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丨千年历史的一朝终结：科举造就士人和士议倾覆科举

在科举制存在的一千余年里，科举的延续和非议科举的论说共存于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起落之间，成为一种“恒定不变”的历史现象。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西交冲。中国的士人也试图对比中西、变法图强。这个过程引来西人的“新学新艺”，直接冲击了中国的义理之学，其推论演绎又最终归咎于科举取士的不能应对世变。由此形成了另一种非科举的理路，这种理路越出了此前一千多年里非议科举的旧道理，却能够与时势的危迫交相呼应而合为朝野共鸣，并匆迫地促成了兴学堂、停科举，改变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又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种种矛盾。

* 本文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1985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2003年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尤其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代表作品有《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脉延的人文：历史中的问题和意义》《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千年历史的一朝终结

科举造就士人和士议倾覆科举

丨杨国强

明 仇英《观榜》（局部）

科举制度的内在偏失及其延续千年的历史理由

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旨以“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对比“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的“无不本于学堂”，明示彼邦兴盛的因果厘然和中国人的取法所在。而后是科举既被置于这种简捷明了的推论之中，便不能不为“推广学堂”让路，于是而有“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一律停止”的一朝了断。历时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遂因一纸诏书而止。然而在诏书之前已经发生，并直接催生了诏书的，则是中西交冲下的数十年世局剧变和士议横恣，及其交相振荡冲击制艺和科举的历史过程。若由此朝前追溯，则还有更加长远的一段历史过程。

科举制度起于隋唐，之后穿越一个一个王朝的盛衰起落而成为一种恒定的存在，从而恒定地为中国人筑成了一个以此选官取士的漫长时代。但在这个漫长的时代里，作为制度的科举又常常要面对朝野之间的疑议、异议和非议，其自身也因此而在一代一代士人中成了久被关注又久被论说的题目。生当咸同之间的福格留心掌故，曾作《听雨丛谈》一书，在一千二百多年之后概述“科目”之由来和是非：

若付主司凭文取人，命之曰进士，则始于隋唐之世也。然其科目甚多，非必靳靳一局，犹存吾党四科之意。才气肆瞻者，有身言书判科；野处岩棲者，有乐道不仕科。其专主于章句者，惟进士一科耳。进士之科，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至唐之时，已有浮靡无用之论。宋世因之。司马光复有请设十科取士之法，亦未专重于章句。其专重进士，专以王氏之八比文取人才者，实自胜国成化之世为始，数百年来，士夫非科目不能进身，非八股文不能科目，苟有班马之才，孙吴之略，不由八股之学，则群相诋讪，斥为麤官，转成终身之辱。是以士自束发讫于成名，只须习熟讲章，摹拟墨套，此外不须一涉。且防误入子书一词，致成疵累，虽有世家大族，芸编插架，只作陈设，与鼎彝瓷石，同为美观，相戒毋敢寓目。一旦得志成名，以为读书之事毕矣。王应麟为宋末大儒，尝言“习举业者，苟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漫不加省。非国家之所望于儒生也”。在宋末举业已如此，况后之以八比为举业者也。黄南雷曰“流俗之伦，虽穿穴经传，形灰心死至于君尽者矣。苟不策名，皆谓之无成。岂知场屋之外，乃大有事”。卓者斯言，可以深慨也。

《听雨丛谈》书影

之后由隋唐宋明论及有清一代，叙述其间的前后变迁说：“本朝初年，用人不次，故八旗科目，时举时停，深恐习染虚浮，不崇实学。虽翰林学士，不必尽由科目陟阶。而其时人材蔚然，实有伟器，即汉籍中高士奇、朱彝尊辈，亦何愧于八比之士。且文物之盛，盛于制科，制科之盛，盛于数布衣、例监而已。乾嘉以来，士风渐以科目相尚，翰林史职亦不能更以他途进身。斯所以八股之学益专，博涉之志益替。”其概述之中同时又表达了明显的褒贬。虽说这种评议科举的概述未必具有十足的历史准确性，但却大体真实地写照了科举制度自身历经的演变，以及不同时代的人物从反面着眼对于科举制度的思考和质疑。由这一面所派生的论争，形成了与科举制度同样漫长的一种历史。

科举起于隋唐，而对于科举的指摘，也在同一个时候与之相随而起。出自其间而富有代表性的，是唐人贾至所作的《条议科举状》，以为“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纠旨意；校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但择浮艳。上采其教，下承其流，依风波荡，不知底止。忠信陵替，耻尚失所，末学驰骋，儒道不举，凡此四者，皆由取士之失”。由“不纠旨意”和“但择浮艳”而致“忠信陵替，耻尚失所”，陈述的是唐代试士重诗赋，遂使文辞与义理之间的轻重因科举而被倒置。之后由隋唐至宋代，已是取士的制度屡经增益而章法大备，并且“圣朝广开科举之门”，而后“人人皆有觊觎之心”，规模尤比前代更广。然而与之同时出现的，则又是时人以心中的理想作对照，申论科举之弊端的各见所见。蔡襄说：

择官在于取士。今之取士，所谓制科者，博学强记者也；进士者，能诗赋，有文词者也；明经者，诵史经而对题义者也。

司马光说：

窃以为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辞。夫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以尽天下之士也。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皆取文辞而已。

朱熹说：

如今时文，取者不问其能，应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纸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然。礼官不识礼，乐官不识乐，皆是吏人做上去。学官只是备员考试而已，初不是有德性道艺可为表率，仁义礼智从头不识到尾。国家元初取人如此，为之奈何。

他们说的都是取士之本义在于选人，但科举既凭文字定取去，则自一面而言，是具体的人和真实的人都已为文字所遮蔽；自另一面而言，是本属一艺的文字，又因此而在世人眼中已移为重心和要目。与隋唐科举并不提防主试一方与被试一方的彼此往来相比，宋代科举的章法大备，则尤以“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在主试的考官与应试的士人之间严立隔绝为要端。随之是隔绝之下，“皆取文辞”和“不问其能”都成了不得不然。叶适曾总括而谓之曰“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指述的正是这种文与人之间的不相对等和法与人之间的重重隔阂。迨时移势迁之后，明人别开一局，立八股为文体而定四书为范围，之后清承明制而一脉相沿。由此带来的是明清五百余年里科举取士之法再变，士议之评说科举也再变。

由于清人在明代二百数十年之后，又在隋唐一千年之后，以眼光而论，便更多了一种纵观审视的深度和宽度，因此清人以一千年积留的利弊说科举，以二百数十年积留的利弊说八股，由此产出的异议和非议都远多于前代。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历经明清之交的天崩地坼之后，从天崩地坼中走出来的一代士人各自省思，对于科举制度的深究鞫诘。黄宗羲说“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

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为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

然后详论之曰：“王制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曰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经四转，已入仕之后凡经三转，总七转，始与之禄。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韩退之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也。宋虽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他归结此中之要义为“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倖进”，以对比他身在其中而熟视已久的“今也不然”：

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举之一途，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杨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豪杰之死丘壑者多矣”是一种推想，“在位者多不得其人”是一种判断。这些话出自《明夷待访录》，而《明夷待访录》的立意在于“思复三代之治”。所以，比之唐人议唐代科举和宋人议宋代科举，黄宗羲对明代“制科”的訾议，其匹比的尺度更迂远，也更多儒学的理想主义。以此论明代的科举和明代的学术，便但见“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遂成其“举业盛而圣学亡”的一派颠倒。

与他同属一个时代的顾炎武同样訾议科举，并且论说愈富广度，下笔也愈见锐利。但就个人的识知和关注而言，其痛楚又尤在立八股为文体，定四书为范围的时文，其深诋也尤在科举以时文取士和以时文造士：

国家之所以取用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

这段文字着力抉发时文之害，并以此为前朝亡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的结局说因果，其理路同黄宗羲由制科之弊演绎出“豪杰”的“老死丘壑”，并以此与“在位者多不得其人”相对举一样，都是一种跨度太大而无从实证的推导。但身在明清嬗递之际而由今时返视往昔，那一代人抱身世家国之痛论时论世，其思想视野便很容易以着眼于大处为共有的普遍性，并因此而多能擅用广申博引，把选定的问题推导到远处和深处。所以，同在这种思想视野之中，当日颜元评说时文与顾炎武理路相似，其推导之既深且远也与顾炎武相似：

法弊滌弊，则法常行；弊生变法，则法即弊。如弃选举取八股，将率天下贤愚而八股矣。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

与一朝之兴亡相比，“焚坑”已是举秦皇为比方，极言其摧锄斯文而使天下无学，显然罪过更深而且祸害更大。与前代人的疑议和异议相比，见之于此日的这些言之滔滔说明：在科举制度历时一千多年之后，自清初的士人看明代的取士之法，显然是“专尚文辞”以取人的旧弊之外，又多了一重以八股为制艺的新弊。

清代承接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承接了明代二百数十年的以八股为制艺。因此，清初那一代人注目的问题和留下的思考，便同样成了此后二百六十多年里士林中人的省视之所在和议论之所在。颜元之后八十年，生当乾隆一朝的袁枚说：

自时文兴，制科立，《大全》颁，尊之者贵，悖之者贱，然后束缚天下之耳目聪明，使如僧诵经、伶度曲而后止。此非宋儒过，尊宋儒者之过也。今天下有两病焉，庸庸者习常隶旧，犹且不暇，何能别有发明？其长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猎，而不肯冒不韪深造。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尊功令也。功令之与宋儒，则亦有分矣。

他由时文而牵及宋儒和“尊宋儒者”，则其意中所不能消受的，大端尤不在时文立八股为文体，而在时文定四书为范围，并以《四书大全》为法式；遂使四书和宋儒都化作“功令”，成了“束缚天下之耳目聪明”的东西。这一套道理因非议时文而能与前人相印合，但非议时文而专以“尊宋儒者”为对手，又明白地反映了其时正在发生的汉学骎骎乎而起和宋学在久盛之后的趋于落势，以及盛衰影响之下，士林取向的转变与朝廷“功令”之间的不相对称。清人之评说科举，也因之而多了一重随学术变迁而来的理据和准尺。至道光初年，龚自珍作《拟厘正五事书》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而“五百年”和“数万辈”积为“既穷既极”，此日已不能不“改功令，以收真才”。他所引为大病的，是八股文体悬罩之下，取士选士的良莠难分，一片混沌。此后三十多年，曾国藩作《武昌张府君墓表》说：“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琐者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世有司，乃并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豆，白黑大小，惟其所值。”而“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将焉往而不黜哉”？他是一个做过理学功夫的人，但以“四书文”称时文而深加指摘，其意中所不满的，又尤在于四书与时文的合为一体。四书尚义理，以此为对比，则“琐琐者之绳尺”和“其道固已隘矣”，说的都是义理之不复成为义理。与他们立意相近的，还有生于嘉庆中叶，之后历经道、咸、同、光四朝的陈澧。他曾作《科场议》三篇，以“文章之弊，至时文而极；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作统而论之，然后解说其所以为“极”曰：“时文之弊有二：代古人语气，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于是为时文者，皆不读书。凡诸经先儒之注疏，诸史治乱兴亡之事迹，茫然不知，而可以取科名得官职，此一弊也。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从古文章无此体格，而妄立名目，私相沿袭，心思耳目，束缚既久，锢蔽既深，凡骈散文字诗赋，皆不能为，此又一弊也。”两者之中，又是“前之弊大，后之弊小”。相比于“后之弊”犹是一种文章之弊，则“前之弊大”由“代古人语气”而来，指的是时文试士，题目取自四书而程式则在代圣贤立言。但以时序而论，四书范围之内的圣贤皆属秦汉以前的人物，因此取士的时文同时又像是在划定一种知识界限，使跟着走的士人无须用功夫于秦汉之后二千多年里学问中的诸经注疏、人世间的治乱兴亡，由此形成的矛盾是：科举制度用考试选官，其间立为准尺以区分高低优劣的，应当是文化和知识的程度。然而“为时文者，皆不读书”，又说明时文取士之所选，以及因其所选而化为所造，实际上更容易催生和助长的，却是既不通经又不知史，知识偏枯不全的人物。所以，他以此为时文之大弊，着眼处显然在天下士人的造就和被造就。

从17世纪到19世纪，这一类出自士林的评说、论断、疵议、诘问连为前后相继，一路贯穿于清代二百多年之间。而论其指向，大半都集矢于时文。以此为对比，则乾隆年间舒赫德奏疏议科举，则不仅诋斥时文，而且由此直入，深而论之，已经触到了科举制度本身：

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才之盛衰，由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

舒穆禄·舒赫德（1710-1777）

他说的都是“凭文而取”的不足以识人和得人，就其所持的理路而言，显然更接近于唐人议科举和宋人议科举。而“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又以其更加彻底的推导，把这种理路引入了庙堂的廷议之中。与起自庙堂以外的士人各作议论相比，便尤其引人注目。

清人指抉科举之弊，多由“八股”“时文”“科场之文”“四书文”起讲，反映的是明清五百年科举因别立制艺而别生弊端，他们注目的时病不尽全同于前代，他们笔下的论旨也不尽全同于前代。因此，同在这个过程之中，舒赫德以“科举之制”为“已非良法”，由此起讲而重“制”重“法”，其横扫的范围便自始即已越出时文而触到了科举制度本身，又说明清人看明清五百年科举制度，也会有前此一千多年里曾经出现过的反面立论和全盘否定，并因此而与前代的评说构成了一种思想上的连贯。明清之间非议八股试士，对应的主张常常是以“勒之以论策”为当然；唐宋以来非议科举制度，对应的主张常常是以“辟举之法”为当然。非议科举制度和非议八股试士，都是倾力在为当世指陈病象，所以其各自立论而所见略同，常常能因真实而见深刻。但就“论策”和“辟举”在隋唐之前久已有之而言，其舍此取彼之际其实是在回归；然而就历史中的来龙去脉而言，是科举本自起于为辟举纠弊，并在其一路演变中自然淘汰了策论而言，则回归所指向的犹是旧日老路，其中的利与害仍然无从确定而不可测度。因此，当日张廷玉奉旨“议复”舒赫德的奏疏，正是由追溯古今之法的前一种弊端与后一种弊端之消长起伏，以及由此产生的因时而变和不得不变，以说明今世之弊的难以用古法了事：

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艺。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古。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之吏者是也。时艺之弊，则今舒赫德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

“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说的是二千多年来，时当旧法成弊，则不得不别立新法，而后是除弊的新法一经展布，其自身又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另一种弊。在这种历史留下的事实里，没有一种“取士之法”是“无弊”的。因此，“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实，则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材自可奋兴。若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裨益”。他和舒赫德一样看到了其时的科举之弊，但与舒赫德不同的是，其意中的科举之弊既不全是因法而生弊，也不都能用变法来消弥。是以“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其间的矛盾在于：

必若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其无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美名；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敝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藉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以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

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策论、今所现行表者、赋颂之流，是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谓帖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之法、书学、算学，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放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

然则就前一种变法之不可以行和后一种变法的更加纷乱而言，相为权度，“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他相信“责实”比变法更能起此日的科举之衰，“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此，而衡品论人，初不由此”。

舒赫德的“陈奏”，重心在于“科举之制”的“弊端百出”，张廷玉则言之更深地说明：作为取士之法，科举取士所能够做到的其实是有限的。这是制度的设定和制度的限定。因此，“立法取士不过如此，而衡品论人，初不由此”，又说明：一千年来的訾议科举和四百年里的訾议时文，其间最终归结于“贤愚能否”的各色弊相，背后的原因实际上常常在立法取士所能达到的限度之外。“不过如此”写出了科举的本来面目，从而在指为弊端那一面之外，还维护了科举制度本有的合理一面。这种对于科举制度合理一面的阐述，曾是清代士议中同样引人注目的一面。是以在张廷玉之前，侯方域已取义于同样的道理论说养士和取士之要，“尤在勿以文艺为浮华，而以德行为借口，盖其所可饰者行也，而其所不可饰者文也”。以此“可饰”和“不可饰”分人物之等类，则“舍文而论其行者，奔竞之端也；既论文之后察其行者，齐一之术也”。在他所看到的真实的士人世界里，是“天下固有文字而无德行者，未闻不文不学而有德行者”。所以，“道德发闻之谓德，百行卓越之谓行，是文学之所不及也，非谓其遗文学也。且有人于此，策之以经而不对，考之以文而不能，问之以字而不识，无论其实不长者，即果然矣，亦不过市井之愿，耰锄之老耳”。其言之明了，主旨都是申述“凭文而取”的事之必有和理所当然。在张廷玉之后，又有朱克敬说：“今世学者多以时艺为小道，夫时艺之视古文，诚有莛楹之别，然在高人名士言之则可，有政教之责者不当言也。有明以来，以此取士，一代之公卿大夫，名臣循吏，皆由此出，乌可目为小道而不讲乎？且朝廷所以悬此取士者，非真谓时艺能得人，而攻时艺者即可以治平天下也。任事者必有专精之志，强固之气，又明于圣人之理，详于先王之制度文为，然后充之以阅历，施展其才能，而后能泛应不穷也”。而“应科目者，其志气期于必得，而又求理于四子，考名物于六经，苟如是矣，授之以官，使之阅历而施展焉，虽不中不远矣” 。其言之明了，主旨都是申述时文取士的命意并不止乎选官，而尤其在于用儒学选官。侯方域着重说“凭文而取”的理由，朱克敬着重说时文试士的理由。两者之所论都在张廷玉统括而言之的“不过如此”之中，但两者都以各自的义理通达，为“不过如此”说明了道理之所在，即价值之所在。

作为取士之法，科举选人的准确程度是有限的。然而在一路延续的漫长过程之中，科举制度又以笼罩之广和锲入之深而成为一种牵汇万端的社会存在，实际上已不仅仅是一种取士之法了。时至明清两代的五百余年里尤其如此。道咸之间，邵懿辰曾由取士之法的前后变迁而论及儒学的入于世道人心，言之尤为详明：

三代以下道义功利离而为二，而犹幸道义得附功利而存，何也？自孔子雅言诗书礼，翼赞周易，因鲁史成春秋，其后群弟子相与撰次其言辞行迹为论语，而又各以意推衍为大学中庸七篇之书，经火于秦，论语伏于屋壁，大学中庸泊于戴记，而七篇夷于诸子。岂经书之藏显固有时，何尊慕而信用之者少也？

孔子之教形成文字著述之后，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彰显。而使儒学从“夷于诸子”里走出来，并历久弥新地四布天下的，是一代一代的取士之法。就其事实，这又是一个以功利成就道义的过程：

汉武帝始以英杰之才崇向儒术，用孔子六经收召当世贤良俊茂之士，其后遂为成格。而史迁读功令乃至废书而叹；班固继讥之，以谓儒道所由，广禄利之途然耳。明太祖既一海内，与其佐刘基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议者又谓以排偶之文汩传疏之体，束发小生哆口执笔代圣人立言，为侮圣伤道之大者。

由于取之以道义而奖之以利禄，出自道义一面的讥议便始终与这个过程相伴随，而明清五百年之间的“议者”又愈见后来居上的高亢。但邵懿辰更多历史主义的平情说理，因此能够以另一种眼光看待其“不得已而为此制，盖亦阨于世变”的因果相随，并进而越出选官取士的范围，更富广度地论述这种“道义得附功利而存”的取士之法，以见“其为效亦有以阴福天下后世而人不知”的实际影响和深层意义：

秦汉迄元明至今二千余年之久，田不井，学不兴，圣君贤宰不间出。苟无孔子之六经，与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书在天壤之间，与饮食衣服常留而不敝，则夫乾坤几何而不毁坏，人类几何而不绝灭耶？徒以功令之所在，爵赏之所趋，故虽遐陬辟壤，妇人小子，皆能知孔子为圣，程朱子为贤；名言出于其口而允诺出于其心，猝不知其纳于义理之域。是其为效固已奢而泽天下后世固已博矣。

这种由同一个对象引发的各是其是和各非其非，既真实地反映了科举制度之弊，也真实地反映了科举制度之利。而身在利与弊的相互对照之间，便常常会使从反面评说科举的人物立论不能一以贯之。所以曾明言“今日科举之弊极矣”的朱熹，同时又明言“也废他不得”，并直白地说：“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而曾作《答尹似村书》，痛诟时文“束缚天下之耳目聪明”的袁枚，于《胡勿厓时文序》中已一变口吻，亟言时文对于个体士人的深刻造就：

古文者，自言其言；时文者，学人之言而言。自言其言，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为贵；学人言，亦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为贵。夫至于学人之言而为言，似乎传声博影而言人人同矣。不知所学者何人也，圣人也。圣人之言，圣人之心也。能得圣人之心，而后能学圣人之言。得之浅者，皮傅于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发明于所言之外而有余。

孔子学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尝言。孟子学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尝言。周、程、张、朱学孔、孟者也，周、程、张、朱所言，孔、孟未尝言。时文者，依周、程、张、朱之言，以学孔、孟之言，而实孔、孟与周、程、张、朱皆未言。然明诸大家，学其言而言之矣；本朝诸大家，又学其言而言之矣。言之肖与否，虽不能起数圣贤于九原而问之，而天下之人，皆以为肖，皆以为圣人复起，不易其言，此四百年来，时文之所以至今存也。

“能得圣人之心，而后能学圣人之言”，则时文的本旨正是儒学在人心中的内化。由这种内化申而论之，则“或谓时文小道，不足以取士。不知天下事莫不有名焉，有实焉。如务其名乎，则古今乡举里选，即今之时文也；古之策论、诗赋，即今之时文也。其无人焉一也。如按其实，则于时文观心术，即古之乡举里选也；于时文征学识，即古之策论、诗赋也。其有人焉一也”。以《答尹似村书》对比《胡勿厓时文序》具见真实的袁枚，既是一个逆反于时文的人，同时又是一个真懂时文和推崇时文的人。与之相仿佛，咸丰后期曾下笔非议四书文“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琐者之绳尺”的曾国藩，同治初年作家书“谕纪瑞侄”，而言之谆谆的已是“侄此际专心读书，宜以八股试帖为要，不可专恃荫生为基，总以乡试会试能到榜前，益为门户之光”。稍后，又因“纪瑞侄得取县案首”而“喜慰无已”。在另一封家书中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他看重的是科举可以养成“读书的种子”。有此种子，而后成己成人，始能有“门户之光”。因此，与得自父辈军功的“荫生”相比，“八股试帖”虽然可议，犹是子弟成就读书种子的入户之门径。他在咸丰后期非议时文，说的是真话，在同治初年以“八股试帖为要”，说的也是真话。而同一个时段之内两种真话之间形成的扦格抵牾则与袁枚略同。因此，比之从正面说科举的那些人物和言论，这些出自同一个人说科举和时文的前后相异，其不同的评论正以明显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自相缠绕，更具体而且更深刻地映照了科举制度自身的矛盾和难以以一面而作论断。苏轼说：

一之以考试，奄之以仓卒，所以为无私也，然而才行之士，无由而深知。委之以察举，要之以长久，所以为无失也，然而请托之风，或因之而滋盛，此隋唐进士之所以有弊，而魏晋中正之所以多奸。

他对比而论科举和察举，说明两者都有毛病，而两者的毛病又都是从正面的立意中衍生出来的，从而都是有理由的。与之同属一个时代的苏颂说：“夫弥封謄录，本欲示至公于天下。然而徒置疑于士大夫，而未必尽至公之道，又因而失士者亦有之。”前者以宋人说隋唐科举，后者以宋人说宋代科举。从隋唐的“一之以考试”，到宋代“弥封謄录”，是一个制度的重心越来越自觉地移向“至公”的过程，而由此所截断的主试一方与被试一方之间除文字以外的一切往来，又使“考官但校文词，何由知其行实”，以致“士之贤否，而进退之间系于幸与不幸”，成为科举取士被当时和后来长久指目的大弊。这种大弊与“无私”和“至公”同出一个源头而共造一重因果，就科举制度而言，便成了利之所在即弊之所在。此后八百多年，已时至晚清，官文说：“历代取士之法不外选举考试两途，军兴以来，论者多患科举之弊，请变通之法，”然后主张以“访求人才”为纠弊之计。主张变“考试”为“求访”，显见得其意中的“科举之弊”仍然是“考官但校文词”之下的“才行之士，无由而深知”。而作为对比，则是与他年辈相近的魏源论选官取士，深以为科举制度“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他尤其看重的，是朝廷和天下士人之间这种自上而下的“至公”。以当日因科场案而兴大狱所引发的士人群起共鸣汇成的回响作对照，则魏源的话无疑比官文更能代表多数读书人的心声。两者所说互不相同，而从这种由科举制度引发的各立一端深入科举制度的内里，则分立的两端其实又最终结穴于同一个地方。因此，八百年历史变迁之后，晚清人所面对的科举之利弊依旧是宋代人所面对的科举利弊。

科举取士以“凭文”与知人之间的脱节为弊，而弊端之存在与“无私”和“至公”相因依；时文试士以“束缚”而且“锢蔽”耳目聪明为弊，而弊端之存在与天下之教化相缠连。由于这种因依和缠连，科举的弊病虽因其易知易见而一代一代屡被非难，但非难之无从转化为“变通”和“变法”以去其弊，全在于铲除科举之弊的过程，不能不由一面而倾翻另一面，同时又摧锄了科举之利。科举制度形成于历史之中，其利弊之同出一源，又相为因果也形成于历史之中。而后是利弊之共存，又历史地形成了一种难以单面“变通”的“常例之法”。明人袁中道说：“古今之法，无全利无全害者。夫大利大害之法，久不见其利而见其害，率数传而止。惟有一种常例之法，无论巧拙，皆能用之，持之也若无心，而究竟归于无毁无誉，故久而不变。”然后比较古今而论之曰：

盖古用人之法，有乡举，有辟署等法，而今皆不能行，所存者止科目耳。有九品官人等法，而今皆不能行，所存者止资格耳。夫古之法皆格而不能行，而独科举资格存者，乃宋学究科也，士为帖恬，糊名易字，任有司甲乙之。即有高才博古通今之儒，而不及格，终身不得沾升斗之禄。又时文尔雅，不投有司，好尚相欹，总归沉滞。及其雋者，出官登朝，与文字分为二途。

这些话说明：就个体的才识和遇合而言，“科举之法”的普遍尺度常常会失其准头，从而取舍之间把人放错位置。因此，立足于个体，其为弊之害是非常明显的。然而与“乡举”“辟署”“九品官人等法”相比，“科举之法”又在以自己整体上的“至公”，为一个最需要恒定和稳定的常态社会维持了一种整体上恒定和稳定的上下流动。而并不圆满的“科举之法”历经了隋唐以来的一个一个王朝始终无可替代，其原因盖在于此。他说：

然吾以为天下之才，诚非科举之所能收，士之有奇伟者，诚不宜以资格拘留之。顾此皆非常之事，而世无非常之人，则相安于额例而已矣。今使离科举而行聘荐，彼主聘荐之人，果具只眼者耶？铨选者破格用人，又果能辨之于未事之先否耶？徒滋纷纭无益也。且天下无事，常时也；书生主衡，常人也。以常人处常时，而行常事，亦可矣。设有贤者于此稍通融之，而亦不必出于例之外也。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乡举”“辟署”“九品官人”之法都由个体的人和具体的人主持，从而都会因人而转移变化，其本性决定了这些旧日的制度皆不能形成“无论巧拙，皆能用之”的“常例之法”，遂都成了“而今皆不能行”的东西。科举制度的不同，在其所求为“至公”，是以所重在客观。而客观之易于化为“常例”而成一定之规和不易之规，便使国家用人能够“以常人处常时，而行常事”。因此，科举制度虽累被抨击，而又能与抨击相伴随，一路逶迤地带着弊病走过了一千多年。其间曾有过宋代元祐一朝“仿古创立经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文艺”；之后又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德行立“八行科”取士。后来马端临总评之曰：

八行科立，专以八行全偏为三舍高下，不间内外，皆不试而补，则往往投为行迹，以求入于八行，固已可厌；至于请托徇私，尤难防禁。大抵两科相望，几数十年，乃无一人卓然能自著见，与名格相应者。

之后又有过“洪武中尝停科目十年”，之后又重行科举取士的反复；以及与之相隔三百余年的清初康熙一朝“停止八股文”五年，而后又重新以时文试士的反复。停科目和停八股都是为了纠弊，而最后终以重归科目和八股的反复为结局，则以其否定之否定说明，纠一面之弊，往往又会造成更大的弊。在此之后，复有“乾隆盛时，钱竹汀已议变科举，道光间冯林一又议之”，而皆属“空谈策论，漫无章程，实令人罔知所从”的言之成理而无从施行。相比之下，袁中道所说的“如斯而已”和张廷玉所说的“不过如此”，则更能无涉褒贬地表述历史的本相和人在其中的取舍之难。

变法与科举

一千三百年里的疵议科举和五百年里的疵议时文，虽然各自阐说，而前者之共性，都在于指责科举之法不能真得“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的儒学“俊义”；后者之共性，都在于指责以八股为程式，则影响所及，天下的读书人皆不能真“明圣贤之书”。两者的立场都在儒学，两者的准则也都在儒学。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疵议犹在不止不息之中，而历经数十年中西交冲之后，中国人面对的时势已翻然大变；遂使蒿目时艰的经世济时之论随之而翻然大变；最终又使科举制度面对的讨问和究诘也翻然大变。

科举取士的缘起和归旨都在于“得人”。然而时当西人借通商、传教“入中国”，而“以兵胁我，殆无虚岁”之日，冲击所至，已是“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

自开辟以来，神圣之所缔造，文物之所弥纶，莫如中国，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厌；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

当此古今之变而“急图富强以为自立之道”，则“方今所急者莫如洋务”。而后是由这一路派生的“用人最是急务”和“储才尤为远图”，已不能不使“洋务”之“用人”和科举的“得人”各成一路而彼此相悖。薛福成说：

所谓才者何常？时方无事，则以黼黻隆平为贵；时方多事，则以宏济艰难为先。夫道德之蕴，忠孝之怀，诗书之味，此其体也。而论致用于今日，则必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体用兼赅，上也；体少用多，次也。当风气初开之际，必有妙术以鼓舞之，则人自濯磨矣。

虽说他仍然以“体”为尊，但着力推重的则显然是“用”。因此，在“风气初开”而实际上无从征召“体用兼赅”之日，他特别又把“体少用多”列为“次之”。由于少与多之间的无可界定，其一片模糊，实际上便在以“体”的收缩为“致用于今日”的伸展让出空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种不同于旧日的度量才与非才之绳尺，在切近时务而同此困境的士大夫群体里很容易心同理同。于是而有见之于奏折、信函和论说之中的“惟有破格用人”；“一孔之儒，逞其目论”，而“率皆不切之务”；“今日人才，如练兵、筹饷、造船、简器、出使衔命，皆无资格可守，亦非资格之人所能够为力”，以及“延访通才”、“拔取其才”和“得人尤为最难”；“目今解事人少，办事人尤少”，等等。而以这一类按洋务面目塑造出来的“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为理想人物，对比“逞其目论”而“率皆不切之务”的“一孔之儒”，则“急图富强以为自立之道”的过程，从一开始便已不能不牵及科举取士和时文试士。同治末年，李鸿章奉旨“筹议海防”，已由人材消乏推及“不学之过”，又由“不学之过”推及“下不学由于上不教也”：

军务肃清以来，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李鸿章（1823-1901）

然后总归其旨曰：“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拟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他以“章句弓马”通论“文武两途”的不识时务和不合时宜，而落脚点则全在系乎万千士人的“科目”和“时文”。作为主持洋务的人物，李鸿章由“筹议海防”而引申出来的这些论说，富有代表性地说明，曾经长久遭受非议的科举和时文，从此又被洋务席卷而入中西交冲的旋涡之中。因此，李鸿章之后，又有罗应旒上书论洋务，而以“今日之时文、诗赋、小楷”为“人皆知其无用”；有朱采上书论洋务，而以“小楷、试帖”为“此二者无用于世，无关于人，尽人知之”，以及王韬在时论中所说的当此“通今为先”之世，“中国之士”因“时文之累”而知古“不知今”等等，都是在用同一种眼光和同一种理由评判时文，以及时文背后的“科目”。

与长久以来持儒学“俊义”为理想，以批评科举之不能“得人”，持“圣贤之书”为准尺，以批评时文之不能明真义相比，像这样引“施于洋务，隔膜太深”为大谬，以指责“科目”与“时文”之“无用”的论断，显然是一种前所未有和全然不同的路数。前后之间的这种不同，其本源在于洋务以效西法图自强为宗旨，因此，科举既被卷入中西交冲的旋涡之中，则取士之法所应对的已不仅是圣贤，而且是西人。张树声说：“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欧洲界在海西，地气晚开，其人秉性坚毅，不空谈道德性命之学，格物致知，尺寸皆本心得。”而后能“跨海东来，无不雄视中土”。薛福成说：“夫泰西百工之开物成务，所以可富可强、可达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励之之故也。若是则谓与今之中国相反。”因此“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畦畛，朝野上下皆渐化其贱工贵士之心”。前者由“致用为贵”说西人，把“格物致知”移到了“道德性命之学”的前面；又以“本无中西之殊”为当然，使其笔下所举的西人之已然，实际上变成了中国人的不得不然。对于正在以四书五经，从而以“道德性命之学”试士的科举制度来说，这种起于欧西而演化为中国论说的理路，无疑已是直面而来的颠覆。后者由泰西的“开物成务”而言其“百工”之尊，然后以彼邦之所以能“可富可强，可大可久”反比“今日之中国”，而归咎于“千年以来科举之畦畛”。然则以西法相推度，是“百工”的可尊和应尊犹在科举士人之上。对于久为天下取士和造士的科举制度来说，这种引西国比中土的侃侃而言，同样是直面而来的颠覆。张树声的话出自奏疏，薛福成的话出自策论，而以“致用为贵”说“格物致知”，以“开物成务”说“可富可强，可大可久”，则都共同地反映了起于“制器”、“练兵”的洋务事业，其效西法回应西人冲击的重心，自始便在于技术。而当技术成为时务里的重心之后，人才的选择为之转移，人才之造就也为之转移。则不尚技术的取士之法，便不能不被置于应当改变和必须改变之列：

泰西各国创造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自非举国人矢恒心争思自奋，乌能如此。中国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虽有防海万全之法，十年二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渐归堕废，或名存实亡，不能持久也。

这段话里的主旨显然是在“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一面。而比“稍变成法”说得更加直白，并因之而更能达意的，还有“功名之路开，奇杰之才出矣”。《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后有中国人心目中的本末之分。朱熹称之为“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所以，举数千年来儒学的传承和展开皆以“道”为源头和归宿相对比，则此日以洋务为立场论“科举之畦畛”和时文的“无用”，虽然与此前千余年里诋议科举的士论同属对于这种取士之法的立异和否定，但千余年里的非议科举，归根结底都集矢于科举的不能全合圣人之道；而此日把无从对接“开物成务”和“创造利器”当作科举的大病，显见得已是倒置本末。而既以“器”为经世之要务，又以“器”为事理之要目，与之相表里的，则是“形而上者谓之道”被放到了他们的视野之外。然则把这种没有“道”的“器”当作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以排抵当日的科举制度，其别开一路的技术主义实际上不仅否定了科举，而且否定了此前一千多年里的士林人物对于科举的否定。这种变化发生于身当西人的冲击，并正在岌岌乎回应西人冲击的那一代中国人之中，其直接反映的时代内容已全然不同于前代非科举的士议，其持有的理据和宗旨也已全然不同于前代非科举的士议。因此，就唐宋以来评说科举制度的思想历史而言，这种变化正是以前后之间的断裂另立一局，开启了一个由古今之变所主导，并随古今之变的激化而越走越远的过程。

效西法以图自强的洋务改变了中国人审视科举的眼光。与之前的士林议论因疵议科举而常常怀念荐举；因疵议时文而常常怀念策论相比，则此日由另一种眼光所派生的“稍加变法”和“稍变成法”之归于“另开洋务进取一格”，显然已经绕出了大部分士人熟识已久，并因之而能共同判别利弊的尺度和范围。所以，即使是同属洋务一脉的左宗棠，虽然也着力于造船造炮回应西人，而其意中的理路则不同于李鸿章的理路，而尤不能信以“器”为大，即可以成为取士之法。当其经营西陲之日，曾在一封信里说：

窃以为近时人心之蔽，每因此关未能勘破，遂尔见异思迁，夺其素志，浸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宫，精考工之言而弃官礼，傎孰甚焉。今试以艺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课以金工、木工之事，固问十不能答一，盖以非所习也。与华之百工校且然，况泰西师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之事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匠之事也。然奚必胥天下之人而匠之，又并治天下之匠而薄之哉。一事之成败利钝，非所能知，因成败利钝而丧其心之所明，以求有成无败，有利无钝，必不可得也。况所谓成者利者，乃天下所谓败与钝乎。范文正有言曰“吾知在我者当如是而已”。近时自负深知洋务者，殊未之思耳。

稍后又在另一封信里说：“人见西士技巧，卓绝古今，以为华学制，必须聪颖俊达之士。不知彼中均由匠人推择，并非于士类求之。况中华学制，本执柯伐柯，较之天工开物，又自有别，使三千七十之徒，执贽般倕，不亦傎乎。”他与李鸿章同以军功起家而名位相埒，并同是世运丕变之日为中国先开洋务的人物。因此，“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在这一点上，他与“近时自负深知洋务者”并无歧异。但“学西可也”的同时，他又非常明白地把“泽宫”与“般倕之社”分开；把“官礼”与“考工之言”分开；把“儒者”之事与“匠之事”分开，要端都是在把道与器分开，并明示两头之间的以道为本。就其眼中所见，是自负深知洋务者都重器，然而“自负深知洋务者”又常常“夺其素志”和“丧其心之所明”。以前一面的外有所牵比后一面的内无所立，则其间缺失的显然是“形而上者谓之道”。而举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为譬，以总称士人，又意在说明道的传承须有主体。然则“胥天下之人而匠之”的颠倒错乱，是变士为匠，遂使以器为大，而且以器独大之下，世间不复再有论道之人。其立论之旨，显然与薛福成所倡的破“科举之畦畛”，以“渐化”朝野上下“贱工贵士之心”的说法不仅相互扞格，而且截然悖反。所以，虽然左宗棠由事功致高位而成达官，却并不喜欢用“学以致用为贵”那一套道理轻议科举，他在家书中教子说：

今之论者动谓人才之不及古昔，由于八股误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诟病。我现在想寻几个八股人才与之讲军政、学习吏事亦了不可得。间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较之他人尚易入理，与之说几句《四书》，说几句大注，即目前事物随时指点，是较未读书之人容易开悟许多。可见真作八股者必体玩书理，时有几句圣贤话头留在口边，究是不同也。

他所重的不仅在有用，尤其在明理，从而尤其在人的“素志”和“心之所明”。相比于李鸿章所说的“楷试帖，太蹈虚饰”，显然是各成一路。

与左宗棠持论相近的，还有同时的沈葆桢。作为福州船政局的开此一局者和先期主持者，沈葆桢也是那个时候着力办洋务的人，因此也是一个深知“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人。由于“中不如西”，他曾请“设算学科”以资造就，虽为部议所格，其仿西法的用意则是明白可见的。然而他并不尽归科举、时文为无用，也并不以“破格”和“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为事理之应然。当日答朝廷咨问，他在奏议中说：

今之仕途有四：曰科甲、曰军功、曰吏员、曰捐纳。因材器使，何地无贤？偏重一途，或有时不能自坚其说。臣以为自古无久而不敝之政，随时补救，则视乎其人。为部堂、为疆吏者，诚能仰体朝廷所宝维贤之意，不执成见，但严别其人之贤否，可者用之，不可者去之，泾渭分则人知自励，观感兴起，岂有甘以不肖终者哉？

他引当日的功名多途说明，其时朝廷用人，除了“科甲”之外，还有其他三种路径。就“军功”和“捐纳”的尤易登堂入室，一路全无约束而言，由此“进身”，本已全无窒碍。因此，以事实论事理，则当时的科举制度其实并没有构成堵塞“洋务进取”的壁障。与之相比对而成佐证的，是时人记闻中所描述的“尝见中朝士大夫相聚而谈曰：‘今日仕途孰为终南捷径乎？’曰‘莫如通商各国事务衙门。其为利也，则有薪水之添；其为名也，则有升迁之速；其优叙也，几如军营之克城擒渠；其超擢也，几如翰詹大考一等；其按期保举也，实同于军机章京；其逾格录用也，实过于京察卓异。”总理衙门为当时朝廷经营洋务的总汇所在，而这些话说的都是一入其中，便能腾达。在一个仕路拥塞的时代里，这是一种鲜明的反差。其间曾有过张荫恒起家于“以资为县官”，一路累受保举，先任出使大臣，后任总理衙门大臣。又有过盛宣怀“以诸生纳官”，之后为上游青睐，一面升官进阶，一面筹办洋务，且缘此获利，积私财累累。两者都展示了其时由科举之外“进取”洋务，皆能自成其声势煊赫的事实，而这种事实的存在，同时也显示了以洋务为立场非议科举，会因其过度衍化而致不能十分切题。但伸张洋务的议论既已置科举于对立一面，则其中的“自负深知洋务者”又很容易以过度衍化为当然。所以，那个时候的策论曾沿此过度衍化而言之极端地说，“今之世，若以御夷灭寇危疑大事另责之一流人，而富贵爵禄则以备甲科诸途，以资格而得之者享用位置之具，夫是以人才不出而时事日坏”，其立意显然与“开洋务用人之途”和“功名之路开”则“奇杰之士出矣”同归一途。这些话自有其纸面上的道理，因此这些话能够言之界限分明。然而这些道理由纸面移到真实的历史之中，便同样成了不能切题的东西。以19世纪50年代崛起于内战，之后又立足东南造船造炮，以力图自强回应西人，从而为“所急者莫如洋务”筑成了实际开端的湘淮军功人物群而言，则身当世变而面对“危疑大事”，最先自觉地以担当世运为己任的人物，其实大半都是从科举制度里走出来的士大夫。然则以历史对照议论，显见得其意中的“另责之一流人”，俱是下笔了无际涯而常常会走到历史事实之外的臆想。

在一千多年里，儒学中人用儒学的道理批评科举之弊以后，19世纪70年代，因中西交冲而生的洋务又用另一种道理批评科举之弊。然而同在洋务之中，左宗棠、沈葆桢与李鸿章、张树声、薛福成之间的各是其是，又说明了这种后起的道理虽然别开一路并常常过度衍化，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却还并不足以自成一统而推倒旧日的道理。因此，其吁请朝廷“力开风气”，立论的分寸也多半仅止乎“稍加变通”和“稍变成法”。后来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一书中记前朝旧事，曾追叙说：“薛叔耘副宪出使外洋，甚著声望。当时之熟悉洋务者无出其右，余欲从而学焉。渠曰：洋务究属偏才，政治家宜求其全者，何必见异思迁。且此事非二十年经验不办，非仅懂西文，娴西语遂可称职也。”则观照前后，显见得即使是推崇“译才”为今日“必求”之人才，并力主“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畦畛”的薛福成，其心中之所重也一时与另一时之间并不能一以贯之。这种不同人物自为表达的各是其是，以及同一个人物内里的不相同一，都反映了因中西交冲而催生的新道理，实际上犹是一种单面立论的道理，从而犹是一种并不圆满的道理。所以，在洋务为中心的那一段历史过程里，这套道理一经生成，便作为一种思想存在而一路起伏一路延伸，既没有成为一种入人之心的强音，也没有实际地促成过取士之法的“稍加变通”。

然而作为一个迫来的历史过程，中西交冲始终是在外力的冲击，以及对于这种冲击的回应之中实现的，因此，这套道理既由中西交冲所催生，又一定会随外力冲击和拶迫的激化而发生变化。在这种历史因果里，发生于甲午年间的中日战争，以前所未有的剧烈创痛前所未有地打碎了中国人心中的自我形象，从而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震荡所及，遂使起于洋务的这一套非科举之说，既被后起的时论引为要务所在的大题目，又在创痛中走向亢急，并因创痛造成的天下震动而变得摄动人心。而后，随之而来的戊戌维新，在百日之间已经把这一套新道理对于旧科举的否定，从“学以致用为先”移到了大变成法之中。与之相为表里的，则是这一套道理的重心在变，这一套道理的论说也在变。甲午后二年，梁启超主《时务报》笔政，于《变法通议》一文中深论科举之弊，已明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之后二年，他又聚汇群集于京师的各地举人，作《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怀抱一腔急切说：“顷者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乾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同一个时间里，严复说：“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因此此日救时，必“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说的也是这一套道理。这种由“强敌交侵”推演到“人才乏绝”，又由“人才乏绝”推演到“科第”之不能不变，虽然下笔更多意态之促迫和立论的独断，而其间的路数则与李鸿章那一代人的陈说大致略同。由此明白显示的是两者之间的前后承接，以及两者所共有的同一种时代内容。然而就强敌环伺之下的时势与国运而言，则19世纪90年代后期已显然地不同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这种不同，梁启超上书皇帝，用之以否定科举的，已不仅是器，以及附着于器的技术；而是以“西学”为总称的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他对比而论说：中国的“考官及多士”，能够“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少之又少，以此“至愚极陋”之人而“当官任政”，来应对“泰西四十六之强国，万亿之新学新艺，其为所凌弱宰割拱手受缚，乃其固然也”。之后统而论之，指泰西的“新学新艺”为今世之“智”所在，而以中国之科举为今世之“愚”所在，并把这种愚智之分的影响由读书应试的“多士”推及中国人的整体：

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泰西民六、七岁必皆入学识字学算，粗解天文舆地，故其农工商兵妇女皆知学，皆能阅报。吾之生童固农工商兵妇女之师也，吾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妇女无以助其夫。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

今科举之法岂惟愚其民，又将上愚王公。自非皇上天亶圣明，不能不假于学。近支王公皆学于上书房之师傅，师傅皆出自楷法八股之学，不通古今中外之故，政治专门之业，近支王公又何从而开其学识，以为议政之地乎？故科举为法之害，莫有重大于兹者矣。

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愚敌智，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

他所列举的“植物”“制物”“万国物产”“天文舆地”“测绘算数”以及“古今中外之故”和“政治专门之业”都是知识。而科举以经义试士，立意本在纳士子于“义理之域”，从而纳天下于“义理之域”。所以“雍正中，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张文和，对曰：‘若非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由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到的正是科举制度守定的主次之分和轻重之分。就人类的认知和分类而言，知识和价值无从匹比，因此知识和义理也无从匹比。虽说在实际的思维过程中知识与义理之间能够形成关联，但通观梁启超所罗举的连串名目，则这种来自“新学新艺”的知识，大半都是与义理界分清晰而各成一脉的东西。因此，以泰西“万亿之新学新艺”为是，来说明中国科举之非，则其言之滔滔的层层演绎，实际上是在两种不可类比的对象之间以此律彼。引“新学新艺”立说，背后是一套以有用反无用的道理。但不信这种以此律彼的人，则列举出自“义理之域”而由科举进身的中兴名臣，陈说“一时艺学、译学无不络绎奔走以供大才之用”，而成其经世济时之事功的实例，以说明有“用人之才”和“用于人之才”之分。并说明“国家宜求用人之才，不宜求用于人之才”，这也是一种有用无用，大用小用的道理。而以这种道理相度重，“新学新艺”不过是“一身一家之用，一材一艺之能，一手一足之效，何足任天下事哉”(80)。两者各成一种理路而无从交集，但时势亟迫之下，以“智”比“愚”和化“愚”为“智”的非议科举，更容易成为一种动人之心的逻辑，而后是义理便成了应被知识打倒的东西。然则归科举于愚，同时是其意中之智已全都萃集于西学之中了。相比于上一代以“器”为大的洋务人物置“道”于视野之外，这种逻辑沿前者留下的那一套道理而来，又创为程度更深而且更具整体性的搅动。所以，相比于上一代洋务人物的论说，这种在“强敌交侵”映衬之下的用知识挞伐义理，又使那个时候的科举制度被更加急迫地拖入了无从应对的困境之中。

梁启超后来回溯晚清废止科举的历史过程，说是继“郭嵩焘、冯桂芬等”之非议科举，“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以其时康有为作《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说“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不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谭嗣同作《报贝元徵》，说“惟变学校变科举，因之以变官制，下以实献，上以实求”始可救时；徐勤作《中国除害议》，说“故谓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不除科举搭截枯窘之题，不开后世书后世事之禁，不去大卷白折之楷，八股之体，试帖之诗，定额之限，场期之促，试官之少，累试之繁，而求变法自强，犹却行而求及前也”，等等，无疑都是在以同一种宗旨表达同一种主张。“施行总攻击”，说的正是其一时俱起。然而以当日留下的文字，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响作比照，则更能以“全副精力”发为论说，并前所未有地以其声光远播造成社会思想大幅度震荡的，是梁启超的“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和“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所以当时郑孝胥由《时务报》说到梁启超，谓之“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概。目下各省闻风兴起者，山鸣谷应”。因此，与前一代洋务人物非科举的议论既出自个体，又常在此起彼落之中的声势犹未鼎盛相比较，此日的“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则能够借助于“去塞求通”的《时务报》以文字“动大众”，并在“闻风兴起”的同声相应和回声四起中汇为那个时候的舆论。严复说“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并申而论之曰，自科目“创为经义”，其害在于“破坏人才”，使“天下后世”久“被其愚”；章起祥说“时文积弊太深，愚我震旦，抑我士气，为患靡穷”。这些话共指时文、八股之大弊为“愚”士人和“愚”天下，显然与梁启超引为大法，用之以力辟科举的那一派以知识抑义理的论说心相近而理相同。张元济说“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梁庆桂说“当今急务，以储才为第一义，而人才之所以振兴，则开学校，变科举，其亟亟也”。这些话共以人才出于学校为当然，所以学校重于科举而成为图自强的要义和要务，显然与梁启超以“强中国”与“养人才”为因果，又以“养人才”与“兴学校”为因果，再以“兴学校”与“变科举”相因果的层层推论心相近而理相同。在这种对应和呼应之外，更广泛地合成了一时群鸣的，还有其时高梦旦自述“凤谦生二十又八年矣，六岁就傅读圣贤之书十余年，以为治国之道，无有外此者。及出而观当世之政，则大悖先王之所为，心窃惑矣。既而涉猎译书，又从出洋局学生游，略闻泰西建官、设学、理财、明刑、训农、制兵、通商、劝工诸大政，喟然叹曰，唐虞三代之盛，其在泰西乎”(87)；夏曾佑自述“屏绝尘氛”，立意致力西学，“拟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以及裘吉生自述此后“当尽弃虚文而读《时务》矣”；杨之培自述“甲午事起，觉所学无甚益于世，乃尽弃故业，留心于经世之学，暇则肄习西国语言文字，以通天下之务”等等。虽说这些人物的各自表述，说的都是身处古今中西之间个人在学问取向上的转变，其中并没有直接涉入科目与时文的内容，但时当“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之日，学校和科举的对立，知识和义理的对立，智与愚的对立，其内里与深处都是泰西“万亿之新学新艺”和中国以“经义”为主干的文化之间的对立。所以，对科举制度的“总攻击”，同时又一定会是一个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相互比较和此消彼长的过程。对于这些人来说，其仰慕西学之心未必全是在这个过程中生成的，但这个过程的铺展，却助长了西学的声势，从而助长了个体的仰慕演化为合群共趋。而就另一面言之，则发生在士人群体里的这种显然的取向转变，又会使“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那一套道理非常容易由入耳而入脑入心，从而非常容易成为那个时候耸动天下的强音。因此，当其在甲午之后节节恢张而掀动舆论之日，这一套起自士林的道理同时又在一路上达地走向高处，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影响政局。而后是反科举实际地成了变法的一部分。在这种议论转化为政治的过程里，身在其间者以“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为设定的预想，曾促成过“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分餽台官，乞为入告。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或主详尽，或主简明，各明一义，各举一法，其宗旨不离科举一事。务使一月之内，十折上闻，天高听卑，必蒙垂鉴”的筹划。遂使自下而上的急迫促成自上而下的急迫，并在戊戌年间达到顶点，于是而有朝廷下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虽说梁启超意犹未足，以为“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学级，悉自学校出”，但“科举一变”而“海内洗心”的预想刚刚触及八股，实际上已经与冲击和震动同时俱见于远离京城的地方。当时一则出自湖北的记述说：“上谕废八股时文，改试策论”之后，“县中生童亦皆起而谋之，尽去昔之敲门砖，求所以作策论之法”。这是一种明显的变化，也是一种被动的变化。然而在戊戌年间的中国，对于科举制度的这一场“总攻击”既以附着于变法为因果而达到了顶点，此后又因同一种因果，而不能不随变法的失败而碎裂脱散，在极短的时间里被一朝摧折。作为一个与政潮同起同落的过程，其起落之间可谓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但原本以评说为表达方式的非议科举，则从此已汇入了近代中国的变法维新之中，并越来越与实际政治深相纠结交缠。而作为一个思想制造舆论和舆论传播思想的过程，这种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促成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已使知识与义理的对立，学校与科举的对立，智与愚的对立漫溢泛滥，浸灌于中国士人的思想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理路。之后的由此累积和累积中的发酵，则都不会随政潮的起落而澌灭。因此政潮起落之后，当日的士人议论犹以来日方长相期望，深信“现在新机已发，非朝政所能遏抑”。

世事原随士议迁：人才出自学堂和学堂推倒科举

戊戌后二年庚子之变起于华北，又以其结局逆转了戊戌年间的政潮起落。而后是曾经在扑杀下失败的变法主张蓬蓬然重起，非科举和变科举的论说也蓬蓬然重起。庚子年岁末，严复说：

今夫学之无用，至于吾制科之所求，可谓极矣，而犹以为必不可变。今年五、六月间，北土壤夷之举，虽有仪、秦之舌，无以自解于天下后世。而推其祸之由来，舍八股、诗赋，吾不知其所属。何则？民之聪明，梏亡于功令，虽至浅之理，至明之事，其智亦不足以与之也。嗟夫！持十年以前之中国，以与今日者较，将见往昔虽不足云强，而但安静为治犹可以自存，无论改弦更张者矣。至于今，未然之事不可知，就令幡然改之，欲为斯宾塞尔之所谓体合者，岂有及耶？

严复（1854-1921）

他仍然在沿用愚智之辨说科举之弊，而以刚刚过去的庚子之变为实例辨愚辨智，则其所注目，又尤在于群起一哄地卷入“北土攘夷之举”的下层民众，以及他们在八国联军用枪炮作表达的暴力面前的一触即溃。他以外国人的霸蛮对比中国人的蒙昧，而统括地归于“民之聪明，梏亡于功令”。这种解说舍去了庚子之变深处的历史因果，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却能以戊戌年间灌入人心的那一套道理为烘托，言之成理地把取士的科举制度同这一场国难直接地连到了一起。严复的话以其言之愤然真实地说明，对于亲身经历了甲午年间的中国由“变局”而入“危局”，之后又亲身经历了庚子年间的中国由“危局”而入“残局”的一代知识人来说，从戊戌到庚子，其间的一以贯之，是危局和残局都在为中国人重新诠释科举制度，使这种原本熟识的东西脱出了本义所归的范围而周延越来越大，并被置于倒推历史以说因果之中，所须负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由此编连而成的是一种深度否定。但在智与愚相对立，知识与义理相对立，学校与科举相对立的理路里，否定同时又已成为一种反证和反比，由此促成和与之对应的，便是另一头的“吾国自经甲午，教育之论，始萌蘖焉”，至“庚子再创”，则“教育之声，遂遍朝野上下”。这是一个起于戊戌而在庚子之后大幅度恢张的过程。这个过程因辟科举而兴，却同样在使承当了“教育”的学校脱出了本义而周延越来越大，并因之而在筹划来日“幡然之变”的先期预想中，对这种没有根蒂，而且非常陌生的东西寄托的憧憬和期望也越来越大。庚子后一年，刘坤一和张之洞以三万余言作联衔会奏，回复朝廷“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的诏书咨问。而其间被置于首位，并最先“详悉条议”的，则正是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的名目下的非科举和崇学堂：

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然而中国见闻素狭，讲求无素，即有考求时务者，不过粗知大略，于西国政治，未能详举其章；西国学术，未能身习其事。现虽举行经济特科，不过招贤自隗始之意，只可为开风气之资，而未必遽有因应之具。

与出自个体而汇为舆论的士议常以亢激脱跳为特色相比，这些见之于章奏体裁的文字评论科举，无疑更多一点说理的圆到。但其论“人才为先”而以“西国政治”和“西国学术”为要目，两者之所指，显然与之前梁启超称为泰西“万亿之新学新艺”的东西本身同属一物。而循此以论，则不能不由“拯此艰危”与“育才兴学”相合一立说，并把中国人的“拯此艰危”和“兴学育才”与彼邦相等类以作比拟，直接接到了“泰西各国学校之法”的“犹有三代遗意”，遂能成“其人才日多，国势日盛”的因果明了，以及“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之国为最多”所展示的“兴学之功，此其明证”。而后是上以“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相求，下以“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相应，外国人的“学校之法”和“兴学之功”，便直捷地化作了中国人以“学校之法”变科举，和中国人对“兴学之功”的执信。刘坤一和张之洞于联衔会奏中说其大旨曰：

窃惟今日育才要指，自宜多设学堂，分门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体用兼赅，方为有裨世用。惟数年之内，各省学堂不能多设，而人才不能一日不用。即使学堂大兴，而旧日生员，年岁已长，资性较钝，不能入学堂者，亦必须为之筹一出路。是故渐改科举之章程，以待学堂之成就。拟此办法，策论乃诸生所能，史学、政治、时务乃三场策题所有，考生断不致因改章而搁笔，科场更可改章而省费。而去取渐精，学业渐实，所得人才，固已较胜于前矣。兹拟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

并预想以“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为这个过程的了局。在他们的“条议”里，“酌改文科科举”与“酌拟今日设学堂办法”是相表里的。而这种进入了奏议的“条议”之能够具体地生成，其背后又有着“半年以来咨访官绅人士，众论佥同”的群议和“两广督臣陶模、山东抚臣袁世凯咨来奏稿”的合议。因此，就其用“按科第递减”的办法谋想十年之内消灭科举以盛兴学校而言，宗旨本与戊戌年间梁启超力倡“朝廷大变科举”和“州县遍设学堂”相同，都在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但这种在群议和合议之后形成的会奏，又说明不过戊戌以来三年，同样的主张已由并不当权的士人群体快速地移入了当权的官僚之中。是与在会奏之外，又为会奏相呼应的是一种背景更加广袤的官场社会相，其间出自广西土司之家被王文韶称作“苗性尚未退净”的岑春煊虽被目为不入斯文之列，却也能自觉进入时趋，在同一个时间里正以“欲雪此耻，要在自强，自强之道，首需培植人才。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广兴教育始”的新道理回应西太后“此耻如何可雪”之问。而以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此日对西人所说的是“当前只有两件事重要，即学校和军队”。与刘坤一和张之洞相比，岑春煊和袁世凯都不能算是士林中人，因此他们对于教育和学校的一派神往与极度热心，显然大半都来自耳食之得和臆度之知，但也正是借助于他们的合力拱抬，这种原本存在于舆论鼓荡之中的主张，才得以在庚子以后源源不断地涌入庙堂，形成朝野之间以变法相呼应的共鸣。而后是出自诏旨的兴学堂和变科举，便化为由国家权力导引和推动的自上而下层层铺展。历时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遂因此而被置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变之中。

在同一个时间出自疆吏应诏群议“更张”的奏疏里，粤督陶模的《图存四策折》同样以兴学育才为立论的大题目，而其亟亟乎以求的急迫则远过于刘坤一和张之洞：

自甲午以后，诏设学堂者屡矣，而人才不出，何也？则以利禄之途仍在科目，欲其舍诗赋、八股、小楷之惯技，弃举人、进士之荣途，而孜孜致力于此，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是故变法必自设学堂始，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

因此，“今宜明降谕旨，立罢制艺、大卷、白折等考试，饬下直省督抚通行所属各州县，限一年内建立小学堂一区”，而“未能建立者，革职永不叙用”。他要的是一种了断，而不是一个过程，其立意显然更接近于三年之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非科举、倡学校，而以“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为论断所显示的一派斩绝。而时当20世纪初年，以前者的一手了断对比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过程的“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则显见得了断关注的是科目之弊，因此可以不留余地；而过程也关注科举之弊，但同时进入视野之中的，还有万千与科举之弊深度牵结的读书人，由此筹想的“十年三科”为度，便多了一点以人为对象的稍留余地。然则当此大变成法之初，同时又面对千年历史积留的沉重惯性，就其本愿而论，朝廷更容易接受的一定不会是一种了断，而只能是一个过程。因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谕昭告的“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俱“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的先后次第，正是在相隔两年之后，把先倡于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同一种主张移到了诏书之中。

两年之后直接促成了这一道诏书的“各折片”里，居于重心的一折依旧出自张之洞。但其主旨虽然仍在以“递减科举”为请，而身在世变亟迫之中，则理随势走，论说的主干已是由“奉旨兴办学堂已及两年有余，而至今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讲到“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再讲到“人情不免观望”，以致“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然后举“当此时势阽危，非人莫济，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若长此因循，坐糜岁月，国事急矣，何以支持”为设问，又以“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为回答。与辛丑年他和刘坤一在联衔会奏中所说的“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相对比，则刘坤一谢世以后，其此日指学堂“未能多设”由于“科举未停”的反推因果，显然更近于陶模“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的两者不能“并存”和科举之没有了余地。同一种意思，在他与袁世凯的联名合奏里，已尤为直白地谓之“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深于科举”，以及“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是以综贯而论，虽说他一再吁请的“递减科举”仍然是一个“分三科减尽”的过程，但由“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的言之断然，又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心中正在更快茁长的其实正是一种了断之想。而与此相伴的亟亟乎以求，同样是一种更近于陶模的急迫。作为当日变科举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在两年之中的后来不同于以前，说明了庚子之后的变科举，自始即仓促地起于国难的扼迫，同时又仓促地接入了戊戌以来智与愚相对立，知识与义理相对立，学校与科举相对立的思维定向之中。由于前一面，这个过程便不能不长在“时势阽危”的牵引之下，从而不能不随之一路跃动；由于后一面，这个过程便不能不以学校为中心和主导，从而不能不日炽一日地寄望于学校，同时又把这种日炽一日的寄望当成理由，施为日深一日地痛恶科举和痛挞科举。而后的两面交汇，则都会使这个过程里的人物常在前后腾翻和章法无定之中。

洋务人物的非科举，其议论大半以“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为主张。与之相比较，自戊戌年间的舆论鼓荡到庚子之后的庙堂群议，是学校已被当成了重造乾坤的神器。时人谓之“当今之世，万事都无济，惟学堂、报馆为救黄种之根本”。其斩钉截铁的不容讨论，显然说理少而独断多，更像是在表达一种信仰。但就历史事实而言，则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里，次第出现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和工艺学堂，以及布列于南北的电报学堂、铁路学堂、矿务学堂、医学堂和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等，都说明戊戌之前的中国，其实已经移来了种种取法于泰西“新学新艺”的学校。而同样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是留心时务的人直观所见，大半并没有看到这种已有的“兴学育才”里，其间的人物和事状之的全然可信和全然可取。郑观应说：“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陈其璋说：同文馆“自开馆以来，已历三十余年，问有造诣精纯，洞悉时务，卓为有用之才乎”？陈耀卿说：泰西各枪炮火药皆“从格致中出”，中国“事事效法之，不惜重价聘请西人，于是南北洋均设立机器局，同文、武备先后并举，电线、兵轮次第添设。所有同文、武备考取肄业各生，数年后技艺娴熟，即令出洋。阅历既深，熏陶既久，复加考试，授以官职，遂为洋务出身以为干城之寄，法至善也”。而国家竭数十载之经营，“乃一旦与倭人对敌”，但见“所谓洋务出身者或逃避伏法，或战败降倭，或潜亡内地，前功尽弃，莫可挽回”；何熙年说：“今学生之于洋人，尊之若神明，奉之若徒隶。羡其服食之精，则见猎心喜；夸其器械之利，则谈虎色变。”盛宣怀说：“同文馆、广方言馆出洋学生，糜费不少而得人不多。”盖“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于小道可观，而不足以致远也”。这些评说出自戊戌之前的五六年之间，就其各自的积年审视观察而言，显见得这些“事事效法之”的学校和学校里产出的人物，都不能算是构成“救黄种之根本”。因此，以这些既有的事实，以及同时代人对于这些事实的观感为对照，则戊戌年间被用来痛詈科举，并深信有此一物便可以“大变则大效”的学校，其实自始已是一种以观念推演观念和由理想催生理想的东西。与此前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那段历史相比，戊戌之后的这一面更多依托于思想的自信和盲信，所以这一面更脱空。迨庚子之后变法再起，朝廷以兴学为要务，遂使庚子之后学校的种类益多，数量也益多。但其间仍然看不到朝野两头期望中的“一兴学”，则“一切良法乃可次第讲明而举行”的一派通泰。当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虽然已被牵入开新的潮流之中，而其奏议“各国学务”，则不得不面对事实，先以“我国自兴学以来”的“纷然”无序为对比，总论之曰：

兴校既多，需材弥众，监督、教习、管理诸事，悬席待人。校员之贤否，督抚既不能周知，而所谓学务处者，自总办之司道以迄员绅，大抵皆不谙学务。校员中即有略知时务，亦或剿袭书报浮诞之说，自命开通，官界既信为学界之人才，而新奇偏激之谈，又往往为无识之生徒所怖服，实则钞撮译籍，以为讲义，而尚不能尽通，迁就众见以为管理，而犹不免冲突。盖以未受教育之人，强之行教育之事，支离蔓衍，谬种流传，其弊殆不能悉数。

这些话说的是兴学一方虽然居高临下，其实既没有可以施教的“校员”；也没有可以授人的真知。而后由“钞撮译籍”的“尚不能尽通”到“支离蔓衍，谬种流传”，便成了那个时候学校里普遍可见的景象。其间所指述的“殆不能悉数”显然已非一朝一夕。与之两相对比而相互映照的，是同一个时期奉派管“高等实业学堂”学务的翰林院编修作呈文，陈说受教的一方的“种种谬戾”：

光绪三十年（1904）由农工商部奏立高等实业学堂，并蒙奏派职充该堂教务长，是年六月招考，九月开学，年假前考试诸生尚称安靖。及至三十一年正月，即行聚众滋事，倡首者十余人，而四川之贺昌运为最，当即斥革，余则记过示惩。而少年聚处，易动难静，自此气渐骄，心渐肆，已非初到学堂之象。其中立品勤学者，不过数人，下此谨饬之士，冀得出身，尚知守分，而好事者流，素日既不勤学，临考则抄袭传递，乱号抢替，百弊咸备。其尤者挟制教习，订题目于考前，争分数于考后，逮数人得计，遂群相效尤，久则群请优加分数，教习、管理员并代言之，以分数加多，为学堂之光荣。

这种“徒骛虚名”和“但求粉饰于外”已是兴学之“成效难期待”。比之更“谬戾”的还有动辄“聚众反抗”，“结党立会”，并径能以此“劫制同学，皆令无敢自脱”。而自京城里的“实业学堂”举目四望，则“各省交通，沾染风气”，遂又有“近者如云南学生一堂滋事，而省城四五学堂，结联同党，助以暴动”的读书人面目大幅度异化。由此形成的，又是那个时候的学校另一种普遍可见的景象。

就时间而论，当朝廷以“递减科举”助成兴学之日，这两种随诏书推广学校而发生于学校之中的普遍景象，都已在世人注目之中。所以，作为因兴学而见的弊端，则弊端对于兴学，正构成了一种明显的矛盾，并以此显示了事实对于观念和理想的反诘和疑问。然而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与“递减科举”以助成兴学相为表里的观念推演观念，以及理想催生理想，自始便不是从中国社会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而是在西洋之欧美和东洋之日本反照之下的以彼量此和舍此取彼。以此为来路和定向，则这种观念推演观念的过程，便自始已不受实际社会的制约，而能自成一派随时势而走的逻辑。因此，虽然出自学校的“支离蔓衍，谬种流传”和“聚众滋事”，“百弊咸备”都近在咫尺，但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袁世凯主稿，并合集疆吏当中的强有力者赵而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联名而进的会奏，已在吁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才，化民成俗”了。以时日计，上距光绪二十九年（1903）朝旨定为“作新之基”的“递减科举”中额，期以“三科减尽，十年之后，取士概归学堂”之想不过仅仅隔了两年：

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些话说明：当年促成朝廷以“十年三科”“减尽科举中额”，理由是“时势阽危”；此日推翻十年之期，转以“立沛纶音，停罢科举”为应然和必然，理由同样是“时势阽危”。而其“更甚曩日”，已使此日的急迫更甚曩日，所以由“更甚曩日”引申以论，遂又有“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的一番以外人之好恶为中国之是非的道理。而以同一个时间里因兴学而生的弊象作对照，这种从“危迫情形”起讲，一路连到“科举夙为外人诟病”与“学堂最为新政大端”的直接对举，则由其间的振振有词而不涉当日学堂里的众生相，正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观念推演观念，动力和引力其实都是自外而来的。因此，其自成逻辑的一以贯之中派生出来的，大半都只能算是无从附着于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实际的愿想和臆想：

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得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逸处而兴学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

由停科举兴学堂以改变士人，到停科举兴学堂以改变国人，虽然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但就其脱空而起的一派思想描划思想而言，这种宏大的本相，不过是远望彼邦，以得自稗贩的东洋知识和西洋知识表达漫无边际的期望。所以，其间用之以动帝王之心的“无地无学，无人不学”，在奏议里被当作既设学堂便可以召之即来的东西，其实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都隔得非常遥远。然而原本“十年三科”的期限因此而终止于乙巳，则又清楚地说明，这种观念推演观念和理想催生理想在此日中国居有的强势和独大，以及由此独大所造成的不可堵挡。亲历过这段历史的姚叔节后来作诗咏叹清末十年，说是“世事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但使西邻无责言，阜则利用国本坚”。虽说末了一句未必能当人人之意，但他以“西邻”之“责言”观照彼时的“士议”，却非常明白地使人看到，这种出自观念的理想和悬想之所以不立根基而能一时独大，靠的并不是其内含的真理性，而是意在大变中国自身以回应“西邻”之“责言”的愿想。“停罢科举”的奏议集中体现了这种愿想，但此日奏议既以士议为来路，又随士议而起伏，因此与之一路相伴的始终是发自士林的呼应。当时章梫致书汪康年说：

顷闻得内廷一极好消息，为废科举。端午帅到京，亦持此议甚力。果废科举，乃救亡第一政策。拟请令弟颂榖同年，从速于报端发一大论以鼓动之，可言废后有百利而无一害。各国无科举，如此之强，成效具在。可一提醒，至要至感！

以“鼓动之”为呼应，以“各国无科举，如此之强成效具在”，表达的正是大变中国自身以回应“西邻”之“责言”的共鸣。这些话出于个人，但代表的显然不仅是一种个人意识。所以，此前又有《湖北学报》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则士子永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在这种庙堂与士林的呼应和共鸣里，起于戊戌年间的变科举以兴学堂之说，最终演化为庚子之后学堂推倒科举的事实。其间先倡非科举和力倡非科举者，多半都是从科举制度里孵化出来，或者曾向科举制度讨取过功名的读书人。这是一种异乎常情常理的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在历史变迁的逼扼下形成的真实社会现象。

以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比戊戌到乙巳的七年之间，又以“十年三科”比“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则清末的废置科举不能不算是在仓猝中实现的过程。那一代士人中的切入于时务者促成了这种仓猝，但在一千三百余年之后废置科举，由此带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层翻搅既牵动当下，又牵动后来，遂成了“时势阽危”之外，中国人同时面对的另一重进退失据，从而使促成了仓猝的人物因之而不能不左顾右盼，独断之外又更多了一层走走。所以，自戊戌以来曾力抵科举的严复，至庚子后二年，其论说的重心已由一头移到了另一头：“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然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至停罢科举之后一年，他又倒叙七年之间的一程急于一程，而归之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逮甲午东方事起，以北洋精兵而见败于素所轻蔑之日本，于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于数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经义。由是不及数年，而八股遂变为策论，诏天下遍立学堂。虽然，学堂立矣，办之数年，又未见其效也，则哗然谓科举犹在，以此为挭。故策论之用，不及五年，而自唐宋以来之制科又废，意欲上之取人，下之进身，一切皆由学堂。

然后说此后之结果如何，实非斯世斯时所能测度。前一段话表述的已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由漠视而转为正视；后一段话表述的是从非科举的局中鼓吹者变为废科举的局外旁观者。然则自戊戌至乙巳，七年的过程他走了一半便已止步，其个体的认知和取向遂因此而被截为两段。这种同一个人的后来不同于之前，既写照了仓猝之下的意向多歧，也写照了仓猝之下的人心无定。与之相类似，而又更多两头徊徨和自我扞格的，还有曾以文章受知于曾国藩的吴汝纶。他在戊戌变法之日说“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一个月后，又变其说为“中西之学，终须分途。其由学堂荐举者，止可由西师试西学；为中国之学，仍以考场糊名易书之法为之耳”；并以“时文废后，后生应科举，欲求外国时务，舍阅报无从问津”，而阅报不能遍及，则“此举本为兴西学而设，而窃恐西学未兴，而中学先废，亦中国之奇变”。然后深而论之曰：“诸公轻率献议，全不计其利弊，国无转移风气为物望所归之人，愈变且愈坏”。但时至庚子以后论同一个题目，其说复一变之后再变，以为“朝廷已废时文，但用策论取士，亦难得真才。近时竟无考官。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用外国考校之法，较有实际”，不能不算是言之断然。而与此相抵牾的，是相近的时间里其意中“又有愚虑，见今患不讲西学，西学既行，又患吾国文学废绝”。盖“后生才力有限，势难中西并进，中文非专心致志，得有途辙，则不能通其微妙。而见谓无足轻重，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史旧业？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尤可痛也”。虽说吴汝纶辞世于“停罢科举”之前，但其暮年心之所系，则一直在与这个过程相牵结。而与严复的半途而止，从局内走到局外相比，他显然更多地游移于这个过程的两端之间，并因其内在的徊徨和扦格而承受了更多的“尤可痛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他们都曾是学堂推倒科举的时潮中人，并因此而都相信学堂和科举的不能两立。但严复的前后截为两段和吴汝纶的徊徨扦格又说明：同在时潮之中，他们又比“致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的单面立说和无端涯之崇拜，更多地看到了科举制度内连着历史文化；而学校则未必尽是一片光华。并因之而比别人更切入地面对着以势而论，则“欲学校成材，则科举宜废”，以理而论，则“中国之旧，岂宜一概抹杀”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又说明仓猝实现的“停罢科举”，实际上只能是一个还没有想清楚就已经在倾力推行的过程，从而只能是一个只顾一头和一厢情愿的过程。其间居于主流的大半都属严复所说的“未尝有人为数十年、百年计者”。而后是形成于仓猝之中的矛盾，便成了留给后来历史的矛盾。

自戊戌到乙巳，七年之间，由非科举而变科举，由变科举而停科举，前后相接地连为一个愈趋愈急的过程。这是一个重心从报章移向奏议，并以奏议终此一局的过程。因此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与“停罢科举”直接对应的，便是用奏议断送了这个制度的那些人。罗惇曧作《记废科举》曰：

王文韶在政府，恒以聋自晦，为人透亮圆到，有玻璃球之目，遇事不持己见，独于废科举一事，极坚持。张文襄自鄂督展觐，留京师，力谋废科举，结袁项城以助力。其时荣禄当国，文襄与荣禄言，荣禄亦颇赞之，惟自以非科目出身，不敢力主废。文韶谓：“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文襄浩叹而已。及文韶出枢垣，端方以江督入觐，过天津，项城与商废科举，乃约文襄联请诸朝，遂得请。朝士方颂文韶，乃集矢袁项城。丙午，项城入都议官制，朝士攻之尤力，项城乃几败矣。请废科举之奏，乃北洋主稿，电商鄂督连衔，文襄来电，乃加入考优、拔、与举、贡考职两段，科举依然未绝也。

文襄方力倡废科举，而甲辰会试，其侄婿林世焘以候补道员中进士，欲请归原班，文襄乃一日五电，责其必取馆选。留学生殿试授官，亦文襄在枢府时力主行之。

其中的细节间有未谛，而一个一个人头则数得很清楚。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从庚子后一年刘坤一、张之洞的会奏、袁世凯的疏奏、陶模的疏奏，以及此后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合奏、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的合奏，一直到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的会奏，这些前后相接地以古今中西之比论科举与学堂的人物引类相聚。他们既是达官中的居有重势者，又是达官中的先人而变者。而合两面于一身，遂使本来由舆论主导的时潮之所趋，最终变成了权力主导下的变法过程。而前后相比，成为一种显目对照的，则是19世纪末期挟“排山倒海”之势对科举作“总攻击”的梁启超，进入20世纪之后已绝少重新回到这个题目再作滔滔论说，就其居言论界之重镇而言，这是一种异乎寻常。而七年以前犹在恪守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却在这个过程里既为当时注目，又为当时侧目，并被评点描画，成了时论讥诋的“过河拆桥”者。一则事后的记述叙此一段情节说：

张之洞探花及第，以翰林累迁至内阁学士，外简山西巡抚，遂致大用，可谓科举中得意者，后乃偕袁世凯力持废科举之议。袁本以异途致通显，主保留科举者，责备尚不甚严，对张则极诋为“过河拆桥”。

盖“元顺帝时，平章政事哲尔特穆尔建议罢科举，太师右丞相已延以为然，遂定议。参政许有壬争之力。翌日宣诏，特命许为班首以折辱之。许不敢辞。治书御吏布哈诮之曰：‘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许以为大耻，移疾不出”。然后比较而论之，以为“其受讥与张之洞同，可谓张之前辈。然许为反对罢科举者，徒以畏祸不敢辞宣诏班首耳，若张之洞则为罢科举之主动人物，过河拆桥，当之无愧，许犹非其伦也”。这两段文字都把张之洞和袁世凯看作是清末涉入变科举和停科举的大吏中居于中心的人和提调全局的人。而相比于罗惇曧之说尤偏重于陈述事状和始末，则后者以“科举中得意者”与“异途致通显”的大不相同，分别对应张之洞和袁世凯，显然是意在说明，本由科举所造就的张之洞，一变而为“罢科举之主动人物”的逆乎人情物理。对于起家清流，而被辜鸿铭称作“儒臣”的张之洞来说，这是一种在世人眼中的失其本相。但作为另一面的事实，就“甲辰会试”不过在乙巳停罢科举的前头一年，而事关侄婿，则“一日五电，责其必取馆选”以求必入翰林而言，又具见被目为“罢科举为主动人物”的张之洞，其意中之所重仍然以科举为根深蒂固，并尤其以翰林为一世之荣途。因此“必取馆选”的张之洞和“停罢科举”的张之洞之间便构成了别人看了奇异而自己无从疏解的矛盾。作为比较，袁世凯的女儿后来说：

我父亲先后应过两次“童子试”，都没有考中。他盛怒之下，就把过去所做的诗文完全烧毁。后来，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停止科举。这个害人的科举制度，也就由此而被废除。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

袁世凯两应童子试而不能得秀才，遂以科举的失败者成为科举制度的局外人。而从“盛怒”到“痛恨”，又写照了其个人对于这个制度的积怨之深和其来有自。因此由他主稿的吁请“立沛纶音，停罢科举”一折虽然中文字表达了一种言之成理，但这种积怨一定会羼入其间而成为别样的动力。有此一段因果，则以失败者和局外人反科举，对于袁世凯来说，反科举的过程自能径情直遂而不会有瞻此顾彼的矛盾。以此作对照，显见得和他合力推倒了科举的张之洞，同时又以其在这个过程中的矛盾自成一幅面目，并因此而与没有矛盾的袁世凯区别开来。前者和后者之间，正隔了一段积久而来的盘陀心路。曾为张之洞佐幕的辜鸿铭后来引“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为道理，并区分“用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的全不相同，然后总论之曰：“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因“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成其挫跌，随之是本属清流一脉的张之洞由此而变：

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策，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

辜鸿铭以局外旁观作一己之评，虽未必能尽中肯綮，却明了地看到了张之洞在理与势之间的四顾彷徨而失其定力，并以这种甲申以后的变化，为张之洞推倒科举之日仍不能忘情于“必取馆选”的矛盾，提供了一种由来和诠释。但“舍理而言势”同时又不肯全脱“舍势而言理”，则两头之间的矛盾便一定会演化为两头之间的翻覆。所以乙巳年诏旨停科举，而两年后张之洞电复学部论“学政权限”，已由“言势”亟亟乎转向了“言理”：

学政拟请专用翰林院衙门官员。近时恶习，无论官私何种文字，率喜袭用外国名词，文体大乖。文既不存，道将安附？惟翰林官于旧日文学较有根柢，识解纯正者居多，遇各学堂监督、教员、学生有宗旨悖乱，文体谬劣，附和乱党邪说者，必能随时咨明督抚惩罚纠正，以端学风。

显见得理势一经易位，则其意中的翰林院便比学堂更靠得住。之后复由此引申，而立意更远：

此次奏停科举，声明优拔贡考试三科后即行停止，思虑尚未周密。应请奏明将优拔贡考试永远留存，专取经明，行修，文学优长之寒畯。则中国文学于学堂外留此一线生机，实保存国粹之一道。

在停置科举之后，优贡、拔贡只能算是科举制度仅剩的一点残余。而奏停科举的张之洞此日又欲奏明“永远留存”科举的这点残余。显然是一种明显的翻覆，而与这种前后翻覆相对应的，是其心中之深忧，已经由“广学育才”移到“方今中国文教日微，孔教将绝。若是此科亦停，习国文者更无生路，此后无人再读儒书，将来小学、中学、师范、高等各学堂更无人可为中国经史、国文教习之人。不及十年，天下将并无一识字者矣”。这些话与严复说的“百世圣哲所垂创，累朝变动所淘汰”一朝俱去，则“民之特性亡”；以及吴汝纶说的“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尤可痛也”皆旨义略同。然而作为一个直接用学堂推倒了科举，从而间接地促成了他眼中的“中国文教日微”的人，这些话以“此后无人再读儒书”为来日之大患，则在其力谋“中国文学在学堂外留此一线生机”的申述里，不会没有一点内省之后的惆怅与追悔。因此“优拔贡考试”之外，同一年张之洞又别立名目，“奏设存古学堂”，以“多致心力于中国经史词章之学”为宗旨，期望能够用之以维持“国文永存不废，以补救各学堂之不足”。就当日的时趋而言，“存古学堂”是一种学堂之外的学堂，并且是一种与学堂立异的学堂，但在张之洞暮年的心怀里，则是“关系紧要，区区最关心，万不可令其废坠”的东西。而其间的“补救”一词，无疑正是在说自我纠错。然则以乙巳年“停罢科举”为分界，显见得相隔不过两年，曾经亟亟乎趋进的张之洞又一变而在转身回归之中。这种前后之间的背反太过昭彰，以至于时人旁观，曾总括而谓之“先人而新，后人而旧”。与袁世凯把“废科举”当作其“一生中最为得意”之事的一派肤浅单纯、无窒无碍相比，张之洞的趋进和回归都出自“舍理而言势”与“舍势而言理”的相制相扼与此落彼起之中，相制相扼和此落彼起都不会是“得意”的事。因此，以后来的回归反观之前的趋进，则张之洞的先奏停科举，之后又对“停置科举”力图“补救”，正以其个人的徊徨趑趄，比袁世凯更深刻地反映了“废科举”过程中理与势的不能两得其平，以及促成了这个过程的先期预想与这个过程实际铺展之间的无从合拢。

历时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因士议而失其理由，因奏议而最终停置。就外观而言，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丕变，就性质而言，这是一种用思想改造社会的丕变。天下士人的人生、价值和入世之路都因此而地动山摇。然而主导了思想丕变的舆论和主导了社会丕变的权力同归一途，遂使隔绝于权力与舆论之外的万千读书人穷途末路之际，四顾茫然的一派苍凉自生之而自灭之，淹没于“大学、高等、师范、实业、速减、永久”的“纷然并陈”之中。一场被严复目为“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的历史震荡，便见不到激烈反应地成了一个了无震荡的过程。然而与之相映而见的，却是旁观了这个过程的西人李提摩太在19世纪末说“中国科目意美法良，不可废也。惟题目不广”，应扩展而广延之。在20世纪初说当日的学制“没有把旧学校的学生作为新式学校的生源，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帝国内最好的资源”。他既在同情地理解科举制度，又在同情地理解科举士人。作为一个久居中国的外国人，这些话便为戊戌以来那一段变科举和停科举的历史留下了一种别样的思想痕迹，并对奏议用之以说服皇帝的“科举夙为外人诟病”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反证和直接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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