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麟》：作者通过麒和麟这对长颈鹿的眼睛，分别观看郑和征服海洋的壮阔情怀，以及深宫怨妇不可告人的私密。与被飘洋过海带回的神兽故事相比，人世间的这些欲望、生死和忧伤，读来更令人心悸。

神话代言了我们内心的恐惧采访

2《史记索隐》：“许慎云“耼，耳曼也”。故名耳，字耼。有本字伯阳，非正也。然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史记正义》：“耼，耳漫无轮也。《神仙传》云：“外字曰耼。”……疑老子耳漫无轮，故世号曰耼。”

张爱玲神话流传史作为小资教母，张爱玲文本是所有中国小资的阅读圣经。张爱玲小说、随笔、剧本，甚至寥寥几笔、幼稚可笑的纸边涂鸦，皆是张粉们顶礼膜拜的圣器。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倾城之恋”，更是镶嵌在张爱玲这个知名符号周边野草般繁茂的蕾丝花边，它令文学青年们在不曾阅读张爱玲小说文本之前，就享受了一段知音体（真正的知音体，胡兰成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民国情爱传奇。这种读小说，附赠作家隐私甜点的阅读方式，一直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李银河女士就深谙民众此类心理，时不时撰文书写她与亡夫王小波的情爱过往史，以便人们口口相传，唾液铸碑，从而形成风中流淌的“情爱传奇”。我记得，我个人最早阅读到张爱玲小说，是在一本名叫《台港文学选刊》的杂志上，因家中长期订阅这本杂志。在一大堆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说标题之中，《沉香屑——第一炉香》显得古香古色，十分醒目。这是一篇言情小说，文笔细腻，用词典雅，颇有《红楼梦》风范，于是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张爱玲。那应该是八十年代末期，张爱玲还未曾在中国大陆大范围走红，我身边的同学大抵在阅读金庸、琼瑶与三毛。据说彼时张爱玲已经在高校的知识分子之间默默走红，皆因夏志清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爱玲热捧至远远高于鲁迅的缘故。在夏志清的热捧下，张爱玲小说以及她的情爱传奇，在九十年代初，以燎原之势红遍中国大陆。颇多大陆文学青年与知识分子，蓦然发现罕世珍宝一般，把张爱玲夸得几近颂圣：天才、先知、隐士。种种离奇的赞誉，总让我想起杜尚那著名的小便池：如果我们将小便池放在杂货店，那么它仅仅是一件待售的普通物品；如果我们将小便池放进洗手间，那么它仅仅是一个用于排泄的陶瓷马桶；如果我们将小便池放在展览馆，那么它便成为一个崇高的艺术品。这里，我们再次遭遇到齐泽克所言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崇高的客体之所以崇高，不是因为它原本就是崇高的客体，而是因为它占据了崇高这一位置。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便是相对于中国官方的现代文学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再次排列组合。在夏志清个人的文学万神殿里，张爱玲十分荣幸的占据了文学大师的首席位置而已。当然，我如此评价张爱玲所占据的文学位置，并非全部否定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而是想脱离文学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这一神话，给予张爱玲文本以真实而客观的文学评价，而非文学黄金宝座威慑之下的盲目追捧与崇拜。在我看来，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远远低于她的知名度。相比其他国度的文学大师，张爱玲最多是一位二流小说家。张爱玲在中国的走红，主要由以下五个原因造成：1，长时间无产阶级美学的独霸天下，导致了人们对小资美学的深度饥渴。2，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生活中大量的白领女性，需要情感代言人。3，受教育女性大量的增殖，使得更多的女性从事写作，她们需要可模仿的文学先驱。4，《秧歌》与《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使得颇多讨厌张爱玲怨妇型文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改变了对张爱玲的看法。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共鸣箱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放弃了对张爱玲文本美学向度的深度批评。5，情爱传奇是名声女神的加速器。出名不但要乘早，还要搭乘曝隐狂（胡兰成）的火箭筒。对大陆读者而言，张爱玲小说与无产阶级美学形成了极大的对照：无产阶级美学是粗糙的，张爱玲小说是细腻的；无产阶级美学的语感是大众的，张爱玲小说的语感是小资的；无产阶级美学的情节是严厉而政治化的，张爱玲小说是世俗而生活化的。诸如此类的美学对照，使得张爱玲小说显得鹤立鸡群。在一片古典传承几乎被毁灭殆尽的文化土壤上，张爱玲的出现，无疑令这块土地上美学经验贫穷的人们吃惊。张爱玲小说传承自《红楼梦》的细腻语感与女性作家的阴柔声音，如同邓丽君的绵软歌声，对大陆铁板一块、粗糙阳刚的无产阶级美学，起了一种柔性消解的作用。这也是从小被无产阶级美学所熏陶的大陆作家，诸如苏童、王安忆，喜欢模仿张爱玲的根本原因所在——他们看到了另外一块关于文学的美学蓝天。张爱玲小说进入中国大陆的同时，几乎与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步。大量受教育女性远离故乡，在拥挤的都市内寻求生存机会。城市女性需要情感与精神的双重代言人，然而，中国大陆恰恰匮乏这样的情感女作家。于是大量城市女白领，在文学阅读上迂回的找到了哀怨的张爱玲。张爱玲小说中描述的上个世纪旧上海的日常生活，恰恰对应了这些女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她们辛苦拼搏的都市生活、她们千疮百孔的都市情感、她们无法依附的都市男人，等等等等。张爱玲是她们的情感共鸣器。彼时彼地的她们，尚无女权意识，一旦失恋，便需阅读哀怨的小说文本，宣泄情感的共鸣，她们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里，窥视出自身的生存镜像——水仙花一样自生自灭、自悯自爱的生存镜像。在这庞大的读者群中，有一小部分文学女青年，开始复读机一般模仿张爱玲，并以张爱玲的哀怨风格，在互联网、情感杂志、报刊等等媒介上，开始书写自己的都市情感与传奇。诸如安妮宝贝、笛安之流。很多大众情感刊物，如《女友》《女报》《家庭》等，便是新一代都市女性言情小说家的基本阵营。翻开这些杂志，一不小心，你便可以看到N个小型张爱玲的词语华丽的怨妇型文本：都市庞杂，女人深情，男人凉薄，生活不易，流离伤感，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在这里，让我仅借《色·戒》这篇小说，剖析一下张爱玲小说与国际小说大师的本质性差别。《色·戒》的故事结构颇为老套。警察爱小偷、猎人爱猎物诸如此类故事，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就已多不胜数，我就不举例了。令我感兴趣的不是小说原型郑苹如是否爱上了她要刺杀的目标，而是写小说的作者本身的心态。明眼人皆能看出，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无非是托郑苹如这只美女虎，给自己的旧情感谋一张可以开脱的皮罢了。年轻时候的一场错爱，自恋到骨子里的小资三十年后皆无法直面。她要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借口。小说里短短的几句话，泄露了中国特色的小资心态，它其实是一种原始的怨妇式心理“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以文化哲学的手术刀解剖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诸多文化乱象，以先锋的姿态释读中国古典文化与当代大众文化。我是朱大可，与你对话先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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