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 | 伽达默尔在中国学界最初的传播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那个《哲学译丛》，早在60和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有讲到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1963年第9期上，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为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也有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中提到过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大家知道，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开放改革之前，我们大部分当代哲学论文都是翻译苏联的，当时还不能翻译欧洲或日本的当代东西。在翻译这些苏联的书或文章里提到了Hermeneutik，当时就翻译为诠释学。关于这个译名，我要告诉大家，最早是谁译的。当时一见到Hermeneutik，知道是德国的，但谁都不知道怎么翻，因此就有人去问洪谦教授，洪谦先生认为Hermeneutik这个词翻译为诠释学好，这是他的提议。所以诠释学这个译名不是我翻的，实际上我是援用我的老师洪谦先生的译法。后来我想为什么不翻译成解释学而翻译成诠释学，那是因为在德文当中有不同于interpretation的Auslegung，其意义有别于解释，一般可译为阐释，但为了保持古代的意义，德国学者并没有直接启用阐释学，而是启用了那一个古希腊文Hermeneutik，既然这个词是一个具有古风的意思，那么我们就翻译成同样带有古意的诠释学为好。我就是根据洪谦先生的看法，把它翻译成了诠释学。

不过我要说的是，我们当时尽管翻译了这个词，但对这个词的理解还是很不够的。我记得到了70年代末，78年还是79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好象是第一次组团到德国，去参加一个黑格尔会议。那是谁领队呢，就是社科院副院长汝信。去的人有贺麟、王玖兴等知名教授。因为那时候我是贺先生的助手，所以贺先生走之前，我给他写一个关于黑格尔的讲稿什么的。他们回来以后在哲学所开了一个座谈会，我记得汝信就提了一个问题，说他们那次开会德国学者就提到了Hermeneutik，汝信问大家，这究竟是什么学问。梁存秀说，《哲学译丛》根据洪谦先生的意思，把这个词翻译成了诠释学，但是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梁存秀说他也不懂。你们看，这就是处于堂堂学术顶端的我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这就是说在70年代末，我们当时对诠释学也是不了解的。

应该这样说，当时我们哲学界怎么会不知道诠释学呢？现在年轻人是不理解的，要知道那是一个学术封闭的时代刚刚结束，当时我们还停留在那个传统上，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外，我们很少知道当代德国哲学动态。汝信的话就反映了当时我们哲学界的水平。我国真正对诠释学进行认真研究的，我认为应该是从80年代开始的。我是1983年获得德国洪堡研究基金到德国的，到德国后我深感到自己的哲学教养不足。记得当时我到了慕尼黑大学，他们的课堂上就用了什么效果历史意识、诠释学等新鲜的语汇，可我完全不懂。后来沃尔夫岗·鲍威尔的一个学生，一位年轻的教师告诉我，他说洪教授，你要了解德国哲学有一本书你非读不可。我说什么书？他说是《真理与方法》。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本书。所以我真正读《真理与方法》是在1983年。从那时开始，我就边读边翻译。开始的时候读这本书很难。你知道我有一个毛病吗？一本好书，如果读了不理解，我就一边翻译一边读。在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有很多希腊文。幸好我的德国学术顾问和朋友卢兹·盖尔德策塞（Lutz Geldstzer）教授能为我解难，他的希腊文，拉丁文很好，很多不懂处我就马上问他。大家知道，盖尔德策塞在《真理与方法》中就被伽达默尔提到了三次。伽达默尔说他曾对发掘出来的诠释学新材料“加上非常仔细，令人叹为观止的博学的导言”，盖尔德策塞曾为诠释学史编了好多很难找到的好资料。

我是在1985年回国的。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教授在编辑现代西方哲学家论集，负责具体编辑的是李幼蒸，他当时正在为中国大百科辞典哲学卷撰写诠释学辞条，并为该论集撰写伽达默尔诠释学。在中国最早集中介绍西方诠释学的一个研究版本，应该说是《哲学译丛》1986年的一期专刊。记得我回国不久，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组的李幼蒸先生，有一天来我家找我，说他们想在《哲学译丛》上办一期解释学专刊，希望我给他们提供一篇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论文。我说好啊，这正是我的想法，我当时就答应从那大部头的德文《哲学历史辞典》中译出伽达默尔写的“诠释学”辞条。《哲学译丛》这期解释学专栏，除了我的译文外，还有李幼蒸、甘阳、王炳文等好多人的译文。从今天来看，这一期专刊在中国传播西方诠释学史上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我国解释学史上有其光辉的一页。1987年，我所在的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在北大、南开、武大几个哲学系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共同支持下，在深圳大学召开了一个解释学的研讨会，这可以说是我国解释学第一次会议。会上我专门请盖尔德策塞从德国来中国，他讲了一个题目叫“什么是诠释学？”。在这个会议上，李幼蒸、刘小枫、甘阳都来了，这次会议好像给我国诠释学研究带来一股强风。

另外，我要说的是李泽厚他带的那个团队，那是一批搞美学、文学的研究生，其中有王才勇。他们翻译了一些美学上前沿的东西，王才勇当时就首先翻译了《真理与方法》讲美学的第一部分，该书是1987年出版的。另外，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也最早进行了诠释学研究，他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出版于80年代末，当时还有一位在海外的名叫殷鼎的先生，他也出版过一本《理解的命运》。

我对《真理与方法》的翻译始于1983年，到1986年基本上译完了上卷，但非常不成熟，问题很多。为了慎重起见，我没有把它及时交给出版社，记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那个编辑专门跑到北京我家来要译稿，我只是说好啊，请等等。当时我就感觉到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不要匆匆忙忙译，最后我给他们的时候大概是九十年代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真理与方法》是在1992年，不过只是第1卷的上册。台湾时报文化公司在同年把德国版权买走，他们跑到北京来找我。希望我能把两卷本《真理与方法》交给他们出版。他们动作非常快，一接稿就出版了，1993年出了第1卷，1995年出第2卷。到那个时候，上海译文只是出了个第1卷。一直到前几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才把版权买到，完整的而且重新修订过的第1和第2两卷才在大陆出来。
《诠释学Ⅰ、Ⅱ：真理与方法》（修订本）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著  洪汉鼎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

* 本文节选自《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载于《河北学刊》2012年第3期）

（编辑：周之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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