拥护宪法。[23]在战后十五年的过程里，资本主义的复兴与繁荣在大幅强化了资本支配能力的同时，使得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得以扎根，明确形塑了面对权力支配方式的强大抵抗力。这里的特色在于国民要素表征方式的变化。日本共产党所提出的和平与独立，诉诸的是对直接战争与军事占领的敌意。总评的三原则有着极强的道德性格。相对于此，国民会议所诉诸的更重要的意向在于以国民利益进行劝导。其中可以看到，与动员量的显著提升相并行的，是质的明显变化。而且，针对权力而展开的运动规模空前，运动提出了拥护民主的诉求。对这一诉求的接受，实际上就如拥护的名义所呈现出的，正是出于从宪法中解放出来的私的自由所具有的危机感。

那么，这种民众的意识变化暗示了怎样的政治状况呢？第一，资本主义式的繁荣必须保护私的利益的观念形成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对于政治的不安与不满也潜藏于这一阶层。只有将这一阶层组织起来，才能明确争论的焦点。人们往往以民主作为组织性的象征，这一象征符号与国民要素尚有距离，距离阶级性象征最为遥远。第二，虽然有着强有力的工人组织，由于资本主义的重组也面临着新的困难，所以对国民要素的争取显得更具必要性。第三，与其说资本主义的重组激化了日本社会的二元结构，使得下层认同于民主，更重要的是使下层对权力所实施的救助产生了强烈的期待。第四，支配阶层结合以上种种要素，目的并不在于通过限制自我而创造出得以超越给定要素的国民利益，而是在于加深对于民众的恐惧，这与世界政治中权力关系的不安相结合，强化了对美依赖，深化了恶性循环。国民社会的全部面向中所包含的强化权力的统管，乃至极强的修改宪法的意向、对国民利益的无视，反而都诉诸于滥用国民象征并有着强化这一意向的倾向。我们绝不能惧怕这些关键因素，必须直面他们。

现在，在直面构成这些关键原因的当代日本政治状况的时候，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盟军占领以来，持续性的破坏使得主客观两方面均缺乏国民性的连带。远东仍然存在着在现实中发生战争的危险，仍有着因错误而导致人类灭亡的可能性，而面对这种危险的连带感以及对于支持连带感的事实认识程度之低，令人惊异。其中所欠缺的，不仅仅是对类似新岛斗争的连带感，国内本存在着比新岛更为严重的危险，对于这些，也没有表示出任何怀疑与警惕。日本资本主义重组带来了生产结构的显著变形，将个人更紧地束缚于接受给定条件的位置上，国民之间的断层被扩大，在植根于自发性连带的公共意识趋于贫乏之时，这些现象并不令人意外。而在“五·一九”发生后，从二元结构的底部发出了怨恨、不安与不满。“被分开的家”再度合并起来，那里本有希望产生国民利益的客观意象，但统治阶层却结构性地放弃了这一展望。此时，正是国民要素的缺席导致了国民象征被滥用，从而产生了以恐怖主义为道具，对权力上“返祖”的异样留恋，这一切本并非出于偶然。紧迫要求形成国民要素的客观条件的存在，与放弃国民要素，回到过去日本民族主义周期的可怖力量之间有着极其严峻的紧张关系，可以说，阻止这一力量并形成国民要素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生死攸关的课题。

然而，为了使国民要素的形成这一课题在展开的过程中有效阻止“返祖”，需要敏锐的方法意识。更重要的是，面对滥用国民要素的国民式语汇，必须将国民要素彻底从日本性要素中剥离出来。必须确认方法上的积极、消极条件：

第一，为断绝国民意识对给定要素的依赖，从确认给定要素中不存在国民要素出发。[24]

第二，清算扎根于种族中心主义封闭性的负面意象。这可阻止将国民要素用于反共的伎俩，就国民形成的课题而言不可或缺。人们进而应该意识到反美这一消极象征的反向效果，避免因爱国/卖国交换而诱发恐怖主义的愚蠢行为。

这里有一条线索是树立对理性与勇气的信任，取代本能与恐惧，更关键的是诉诸于对国民利益的冷静认识。在因新安保条约的签订，军事性依附愈为深化、谋略机关活跃于世界之时，这一点显得尤为必要。

第三，为明晰国民要素的内在制约，尤其要提高对长期无理由地蔑视亚洲各国传统这种国民个性的认识，积极推进不以权力为媒介的一般民众间的交流。

对此，要按前一节所指出的那样，积极将日本国宪法从消极拥护宪法的拜物神中解放出来，将其作为国民形成的方法原理重新进行把握，将这样的价值意识作为运动标准，这才是最为贴切的做法。可以从这里提取出中立、不结盟与民主作为运动的象征，这才是亚非世界自身所具有的当代民族主义的特征。

中立、不结盟意味着直接取消军事同盟，我们通过长时间的安保斗争，不断呼吁以外交手段作为方法、进行国家安全保障的优越性。中日恢复邦交与废除核武器的运动当然也与这一象征联系在一起，加强我国作为唯一核爆受害国的立场，积极地为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这正是形成国民的道路。

笔者已充分意识到，中立、不结盟作为最根本的道理，若未能成为支配阶层的象征，那么，民主成为权力象征后可能会具有怎样的危险。[25]然而，那场拥护民主的斗争所带来的恰是对民主机构的封锁，权力的设定被解体，要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展开重新认识。稳定社会、经济体制现状的道路使得改宪（以及民众的政治自由）有形无实，要打破这些，当然要力求在方法上使得民主扎根。“五·一九”之后的国民运动已经有了让政治外部的能量进入政治、进行循环的经验，问题在于，政治领导过程在怎样的程度上能有效地使用这样的方法，真正推进国民形成的课题。当前，这成为了面向极其丰富的课题：从区域要求到垄断价格的结构性对决，从与二元结构的斗争到面对国家膨胀权力的介入，国民社会的各个领域——学术、教育、医疗、地方自治等固有机能的恢复。可以肯定，只有民主的方法所带来的国民形成才是中立（即废弃军事体制）的内在条件。

而且，这种现状中的困难课题在于，在拒绝给定要素的同时与给定要素相结合——这需要强有力的构思能力，只有在国民主体本身成立时，这种能力才会成为可能。历史说明，这样的主体并不是给定的，而是与批判包括自身在内的给定条件时得到的自我解放的能力（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激进主义）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将在紧张的状况里被压制的既成的自我，委身于既有关系的束缚之中，以及缺乏自我构思能力等薄弱的精神往往正是国民要素内在的敌人。█

·原文刊于《思想》（岩波书店）1961年6月号。中文译自福田欢一《民主主义与国民国家》，岩波书店，2009年5月，译者为张婧，收入《人间思想》第八辑。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这类普遍帝国秩序观念的支配是德国后进性的一种制约。不言而喻，nation的成立意味着克服侯国制，只有最终带来Reich（德意志帝国）的重生，nation的成立才能成为可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正是在欧洲内部追求阶层秩序的产物。
[2]近代国际法秩序以各国国民之间的形式平等为原理，无论区域大小、人口多寡、贫富，在这个意义上，它本是欧洲内在的产物，与面对非欧洲世界时毫不考虑制约的原理、行使赤裸裸的暴力的行为并不矛盾。讽刺的是，率领法国国民军（armée nationale）的拿破仑之所以遭到憎恨，是由于他在欧洲内部建设帝国的企图蹂躏了这一根本性规范，因而对拿破仑的讨伐以国民（解放）战争（the war of nations，Befreiungskrieg）的形式展开。

[3]这类复制当然不仅仅是国内政策的课题。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国民的安全意味着必须不断测算包围着本国的多个其它国家，因此，内部形成了面对外国的细微变化，敏锐进行反应的感觉，这展现出国际秩序自身操作技术的高度发展。岛国地位并不会有任何这方面的妨碍，英国传统中对于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追求最为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4]绝对主义中，国家意识的情感形态体现为爱国（patriotisme），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其象征由光荣（gloire）、伟大（grandeur）转化为自由（liberté）。一般近代民族国家的原理确立，尤其是与自由的关联，请参考拙文《作为政治哲学的社会契约论》（收于《近代政治原理成立史序説』第二部）。

[5]对于完整周期的全面分析，可见神岛二郎《近代日本の精神構造》（岩波书店，1961年）。

[6]国民要素与日本性要素未分化的状态，以及日本性要素成为国民要素的替代严重制约了我们的意象，比如战后几年，历史学研究会，这一具有最为尖锐的问题意识的团体将茶与能乐作为民族文化来讨论，回看这副讽刺画，大概可以从中得知那种制约之深。

[7]两者原本有着深度的内在关联，比如卢梭所提的一般意志既是意志的对象也是认识的对象。如已经所呈现的，等质性国民的出现是民族国家实现的美好例子，进而也是通往康德所提国际秩序的课题（共和国的联合）的媒介。

[8]如前文所述，这里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在关系上相互补充。这里可以想到歌德通过国民文学，感受世界文学之美的理念。

[9]在那个时期，这种病理的极限案例当然是开战。不过，由于这一弱点是适应于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所遭遇挫折的代价，倘若对问题在根本上有所自觉，唯一的解决方式是通过时间，将这一问题消解，除此之外，不可能以技术性训练的方式解决。相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体现出的，是对于缺乏现成的民族国家条件的国家而言，在出现通向民族国家的强烈动机时所具有的认识。

[10]笔者并不拒绝将欧洲民族主义的原型直接看作历史性现实。虽然这之中本存在种族中心主义式的情感、有对权力、光荣与伟大的陶醉，但不可忽略的是，对以上这些要素进行制约的原理。比如，欧洲内不允许设立帝国。这些情感性要素往往被用于将国内的矛盾转移到外部。由于制约原理的制约性完全没有被用于非欧洲世界，民族国家建设着海外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陷入了在欧洲内部清算沙文主义与侵略主义的结局。在这样的状况中，本可以理解罗曼·罗兰、施韦泽等20世纪的欧洲人对民族主义的激烈诅咒。但如果将这种理解用于批评具有对抗帝国主义性格的民族主义，则忽略了上下文。

[11]比如五四运动与凯末尔改革有着彻底与过去断绝的意识，这一点无从在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中找到。三民主义是以欧洲性原理为媒介、关于民族国家形成的教义，民主意识作为必须实现的课题清晰体现在为解决现实制约而提出的图式——军政→训政→宪政之中。

[12]例如，美国人对中国的反帝斗争所寄予的支持并不仅仅源于帝国主义的矛盾。

[13]恰如中国与土耳其的例子，亚非民族主义的形态往往是一党独裁或个人独裁，当然会在封闭集团的解散、统一中找到反共的含义。比如，苏加诺的“指导下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虽然在欧洲人看来这样的提法比较奇怪，但它仍然是有着明确价值意识的表达。

[14]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之所以将希特勒的形象强加在纳赛尔（Jamal ’Abd al-Nasir）身上，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错误认识。即便将阿拉伯统一看作纳赛尔个人的野心，这也与埃及人的优越感没有任何关系。

[15]这个意义上，亚非的中立、不结盟与欧洲的独立、不结盟有着质的区别。积极中立的积极性在于，它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条件，与世界和平的意愿联系在一起，由此具有高层次的价值。

[16]对抗帝国主义的连带创造出了尊重相互个性与民族主义的内在制约原理；与欧洲的类型相比，这些原理对当代尤为重要。

[17]欧洲性制约原理将欧洲与非欧洲的二元价值作为前提，这一原理在战后自我分裂，世界性的秩序原理反而给亚非各国提供了提示。和平五原则、十原则在哪个程度上为联合国所采用大概会成为之后欧洲式理念的命运指标。

[18]日本代表在联合国的行动方式无疑最为鲜明地呈现了我国的特殊遗产如何妨碍了结构性地理解亚非民族主义。比如，与尼赫鲁的思考方式相比，吉田茂的方式完全不同于自信的英国式思考。在吉田茂看来，认同于欧洲的自己与并不认同于欧洲的民众相对立，尼赫鲁则认为，尽管有着严苛的种姓制度，但只要对立于英国统治，就存在包含自己与民众在内的印度国民。

[19]国民意识的溃败最为鲜明地体现在溃败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权力溃败带来自我溃败，最后一道防线是自己认同的对象，往往是自然本身，比如“这方美丽的国土”。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慨叹，这里，山河成为了拒绝认识亡国这一现实的心理依据。

[20]为了保存象征天皇制而接受宪法草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宪法是国民形成的方法，由于在他们的国家意识并没有确立这种视野，在他们看来，宪法不过是面对暴力时为了自卫所做出的让步，其中隐含的是对日本国宪法的强烈敌意。在人们认为接受宪法草案已无可避免的时候，宪法草案中关于民主的内容并没有被作为新的人为缔造的性格得到公布，而是被当做给定的传统之中的已知项目提出的。接下来谈到的宪法“憧憬”论就呈现了这种意识结构。

[21]最为显著的例子是麦卡锡的罢免，对于日本政府而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几乎导致政府机能瘫痪。纵然日本有着占领时期的限制，然而，只要稍许注意美国政治的传统与当时公开的有限论调，就完全可以预测到这一点。

[22]随着国家机构溃败，我国全面失去了“恶的技术”，在十一年后的今天仍然对朝鲜战争爆发的事态全无了解，极度匮乏对战略工作的警惕。水丰攻击决定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中国通过对远在欧洲的报纸进行分析，对战争的危机予以警惕。相较于此，我国的报纸对这类危机毫无反应，这一点深深体现在最近的老挝危机中。

[23]对于适应了使民众疏离于政治的支配方式而言，把握未受权力统治的民众之难、对于面对这一困难的宪法的怨恨之深，是理解日本支配阶层行为方式的关键。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里所出现的状况确实是例外，这也是我国激进主义严重的根源之所在。所谓大众化现象并不具有改变这一基本状况的深度。

[24]在这个意义上，在过去，吸引外国人的日本意象是军事性的，现在吸引人的，则是产业竞争者/竞争力本身，或是异域的文化传统。很明显，今天所谓的传统文化已经完全失去了超越商业生命的文化活力。

[25]正如本文所阐明的，笔者深刻认识到了在民族主义象征中，这种危险的严重性。种族中心主义所尝试诉诸的阶层、世代不可能呼吁民主。倘若可能呼吁民主的阶层、世代没有从种族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就无从诉诸于民族的象征。问题并不在于提出语汇，而在于形成“公共事实”（res publica）本身。

编辑 丨张冰

校对 丨邵莹婷

审核 丨陈烨广、张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