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行 纪念严复诞辰170周年丨皮后锋：执掌北大

文/ 皮后锋

1898年、1902年，管学大臣孙家鼐、张百熙曾先后举荐严复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和洋总教习，均因守旧人士反对而作罢。1912年初，严复直接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他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严复十分高兴，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为北大借款办学积极奔走，大刀阔斧地调整课程结构与人事安排，坚决反对教育部解散北大的指令，为北大的存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革命党人蓄意排挤、教育部坚决反对以及北大内部少数学生造谣诽谤，严复很快被迫离职，其教育救国的抱负再次受挫。

严复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像

辛亥革命爆发后，原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甘当亡清遗老，催促派人接理大学堂，随即谢病而去。京师大学堂顿时陷入混乱，亟待有人接管。1912年2月24日，严复拜会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次日，袁氏指令严复暂行管理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可谓众望所归。3月1日，学部向严复转达此令。3月30日、4月8日，袁世凯先后任命蔡元培、范源廉为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次长。

严复虽然始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君主立宪，而一旦中国选择了共和国体后，他认为被推翻的清政府已经如刍狗，不足重陈。所以，他并不像郑孝胥、劳乃宣那样具有浓厚的遗民情结，而是面对现实，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期以小己之力贡献于国家社会。因此，在新旧嬗替之际，严复临危受命，可谓与时俱进。谈及此项任命，严复非常谦虚地说：“以复素啖虚名，故京外人士属望甚殷，极以为愧！”[1]他决心尽最大努力做出一番事业来。

严复咨呈学部（教育部）关于已于1912年3月8日接授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事的函件

1912年3月8日，严复到校接印视事，[2]成为民国建立后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监督。11日，严复前往大学堂办公，除管理员二三十人外，其余人员全不在学堂，学堂存款只剩万元左右，几近断炊。这时，严复发现执掌大学堂并不像设想的那么容易，而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不仅经费短缺，欲在守旧势力把持的氛围内有所变革，殊非易事。对此，他深有感悟：

窃自惟念平生见当事人所为，每不满志，而加讥评，甚者或为悼惜深慨，及其事至职加，自课所行，了不异故，夫如是，他日者犹操议论，鼓唇舌，以从一世人之后，此其人真不知人道有羞恶矣。故自受事以来，亦欲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怍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3]

对京师大学堂而言，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严复根据有关情况估算，维持大学堂正常办学，每月至少需要2万两；由于洋教员较多，其薪水必须按照合同照常支发，即使不开学，也需要1.5万两；如开学，每月也不过再多花数千两。因此，严复决定借款开学。鉴于学堂存款用尽，严复多次向度支部和学部请求拨款。

1912年4月5日《申报》关于京师大学堂经费紧张的报道

1905年学部成立后，新任学部尚书荣庆为压制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独揽京师大学堂的管理大权，他要求把华俄道胜银行供京师大学堂直接管理使用的专款转归学部，再由学部每年转拨给京师大学堂相当于年利息额度的经费，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批准。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军费激增，学部不再给京师大学堂拨发经费，大学堂形同停顿。政权交替之初，临时政府各衙门薪俸，除外务部、邮传部、陆军部等较有保障外，其他部门严重短缺。因此，度支部和学部也没有经费划拨给京师大学堂。

1912年4月7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严复凭借自己的社会声望多方斡旋，京师大学堂终于从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 Bank）借到7万两款项，以充5月开学经费，[4]并得到袁世凯批准。[5]这笔借款很快到位，为京师大学堂5月开学扫清了经费上的障碍，全校师生都感振奋。相比之下，清华学堂因筹款困难，直到8月1日才开学。[6]

在积极运动解决办学经费的同时，严复大刀阔斧地调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结构与人事安排。

接管大学堂之后，严复多次召集教职员开会，积极措手复学事宜。1912年3月27日，严复召集诸职员在大学堂开茶话会，商议要事。除经学、农学两科监督因出洋或回籍未到会以外，文、法、理、工、商诸分科监督均出席会议，其余提调、管理员等，到会者亦不少。会上，严复全面通报了大学堂近况，并就学堂如何改良进步、力扫从前积弊、振刷教育精神等问题，请诸位监督、提调会后各具说帖，以备采择。[7]3月29日，严复在大学堂评议室召集中西教员30余人开会，讨论各科课程改良办法。由于国体变更，政体不同，课程也须相应改良，故议决合并经、文两科为国学科，格致科改为理科，同时改订各科课程科目，其中，以法科为尤甚。散会时，严复还与各科教员约定，如有确实改良意见，可随时陈说，以便酌取。[8]在严复主持下，大学堂科目调整归并分文、法、商、农、工等科，其中，合并经、文二科为国学科是严复的一贯主张。他向外地友人介绍说：

比者，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则向者书院国子之陈规，又不可以不变，盖所祈响之难，莫有逾此者。[9]

民国元年北京大学合并经科和文科后的文科课程设置

因国体巨变，京师大学堂旧有学生回校者不及半数，其中，各分科学生只有140余人回校，不及以前四分之一，以致各分科多不能上课。[10]如原格致科、工科共有学生58人，仅18人回校，其中又大多经常告假，[11]实际上课者仅4人，二者不得不合并为理工科。另一方面，位于城外望海楼试验场的农科新校址1000余亩也将在开学前基本完工，为扩大招生创造了条件。因此，严复决定北大继续建设农科新校舍以扩展农科。

人事方面，鉴于大学堂“教员中名士太多，职员中冗员太多”[12]，严复大刀阔斧地予以裁汰，通过归并科目等方式，共裁撤教务各提调、庶务帮提调、监学等管理人员20余名，[13]节省了大量经费。对于普通教员，洋教员继续执行以前合同，国内原教职员工或续聘，或淘汰，所有应开而未开设的课目另聘教员讲授。为避免滥竽充数，严复选聘新职员的标准很高，他希望陈三立出任文科学长，因陈推辞不就，严复遂自兼此职。其余诸科监督、提调，严复强调必用出洋毕业优等生，管理人员也要求由学校出身且富有工作经验者，[14]以避免与学生产生隔阂。大学堂本为校长负责制，而当时大学堂原有职教员离校甚多，故严复新聘骨干教职员中多有其同乡、故旧及亲友。如法科学长王世澂[15]，系严复福建同乡、原学部名词馆下属；农科学长叶可樑[16]，系严复甥女何纫兰之夫婿；理工科学长夏元瑮[17]，系严复至交夏曾佑之子；预科学长周慕西[18]，系严复福建同乡；预科国文教务长吴闿生，系严复桐城派师友吴汝纶之子；文科教务长姚永概，系严复桐城派文友、原安徽高等学堂下属；分科斋务长熊育钖（字纯如），系严复忘年交、晚辈弟子；文科教授姚永朴，系严复桐城派文友、姚永概仲兄；预科教员严培南（字君潜）[19]，系严复族侄、天津水师学堂门徒；会计官周良熙[20]，此前长期追随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学部名词馆等处掌管庶务，等等，他们各有专长，足以胜任本职工作。此外，大学堂也有不少教职员与严复毫无私人关系，完全以自己的专业特长获得严复聘任，如商科学长吴乃琛[21]等。

在人事调整过程中，严复遇到不少干扰。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消息一经公布，相识或不相识者都来运动差事，借款合同签订后更是如此，极难应付。由于严复选聘教学管理人员非常严格，为此自然得罪了不少人。

就在严复积极筹备大学堂开学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地卷入民初政治斗争与官场倾轧之中。民国初年，党派斗争延伸到学术教育领域，革命党、立宪派、北洋集团等各种政治势力，围绕北大校长这一重要职位展开了激烈博弈。严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辛亥革命前已是命党人重点攻击的对象，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袁世凯选为谈判代表之一，国体变更后又为袁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监督，与袁关系密切。在革命派看来，严复固为北洋集团一员，仍然是他们排挤打击的对象。另一方面，严复主持北大校政期间作风强势，与革命派掌控的教育部关系不洽，矛盾重重，终至不可调和。

1912年4月24日，蔡元培在北京就职，成为严复的顶头上司。蔡元培上任当日，即安排教育部与前清学部交接事宜，指派严复的学生、学部名词馆下属——常福元负责接收“名词馆事务”[22]，而不是俯念旧情，委派严复续充名词馆总纂。严复大失所望，从中感受到革命党人的排拒与阵阵寒意。他担忧教育部掣肘，导致自己在北大难有作为，于数日后前往教育部拜会蔡元培，当面“要求大学堂独立，不受教育部管辖，其所持之理由，以各国大学皆自博士会主持，脱离教育部管辖而独立，中国大学亦应仿效”[23]。严复这个下马威式的要求，自然引起了蔡元培的反感与排斥，蔡难于当面拒绝，遂不动声色采取反制措施。1912年5月1日，蔡元培呈文袁世凯：

为荐任大学校校长事：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等因，业经该监督申报接任在案，窃维部务甫经接收，大学法令尚未订定颁布，北京大学既经开办，不得不筹商目前之改革，定为暂行办法。查从前北京大学堂职责，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纷歧。北京大学堂今拟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暂仍其旧。俟大学法令颁布后，再令全国大学一体遵照办理，以求完善而归统一。[24]

5月3日，袁世凯批示：“据呈已悉，准如所拟办理。”[25]同日，袁世凯颁发临时大总统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中华民国元年五月三日。大总统盖印，唐绍仪、蔡元培署名。”[26]次日，严复就任北大校长。[27]表面上看，蔡氏呈文是改校名和任命校长，而实际上隐含了蔡、严二人的矛盾。蔡氏呈文强调：大学校长须由教育部荐任，且袁世凯任命严复的临时大总统令由蔡元培副署，这有力证明了北京大学“不能脱出教育部范围”[28]，实质上必须接受教育部管辖。严复要求北大“独立”自治未果，却因此埋下了与教育部冲突的种子。

《教育杂志》关于北大开学典礼的报道

5月14日，严复领用新关防：北京大学校校长。5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一时为国内外注目。除全校学生818人外，各界来宾、外国公使、税务司及东西博士、学问专家等都来观礼。教育总长蔡元培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29]。自5月复学以后，北京大学走上正轨，渐渐显露生机。1912年7月29日，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及其附设的译学馆均为大学，伦敦大学也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北大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有了显著提高。[30]

开学后，北京大学一切按部就班地运转起来。1912年6月初，财政部以库款支绌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薪水在60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其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31]这道命令立即在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中引起混乱，不少人请假离开学校。严复作为校长，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学校性质与官署迥殊，强令从同，立形窒碍”。为此，他草拟一份说帖上呈大总统袁世凯和教育部，条陈三条反对理由：

部司察案，名隶官规，俸给既优，位置已固，迩日虽薄尽义务，将来之权良多。学校任务则有似雇佣，既无考绩之可言，又乏酬庸之希望。此碍难曲遵者一。内外官俸视爵秩高下而分等差，学校月薪则以事务繁减而判丰啬。如平均给予，事减者固安，素常任重者必怀觖望，倘各恪日力，放弃职任，表面之经费虽省，无形之贻误实多。此碍难曲遵者二。教员薪水本以钟点为衡，授课者多，每星期二十或十六七点钟。一旦减薪，非抱璞长辞，即随意旷课，欲加之罪，则无可置词；欲改聘师资，则高材莫致。自前令颁布之后，教员中告假而去者已不乏人，若不稍予通融，便与停办无异。此碍难曲遵者三。[32]

严复回应财政部限薪条陈

按严复自己的说法，如通照60元发放薪水，这点钱给他养马车都不够。为了使北京大学不致半途而废，同时也照顾到财政部的面子，以维系政令统一，严复决定在此关键时刻牺牲自己的利益。他提出一种变通方法：除校长一人每月支60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教职员工应准额全支。严复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北京大学包括校长在内的薪水仍然全额发放，[33]克服了财政部减薪通令在教员中引起的混乱，也引起了教育部官员的嫉妒。

薪水风波甫经平息，严复又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教育部认为，北京大学自开办至清末十余年，学生班次虽有增加，但毫无成绩可言；国体变更后，社会各界对该校均表示不满。1912年6月初，教育部已有停办北大分科之议，并为外界知晓。[34]6月中下旬，北京已风传北大即将解散。

北京大学能顺利开学，严复倾注了不少心血，按照教育部的指示，前面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对于教育部的草率决策，严复非常气愤，特向教育部条陈《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35]力陈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

查北京大学，考其程度、教法，欲与欧美各国大学相提并论，固不可同年而语。然在其建置之初，固亦极当时之人才物力，竭蹶经营，以免企其所蕲向之鹄的，又积十余年之因仍迁嬗，糜财耗时，而后有今日之地位，为全国中比较差高之学校。今若将其尽废弃，是举十余年来国家全力所惨淡经营，一旦轻心掉之，前此所糜百十万帑金，悉同虚掷。且北京为革命后地方完全未经破坏之区，前日大学形式仍然存在，学生在校肄习历有岁年，纵不能更照旧章，予以出身奖励，将持何理由，而一切摧残遣散之乎？此则停办大学之未可一也。

夫各国之有大学，亦无法定其程度。取甲国之大学与乙国之大学相比观之，不能一致也；取某国内甲地之大学与乙地之大学相比观之，亦不能一致也。此固有种种之原因、种种之历史，从未有一预定之程度，必至是而独得为大学，不至是遂不得为大学者也。且程度亦何常之有？吾欲高之，终有自高之一日；若放任而不为之所，则永无能高之时。此则停办之说之未可二也。

且吾国今日应有学否乎？往者初立大学之时，言教育者即多訾议，以为我国教育方针必从普及入手，令中小学未备而先立大学，无基为墉，鲜不覆溃，则不知高等大学与普通教育双方并进，本不相妨。普通教育所以养公民之常识，高等大学所以养专门之人才。无公民则宪法难以推行，无专门则庶功无由克举。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且北京者，民国之首都也。天津西沽大学又有历年，其学科阶级，夙在高等学堂之上；江浙各省及湖北武昌，亦方议建立大学。北京既称国都，反出行省之下，本末倒置，贻诮外人。此则停办大学之未可三也。

且国家建立大学，在宗旨与中小学等各学校不同。中小高等皆造就学生之地，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各国大学如希腊、拉丁、印度之文学、哲学。此外，尚有多科，皆以为文明国家所不可少，设立学官，立之讲座，给予优薪，以待有志者来，学者得其师资，即使无人，而各科自为研究探赜索隐，教思无穷，凡所以身重其国教化之价值也。如此，则学生之人数多寡有无，皆不足以沮进行之计划。况既为全国比较差高之学校，当亦有此较相当之学生，既有造就之盛心，必不患无学者。此次开学，蒙总长莅校，有设立研究会之政见，但若依前说办理，则功效当复相同。是则为吾国保存新旧诸学起见，停办之议之未可四也。

《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

至于一年20余万养校经费，严复认为，这对国家不过是九牛一毛，更不能以此作为解散北大的理由。他与教育部摊牌：如同意他的上述看法，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良办法；如不同意就辞职。

7月1日，教育部出面澄清了传言：“并无是说，并饬力加整顿，以期进步。”[36]蔡元培则表示，将在七八月间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公决北大是否续办，解决其存废问题。[37]

当时，教育部企图将北大分科改为选科，变相结束北大，北大法科学长王世澂认同此意，且北大有4名法科学生自请改为选科。[38]北大自身也存在若干问题，如课程、师资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有的学生不上课，在校外闲荡，社会影响很坏，北大学风亟待整顿。有鉴于此，严复又向教育部条陈《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39]数千言，提出将部分学生改为选科而提前毕业。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结束以前的办法：（1）对付旧有学生。拟缩短原定学期至迟一年内一律提前毕业，作为大学选科毕业生，予以选科毕业文凭，以免新旧参差，教法不能一致。（2）处置已聘教习。所聘外国教习按合同处理，中国教职员工本无合同约束，应通过考核斟酌去留。

第二，今后改良办法：（1）今后招生以考试为准，不重以前文凭；学生在校期间收取食宿费；毕业时由学校发给文凭、学位。（2）除非万不得已，今后招聘教员以本国人才为主。（3）文、法、理工、农、商诸科具体改良办法。具体而言，文科：本着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的原则，课程应涵盖东西方哲学、中外历史、舆地、文学等内容，招收中西学均有根底的学生，聘请宿学名家任教。法科：招收具有普通法学知识、精于中文、兼通英文或德文的学生。以本国法律为主课，用国文教授。以外国法律比较为辅助课，用英文及德文教授。理工科：拟在地质、化学、工木、矿冶四门中各选拔两三名学生，由学校出资派往德美两国插班进修。[40]农科：年终大考选拔十余名学生，派送到日本游学。以望海楼学舍计算，另行招考学生200人左右，农、林各两班，用英文教授，聘用教员约20名。商科：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前两年学公共课程；后两年内，学生在经济学、财政学、商学、交通学四大专业中择一深造，每个专业各十余门课。

严复的这一建议“大为蔡总长所欢迎”[41]，教育部据此议定如下九条北京大学结束办法，咨明大学遵行：

一、各分科大学学生一律提前于元年年底毕业，给予选科文凭，概不授与学位。

二、本年下学期各分科主要课，应增加钟点讲授，其补助课钟点酌量删减。

三、分科学生从下学期起，一律征收膳费，惟学费一项仍旧豁免。

四、本年年底各分科学生毕业后，选其成绩优美者，每门资派一二名出洋留学。

五、凡合同将满之外国教员，应按约辞退；其未满诸员，亦酌量辞退，以节经费。

六、各分科学长应兼充教员，惟文科学长既兼署校长，事务较繁，毋须担任教科。

七、法科、商科两学长应以一人兼充。

八、文科及预科教务长均应裁撤。

九、本年下学期各分科大学一律不招新生。[42]

当时《教育杂志》报道教育部打算停办北京大学的传言

7月5～10日，北大学生议论沸腾，群起反对教育部办法，各科纷纷联名拟具不应缩短毕业期限改办选科说帖或请愿书，如文科有《论文科大学不应缩短毕业期限说帖》、法科有《反对改办选科说帖》、工科有《维持工科办法说帖》、农科有《陈请妥筹维持农科办法说帖》，等等。北大学生一方面对严复向教育部据理力争表示感激，同时对他在第二道说帖中附和教育部对付旧有学生的办法表示反对。如谭凌云等代表全体文科学生所上说帖有云：

校长莅任以来，更定课程，汰繁存要，复并经于文，添教授法政，深谋卓识，阖校同钦。乃学生等方感戴校长维持整顿之苦衷，而校长反若屏学生于门墙外。闻第二次上书教育部……是乃显分吟域，寒旧日学生之心，而违有教无类之旨，大非民国之所宜出此况。[43]

为此，严复又将各科学生说帖代呈教育部，支持学生反对选科之请。[44]在反对停办北大的过程中，严复再度主张北大“脱离教育部而独立”[45]。

1912年8月9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第19次会议讨论“分设大学案”，议决全国十年内先在北京、南京、武昌、广州四地设立四所大学。[46]北京既然必设大学一所，显然不能弃既有北大各分科大学而另起炉灶，教育部停办北大的动议实际被否决。

严复执掌北大后，自恃其学识、名望以及北京大学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加上袁世凯的支持，根本没有重视同教育部搞好关系。就在其竭诚尽力为北大运筹擘画、东奔西走的过程中，他与教育部产生了许多矛盾。除前述主张北大独立、反对解散北大、反对减薪等问题以外，严复在北大职员兼职、学制、办学经费及北京财校并入北大等问题上，都与教育部意见不一致。

严复关于挽留各分科大学学长呈教育部的函件

1912年7月3日，教育部据国务院通令，以严厉的措辞和语气照会严复：北大教员不得兼职，而法科学长王世澂、农科学长叶可樑、商科学长吴乃琛分别在总统府、外交部、财政部兼职，须于学校和官署职务中择任其一，“庶官纪可藉是整饬，而吾庄严神圣之教育界，亦不致贻他人以口实”[47]。7月8日，严复咨呈教育部：王、叶、吴三人均愿辞学校职务，此外，吴闿生在总统府兼职，亦自请辞去校职；而北大拟挽留以上四人勉任校职，辞去官职，以资熟手。[48]严氏呈文遵照执行部令的同时，也兼顾北大校事的延续性，力图挽留各科学长，对部令实际上打了折扣。9月中旬，严复本人又兼任总统府顾问，更是对教育部令的藐视。严复的做法显然引起了教育部的不满，其相应得到的优厚报酬更让有的教育部官员眼红。几经接触，教育部明显感到严复不服从管理，是个难碰的钉子。

1912年7月6日，教育部以京城各校往年因军兴停课数月之久，通行各校各级在学学生，无论毕业期限远近，均一律展长一学期，补足所阕课程，方予毕业。[49]而严复不赞同这种做法，主张本年8月仍为北大各分科第四学期，[50]实际否定了教育部令。

民国初年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大楼

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成立于1897年，分行大楼建于1900年，位于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和领事道(大同道)交口，今为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办公楼。

时至8月，秋季又将开学，因国库空虚学款仍无着落，严复于春季向华俄道胜银行所借为期半年的7万两款项也将到期。起初，由于北洋政府向六国银行团借款未成，严复向英国汇丰、法国汇理、华俄道胜等银行商借学款，均遭婉拒。其借口是，它们都已参加六国银行团，在民国大宗借款未成以前，不能自由出贷小额款项。1912年8月26日，严复终于从华比银行（Banque Sino-Belge）得到借款20万两的承诺，[51]拟用这笔款项偿还俄国道胜银行借款本息7万余两，剩余经费作为北大秋季开学后的办学经费。

然而，这笔拟议中的贷款却进一步增加了严复与教育部的矛盾。华比银行承诺贷款前，教育部提出将北京财政学校高等班并入北大，严复以经费困难为由婉拒，财校高等班遂被并入法政学校；而华比银行承诺后，教育部坚持将财校中等班并入北大预科，这批学生不仅占用北大有限的经费，而且大多没有经过中学阶段的教育，无法和北大预科生共同接受外语授课，严复只好为他们另行开班。[52]这样，既打乱了北大原有的教学计划，也增加了北大的经济压力，严复的恼怒可想而知。

更为严重的是，华比银行贷款需要以北大原华俄道胜银行存折[53]作抵押，不料教育部捷足先登，已先将该存款折向别处押借现款。教育部此举与北大借款计划产生严重冲突，严复与教育部的矛盾迅速升级，北大“拟从此不奉教育部命令，以为抵制”，以至于“教育会议，大学堂无一人前往”。[54]此后，华比银行又要求北大仿照清华学校前案，通过天津良济洋行（E.Rousseau）[55]办理校产保险，始立借款合同，直到9月下旬，严复仍准备继续为此事奔走。[56]袁世凯10月1日任章士钊为北大校长，华比银行当即将该借款合同取消。[57]

当时教育部官员多为留日毕业生，严复讥之为“东学党”、“东学小生”，而从政治倾向来看，教育部中的“东学党”很大程度上就是革命党。如董鸿祎[58]本属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即入职学部，曾在严复主持的名词馆担任分纂。蔡元培出掌教育部后，除推荐董鸿祎任教育部秘书长外，还大力引进了革命党人或同情革命者，著名者如蒋维乔（参事）、许寿裳（参事）、周树人（佥事），此外，还有钟观光、汤中等人。7月14日，蔡元培不满袁世凯大权独揽而辞职。7月26日，范源廉接任教育总长。7月29日，董鸿祎升任教育次长，[59]从此，教育部基本上为“东学党”所控制。如前所述，严复主持的北大与教育部矛盾不断，加之个人政见不同，严复与教育部官员相互之间都极为不满，尤其是教育次长董鸿祎毫不掩饰排挤打击严复的态度；与董氏关系密切的蒋维乔也是教育部内反对严复的重要人物。

在北大内部，严复得到绝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工的拥护，但也有少数反对者。掌管北大财务的周良熙性格直率，原则性强，他甚至当面直言不讳地指出严复的缺点：“校长如此散漫，教职诸员相率效尤，如何是好？”[60]严复虽然当场也觉难堪，而过后思量，不仅不怪罪他，反而以周氏的规劝作自我鞭策。当时北大教职员工多半寅吃卯粮，不少人向周良熙借钱周转，而周良熙因北大经费紧张把关极严，借钱者极扫情面，认为周良熙好揽权力，即使是同在北大执教的严复族侄严君潜、甥婿叶可樑等都不喜欢此人。显然，周良熙所招致的不满与怨恨终究要严复来承担。因此，不排除有极少数北大教员希望严复一走为快。

更有甚者，北大有极个别学生是严复的政敌。北大工科化学专业长沙籍学生彭绳祖（号佛公）、彭绍祖（号侠公）[61]二人不是普通学生，而是激进的革命党人，他们出于党派私见，极端敌视严复。1912年3月中下旬，北京大学尚未开学，彭氏兄弟即数次在《国风日报》造谣攻击严复。[62]同年4月，《国风日报》几乎天天说严复的闲话。[63]这些流言蜚语让严复苦恼不已，北大许多教员为严复抱不平。严复认为，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教育部授意散布的，意在排挤他。彭氏兄弟造谣是否为教育部授意，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而他们意图赶走严复，以便革命派出掌北大的动机则十分明确。只是当时北大经费短缺，尚未正式开学，革命派中亦无出任北大校长的合适人选，其造谣之举没有引起重大社会反响，未能撼动严复的北大校长职位。

1912年9月，袁世凯邀请同盟会领袖人物孙中山、黄兴进京商议国是。9月11日，黄兴抵达北京。在京期间，黄兴与袁世凯多次晤谈国是，[64]并向袁举荐章士钊出长北大。[65]章妻吴弱男，系浙江提督吴长庆孙女，而袁世凯因受知于吴长庆而发迹。因为这层关系，加之章氏才华出众，在革命党人中人脉广泛，袁氏不免对其另眼相看。尤其是民元政争中，章氏批评同盟会激进派，支持袁氏政治主张，袁氏更是默识于心，有意利用他以分化瓦解南方革命党人。显而易见，黄兴的推荐与袁氏的既定利用策略相吻合，袁氏认可黄兴的推荐，既顾全了黄兴个人的面子，还可藉以缓和与同盟会的紧张关系，可谓一举多得，这是随后严复被迫离职的关键所在。

章士钊（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

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与此同时，黄兴在京动员各国务员尤其是教育总长范源廉脱离共和党而加入国民党，组成清一色国民党内阁，以制衡袁世凯。范氏与黄兴本有私交，又“面软心慈”、“不肯破除情面”，[66]面对黄兴压力左右为难，被迫提出辞呈，[67]同时公开发表退党启事，并声明不入他党。[68]范氏这种性格决定其不会主动对严复与北大提出极端主张或采取强硬措施，而对黄兴荐章，范氏则可能积极配合，[69]至少不会为严复撑腰打气，同时也为次长董鸿祎肆意排挤严复提供了极大空间。

对革命党人而言，黄兴荐章得到袁氏认可后，后面如何赶走严复已纯粹是个技术问题了。黄兴是湖南人，留日出身，革命领袖，与范源廉、董鸿祎、彭佛公等均有地缘、业缘及党派等多重关系。黄兴在京期间，既与袁世凯、范源廉等政治头面人物频频会谈，又与白逾桓、田桐等革命故友常常见面，即使与彭侠公，也在自家举行的一次小型南社雅集会中见过面。[70]通过造谣与舆论攻击赶走严复，未必是黄兴本意，也未必是黄兴具体策划，但黄兴进京后的有关活动，明显促成了教育部、北大内部以及革命派报刊等各种反对严复势力的联手配合。

经过一番密谋策划，革命党人最终抓住严复吸食鸦片的软肋作为突破口。1912年9月19日，北京《民主报》首发短讯《大学校大校长大鸦片鬼之丑剧》，虚构严复私带烟土被押：

临时大学校长大鸦片鬼严复，昨日自天津返京，夹带大烟枪一具，大烟膏数十两，秘密藏之匣中，并大书特书曰“大学校长所有”八字。不意行抵前门，竟为站长查出，闻立刻将烟具、烟膏和严复一并送到步军统领衙门去了。

此后，北京《群强报》、《北京新报》，上海《民权报》、《太平洋报》、《天铎报》、《民立报》等众多革命派报刊群起呼应，抓住严复吸食鸦片这一敏感话题，穷追不舍，互相配合，虚构渲染严复吸烟被捕种种情节，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反复讥称严复为“大烟鬼”，刻画其政治反动形象，以达到耸人听闻、打击其社会声誉的效果。

大约9月25～27日，教育部次长董鸿祎强势出击，以严复吸食鸦片为由，示其辞职。[71]教育总长范源廉随后致电章士钊，敦恳其主持北大。[72]严复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学者，长期吸食鸦片也是事实，如前清学部尚书荣庆或侍郎严修以吸食鸦片为由示其辞职，严复可能不会犹豫。而在北大，尽管他早有主动辞职的意向，[73]而面对革命党人蓄意制造“被押”、“被罚”等谣言、昔日下属董鸿祎强势相逼，显然心有不甘，甚至想设法抵制。

10月1日，在严复既没有主动辞职也没有被动免职的情况下，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74]时人以为，袁世凯此令，“依法律言，只可谓添一个校长帮忙”[75]。面对名义上的一校两长格局，严复极其尴尬难堪，很快不辞而别，飘然赴津，北大顿时陷于无政府状态。[76]

严复离开以后，北大学生就应否挽留严复而分裂为反严派和拥严派。北大包括预科生、文科生在内的绝大多数学生主张挽留，他们一面严词电阻章士钊出掌北大，一面上书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要求严复复职。以彭绳祖、彭绍祖等为首的极少数理工、法、商科学生反对挽留严复，并在《民主报》、《亚东新闻》等报刊刊登广告，攻击辱骂严复及拥严派学生。一时校内两派对立，几至用武，空气异常紧张。10月7日，教育部为此发出训令：

查该大学校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大学学生一举一动俱当循守礼法，示以楷模。此次改任校长，本因严校长新授总统府顾问之职，责任繁重，若再以校事相属，恐有顾彼失此之虞。本部对于该校维持整顿具有苦衷，凡我诸生，当能共谅。严校长学问资望，世所钦佩，诸生亲炙已久，依恋之切，自属恒情。惟闻有聚众纷争，几至用武情事，同学之间颇伤感情。在反对者虽亦持之有故，而言词不无过激。两派行为均属非是。自经此次训诫之后，务各恪守校规，致力学业，更宜互释前嫌，相为亲爱，毋贻局外讥评之口实，养成校中高尚之学风。本部自后望焉。[77]

上述训令中，教育部貌似公正地对两派学生各打五十大板，实则排挤严复的倾向十分明显。

严复被迫离开北大，在校内外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拥严派学生虽然成功阻止了章士钊接管北大，而其希望严复复职的愿望却遭到教育部的强硬阻击。10月18日，袁世凯任命马相伯代理北大校长。然而，拥严派学生也反对马相伯代理校长一职，11月初，他们藉口马相伯盗卖校产，“破口叫其滚蛋，且有欲动武者”[78]。马相伯受到学生侮慢后，即以年老不能胜任为由提出辞职，拥严派学生371人则于11月4日再次呈请严复复职。[79]

《群学肄言》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石印严侯官先生全集本

严、马二人某些学术观点不尽一致。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时，正值严复所译斯宾塞《群学肄言》问世，马相伯对此书的评价与严复的看法截然不同，争论几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两大分野。[80]严复非常尊重马相伯，总体而言，他们并未因学术分歧而存门户之见，能在复旦公学融洽共事。但他们在抵制美货问题上分歧明显，其关系也有微妙之处。当北大学生对马相伯非礼后，严复非常担心遭到非议，遂于11月4日拜见了教育总长范源廉，声明学生种种暴动与自己无关。不知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范氏当面对严复表示歉意，并询问应如何料理北大。严复回答说：

（本人）不在其位，但浮屠三宿桑下，不无恋恋之意，此事解铃系铃，仍应由部想办法，我则“无可无不可”。所欲奉助者，为教育顾大局，整顿学风耳。故虽出力，亦所不辞。大学非易办事，部当知之，但愿出力之余，不至依然招怨而已。[81]

显而易见，严复虽然已不在其位，而对去留不计成见，仍然愿意为整顿北京大学出力，只是不愿因此反遭怨谤而已。他私下对甥女何纫兰说：“范大感激，想不日当有命令也。”[82]可见，严复还在期待复职的机会！当时外间也有类似传闻。当知交来信询问时，严复又予以否认：“教部使复回校，必无此事，其原因复杂，难以一二语尽也。”[83]其后，严复多次在日记中提及北京大学，这说明他是非常关心北大的。

1912年12月27日，袁世凯正式免去章士钊北大校长、马相伯代理校长之职，同时任命工商部矿政司长何燏时署理北大校长。[84]拥严派学生虽然成功迫使马相伯辞职，而其希望严复复职的愿望再度落空。1913年8月，北大各分科将招录新生，续开新班。北大预科生因挽留严复、排拒章士钊和马相伯，以致教育部恶感甚深，欲藉预科生毕业升学之际摒除异己。同年5月，北大校长何燏时迎逢教育部代总长董鸿祎旨意，告示预科生进入分科须经入学考试。北大预科生因预科升学标准与何燏时发生严重冲突，欲乘机驱何迎严。董鸿祎为此强硬表态：

汝等前次对马湘伯，今又用之以对何（燏时）者，无非有意捣乱，非得严畿（幾）道返不止也。此事望尔等不必妄想，有我董鸿袆在教育部一日，严畿（幾）道断无重长大学之望，严畿（幾）道终日吞吐云雾，毫无表率全堂资格，安能用为校长？

此次学潮旷日持久，预科生代表几度拜见严复，参众两院及总统府悉数卷入，最终不仅预科学生迎严愿望三度落空，其本身也被以提前放假方式临时解散，何燏时也自食其果，被迫于1913年11月辞职，可谓两败俱伤。随后，工科学长胡仁源接任北大校长，至此，严复被迫离开北大所引起的持续震荡才告结束。

《老子》云：“强行者有志”，“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严复评论说：“惟强行者有志，亦惟有志者能强行”。“夫勤而行之者，不独有志也，亦其知之甚真，见之甚明故也”。“中国之将亡，坐无强行者耳！”[85]显而易见，严复高度评价“强行”即勉力而为，视之为一种人生价值与行为准则，同时又把有见识有志向作为“强行”的前提条件，主张先知而后能行。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最大教室外景

可以说，严复一生以“闻道”之“上士”自居，以献身教育为职志，不断为中国近代教育摇旗呐喊。他吸收了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的教育思想，首次将斯宾塞的德、智、体三育学说介绍到中国，认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而现阶段应重视智育和体育，以“物理科学”（自然科学）为当务之急，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8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非常系统而独到的教育方案：小学阶段，“旧学功课十当处九”，同时改革教学方法，“减其记诵之功，益以讲解之业”；中学阶段“洋文功课居十之七”，由中国教习直接用洋文讲授，“中文功课居十之三”；高等学堂阶段，以洋教习直接用洋文讲授西学为主，中文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以学生自学为主。[87]

作为近代教育救国的先行者，严复不仅为中国教育鼓而呼，而且起而行，力争做一名“强行”者。他接管复旦公学、安徽高等学堂以及北京大学后，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组织教学管理，其共同特点是：注重从德、智、体多方面全面培养学生，突出西学，尤其重视外语，同时兼顾中学。比照严复的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二者若合符节，对上述三校的发展以至中国近代教育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以及严复本人的某些弱点，严复主持上述三校都是来去匆匆，历尽波折，验证了近代教育救国之路的曲折与艰辛，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环境的复杂与险恶。█

本文节选自《严复大传》第十二章，皮后锋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3年版。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602页。

[2]《严复咨呈接任日期》，北京大学档案，案卷号BD1912002-1。

[3]《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604页。

[4]《京师大学举债》，《民立报》1912年7月13日；《北京大学校志稿》第3期，第1册，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5]1912年3月23日，袁世凯通知各国公使，中国借外债须以总统签字盖章为凭，以个人资格揭借者概不承认。

[6]张寄谦：《严复与北京大学》，北京：《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7]《京师大学之恐慌》，《申报》1912年4月5日。

[8]《学事一束·京师大学堂近况》，《教育杂志》第4卷第1期，1912年4月10日；5《燕京拾零》，《申报》1912年4月8日。案：《北京大学校志稿》第3期第1册记载：4月8日，“大学堂议合经、文二科为国学科，并改定各科课程科目，以法科为尤甚”明显将《申报》等报刊报道时间当作开会时间，误。

[9]《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605页。

[10]《大学校学生之寥寥》，《时报》1912年7月9日。

[11]《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12]《学事一束·京师大学堂之种种》，《教育杂志》第4卷第2号-(1912年5月)。

[13]《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北京大学校志稿》第3期第1册。

[14]《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605页。

[15]王世澂，1876年生，字莪孙，福建闽侯人。癸卯科进士。留学英国伦敦林肯法0律专门学校。毕业后历任清朝驻英国公使随员、学部二等咨议官、北京大学法政科学长、法典编纂会纂修、法制局参事、政事堂参议上办事、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厅法制专员、参政院参政兼法制局调查员、约法会议议员、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国务院及交通部顾问等职。

[16]叶可樑，字肖鹤，严复甥婿。1879年生。毕业于福州英华书院、上海圣约翰大1905年赴美国留学，先到康奈尔大学学农科，后入密西根矿业学校，获硕士学位。

[17]夏元瑮(1884~1944年)，1905年赴美留学，先在伯克利学校补习理化实验，次年入耶鲁大学攻读物理学，3年后毕业。1909年又入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

[18]周慕西(1879~1914年)，福建厦门人。早年留学英国、德国，获哲学博士学3位。1911年回国，初任京师大学堂高等科教员，后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哲学系主任。品端学粹，教授有方，学生心悦诚服。

[19]《职教员薪俸册》，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年)，第498、500页。

[20]周良熙，字庶咸，江苏上元人。(《中国天文学学会会务年报·会员录》第1期，中国天文学会1924年印行，第122页)此前长期追随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学部名词馆等处掌管庶务。上元，清初为江宁府治，兼为江苏省治。1912年并入江宁县(今南京市江宁区)。

[21]吴乃琛(1878~1953年)，字鹿筹，浙江崇德(今属桐乡)人。1903年中举人。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归国后，获授法政科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币制局会办、邮传部法律编辑员、京师大学堂商科学长。1912年任中国银行副总裁、财政部泉币司司长，1913年改署财政部参事，1914年调任财政部赋税司司长，1920年任财政部名誉顾问。著有《货币学》、《银行统计学》。

[22]《新政府组织种种》，《申报》1912年5月1日；《教育杂志》第4卷第2号，1912年5月

[23]《大学堂监督易名之原因》，《盛京时报》1912年5月7日，第4版；专电·北京电，《申报》1912年5月2日。

[24]《教育部总长呈荐任大学校校长等文》，《政府公报·呈文》第5号，1912年5月5日。

[25]《教育部总长呈荐任大学校校长等文》，《政府公报·呈文》第5号，1912年5月5日。

[26]《政府公报·命令》第4号，1912年5月4日。

[27]《北京大学校志稿》第3期，第1册。

[28]《大学堂监督易名之原因》，《盛京时报》1912年5月7日。

[29]《大学校开学志闻》，《教育杂志》第4卷第4号，1912年7月。

[30]张寄谦：《严复与北京大学》。

[31]《政府公报》第33号，1912年6月2日。

[32]《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33]参见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844页。

[34]《学事一束·北京大学堂开学》，《教育杂志》第4卷第3号，1912年6月10日。

[35]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36]专电·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7月3日。

[37]译电·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3日；译电·北京专电，《时报》1912年7月3日。

[38]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203~1204页。

[39]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40]京师大学堂旧有理工科学生58人，只有18人回校，常请假不上课者又居多半。严复拟年终一律令其毕业，不给予学位，以示区别。

[41]姚永概：《慎宜轩日记》，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203-1204页。

[42]《北京大学校志稿》第三期第一册，此据《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1页。

[43]《北京大学校志稿》第三期第一册，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44]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以往的研究多有涉及，(请参阅张寄谦：《严复与北京大2学》，北京：《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5期；王晓秋：《严复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载郭卫东、牛大勇主编：《中西融通：严复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363页)兹不赘述。

[45]《北京大学校志稿》第三期第一册，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46]我一：《临时教育会议日记》，原载《教育杂志》第4卷第6号(1912年9月)，此琚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47]《教育部照会大学校校长分科各学长多有兼任职务请转嘱各该学长于学校官署两项职务择任其一以伤官纪文》，《政府公报·公文》第68号，1912年7月7日；《教育部咨请转饰凡担任校务者须开去兼差以专责成》，《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1页。

[48]严复：《为呈覆教育部分科大学王学长等拟辞校务专任官署职务事》，北京大学档案，案卷号BD1912002；又见《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2页。

[49]《教育部通行北京各学校学生应展长一学期补足课程方予毕业其有特别情形者3)准详部核办文》，《政府公报·公文》第69号，1912年7月8日。

[50]《请看大学堂一部分学生之程度》，《中国日报》1912年10月4日

[51]此据《北京大学校志稿》第三期第一册。不少论著认为严复是向华俄道胜银行续借20万两，明显有误。

[52]《学事一束·分科大学近情》，《教育杂志》第4卷第7号，1912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校志稿》第3期，第1册。

[53]沈尹默(1913年到北大任教)回忆，当时传说严复手中有一份华俄道胜银行的空头存折，名义上是六万元额度的东清铁路股票，早已为经手的某王公私吞。道胜银行碍于清朝皇室的脸面，没有公开否认，但不可能取到钱。而教育部要严复交出这个存折，遭到严复拒绝，二者矛盾遂不可调和。(沈尹默：《我与北大》，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4~225页)这个传说显然不正确，前清户部在华俄道胜银行的500万两库平银存款，直接由户部管理；严复接管北大后向该银行申请的7万贷款，其存折理应由财政部代管，而不可能由严复私人持有。

[54]《大学堂与教育部之冲突》，《中国日报》1912年9月7日；《大学堂经费》，《神州日报》1912年9月12日。

[55]黄光域编：《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99页.

[56]《与甥女何纫兰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845页。

[57]《北京大学校三百一十七人公启》，《大公报》1912年10月11日。

[58]董鸿祎，1901年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参与创办《浙江潮》。1904年毕业归国，结识蔡元培，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

[59]《盛京时报》1912年7月31日

[60]《与甥女何纫兰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844页。

[61]《北京大学分科同学录》，北京大学校1912年，第16 页。

[62]《与夫人朱明丽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771页。

[63]《与夫人朱明丽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772页。

[64]参阅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 1991年版，第329、331、6335、339页。

[65]《烟鬼严复之走狗》，《国风日报》1912年10月4日；《北京大学校易长风潮函附大学校学生郭步瀛等上副总统函》，1912年10月29日，抄件。

[66]《教育部之闻见》，《时报》1913年4月16日，第3版。

[67]《赵总理挽留范总长》，《盛京时报》1912年10月3日；初十日申刻北京专电，《时报》1912年10月11日；十四日未刻北京电，《时报》1912年10月15日。

[68]《范源廉启事》，《大公报》1912年10月8日；参阅《民权报》1912年10月7日；《时事新报》1912年10月10日。

[69]当时有报道称：范源廉“殉黄兴之请”，将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又有报道称范源廉请章士钊任北大校长。(参阅《新闻报》1912年9月29日)

[70]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6第306页。彭侠公是南社社员(柳无忌编：《柳亚子文集·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215页)；再，白逾柜是黄兴两湖书院的同窗，又是《国风日报》的负责人，与彭氏兄弟为同事，完全可以将彭氏兄弟引荐给黄兴。

[71]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 224页。当时革命党人报刊云：严复系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教育总长范源廉勒令辞职。(《大学校之风潮》，《民主报》1912年10月4日)考虑到《民主报》极端敌视严复的政治立场，这个说法恐非事实，以袁世凯与严复的私交及范源廉的性格，袁、范二人不可能出面勒令严复辞职，而从次年北大学生迫使何孀时辞职时董鸿神的言辞中推断，当时出面者应为董鸿讳。[《大学校风潮》(二)，《民立报》1913年6月4日]

[72]《大学教授得人》，《中国日报》1912年9月29日；《盛京时报》1912年10月3日.

[73]严复接管北大后，办学经费没有保障，与教育部关系紧张，对长久执掌北大早3已信心不足。1912年4月2日，他对亲属表示，如经费无着则早晚会辞职。5月16日严复再次表态：“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扎实辞职。”(《与朱明丽书》，王拭主编：《严复集》，第776页)财政部发出减薪通令后，严复更是失去信心：“大学堂下半年政府能否开办，我们尚在那里与否，皆不可知。”(《与朱明丽书》，王拭主编：《严复集》，第777页)民国初立，政局波诡云诵，社会动荡不定，严复时常为寻找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而发愁：“福建既不可归，上海无从插足，天津过于扰人，北京又危险如是，真不知如何打算，看来日后只可往秦皇岛忍耐孤单耳。”(《与朱明丽书》，王拭主编：《严复集》，第779页)从安全角度考虑，严复对北京似无久留之意。

[74]《政府公报·命令》第155号，1912年10月2日

[75]犀照：《请放心吧》，《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5日

[76]《大学校风潮渐息》，《中国日报》1912年10月14日。

[77]据《北京大学校志稿》第三期第一册。

[78]《与甥女何纫兰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845页

[79]初四日成刻北京专电，《时报》1912年11月5日;《大学风潮未息》，《盛京时报》1912年11月10日。

[80]许有成：《马相伯与我国近代教育事业》，载宗有恒、夏林根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207页。

[81]《与甥女何纫兰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846页

[82]《与甥女何纫兰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846页

[83]《与熊纯如书》，王拭主编：《严复集》，第607页

[84]《政府公报·命令》第239号，1913年1月5日

[85]《<老子>评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089，1093页。

[86]《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78~286页。

[87]《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63~564页。

编辑 | 张　喆

校对 | 陈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