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朱燕玲：我遵从极简原则那就是问心无愧

朱燕玲

著名编辑家，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花城》杂志编辑、副主编，现为《花城》杂志主编。编辑过大量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

曾获“2014凤凰传媒·中国好编辑”奖。策划、编辑王蒙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策划、编辑“蓝色东欧”译丛，进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四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此丛书计划集中出版中东欧当代经典文学作品100种，现已出版50余种。

《花城》主编朱燕玲，给众多作家的印象是一位有良心有原则有职业操守的编辑家，很少有人知道她也曾有一个当作家的理想，在中学大学期间就开始发表作品，但是自从进入《花城》成为编辑就放弃了写作。她安慰自己说，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作家们的创作手稿，也觉得挺满足的。

对于自己“铁面无私”的一面，她十分无奈地表示：“缺乏八面玲珑的‘智慧’使我在处理复杂的关系上无措，唯有遵从最简单的原则，那就是以稿论稿。而文学又并无绝对的标准，这就有了被埋怨的理由。我只能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尽量公正，问心无愧。借此，正好对被我退过稿的作家们、朋友们说声抱歉！”

本期焦点人物  朱燕玲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老一辈编辑家和现在不同，

他们虽性格各异，

却都有血性有情怀，

敢于坚持自己的理想。 

青年报：据了解，你是在南京上的大学，你上大学时候的理想是文学吗？你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当年在校园里的文学生活和至今难忘的人？

朱燕玲：从小学开始，我遇到的语文老师都特别好，所以早早就对文学有兴趣，并且，把爱好文学等同于当作家。在老师的鼓励下，中学时期我对写作文很自信，开始在《中学生通讯》上发表作品，常常有全国各地的读者寄信到学校来。考大学自然就只选中文系，以为那是通往作家的必由之路。

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后，进入了校学生会，和各系的优秀学生在一起，扩大了视野，也频繁进行文学和写作交流——那时人人都是文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大的发表园地是南园住宿区的黑板报，我的作品就经常在那里发表。我们学生会的小楼正对着黑板报，我常常也会去二楼画画，和美术组的同学在一起。有一次我从二楼的窗户看下去，看到正在换新的一期板报，出板报的同学正在抄写我的诗歌，还没抄完，旁边就已经围了一圈人在往小本子上抄，很受鼓舞。那时我以为写作将是我一生的事业。

青年报：去年，南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学之都，这说明文学在南京有很深的根脉。你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没有留在南京而去了广州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对这种选择后悔吗？收获和遗憾都是什么？

朱燕玲：我一开始当然想留在南京的，但是那年南京的几个期刊都没有分配名额，我也问了《钟山》，问了《雨花》，《雨花》当时的主编是叶兆言的父亲叶至诚，他亲自接待了我，我至今印象非常深。
我一个南大的学生莫名其妙就闯上门去了，其实非常冒昧。正好叶先生在，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还给我泡茶，耐心听我讲。最后，他非常和气地说，很遗憾他们也没有指标。我记得他们当时是在明故宫那里办公，他把我送出院子、送出大门，和我挥手道别。我挺感动的，这一幕我一辈子都记得。我觉得当一个编辑就应该当成这样。
南京的就这么直接上门去问，外地的就只好写信了。我只写了一封信，是在我们文科阅览室对着一本《花城》杂志写的。我记得只写了一页纸，自我介绍了一下情况，然后说广州是改革的前沿地区，我非常向往；《花城》杂志又是我很喜欢的杂志，有一种大胆开放的姿态，令我敬佩，等等。
前段时间，我和我们老主编范若丁又说起此事，我说我当时很快就收到你们回信了。他说接到信，他立刻就在办公室读了。不久，他正好要到南京去出差，就约了我去见面。我不知道的是，他去南京大学中文系了解了我的情况。他说当时为什么那么急呢？是因为编辑部里面几乎没有大学生，很想多招些学历高的编辑。所以一看到有个大学生“自投罗网”，就去考察我了。当时的广东，见到人才也可以不拘一格引进，比如林贤治，就曾在我们《花城》当过编辑，他当时就是农民身份直接上来的。

青年报：很多人都不知道你还有写作的经历。很多在文学期刊工作的编辑都在兼职写作，我们特别想知道，我们现在几乎读不到你的作品，是编辑工作付出太多，你放弃了作家的身份吗？

朱燕玲：我毕业成为编辑，就放弃了写作——这个转变似乎突然，却也自然而然。可能我对写作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执着，也可能成为编辑后，更清楚了写作的不易，在写作的难度面前我望而却步了。

总之，回过头看，中学大学时期的写作，更像是一种青春期行为。我只是起点比较高，随后并未付出更多的努力。当上编辑后，觉得这个职业挺适合自己，依然是和文学打交道，爱好变成了职业。我还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作家们最新的创作手稿，反而也觉得挺满足的。可能我就是这么一个随遇而安的人。

• 中学时期的朱燕玲

青年报：你有没有想着在适当的时候，比如在未来时间宽松以后，重新拿起笔再写一点东西呢？如果写，你最想写什么？

朱燕玲：目前没有这个计划，所以也不知道会写什么。但也说不定哪天就写了。我常常感到时间太少，要做的事太多，想做的，不得不做的，都需要时间，常常处于焦虑之中。

青年报：你大学毕业进入《花城》，这么一干就是35年。这35年国家经历非常大的变化，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始终处于经济大潮中，许多人都弃文从商了，真的很佩服你能坚持到现在，而且还将一条路走到“黑”。想问一下，你们在杂志社的待遇如何？这中间有没有跳槽的机会或者想法？你能讲一讲是凭什么支撑到现在的？

朱燕玲：我不太喜欢用“支撑”“坚守”之类的词，好像很悲壮。其实并没有。对于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来说，对自己的“革命”也不那么容易。这可能令我失去了很多机会。也许我没有对财富的强烈向往，所以缺乏动力。我了解中国的生存状态，所以庆幸自己的境遇——我从小衣食无忧，没有遭遇过经济的困窘。

1992年，我出国待过一年，那时出国还相当不易，当留学生也很艰难，绝大多数人要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所幸我在同学家住，得到她的照顾，得以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甚至每天放学后还能享受她妈妈的美味晚餐。她是我大学时期陪住的留学生同学，华裔，祖籍广东中山。她是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人，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当时回国是逆潮流而动的，我让同事保留我的办公桌，告诉他们短则三月长则一年我就回来，可是没有人相信。而对我来说，启程回来并没有太多挣扎。要说大的原因，就是当时正好是邓小平刚刚南巡过后，外媒也有很多报道，一切正在向好，大洋彼岸的中国已是一副起势待飞的样子，感觉一个我们追求的社会正在到来。隐隐地，我觉得，来去自由的日子也不是幻想。

青年报：《花城》创刊已经四十年了，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杂志之一，这和一代一代主编共同努力分不开。你应该和前边几任主编都共事过，你能举例讲一讲老一辈编辑家让你感动的故事吗？你从他们那里都继承了什么？有没有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朱燕玲：老一辈编辑家和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虽性格各异，却都是有血性、有情怀的人，敢于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们不是以职业“谋生”的人。但是，那个时代远去了，他们的一些优秀品格，我们不一定能够效仿。现在的氛围，更多是个“职场”。
编辑平时所做的工作，远不是单纯的看稿，而是要应付方方面面的事情，可能和数据有关，和生存有关，却不一定和文学有关，再难找到一种从容的心态，这和当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坚持的基本道德，那就是敬业。

2

文学的途径很多，

有大道也有小径，

畅销不该是唯一的标准。

青年报：《花城》总是透出一种先锋文学的锐气与灵气，这种特点是不是暗合了改革开放前沿这样一种气质？

朱燕玲：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979年创刊到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以后。这三个时期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特别开放，广东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花城》诞生于此地，天生就有一种开放的基因。回头看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的作品以及栏目，就能发现这个特点，那个时候的《花城》显现出一种敢作敢为的气概，特别活跃开放。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大背景有所改变，社会生活向经济转向。这时候的《花城》改变办刊方针，转入到大力推动“先锋文学”、鼓励“实验文本”的阶段。《花城》被文学界认为是“先锋文学”的摇篮和重镇，即源于此。

也因为相较其他刊物，《花城》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持续地关注先锋写作的刊物，而在《花城》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很多也更持久地保持着先锋的姿态。早期的先锋作家如苏童、格非、余华、洪峰等等，都在我们这里发过作品，稍后又有吕新、北村、毕飞宇、东西、林白、陈染等等，现在看这个名单，阵容很强大。

• 2019年6月在美国纽约大学图书馆看到《花城》杂志
  

青年报：《花城》是众多作家成名成家绕不开的平台，许许多多作家是从这里起步，一路走向了中国文坛的高峰，而且推出了许多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你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朱燕玲：通过我们推出的代表作品很多，路遥《平凡的世界》、王蒙《这边风景》、莫言《父亲在民伕连里》、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白银时代》、苏童《我的帝王生涯》、顾城《英儿》、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欧阳江河《泰姬陵之泪》《凤凰》、阿来《行刑人尔依》、毕飞宇《青衣》、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王安忆《考工记》、韩少功《修改过程》、刘亮程《捎话》、蒋韵《你好，安娜》，等等，都是我们首发的。
周梅森、毕飞宇等是在《花城》发了处女作的。北村、吕新、林白、东西、艾伟等也可算是从《花城》走出来的作家。尤其是周梅森，在1992年之前办过的五届“花城文学奖”中，得过三届，莫言也得过，还有王蒙、杨沫、张洁、路遥、蒋子龙、梁晓声、高晓声、谌容等等。另外，《花城》的诗歌栏目在大型文学期刊中是非常突出的，海子去世后我们率先发表了他的多首诗歌，其中就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祖国》（或以梦为马）等。
说到诗歌，《花城》对诗歌一直很重视，稿费在很长一段时间遥遥领先于其他刊物，版面也多，排版也舒服。诗歌不应沦为版面的补白。故此，我们在可能的篇幅内，注重发长诗和组诗，因为这样才能有说服力地推出一个作者和他的作品。欧阳江河的长诗《泰姬陵之泪》《凤凰》就是这几年发在《花城》的优秀之作。有评论家检索了下《花城》目录，发现从早期朦胧派诗人第三代诗人到现在，很多重要诗人都在《花城》有诗作发表。
此外，上世纪八十年代，《花城》对报告文学很重视，团结了一批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着一介书生的努力，很有理想主义的热情。这些报告文学作家有：陈祖芬、贾鲁生、麦天枢、尹卫星、赵瑜等等。

• 大学时期的室友，四个中文系，四个天文系。前排左一为朱燕玲

3

缺乏八面玲珑的“智慧”

使我在处理复杂的关系上无措，

唯有遵从最简单的原则，

那就是以稿论稿。

青年报：《花城》对文学史的贡献太大了。我看到上边这份不完全名单，突然想起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当时被某杂志给退稿了，后来转投到了你们《花城》。如果没有《花城》，路遥这样一棵大树估计都不存在了。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能帮我们讲讲《平凡的世界》发表始末吗？

朱燕玲：我们发表《平凡的世界》是1986年第六期，虽然那时我也已经在编辑部，但这个稿子不是我经手的。姜红伟发表在《花城》2019年第五期的文章：《花城》首发路遥《平凡的世界》始末，应该基本符合史实。

我只能根据掌握的资料，简单复述一下当时的情况。有一次，路遥在和好友、评论家李炳银聊天的时候，他们谈到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情况，李炳银就把这部书稿推荐给了《花城》。

对于路遥这位写出了《人生》的优秀青年作家，《花城》老主编李士非很看重，当时派谢望新去西安见路遥。谢望新到达西安，从路遥手里拿到了稿子，住在宾馆里看完，非常激动。

这篇稿子刊发时，责任编辑刘剑星写了一篇精彩的“编者按”，向读者介绍这部作品的内容：“黄土地是历史的沉积，信天游是负重的歌吟……作品中有惊心动魄、原始洪荒的械斗场面，也有缠绵悱恻、柔情似水的儿女之爱。”

当期《花城》244页，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164页，占据了《花城》三分之二篇幅，刊登以后反响非常热烈，读者纷纷写信给《花城》给路遥。

为了进一步扩大这部作品的影响，1986年12月，由《花城》牵头，联合陕西《小说评论》，在北京举办了讨论会。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对于路遥来说可谓“受益匪浅”，对完成剩下的作品激励很大。1988年，《花城》第四届“花城文学奖”评选活动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获奖就是自然的了。三年之后的1991年，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荣获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从而树立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青年报：你分析一下，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杂志社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呢？《平凡的世界》至今畅销不衰，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读者对里边书写的生活已经很陌生，但这部作品还是受到一代代读者热捧，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朱燕玲：同一个稿子在不同的杂志社得到不同的反应，多数是因为各家杂志的风格追求有所不同，对稿件的取舍标准也有不同，所以被一家刊物退稿并不一定意味着写得不好。此外，也有编辑个人喜好的因素。毕竟文学不是标准化试题，没有绝对的对错。
《平凡的世界》至今畅销不衰，是值得我们文学写作者思考的。我想是它的价值观超越时代，打动了所有自我奋斗中的年轻人。但文学的途径有很多，有大道也有小径，畅销不该是唯一的标准。比之出版社，文学期刊更代表专业的评判而不是市场的评判，所以尤其应该对文学生态的多样化给予支持和鼓励。

青年报：顺着这个问题，我再冒昧地问一下，陕西三大家中的另外两个人，贾平凹、陈忠实和《花城》有什么交集吗？他们似乎没有发过作品，原因是什么呢？

朱燕玲：每个刊物都有和自己较近的作家圈。除了风格上相近这个因素，也有很多偶然的机缘，比如某个编辑和作家的交往。《花城》这样的刊物，偏于岭南一隅，离文化中心较远，在联系作家方面，是有明显的不利因素的。

青年报：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经过你的手发出来的。当时我是当散文写的，但是拿到杂志以后，突然发现竟然是小说，而且是那期杂志中篇小说的头条，这让我非常意外，也非常感动。

回过头想一想，把这篇文章当成小说发表，编辑是需要独到的眼光和勇气的，发表以后被大量转载，以至于那种散文化的笔调竟然成了评论家眼里的“特色”。你能不能结合具体作品给我们讲讲，你判断一篇作品有无价值的标准有哪些？
朱燕玲：看了几十年的稿子，对一个作品能不能用很容易判断，原则也很朴素，并无一定之规。有的有动人的细节，有的有闪光的思考，有的语言独特，有的故事精彩，最后都要看综合表现。写作是一个体现创造力的行为，作品有识别度很重要，情感的饱满很重要。
你的《父亲进城》因为有太多生动的细节，也有情节起伏，所以看起来和小说无异。可能《花城》一向不太介意固有形式吧。

• 2016年，在布拉格

青年报：我曾经看到过毕飞宇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青梅竹马朱燕玲》，说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编辑，硬是在“清仓”的时候，清出了他的处女作。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这些年和作家包括许多大家打交道，肯定有许多花絮或者叫佳话，能讲讲印象最深刻的几个故事吗？   

朱燕玲：我不太会交际，和作家们打交道除了谈工作还是谈工作，基本平淡如水。没有太多故事，也没有很多爱好，这是我的人生遗憾。

青年报：有人问我，你在《花城》是不是有熟人？我说有熟人也无用，因为我在《花城》那里退掉的稿子比发表的稿子还要多。你给大家的印象是，不管作家名气，不论私人交情，只看作品质量，是特别有文学良心的编辑。

但是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社会，这么多年你一直把这种良心保持下来，有没有什么委屈？有没有什么安慰？
朱燕玲：其实很多编辑都会有这种经历，谁没退过稿呢？是的，相对于组稿，退稿更难。因为版面极为有限，每天接收全国各地的大量来稿，不可能都用。名家稿、朋友稿、上级转稿，都必须有所选择。我的“无情”看来已在业界闻名。
这很无奈，缺乏八面玲珑的“智慧”使我在处理复杂的关系上无措，唯有遵从最简单的原则，那就是以稿论稿。而文学又并无绝对的标准，这就有了被埋怨的理由。我只能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尽量公正，问心无愧。借此，正好对被我退过稿的作家们、朋友们说声抱歉！

4

互联网飞速发展，

恰恰给文学杂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

青年报：这是一个全媒体时代，对文学的冲击非常大，造成现在的纸刊都不景气，甚至有些人说纸刊会消亡，你能不能以《花城》为例，告诉我们文学期刊到底怎么样？新媒体对杂志来说是灾难还是机遇？

朱燕玲：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纯文学杂志已经经历过大滑坡。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几乎是整个社会一个主要的情绪出口，人们对文学有一种精神崇拜。到了九十年代，社会生活的重点转向经济，全社会的风气都不一样了，这时候文化人可能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失落，各个刊物也纷纷改刊应对。

我们回过头来看，《花城》还比较淡定，一直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这可能跟《花城》在广东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有关，对经济活动比较司空见惯。事实证明，万变不离其宗，保持文学本质最重要。

新世纪以后，互联网飞速发展，我觉得恰恰给文学杂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学杂志的订数越来越少了，因为邮局和报刊亭的售卖点越来越少，有很多地方看不到我们杂志，经常听到读者问：“你们还在办吗？”“原来你们还在办呀？”

但是互联网使这个世界变成平的，再山沟的读者都很容易知道我们了，尤其前几年我们开始做公众号，公众号零售的订数弥补了之前邮局失去的那些订户。事实上这几年我们的订数没有减少，反而在上升，可以说明文学期刊不仅不会消亡，甚至还会越来越好，只不过会变得更加理性和平稳。

• 2012年在新疆

青年报：说到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你们在市场上活得比较好，在作家和读者中影响越来越大，原因除了你们把刊物办得好之外，是不是和国家的相关扶持有关系？

朱燕玲：这确实是有关系的，广东省委宣传部这些年资助我们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集团也有相应的支持，这才使得我们有可能大幅度提高稿酬。现在正在计划明年进一步提高。稿酬提高了，这是对作家劳动成果的尊重，他们就比较愿意把自己的好作品交给我们，这样又反过来提高了刊物的质量。
这些办刊资助大部分用于提高稿酬，也有一部分用来做各种线下活动，搭建作者读者编者的交流平台。在任何时候，人都需要寻找精神归属，我们相信严肃文学永远都会有读者。大家都在寻找，寻找气息相通的人，寻找心灵慰藉。我们只是需要改变单一的、狭隘的思维，用积极开放多元的心态去做文学的事业。

青年报：所以，现在的杂志不仅仅是印刷一份刊物那么简单了对吗？其他杂志多数是由作协或者文联主办，你们不太一样，是由出版社主办的，这在立体化开发方面是不是更加畅通一些？

朱燕玲：《花城》纸刊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核心，是所有其他活动的基础和中心，所以做好这个核心非常关键。但是只有这么一个核心远远不够，必须再围绕着这个核心扩大外沿，所以还要有别的一些策划，采用立体办刊的方式，搭建一个文化交流平台，从多角度传播文学。“花城雅集”就是这些年做的品牌系列活动，意在体现文学现场，拉近读者和作者、编者之间的距离。

此外，这些年我们还致力于做“书刊互动”，正因为我们是社办期刊，杂志社在出版社里拥有最多优质的作者资源，我们就会把这些优质资源转变为出版资源，形成一种“书刊互动”。比如这些年我们杂志发表了一些名家新作，然后再推出单行本：王蒙《这边风景》、王安忆《考工记》、韩少功《修改过程》等，同时编辑部还做了大型文学译丛“蓝色东欧”系列，这个系列策划至今已有十年，已出50多本。

青年报：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阅读时代，你对年轻人有什么要说的吗？

朱燕玲：碎片化的阅读无法使人成长。人需安静深入的思考才会充实和进步。所以，应定时了解信息，而不能沉迷于浏览。设立一些适合自己的目标，对未知事物永远保持探索的兴趣。阅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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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编辑：林荟萃

审稿：梁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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