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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守正创新”视野中的“两个结合”
论“守正创新”视野中的“两个结合”
关键词：守正创新；“两个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一、在守正创新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百年历史。在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又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新，使马克思主义生命洋溢于中国，以“活生生”的样态在其中国化的历程中呈现出来，在守正创新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切实解决了中国面临的不同时代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时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党的一大通过的政治纲领明确，中国共产党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国实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所发出的雄壮宣言。党的二大在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学说的基础之上，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发展之新，为中国的革命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意义重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前，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尚没有走出“狭隘的圈子”，党内出现了“左”与右的路线偏向，革命事业经历了历史的巨大考验。中国共产党面对矛盾和问题，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谛，更深地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不断从失落中奋起，创新推动中国革命道路向前发展，切实开展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斗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八七会议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与革命形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号召继续进行“革命的战斗”，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创新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探索中的守正创新。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当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明确指出了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新。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纠正了在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与组织路线错误，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根本突破了革命的“教条”———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不可移易的命令，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革命道路。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当时错误的工作作风和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独立探索党的指导思想，从实际工作出发的重要体现。
抗日战争期间，通过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科学界定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就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规律、遵循规则、尊重实际，与守正创新的内涵深度吻合。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使全党同志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团结得像一个人，从根本上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坚持守正创新
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建设，既取得了积极成果，也遭遇了严重挫折，走过了守正创新的曲折历程。
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我们党继续守正创新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党的政治纲领，可以更加明确地进一步指导社会革命。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由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确定了党的正确路线，提出的方针和设想富于创造精神，但是在实践中没能得到很好的坚持。尽管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因由党内错误思潮的发展，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严重偏误，出现了“大跃进”等冒进错误，尤其是疾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严重挫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惨痛的历史教训，这也更加证明了守正创新的重要性。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坚持守正创新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思想上解决了党内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凸显了我们党勇于进行坚决的自我批评、自我剖析和自我革命，意味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也意味着党的守正创新取得阶段性成就。
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中，党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在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时代主题的确定基础之上，党不断提升迎接新局面、应对新要求、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守马克思主义之正，遵循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从而创新性地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命题，创新性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改革开放要一手抓守正，一手抓创新。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以后，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历史性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思想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守正创新
从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更加明确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正，我们才创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进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我们党新的历史使命，科学判断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应对国内国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部署，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就充分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的多元性、全面性和丰富性。既饱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理论要素，又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时代元素，更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是贯通理论、现实、历史的“大集成”。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紧要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以更深邃的历史眼光、更坚定的历史自信、更高度的历史主动，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战略高度，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方法论密码，赋予守正创新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等重要的理论地位。
二、在守正创新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本身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本身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守正创新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两者相互激活、相互砥砺、相互成就，在共同的价值指向、前进方向、奋斗目标中互相促进，进而形成认识上的自觉、思想上的自觉和行动上的自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史的观点得以创新发展。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历史传承，以史为鉴、洞察古今的历史观念，人们习惯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对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和预判，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共通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全新的视野站在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问题，赋予世界历史理论新的内涵和它的发展趋势，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和内在动力的把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史的观点也发展成为更大格局和视野之下的“大历史观”，展现出了更加具有时代特色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整体的观点得以创新发展。中国古代经典《易经》《中庸》中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等观点，将天道、地道、人道看成一个整体，与唯物辩证法中事物的普遍联系观点相一致，从万事万物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把握事物运行的规律，用整体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立足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整体的观点看待国内全局和世界变局，同时，从整体和部分的联系视角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推动因素；世界大变局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也带来了潜在风险和挑战。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尤其需要深刻把握“两个大局”之间的内在联系，努力推动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辩证的观点得以创新发展。阴阳两极、福祸相依、动静相宜、盛极而衰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广泛流传的思想理念。道家老子的辩证思想尤为明显，在有无、虚实、刚柔、福祸之间，揭示了事物互相对立、依存、转化和往复的关系，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样中国人民普遍能够接受思想理念和话语，进一步强调了辩证思维的民族性根基。儒家经典《周易》以文化符号的方式，呈现了系统的辩证思维，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视野中世界运动变化的对立统一规律和事物发展的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将民族化的辩证思维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辩证思维有机结合起来。
除此之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包括大同理想、大一统传统、民本思想、正义追求、平等观念、外交之道、和平理念等丰富的思想，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二）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展现出新的时代生命力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影响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性实践过程得到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滋养过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孕育积淀的世界观、天下观、治理观、国家观、价值观等，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呈现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聚合方式，凝合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有着丰富的文化养分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就能更好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更加自觉引领时代变革、开展理论探索创新，达到了“民族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特征”的创造，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从而不仅创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而且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引领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高度重视“两个结合”，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治国理政、凝聚民心、成风化俗、立德树人的重大价值，深入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从而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两个结合”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在守正创新中把握“两个结合”的支撑
恩格斯曾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奋斗征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应用于中国的实践过程，坚持守正创新，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正，创“两个结合”相互成就之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历史经验和伟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相结合。这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与智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智慧两者具有内在契合性、协调性、一致性，是因为两者在研究领域、价值标准、内容方法上具有内在契合性、协调性、一致性，才能让两者之间达到了相互结合、相互激发，产生历史新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述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解决中国难题、时代难题贡献了力量，成为治国理政的思想之基、力量之源。“两个结合”之所以形成如此严密的逻辑关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是因为“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国情的结合，“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沉淀后的历史、文化、国情相结合，归根结底，是与过去的中国、当下的中国乃至未来的中国实际相结合，“两个结合”开创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彼此之间相互成就，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两个结合”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守正创新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艰辛探索中，开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文化成果，这是伟大的历史进程和伟大的历史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给养，源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是创造性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使之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实现有机统一，从而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发展上找到的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产物，是解决中国难题的必然方案。
（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华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东方大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大背景之下，结合本国实际，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用实践证明现代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的，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用又好又快的和平发展之路，独立自主的大国崛起之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
人口规模巨大，规模将超过现在所有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人口总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实现物质丰富的发展道路中，重视精神财富的积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坚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走西方强国野蛮扩张、侵略成性的发展旧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寓中国特色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发展中，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并汲取其中养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百年奋斗中的伟大创造，是一种更加丰富、更加先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明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伟大创造从产生基础上来说，是一种充分占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以扬弃的观点借鉴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优秀成果，但是在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实现路径上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发展理念上来说，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统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文明目标上来说，是一种真正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以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文明根源上来说，是一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创造的内源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古老中华文明的生机和活力，为民族复兴之路提供精神给养；从具体内容上来说，是一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五大建设”统筹推进、“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越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世界意义上来说，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文明观的文明新形态；从世界文明角度来说，是一种站在人类共同价值诉求的制高点，不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总之，守正创新与“两个结合”有着内在本质关联。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以其指导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迎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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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鹏颖，男，辽宁沈阳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文章来源：《学术探索》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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