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冯茜：礼学研究重在揭示古人生活中的价值信念
为礼学思想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复杂的解释框架，不仅是因为历史和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通过礼学思想史的研究，不单可以探讨学术的变化，更能落脚于古人对其生活的自我理解之上。因此，讨论经典解释、制度与义理等传统礼学的不同层面，分析这些层面在不同时代的构成关系，能够看到汉唐人和宋人在理解和对待实际生活时所存在的不同的价值信念。
礼学研究重在揭示古人生活中的价值信念
冯茜，1988年出生，四川成都人。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现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经学文献、礼学与礼制史的研究。
第一问
三联学术通讯：你的新著《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刚刚在三联出版了，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你对“礼学”的理解，以及“礼学”与历史学中的制度和风俗研究的关系？
冯茜：这是一个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的问题。在历史学领域里，研究的展开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在我一开始接触礼学时，都是不甚清楚的。礼学研究相对于历史学的其他门类还比较不成熟，从事礼学研究会经受更多的困惑迷茫，但却非常自由，没有所谓的“常识”需要记忆，也没有太多需要抛弃的前见、教科书式的定义，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阅读、保持反省。
“礼”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存在形式异常丰富，上到朝堂仪制，下到民间礼俗，都可以被归入“礼”。研究历代实际生活中的礼制、礼俗，无论它们是否具有儒家经典根据，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那么在礼制史、风俗史之外另立礼学研究，其必要性何在呢？这就涉及传统礼学的自身旨趣。如果把“礼学”简单解释成“对礼的研究”，容易流于宽泛，“礼学”的边界便不够清楚。若将古人的“礼学”之“礼”视作一种特指，特指古人心目中由圣人奠立、于经有据之“礼”，这样的“礼”，不仅是具备特定功能的一系列制度，更是古代社会基本价值和生活意义的载体。比如宋人将“礼”解释为天地自然的理，虽不无问题，却异常鲜明地突显了“礼”的地位，而阐释这一意义上的“礼”，正是古代礼学的职责所系。因此，通过礼学研究，有助于将古人生活经验中的价值信念更好地揭示出来。
基于上述特指的“礼学”，经典解释自然成为传统礼学非常核心的内容，其次是经典礼制在实际生活中的实践问题，最后还包括对礼的义理阐释。研究这些方面需要触及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等知识领域。由于礼学的各个层面一体相关，因此需要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储备、学术训练有效地整合起来，这既是礼学研究的困难所在，但也不妨看成礼学能够为不同学科的沟通搭建平台。
第二问
三联学术通讯：新书中重点推进了唐宋之际的礼学，它有哪些比较鲜明的特征？
冯茜：这一问题让我想起一开始进入这一时段时的“武功尽失”之感——原来熟悉的文本阅读方式在宋代礼学面前是不太有效。刚开始学习礼学时，入门阶段的读书是从注疏入手，也跟桥本老师（乔秀岩）学习了很多阅读注疏的方法；藉由和老师一起修订王文锦先生点校本《周礼正义》的机缘，又渐渐熟悉了《周礼正义》及部分清代礼学文献，这些大体是比较成系统的著述。古人云“知人论世”，一部作品的理解，除了作品自身内容以外，有时还有必要还原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但彼时的我非常专注于对作品内容的内在理解，也只擅长把握那些系统性、理论性特别强，同时相对抽离于历史环境的作品。历史主义或许认为这样的作品根本就不存在，从而完全拒斥这类解释策略。我现在依然相信独立的文本解释的价值，只是通过对唐宋之际以及宋代礼学的研究，迫使我在文献之外，必须关注礼的历史、人的思想层面。
《周礼正义》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
中华书局1987年版
从汉唐礼学、清代礼学折返回宋代礼学时，那种强烈的陌生感中正蕴含了宋代礼学的自身特征。我一开始的失败在于将陌生事物简单转化为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而研究过程中的一大成长就是学会直面这种陌生，然后尽力理解它，同时敢于质疑自己原本相信的东西。
我想从看似具体而表象，但可能是问题所在的地方谈论中晚唐至北宋礼学的特征。首先，传统礼学非常核心的一个层面在于经典解释，而在北宋时期的礼学中，很难找到特别成系统的《三礼》经典解释作品。反观注疏，为什么注疏的解释会呈现比较强的系统性？是因为无论郑注还是义疏，都将经典作为理论性的文本进行讨论，“礼”首先是圣人书写的典籍。汉唐之间，实践礼制和理念性的经典礼制之间可以存在很大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构成特别根本的问题，因为二者本身处在不同的层面上；而中唐开始出现的一个趋势，是将经典礼制和历史中的实践礼制放在同一个层面讨论。这其中就发生了对于经典、对于礼的理解的根本变化，极大地改变了经典的阐释方式。其次，在我看来，宋代礼学存在某种程度的撕裂，这种撕裂感或许源于我仍然没有充分地理解它。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将经典礼制放在历史层面进行讨论，极大促进了礼的制度性、经验性研究；而宋代理学对礼学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理解方式上的规则化。这两个层面的并行发展，或许可以说是宋代礼学的重要特征。
第三问
三联学术通讯：书中说到的“思想转型”具体是如何展开的，过程如何，最后迎来了什么样的结局？
冯茜：为思想勾画脉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其中存在对历史事实的简化，因而可能是不准确的；看似连贯的脉络，其成立背后可能存在大量建构的因素，因而是主观的。
既然已经预见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什么还要继续选择这种脉络化的写作方式？这一方面是出于在历史系研究礼学的焦虑，希望写出的东西能具有一定的叙事性，虽然讲出的故事可能不太有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从事这项研究时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回答汉唐礼学如何走向两宋礼学，而这一问题本身便蕴含了对历史过程的预设。解答这一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思想层面，更关涉到如何理解古代礼仪生活实践方式的变化。对这段历史过程的梳理，既是将思想的变化作为历史现象加以客观考察，又有着特定的诠释功能，因此思想史脉络在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于我而言并非不可接受的问题。相比历史写作在客观性上达到的程度，我更希望追求议题的启发性和开放性。因此，在阐述具体的历史过程之前，首先向读者呈现我对礼学的基本理解，以及用于描述思想及其历史的基本概念。
小书尝试对思想的转型提供两个互为表里，但从根本上属于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解释。一是基于礼的类型划分而对唐宋礼学变化做出的理论描述。前面谈到，汉唐礼学之所以以经典的文本阐释为核心，是认为圣人制作首要体现为经典的创制。中晚唐开始，经典礼制开始被放在了与实践礼制同一层面，其实体现了礼观念的深刻变化。圣人制作的实质不是创制理论性的经典，而是制作历史上实存的制度，经典是实际制度的记录。礼的历史性被突出出来。表现在实践问题上，“时”可以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合理性根据；表现在礼学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像陈祥道《礼书》这样以制度器物为纲来组织经典文本，广徵文献的考证性作品。汉唐时期，阐发礼义与经典的文本理论阐释是同一个过程。但在宋代，当经典礼制被放在历史制度的层面加以讨论时，礼义的阐释反而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抽象，并为制度奠立超越于历史之上的价值标准。张载喜欢讨论读经与穷理的先后关系，就在于二者已经可以区分为两个过程。礼义相对于经典、制度而言，具有了更根基性的地位。小书将唐宋之间的礼学变化概括为经典本位的礼学，向制度本位、礼义本位的礼学转变，其背后是礼观念的深刻改变。这中间还有许多需要澄清的地方，在此就不向读者一一详述了。
陈祥道《礼书》卷86 大夫馂礼
在上述理论层面之下，小书尝试给出的是一个真正历史的叙事脉络，它由具体的人、事所构成和推动，例如杜佑等中晚唐思想家面对礼制实践的态度与选择；北宋礼制变迁中的困境；“回向三代”与考证礼学的兴起；“成圣”问题的挑战与宋儒对礼与心性关系的重构等等。至于结局，我们知道朱子礼学在元明甚至清代都有进一步的展开和影响。北宋礼学是理解朱子礼学的重要前史，从这一角度或许可以说，朱子礼学既是北宋礼学的终点，也是另一个开端。
第四问
三联学术通讯：“礼学”到“理学”的转变，从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有什么意义？
冯茜：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即礼学和理学之间似乎是一种交替关系，类似的，张寿安教授在研究淩廷堪与清代中叶的礼学思想时，曾使用“以礼代理”这一说法。张寿安教授实际所表达的思想要比这个简单的标题更为复杂丰富，但这一概括客观上会给人留下“礼理相替”的印象。
我希望实现的，是为礼学思想史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复杂的解释框架。这么做，不仅因为历史和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礼学思想史的研究，不单探讨学术的变化，更是尽力展现古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实际生活。因此，我采取的方式是同时讨论传统礼学的不同层面，包括经典解释、制度与义理，分析这些层面在不同时代的构成关系，这一点汉唐人和宋人的理解的确存在很大不同。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宋以降《三礼》经典的诠解形态及礼仪的实践方式。举例来说，过去认为，汉唐礼学到宋明理学，是经学向义理之学的变化，明清之际则出现了义理之学回向考证之学的变化。就此，我尝试给出一些有所不同，或许仍有待批判的解释。中晚唐至北宋，将经典礼制作为历史制度进行讨论，直接推动了制度考证在礼学中的兴起和发展，奠立了考证礼学的思想前提。北宋这一礼学方法的变化，被清代考证礼学所继承，考证礼学在方法上更接近宋代礼学而非汉唐礼学。在礼的实践层面，我们熟悉的是朱子《家礼》在元明清代的深远影响。阅读《家礼》会发现，《家礼》里面有不少宗法性的内容，过去会用“礼下庶人”来描述这一现象。学者谈到，明清之际对《家礼》的质疑、批判引人注目，同时在礼学上出现了《家礼》学向《仪礼》学的转向。如何理解明清之际的变化，是否是对“礼下庶人”的反拨？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回到宋儒，特别是理学家对礼的规则化，这与礼本身所具有的时间性、经验性形成了某种张力。明清以降的部分礼学家，借助礼制考证、汉唐礼学重新恢复和强调的，正是礼的历史和经验层面。
《朱子家礼》，嘉庆十四年重订本
归结起来，我希望研究思想转变的意义能够落脚在古人对其生活的自我理解之上，为此仍需要不断探索和调整现有认知与解释框架。
第五问
三联学术通讯：“唐宋变革论”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你的新著和《斯文》都着重强调思想转型，可以谈谈这两本书之间的关系吗？
冯茜：书名和包弼德的《斯文》很像，也曾和桥本老师一起讨论过《斯文》，记得是某次课后在北大畅春新园食堂一楼午饭时，吃饭闲聊大概是老师指导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包弼德谈到唐宋思想由“文化的”向“伦理的”转向，我们从经典地位的变化出发，非常认同这一判断。那年秋天，老师因修订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研究》的编译稿，由《御注孝经》而注意到玄宗对经典文本的诸多改造，并将其称之为“唐玄宗的文化大变革”，基本的想法后来写入了编译稿的《编后记》。有了玄宗对古典、对文化的破坏，古文运动、复古思潮的兴起便不难理解。从礼学的角度出发，或许能为包弼德的观察提供非常正面的切入点。一般比较容易形成的观念，是在礼的外在性与德的内在性之间做出区分。但在中古时期，经典、礼仪所构成的文化修养，本身即士族之德，这与荀子将礼仪隆盛之君视作最有德之人是类似的。注疏式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经注的消失，意味着经典本身不再被当成意义的统一体，价值的根基在文本之外。礼的制度因素、义理诠释，都在文本之外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美] 包弼德 著，刘宁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我们今天对礼和礼学的理解其实比较接近宋以后的形态，与注疏思维方式的扞格，根本上源自生活经验的隔膜。包弼德在其书中曾以颜之推、袁采为例阐述“文化”与“伦理”两种生活形态，让人印象深刻。某种程度上，我也希望自己的礼学思想史研究，有助于对不同礼仪实践方式的理解。
第六问
三联学术通讯：《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似乎跟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属于“同一序列”的研究，那么你在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哪些继承和推进？
冯茜：桥本老师对我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这种影响不是特定路数或研究范式内的继承或发扬。我从硕士开始跟随老师读书。桥本老师十分乐于和学生相处，但很少正面、直接地教导我们如何读书做研究。向老师请教问题，得到的最高频回答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觉得呢”。作为学生，一开始不太习惯老师的谦逊克制，时间长了自然就能体会其中的真诚纯粹。在老师身边，主要的学习方式是观察老师如何读书，如何思考。桥本老师研究郑玄，喜欢顾广圻、赵万里、王国维，在我看来，当他面对这些学者时，所做的也是体察他们读什么书、如何读书，思考什么问题，又如何思考。这个过程伴随了文献的考索比对、往复的思辨与批判。总之，老师身上有种读书人的天性，是作为学生的我学不来的，在这方面唯有继续努力而已，谈不上继承和推进。
《义疏学衰亡史论》
乔秀岩 著
三联书店2017年
《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
华喆 著
三联书店2018年
在具体的研究方面，桥本老师给我的最大启发是使原本读不懂的注疏变得可以理解，而我基本接受他对义疏的判断，包括后来华喆老师对注疏的分析。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才可能有小书接下来的研究。老师的兴趣一直以“书”为核心，而我更容易被某些问题所吸引，反映在礼学研究上，更多地关注了经典解释之外的层面。
第七问
三联学术通讯：接下来有什么研究计划吗？
冯茜：博士论文的完成，大致意味着作者就某一问题做出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此时需要警惕某种思维惯性、定式的形成。接下来的研究兴趣仍然会放在礼学上，但希望能够突破原有的解释框架和思考方式。基于熟悉或同质性较强的文献做到这一点比较困难，因此会将关注点放在宋代礼学受到批判质疑的清代。一般认为，清代礼学较之宋代礼学的最大不同是考据学的发展。管见所及，在礼学编纂、礼制考证等方法层面，清代学者其实从宋人那里汲取了较多资源。清人真正面对的问题是宋代礼学中的规则化、普遍化倾向在士庶礼仪生活中的影响，并由此而展开了对礼的历史与文本层面的精微探讨。
礼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深入理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礼学家。如郑玄、敖继公这样的礼学家，当专注于他们的研究时，会体验到特别大的难度。事实上，在研究其他时代的某个具体问题时，总会不断地回到他们，与之对话，有所启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方式不断积累，实现对郑玄等礼学家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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