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之“物”的当代解析
历史唯物主义之“物”的当代解析
与此对应，劳动的形式也出现了“非物质性”的特征。非物质性劳动不仅成为资本增殖的新形式，而且带来新的剥削形式——生命政治剥削。在这个新的剥削过程中不仅诞生了新的反抗主体，而且由于非物质性劳动的内在发展逻辑，
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相对抗的“逆私有化”过程，
出现了具有“共享性”的公共网络平台，
这些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放目标提供了新的机遇。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物；非物质性劳动
无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从哪个角度展开以及存在何种争议，都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基础地位。“现实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关 系的总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并不质疑这一基本原则，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对于“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再生产”的解释、对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理解，在当代出现了突飞猛进式的改变。
如果我们继续停留在原来的对于“物质生产”理解的范围内，那么理论已经远远滞后于现实，理论自身的合法性将遭到质疑。我们认为，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人类社会的“加速度”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在其内容、形式、范围等多个方面有别于传统的物质生产。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爆炸性发展，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生产领域，即人自身的基因编辑与生产。这些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范围。不仅如此，生产形式的改变必然引起劳动方式的改变，“劳动”作为生产过程与物质转换的主体，在当代也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里程碑式的转变。本文将对物质生产与劳动形式的当代变化展开探讨，并以此回应现实给予理论提出的新问题，丰富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自身的建构。
一、非物质性生产：“物”的当代新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物”，当然有别于旧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客观物质”，是指物质生产过程及其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出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生产”通常是指物质生产本身，是具体的、有形的、客观存在的，来源于自然界的物质生产资料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再加工而产生产品的过程。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与前进的动力，然而，自20世纪中叶以来，“非物质性的生产”开始兴起，并在当代社会经济形式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主导型地位。概言之，这是一种不直接以“来源于自然界中物质资料”本身的生产，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种类型：
一是以虚拟资本与金融衍生物为核心的虚拟经济。虚拟资本并不是20世纪的新事物，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阐释了虚拟资本的起源。随着银行信用制度的发展和货币经营性投资(理财)的发展，虚拟资本出现，最初表现为银行券和各种有价证券。银行券的发行最初是建立在黄金储备的基础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金本位这一参照系被放弃了，作为货币的银行券因为丧失了金储备的限制而出现了通货膨胀，这为虚拟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进入20世纪以来，虚拟资本的核心在于以有价证券等形式表达的“预期受益”，这是对于尚未出现的资本增殖的期待与炒作。“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象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取决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1]。在金融资本与虚拟资本产生之初，它并没有获得独立性与主导地位，而是与产业资本、工业资本相伴生，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本身或者说实体经济依然处于社会历史的中心位置。
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对于虚拟资本的“再虚拟”，除了有价证券的进一步延伸，同时又出现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以及各种债券、期货和期权合同等，这些金融衍生品的炒作形成了二级证券市场。虽然这种增殖预期还是建立在对于“实际物质”的想象基础上，但是随着观念的疯狂膨胀、金融衍生品更加多样化，实际物质本身的重要性越来越降低，这不仅造成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完全分离，使炒作与增殖成为唯一的目标，而且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意志经济”。虚拟资本作为金融资本中的一个新的类型，虽然产生的历史最短，但是已经具有了独立性，甚至取得了主导性地位。比如，在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面看起来是房地产危机，实际则是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担保债务权证、信用违约互换等金融衍生品造成的次贷放大为次级债券，次级债券又造成信用级别降低，最后引起了炒作这些金融衍生品的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的破产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可以说，虚拟经济不仅脱离实体经济的限制，具有了独立运行的一套机制，而且获得了驾驭与引导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由于“先进电子通信、互动信息系统，以及拥有高速运算处理复杂交易所需之模型的电脑等”[2]，金融创新的各种衍生品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可以渗透到全球的各个地方，这使得金融危机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成为全球要共同承担的风险。
二是以服务、设计、信息等为主导的新型“非物质性”经济形式，如物流业、各种网络平台、电信、数据信息等。这种新型经济形式的出现，主要依托于互联网的出现与网络社会的形成，它脱离了具体的生产环节，主要以“服务”为主。丹尼尔·贝尔提出，新型服务业的出现成为重构当代都市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都市经济的“新核心聚集于信息、通讯和先进的生产者服务范围，还有其他服务，例如电信、航空和旅游休闲业的重要部分”[3]。当然，在以往的社会中，服务业也一直存在，但是它在国民经济总额中的占比份额远远低于生产产业，一直处于附属的地位。随着网络社会在全球范围的成熟与推进，服务业的范围与形式已经远远超过传统服务业的种类，服务业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第一产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42703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1.6%，超过第二产业11.1个百分点，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0%，高于全国GDP增长1.1个百分点，连续5年增速高于第二产业”[4]。同时，服务业在税收、就业、投资、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都飞速前进，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型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型经济形式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引擎。
三是以新技术为主导的对于“人自身的再生产”，而形成的所谓“第三种生产”。概言之，就是通过技术的手段对于“人自身”的生、老、病、死问题进行干预与重构，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自然人的、技术所改造出来的“新人类”，美国硅谷工程师皮埃罗·斯加鲁菲称之为“人类的2.0”版本[5]封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两种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事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6]。显然，两种生产是指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繁衍，一直以来是人类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出现了，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几千年历史中，无论技术怎么延伸与拓展、生活资料与生存方式如何改变，人的生命本身的结构、人的肉身、人自身的再生产都遵循同一规律与原则。就如同今天坐着飞机、使用着电子产品的现代人与骑着马使用着冷兵器的古代人在生命结构上没有根本区别一样，然而，21世纪初，“奇点”已经出现，人工智能(AI)、基因编辑、纳米机器人、人机结合、合成生物技术、再生医学等的出现，技术已经走向参与生命本身的形成与构造。如果说上帝造人还是一个传说，“人再造人”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生命是可以定制与改写的，这意味着新的技术革命将“重新定义人类”。可以说，人类生命将进入一个新的版本，即“人类的2.0”，自然意义上的人类原版时代可能即将过去。“今天，我们延伸自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就是发展出能够改变生命本身的技术。因此，未来将是有机世界和合成世界的联姻，正如未来一定是人类和机器人的联姻”[5]375。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称之为除了两种生产以外的“第三种生产”。
四是除了上述三种非物质性生产的新型生产方式以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物质生产的“空间生产”，也就是说，以往的生产是空间中的“物”的生产，空间只是作为一个场所存在，空间生产则是指空间自身的再生产，即空间自身作为商品与资本而存在。在国内外学界近年的研究中，对于空间生产理论的探讨很多，概括说来，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第一，空间自身成为商品，而不再仅仅是静默的物理空间，空间成为可以炒作与增殖的资本。第二，由于跨越不同空间所需要的经济成本与时间不断降低，形成了国家与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这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形成了原材料输出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国和技术与资本输出国，资本在全球流动并获得最大收益。第三，空间生产本身具有政治性，空间生产的同时再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关系，重塑了资本在全球的布局。概言之，通过空间生产，不仅为资本找到了新的增殖途径，而且建立全球市场、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并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推向了全球。“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展、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7]。
上述四种类型的生产方式，完全有别于传统的生产类型，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形式，且呈现出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这些生产领域中的新变化，势必引起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该如何去理解与认识这些新的变化是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当代主题。
二、非物质性劳动：劳动形式的新变化
显然，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引起劳动形式发生转变，非物质性劳动成为一种新的劳动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上述的非物质性生产，根本的主体都是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只有从生产过程上升到劳动过程，才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因此，在阐释当代生产方式的变化时，必须看到背后劳动形式的新变化，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问题根本。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地说明了构成物质生产过程的要素，“所有三个要素：材料、工具、劳动，融合成为一个中性的结果——产品”[8]258。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把这三个要素整合为一体，创造性地产出一个新的东西。劳动是核心，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只不过视角有所转换，“如果从劳动本身来考察劳动过程的要素，它们被规定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本身”[9]。可以看出，在马克思这里，“产品”只是劳动“物相化”的具体表现，材料和工具只有通过工人“活劳动”进行有目的的创造，才能形成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价值与剩余价值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形成，这一过程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基本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
问题在于：在当代，“物相化”已经不能涵盖劳动的表现形式，非物质性劳动通常无法用“物相化”的产品来表达，随着非物质性劳动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生产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劳动时间、剥削形式等多个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近年来，学界开始系统性考察与研究非物质性劳动，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安东尼奥·奈格里和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等人，他们对于非物质性劳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释与分析。其中，拉扎拉托较早地对于非物质劳动作了界定，他说，“非物质劳动被界定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10]。在他这里，“非物质劳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商品的信息内容，它与商品直接关联，也就是把关于商品的信息内容融合到工业部分和第三产业的生产之中；二是商品的文化内容，“指大量界定和确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的活动，如果从战略高度说，就是界定和确定舆论的活动”[10]。这部分劳动通常与商品生产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从文化上对于大众消费口味与偏好的一种引导。拉扎拉托在对“非物质劳动”的界定中，突出强调了商品本身所具有的非物质属性，而且这种属性对于商品本身具有越来越重要甚至是主导的作用，但是“非物质劳动”依旧具有“物相化”的特点，它并不是完全与具体产品无关的独立性活动。商品依旧是物质性劳动与非物质性劳动的合成。
不过，哈特和奈格里拓展了对于非物质性劳动的界定，他们把非物质性劳动明确地划分为三种，其中界定了不需要“物相化”的“情感劳动”和“信息科技劳动”。“第一种出现在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信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中，这种融汇的方式改造了生产过程自身。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生产耐用物品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相混合并趋向非物质劳动。第二种非物质劳动带有分析和符号的任务，它一方面自身分解成为创造性和智能的控制，另一方面成为程序性的符号任务。第三种非物质劳动涉及情感和需要的生产和控制，并要求(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这些成为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动力的三种劳动”[11]286。显然，奈格里和哈特看到了非物质性劳动中“非物相化”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多，并在很多领域具有了独立性。
随着信息时代不断更迭，丹·席勒最早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则在他的《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把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结合起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变化，他系统地阐释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与哈特和奈格里对于非物质性劳动的分析不同，福克斯提出的“数字劳动”并不是从劳动的性质上区分的，而是指当代的一切劳动活动或者说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抽象化为“数字”“数据”，并进而成为一种商品与资本，这个数据抽象化的过程本身被概括为一种新的劳动形式，即数字劳动。概言之，在网络社会中，我们的所有活动，无论是生产活动，还是闲暇时间的休闲、购物、娱乐、交往、学习等一切的活动形式都可以通过数据和算法抽象化，形成数据商品和资本，并出卖转让而达到增殖的目的。也就是说，数字劳动是一种独立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劳动形式，它抽离了一切活动的内容而成为单纯的数字经济。不仅如此，数字劳动还具有一种能力，它以一种新的方式对人的所有活动进行抽象化，成为当代数字资本主义运行基础。
综上可见，非物质性劳动的界定是一个摆脱“物相化”而获得独立的过程，它经历了三个“突变式”的发展阶段。具体言之，第一个阶段的突变在于非物质性劳动在产品中占据了主动性。虽然非物质性劳动依旧与物质性产品相伴随，比如，广告与商品信息，但是非物质性因素具有主导性，它将决定产品的生产过程。只有唤起消费需求，才能决定生产的量，在消费社会中，消费需求的唤起、消费群体的定位将决定着产品的外延与内容。第二个阶段的突变在于非物质性劳动摆脱了“物相化”的束缚，成为独立的劳动形式。也就是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以智力、语言、分析符号进行的劳动或者与情感需求相关的劳动形式，等等。总之，这种劳动形式并不提供直接的物质劳动产品，主要是以“各种服务”与“创意”等为其主要的表现形式。第三个阶段的突破在于：随着算法、生物识别、大数据、互联网等等的融合性发展，“数据本身”获得了一种抽象的能力，从而具有了一般等价物的特征。这样，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的劳动形式具有了普遍的合法性，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可以通过数据的收集整理、再经过算法的分析而得出结论，这个结论既可以用于各大网络平台的商业推广，也可以用于分析预测各种社会问题与事件以及人的心理取向甚至是择偶偏好，等等。总之，几乎一切活动都可以通过数据与算法进行分析，数字劳动获得了重构当代社会秩序与人的存在方式的主导性地位，这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新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提出“数字拜物教”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三、解放的可能：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挑战与机遇
在当代，作为构成历史发展的“两种生产”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其中，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三大要素，即材料、工具、劳动都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改变，作为生产过程主体的劳动也出现了新的非物质性形态，即便“人自身的生产”也在为技术所介入重组。面对新世纪出现的这些新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应对，进一步说，历史唯物主义能不能应对，这不仅关乎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直接关乎人类对于未来命运的态度。我们知道，在当代众多的思潮中，对于人类未来的命运存在越来越多的悲观论调，比如历史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犬儒主义等，强调活在“当下”的感官体验与享乐之中。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总是内含着“解放”的终极指向，因而它意味着一种生机勃勃的乐观精神与向上的力量。“解放”“理想社会”与“完整人的生成”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变的主题，以此为参照系与目标，观照与批判现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贯态度与原则。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具体剖析当代生产过程与劳动形式的新变化之中，距离解放的目标是否更加接近，寻找存在解放的可能。为此，我们需要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审视当代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历史地”展开对于当代“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剖析。具体而言，在非物质性生产与非物质性劳动中，存在着如下悖论性矛盾，其中既意味着资本与剥削的更全面的渗透，也意味着新的反抗主体与解放可能的生成。
非物质性劳动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为自己寻找到了新的增殖载体，资本摆脱了物质的限制，从占有劳动的物质成果本身拓展到占有劳动者的智力、情感等领域。“增殖”作为资本的本性，总是要为自身寻找到新的载体与中介，它会挖掘一切领域的潜能，如同吸血鬼一样攫取新鲜血液。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标志就在于当福特制所带来的利润衰减并产生经济危机之后，“灵活积累方式”成为资本突破原有产业限制的新途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决不是摧毁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摧毁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12]“这不是一般生产的固有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固有限制”[8]399，也就是说，非物质性生产与劳动的出现使资本打破了物质性的限制、打破了劳动者的肉体限制，而进入劳动者的智慧与创造性的领域。这同时意味着资本打破了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限制，打破了空间的限制。因为创造性的智力活动本身就是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一个创造灵感迸发的瞬间绝对不可能只是在固定的厂房与工作时间出现。可见，非物质性劳动既居无定所又无处不在，哈特和奈格里将此称为“真空地带”。“新的劳动力居无定所，然而，这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切处所。就在这无边无垠的真空地带中，他们从事生产、忍受剥削。帝国就是世界生产的真空地带，劳动在帝国中忍受剥削”[11]206 。
虽然非物质性劳动的产品没有“物相化”的形式，但它依旧是一种商品，依旧在资本的控制之中。与传统的物质产品不同，非物质性劳动的价值的确无法通过单位劳动时间来计算，一个创意性“点子”出现的时间与一个家政钟点工的服务时间是不具有可比性的，但据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法衡量非物质性劳动，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所有阐释的根本在于“社会交换过程”。无论是物质性产品还是非物质性产品，比如数据、信息、创意、情感等，当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的时候，都可以测量其交换价值。当非物质性劳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的时候，资本的本性绝不会做无利可图的交换，此时剥削就已经同时发生。只不过，这种剥削与以往不同，哈特和奈格里称之为“生命政治的剥削”。因为这种剥削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对于劳动力的占有与攫取，而是对于生命本身以及智慧、情感、创造力、自由时间的全方位压榨。可以说，在当代社会中，那些被称为“码农”与“IT工人”的劳动应该是最典型的范例。
那么，资本是否能够全面控制与操纵非物质性劳动呢？历史唯物主义对此的回答必然是否定的，这也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辩证法告诉我们，一个事物的出现必然有其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正如同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出自身的“掘墓人”一样，非物质性劳动在使剥削深入骨髓地拓展到生命本身的同时，也创造出了自身的反抗性力量。也就是说，资本在对非物质性劳动的控制过程中，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其中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力量与解放的可能。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方面，哈特和奈格里有着比较具体的阐释，在他们看来，资本对于劳动的控制分为两个阶段或者说类型，即“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形式吸纳的含义在于资本仅仅是对于劳动成果的占有与控制，而劳动者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并不完全受到控制，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依旧可以自由支配。比如，当大工业生产与福特制的管理方式还没有进入生产环节的时候，在以工场手工业为主的生产过程中，工人依旧是劳动过程中的主人。实质吸纳的含义则是指，不仅劳动的产品被占有，工人劳动过程中也丧失了主动性而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资本完全地控制了劳动的全部阶段。对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明确地描绘了进入机器大工业生产阶段工人的状态，他认为，在泰勒制的管理体制之中，工人成为机器上的零件，主体性已经被物化。显然，在这个阶段，资本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实质吸纳，然而，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依旧有着明确的划分。进入后工业社会，由于非物质性劳动的独特性，它模糊了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之间的界限，从而资本实现了对于生命时间的总体性占有。“资本对价值的抽取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它不但把工作的时间吸纳到自身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甚至连生活时间也被吸纳了进来”[13]。换言之，非物质性劳动已经不再是传统工厂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而是对于主体所具有的创造力的攫取，而且实质吸纳已经渗透到了生命的全部时间，目的是实现对于生命本身的全部占有与剥削。
由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随着非物质劳动自身发展逻辑的展开，其内部蕴含的自反性力量也日益突显，成为摆脱资本束缚与获得解放的内在动力。
第一，非物质性劳动所具有的“逆私有化”性质成为撕开资本控制的内部力量。在互联网时代，“非物质性劳动生产出来的知识、语言、符码、信息、感受等，这些非物质劳动不再受稀缺性逻辑的控制，相反，在流通的过程中这些产品反而会强化和衍生”[14]。换言之，非物质性劳动的产品具有“共享性”，它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抗。比如，一本纸质的书，它只属于某个人，而当它以电子书的形式在网络上传播时则由私人物品转而具有了公共性质，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它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回应与加强。这就是物质性产品与非物质性产品的根本区别，即非物质性产品对于私有性与稀缺性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可以在网络上创建具有共享性的平台，这个平台可能是收费的也可能是公益的。以这样的共享平台为焦点，形成虚拟的社区及其人际关系。由于网络资源的共享性质，它完全不需要自然资源的成本，仅靠网络、电脑等就可以运行，因此为形成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条件。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的公众号与平台并不少见，比如一些社区互助平台、读书会，等等。
第二，非物质性劳动缩减了不同劳动类别之间的差距，具有“逆不平等”的性质。在传统劳动中，一般把劳动划分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两大类，而且不同的工种之间存在迥异的差别。因为劳动分工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在非物质性劳动过程中，依靠网络与电脑处理各种信息，几乎成为当代人的工作常态。一个淘宝平台的销售员与一个开发软件的工程师一样，都是要在电脑前处理各种数据与信息，从工作形式上看具有共同的性质。这使得不同类型的劳动最起码形式上具有了平等化的趋势。随着机器处理能力的加强与操作系统自动性的升级，不同劳动之间的差别将进一步缩小。当劳动的均质化具有普遍性时，劳动者将摆脱劳动类型的限制，从而在不同职业之间流动。
第三，新的主体性的生成。在为资本逻辑所支配的非物质性劳动过程中，与新的剥削形式同时诞生的还有“新的主体性”。在生命政治的剥削新形式中，主体的反抗也经历了一个蜕变的历程，即资本增殖的新形式造就了反抗主体的新阶层。这个新的阶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是由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社会精英阶层所担当。换言之，这个新的主体既在非物质性劳动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又没有被资本所完全控制，这样生命政治的剥削反而创造出了一个政治价值维度上的主体，他们将承担起解放的任务与引领社会历史的可能。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各种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后来者，都承认一点，即资本永远无法控制整个生活过程。在资本与劳动互相征服的过程中，劳动的解放与人的完整性的生成终将取得胜利，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与信仰。无论劳动方式还是剥削形式出现什么样的新变化，都不能控制住人的全部生命，这个结论不仅源于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源于对人性之中所固有的形而上冲动的信仰，更主要在于现实的发展逻辑，资本仅仅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终将为新的历史阶段与文明形态所替代。因此，回到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去把握与看待当代社会现实，不仅会乐观地看待人类未来的态度，而且能够坚定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自身的解放与自由人的联合体。
注释、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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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车玉玲，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23（02）：12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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