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西渐丨李璠：杂糅与逻辑——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装饰及造型问题研究

Original 李璠跨文化艺术史 2022-11-22

杂糅与逻辑：

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装饰及造型问题研究

文/李璠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讲师

导论

一件难以归属的青花瓷器的跨文化归属

（节选自文章正文）

通过对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装饰及造型问题的研究，我们可知，在同时代皇室订件、教会订件以及私人订件的对比下，该执壶是当时景德镇工匠高品质制作的典范。从欧洲纹章学的长期传统来看，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在形式上无疑遵循了欧洲纹章学最基本的传统，但恰恰在所有能够显示持有人身份的部分丢失了可以判断的依据和线索，故很难将其认定为任何一个具体家族的订件。长期被学界认定的订件人安东尼奥·佩索托或其家族，是结合航海文献被推理想象出来的可能订件人之一。“佩索托所属”之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能保守地将其归入16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商人的订制产品。而类似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的“伪纹章”的出现，有部分源自景德镇青花工艺、葡萄牙纹章管理制度的客观因素。但也不能排除来自订件人主观默许的可能性。由于任何一个装饰传统对于填补一枚欧洲纹章所留下的空白来说都是断裂的，因而工匠转而诉诸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装饰逻辑:对称与呼应，即不论大小主次，在该执壶上的图案都要如影随形地出现两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于是，纹章图案两次出现是出于装饰性需求，恰恰是对其庄严的唯一性的背叛。与其说纹章图案作为欧洲传统的代表占据了青花执壶的视觉中心，不如说它被统一到一个更大的，由中国、伊斯兰文化装饰传统构成的框架之中--虽然表面上看它们处在视觉边缘，但逻辑上更为完整统一。

——李军：《导论：一部由引文构成的跨文化艺术史》

引言：

现藏在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以其良好的保存面貌及较高的曝光率，近年来颇受纹章瓷、外销青花瓷、中葡贸易等多个研究领域学者的青睐。尤其是在2012至201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英国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合作举办的“瓷之韵——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瓷器精品展”（Passion for Porcelain: Masterpieces of Ceramics from the British Museum and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上，这一执壶再次亮相，无疑进一步扩大了知名度。作为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的馆藏，这一执壶被学界普遍认为它很可能是安东尼奥·佩索托（António Peixoto）来华进行走私贸易时订制的（图1）。

图1 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

嘉靖年景德镇制，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笔者摄

壹

精工之作

达·伽马从古里返回里斯本时，曾献给葡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495--1521年在位）一批从古里带回的中国瓷器。其中有两件是弘治时期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盘，上绘缠枝莲纹和龙、麒麟纹样，现藏在桑托斯宫。【1】这些等级较低的民窑青花是如何到达古里并被进献给曼努埃尔一世的呢？葡萄牙史料中有录：“上述满刺加中国式帆船泊于屯门岛。如前所述，该岛距广州20里格。这些岛屿至南头陆地的海面距离为1里格。在那里，满刺加中国式帆船泊于屯门澳，暹罗的中国式帆船则下碇葵涌港。较之暹罗人的港口，我们的港口距中国更近3里格。”【2】史料中所记载的屯门澳为今香港竹蒿湾，而在1986年至1992年期间对竹蒿湾进行的三次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青花瓷500余件，碎片2万余片。

多为餐饮具，大部分属于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青花，有少数高档成化窑青花瓷。【3】这些成化窑青花瓷与景德镇珠山出土成化官窑青花瓷的品质相仿，也无怪乎有学者推测竹篙湾遗址极有可能是“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的走私码头。【4】虽然，我们无法一一还原当时的贸易流程和线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即便是葡萄牙最高统治者所获民窑青花亦需费尽周折外加些许运气。虽然诸般困难，但葡萄牙的上流仍旧对中国青花给予了热切渴望，很快便不满足于只有异域纹样的器物，开始了自我元素融入其中的尝试——订制青花瓷。

葡萄牙国王能够获得的订件究竟是怎样的？从目前所留存的实物来看，带有曼努埃尔一世浑天仪纹章及葡萄牙王室盾牌纹章的订件为主流，以执壶、碗盘的器形居多。其中较为知名的一件执壶，高26.4厘米，壶身两侧中心图案为曼努埃尔一世浑天仪圆形纹章，颈部绘有简化的蕉叶纹，流与壶身连接处有鱼龙形象，下部为莲花图案装饰，青花发色浅淡而清晰。其制作时间为正德年间，现藏于里斯本梅德罗斯及阿尔梅达基金会。（图2）

图2 葡萄牙徽章与浑天仪纹青花执壶，

正德至嘉靖年景德镇制，里斯本梅德罗斯及阿尔梅达基金会收藏

同时，该基金会还收藏有同一时期的一只深腹盘。此类王室订件中最有趣的一件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水罐，高18.7厘米，饰云雷纹六方形口沿，柄残，底款为“宣德年造”。（图3）

图3 颠倒盾形纹章青花水罐，

宣德年景德镇制，大都会博物馆藏

虽然工艺不甚出彩，但质地也属素雅柔和，其腹部所绘葡萄牙王室盾牌纹章上下颠倒【5】，王冠部分的描绘结构含混，并与盾牌连为一体；被视为葡萄牙战胜摩尔人的国家象征的七座城堡不见其具体形象，只有七个如齿梳状的区间分割；五个蓝色盾牌上的五个白色圆形，本应排成X形十字，却统一旋转了九十度和蓝色盾牌的十字形方向一致。【6】可见，对于葡萄牙王室盾牌纹章，工匠只能求大致形似，而并不能照顾到种种细节。

相比于那些纹章颠倒或者细节模糊的订件，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的制作者显然获得了一个更为精准的纹章图样。该纹章主要由头盔（Helmet）、盾牌（Shield）及披风（Mantling）三个部分构成，披风部分是舒展的飘带状卷叶，左高右低，并不完全对称（这与目前一些纹章图典的手绘案例具有一致性）。【7】在披风的簇拥环绕下，是一个头盔形象，除了肩颈部变形拉长外，不论是头盔面部窥视处条格结构，还是头盔接缝处的铆钉与肩部嵌花花边，都被完整地表现了出来（图4）。

图4 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局部

其画工之精细使我们足以清楚地判断出他所临摹的纹章本身是1500年以来欧洲最为流行的一种栅格头盔（the Barred Helmet），尤其是在法国，明确指出头盔方向应大部分朝右，向左的头盔则非正统，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开始追随。【8】此执壶上两面的纹章图案高度一致，方向也向右。

最令人惊讶的是，工匠甚至连头盔与盾牌衔接处最不起眼的两条条状连接物（Strips）也有所观察和表现。这一细节并不是欧洲纹章传统的必需结构，但在有些纹章图案中被保留，目前我们仍能在葡萄牙军队的某些组织（如科索沃国际安全部队KFOR）及军队档案总部的纹章中看到这一结构。【9】此外，从深浅不一的叶脉与叶片，以及头盔形象的边缘处也点染了淡淡的阴影，都显示出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的制作者在有意强调一种自然的明暗关系。在同时代其他工匠还存在着对头盔结构的错乱性理解时，他已经对表现四分之三侧视头盔时所带有的透视短缩的视觉效果有所领悟。

贰

佩索托者何

虽然关于佩索托家族的记录极为有限，但学界一直以来倾向于将这件器物的订件人认定为这一家族的订件。最早在戈尔德施密特（Goldshmidt,1978）、约翰·艾尔斯（John Ayers,1980）等学者编纂的馆藏目录中出现，目前已知最早较为详细的讨论出自柯律格（Craig Clunas）编著，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出版的《中国外销艺术和设计》（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柯律格在文中指出，这件绘有纹章的器物极有可能是16世纪晚期带有去中国进行贸易任务的海员从景德镇订制的。由于纹章不显示颜色，故难以断定确切的纹章身份，但他认为很可能是葡萄牙佩索托家族的纹章，并进一步描述了安东尼奥·佩索托与其同伴在广州登陆未遂，辗转到泉州进行海上贸易的过程。而如果是在此次航程中购买，那么银质配件应为返程的旅途中或返程后不久添加的，因为银饰是同时代的。【10】

之后，学者们渐渐忽略了柯律格所说订件人的不确定性，而沿用安东尼奥·佩索托为订件人这一看法。努诺·德·卡斯特罗（De Castro, Nuño）在《中国瓷器和帝国纹章》（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Heraldry of the Empire）中提到佩索托家族大致于1511年取得这类纹章的使用权。【11】安娜·杰克逊和阿明·杰弗（Jackson, Anna and Jaffer, Amin）为2004年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举办展览“遭遇：亚洲与欧洲的汇聚1500-1800 ”（Encounters: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1500-1800）编著的图录【12】，万利拉·桑托斯（Santos,Varela A.）《中国瓷器上的葡萄牙：贸易五百年》（Portugal in Porcelain from China: 500 years of Trade）中也有著录。【13】尼古拉斯（Nicholas Zumbulyadis）在《麦森青花瓷》（ Meissen's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中除了补充提到了器底的嘉靖年款，其余的基本上完全沿用了柯律格的说法。【14】莱诺·利夫克斯和希拉里·杨（Reino Liefkes and Hilary Young）主编的《世界陶瓷杰作》（Masterpieces of World Ceramics, London）【15】以及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官网对这件执壶的介绍【16】亦是在此基础上，增添一些对器物细节的观察和对佩索托家族活动的简略描述。

相比柯律格经由文献对照实物而产生的这一知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万利拉·桑托斯基于纹章图案本身的研究意见。他认为此壶制作时间大致在1560年左右，虽然佩索托家族曾使用金配红或金配蓝的棋格普通图记（Checky Ordinaries）盾牌纹章，但并没有可靠图本留存，而根据《卢西塔尼亚纹章书》（Lusitanian Armorial）的记述，葡萄牙同时期其他家族也使用类似的多条格盾牌纹章（如Alcoforrado、Cotrim、Godins、Sá），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是无法准确判定其归属家族的。【17】

执壶上的纹章无疑遵循了欧洲纹章学最基本的传统——在半圆底的盾牌上绘制清晰醒目的棋格普通图记，作为装饰辅助物的头盔、条状连接物以及披风比例适中。但恰恰在所有能够显示持有人身份的部分丢失了可以判断的依据线索。纹章中最核心的盾牌部分的棋格普通图记在欧洲是相当常见而普遍的，在《贝伦维尔纹章图案汇编》（Armorial Bellenville）【18】中有所著录，而在《康拉德·格吕嫩贝格纹章书》（Wappenbuch des Conrad Grünenberg）书中就载有六个不同地区棋格普通图记纹章的图样。【19】此外，更为著名的西属尼德兰总督阿尔瓦公爵（Duque de Alba）的家族纹章也都采用了棋格普通图记的形式。【20】但之所以仍然可以被区分出来，一方面是配色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是羽饰等其他附属物上的区别。相比之下，执壶上的纹章缺失之处在于没有辅助信息，更没有铭文条幅。

因此，摆在观者面前的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精美细节却背离了本质属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鲜明标定）的“伪纹章”，而十分戏剧性的是它在视觉形式上的清晰准确与身份信息上的模糊不详同时达到了极致。

叁

复合式造型来源

此执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执壶造型，而是更接近一种蒜头瓶与执壶的结合体。在目前已知的外销瓷实物中，不论是蒜头瓶或是执壶都有案例可循，而这种器形的留存较为少见。【21】

虽然元明以来景德镇的青花制品多是汉地与中亚地区互相影响的产物，甚至有学者也认为，这种器形并非欧洲常见，更像是中东样式。【22】但这一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蒙古统治时期之前并没有可供直接参照的伊斯兰器形传统，而蒙古统治下，伊朗地区的陶器受到了汉地更深刻的影响。【23】那么，这件执壶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之为中东样式，是需要被谨慎探讨的。9——12世纪早期伊朗不论是在陶器、玻璃器还是金属器方面，瓶和壶的造型上有着相对稳定统一的风格：瓶类基本上是球形腹连接长颈和扁平轮缘，有些是高足，有些为平底。在伊朗东部省份，特别是在伽色尼（Ghazna）、赖伊（Rayy）和法尔斯（Fars）的发现表明高足深腹的青铜瓶风格源头很可能来自萨珊银瓶（因为缺乏装饰或装饰的限制，许多伊斯兰青铜器准确的年代都很难被判定，但在10世纪或11世纪的年代似乎是可能的）。而在科曼莎（Kirmanshah）、巴格达（Bagdad）和德黑兰（Teheran）发现的玻璃瓶为平底深腹，它的造型和装饰亦在尼沙普尔（Nishapur）的青铜瓶上得到了延续。而壶类一种是由以上所述瓶类器形添加手柄而成，另一类则基本上是底部平坦，宽腹折肩，圆柱形颈，无流，口沿外扩（有时也会处理成兽首）加上一个连接肩部和口沿的宽扁手柄（图5）。

图5 青铜执壶及其线图，尼沙普尔，伊斯兰早期

此类造型的陶器、金属器在阿富汗的迈马纳（Maimana）、突尼斯的苏萨（Susa）、梅尔夫（Merv）、尼沙普尔均有发现。【24】然而，正是这些简单的器形，却长久地发挥着其影响。在前蒙古统治时期，这些集中出现在伊斯兰世界的基本器形相对比较朴素，与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如果说有什么相似之处，便是颈部与手柄由金属板和金属条连接。金属条的用途尚不清楚，但它可能起到了增加手柄强度的作用，也可能用于连接小型饮水器皿或盖子。【25】这似乎为包括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在内的许多青花瓷执壶颈部出现的叶形开光提供了一个原型的来源。经过蒙古统治时期，它们终究参与到了青花瓷的设计中【26】，但这类器形与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造型之间的联系终究是微弱的（图6）。

图6 青花执壶，永乐年景德镇制，大英博物馆藏

另一方面，蒜头瓶在秦汉时期就有铜制与陶制器，在关中地区的墓室考古发掘中出现较多，可能作为礼器在贵族中使用。【27】以其瓶口成蒜头状得名，中间的细颈便于提握，扁腹利于盛装。据学者李陈奇的研究，有文献与实物对照的一个案例为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出土的木牍与随葬品。其中的“二斗鈚一”“一斗鈄一”分别指两件蒜头瓶，而“鈚”“鈄”据《说文》载均为酒器名。【28】瓷制蒜头瓶始烧于宋代，流行于明清，以景德镇窑制品为多见，但其用途历来多样。在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及《宣和博古图》中被载为“温壶”，时人以为是暖具。【29】在明代鉴赏家项元汴的《历代名瓷图谱》中记载的器物二十三，宋龙泉窑蒜囊温壶仍保留着古老的造型，而用途则变为花器摆设。【30】不论历代如何使用，材质如何，蒜头瓶由造型而产生的细颈提握的特色是一致的。

再来看执壶，中唐时期被称为“注子”的酒器造型上沿袭了隋朝鸡首壶，后又被称为“偏提”。【31】据冯先铭先生的考证，“宋代仍沿称‘注子’，用途没有变化。元代及明初的酒壶现在称它为‘执壶’。”【32】虽然这类器形在结构上多为敞口或盘口鼓腹，有流有柄的酒器，但从“注”到“执”，经历了器身逐渐修长，短直流向细弯流的造型转变。自唐中后期开始，陶瓷壶瓶对金银器造型的模仿一直未曾间断。由于借鉴了金银器工艺中的模制技术，陶瓷器得以获得更加轻薄的质地，及更加精细优雅的造型。由五代入宋，虽然圆鼓腹仍为主流，但执壶造型口沿变为敞口，颈部细长，流与提柄变弯长的趋势已然十分明显。到了元明时期，这一趋势继续，出现了“玉壶春”式的执壶，流、颈部更加细长，正因流过于细长，流与壶颈部有时出现S形连接物，以防止其烧制时变形坍塌。【33】

蒜头瓶与执壶两种器形叠的益处是在视觉上蒜头与鼓腹起伏呼应，细弯流与提柄呼应，使得造型在上下左右各角度得到了最极致的平衡与美感；在功能上，提壶注水时提握颈部蒜头凸起与执其提柄为同时受力时，亦能最大程度节省体力和保护器身。但是这种改常见盘口为蒜头口的执壶造型意味着更多弧形转折和更为复杂的制作流程。众所周知，模制和多段粘接成型技术从元代开始成为了景德镇窑很重要的成型工艺，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以后混入高岭土和釉果石泥的多元配方使得胎泥可塑性变差，另一方面，受到中东器物造型影响，大量硕大的琢器生产难以用宋代流行的拉坯技术完成，而模具批量化生产的成品率要高出很多。因此，由元入明，大量执壶或玉壶春瓶、梅瓶为敞口或盘口以便脱模。然而模具在景德镇这样人工成本较低，拉坯工艺精湛的小成本民窑工厂中，很快也显示了其在制作复杂造型器物方面成本过高的劣势。以曲形弯折最为极致的葫芦形瓶为例，景德镇窑要制作四个半球体，再上下左右粘合成型。于是到了明代，大部分琢器沿用了多段粘接技术，而分段制模的方法却很少使用，而更多的使用分段拉坯粘接，再修坯的工艺。【34】

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的敛口加多弧形转折的造型虽不能完全排除使用模具加多段粘贴成型，但分段拉坯粘贴修坯制作的可能性更大。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想要让体量较大，且多弧形转折如此流畅的特殊器形烧制成功，无疑是明代景德镇工匠对宋元技术完美结合与传承的结果。

肆

图案适应性改造

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在蒜头状沿口处绘制了两排交错对生的蕉叶纹，遵循了一种精致优美的对称性原则，叶子边缘为波浪状线条，且叶片大小错落。但对于熟悉蕉叶纹的人来说，一定会发现这种处理方式的非常规性（图7）。

图7 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蕉叶纹饰

自至正型青花开始，蕉叶纹就广泛且固定地应用于玉壶春瓶、执壶等器物的颈部。一般贴合器物颈部造型自下而上如花朵状展开，叶片主脉络是较粗的实线，两边的侧叶脉是细密的平行细线。有时为单层排列，两片蕉叶之间留有缝隙；有时在两叶之间有更小的蕉叶填腋，形成双层蕉叶。叶子边缘线可以是平滑弧线，也可以被处理为波状起伏的线条。这样的蕉叶纹传统一直到永宣年间的青花瓷上还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蕉叶纹在形式上发生新转变的一个较早案例并非青花瓷，而是景泰年间的一件景泰蓝瓶（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以瓶颈中间位置的环状凸起为分割线，如同倒影般，分别向上、下生出双层蕉叶（图8）。

图8 景泰蓝瓶，明景泰年制，大英博物馆藏

自这一时期开始，对蕉叶纹的新安排很快转变为对蕉叶纹各种灵活使用。首先，在蕉叶纹的朝向不再是单一地自下而上展开，在很多青花瓷上都有自上而下的垂落般的方式；其次，蕉叶纹被安放的位置也不仅仅是限于瓶颈处，它也出现在高足碗的足部、罐子的肩部及双耳瓶或葫芦瓶的腰腹处。虽然位置变化多样，但这些结构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都是出现喇叭状结构转折的地方。

在这种创新持续影响下，嘉靖年制的一件五彩龙纹六棱大罐上，蕉叶纹不仅出现了极少见的三层交错，更是在肩部和靠近足部的地方两次出现，俨然变成了两条平行饰带（图9）。

图9 五彩龙纹六棱大罐，明嘉靖年景德镇制，大英博物馆藏

关于这两排蕉叶纹的朝向，景泰蓝瓶的对生蕉叶在一个向内收紧的空间中上下展开，中间没有任何空间和图案；五彩龙纹六棱大罐的对生蕉叶在向外鼓扩的空间中对向展开，进而包裹整个器身最主要的缠枝花卉和龙纹。两者朝向的相反，实际上是因为所处的空间结构互异，两排蕉叶纹朝向不同恰恰说明五彩龙纹六棱大罐在蕉叶纹的设计上不过是对景泰蓝瓶蕉叶纹逻辑的反向推理。而如果我们把五彩龙纹六棱大罐中间广阔的区域删去，便能立刻看到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是这一情形的翻版。当然，我们无法严格意义上论证同为嘉靖年的作品，两者之间的具体联系。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明朝的发展探索，匠人们累积出了具有一定视觉逻辑的装饰方案来应对各种具体的装饰情况，正如上文所述，蒜头状向外鼓扩的这一空间，在执壶造型上是一个不常见的状况，为了应对这一特别的造型，蕉叶纹也跟着做了适应性改变。而现在看来执壶上颇为新颖的蕉叶纹饰，是通过持续革新和经验积累的结果。

结语

通过对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装饰及造型问题研究，我们可知，该执壶是当时景德镇工匠的高品质制作的典范。根据一个长期的欧洲纹章学传统来看，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在形式上无疑遵循了欧洲纹章学最基本的传统，但恰恰在所有能够显示持有人身份的部分丢失了可以判断的依据线索，故很难将其认定为任何一个具体的家族订件。长期被学界认定的订件人安东尼奥·佩索托或其家族是结合航海文献被推理想象出来的可能性之一，“佩索托所属”之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能保守地将其归入16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商人的订制产品。由于任何一个装饰传统对于填补一个欧洲纹章所留下的空白来说都是断裂的，于是工匠转而诉诸于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装饰逻辑：对称与呼应，即不论大小主次，在该执壶上的图案都要如影随形的出现两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于是，纹章图案两次出现是出于装饰性需求，恰恰是对其庄严唯一性的背叛。与其说纹章图案作为欧洲传统的代表占据了青花执壶的视觉中心，不如说它被统一到一个更大的由中国、伊斯兰文化装饰传统的框架之中——虽然表面上看它们处在视觉边缘，但逻辑上更为完整统一。

注释：

【1】David Whitehouse,“Chinese Porcelain in Medieval Europe”, Medieval Archaeology 16, 1973, p.75.

【2】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3】参见中港考古研究室：《竹蒿湾遗址2001年考古抢救发掘主要收获》（http://www.archaeology-hongkong,org/main.php）

【4】林梅村：《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5页。

【5】关于葡萄牙王室纹章图案的颠倒，在纹章学中有代表降级惩罚的情况，如葡萄牙卡斯特罗-罗德里戈市（Castelo Rodrigo）的纹章是颠倒的，这是因为该城市曾对王位角逐中获胜者闭门不纳而受到的惩罚。这种少有被付诸执行的降级并非荣耀，应当不会被描绘在一件珍贵且具有纪念意义的订制瓷上，而更有可能是疏漏错判。

【6】这种极为统一的十字方向，在葡萄牙古钱币上曾有出现，这大大增加了该订件摹本为货币的可能性。参见：林梅村：《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7页。

【7】可参见 Arms of Cotrim, Livro da Nobreza e perfeiçam das armas by António Godinho(16th century),Torre do Tombo, Lisbon,Portual, fac-simile by INAPA Publishing, Lisbon, Portugal.

【8】Carl Alexander von Volborth,trans by Bob and Inge Gosney, Heraldry of the World, Lodon, Blandford Press,1973,p.18.

【9】Stephen Slater,The Illustrated Book of Heraldry: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Heraldry and Its Contemporary Uses,Lorenz Books,2013,p.164.

【10】Clunas Craig, ed.,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Exhib.cat.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1987,p.34.

【11】Nuno de Castro, 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Heraldry of the Empire,Oporto,1988.

【12】Jackson, Anna and Jaffer, Amined., Encounters: 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1500-1800,London,2004.

【13】Santos,Varela A.,Portugal in Porcelain from China: 500 years of Trade, Lisbon,2007.

【14】Nicholas Zumbulyadis: Meissen's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Schiffer Publishing Ltd.,2006.

【15】Reino Liefkes and Hilary Young, Masterpieces of World Ceramics, London,2008.

【16】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33531/ewer-unknown/

【17】Santos,Varela A.,Portugal in Porcelain from China: 500 years of Trade, Lisbon,2007,p.160.

【18】该纹章图案汇编得名于其持有者贝伦维尔庄园主也是金羊毛骑士团的纹章院长官安托万·德·博兰古尔（Antoine de Beaulaincourt），这是中世纪流传至今绘制得最好的纹章图案汇编之一，成书于14世纪下半叶，收集了来自全欧洲1300多个纹章实例，及400位骑士比武征战的纹章。Michel Pastoureau，谢军瑞译，曹德明校：《纹章学——一种象征标志的文化》，上海，2002年，第55页。

【19】《康拉德·格吕嫩贝格纹章书》（Wappenbuch des Conrad Grünenberg），第141、201、228、251、255、257页。

【20】Stephen Slater,The Illustrated Book of Heraldry: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Heraldry and Its Contemporary Uses,London,2002,p.205.

【21】以蒜头瓶叠加执壶的造型，目前笔者只搜索到最为相近的一例是现藏在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Walters Art Museum）的青花执壶，35厘米高，被认定为可能是16——17世纪中国制作，其上除有添加土耳其金属构件，亦镶嵌各色宝石。其青花装饰纹样在细节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只是器身布满凤鸟装饰图案。极有可能来自同一工艺传承。

【22】Stacey Pierson, From Object To Concept: Global Consum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ng Porcelain,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4,p.46.

【23】Yuka Kadoi,Islamic Chinoiserie: the Art of Mongol Ira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p.40.

【24】James W. Allan,Nishapur Metalwork of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1982,pp..40-41.

【25】Ibid,pp..41-43.

【26】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件永乐青花执壶在造型上极为忠实地参照了12世纪中东金属执壶范例，但它更有可能获取了15世纪来自中亚或阿富汗地区的一件实物原型。Jessica Harrison-Hall,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2001,p.106.

【27】符燕妍：《秦汉时期传统青铜礼器的发展--以鼎、壶为例》，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5页。

【28】李陈奇：《蒜头壶考略》《文物》，1985年04期，第53页。

【29】【宋】吕大临：《考古图》，卷一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明泊如斋重印本，2003年，第543页。《宣和博古图》卷一三。

【30】【明】项元汴著，（英）卜士礼译编：《历代名瓷图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31】据唐人李济翁《资暇录》记载或因避讳而为之，“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盖、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口偏。论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仄，今见行用。”

【32】冯先铭：《瓷器浅说》《文物》，1960年04期。

【33】张莹莹：《唐代至清代陶瓷执壶造型演变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3-23页。

【34】张东：《元青花工艺诸多问题的思考》《幽蓝神采：2012上海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4--423页。

选自李璠：《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装饰及造型问题研究》，《跨文化美术史年鉴3：古史的形象》，山东美术出版社，2022年。发布版本略有改动，详参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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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编辑 | 苏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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