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中心里的烟火人间
清晨五点，天空开始有些泛白。57岁的夏来福每天这个时候都会牵上家中的狗狗，出门绕着他生活的团结湖社区遛一圈。狗停下脚步，他愣神地望向北边。
1964年，他随父母搬到这里时，目及之处麦田和菜地交织，再往北，田地中竖着一块蓝牌子，上面写着“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进入”。
几十年过去，这里的变迁犹如白云苍狗。破苇塘填平盖了工人体育场，杨树林砍掉建了三里屯使馆区、酒吧街，而坐拥这片北京东三环最繁华地段，团结湖社区在首都现代化建设的浪潮涨落中，历经了最为戏剧性又理所当然的变化，成为见证北京变迁的“活化石”。
团结湖街道辖域面积1.23平方公里，辖22条街巷和六个住宅社区，有223栋居民楼和5栋商业办公楼。这片社区处在北京最寸土寸金、人流密集的位置：从团结湖社区向西步行200米就是热闹的三里屯商务区；向南它又毗邻年GDP总量超过千亿的北京商务中心区CBD；团结湖地铁站的人流量每天都在十万左右。
从团结湖公园水上乐园抬眼望去，就是隔壁繁华的CBD
然而，就是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即使与位于三里屯地区的“价值洼地“幸福村社区相比，团结湖社区的房价和租金还是相对便宜。同样是楼龄超过30年的6层老楼，以租住为例，团结湖社区范围内两居室月租普遍为6500-8000元，而幸福村社区多数房源价格就得到7500-8500元了。如果是购买二手房，幸福村房价约为7.5万元/平方米，团结湖社区的这一数字约为6.5万元。更遑论CBD。可以说团结湖是整个东三环附近的一片价值洼地。
2017年，时年35岁的崔静下定决心在团结湖三四条社区为父母买一套房子，一方面为了照顾孩子方便，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团结湖的生活气息浓厚，适合老年人居住。作为三四条社区“温馨家园”的一名社工，崔静负责为社区内的残疾人士做些康复活动。从2007年结婚以后，崔静和老公就一直生活在团结湖地区。
“这边交通方便，周围的设施也很齐全，特别是孩子上学很方便。”崔静说，“父母之前住在朝阳大悦城附近，几乎很少会出门。自从来了团结湖以后，会天天下楼溜达，和街坊邻居相处得也很好。”
崔静一大早出发为居民做康复活动
在崔静的人生规划里，团结湖已经成为离不开的地方，“会一直住下去”。
作为学者，中央美院建筑系系主任、中科院教授周宇舫对团结湖社区中所呈现出的城市生活情境有一种近乎诗意的喜欢。他认为，新建小区用房价来划分居住人群，人群相对单一，“不如团结湖之间的邻里关系呈现出更为理想化的人本状态。”他说。
社区中多年流传着一则轶闻：CBD当年计划向北扩张，拆迁公司的老总挨门挨户敲门问：“如果这里拆迁，每平米给您补三四万块钱愿不愿意搬？”老居民们态度坚决：“你们很有诚意，但我们不缺钱，所以不搬。”夏来福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坚称“死也要死在团结湖”，因为这里不仅能呼吸到新鲜空气，附近有三座医院，还是一座充满人情味的小社会。
李由2001年来到北京读大学。从家乡离开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无纺布的箱子，里面装了两万块学费，“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大不了就回江苏。”他说。有一年，他租的房子到期了，打包好三个箱子的行李，李由站在马路上等出租车准备去下一个出租屋。那天他在路上待了四十分钟，忽然有种飘零的感觉。
“不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人是感受不到的，你会想，这个城市属于我吗？我感觉和这个城市好像有一种隔阂。”但来到团结湖社区之后，他开始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这里是一个人情社会。”他说，如今从街头走到巷尾，李由几乎无人不识，他感觉在北京找到了归宿。如今的李由，干脆深入团结湖社区工作，成为团结湖街道办事处副科长。
然而，团结湖社区还是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初老”的症状。
郑重现年33岁，从法国留学归来，成为一名电影相关内容的自由职业者。他在团结湖一条社区租住了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既是卧室、会客室又是工作室。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因为紧挨地铁十号线，交通方便，他可以每周去电影资料馆看艺术电影；这里也邻近团结湖公园、朝阳公园，郑重每天都会来跑步放松紧张的脊椎。
几年前，郑重的母亲从家乡浙江来看他，对比三里屯与团结湖社区之后再三和他确认：“这不是城乡接合部?这里不像是北京。”
的确，2012年，北京市政府将团结湖社区划定为“老旧小区”之列，楼龄在三十年左右。
图一：暮年颐乐园 图二：团结湖文化活动中心 图三：社区合唱团团员 图四：团结湖生鲜市场 图五图六：晨练的人们
谁也说不清团结湖社区是从哪年起与北京的形象格格不入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建造之初绝对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绘造社主理人、建筑师李涵1978年出生，年幼时他住在王府井附近的胡同里。在他的印象中，团结湖社区在北京的边缘，一片林立的高楼崭新、洋气，如果能住进来人人称羡。当他搬到几乎同批建设的同类型小区中时，他再也不想回到胡同生活了。
“团结湖这样的社区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尊严的生活场所。”李涵说，“而且走到小区中间，你会发现，它有内在的平衡，自在而然的状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而不是说完全依赖管辖和严格管理的封闭式小区。”
周宇舫表示，三十年前，计划经济处于绝对主导，当时的住房标准、居住的人口组成等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经过20余年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居住观念、家庭的人口构成等方面发生的变化，相当于西方国家上百年间的改变，因此这些社区在时下显得不合时宜，属于需要更新的类型。
与郑重合住的赵伯感受颇深。现年68岁的他原先是负责电力建设的工程师，是房东的哥哥。为了照顾在团结湖社区医院中住院的母亲，一年多前他从自己家搬到团结湖社区居住。他的房子在1966年建成，仿照苏联式建筑，开间高且宽大，就连卫生间都有窗户。来团结湖的一年让他倍感痛苦，“房子户型设计太小，卫生间和厨房两个人都站不下。”刚来的时候，房屋设施简陋、墙壁渗水，让楼下的住户也苦不堪言，和郑重的爸爸完善设施之后，房子才继续出租。他甚至不无夸张地说：“你在楼顶跺脚，整座楼都会颤。”
七八十年代规划时想不到的变化太多了。当时一人能有一辆自行车就算富庶，团结湖最宽的街道不足10米，双向通自行车绰绰有余，但如今只要一侧停靠汽车，另一侧就要拥堵，这成了李由心中的大难题。在治理之前，最严重的地方，两百米路要堵至少半小时。
对于与社区一同老去的老居民来说，生活的不便之处更为明显。截至2018年底，团结湖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约有两万八千多名，老龄化率接近50%，是北京市朝阳区老龄化率最高的社区。由于建筑中几乎都没有电梯，许多腿脚不便的老人一两年都无法下楼，除非是特殊情况拨打120或999。
这种情况下，整个社区长期以来却只有一间公办的托老所——暮年颐乐园。该托老所于1991年4月1日开业，2013年改成公办民营之前都是街道托老所。它所在的建筑也是80年代的老建筑，二十余年来只加盖过一个大厅。建筑本身呈刁钻的小三角形，共两层67张床位，入住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
据暮年颐乐园院长孙淼介绍，目前托老所中的老人平均年龄为85岁，其中90岁以上15人，100岁以上的老人有两位。“我们这里最高龄的老人有106岁，现在还是依然能够生活自理。”孙淼说。
暮年颐乐园人均月收费三千至五千，因为人口入住密度大，没有独立卫生间、洗浴间，没有医养结合。过去他们也有扩建的想法，但由于土地属于团结湖街道，自己扩建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历史遗留问题太多。
社区的物业管理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223栋居民楼中，只有四座楼盘由物业公司管理，其他居民楼实行“准物业”—居民委员会牵头，通过居民自治，部分项目外包的形式，解决社区卫生、治安、停车等问题，不收取物业费用。
团结湖社区暮年颐乐园
但实际上，社区中的老居民有问题喜欢找政府，“政府就是天，政府解决一切。”所以每家每户最熟知的就是街道办事处的电话，谁家煤气漏了、下水道堵了，李由和其他街道办事人员都会第一个知道，去现场指挥社工或专业人员修理，即使是周末也要从早八点半加班到晚五点半。年景更早时，居民楼的垃圾道还没封，一到冬天街道办事人员还要上阵疏通垃圾道中被冻住的垃圾。
每到春节是最痛苦的，当家家户户放烟火庆祝新年到来时，李由和同事都紧绷神经。社区中多数建筑外层都设有易燃可燃外保温材料，在社区中心，一座锅炉房废弃之后荒废多年，成了一片垃圾坑，这些都存在安全隐患。为了保证社区安全，他们要通宵达旦地值班，避免一丁点火星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无数次出问题后，街道办被逼无奈，只能靠小修小补解决问题，比如狭窄的路段在中间加设隔离栏，避免两侧停车；关停团结湖中路的早市之后，双向改为单向通车，小区周边增加了260个车位；地不平，铲平了，又能多出一两个车位。
一些改变在近几年正在上演。在2017年北京整治“开墙打洞”期间，团结湖路上一侧居民楼下的263家底商被拆除，因为居民楼不具备商用条件。
“中国的城市经济，迷失在城市发展哲学的泥塘当中，这是最令人感叹的事情。”安邦咨询创始人、城市研究者陈功说。他六岁来到北京，对这个城市有一种天生的、伴随成长过程所产生的敬畏感，但对它也越来越失望。
陈功认为，如今北京的变化在于“没有重视城市功能和首都功能的平衡”，作为都城，北京城市形态的问题在于建国后先学苏联，改革开放后学美国，使得北京渐渐失去原有的历史风貌；作为城市，北京仗着自己1.6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大空间，肆无忌惮地平面扩张，大肆引入美国化的空间尺度，宽阔的马路，超大的停车场，高层建筑，郊区化的商业布局，大而无当的商业中心区块以及对环境大肆侵彻的扭曲建筑，带来北京全方面的城市病，有公共交通政策、人口政策、产业转移政策、空间设计政策上的多方面失误。
陈功说：“这需要城市管理者有极大的魄力，和超乎寻常的前瞻性。然而，现在官场和学界没有对北京的问题作出真正的反思。”结果就是：“中国有的是千城一面或者过度城市化，有了‘城市的胜利’，却失去了‘人的城市’。”
整治“开墙打洞”过程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是杨新兴的“新兴副食店”。
现年60岁的杨新兴在团结湖已经住了整整30年的时间，对于他来说，团结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代名词，更是养育了他们全家、让他重新燃起生活希望的地方。杨新兴是河北保定人，19岁入伍当兵，曾是东海舰队的一名海军，4年后复员与爱人杨彩玲结婚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当时家里条件很差，我总想出来大城市闯荡闯荡，这才带着妻子孩子来了北京。”杨新兴说。
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杨新兴夫妇在团结湖搭了一个临时窝棚，就此住了下来。“那是我们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不到半年，杨新兴的儿子生了病，高烧不退，夫妻俩无力负担儿子在北京的医疗费用，萌生出回老家的想法。然而，得知情况的街坊邻居纷纷伸出援手，不仅帮忙垫付了儿子的医药费，还帮助夫妇二人开了一间小卖店。
“街坊邻居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我也一定得回报他们。”由于团结湖地区的老年人居多，杨新兴开始帮着社区里的老年人义务送货，日复一日，至今已经服务了近200户老人。也正因杨新兴这三十年如一日的义举，在北京市的整治行动中，他的小便利店得以部分保留，如今的新兴副食店虽然只有三四平米大，但足以维持老两口的生活。
“你知道‘团结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夏来福自问自答，再次陷入回忆，“1958年，朝阳区人民政府发动工、农、商、学、兵在一片窑坑上，义务劳动改造挖出了现在团结湖公园中的环形湖，所以得名团结湖。”
“团结湖真的是’团结’的地方，只要我还有余力，我会一直做下去。”杨新兴说，他们全家对于团结湖这个区域的感情是任何地方都没办法给予的，即便周边千变万化，他仍然希望自己的小店是老邻居们歇脚聊天的地方。对于团结湖三十余年的变迁，街道办事处李由说：“就像一个女人的一生一样，从单纯到风情万种，再到回归平静。”至于“这辈子”之后，团结湖还会发生哪些变化，他说：“只要人在，其他都可以变，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就像三里屯原先是树林，现在变成使馆区，之后被迁到通州也有可能，这块儿说不定会变成特色餐馆区，以后我们去蒙古大使馆吃手抓肉，也挺不错！”
（本文原刊于《商业周刊/中文版》总第4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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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雨沛、邹宇萌（本刊记者李好对此文亦有贡献） 编辑：杨贵、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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