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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访谈 | 陈东捷：甲骨竹简纸张再革命不会革掉文学的命
陈东捷
著名编辑家，山东省曹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6年参加工作，1991年起任《十月》杂志社编辑、副主编，现任《十月》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编发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重要奖项。
陈东捷作为中国文学期刊四大名旦“刀马旦”《十月》的掌门人，他在这份杂志一干就快三十年，虽然落下了眼疾和颈椎病等职业病，但是并没有什么不满，反而感觉十分欣慰和幸福，因为辛苦编辑的杂志还有很多读者喜欢。
陈东捷回忆起自己研究生毕业后，之所以选择《十月》时表示：“有个人兴趣的原因，也有性格的原因，我凡事喜欢顺其自然，做好能力所及的事，倾向于不给自己的人生设定远大目标。”
《十月》创刊四十余年，王蒙的《蝴蝶》，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永远有多远》，张贤亮的《绿化树》，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宗璞的《三生石》，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黑骏马》，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等，几代作家的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都是经过《十月》的编辑家们一代代地努力，走进了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
本期焦点人物 陈东捷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我凡事喜欢顺其自然，
做好能力所及的事，
不给自己的人生设定远大目标。
青年报：你年轻时候的理想是文学吗？你的老家山东和你的父辈对你的理想有哪些影响？你上学的那些年正处于文学热，你是怎么和文学结缘的？你的理想实现了多少？
陈东捷：我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的，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真正接触经典文学作品大多比较晚。我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教中学语文，母亲教小学数学。父亲只断断续续读过五年书，但靠自学教了十几年的高中语文，且所带班级高考成绩十分优异，他多次被评为全地区优秀教师，这一点让我特别佩服。
但父亲非科班出身，对文学经典没有广泛涉猎；况且在一所县城中学，主要目标是将来自县城和农村的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学校限制学生读与应考无关的“课外书”（实则也没有多少“课外书”可读）。
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早年读过的小说有《大刀记》《敌后武工队》《万山红遍》《叶秋红》等，不外是那个年代相对容易到手的作品，现在大都失去了印象。初中之前的阅读，只有两本书印象深刻，一本是《中国古代动物故事集》，另一本是《格林童话选》。
高中在父亲任教的中学就读，学校订阅了几份文学期刊，当时不许学生借阅，我偶尔有机会翻看父亲借来的杂志。记得有两篇小说对我震动很大，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和张洁的《方舟》，前者以诗性的笔法讲述人物故事，后者则直面知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和尴尬，都与我之前读到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迥然有别。
1982年高考后的某一天，父亲将厚厚的三部作品摆在我面前：《红楼梦》《聊斋志异》《战争与和平》。这是他特意骑车去县城新华书店买来的。于是志愿填报中文系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这也是当时文科高分考生的首选，就像后来金融专业成为首选一样，不仅仅是个人兴趣的选择，也是时代风尚的选择。
青年报：《十月》的首任主编是苏予先生，大家对苏老的评价是，学养深厚，胆识过人，而且非常敬业。随后《十月》又经历了几任主编，你们都是著名的编辑家，可以说一个主编和一本杂志息息相关，你和前几任主编都有什么样的交集呢？你能讲讲他们身上的，以及你们之间的故事吗？
陈东捷：苏予先生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前辈。她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曾编辑刊物，后来运动中受牵连被下放，“文革”后本有机会到全国政协工作，听说《十月》要人，就来负责《十月》编辑部的工作。那时编辑部聚集着许多非常优秀的编辑，可以说人才济济。（后来一些编辑输出到《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杂志，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苏予先生知人善任，又敢于担当，带领大家一起创造了《十月》早期的辉煌。苏予先生逝世前，我和编辑部同事几乎每年都去看望她。最难忘的是2013年《十月》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上，八十七岁高龄的苏予先生与铁凝、张洁、李存葆、张贤亮等当年的作者执手问候、深情叙谈的场面，时间仿佛穿越到几十年前的文学现场，令我们这些后来者感慨万端。
创刊四十二年来，《十月》这份杂志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出过多位同行公认的编辑家。从做青年编辑起，我直接或间接地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几十年间“编辑部的故事”不知有多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暂且按下不表吧。
2
我们对作品的
要求并没有过多的设定，
对于作品的风格抱有
相对包容的心态。
青年报：《十月》在中篇小说方面给文学史贡献了重要内容，自从2004年起每年单独出版六期长篇小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办刊思路有所调整？增加长篇小说的动因来自市场还是文学本身？
陈东捷：《十月》创刊之初，中篇小说就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前两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中，总共有30篇左右的获奖作品，首发于《十月》的就占了10篇。《高山下的花环》《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黑骏马》《北方的河》《绿化树》《腊月·正月》《蝴蝶》等等，不胜枚举。
这一传统至今仍在保持，因为中篇小说目前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小说文体。2004年起增加六期长篇小说，实质上是把双月刊改为了月刊，单月出版的六期仍保持综合期刊的面貌，双月出版的六期主要刊发原创长篇小说，偶尔也会登载长篇非虚构作品。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被重视。而且在越来越碎片化的阅读时代，这种调整从读者的角度看，也是某种意义的引导。
其实“杂”才是文学杂志应有的特征，我认为全文刊登长篇小说不应成为文学杂志的主要任务，这项任务应主要通过图书出版完成。
3
在选择作品时
不会考虑评奖因素，
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获得大奖，
这并不影响文学品质。
青年报：《十月》自己举办了好多奖项影响力巨大，包括十月文学奖，近两年举办的丽江爱情诗接力赛，运用了如今最为流行的评奖模式，周奖、月奖、年奖，参与度非常高，可以说是当今诗坛比较受捧的奖项。
另外，你也经常担当一些奖项的评委，你能谈谈这些奖项设置的意义吗？现在中国的文学奖项特别多，有时候评选结果差异比较大，各种争议和质疑不断，你能以你的亲身体会，谈谈在评奖的过程中，能左右一个奖项的，是人为因素多一点，还是价值观因素多一点？
陈东捷：十月文学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设立了，目的是奖励本刊发表的优秀作品。多年来一直坚持举办，目前每年一届，在宜宾李庄古镇举办颁奖活动，影响还是不错的。有的地方作协把获得十月文学奖列入职称评定或创作奖励的资格之一。
丽江爱情诗接力赛是基于新媒体举办的诗歌活动，每年七夕在丽江颁奖并举办朗诵会。去年第一届举办时，响应者众，共征集了一万多位作者的七万多首诗歌。我觉得评奖活动只要策划好、组织好，保证程序的公平公正，还是有正向价值的。把优秀的作品推荐给读者，或吸引广大文学爱好者广泛参与文学活动，我觉得有其积极的意义。
青年报：顺着石一枫，我们想谈谈对年轻人的扶持。石一枫是1979年出生，就获得了如此文学成就，我觉得与《十月》的发力不无关系，因为他有三部重要作品都是你们刊发的。你在“呼唤北京文学的高峰时代”主题论坛上曾经表示，发掘年轻作者是《十月》杂志一直在致力而为的，未来的高峰应该从他们中间产生。
有好几个疑问想请教，第一个问题是扶持年轻作者，你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你能举例讲一讲在扶持年轻作者方面的措施吗？
陈东捷：石一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他最近人气飙升，也不是横空出世。其实他很早就出版过几部长篇小说，并在北京小有名气。《十月》近几年连续推出了他的几部篇幅较长的大中篇后，他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更广泛的认可。我认为石一枫最可贵之处，是他具有开阔的生活和精神视野，于真实的世界中去触摸时代精神，并通过富含意味的人物和场景去生动地呈现。
从创刊以来，《十月》对青年作者从来不吝版面。铁凝、张承志、贾平凹、李存葆等多位后来的大家，三四十年前都是以青年作者的身份在《十月》发表了他们的代表性作品。
1999年开办的《小说新干线》栏目，标志着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推出有潜力的年轻小说作者。二十多年来，推出的作者已有百位左右，其中后来得过鲁奖的至少也有七八位了。当时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期刊很少这么大力度推新人，所以栏目一面世就非常受关注。比如，晓航作为栏目开张的第一位作者，当时在文坛还几乎不为人知。后来听他说，在该栏目亮相后一个月内，就收到六家文学杂志的约稿信。
当然《小说新干线》之外，《十月》其他栏目也发表了许多青年作者的作品。每一代青年作者都代表着最新鲜的文学力量，所以对待他们的作品我们不追求完美，更关注作品中新的元素及作者未来发展的可能空间。
4
纸刊也许会消失，
但文学会在另外的媒介上呈现。
青年报：《十月》创刊已经四十二年，你在这里已经干了快三十年了，可以说人生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这本杂志，你到底是怎么坚守下来的？如果让你倾诉一下，这几十年最欣慰的是什么？最辛酸的是什么？最内疚和最自豪的又是什么？
陈东捷：“坚守”这个词有点坚硬，可能与媒体经常强调“为人做嫁衣”的辛苦有关吧，其实还好。编辑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职业和生活都不应被理想化，既然选择于此而放弃其他，就享受它带来的快乐并承受它的不如意之处。
在杂志社工作快三十年了，也就是朋友同事聊天时假装感叹几声，并非真有什么不满。几十年过得很快，按照杂志编辑出版的节奏，紧张和从容交替出现，已成为习惯。心酸、内疚和自豪都过于夸张了。
欣慰倒是有，一是每年辛苦编出的十二期杂志，还有很多读者喜欢，近年来在不利的大环境下，杂志订数保持稳定，即使因为材料涨价而大幅提高杂志定价的去年，印数也没有下滑。二是杂志社同事相处融洽，在一种心思放松、面孔亲切、气氛活跃的环境中工作，确实有那么点儿幸福感。
审稿：梁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