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马丁丨阅读早期中国文本的36条原则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长年致力于早期中国经典文本与解释体系的研究。他曾在“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的对话”论坛上（北京大学，2015），以“我怎样阅读早期中国文本”为题，阐释了20余条在研习先秦文本过程中的基本方法；201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次讲座中，基本方法扩充为36条原则，它们简明有力地概括了柯马丁的研究立场、原则与方法，包括对文本、文体、作者等问题的本质性理解。本文源自柯马丁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演示文稿，感谢作者审阅并授权发布。

柯马丁（Martin Kern）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德国科隆大学汉学博士。现任《通报》（T’oung Pao）联合主编，美国东方学会（2023-2024）会长。学术领域涵盖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思想史等，致力于早期文本的形成、接受、经典化研究。英文专著有《早期中国的文本和仪式》（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等，近期编著有《重访孔子与论语》(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Revisited, Brill, 2018),《中国政治哲学的起源》(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Brill, 2017)等，有中文新著《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三联书店，2023）。

阅读早期中国文本的36条原则

文丨柯马丁

徐建委初译，沈佳楠校订

1.认真对待所有早期的解释，同时也注意到它们各自的目的和具体的历史背景。熟悉中国近代以前所有的学术研究，但不要将其作为不容置疑的“证据”。 

柯马丁教授的演讲文稿页之一（中国人民大学，2017） 

2.阅读所有的现代学术成果，而不仅仅是汉语文献的学术成果，不管这种广泛的阅读在传统的学术共同体中是否便捷、是否受到期待和赞赏。

3.了解其他古代文明，研究其中的文本如何发挥作用。记住马克斯·穆勒所言：“只知其一便是一无所知。”这句话适用于任何文明，包括自己的文明。

4.对比较视野的应用既要广泛，也需审慎。最好不要试图“证明”某种现象既然在中国之外存在，就一定存在于中国，也不要“证明”不同阐释模式可以轻易挪用。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其他文明的情况，就应当认真对待所有不同的选择和观点。

5.不要把“理论”看作一套特定的准则。相反，只需对材料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同时也认识到它在现有理论模型中的前身。

6.将 “文献 "纳入社会、政治、知识、制度和经济背景去考虑。没有任何文本是孤立存在的。

7.不要将后来的观念和文化习惯投射到早期。特别是，不要将帝国时期的观念与习惯投射到帝国以前的时代，也不要不加区分地混淆不同时期的材料。欧洲学者不会用中世纪文本来论证《希伯来圣经》最早文本层的某个问题，我们也不能用战国或秦汉的文本来证明商代或西周的相关问题。

8.需要重视帝国及其新体制带来的变革：文本的形式、功能、性质、储存方式、获取方式和使用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9.考证所有传统故事起源的时间，或相关材料出现的时刻。重视这些传统智慧的历史性，而不是在方便时简单地使用它们。

10.过去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做事方式不同。要意识到，一切事物都有历史的偶然性，而且永远在变化。

11.20世纪初出现的对中国早期文学的现代解读，很多未经仔细考证，切勿轻信。它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学者对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探寻，但其对古代文本简单化、表面化的解读，在古代本身并无依据。

12.面对古代文本，首先要回答一些基本问题：什么是文本，其界限是什么？什么是作者？作者、注释者、编辑者（editor）和编纂者（compiler）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又当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功能置于历史背景中分析？

13.质疑一切对于文体的假设和分类：在早期中国，一首“诗”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历史”写作？

14.永远从文本本身出发。做好所有的机械性工作：检查数据库，对语义和形式特征进行分类，仔细解析文本句法、不拘泥于现有的版本，揭示文本的形式特征以更好地剖析文本。

15.不要把文本解读的困难，特别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困难，看作是为了理解文本必须移除的绊脚石，而要把它们看作宝贵的证据，支撑起另一种可能的解读。如果抛却这些困难，我们将永远错过另外的可能。掩盖困难往往意味着掩盖那些潜在的、最令人惊喜的洞见。

16.细致全面地识别、分析并深入研究早期文本中的所有语言形式，而不预设其“体裁”。

17.先思考文本形成的不同模式，再接受文本现有的特定形式。

18.不要因为一个文本包含某种特定的表达就认为它是由单一作者所著。文本的表达从来不是作者的表达，它无法直接将我们引向作者的真实心理。此外，文本展现了某个形象，并不意味着这一形象就是文本的作者，无论诗歌还是哲学文本（“诸子”）皆然。即使是看起来高度个人化的文本，例如《离骚》，也可能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篇汇编而成的缀合性文本。

19.如果我们为一个文本提出了某种作者身份，请记住，这实际上是一种“作者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其他先秦文本是否成立？它是这些文本的最佳解读模式吗？

20.区分所谓的作者和他们的同名文本，并牢记一点：文本的主角不是文本的作者。

21.考虑将单个文本的发展历史化：在我们的想象中，早期“书籍”是如何诞生的？所有先秦文献中的引诗都不超过四句（stanza），那么早期的多章诗歌是如何产生的？文本能否随时间变化，又是如何变化的？

柯马丁教授的演讲文稿页之二（中国人民大学，2017） 

22.反思互文性：为什么同一个故事或同一首诗，在不同的背景下会有不同的版本？这对早期文本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可能意味着什么？诸如“复合文本”和“文本素材库”这样的概念是否能够产生效果？有人控制和保护文本的完整性吗？如果有，那么会是谁？请注意，这不可能是文本的作者。

23.不应假设文本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果两篇文本共享一些材料，其中可能有一篇得自第三方，或二者皆然。质疑简单化的“影响”和“引用”概念。

24.考察“文本”和其特定物质载体（如抄本）之间的区别，以及“文本”和其实在化（realization）之间的区别。即便我们拥有一个文本的早期抄本，也不能奉之为圭臬，因为我们不知道同一文本曾经有过多少不同的抄本。

25.不应相信任何文本能够原原本本地展现其原始形态，而要考虑它如今的形态是如何在接受史和重构史中演变而成的。

26.不要天然地重视新发现的文本抄本甚于其传世本；此外，要详尽调查同一文本的两个版本在多大程度上是 “同一文本”，而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源于同一文本素材库的产物。

27.要抵挡诱惑，不去把新发现的证据强行纳入传统学术的阐释体系中。例如：晚近的资料提到子夏，并不意味着他是所谓“孔子诗论”最可能的作者。

28.拒绝“原本”或“定本”的谬论。这是19世纪德国语言学的幻想（phantasy），但并不适用于早期中国文本。相反，要考虑一个文本在时间推移中发生的动态演变，包括在表演背景下的变化。

29.不应相信文本的某个版本是“更真实”或“更原始”的，只因为它“更早”，也不要刻意证明哪些是“早期”的。

30.辨析字与词的关系，不应偏重字的地位，需考虑到先秦时期书写系统的多样性，以及字音对于书写的首要作用。因此，不要把书面文本置于口传文本之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读者接触文本的方式是通过听觉而不是阅读。相应地，要仔细考虑其他形式的传播和接受（教学场景、表演等）。

31.不要低估古人记忆大量文本的能力，认真对待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中的教学场景。

32.我们显然不能否认早期中国有书面文本的存在，但是，如果不将口传文本纳入考虑范围，就会极端简化早期中国的文本模式。事实上，口传文本在当时是压倒性的存在。

33.不要假设古人对文本的总体知识是平衡的，无论是对文本群还是单一文本的具体部分。也不要假设他们有过“辩论”，或知道彼此的“著作”；相反，要尽可能收集证据，以求全面认识他们对特定著作或思想的实际了解。

34.考虑早期文本的物质性和流通性：人们是如何接触到文本的？以何种形式？从何处、由何人得知？文本是如何被抄写的，由谁来抄写？它们是如何传播的？文本作为实物（material artifacts）的功能是什么？

35.不问“证据”，而问“可能性”。提出假说时永远选择例外情况和额外解释最少的那个。对自己的假说提出以下问题：“如果我认为ABC为真，还有什么也必须为真？这样是否合理？我能否证明这一假说包含的所有假设都具有合理性？”

柯马丁教授的演讲文稿页之三（中国人民大学，2017） 

36.对于早期研究者而言，我们没有任何平行材料可以确定为早期文本，我们的工作永远充满猜想。必须表明哪些是主观的猜想，而不能将之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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