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大帝与“和睦”政治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莫里亚克（Henry M. De Mauriac），纪盛译，选自《经典与解释55：亚历山大与西方的大一统》（娄林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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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并非没有历史撰述者。比如卡里斯忒涅斯（Callisthenes），是陪同亚历山大东征的哲人，他记录了直到大流士之死前所发生的事件；托勒密，亚历山大的一位将军，后来的埃及国王；奈尔科斯（Nearchus），率领亚历山大的舰队从印度河经波斯湾返航的海军司令；奥涅斯克瑞托斯（Onesicritus），奈尔科斯舰队的领航员；以及阿里斯托伯罗斯（Aristobolus），亚历山大印度冒险的向导。在公元前4，或可能是3世纪，克莱塔科斯（Cleitarchus）撰写了一部绘声绘色但不太可靠的亚历山大远征亚洲的著作。所有这些资料都已轶失，但这些都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可能对于亚历山大最可靠、最清晰的记载还是阿里安（约公元150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和《印度战记》（Indica）中。目前可以辨别出，他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基于托勒密和阿里斯托伯罗斯记载的内容，而《印度战记》则是基于阿里斯托伯罗斯和奈尔科斯的叙述。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约公元前20年）的《史籍》（Bibliotheca historica）借鉴了克莱塔科斯。这部著作的现存部分中，卷11-20涉及亚历山大。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约公元42年）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De rebus gestis Alexandri magni）也几乎完全源自克莱塔科斯。尤斯汀（Justin，公元2世纪）的《腓力家族史》（Historiarum philippicarum libri）46卷，也使用了克莱塔科斯的内容，但他使用了来自特洛古斯（Trogus，约公元10年）的《腓力家族史以及整个世界的起源及其地理状况》（Historia Philippicae et Totius Mundi Origines et Terrae Situs）中的大量史料。普鲁塔克（约公元45-125年）的《亚历山大传》也使用了克莱塔科斯的著作，但比他的前辈们使用得更为慎重。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塔科斯的谬误主要体现在后来的史学家们都将他的作品当作相关讯息的首要来源。
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腓力遇害，他年仅20岁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位。此后的两年，这位年轻的国王处置了他的政敌，巩固了他作为柯林斯联盟霸主的地位，整军经武准备东征。公元前334年，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亚历山大大帝以一支35000人的军队，越过赫勒斯滂沱（Hellespont）。亚历山大大帝于格拉尼库斯河（Granicus）首次对阵波斯，击败了当地总督们率领的军队。之后，他接连战胜了为数不多但装备精良的波斯守军，并在伊苏斯击退了御驾亲征的大王大流士（Darius）。紧接着就席卷推罗（Tyre），占领加沙（Gaza），然后剑指非洲，长驱直入尼罗河流域。在确保了埃及人对他的效忠后，亚历山大率部返回波斯，在高加米拉（Gaugamela）战役彻底击溃大流士的主力部队（公元前331年）。是役，亚历山大完全粉碎了伊朗人有组织的抵抗，故可称此战是具有决战性质的一役。大流士全速撤至埃克巴坦纳（Ecbatana）和巴克特里亚（Bactria），后被当地的总督贝苏斯（Bessus）杀害。尽管在高架米拉之役后又经历了众多艰难的战斗，但波斯人已不再是以一个统一战线的形式来对抗马其顿侵略者。巴比伦没有作丝毫抵抗，苏萨（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也只是一战即降。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Sogdiana）这些偏远的东部省份于公元前330至328年期间被征服，但这都是在与当地统治者经过在一系列激烈的战斗之后。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准备入侵印度，这次行动耗费了从公元前327年一直到324年的三年时间。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返回苏萨，在那里他将重心转向尚未完成的事业，建立一套政治体制，但这项工作再也无法完成。这位33岁的征服者因持续高烧病薨于公元前323年6月13日。
亚历山大帝国以及他的征服路线
这一对亚历山大活动的回顾，虽简短而不足，但也展现出他帝国辽阔的疆土和疆域内民族的多样性。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亚历山大与亚洲的国土和人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讨论亚历山大关于人类大一统的思想，考查他帝国的组织形式。02
在古典时期，希腊人十分粗暴地把人类分成两类，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后者称为蛮族，通常被认为是劣等人种，尽管偶尔会有一些人，如希罗多德和色诺芬，可能会主张某些蛮族人拥有优秀的品质且值得尊敬，比如埃及人的智慧和波斯人的勇气。但到了公元前3世纪，我们遇到了一批类似的意见或主张，可称其为普世主义；认为全人类是一个整体，四海之内皆兄弟，或者无论如何应该如此。[1]
大一统的观念源自希腊的和睦（Homonoia）概念。和睦，一个很难翻译的单词，有团结与和谐的意思，也有“万众一心”之意（同上，页4）。希腊人认识到和睦令人向往，但他们却持一种消极的观念：没有派系间的纷争。
和睦一词几乎丝毫不包含稍后所获得的更积极的意义——一种心智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避免战争或派系纷争，因为冲突的各方都是一个整体。（同上，页5）
通过提出“将整个希腊世界视作一个整体，而城邦间徒劳的战争和城邦内持续的派系争斗都是无意义的纷争，”（同上）伊索克拉底延伸了希腊传统理解的城邦内部的统一与和谐的意义。当腓力成为柯林斯联盟霸主，伊索克拉底的提议正是这一延伸的和睦概念，并被腓力采纳。虽然伊索克拉底不接受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蛮族都是天生的奴隶，但他运用了柏拉图的观念，提出希腊世界应该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敌人：蛮族。此处的蛮族指波斯人，而且伊索克拉底认为，最快速有效地团结全希腊的方式，就是发动一场对波斯人的圣战。
随着腓力的去世，伊索克拉底失去了影响力。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亚里士多德的和睦概念。
亚里士多德告诉亚历山大，待希腊如友，视蛮族为兽；但亚历山大理解得更出色，他首先把人分成善与恶两类，而不去考虑他们的种族。（同上）
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可能意识到，将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中的居民视为自由人而非奴隶，更易于解决行政管理问题。拉戴（Radet）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亚历山大看来，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种族的区别，不如说是文化差异问题。”虽然亚历山大并没有接受柏拉图的和睦观念，但是，柏拉图还以为，如果某种东西结构协调且令人满意，那么，任何一种这样的东西都是有可能的，而亚历山大对人类大一统的理论与柏拉图这个看法并非不符。
亚历山大的人类大一统概念，在下面出自普鲁塔克的两个段落中得到了充分地表述：
他在第一处提到，他的意图是要在人类中间实现普遍的和睦、和平、和善，并使所有的人类形成一个整体；另一处，此处我将先不提及上下文而直接引用，亚历山大说，“神乃众生之父”。 [2]
亚历山大的信念促使他渴望达到这一目的，他相信自己的行为乃神授天命，要去实现人类的和谐共处。亚历山大运用的和睦原则，给塔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用这段话作为他专论的总结：
亚历山大，因他所成就的伟业，被称为大帝（The Great），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怀疑，他的这个想法——可称之为一个目标、一个梦想、或任何你们所认为的东西——正是他的最伟大之处。（同上，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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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其顿，亚历山大与腓力及其祖先一样，是人民和军队的国王，在他身边的本族军人保留了军队配置中的旧有权利。对于在柯林斯联盟中的希腊人而言，亚历山大被联盟赋予了霸主的权利，但同时也要履行盟约规定的义务。亚历山大作为波斯帝国的大王，对亚洲人而言是绝对的统治者，同阿契美尼德王朝一样，他视自己为已故大流士的继承者。[3]
当亚历山大着手为他新征服的波斯帝国建立起一套行政体系时，这正是他的立场。尽管他对自己的家乡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但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人能胜任帝国内的波斯和印度地区的统治。在他看来，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去实践广义上的和睦。他拥有各种各样的民族，这使他能以此为基础来尝试践行这一理想，他也有绝对的权力以确保他的命令能够及时执行。在他的心目中，新帝国“最根本的实质就是希腊-东方式（Greco-Oriental）”。不存在小股马其顿统治阶层与庞大的未参与政权的伊朗人民的对立形式。在尽其所能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共同的事业。在建立他的统治时，亚历山大大帝并没有忽视波斯的某些优势元素，比如在处理大帝国问题上的手段。他尤其重视波斯的权力组织结构，以及波斯总督辖区的行政效率（同上，页28）。他将这些都融入自己计划的行政体系。由于他在处理个别问题的时候并不考虑其方式的统一性，所以很难对亚历山大治理下的帝国组织进行详细的审查。但总的来说，他的实践就是任命伊朗人为行政总督，而马其顿人则负责新设立的机构，尤其是税收和金融。这两个机构相互独立运作，其特点之一是尽可能地减少不当的财政支出。除了这些安排，他还任命马其顿人出任总督辖区的驻军统帅。这样，他就能确保马其顿人作为征服者的军事地位，当地的波斯人则由波斯文官统治。从印度返回后，亚历山大发现，他不在的那段时期一些波斯总督行为不端。于是，他开始起用信得过的马其顿人，公元前328年后，他再也没有任命过东方人出任总督。导致不成功的因素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实际上尝试促成波斯人与马其顿人之间的合作。
单独处理税收与金融问题，“绝对是亚历山大独创的想法”，说明他对新帝国的经济问题的十分在意。这一创新总体上的表现是划定税收区域，通常由几个总督辖区组成。他以这种方式组织起了一个高度集中且高效运作的税收和金融机构。他通过行使金银铸币权，进一步规范了帝国的经济。[4] 规范铸币的发行，以及对税收和金融结构的集中管理，表明亚历山大大帝的目标是使他的帝国保持统一。他在这些经济领域内的措施非常成功，在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成就也尤其突出，他为帝国内部的安全贸易开辟了道路，这是以前从未有人完成过的事业（同上，页248）。
除了这些机械运作的行政要素，亚历山大还开创了一个双重文明政策。这一政策具有互惠的性质，其目的是让波斯人理解希腊人的文化，让希腊人了解波斯人的习俗。尽管可以明确地说亚历山大的行为值得赞扬，他计划的精髓是平等互惠，但也必须承认，该政策退化成为一个用希腊思想去教化波斯人的方案。这种教化尤其体现在希腊艺术与文学的形式上。其后的东方建筑可以看到这一希腊艺术的影响，这些建筑在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的数个世纪仍然反映出希腊文化的影响。文明教化更进一步的活动有益于希腊人和波斯人开展科学研究，尤其是在地理学和制图学领域。但这种由志趣所激发的探索，其研究和发现的地理知识并不比传播希腊化文明更加重要。作为希腊文化和贸易十字路口的中心，亚历山大建立的城市在传播希腊文化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教化和教导希腊人和波斯人最绝妙的尝试可能，就是推广跨民族的通婚。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通过种族融合以防止反叛的发生，亚历山大是这个杰出想法的支持者。因此，公元前324年，在苏萨举行了场面极其盛大的婚礼，马其顿士兵和军官们统统娶了波斯妻子。亚历山大以身作则，在公元前327年娶了美貌绝伦的波斯新娘罗克珊娜（Roxana）。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Roxana
a 1756 painting by Pietro Rotari
可以说，亚历山大的政策有七个主要特点：1.富有智慧地关注了波斯人的福利；2.重视波斯人的行政组织，特别是宗教；3.平衡分配马其顿人和波斯人的官职，波斯人治理民生，而马其顿人主管军事；4.“渐进再生”的波斯而不是“逐步退化”；5.帝国内的自由交通；6.支持调和不同习俗；7.赐予波斯人自由和特权，赋予本族人优越和权力。04
他必须在东方文化自身的基础上满足当地的人民，他必须以他们的方式成为他们的君主。考虑到他们的偏见与歧视，宽容同情地处理此问题最可靠的手段是在他们中间树立起一种希腊化的文明。亚历山大展现出一位伟大王者统治的国家，身边充斥着东方的繁复礼节和盛大排场，在他出席的各种场合中，对他人几近苛求的自谦行为源自东方人的顺从，他采用了这条准则，即王者具有神圣的人格……。他希望最终能够在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中间形成如亲属关系般牢固的统一。[5]
这就是亚历山大作为波斯大王的情形。他选择用以实现和睦的最恰当的方式，就是这一系列行为。
亚历山大欲以成为大王的方法存在两个重要的困难。第一，是他试图创造一个人为的社会结构，其中所有的种族与人民，彼此共同享有社会的平等。由于这一尝试，触动了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这些帝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元素，导致马其顿人和波斯人都十分不满。波斯人之不满，是因为以前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统治阶级，如今与巴克特里亚人、索格底亚那人、叙利亚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属于同等的社会阶层，但传统上他们却被[波斯贵族]认为劣等民族。另一方面，马其顿人，觉得亚历山大赐予波斯人与他们的征服者相等的社会地位，实乃背弃他们的行为。这种感觉在军队中最为明显，因为大批波斯人被混编入马其顿的军队。
亚历山大的军队和他最亲密的朋友都强烈反对他与波斯人阿尔塔巴祖斯（Artabazus）之间过于密切的往来。他们无法接受他们的君王与一名波斯政治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后者明显被马其顿人视为最微不足道的那类人。此外，他常常身着波斯服饰，也刺激了亚历山大身边的人。他们还特别反感他与罗克珊娜的婚姻。他们认为，亚历山大身为马其顿国王，其显赫的出身使得他绝不能娶一位蛮族人。马其顿人并不喜欢波斯-马其顿王位继承人的这一概念。唯有希腊或马其顿的女人才是亚历山大可以完全接受的王后。
重要的是，对社会平等这件事的抱怨只是马其顿人更深层怨恨的表面现象，这些怨恨源于亚历山大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比如亚历山大的神性问题。如果没有了王者的角色，马其顿人很可能会忽视其他来源的不满。为了探寻这一问题的根源，有必要考察是哪些事件导致亚历山大了要将自己视作神明的想法，以及这一思想对帝国行政需要的应用。
我认为，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v）如下的陈述非常重要：
我们并不确知，但我倾向于确信，亚历山大把自己置于普通凡人之上，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王者，也不只是因为自己是赫拉克勒斯遥远的后裔。[6]
这意味着亚历山大可能认为自己是神，但指出这一点并没有确凿证据。罗斯托夫采夫对此事谨慎的表态，我相信其原因以后会变得清晰起来，重要的是不要武断地得出结论：他认为自己是一位神圣的统治者。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来到戈尔迪（Gordion），在那里他切开了著名的戈尔迪死结（Gordian Knot）。传说解开这个结的人将能统治亚洲。起初，年轻的征服者试图解开它，但失败了，于是他抽出利剑斩断了绳结。[7] 死结被解开了，神谕应验了。从那时起，按照正统的观点，他觉得自己注定要统治亚洲，尤其是他得知自己是赫拉克勒斯遥远后裔的这一事实之后。
可能，最重要的是公元前332年末至331初那几个月间发生在埃及的事。要理解这一事件，需要我们了解其历史背景。
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埃及尚处于波斯人的统治下。
在大多数地区，波斯的统治都相对公正和人道，自居鲁士以降的所有国王中，只有两个人属于最坏意义上的僭主。但也正是如此，冈比西斯（Cambyses）和奥库斯·阿塔薛西斯三世（Artaxerxes III Ochus），二人给埃及人的想象中留下了对波斯君主仅有的清晰印象，一种痛苦的印象。 [8]
冈比西斯由于亵渎神明触怒了埃及人，奥库斯则压迫和奴役了太多的人，其数数远远超过了他的僭政所需。对埃及人而言，亚历山大就是他们的解放者。亚历山大因此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迅速获得了大量的埃及式称号：强大的君主何露斯（Horus）、埃及的守护者、阿蒙（Ammon）所眷顾之人、被拉（Ra）所遴选之人、上下埃及之王、拉的秘生子（同上，页112）。
对亚历山大之后前去拜谒阿蒙神庙请求神谕的解释，反映了埃及人的普遍观点。当然，亚历山大会支持重获自由的祭司和神庙的馈赠，所以，神谕向亚历山大致敬，视其为阿蒙的儿子，这也就毫不奇怪了。对希腊人而言，阿蒙等同于他们的宙斯，这种致敬意味着亚历山大是诸神中最强者的儿子。此外，神谕鼓动亚历山大去渴望成为波斯的大王。这种鼓励在我看来十分重要，因为我认为这证实了他之前内心持有的一项使命。我也认为，罗斯托夫采夫观察到的正是这种使命感，导致亚历山大将自己置于普通凡人之上，且极为重要。我相信正是基于这种使命感，亚历山大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超凡的人。
当亚历山大从埃及返回并在高加米拉之役战胜大流士，他的返回带着宙斯-阿蒙之子的光环。如果不是因为大流士和他的前任们被伊朗人视为神圣，那么他这个新获得的神圣属性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亚历山大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成神的资格。当然，这些资质源于：1.他与赫拉克勒斯的关系；2.他切开了戈尔迪之结；3.宙斯-阿蒙神庙的事。这些著名事件使亚历山大易于获得成为大王所需要的特质。
对于亚历山大作为具有神性的概念与亚历山大作为肩负使命的人之间的联系，塔恩作了具体化的对比：
他确实说过，神乃众生之父，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神视高贵与优秀之人为自己的子嗣；他渴望成为世界的和睦使者与调律师——在他权力所至的那片世界；他确实曾试图将他帝国内的人民以友善与和谐的方式团结一心；作为一个开端，当他在俄庇斯祈祷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和睦并互相成为统治上的伙伴时，他的意思不是在统治层面的合作关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9]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对罗斯托夫采夫观点的补充。我相信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亚历山大运用了波斯国王的神性，来实现他的和睦，他“更完善的统一”的雏形。
在成为大王的同时，亚历山大还采纳了东方君主制所具有的传统礼仪和习俗。这给他带来的麻烦比他的任何其他政治上的冒险行为都要多。马其顿人是他不得不仰赖他们的支持，但他们觉得他背叛了他们，抛弃了希腊人转而以波斯人取而代之。亚历山大采取的东方式的神性实践中，最为马其顿人所反对的，是践行鞠躬礼（proskynesis）：臣民须在大王面前俯伏在地表示恭敬。波斯人和希腊人对此制度的不同意见是问题的关键。波斯人认为鞠躬礼是对大王的致敬，但是，
希腊人认为“鞠躬礼”不属于一种致敬的类型，而是膜拜神灵，至少是英雄，而不是活着的人。[10]
拉戴表示“从未有过向人行鞠躬礼的先例……”
我们确信，亚历山大并非企图向马其顿人积极推进东方式的专制主义。事实上，他只尝试过一次，但遭致普遍的不满，他就放弃了努力。即使这仅有的一次，与其说是强迫马其顿人宣誓顺从和效忠，不如说是举行了一次统一的宫廷礼仪。然而，马其顿人认为这是一种成为僭主的企图。他们无比尖锐地回想起在雅典被纪念的刺杀僭主者的名字，哈尔摩狄俄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革顿（Aristogeiton）。这一系列关系密切的事件，尤其是要求马其顿人俯伏在地的插曲，表明了亚历山大和他的军队之间不断扩大的裂隙。
鉴于以上所论，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成神本身并非亚历山大大帝的目的，他的目的在于和睦。在这一政治行动中，他强大的军队是他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他没有能力说服马其顿人接受民族融合的必要性。借助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和宙斯-阿蒙的神谕，亚历山大看到了属于他自身的神性，这对实现他自己提出的联合事业而言，是一件既优秀又合适的工具。他动用了所有他能动用的全部资源，只为创造一个充满和睦的帝国。
注 释
[1] William Woodthorpe Tarn，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 Reprinted from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XIX，1933，p.3。
[2] 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前揭，p.7。
[3] Ulrich Wilcken，Alexander The Great, New York，1933，p.245。
[4] Gustave Glotz etc.，“Alexandre et l’hellénization du monde antique”，前揭，pp.228-232。
[5] J. B. Bury，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p.794。
[6] M. I. Rostovtzev，“The Orient and Greece”，前揭，p.352。
[7] J.B. Bury，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前揭，pp.755-756。
[8] F. A. Wright，Alexander The Great，前揭，p.109。
[9] W. W. Tarn，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前揭，pp.27-28。
[10] Gustave Glotz etc.，“Alexandre et l’hellénization du monde antique”，前揭，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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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贾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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