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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为中国哲学新时代奠基:陈来先生仁体论述论

杨立华 三联学术通讯
2024-12-20

如果将陈来先生数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视为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那么《仁学本体论》一定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地标。仁体论上承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仁学思想,继踵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等近现代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创制,在与西方哲学的有效对话中展开系统、深入的哲学思考。以当代的哲学话语、融贯的哲学眼光、邃密的哲学阐释回答时代的价值和精神课题,体大而思醇,必将成为中国文明向更高、更成熟的形态迈进的路途中最重要的哲学基石之一。



作者简介



杨立华,1971年3月生于黑龙江省。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著作有:《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郭象庄子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三联书店,2018),《中国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等。



为中国哲学新时代奠基

陈来先生仁体论述论

* 本文原刊于《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

文丨杨立华


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仁学本体论》的出版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仁学本体论的建构,使陈来先生数十年专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内涵和品质以完整的、体系化的形态呈现出来。这一哲学创制再一次印证了哲学工作与哲学史研究的密切关联。正如著作中凸显出的仁体在儒家哲学史上的显现过程,陈来先生数十年的专门研究也可以视为仁体在其个人的哲学思考中显现的过程。本文尝试对仁学本体论作系统的哲学阐释,并藉此略明中国固有哲学传统的根脉对于未来中国哲学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仁学本体论》陈来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坐标


以对待哲学传统的态度为判准,陈来先生将哲学家的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注重哲学史的观念传统的综合,在综合的基础上发展、深化、出新,如朱熹、黑格尔;另一类则以对立的姿态挑战哲学史的传统,如李贽、尼采、海德格尔。后者往往“不能辩证地扬弃以往的哲学发展”,“必然引起思想上的放纵”。即使我们不像黑格尔那样将过往的哲学史视为精神展开的逻辑环节,也总是在前行者的引领下走上哲学思考的道路。那些曾在诚实的致思和追问下透射出来的哲学的普遍真理的光亮,始终在为新的哲学努力指示着方向。


试图将自己的哲学与哲学史的传统割裂开来,是一种根本的错觉。与这种错觉相伴随的往往是思想本应具有的审慎的品格的缺失。一旦哲学思考失去了自我约束的内在尺度,便很有可能引向灾难性的后果。思想从来是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因此,思想者是不能免除历史的责任的。警惕“思想上的放纵”,是所有建设性的哲学思考需要格外留意的。




陈来先生


每一时代的“重新思考”既以前人的探索为基础,哲学的创造性综合在明确方向的前提下,总会在或显或隐的对比、参照中展开。这种自觉意识贯穿《仁学本体论》始终。与西方哲学、特别是已译介入汉语世界的西方哲学的对话,是当代中国哲学不得不面对的基本语境。《仁学本体论》择取的西方哲学家,看似随意,实际上是有深入考虑的。在强调中国固有的形上学传统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的差异的同时,陈来先生肯定了形上学在哲学思考中的根本性,并引康德和黑格尔的相关论述为同调。


“本体”“实体”等概念被部分学者误认为是西方哲学译介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是中国哲学本有的概念,且有很多重要的相关讨论。斯宾诺莎等近代的实体观念,与中国哲学相近。比如熊十力后期哲学以为实体非心非物,以心物为实体的势用,即与斯宾诺莎有可以相通之处。当然,斯宾诺莎没有实体变现为大用的洞见。而且,在斯宾诺莎那里,实体与样式是因果关系,与仁体论立根于宇宙的关联性不同。


对于在中国哲学界一度产生了笼罩性影响的海德格尔,陈来先生的评议可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Being的问题是西方语言和哲学特有的问题,中国哲学不应以之为基本的出发点;其二,海德格尔认为世界是人的存在方式,是其他事物得以显现的结构,而世界和他者是人们意识到的现实,是人存在的先决条件,不是显示的结果;其三,人的在世存在是与作为“器具”的事物不可分割的关联着的,这仍是一种对万物的工具性态度,不可能发展出“爱物”的伦理原则;其四,海德格尔的共在强调他人是此在自我的一部分,是从人的在世存有的结构中推出来的。


但他主张本真的存在,注重保持与他人的距离,说到底还是个人主义的,与儒家的人我一体观念有本质的不同。尽管整体上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持否定的态度,但对其强调现象学的让自己从自身中被看见,陈来先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以为与熊十力晚年摄体归用的哲学展示类似。哲学的综合创造始终筑基于对前人的思考的涵摄和扬弃,这种理性的态度在陈来先生的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


对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陈来先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强调连续性、相关性和整体性,受到中国哲学家的普遍重视。当然,《仁学本体论》对怀特海的引入主要是针对熊十力的刹那说。怀特海将世界分为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并以价值世界为本体,这一区分虽不无二本之嫌,但其思想指向确有发展出道德的或伦理的宇宙论的可能。至于怀特海以为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都没有实体性,则为仁体论哲学所不取。马丁·布伯、列维纳斯为代表的现代犹太哲学传统对爱与他者的强调,与仁体论有相合之处。但其根柢里的宗教背影和取向,则与儒家哲学根本异趣。


陈来先生判论西学各家,并不渊流兼顾、面面俱到,而是根据思想和论述展开的需要选择有明确关联的思想体系,从而使对话和参照有机地结合到仁学本体论的系统建构当中。对西学各家的评析,则着眼于宏观的把握,而不陷入细节的质证。这既与《仁学本体论》“先立乎其大”的理论形态的追求有关,也是陈来先生对于哲学论证的独到理解的具体体现。


对传统儒家哲学的继承和阐发,是仁体论的自觉。陈来先生洞见到了贯穿儒家哲学发展历程的仁体的渐进显现。这一基源性的洞见丰富并深化了审视儒学史的视角。对于董仲舒的以博爱论仁、“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以及将仁说建立为天道等哲学贡献,《仁学本体论》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对于朱子的哲学,从前期对理、气问题的关注,转向对其仁学思想的凸显。《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奠定了新时期中国阳明学研究的格局。在这部全面研究王阳明哲学的著作中,关于“万物一体”的阐发更多地是从修养论、境界论着眼。而在陈来先生近年的研究中,其中的本体论意义成为研究和思考的重心所在。这些侧重的改变都与仁体论对既往儒家哲学的仁学思想的继承有关。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陈来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当然,《仁学本体论》更自觉接续的还是现代儒家哲学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和梁漱溟的哲学创制,其中对熊十力后期体用论的鉴取最多。陈来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延承的主要是冯友兰、张岱年等开创的学术统系,而在哲学建构上则更自觉地发扬熊十力摄体归用的理路。冯先生想在维也纳学派的笼罩下调适和诠释中国哲学,所以并不以继承儒家一家的哲学为归趣。新理学体系的主要观念都是形式性的空的概念,难以为儒家价值和伦理确立哲学基础。


基于这样的理解,仁体论着重于新理学对伦理共相的阐发,而不取其形式化的概念思辨。对于熊十力晚年主张的实体非心非物、实体即大用的自身以及实体变成功用等主张,仁体论有充分的肯定和吸收。陈来先生对熊十力体用论的反拨主要在以下几点:


其一,熊十力的刹那说主张“凡物才生即灭,刹那刹那,前前灭尽,后后新生,化机无一息之停”,否定事物的相对静止和连续,人生、人心及文化价值的确定性无从树立,故“最不可成立”;其二,熊十力将翕、辟视为两种根本的倾向,而辟为中心,甚至认为翕只是辟的工具。而仁体论则认为翕作为关联、凝聚的力量,是居主导的地位的,逻辑上先于辟;其三,熊十力强调本体的照明、亨畅、升进和刚健,而不是博爱、恻隐、和谐和仁恕,即以心的德用来讲本体,是唯心的实体论,与儒家哲学的“仁”始终无法完全贯通。


陈来先生对熊十力体用论哲学的认取和反拨,表明其仁体论旨在建立一种有道德性的形上学。仁体作为根源性实体,本身即是道德性的。道德价值不仅是人的心灵的内在倾向,也是宇宙大化流行的统体的固有本质。由此,仁体论才既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也是以仁体为实体的宇宙论。


体系


在普遍要求论证的时代氛围里做系统的哲学建构,不能没有对哲学论证的方法和形式的充分考虑。陈来先生在《仁学本体论》“绪言”的最后部分,对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鲜明的主张:


哲学写作有多种形式,分析哲学派强调论证,其实论证也有不同的形式。哲学写作的论证不可能和几何证明一样具有科学的性质,因此哲学写作的论证不过是一种论述的形式,一种希望获得或取得说服力的形式,尤其是在分析传统占主导的英美哲学世界。……《哲学百年》的作者巴斯摩尔指出,怀特海和亚历山大使用了同样的哲学方法,两者都不进行论证,即使是论证这一词的任何普通意义上的论证。怀特海认为形上学就是描述,以提纲挈领的方式阐述那些倾向。可见,把分析式的论证当成哲学写作的唯一方式是完全不合理的。


这段论述有几点值得特别强调:其一,哲学论证是一种希望获取说服力的形式。与一般的说理不同,哲学的论说追求的是更普遍的说服力。正是这样一种诉求,才有了更形式性的论证的需求,因为经验内容的普遍性基本上是不被认可的;其二,在哲学领域不可能达到几何学般严谨的证明,至少迄今为止的哲学发展是这样的。像“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等于二直角”这样能被人类理性普遍同意的证明,在哲学体系的某些结构性环节上或许可以达到,但并不能以这种方式一以贯之地实现对世界、人生的整体揭示。


陈来先生指出:“对于理解一个相互依存的宇宙系统而言,哲学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理性的逻辑推理,而是一种美学的、隐喻的、类比的、关联的思考。”侈谈西方哲学的论证性格的,其实都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西方哲学史中大量类比的、关联的阐说;其三,即使是现代西方哲学,也有拒绝以论证的形态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态度。


基于上述对哲学写作的深刻理解和省察,《仁学本体论》的叙述风格是历史地呈现和回溯。这一写作策略固然与作者的个性和习惯有关,但根本上讲还是由仁体显现的历史性决定的。“仁体对人的精神的展开”、“仁体对于精神的显现”这类的表达似乎将历史性的思想主体放在某种被动的位置上。由这一被动性反向呈现出来的仁体的主动性,容易造成将仁体理解为黑格尔式的客观精神的误会。


之所以采用这样强调性的表达,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陈来先生意在彰明仁体的显现不是历史上哲学家的主观创造,凸显仁体的客观性。仁体之为实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二,根源于大易哲学并在儒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天地之心”的观念,是古代仁体论最具突破性的洞见之一。仁体的主动意味是对“天地之心”的观念的承续。


陈来先生早期的朱子研究着眼点主要在其理学体系。在他看来,朱子哲学中理气是二元分疏的。而仁体论哲学的确立,使陈来先生关注的重心转向朱子的仁学,并指出总体而言称朱子学为仁学比惯常所说的理学更能彰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仁体是包括理气的一元总体,因此仁体论建构的是仁体一元论。这一重要的转进使得《仁学本体论》放弃了理气等分析性的概念,以体用作为哲学展开的枢纽。


对于马一浮的“全体是用,全用是体”的哲学洞见,陈来先生颇为赞赏,认为是对熊十力体用不二的体用论的一个补充。但马一浮仍在理气的框架内讲体用问题,则仍自限于理学传统,不能像熊十力那样提出“实体自身变成大用”的现代哲学意义的实体论。熊十力晚年的摄体归用,强调本体或实体非心非物,是仁体论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之所以取摄体归用而非摄用归体,在于后者有落于虚寂的可能。这一思想倾向与仁体论对翕的作用的强调是一致的。只有摄全体入于大用,才能在根本上避免虚静和抽象的实体论形态。在陈来先生看来,实体或本体一定是能动的。当然这种能动性并不是说仁体有意识、能知觉、能思维,而是一种内在于宇宙和世界运行的主导倾向。对理气框架的扬弃应该也是不满于作为本体的理的“净洁空阔”“不会造作”。


仁体之为实体,不是超越万有之上的(如上帝),不是现象或发用之外的(如柏拉图的理念),也不是潜隐在现象或发用背后的。仁体必流行为大用,大用之外并无仁体。仁体兼具如下几个方面的涵义:


其一,一体义。宇宙是关联共生的整体。当然,这一整体并不淹没个体。一体关联的整体当中的个体是具体的,既有与其他个体的关联,也有与整体的关联。个体的持存总是在各种交织的关系当中。对于一体义中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似可做如下引申:从个体看,则存有的个体为体,关联感通为用;从整体看,则关联感通之一体为体,存有的个体反而是用。仁体之一体非空洞僵死的同一,而是内涵分疏的,浑沦一体之中自有灿然有条者。心物、理气、人我等,皆仁之一体的变现,为仁体之大用的具象;


其二,能动义。仁体之为实体,是大化流行的鼓动者。仁体论绍述儒学史上对“天心”“天地之心”的阐发和讨论,彰显出宇宙关联感通的整体所内涵的主导的方向和主宰的趋势。由于扬弃了理气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架构,理气动静等讨论中隐涵的“动力因”问题就不是仁体论所需考虑的了。虽然陈来先生对熊十力着重本体的照明和升进义持保留的意见,但仁体作为宇宙万化的根本,当然是一切存有的能动性的根源。仁体内蕴刚健、升进的倾向,只不过,这倾向的价值涵义应该更明确的表出。仁体是生意流行的一体,生生不已是仁体的能动性的具体实现;


其三,价值义。在两宋道学传统中,德性就已经不是纯粹道德哲学的概念,四德之“元”即五常之“仁”,宇宙论范畴和道德论范畴直接贯通了。仁体论作为仁体的历史显现的当代形态,更是直接标举出关联感通的宇宙整体的价值内涵。仁不单是人的根源价值,亦是宇宙的内在本性。值得留意的是,陈来先生并不是在理的层面上理解仁这个概念的。与朱子以仁为“心之德,爱之理”不同,陈来先生更强调仁的爱的涵义。这与他摄体归用的思想建构方向是一致的。舍勒以爱为宇宙的动因,与仁体论有相通之处。


宇宙感通关联之一体——仁体变现为大用,分疏地看,体现为翕、辟两种倾向。翕主关联、凝聚,辟主疏离、发散。对于熊十力扬辟抑翕,甚至以翕为辟的工具,陈来先生提出了明确的反对。这当然与仁体论的立言宗旨有关:确立以仁爱为本性的宇宙本体。仁爱的方向是关联、聚合的,所以不能以辟散为主导。但如果仅仅是立言宗旨的区别,那还是主观的建构。强调宇宙以翕聚为主导,是实理如此。


仁体论以翕为主导力量的根据有两点:其一,如果宇宙以辟的发散倾向为主导,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持存的。显然,陈来先生禀承的是中国哲学固有的宇宙观。在中国哲学的主流传统中,宇宙是没有开端和终结的。依现代物理学的有限宇宙观,我们可以将这个世界的存续视为宇宙从开端到终结的一个阶段。然而现代物理学的宇宙观只是假说,并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明。如果依中国哲学的观念——世界是没有开端的,而宇宙又是以辟为主导倾向的,那还有什么是消散不尽的呢?


其二,现代物理学揭示出的四种基本力,皆可概括为翕聚的倾向。虽然哲学与现代物理学的认知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将哲学化约为物理学的问题。但无论什么时代的哲学思考,都摆脱不掉相应的经验知识的影响。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是在经验科学和经验知识织就的、已经被理解了的感性世界中展开的。


事实上,辟的离散倾向,是可以由翕的聚合来解释的:向某一个点的聚合,即是对另一个点的离散。依现代物理学的有限宇宙观,世界最终会因翕聚的力量(引力等)回归为奇点。天地生生之道,“或几乎息矣”。宇宙的无限性,是生生不息的根源所在。在无限的宇宙里,如果辟是主导的倾向,这个在分别和变化当中持存的世界早就归于死寂了。陈来先生敏锐地指出:“即使在推崇‘辟’的熊十力哲学里面,其实‘翕’在逻辑上是先于‘辟’的。”


仁体生生不已,则变化生生遍及一切存有的层面。由变化的普遍性可以推知,在极微观的层面,亦有恒常的变化。将极微的变化理解为刹那生灭,也不是全无道理。但熊十力将其推广到普遍的存有层面,以为“凡物才生即灭,刹那刹那”,否定物的连续性和确定性,就难以成立了。仁体之生生不已、化机流行,是有其相对稳定的持续性的。换言之,仁体之大用是有其理则的。理则之恒常与气机之刹那,皆内在于仁体之大用当中。统而言之,则为仁体一元;析而论之,亦有理气分疏。


仁学本体论的建构以重塑儒家的价值基础为归趣。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的价值体系自汉代确立以来,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价值主干。然而,近代以来传统向现代的转进过程中,物质、文化、制度乃至根本理念都在经历持续的巨大变化。在中国文明现代新形态的塑造中,中国固有价值也需要更具时代精神力量的新的概念体系。陈来先生立仁爱、自由、平等、公正、和谐为“新五德”,既承续儒家根脉,又以当代价值的体系化伸展朝向未来。以仁爱为基础统贯其他四德,是对两宋道学“仁包四德”的伟大哲学洞见的继承:


用传统宇宙论的语言或方式来说,仁体的大用是生气流行,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比喻言之,仁爱是仁之春,自由是仁之夏,平等是仁之秋,公正是仁之冬;仁爱是仁之本体的本然流行,其他三者是仁的流行的不同表现。自由是仁之活动无碍,平等是仁之一视同仁,公正是仁之正义安排,和谐则是仁体流行的整体要求。仁统四德,这种对四德关系的处理,正是基于仁的宇宙论而有的。


在讨论仁体的平爱义时,陈来先生对谭嗣同的《仁学》做了充分的阐发;对于仁的自由义则更多表彰梁启超的仁学自由观。伊川以公言仁,墨子、韩非、船山等主张正义,是为仁的公正义的历史显现。《仁学本体论》中的“新五德”作为仁体的现代显现,是对以儒家价值哲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价值论的综合。值得留意的是,陈来先生对仁的博爱义表现了相当的重视,似乎有混同儒家的仁爱与墨氏的兼爱的问题。对于这一误解,可以从两个方面给出回应:其一,“博爱”强调的是仁爱价值的普遍性,这一普遍性是以仁体的宇宙论和本体论为基础的。对仁爱的普遍性的凸显,也有伸张中国固有价值的普遍性的意义;其二,仁爱兼统“四德”,其中已有节次和差序,与兼爱之爱无差等截然不同。


对于恶的来源,仁体论没有专门的讨论。依摄体归用的理路,则凡发用处皆仁体之变现,岂不是一切存有及存有状态都是善的?从陈来先生对仁体的一体义、整体义的强调可知,与仁体之感通关联的割裂和隔断,进而走向封闭的、与他者疏离的自我,是恶的根苗所在。这一哲学建构的取径,是《西铭》“民胞物与”精神的当代阐扬。


方向


《仁学本体论》作为仁体的历史显现的当代集成,创造性地综合了儒家哲学史中的仁学思想,并在广阔的当代哲学视野下,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建设指引了方向。因此,仁体论既是奠基,也是路标。


当代中国哲学是中国固有哲学的延续和发展。理性精神是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旨在为中国文明新形态确立义理基础的哲学建构,其精神根柢也必定是理性的。宗教意识的普遍性,决定了宗教性文化要素和形态为各文明共有。但在不同文明的精神展开中,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却并非确定和普遍的。中国文明对各种外来的或本土的宗教总体上取包容的态度,外来宗教亦往往经过中国化的改造融入中国文明的生命历程,但一直居主导和引领的,仍然是历来塑造了士大夫精神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陈来先生的仁体论“不预设任何超越的神的存在”,是对中国文明固有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发扬。坚持哲学的立场,而非任何宗教的取向,是仁体论引导的方向。


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语境决定了中国哲学建设的世界视野。近代以来对其他文明的思想和文化资源持续地译介,已经极大拓宽了汉语哲学的疆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哲学创造不免陷于两难:一方面是高度的专业化。中、西学术早已进入深细分工的时代,任何一个局部研究的积累都汗牛充栋。在中国哲学的专业训练中,是一贯要求重要西方哲学原典的阅读的。


但由近二十年来西哲研究的整体风尚形成的壁垒,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思想对西方哲学的涵摄;另一方面则是哲学创制所必需的整全性。陈来先生的哲学思考从来不自限于中国哲学的范围,而是始终保持着对汉语世界西方哲学研究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并不是泛滥无归的。每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都有其核心的关切、概念和命题的系统以及思想展开的方式,不可能也不必要将所有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都纳入到思想的对话或指涉关系当中。


《仁学本体论》对西方哲学资源的援引或出于思想表述的需要,或出于时代对话关系的应和,无迂回枝蔓处。对西方哲学直接的或潜在的回应,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无法回避的。但究竟与其他文明的哲学资源中的哪些部分建立有生发力的对话关系,以及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则根本上取决于哲学家思理的取向和体系建构自身的要求。


传统的中国哲学鲜有系统性的哲学著述。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家提出的只是一些缺少内在逻辑和思辨性格的随机洞见。每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都有其独到的思理结构和论说的方式,只是很少采用形式上的体系化表达而已。因此,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任务之一即重构过往哲学家的概念、命题的体系以及相关的论证和思考过程。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经典的大量译介和相关研究的出现,承续中国固有哲学传统的哲学创制越来越多地取体系化著作的形态。


著述形式的变化,同时也必然带来论述和阐发方式的调整。正如陈来先生在《仁学本体论》中再三谈到的,哲学的论证不需要也不可能做到几何学般地严密,历史性的阐释,甚至类比的和隐喻的论说,都是获取理论说服力的重要方式。但无论如何,哲学终归是以说理为职责的,因此,诉诸任何信仰或既有的权威都不足以提供充分有效的自我辩护。哲学家不必置身于时代的辩论当中,但一定得以某种方式将可能的质疑涵纳进自己的哲学思考当中。


哲学建构总有其价值的指向。声称“价值无涉”的哲学,只是将自己的价值观以更隐蔽的方式渗透和传达而已。在一个普遍怀疑的时代,如何在哲学上为根源价值确立哲学基础,是哲学工作者的责任。《仁学本体论》在价值重塑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是典范性的:一方面,以仁体论的宇宙论确立仁爱这一中国文明核心价值的义理基础;另一方面,又以仁爱贯通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立场。可以说,“新五德”价值体系的建构,是两宋道学“仁包四德”的哲学洞见在当代的绽现。


如果将陈来先生数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视为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那么《仁学本体论》一定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地标。仁体论上承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仁学思想,继踵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等近现代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创制,在与西方哲学的有效对话中展开系统、深入的哲学思考。以当代的哲学话语、融贯的哲学眼光、邃密的哲学阐释回答时代的价值和精神课题,体大而思醇,必将成为中国文明向更高、更成熟的形态迈进的路途中最重要的哲学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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