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第一哲学”系列论坛 03丨孙向晨:哲学要融摄人类的根本问题
哲学应该思考什么问题?在今天,如何做立足于汉语语境的哲学研究?
“三联学术通讯”今日推送孙向晨在2023年9月23日“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第六季”上的主题发言。他认为,赵汀阳在借鉴中西不同传统的基础上,直接基于汉语世界的特点,以哲学家的方式来推进对问题的思考。哲学本身是普遍的、去语境化的。哲学要融摄所有问题,哲学概念也应被统摄进所有语境,如何使“外来”的概念在汉语语境中接续,并一直保持思考的活力和敏锐,是我们基于汉语来做哲学研究的挑战之处。
本季五人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整理,经作者审定,将以系列对谈与回应的形式陆续刊发于“三联学术通讯”。往期精彩发言及问题整理,请在文末点击查看回顾文章。赵汀阳对问题与讨论的回应,也即将发布,敬请关注。
“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第六季现场
孙向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兼人文学部主任。
主要著作:《论家:个体与亲亲》、《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合著)等。兼任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指导委员会委员、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理事、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副理事长;担任《现代国外哲学》、《通识教育评论》杂志的联合主编。
哲学要融摄人类的根本问题
文丨孙向晨
非常感谢北大哲学系、三联书店组织这样一场活动,让我们有机会聆听赵老师阐述他的第一哲学。赵老师总是能开辟新的路径以抵达他对问题的阐释,每次听都有非常多的新收获。也非常感谢立华的主持,能把这些不同的内容串起来,很不容易。
《寻找动词的形而上学》 赵汀阳 著
套用赵老师刚才用的词,我把赵老师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及写作称为哲学事件(philosophical events)。为什么这么说呢?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哲学的推进是有所停滞的。差不多一百年前吧,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张东荪就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基于汉语推进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他说得很明确,康德哲学的范畴,以为是人类普泛的思考,但它们可能并不那么普泛和根本,只是西方哲学的一种思考方式。赵老师在书里对这些范畴也做了自己的分析,对康德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但很可惜,中国哲学一百年多来的发展主要不是沿着张东荪的路径推进的。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时讲,我们是以西洋所谓哲学者,在中国学问中择而述之,冯先生的哲学底板是新实在论,之后不同的哲学家各有不同的底板,这其实就我们一百年来思考哲学问题的基本模式以及推进方式。以至于最后的推进成果,就是“朴素的辩证法”或“直观的唯物主义”之类的结论,当然基于不同的西方哲学也会有别的说法。不论套用那种西方哲学,大抵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传统,大家称之为“反向格义”。借鉴中西不同的哲学传统,直接基于汉语世界的特点,来推进哲学问题的思考,赵老师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这是一种范式性的转化。
在国内,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起自己是研究哲学时,人们都会问你是研究谁的,我们提起某某学者自然也会联想起他是研究“某个哲学家”的学者,非如此不足以标签自己。但我们很难用这个套路来为赵老师归类,他的著作有一开始就直面哲学问题的气度:他多年的工作也始终是以一个哲学家的方式来面对问题、推进思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做法,在中国尤为如此。
在当下这样一个不断遇到纷繁复杂的挑战,现代性走到危机的关头,人类尤其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理解世界框架,以安放我们自己,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放眼当代西方哲学,我们会看到,他们同样发现了在自己已有的框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很多时候他们会以一种解构的方式来处理,来批判,虽激烈但不具有建设性。赵老师则有一个古典的形象,他的哲学主要是建构性的,他用建构的方式给出一个解构西方形而上学框架或本体论框架的模式,一种在西方哲学之外的模式,这具有非常重要的哲学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赵老师的写作与出版看作一个哲学事件——不仅仅是出一本书而已。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佐证。2019年赵老师的书《天下》在德国著名的出版社Suhrkamp出版的时候,他面对一群国外学者,舌战群儒,长达八个小时。赵老师的著作有英文、法文、德文的出版,对西方哲学固有的框架是一种冲击,因而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他可以以哲学的方式提供一种“之外”的思想来进行讨论和推进。Suhrkamp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这是他们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在世中国哲学家的书。我这时也在掂量:这是一种歧视?抑或我们自己首先需要具有一种思想的分量,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共同推进人类的思想事业?我们总说“中国”如何如何,在我看来,哲学是以人类为基本视野的,它推进的应该是人类对自身境况的理解;哲学本质上是去语境化的工作,哲学关乎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样态,我认为赵老师的哲学工作具有这样的普遍意义。
赵老师在书中一开始就描述了一幅中国版逍遥派的画面:跟李泽厚老师散步在林荫道上,探讨着人类的未来。在我印象中,李泽厚先生是非常强调工具论的,其对语言不甚重视,且认为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可能言过其实,李先生一直强调生活中存在着比语言更根本的东西。但赵汀阳恰恰是基于对语词的理解来带动对整个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思考,明确表达了对老师观点的异议。在某种意义上上演了一出中国版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姿态。
赵老师讲to be is to do——存在就是去作,这是一个带有总纲性的命题。从我的角度看,在汉语语境或语言传统中,没有对应于西方being的概念,因为它既是一个系词,表达S is P,又是一个表示存在(exist)的概念。汉语对此分得很清楚:存在就是存在,有就是有,是就是是。海德格尔有一篇文章Onto-theo-logy,在黑格尔逻辑学基础上总结西方存在-神学-逻辑三位一体的特征。其实这一特点,张东荪先生早就发现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过西方哲学中的这个关系,比海德格尔50年代的说法,要早了20年。张东荪先生认为这样一种西方哲学的内在关系在中国哲学中是完全没有的,过往以源自这样一种传统的哲学来衡量中国的思想传统,这对于中国哲学的推进是多有阻碍的。赵老师的著作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自觉,因而可以从容地迈出这一步,展开一个全新的哲学框架。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我们都生活在某种语言体系中,或以汉语为载体,或以希腊拉丁语为载体,海德格尔说哲学讲希腊语,其实是西方哲学讲希腊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种哲学不讲希腊语,而是讲汉语,那会是什么样态呢?我觉得赵汀阳老师的哲学就在努力呈现出一种讲汉语的哲学样态。这不是简单的选择语言的问题,我很同意赵老师的说法,语言中蕴藏着文明的基因,语言会以一种前反思的方式把这种基因暗藏在我们的思想中,而哲学需要以反思的方式揭示出这种根基性的结构。就此而言,汉语哲学才刚刚开始,赵老师以他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样态,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哲学事件”的原因。
哲学本身是普遍化、去语境化、关乎人类根本问题的,但各种思想形态也是有其根源的。赵老师的哲学是普遍化的,这与其思想深受汉语思想资源的影响并不矛盾。比如他反复引到《周易》,尤其是《系辞传》中的一些说法,但给予了某种现代的、理性化的阐释,并融合进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国内的哲学研究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做中国哲学的,会运用一些非常传统的哲学概念,但概念本身并没有在现代意义上得到澄清和辨析;说孔子怎么怎么讲好像就成了一种证明,缺乏在哲学上对这些传统讲法的辨析和推进。研究西方哲学的,看到西方哲学概念的汉语译名,脑子里就得转出其原初的术语,好像一个哲学词汇不能还原到英语、德语,就不太能确切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纯粹基于汉语就很难来推进这种研究。基于希腊拉丁语词根的西方哲学概念有它的context、脉络和语境,在原文里可以头头是道,但翻译成汉语,其脉络就被切断了,进入到汉语里的西方哲学概念常常有很大的误导性。这是我们基于汉语来做哲学研究的挑战之处。
赵老师的哲学写作有自己的特点,不仅能以汉语充分地运用翻译过来的概念,还很注意这些概念在汉语语境中的生命和活力,这一点很重要。许多翻译过来的概念,在汉语语境中是没有生命力的,与汉语语境是没有办法接续的,因此我们对于外来的这些概念如何把捉、如何考究,使之在汉语语境下依然保持活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赵老师也做了非常好的典范工作。他虽然用了大量的西方概念,但都努力使之融合在汉语语境中,使之依然保持鲜活的状态,他的哲学始终保持着对于汉语自身的敏锐性。
在此,我也想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以求教于赵汀阳老师。首先是being问题。一种哲学形态,必须融摄人类的根本问题,它可能是由西方人提出来,也可能是由中国人提出来的,有些以西方概念表达,有些则以汉语概念来表达。赵老师的哲学显示了一种融摄的能力,也就是要把中西哲学的根本问题都融摄进他的哲学体系之中。赵老师认为being不是哲学开端的第一概念,而以“否定词”作为哲学的开端。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我们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我们生活在所谓的印欧语系之外,能够在没有being的语言体系中,外在地看待这个问题;西方人则需抓着自己的头发拎起自己,这样来超越自己会比较困难。但还是那句话,人类不是抽象的存在者,都生活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在不同语系中的哲学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薄弱。对于那些生活在印欧语系中的存在者来讲,being是不是仍不失为他们哲学的第一概念呢?正如基于西方哲学可以看到中国思想的某些薄弱点,基于汉语世界也可以考察到西方哲学的某些薄弱点,但各自仍不失为一种根本性的体系。赵老师反复强调,存在之为存在是重言式,提不出任何真正的问题,但逻辑上,基于being还是可以推出non-being,或者otherwise than being(存在之外)之类的;也就是说,being作为哲学的开端,可能并不是一句重言式就可以将其打发了,基于being也可以形成各种哲学问题,只是基于汉语世界中并不那么想问题而已。
第二个是否定词的问题。赵老师说哲学第一概念是一个否定词。我细微地察觉到,赵老师使用的词是“不、非、否”,而刚才志强兄用“无”的概念。那么,赵老师认为否定词究竟是“不”呢?还是“无”?我觉得它们在汉语语境下表达的内涵好像很不一样。另外,赵老师认为否定词不是简单地拒绝,而更多地强调否定词所带来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我们说否定词时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拒绝,然后才有“可能性”等问题,这中间好像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演绎过程。否定词首要还是“拒绝”的意思,而“拒绝”肯定不是人所独有的。只有机械机制不存在“拒绝”机制,在生物机制中都存在某种“拒绝”的机制。因此赵老师强调否定词不只是拒绝,如果只是拒绝,动物也会拒绝,否定词就构不成历史性的革命、构不成根本性的变化,但否定词这更多的意涵,似乎还需要进一步解说,而这“进一步”则意味着否定词不一定就是哲学的开端。
第三个是“作”的问题。前面讲到作为第一哲学概念的否定词和“我作故我在”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刚才志强兄也讲到“先否定了再去作”,似乎首有否定,再有作为。这么一来to do就不是第一位的了,这中间的关联究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此外,尽管赵老师以“我作故我在”代替了“我思故我在”,并认为“作”之中蕴含了“思”,还从“作”之中引申出“共在”等问题,但“作”的主体性意味依然很强,中国哲学传统讲天地人三才,“作”只能是在天地之间的“作”,这一点似乎很难从赵老师“我作故我在”中推断出来。
第四个是“新”的问题。赵老师强调“作”的创世性,创制性,并对儒家也提出一些批评,认为它是一种维持性的态势。《周易》讲“苟日新,日日新”,这个“新”并不是一种creation,只是像太阳消失了又重新出现而已。我感觉如此来理解儒家中的“新”似乎是不够的,儒家中还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以“新”不只是重新出现而已。西方哲学有conatus的概念,表示存在保持其自身的努力,英文是用endeavor来表达的,是否conatus更有维持和保持的意味?这两者与您强调的“创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澄清?在西方语境中creation与创世有关,而创世是无条件的,而你的creation似乎似乎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在你的论述中如何体现呢?
这是我的一些疑问,向赵老师请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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