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警察：我们没有反腐机构
我想不出来一些具体的因素让芬兰具有低腐败率。我想这是根植于社会之中的反腐氛围，这种氛围平时不易察觉，但是客观存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为居民提供足够的基本服务，这些服务都是透明的、易得的，不需要付费或者复杂的手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政府的文件，政府官员在干什么，政党开会的议程、决定，等等。芬兰没有反腐机构，因为我们不需要。
受访者介绍：
冉德华参赞，总警司，国际警察协会会员。于1990年起担任芬兰国家调查局领导职务，负责侦办严重及有组织跨国案件，有丰富的国际警务合作经验。曾任芬兰驻欧洲刑警组织联络官、芬兰驻俄罗斯警务及海关事务联络官。来华之前负责芬兰与俄罗斯、中亚、中国及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双边合作以及芬兰警务联络官对外派驻事务。2016年起担任北欧驻华警务及海关事务联络官。
冉德华
记者：冉德华参赞您好！感谢您接受本刊专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芬兰警察组织结构的特征。
冉德华：芬兰警察隶属于芬兰内务部，实行中央垂直管理。芬兰内务部主要负责战略决策，资源调配以及立法建议、起草。不同于中国的公安部，芬兰内务部除了警察之外，还有消防、边防、移民三个业务部门。在内务部的管理之下，芬兰国家警察总局主管全国的警察行动。芬兰国家警察总局下设11个地方警察局、犯罪调查局以及芬兰警察学院。其中，11个地方警察局的警察局长直接受总局领导。犯罪调查局负责严重及有组织犯罪的调查，与世界各国、国际刑警组织、欧洲刑警组织的合作。当然，我们还有民警、刑警等不同警种。
根据最新的数据，芬兰现在共有7309名警察，警民比为1∶820，这在世界上是最低的。由于预算减少，近年我们还会削减警察的人数，最少要把人数减少5%。
芬兰警察
芬兰警察的愿景是把芬兰建成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不过随着警察人数的削减，这一任务对我们而言更是一个挑战。芬兰每年会做一个民众的安全感调查，根据调查，芬兰警察仅次于救援部门，处在民众最信任政府部门的第二位。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没有民众的信任与帮助，社会的安全则无从谈起。
记者：您刚提到了民众对芬兰警察的信任，2016年是芬兰警察成立两百周年，如果让您用两到三个词形容芬兰警察，您会选什么？
冉德华：我认为值得信赖、称职以及高效可以形容芬兰警察。
记者：您曾经担任芬兰驻欧洲刑警组织和俄罗斯的联络官，从今年起开始驻华。能谈谈这三次驻外经历有什么不同吗？
冉德华：的确，这三个职位的任务有些不同。在欧洲刑警组织工作时，我担任芬兰驻欧洲刑警组织的联络官，因此还是为芬兰工作。欧洲刑警组织有自己的工作人员。欧洲刑警组织是个多边外交的场合，因此需要处理多变的外交关系，环境也更多元化。我主要处理与芬兰相关的犯罪问题，也就是说我的任务90%都是跟行动有关的。
担任芬兰驻俄罗斯和中国的联络官的工作有一些类似。这两份工作都是一半直接处理与芬兰相关的案件，也就是行动方面的，另一半则是战略上的。我会与驻在国谈判、交涉，提升我们的合作层次和水平，确定下一年的工作重点。由于芬兰和俄罗斯、中国的法律体系都不同，因此我们要经常交谈、沟通，看能在不同的法律体系间实现怎样的合作，以及如果遇到了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芬兰与俄罗斯、中国都经常会有警官的互访、交流经验，这样会增加互相的了解。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名片上写着北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警务联络官，这样的五国合作机制有着怎样的背景？
冉德华：北欧五国合作机构很特别。这个机构最初的缩写是PTN行动，是瑞典语中警察、海关和缉毒三个单词的缩写。这个合作机制形成之初，北欧五国共同面临着打击毒品问题。于是，五国的司法部门决定共同采取行动。五国各自派出了执法机构中的核心层领导，组成理事会，决定共同行动的战略方向，并且领导具体的行动。这个合作机构还下设工作组，搜集和分析犯罪嫌疑人信息，以供决策者参考。
北欧现在已经向31个国家派出了27名联络官。这五国中，除了冰岛之外，其他四国都向外派出了联络官。我们共同为芬兰、瑞典、丹麦、挪威以及冰岛的执法机构负责。
北欧五国
芬兰一共有三家执法机构，分别是警察、海关和边境管理。我负责这三家机构与中国的沟通，也就是说如果海关和边境管理部门有需要和中国沟通的事情，他们也会来找我。
这个机制中有些联络官只负责一国，比如我和丹麦、瑞典的驻华联络官一起负责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与北欧的警务以及海关事务联络。而有些则要兼顾多国，比如北欧驻泰国的联络官同时负责越南及其他一些南亚国家。
虽然五国合作看起来很难，但其实我们的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和司法体系类似，这就使得我们沟通起来很便利，我的北欧同事跟我联络时都不用过多的解释。
记者：根据透明国际2015年的报告，北欧国家的清廉指数均位居前列，而芬兰排在全球清廉国家第二位，芬兰警察在廉洁自律方面有哪些经验？
冉德华：事实上，我想不出来一些具体的因素让芬兰具有低腐败率。我想这是根植于社会之中的反腐氛围，这种氛围平时不易察觉，但是客观存在。不是因为一个条例或者某种政府结构的安排，而是与多年形成的文化和道德有关。
芬兰社会比较稳定，中央及地方政府为居民提供足够的基本服务，这些服务都是透明的、易得的，不需要付费或者复杂的手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政府的文件，政府官员在干什么，政党开会的议程、决定，等等。
芬兰没有反腐机构，因为我们不需要。芬兰有两个独立调查机构。如果民众有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满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构投诉，该机构会核实政府工作人员具体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是否合乎规定并给投诉人以反馈。
记者：我曾经采访过前任北欧驻华警务联络官高勇，也聊过丹麦警察清廉的原因，他说丹麦警察甚至会拒绝一杯免费的咖啡，芬兰警察也会如此吗？
冉德华：根据规章，我们确实会拒绝一杯免费咖啡。如果被民众看到警察接受了别人给的免费咖啡，可能会拍照上传到网络上。一般我们会对赠与的咖啡礼貌地说：“不用了，谢谢！”接受免费午餐、晚餐的邀请也是完全不允许的。
其实规章制度不可能随时随地带在身边对照查看，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那就是去想一想你的行为在民众眼中是否可以被接受。
除了一些民众的监督，市长会管理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在芬兰，报纸上都可以看到总理每天具体都在干什么，讨论他的行为是否正确。
记者：2015年至今，欧洲各国都不同程度受到了难民潮的影响。请问芬兰是否也受到相关影响？芬兰警察在对待难民问题上有哪些举措？
冉德华：自2015年至今，申请进入芬兰的难民人数从每年4000人左右激增到了32000人左右。考虑到芬兰的人口、过去的移民情况以及接受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北欧其他国家，比如瑞典、丹麦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面对难民潮，不只是芬兰警察的任务。当我们得知难民潮问题，芬兰的警察、边境管理、海关、劳工、移民局（是应对该难民潮的主要单位）等部门都迅速行动了起来，共同应对这个挑战。首先我们和边境管理部门一起建立了登记中心，对申请进入芬兰的难民登记姓名、指纹等内容，芬兰的医疗、救助部门还会向难民提供医疗、食物和避难所。完成登记后大巴车会把难民送到位于芬兰不同地区的移民中心。之前由政府建立的难民中心已经无法满足需求。这两年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企业开始筹资兴建新的移民中心，后由政府从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公司将新移民中心收购。这些新的难民中心开始接收难民。
应对难民潮是芬兰政府多机构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依旧是个很大的挑战。芬兰警察十分关注难民中心的安全问题。
记者：感谢您对芬兰警察应对难民潮的介绍。我看到法国和德国等国都发生了一些因为难民产生的安全问题，芬兰是否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冉德华：芬兰也遇到了一些类似问题。难民产生的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难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问题，二是难民之间的问题。因为难民也是来自于不同民族、信仰不同宗教、有着背景差异的人，因而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冲突。
我们很关注类似的安全问题，不同部门的警察经常会去移民中心了解情况，和难民友好地沟通，了解他们的近况，并告诉他们如果有问题可以告诉移民中心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帮助联系警察。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近年来的中芬警务合作？
冉德华：芬中警务合作的主要任务是预防双边犯罪，交换有用的信息，并预见未来有可能的威胁。当有具体的案件发生，双方就会关注在行动层面上如何具体行动。
除此之外，芬中还通过交流项目，不同警种、高层的互访增加了解、交换经验。由于芬中法律体系的不同，我们需要互相了解在对方国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至于具体的打击犯罪类型，芬中主要集中在打击经济类贪污以及禁毒领域。
记者：您提到了芬中两国文化、法律体系的不同，对于您，中国文化、中国同事的工作方式以及法律体系容易理解吗？在北京的生活适应吗？
冉德华：我刚刚到任五个半月，已经开始一点点地理解中国的文化、规则和法律体系。虽然我刚到任不久，但是我的上一个职位就是与中国的双边警务合作，因此在来华之前我已经有了六年的芬中警务合作经验，和中国的同事已经很熟悉了。
其实难易取决于个人体会，如果不过分在意不同就不会造成影响。我请了一位中文老师，在学习中文，虽然很难，但我会坚持学习。
我很喜欢北京这座城市，她充满着历史，人们也很友好。我喜欢和我妻子一起在胡同里骑车，用这种方式发掘和认识北京很有意思。现在我已经对北京的方位有了大体的认识，在胡同里骑车也很容易用手机地图和二三环为坐标来辨别位置。我还喜欢中国的美食，尤其是有一点辣的菜。我和妻子计划去看看中国更多的城市，比如我们计划坐夜车去西安。基于我之前的国际工作经历，北京的工作和生活对我来说很快就可以接受和融入。
记者：您刚到任不久，那您对之后的任期有何期待？
冉德华：我的任务就是要保持和加深芬中两国的警务合作，尽自己的努力找到适合两国同事合作的工作方式。具体而言就是当芬兰的同事问我在与中国同事合作时应该怎样做我可以解答，而中方的同事有同样的问题时我也可以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