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 | 丁耘：安身立命，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

2020年，丁耘教授出版了论文集《儒家与启蒙》的增订版，此书与2015年推出的《中道之国》有着一以贯之的问题关切，即如何在政治与哲学的双重维度中评价和重启当代中国思想的“古今中西之争”。近期，《新周刊》记者苏枫就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议题采访了丁耘教授。感谢《新周刊》慨允转载，三联学术通讯推送的是作者的完整增补版。

作者简介

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著有《儒家与启蒙》《道体学引论》《中道之国》等，译有马丁·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基本问题》。

安身立命，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

采访 | 《新周刊》记者 苏枫

第一问

 “我希望2049年的中国，能在它古今中西的所有精神财富之上，缔造出一个人类辉煌的时代。”您曾说过，期待新中国一百年，能有汉唐气象。能否请您展望一下中国2049年的文化盛世之象？到204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您对彼时的中国文化有何期待？

丁  耘：

这些话是2012年说的，近十年来，形势变化固然不止一端，但我国与世界之大势仍未改变，因而可以保留这个期待。用谢林哲学的概念说，文化或者说文明，属于“观念本原”，作为政治经济实体的国家，是“实在本原”，是文明的底座和根基。政治经济如不景气，文化上的自信、鲜活状态恐难出现，更不用说辉煌了。此刻我国遭遇的挑战，应该较十年前更加严峻，这恰恰是因为这些年我们仍在不断上升。如今后三十年，我们的政治经济发展没有遭遇较大的挫折，那么还是有充分理由期待百年辉煌的。中国的盛世，从中国历史上说，固然应该比照汉唐（尧舜之世，悬在那里就可以了），但此刻首先应从世界历史上估量。无论如何，今日之西方文明，绝不能被称为辉煌，而只是落日余晖。但其技术、资本、学院、媒体等文教力量仍在不断扩张，给全世界带来全面灾难的能力（无论是技术、金融、军事，还是其它）也未见削弱，反仍在增长。盛世的中国，要有抵御、克制、平衡这种全球性灾难的力量，就要有养成与运用这种力量的智慧，这种智慧只能出自中华文明内含的理念。这些理念里有人类最高意义的和平——“太平”。盛世应该是太平世。没有力量的和平只是屈辱，没有和平的力量就是灾难。真正带来太平盛世的，应该是能够为技术、资本与强权真正划定边界的，化成天下的文明。

弗里德里希·威廉姆·约瑟夫·谢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

第二问

能否简单概括您在著作《中道之国》中写的“中道”和“时中”精神？这种精神在未来是否适用？

丁  耘：

“中道”当然在一切时刻都是适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中”，而是在不同的“时”（形势）中认识、把握“中”。“时中”不是“执中”，不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而是在变化中实现道。在具体情况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才是“中”。“中”未必是温吞吞的，在非常时刻，“中”会以激烈变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如果“文明”是“化”，那么“时中”就是化而裁之，推而行之。

中和殿乾隆御笔“允执厥中”匾额

第三问

 您说“中国的平等化有三个里程碑，一波接一波，首先是儒家，然后是佛教，最后是毛泽东思想”。从1949年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中国人思想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轨迹？

丁  耘：

近十年来有个积极的变化，就是对于百年来中国思想的历程，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共识越来越多。对革命传统、改革传统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同时肯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朝野共识。原因无他，越能肯定当下，也就越能肯定过去。今年大热的电视剧中，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都要郑重说明自己没有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这在我的求学时代，是难以想象的。毫无疑问，这三个传统之间有深刻的矛盾，但是肯定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自身（比当下这个直接的自己更丰富的自身），就意味着扬弃这些矛盾。历史从来就是通过承认矛盾、扬弃矛盾前进的。

电视剧中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

如果说三个传统之间有深刻的矛盾，那么同时肯定这三者，就是我们正在创造的第四个传统。在这个新传统中，平等化仍是当前无论内外的基本问题，且变得更加复杂、更容易带来困惑。例如，如果身份政治成为应对平等问题的唯一途径，那么这就掩盖了主要矛盾。中国的革命与改革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背景，就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无非用不同的方式（前者用同帝国主义及其国内外代理人的武装斗争，后者用发展）来处理这个关系。中国革命的反封建实际上是被反帝激活的（远的不说，想想1927年与土地革命）。“不许革命”的是帝国主义，“不许发展”的还是帝国主义。可以说，当前最大的平等问题，仍然是在各方面（目前非常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反对作为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幽灵的帝国主义。这是检验当前无论什么思想流派的试金石。

第四问

您在著作《儒家与启蒙》中提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这个时代，年轻人如何安身立命？

丁  耘：

拙著如有这个提法，那就不太准确了。完整的应该是《礼记·大学》里的八条目。不过《大学》其实没那么好读。朱子、阳明、心斋（王艮）、嶯山（刘宗周）大概都用一生在琢磨这篇简短的入门文献。八条目实际上有三个重心。第一是欲明明德于天下，其它所有的东西是为了这条一层转一层推出来的。第二是修身，天子至于庶人壹以修身为本（《大学》字面上的“本”很明确，不是“齐家”，也不是“格物”）。第三是格物，修身这个本，最终又要通过心、意、知落在格物上。关于格物，虽然上述各家解释差别极大，但用真实生活去体会，亦非不可糅合。朱子解“物”为“事”，阳明解“格”为“正”，心斋、嶯山把“物”看成八条目涉及的事情整体。

宋本《大学章句》书影

你“安身立命”的问题点得很好，这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我们老说“身、家、性、命”，那么修身就是“家”与“性命”的开端。但修身要落到做事上。例如阳明很强调孟子说的养气（这就是孟子的“修身”，气是“体之充”）的要害是“必有事焉”。但据我观察，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正事。一辈子勤快地处理琐事，可能最终就是庸庸碌碌（除非把这个当一种特别的修行方式）。要找到你的正事，就要把人生应该处理的所有重要关系完整地格一遍。找到适合自己的正事，心甘情愿为之付出的事，然后踏实地做、好好做、绝不放弃。所以安身立命先要立志，立志先要面对整全性。

第五问

最近几年，“精致的利己主义”流行起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精致利己主义者”是经过精心打扮甚至伪装的“利己主义者”，这个群体的出现，提示社会发展已经处于一个决定方向的关键点或者十字路。其实，造成“利己主义者”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孩子出生之始，经幼儿园、小学、中学不断强化，大学阶段不过使其越加“精致”而已。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丁  耘：

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迄今为止我看到的最深刻的回应是北大先刚教授从德国哲学出发的评论。因为他面对了真问题。道德高调好唱，面对问题难。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利己，而是利的这个“己”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利害？利己、害己之前，必定有个“认识自己”的问题，也有个认识利害（自然善恶）的问题。如承认世界上有实在的个体（包括人与物），那么万物都有一个“自己”，也都有为了自保的努力（斯宾诺莎这样的哲学家甚至认为这是一切事物的本质）。佛家的观点是，凡夫都有俱生我执与分别我执，光靠伦理道德是破不了的，要靠正智。如梁漱溟认为，儒家极果，也只能破分别我执，破不了俱生我执。在我看来，儒家或任何成功的世间道德哲学的办法是推广那个“己”而利之（“大其心”），或者通过压制、折磨这个“己”里面的物身一面，确证另外一面的“己”。例如最小的自己是肉身包围的自己。而父母以孩子和家庭为己，好战士以军队为己，好干部以党群国家为己，儒家等天人乘的圣贤以宇宙为己。当前所谓精致利己之己，固然是小己，但已经不是只有一个。卢梭所谓自爱与自尊，实际上一个是切身自己，一个是自己的“形象”，非身体性的自己。后一种情况恰恰是承认了比自己更高的东西，那就是能够给予评价的外部。珍爱自己的前提是更珍爱那个评价者，甚至为了自尊（无论是正当的荣誉感，还是负面的虚荣心）可以损害自爱（例如为胜利而受伤、牺牲，或者为漂亮挨冻）。

梁漱溟

（1893—1988）

精致化，当然是这一代中产阶级优等生的特点。精致在理智上是精于计算，在审美上是虚荣、有面儿有范儿，是以“文明”（或者不如说国际社会的主流时尚）规训自己、捯饬自己。这看起来是利己，其实也是追求被承认，丧了真己。养成的原因很多，所有制状况的改变才是最根本的。最直接的则是家教。中产阶级由于阶层上升焦虑，精于算计个人利益，也热衷于让孩子接受“更上流一些”的教育（各种“富养”），这些都会激发和巩固自利虚荣。想象一个家庭，父母双方在结合前都曾仔细研究新《婚姻法》，提防着万一离婚时被卷走自己的那份，这家的孩子难道还需要在外面才学会如何利己？但这并非十恶不赦，也不是无药可救。只是要让人相信那个比形骸更大的自己，很困难。我教了那么多年《理想国》，每年都会说，这就是最好政体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六问

您十年前曾在著作《儒家与启蒙》中写道：“中国，也许整个人类，都又到了一个关头。在这个关头的复杂艰险面前，那些关于人类未来的种种陈词滥调大都变得苍白无力。而以反省现代激活古典资源的当代中国思想者，也许能以中国人解决大问题的传统能力，为人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让我们这样期待、这样努力、这样见证吧。”十年已过，您说的“关头”过去了吗？“新的出路”我们找到了吗？

丁  耘：

这个关头显然没有过去，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也很难过去，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那也许是个隧道或峡谷，或者说世界历史的“三峡”。原来的危机更加明显与强烈了，且西方的危机感无疑更加强烈。当前西方社会内部的撕裂以及各种乱象，就其规模和深度，几乎已踏红线。这种危机，在16世纪，会引发宗教战争；在17世纪，会引发君主国之间的混战；在18、19世纪，会引发革命；在20世纪，会引发世界大战。战乱之后要休养生息、重建秩序、偃武修文，“出路”自然就呈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出路”往往就是这么回事，直到富足、繁荣、骄奢、淫逸、腐朽、再次战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之外的制衡力量兴起，才让人类免于全球性的灾难（局部地区的战乱与苦难，也一直没有停顿），以至于在那以后出生的人，居然把这种脆弱的、从世界历史来看极其罕见的和平当成理所当然的。如果确有什么新的出路，肯定不在西方。西方文明研发出了不止一种毁灭全人类的力量，却没有真正发展出制衡这种力量的力量。中国传统文明，从来不以理念或灵的名义贬低世界、牺牲人世，但因而也过于顺世，没有带来制止世界性混乱的科学技术力量。只有把中国传统文明不离世间成道、大同太平的精神，与西方文明发展出的科学技术与物质力量真正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全人类找到出路。这种结合极其伟大，因而也极其困难，需要历史性的中介，既是伟大的精神性中介，也是伟大的物质性中介。这可能是当代中国可以为全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但这当然还有艰难漫长的路要走。从目前看，不可低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科留学运动（恰逢西学最衰败的时代）在文化、学术和教育诸方面带来的混乱。希望经过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自作主宰。“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时代，文化精英只认他乡做故乡的时代，是不可能有什么“盛世”可言的。

第七问

您似乎没有之前那么乐观？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丁  耘：

说实话，想到这些，我的心情确实比当年沉郁一些。但也谈不上悲观、乐观。起伏、兴亡，都是世间常态。就大势而言，即使世道陵夷，国运当仍在上升。人类生命短暂，比人所嘲笑的、一个季节就死掉的昆虫也只长寿几百倍而已——须知同一个城市的贫富差距都远超这个数量级。人容易陷在自己目力所及的时段，对于历史容易失去耐心。关总要一个一个地过。面对这些艰难险阻，我辈究竟应该如何？“险”，在《周易》里对应“坎”卦，是一根阳爻“陷”在诸阴爻中的局面。《易传》解为“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就是发挥心或者人的刚健之德，突破天地围困的险境。熊十力将此解为心对物的基本态度，梁漱溟更将此德解为中国文化面对强大外来文化时的基本态度。这两种解释现在可以通起来。既已身陷此世，即当以刚健、自信、自强的心力，满足险境提出的各种要求而最终克服之，这才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真正“出路”。毕竟，没有什么险阻是不会被突破的。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永远保有的信心，就是那个“刚中”的当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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