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大大提高了，数量大大增加了，为什么质量并不容易提高？】17年前，45岁的我和40岁的施一公回到北大、清华全职工作后我国出现一次引进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的热点。今天，我国对科技和高等教育的人才更加求贤若渴，条件也大大提高，那么回顾这17年的一个侧面，也并非一定毫无意义。预期与现实17年前，一般认为我国的发展到了可以大规模引进人才的时期。事实上，有很多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回国。当时最突出的是北大、清华分别引进了约十位海外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讲席教授，领导几个学院和新体制研究所/中心。他们一方面改革所在学院，一方面这些学院的新机制和经验被两校总结推广全校，奠定了两校的全面改革。国内其他大学，也有希望学习的愿望，并且有所行动。国内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现在称为“新型研发机构”），也以高的学术标准和管理模式，大幅度提高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的质量。这一过程，在年轻科技人才的层面一直继续，但美中不足的是回国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国内博士，而国际博士偏少。对一个人来说，博士学位来源当然不决定一切，也就是说具体到每一个人，当然有国内博士优于国际博士的。但是，迄今为止，现实还不可能做到大部分国内博士优于大部分国际博士。所以，国际博士的比例，仍然在总体应该想办法提高（在个体上，一定是具体学术水平，而无论学位来源）。国内博士比例高的原因不外乎国内博士在国外升级困难度高于国际博士、而国内博士在国内的师承关系和单位网络优于国际博士。国际教授回国，除了十几年前现在基本不再是潮流，而是一些单位的个例，整体数量很少。例如，年度实际经费超过一千亿、拥有一百多个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十几年来，真正全职到位并留下工作的国际正教授恐怕不到十人，也许不到五人。有些招聘的正教授以上的，也一般是六十年以上。而40岁、45岁，好像基本没有再现。而做的最好的是国家支持的新型大学----西湖大学。它拥有的国际正教授的数字超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比例就远超北大、清华和全中国所有院校。施一公几年前希望教师招聘超过北大清华的愿望，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其他大学没能做到，现在除了浙江大学似乎还非常努力之外，大部分大学都接近放弃招聘国际正教授，甚至引起怀疑很多高校和包括科学院在内的科研机构有可能排斥国际正教授，因为担心他们水平高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而“不方便”管理。国家的愿望与单位的现实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迫切希望加强科技和高校人才质量。除了培养之外，我国很希望引进人才。国家的多个层面不仅有愿望，而且出台很多政策、提供很多优异的条件，前所未有的条件，希望引才。目前国家和地方的政策，非常之好。包括引进人才的条件，不由本单位出，而全部或者大部分由国家和地方提供。也就是说，引进的人才并不在引进单位分羹，而是带给引才单位更多的资源。这么好的条件，那么应该很快形成新的人才引进高峰？确实有几个单位、几个地方用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积极引才。但总体用新的引才条件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数量较少、比例较低。所以，很多单位并未积极相应国家和地方对科技、高等教育人才引进的号召，而是基本不做费力的需要单位领导出面的引才工作、只做容易的有单位普通人事部门就能承担的简单工作。一方面，愿意回国的人数，特别是高层次，并非想象的那么多。另一方面，很多单位基本没有兴趣用这种条件引进高年资人才。虽然引进人才的资源不来自单位，但单位领导人不愿出现新人老人待遇不同而引发内部不平衡的矛盾。也就是说，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大部分不愿意因为相应国家号召、因为促进单位长远发展，而自己个人被单位的人所抱怨。短期个人利益普遍压倒单位和国家的利益。阻击的后果可能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完全排除。我和施一公等回国后，一批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在中国已担任高校和科技机构领导的人，全力阻击。非常有效，

有些事，如过眼云烟；而有些事，则终身难忘。多年前，我去了以色列，参加两年一度的神经生长因子年会，会上遇见该领域鼻祖蕾塔。那是一次值得记住的会面。蕾塔是神经营养因子研究领域，甚至整个神经科学界，都不得不提到的重要人物。二十世纪50年代，这位来自意大利的神经生物学家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发现神经生长因子（NGF），由此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1986年，蕾塔因为这一重要发现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那年，我还是艾拉·布莱克（Ira

世界上有各种大学排名，都有种种弊端，有种种猫腻，而且还没有地方申诉！🐒🙈🍗经过苦思冥想、绞尽脑汁，我们特滴组建了最权威滴大学排名委员会，从主席到委员都是一个人，自己说了算，（目前为止还没有收过任何💰💰💰），包打天下，千辛万苦滴毫无疑义滴第一次隆重推出了本站的高考版国内大学排名：🐵🧐🍦第一北大，第二清华“瘦死的🐫还比🐎大”，何况一直各种资源倾斜，养得胖嘟嘟的，🐮🐷🐻🐫🐂。

【此事发生后，周恩来总理批评了乐天宇。乐天宇被撤职后，施平出任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主持该校工作、纠正极左，为中国农大发展的功臣。施平去年11月1日满111周岁】李景均先生:

翘着二郎腿之余，用小脚拇指动动，就成横空出世、一劳永逸的大明星了🍧🍾🧋​Chalfie听完之后，马上就去查了文献，联系到了关键人物Doug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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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在重大问题上，事实一再证明饶毅老师没有错。最初批评的人数量越多、激烈程度与最终的证明成正比。也就是说，看起来汹涌澎湃的批评，其实最后证明饶老师最初的前瞻性和准确性。2004年，饶老师带头反对喇嘛到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演讲。2012年，饶老师英文致信英国《自然》杂志主编，批评其对中国游泳选手叶诗文的污蔑。近年，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带头迫害旅美华人科学家。饶老师多次致信NIH的院长，严厉批评其政策。2020年7月20日，饶老师在《纽约时报》发表英文文章，刊登在其国际版首页，叙述他在武汉的12位亲戚无一感染，而他住纽约6位亲戚有一位死于新冠病毒感染。2011年，饶老师第一个提出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值得诺贝尔奖。饶老师把当年他参与评审的全球大药厂GSK的科学奖颁发给了屠呦呦。而海内外华人群起而攻之。虽然从2002年起，饶老师十几年准确判断了十几二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海内外华人群众继续以自己的无知和偏见攻击饶老师评价屠呦呦。2015年，屠呦呦获得我国第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海内外华人虽然承认饶老师第一个对屠呦呦的研究有前瞻性的准确判断，显然多方面证据（科学史、奖项评价等）表明饶老师是对我国和世界生命科学研究工作判断力第一的华人科学家。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饶老师三次在国内电视公开告诫我国观众、批评特朗普，并预计特朗普将带来严重问题。海内外华人一片哗然，绝大多数是猛烈抨击饶老师。几年后，海内外华人普遍发现特朗普确实有问题，也有人承认当年误批了饶老师。2022年3月29日，饶老师是国内第一个依据科学数据，经过分析和对比四个方案，明确提出应该“普及疫苗（特别是提高老年人接种）然后放开”的防疫政策。饶老师有没有错过？当然有。但是小事。在韩春雨事件上，饶老师确实判断失误。没人能够百分之百准确，而且韩春雨不过是河北科技大学的年轻教师，对他的评价不是大是大非。而回国的饶老师身在北大却关心没有出过国的河北科技大学教授，也没有私利，而是关心弱势年轻人心切。可以说，在多个重大问题上，饶老师第一个公开发言的时候遭到很多人（有时是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其后几年内被事实证明是对的。只是：反反复复，每一次重复同样的过程，罕见有人遵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基本规律。饶老师从回国的45岁，成为现在的60岁，获得了可以说“不听老人言...”的资格了。饶毅《纽约时报》评论：新冠期间中美两兄弟的故事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美东时间5:01，《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饶毅评论文章：新冠去世的叔叔和肺科医生的父亲。撰文

饶老师要赚钱？饶老师在首医做了三年多的校长，坚决不要半分钱的报酬。在同样情况，其他人有报酬，但是饶老师坚持不要。饶老师在北京脑科学与内脑中心担任主任四年多，也坚决不要半分钱报酬。饶老师写了三本屠呦呦的书，全部在“饶议科学”多次公开下载地址。饶老师编教科书《生物学概念与途径》每一章的每一次修改都公布。“饶议科学”是科学方面最高点击率之一的微信公众号。饶老师从来不允许打赏、从来不允许广告。二十多年来，饶老师曾兼职（或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但都不要报酬。饶老师参与这些单位的教学（也曾主持课程），同样全部不要报酬。因为饶老师长期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也很容易要求其他人。例如，饶老师主持北大部分的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期间，规定按年薪制提高待遇后的全体老师不能领取教学补贴、不能有年终奖、获得校外称号（如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不能额外提高收入。

【把饶老师两年前在有前置条件的情况下准确“估计”两年后可能普查新冠核酸，捏造成饶老师“首倡”，是只能造假的写手对大众的再一次欺骗】一批不懂科学的写手们，知道如果只谈事实，他们就无法反驳饶老师对张文宏的批评。饶老师只批评张文宏多次说疫情马上好了。饶老师还不同意有些人（并非张文宏一个人）说每一次流行的新冠比上次的症状轻。饶老师就事论事。读者可以根据事实进行判断。写手们无法依据事实反驳饶老师。怎么办？捏造。但是，捏造饶老师很容易戳穿，因为有公开记录。2020年，饶老师在一个非疫情决策机构的小场合（北京市教委）说“所以如果我们常态化防控，估计也会按照两年跟踪，在学校、社区、医院最主观的方法是核酸检测，核酸检测也会有假阴性、假阳性，但是目前没有比核酸检测更好的监控方式”。报道不显眼，在《北京日报》2020年6月10日客户端。截屏可以看到引号内才是饶老师的话，其他非引用的不是饶老师原话。​这句话，明显有前置条件（“如果我们常态化防控”）。在前置条件下，饶老师“估计”“最主要”（《北京日报》误为“最主观”）的方法是核酸检测。显然饶老师不是提出主张，而是个人估计。事实证明饶老师估计准确。何况，全世界在防控时都用核酸检测。核酸检测何罪之有？但是，写手却捏造“饶毅首倡全民核酸检测”，引起群盲起哄。只要核对事实，写手和群盲就无言以对，只能造谣生事。如果依赖谣言可以打垮一个人，那么，每一个人就会成为谣言最终的受害人。至于饶老师，放心，他的言行，自从回国就有严格的公开记录，谣言在记录面前不攻自破。

中国企业都是公开的，除了名称之外，每个企业做什么，也查得到，而不是瞎编就可以。不造假、不故意说谎的人，检查都只能得到与附件的截屏一样的结果：饶老师只在历史上与一个有核酸检测资质的公司（“优乐”）曾经有关，但饶老师在2019年（疫情前）就退出了，记录清清楚楚。而“优乐”是检测癌症病人的核酸和生物标记物，以帮助癌症的诊断和治疗。在饶老师退出后，这个公司曾被地方卫健委要求报病毒核酸检测资格以显示地方技术实力。但是，即使如此，它从未做过新冠核酸检测业务。大肆渲染一个饶老师早已退出、而本身完全没做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公司，放大成几十个核酸检测公司，有些写手黔驴技穷，以小人之心歪曲网络公开信息为能事，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伪君子和群盲。附截屏：​​​​​​​​​​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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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群伪君子和群盲疯狂批饶毅老师。疯了之后，把在美国学习工作22年当成逢美必反派，而从中国拿博士还需要抄袭的张文宏当成最懂美国的。这是因为有些伪君子和群盲自己是逢中必反、逢美必拜，而不懂饶老师一贯客观。伪君子和群盲按照自己荒谬的逻辑号称在美国医学院做过教授的饶老师吃药需要听水博士张文宏的。这些伪君子和群盲缺乏常识，不知道他们崇拜的水博士在美国不仅不可能做教授，也很难在美国做医生。如果抄袭的论文在美国一旦被揭露，所谓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的站台，只会被视为包庇，只会让人不齿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的行为，而不可能保证在国外工作的医生不被剥夺行医资格。把一个如果在美国会被剥夺行医资格的人奉为“拜美派”伪君子和群盲的发言人，是国际玩笑。这个笑话也进一步证明“伪君子”、“群盲”的描述是否适合他们。这个笑话证明那些写手们是基本不懂美国的“盲目拜美派”】饶老师多年肯定过美国和美国科学家的优点，也批评过特朗普等美国的问题和缺点。饶老师对美国的了解是张文宏的一千倍，所以饶老师能够客观的对待和评价美国和美国人。有些人批评“饶议科学”，认为文章用了“伪君子”指责写手属于措辞太强。这种观点，是没有看被批评为“伪君子”的写手的言行。有些人，远比“伪君子”糟糕。最近，有人造谣越来越离奇，说他们是伪君子是宽厚。例如，饶老师在微信朋友圈解释：虽然Paxlovid有很多配伍禁忌（不能与什么药合用），但是他还是吃了。明显，饶老师是帮助朋友，给他们提供参考意见。朋友圈，大家愿意就参考，不愿意就不参考。伪君子们就此大做文章，说饶老师虚伪，前面反对张文宏，现在吃张文宏推荐的药。饶老师反对张文宏什么？反对他多次说疫情好转，反对他说假话。饶老师也不同意有些人说症状越来越轻，但这一点并不是针对张文宏，而是有一批人。饶老师根本没有评论张文宏有关药物的言论。饶老师不是伪君子们那样，以人划线。饶老师是求真务实。饶老师只批评张文宏的错误，并不涉及没有错的问题。饶老师阅读大量英文文献，饶老师文献阅读量如果不是张文宏的千倍，也是百倍。饶老师在国外医学院做过多年教授。张文宏在国内需要抄袭才能获得博士学位。饶老师会听这种拙劣的医生的话？这些群盲是怎么想的？Paxlovid，哪里需要张文宏推荐？即使在新冠领域，如果饶老师愿意，也可以给张文宏讲课。饶老师的免疫课，著名的华人免疫学家都佩服，何况一个病毒。Paxlovid是一个在西方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药，饶老师需要通过张文宏？这种捏造只能是伪君子所为。只有文科伪君子从门缝看科学，知识贫乏，才不能理解科学家的知识背景。一个写手，不懂科学没有关系。但是，把自己的无知强加在饶老师头上，并以此演绎饶老师听张文宏的，这种写手不是伪君子，谁是？能否识别如此简单的伪君子，是判断一个读者是否群盲的一个标准。而一般人不清楚，中国生物医学的博士现在遍地都是。一个合格的博士（相对于水博士）是不会靠短视频、不会通过微信来了解药物，而是阅读英文原始论文来了解药物效果。实际上，最新的科学文献，对于Paxlovid对于65岁以上的治疗作用还有疑问（附件1）。而对于65岁以下似乎无作用还有担忧（附件2）中国最近推出一个药VV，中文媒体普遍忽略说明的是，这个药是外国药物的衍生物。中国医生在国际刊物发表结果，认为其作用不逊于Paxlovid（附件3）。附件1附件2附件3

一批写手，以前之所以“支持”饶毅老师，是因为他们误解，认为饶老师从国外回来、批评了国内不良事件人物，所以是他们一边的人。这些写手中，有好人，但也有伪君子。完全不懂得真正坚持真理、依据事实的科学家，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没见过真正的科学家。而且在中国少数确实是科学家的人，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扭曲了。2020年7月20日，饶老师在《纽约时报》发表英文文章，刊登在其国际版首页，叙述他在武汉的12位亲戚无一感染，而他住纽约6位亲戚有一位死于新冠病毒感染。此前的2004年，饶老师与鲁白、邹承鲁在英国的《自然》增刊上批评中国科技管理问题。2010年施一公、饶老师在美国《科学》周刊批评中国科技经费管理。无论是批评还是肯定，饶老师都不变：求真求实。饶老师批评中国的问题，是因为饶老师认为应该改进、可以改进。饶老师肯定中国，是因为饶老师认为我国对外工作应该改进、可以改进。在特朗普等煽动下，外国有一些人（包括海外有些华人）诬陷中国。饶老师有一份力尽一份力，明确反击他们对中国的造谣。全体活着的海内外华人科学家，近四十年没有一人做到了能在《纽约时报》捍卫中国。饶老师只有一篇文章，其他科学家有第二篇吗？以前外国媒体如果发表华人的文章，大部分是文科或没有学术背景的华人批评中国。国际第一大媒体刊登肯定中国的文章，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伪君子们对饶老师《纽约时报》的文章百思不得其解。少数伪君子，当时发现饶老师与他们的目标不同，就开始批饶老师。用的手法与今天一模一样：不讲事实，无法反驳饶老师说的具体观点、问题，而是大谈动机、顾左右而言他。批判饶老师的美国人，有参议员Tom

有一种看法：认为张文宏确实说了假话，但他是医生，医生就可以说假话。医生在什么时候可以说与事实相反的假话？平时医生安慰病人的时候，一般并不说假话，而是真话不全说。因为如果病人并不是临终状态，医生给病人说假话之后，一般会被病人发现，以后医患关系不是很好相处，而且假话不能重复说，一旦发现之后难以多次说，因为病人已经知道这位医生。所以，医生并不是常规可以随便以假话“安慰”病人。对于临终病人，医生估计病人基本不可能恢复，医生可以用善意的谎言。这是我们医生的共识。（有些医生，即使对临终病人，也不用假话安慰，而想办法避免真话全说。）那么，中国疫情到了让全社会大部分致死的临终状态吗？如果到了，张文宏对全社会这么说，可以从医生的逻辑延伸出理由。但是，如果中国疫情远不到让全社会大部分死亡的状态，所谓医生的安慰规则并不主张说假话。因为病人会恢复，会记住一次又一次的假话，对全社会来说就会不信任任何人。中文缺乏一个描述，而英文对于经常撒谎有：habitual

在中文舆论中，抗疫似乎有两个极端的派别，分别把对方推到极点：隔离和放开。如果隔离一个病人、隔离一天，不仅其病好了、且不再传染其他人，绝大多数正常人都会同意；如果隔离整个国家、隔离十年，即使病也好了、传染也完全没有了，绝大多数正常人不会同意。所以，一般人的差别都是在程度：人数多少、时间多长。科学应该提供的是科学的信息：哪些已知，哪些未知但可以猜测，哪些完全无知、且猜测毫无把握。做人的工作的各方面、各层面的人，需要提供有关人群的信息。做经济工作的人，需要提供经济方面信息。......以此类推。决策层面，听取各方面的动态的、真实的信息，分析、思考、协商、决策。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应该积极，同时绝对不能失去严格和严谨。可以改变想法，需要说清楚为什么改变想法，科学依据是什么，是否有新数据、新进展。科学家不能越位假装懂得经济、也不能假装懂其他。懂什么提供什么，提供有依据的建议。一切需要实事求是。既然不存在两个极端，而是程度的差别，那么，哪个写手有本事可以算出来最佳的程度（多长时间、多少人的范围）是什么？为什么？显然，没有一个写手是负责任、有依据，而是瞎起哄、自以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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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传统上，遭遇危机的时期，经常上演群体的被中文成语“求神拜佛”描述的活动。近三年，在神州大地，浮现一批伪君子，力图将一位心理按摩者捧为神仙。在造神过程中，伪君子们践踏基本原则、不允许科学和真理干扰其造神。心理按摩，虽然不能改变物理世界，不能影响病毒，但确实是一些人的需要。心理按摩可以有多种形式出现：（请语文优秀的中国考生填空）。新冠疫情期间，在中国，居然以传染病医生的模式上演了一出几年不衰的心理按摩活报剧。与曾广为流行的盲人算命一样，能够得到拥戴的心理按摩需要揣测群众的心理，让受众感到舒服。做大按摩师一定需要显得无所不通，不能承认客观世界有很多迄今没有被人类所认识、所掌握，而要经常指导受众的生活，什么鸡蛋牛奶能够抵抗病毒感染，经常发表预计，跟着他马上云开雾散。一再被事实所否定没有关系，受众要求继续麻醉。原则？读书人、写作者至少两千年的不能抄袭的基本原则，那绝对不能强加于我们众星捧月的大按摩师。伪君子们为拥戴大按摩师而推出“禁止抄袭不适用于二十年前”，好像中国人写作只有不到三十年的历史，哪有文明古国啊？伪君子们为拥戴大按摩师而推出“抄袭属于引用”，好像“其他人”都是受众一样的巨婴，分不清抄袭和引用。伪君子们为拥戴大按摩师而推出“在前言/综述部分可以抄袭”，受众敢于承认自己都是这样毕业的？还是自己毕业的学校都是这样规定的？伪君子们为拥戴大按摩师而推出“抄袭需要看比例”，七千字没有关系，占比例很小。为了捍卫大按摩师，受众们量体裁衣专门为他打造新底线，因为本来为了大师就可以没有底线。伪君子们为拥戴大按摩师而推出“某单位调查出了结论就证明无辜”，用来打发批评，那么诸多能动用单位保护的贪官污吏也一样都可以无罪开脱?为了造神，专门设立垫脚石。卫生部原领导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内容确实可以商榷、可以批评、可以反驳。但伪君子们为了树立大师，就胡编卫生部那位是受派遣来压制大按摩师的。一个退休的部领导，如果有权、如果原来部里的下级还听他半句话，需要写文章公布自己的观点？文章发在创收和打发小猫小狗的“客户端”，显然也不被官媒首肯，而是被放在客户端烤。伪君子们用编造出来的“官压”来树立大按摩师的英雄形象。拙劣的造神运动，愈演愈烈，但也确实蒙骗了相当一些人，特别是本来就对科学不友好的那些。有些伪君子对科学一窍不通，这时正好蔑视科学：站队了，不要拘泥科学或事实，只能拥戴大按摩师！有些伪君子懂科学，但要求科学必须为立场服务：站队了，为了拥戴大按摩师都必须把科学和事实扔一边！正常人按照不同的人的每一个观点、每一个行动来评判人和事。树心理按摩师为神的伪君子们要求一定分派：只有信徒和“他人”两种，不允许其他可能性。卫生部前领导文章出来不久，饶毅很快就发表文章批评其基本观点。伪君子们因此认为饶毅是他们一派。而大按摩师借鉴七千字的事实被揭露后，饶毅很快发表几篇文章批评抄袭。伪君子们就从此盯上了他们新的敌人饶毅。正在成为神的大按摩师，怎么可以被批评？伪君子想强迫饶毅按他们的指挥写作。你为什么只批这，为什么不批那？饶毅批了几个，他们根本不看清楚，只顾自己指手画脚。好像饶毅是伪君子们的写作丫头。这些伪君子不自量力，以为自己有能力捧红假科学家，就能炮轰真科学家、并让其就范。这是因为伪君子们不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孤陋寡闻，最多只见过假科学家，而从未见识过真科学家。这些舞文弄墨的伪君子们，自己只会指指点点不能做事，误认为长期实践考验和证明能够团结带领人做实事的饶毅与他们一样只会无病呻吟，经常挑战饶毅能够为疫情做什么。殊不知，除了通过文章帮助教育减少受骗群众数量，减少一些干扰抗疫的骗子，饶毅早就说过：他敢于公开批评的，都是他知道怎么做的更好、他能够做的更好的事情；凡是他不能做的更好的，他不批评其他人没有做好。对于疫情后的系统改革，饶毅更是明确提出了没人公开提出过的立体方案，远超一堆学校校领导和教育部医学教育负责人无任何实质改革建议的各种讲完就可以扔了的说话稿。还有些没有底线的人，自己不敢批评坏人坏事，但匿名造谣诬陷、批评饶毅却很活跃。殊不知这只能暴露匿名者自己的黑暗。这些人确实应该去咨询大按摩师。心理按摩师的学术背景比较差，但为了更像神，客串表演科学家。因为“少学乏术”，在科学上经常说错，毫无歉意地一而再再而三瞎说、预计错误，让很多听众在云里雾里。很多有科学训练（而且不需要很高深训练）的人，不断指出、批评大按摩师的科学错误。大按摩师不仅从来不为抄袭表示羞耻，对于不断被批评科学错误也熟视无睹。而伪君子们，坚持不允许批评大按摩师。“科学不重要”、“不能只讲科学”、“大是大非面前科学必须服从（按摩大局）”。为了造神的需要，伪君子们把大按摩师的俏皮话当成伟大论断，当成座右铭，加以粉饰、拔高。甚至当成指挥棒，让受众欢声雷动、闻鸡起舞。谁敢实名批大按摩师？伪君子们马上群起而攻之。伪君子们是追求什么？显然不是原则，因为最基本的写作原则一定必须例外大按摩师。显然不是科学，因为他们要求科学随时让路。显然不是言论自由，因为他们鼓动受众以“群盲”模式对付不同意见。伪君子们要的是带动一些不求真理、蔑视科学、只要按摩的受众独霸言论场。不仅抨击对立面，而且不允许其他人不和他们战队。只能是伪君子派的“我们”对“他人”，不能有其他可能性，根本上就是不允许任何人与伪君子们不能有些许偏差。否则就万炮齐轰。这样的一批人，不是伪君子，是什么？他们的受众和跟随者，如果退回去几十年，大部分就会信这“功”、那“功”。再往前几十年就是找街头巷尾的盲人算命。这些人，需要科学长期的努力，也许有一部分可以醒过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有一部分与特朗普的选民一样永不自知自己的愚昧，还在科学面前洋洋得意要求科学家听自己的、站自己一边。有些受众，甚至搬出有些医生的聊天说法“有时安慰”当成医生应该撒谎的证据。殊不知，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卖安慰剂给病人。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故意切开癌症病人的肚子，然后故意不做手术又关上作为“安慰”。只有在切开后发现无可奈何时才能关上。不懂医、没有学过医，以安慰的说法诬陷全体医生可以说谎，看看医生们会多么反感他们？会不会劝他们有病而求医的时候都去找他们崇拜的按摩师而不用找正儿八经的、诚实的、对口的医生。有基本底线、能够分辨是非，一时糊涂不是伪君子。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梦醒的，一时说错不是愚昧信徒。伪君子终将被识破，群众终将抛弃按摩而接受科学。最后也给大按摩师一剂苦口良药：这些没有底线的、用文字翻云覆雨的伪君子们，今天可以用你造神，明天也可以把你踩到五台山下。早下神坛早落地回人间。（2022/12/2010:40pm-0:20am）

1新冠管控政策的放开是大势所趋，必然且应该发生。特别是在2022年奥密克戎变种出现之后，实现动态清零技术上就只剩下一个可能性，即通过高强度的核酸普测快速发现疫情苗头，在一地有几十例甚至几例社区传播时就通过高强度管控措施。姑且不论是否总是管用，这种模式无法在高流动性、高交互性的现代社会中长期持续。2但当前局面下一个巨大的风险是，很多人（包括部分参与决策的人）带着一种轻松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进入放开模式的。事实上，美欧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在反复的说明，开放模式也会面临长期、持续、严峻的挑战：A

昨天，有医生发布不负责任的言论。​事实上，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断定疫情走向，没有一个人可以排除疫情永远伴随人类、一年三次、每次轻重没有规律地摇摆。真懂科学的人，遇到不知道的时候立即承认不知道。无论面对上级还是群众，无论需求多么急切，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新冠期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双方代表性公开发言者，却都有同样的问题：科学不足，又不肯承认，而经常说错话。科学不足有两个层面：全世界的科学有限，所以没有人知道。个人的科学训练和科学前沿敏感性不够而不知道。一种观点是误导上级坚持下去就能战胜病毒；一种观点经常告诉大众马上就好了。还有就是经常预计科学很快就有疫苗、有特效药了。就是不肯说：迄今总结不出新冠病毒流行的规律，所以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新冠病毒流行完全不同于已知的病毒，既不是乙型肝炎那样很少变化、也不是流感病毒那样每年出现、更不是非典一样很快消失。迄今所有新冠的疫苗效果都有限、药物效果也有限，并不能一蹴而就。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排除：新冠就一定不会成为每年流行几次、每次症状上下漂移的传染病。也没有人能够预计，它就不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像非典一样又突然消失。科技可以不断改进疫苗、改进药物，但今天无人有把握：一定会出现如乙型肝炎疫苗一样可以一劳永逸的疫苗，或者像丙型肝炎药物一样的根治性药物。而不是像结核病一样长期没有很好的疫苗，长期没有很好的药物。医生不会自动就是科学家，绝大多数医生不是科学家，这是常识。一个优秀的医生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不是好的科学家。不能因为中国一批扮演科学家的人，医生也就想扮演。那些不是医生扮演科学家的科技工作者，因为大部分工作既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科学意义，所以需要扮演。医生应该对自己实际帮助病人而自豪，懂科学就谈科学，懂多少谈多少，不懂就承认，或者不谈。要懂得病毒流行，需要一定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知识。1950年代，也就是钟南山大夫上学的时代，中国的遗传学比较老旧，而中国的分子生物学不可能存在，因为世界上分子生物学那时刚刚起步。而梁万年上学时代，世界上分子生物学开始起飞，但国内的分子生物学教育很差，能教好遗传学的老师也不多。张文宏上学时代，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老师都有一些了，但博士论文“借鉴”了其他人7千字恐怕不能证明学的好。上学期间缺乏机会、或者有机会而没学好，当然后面可以自己努力。很多人经过努力而有很大改进。但疫情的代表性发言者通过其言论披露出很多漏洞。上级下级可能经常希望确切的信息。有，就应该提供。但是，如果没有确切信息之处，也需要如实说明。对上逞能、对下逞强，都不是科学态度。（类似的观点，散在以前多篇文章中：谁与谁共存：老祖宗病毒与小孩子人类2021-08-13“对于新发病毒，世界上的专家数量为零。要不然，就是旧发病毒。每一种新病毒的流行规律，人们只能在观察之后总结，而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时期提前预计。提前预计只有两种：瞎说和心理按摩。很快就出来公开号称有办法的，无一例外都是骗子。”文宏老弟：俏皮话和疫情需要有所区分（没人知道疫情何时“最后一个寒冬”“倒春寒”）“去年12月17日，您发文称：“这将是疫情应对的最后一个严冬”。懂生物学的人都不以为然，如果您没与上帝交流、或者上帝并不存在，您如何知道这是“最后一个严冬”？》...”评梁建章的抗疫策略：除了统计，不宜忽视分子生物学"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毕业于中国大学的人们，包括后来阴差阳错走上中国各级疾控中心岗位的少数人、和全国的医生，除了少数自己补习了分子生物学、除了少数出国进修了分子生物学，大部分今天高年资者的分子生物学基础有不足。有些人的欠缺还很多。....也因为部分医生（包括传染病医生）、部分老的疾控中心“专家”（包括以前退休、现在活跃在媒体的“专家”）没有学过、没有学好分子生物学，没有看清楚不同传染病流行的不同，而公开说瞎话（欢迎对号入座）。"争论新冠：不宜不顾事实、不能违反常识"Fauci是研究免疫的专家，对艾滋病也懂。他并非急性突发传染病专家，而是和其他科学家一样，只是他得到的信息快一些、全一些...对于新冠流行，全世界其实都没有什么都懂、永远都懂的专家。美国没有，中国也没有。...现在的医学生都学分子生物学。但1990年之前的医学院，分子生物学要么没有、要么比较浅，所以现在的权威医生懂分子生物学少是情有可原的。少数权威医生懂分子生物学主要是自己努力。多数学的很少，如果到大场合，不时说错是因为基础不够。"新冠与科学（及道德）：答杜骏飞教授、梁建章博士"我明确批评了一些挂着与生物医学有关头衔的人，公开说了一些错话、假话。虽然去年上海医生张文宏因为是否人类与病毒可能共存问题受反驳后，我很快发文章支持共存的可能性。但我并不认同他经常发表的观点。所以，3月份，饶海在肯定其优点的基础上，点名批评了张文宏有些有关疫情的言论是错误的、劝告其言论限于懂的部分（附10）。对此，我也同意，只是不如饶海幽默。我就不知道怎么说：除了张之外，钟南山也不够懂分子生物学，也发表过不谨慎的言论。从CDC退下的曾光，有些言论也离谱。因为历史原因，他们没学过分子生物学、或学的不好，情有可原，但在疫情期间，既然担任、或者扮演专家，就应该慎重。因为从我能够理解的科学的角度，觉得有很多不确定性、对于特定方案与长期最终结果很难有把握，我才如履薄冰，以致于很多读者认为我含含糊糊。如果是决策者，需要当机立断、需要冒险。而从旁发言、并不决策的科学家，在有不确定性的时候，只能说到懂的程度，不能越过事实个人逞强。"疫情期间：不容假药趁火打劫，不宜强行派送未经证明的中药"2020年，干细胞被国家部委列为三个标准治疗的之一。事实证明，不仅那时候完全没有理由用干细胞治疗新冠，现在也缺乏足够证据可以用干细胞治疗新冠。对于2020年强行把干细胞列入国家治疗方案的，应该调查，理清楚责任。如果强制性派发预防或治疗新冠的药品，一定需要严格检验，而不能让伪劣产品顶着任何帽子----包括“中药”的帽子----被强行派发给群众。因为如果是假药，不仅无用，而且影响重要的物资配发工作。如果是假药，顶着“中药”的帽子损害真正有效中药的名誉、影响真正有效中药的可信度。"旅德华人生物医学学者对钟南山“连花清瘟”论文的批评香港大学统计系主任：对连花清瘟临床试验的统计学质疑"由于大部分的新冠临床试验不需要对病人长期追踪随访（相比而言，癌症或其他慢性病的临床试验的随访研究可以持续几年），新冠临床试验可以在几个月内完成。然而至今两年过去，仍然没有连花清瘟的大型三期双盲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问世。因此，连花清瘟的有效性仍然需要严格的双盲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科学最新验证：中和抗体检测的意义、第三针疫苗的重要性通常认为新冠感染后遗症不多也一般不严重，但目前还有不确定因素盖茨会不会脸红？任何人超越科学事实的发言都可以出错"最新一期的世界首屈一指的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奥地利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正如以前的疫苗难以引起对奥米克戎的抵抗力，单纯感染奥米克戎BA.1一般也只引起对奥米克戎的中和抗体，不引起对以前其他毒株的中和抗体。也就是说，用奥米克戎进行自然感染，并不能保证对其他毒株有免疫力。既然不包括以前多种毒株，那么也就不知道能否能够涵盖以后多种其他毒株。"科学是中药研究的必由之路盖茨被证明错了：高智商的计算机行业巨人对疫情认知有限科学研究不能预设结论，不能为了讨好任何人中国疫苗的效果与安全：疫苗是人类的朋友

新冠疫情引起的一个后遗症是可能出现了派别。这是人与病毒的斗争，全人类都应该团结起来。但是，美国特朗普首先挑起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天灾面前，本应大力合作，被他搅局。国内有些人也发生矛盾，特别是所谓“放开派”和“清零派”。为了控制疫情，局部封控（例如一栋楼）、短时间封控（例如一天），大多数人会认为是应该或可以接受。如果封控很大面积、很长时间，例如十年，基本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同意。很容易说“小规模/短时间”和“大规模/长时间”，实际是非常难以确定。所以，人们有不同意见是自然的。理性的人们，应该大家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承担责任、同渡难关。有不同意见，不用黑对方。正常人不会在疫情期间故意希望社会往坏处走。可以而且应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协商、争议、批评。但不要派性争斗，甚至准备秋后算账，疫情还没结束。需要实事求是，对待未来“如履薄冰”。目前世界上流行多种新冠病毒的毒株。有些有交叉免疫，感染了一种不会感染交叉免疫的其他毒株。有些没有交叉免疫，感染了一种还会感染另外一种。这些毒株传染性和症状严重程度各异。我们每个人反应也有差别。例如，我说过我这次感染后没有肺炎，不代表可以担保百分之百的人感染都不会有肺炎。当国门开放、当各地旅行大增，突然来多种毒株，这种现象是空前的，我们人类会怎么样反应，没有人说得出来。凡是信誓旦旦，都是不懂；凡是言之凿凿，都是瞎说。我们面临的就是不确切，世界上没有现在全懂新型病毒的神人。我们不要急于在人类之间划派别，而要团结。自己认真工作、注意疾病，同时互相同情。对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其他护卫我们的人，我们要体谅、支持、感谢。​上图为我的肺，我也看到过另一患者的肺（原因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显然不能排除出现了症状比我们几位更严重的病人的可能性。大家不要闹矛盾，应该沉下心来、严肃对待病毒，而不是对付其他人。

【此时怎么说明新冠情况？参考外科医生在手术前对病人和家属的态度：说清楚手术优点，也交代手术的问题和风险。在一定时间必要的措施，我们希望最佳结果，但对副作用有交代、有准备】阴差阳错，那边厢刚“放”不久，这边厢我们几个书生就成为第一批新牧羊人。外界在争论症状、后果，包括在“饶议科学”上争论。双方作者当时都不知道我作为“阳人”怎么想。我们几个有重有轻，最重的是高烧超过39度，轻的就是咽喉痒。没人有呼吸困难、肺病变（这一类是以前致死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估计我们问题都不大，应该能挺过去。虽然我平时有一堆必须服用的药物，我不迷信药物，对于各种感冒一般是不用药的，更不会让人欺骗。我父亲就是医生，大部分时候，其他人家要吃药的，他都是不让我们吃（但全家的高血压，他都教我们选用）。所以，牧羊一次，我也很少药物。（如果有呼吸困难，肯定求救于医生）。我用过国产灭活疫苗，毫无副反应而抗体很高。我知道海外亲戚用mRNA疫苗一般会发烧。所以，我推荐国内的人用国产疫苗。在疫情这样的天灾面前，应该实事求是、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这几年我见证了体制内对群众的关心、对工作的负责。北京市是让组织部门为主抗疫。平时他们安排其他人职务，这三年抗疫工作很辛苦。首医的书记带领副书记、副校长、纪委书记等带领校、院系领导经常连续多天睡在学校，白天黑夜处理问题。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抗疫措施，什么时候怎么调整，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没有两全其美的答案的情况下，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在不可能长期用单一方法，在经济、民生、民情都难以承受的情况下，在医疗服务也不可能完全包办的情况下，我国改变策略，为大多数人所欢迎。但是，改变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说清楚优缺点，这样才有公信力。知道什么说什么，不懂的时候不要装懂。各级卫健委对上级需要实事求是、对大众也要实事求是。需要大家理解和体谅的时候，也明确。需要大家支持的时候，不能假装已经有十足的把握。世界上，没有一个卫生部门对它有把握，其他人的大言不惭只能减低公信力。目前流行的病毒毒株，症状确实弱。但不能说以后不会还有新的病毒毒株。以后毒株的致病性也不能预测。而且不能说这次感染就是天然疫苗，以后就不会再感染了。事实上，新冠病毒变的快，而且变化多。有一部分新冠病毒毒株有免疫交叉性，感染一个就不感染另外一个。但有一些新冠病毒互相之间没有交叉免疫性，感染了一个，以后还会感染其他。美国有不少人感染两次、也有感染三次的。也不能把感染后的死亡率说成低于自然（没有新冠情况下）死亡率。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我们应该人人通过感染而得以延年益寿。西方、港台、新加坡的死亡率多半大约在千分之一以下、万分之一以上。虽然经常没有区分是死于新冠本身、还是其他原因，但不能让人们误认为新冠本身导致死亡为0，老百姓以后也同样难以区分自己身边感染了新冠之后的死亡是新冠本身造成还是次生，我们就没有理由说，我们中国大陆以后就会不同、不能用刀枪不入来形容自己。如果国外有优于国产的疫苗或药物，我们应该允许大家使用。我们中国勇于承认自己还在很多方面落后于世界最前列，我们的自豪不需要现在立即超越其他国家，而是我们能够群策群力、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已经走出了历史低点，一步一步在前进。我们的自信不在于一朝一夕，在于不怕落后、不甘落后，更在于长远、在于未来。如实告诉大家心理要有准备：可能大多数都会感染、感染也有不同症状、后遗症低但不排除、也有一定（虽然不是很高）的死亡率、还有以后病毒突变继续再次感染的风险。大家今后重点不再是准备怎么永远不被感染，而是大概何时、家人能否协调、单位内部能否协调（例如：不要一次大量而是分批）、感染后如何照顾病人及安排家庭和工作等等。只有实事求是，诚恳交流，才能取得公信，而不会因为过低估计危险遭民情反弹。我们先采取了措施高度保护了人民的健康，代价是经济、民生、民情。经过三年后，我们需要发展经济、改进民生、改善民情，才能长期保护人民的健康。世界上，从来没有毫无代价的选择。疫情面前：实事求是、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牧羊一次，毫无怨言，既来之则安之。写几句，如果好了，算病中笔记；如果死了，算遗言。​（附：为了继续劝接种疫苗，对一再认为疫苗无用的人，可以看看香港最近数据：在所有年龄段，不用疫苗的死亡数都高于用疫苗的。用了4次疫苗的在老年人里面降低死亡的作用特别明显。在80岁以上的年龄组，没有用过疫苗的死了5172人，用了四次疫苗的死亡34人。但就是在50岁年龄组，不用疫苗死亡162人也远高于用四次疫苗的1人）

本文仅对金教授言论中与科学事实不符的说法进行勘误，不涉及对公共防疫政策正确与否的讨论。作为新冠一线的研究者，作者支持逐步放开，也支持民众积极讨论防疫政策的优劣，但强烈反对借由虚假信息哄骗民众认为新冠奥密可戎危害极低的做法。1金冬雁的说法：我们现在对奥密可戎的研究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结论，那就是它实际上是为了适应人体有抵抗力的环境而产生的。它生存的大前提就是人体已有免疫力，所以与生俱来其致病性必然是大幅度降低。也可以说，它以降低致病性作为条件或代价，提高了免疫逃逸性，以便在已经有免疫力的人里头，还能够生长复制。所以它会造成突破性感染，也就是打了疫苗还会感染，因此在2021年大家都接种了疫苗、都有了抗体以后，它就变成了主导性的毒株。如果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没打疫苗没受感染，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仍然会是德尔塔。事实：奥密克戎确实是专精于免疫逃逸的毒株，致病性相对以前毒株较低，但就此认为新冠病毒的进化一定是朝着更低致病性以及更高免疫逃逸能力进行的，未免过于偏颇。实际上，从原始株到Delta

科学，最基本的底线是实事求是。科学知识是有边界的，超出边界，都应该承认“力所不能及”。正如我们平时讲课或学术报告，遇到学生提的问题是科学没有答案或我们个人答不上来的时候，老老实实说“不知道”（我不知道、或科学不知道）。科学能做到什么，也是有限的。我们也只能老老实实承认现实，而不能吹牛。2003年的“非典”，是病毒自己消失的，不是被科学所制服、不是被人类所战胜的。它为什么消失？科学只能回答“不知道”。正如我们迄今不知道新冠怎么又会突然出现。抽烟，是导致人类肺癌的重大因素。如果全人类不抽烟，肺癌就是罕见病。但是，科学也知道一部分人会因为烟而患肺癌，一部分人不会。这是现象，而不知道哪（几）个基因影响人们是否因为烟而患癌。流感病毒，过去一百多年的现象，科学可以总结，其中还可以提炼出规律。但是，科学无法预计明年的流感比今年的更重还是更轻。科学催生过有些一劳永逸的疫苗，解决了天花、脊髓灰质炎等肆虐人类的疾病。但还有一些传染病，包括疟疾、结核等长久危害人类的传染病，科学家还在继续努力，试图获得好的疫苗。科学产生了高效的药物，包括横扫一大批传染病的抗生素。最新的故事是丙型肝炎被药物所治愈。但是，还有一些疾病，包括我国常见的乙型肝炎，迄今没有很好的药物。新冠病毒，突变快。科学迄今摸不清其关键规律，还停留在只知道“无法预计其变化的规律”上。它的突变在其基因组很多地方，不互相关系完全不能用突变之间是父子、也不能用突变之间是兄弟的关系来描述，而是各种交错纵横。人类生产了多种疫苗，新冠病毒突变株也基本逃逸了迄今广泛推出的每一种疫苗。但幸亏疫苗还有减轻症状的作用。这不是以前可以预计的，而是实践中发现的现象，谈不上规律，因为还不理解、不知道怎么总结。新冠病毒，完全不存在“越来越弱”的规律。可以总结前面三年，就知道并无规律。免疫互相可以交叉的毒株，可以出现流行过程的竞争。但有一部分新冠病毒毒株之间没有交叉免疫，它们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平行，可以双重、多重感染。这些都是已经观察到的事实。可以说最近主要流行的新冠毒株的症状弱了（但不能说所有新冠病毒的毒株减弱了），我们就冒险试试。但这是冒险，不能说是因为科学预计必定变弱。因为事实已经出现可能更严重的毒株，只是并非流行最广。科学在此不能瞎说，只能老老实实承认“不能预计未来”。所谓病毒在人类因为进化的选择而“越来越弱”，观察流感一百年，科学也不能预计某年的流感与另外一年的流感相比，哪个传播更广、哪个的症状更重。对流行三年的新冠下结论，不过是不懂装懂。所谓进化选择，怎么确定速度？规模？天花流行了上万年，在人类通过疫苗消灭它之前，天花不是人类健康巨大的危害吗？新冠与流感一样，可以感染动物，包括人类经常接触的动物，如狗、猫、雪貂等多种都可以感染新冠。在动物身上，即使有选择，也只能选择与动物有关的，而不会全部选择对人类危害降低的病毒株。正如流感可以不断从动物传到人，新冠从动物到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动物症状轻的新冠病毒毒株，不一定在人类也症状低。已经公开发表的基因测序显示，迄今找不到新冠突变规律，在很多地方都有突变，而且这些突变的病毒株都有一定的流行，要不然，科学家就检测不到。既然如此，就没有科学家可以预计新冠的未来。最多可以说：目前传播的主要毒株，症状不很重，说低于有些流感也是合理的（流感有多种，轻重不一，只能说有些）。但无法预计今后的在人类流行病毒株（是否流行、症状大小、传播力等等），无法预计何时何时再出现病毒从动物跳到人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效果有限的疫苗和药物，希望有更好的，但能否等、等多长时间？在科学不确定的时候，不可能只按科学因素包办解决所有疫情的所有问题。人类应对新冠病毒，需要参考科学，但在科学有限的情况下，不能不懂装懂、也不能冒充，更不能扭曲科学事实，应该实事求是。决策应该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等其他因素。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它们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面对两难，任何决策都冒一定风险。在适当的时候，选择大家能够尽可能齐心协力的路径，恐怕是最佳路径。在不确定的未来，关注变化，及时处置。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2682299901046?via%3Dihub2.

公共卫生政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广大群众有权在正确的信息基础上做出判断和选择。我们反对部分人不懂装懂，或者打着科普的旗号、利用春秋笔法隐瞒或者选择性采信部分科学事实与数据，过度渲染或者过度轻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体的严重性，意图在公众中建立错误认知来达到影响公共卫生政策的目的。作为生命科学一线的研究者，我们并不妄谈什么是真正有利于广大群众的政策，而仅仅就部分流传观点中在科学上的不准确之处与金冬雁教授商榷。1金冬雁的说法：我们现在对奥密可戎的研究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结论，那就是它实际上是为了适应人体有抵抗力的环境而产生的。它生存的大前提就是人体已有免疫力，所以与生俱来其致病性必然是大幅度降低。也可以说，它以降低致病性作为条件或代价，提高了免疫逃逸性，以便在已经有免疫力的人里头，还能够生长复制。所以它会造成突破性感染，也就是打了疫苗还会感染，因此在2021年大家都接种了疫苗、都有了抗体以后，它就变成了主导性的毒株。如果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没打疫苗没受感染，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仍然会是德尔塔。事实：奥密克戎确实是专精于免疫逃逸的毒株，致病性相对以前毒株较低，但就此认为新冠病毒的进化一定是朝着更低致病性以及更高免疫逃逸能力进行的，未免过于偏颇。实际上，从原始株到Delta

“certainly”

作者简介:山东禹城人，先后在南开大学和中科院上海分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赴美于罗切斯特大学分别取得药理学硕士与统计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西北大学

100%的生物学检测方法，准确率不可能达到100%。换句话说，所有的生物学检测，都有错误率：把阴性报告成了阳性，是“假阳性”；把阳性报告成了阴性，是“假阴性”。两者都有危害。假阳性让人误认为感染了，可能被...。假阴性让感染者到处活动，传播广了。通过做两次检测来验证，只能处理假阳性，而对于假阴性毫无办法。在对核酸检测有大规模需求的时候，各个单位用哪个公司的检测？国家推荐的核酸检测机构，如何知道其错误率的大小？方法很简单。国家应该在不同的区域，特别是不同检测公司服务的区域，设置一定量的确切阳性和确切阴性。确切阳性并非放置病毒，而是放不会传染的片段，而检测的公司既不知道片段的序列、也不知道片段的放置情况。这样，国家可以根据每一个公司检测确切阳性和确切阴性的情况，明确每个公司的检测质量。原以为早就做了，但似乎没有。如果没有质量监控，那么不同公司、不同时候，检测的可靠性就不是确切的。​

最近出版的《美国科学院院刊》，刊登美国科学家意见，逐条反驳外国有些人诬陷武汉病毒所是新冠病毒的起源。文章基于事实和逻辑认为新冠是自然发生的。作者还指出这样的自然发生的病毒流行并非现在就结束了，而是以前就有、以后还会有，并且需要全世界的合作才能有助于对付人类共同的敌人，而不应该人类自己矛盾分裂起来、放弃合作对敌。​​​​​

不少人关心有多少的国内培养的博士是合格的？在中美名校及研究所（中科院、pnnl、中科大、复旦、哥伦比亚大学、UPenn）都学习、工作过的，现在西湖大学化学系任教的王老师多年前曾经发出震耳欲聋的结论“以美国三流大学的水平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王老师这个数字是有所本的，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76-216074.html）。这个观点他现在也基本上是没有变的，说虽然这些年好老师人数是多了，学生扩招也多了，百分比不变🍹🧋😂“如果有人有异议，我可以把数字改为98%或者97%。”

【如果可以把谭蔚鸿不用自己化学、披上肿瘤的外衣比喻成为丢了自己的衣服穿其他人的衣服，那么他把医学的分枝（分子医学）强行放在中国化学会之下，也许可以比喻为把其他人的孩子强行带到自己家里（与黄世仁抢白毛女可能还是有差别的）。当然，这些都比喻是为了方便科学界之外的人理解，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比喻。而科学界无需比喻就知道其拿着院士头衔就忘乎所以的行为实质。】以前听说隔壁大学的外科医生院士，对其校领导号称自己是全世界最早提出“精准医学”的人。开始不相信有这事，后来多个独立来源显示确有其事。其中包括不学医的人专门来问我：董某院士的以上声称对不对。当然不对。因为身为外科医生的院士，他对自己的“精准”概念有明确说明：手术切多大。这完全不属于“精准医学”的内涵。如果外科手术是精准医学，那就不用提出新概念，而是古代的外科手术都知道要注意大小。现代精准医学的提出，与分子生物学密切相关。核心的内涵是基因序列与疾病诊断、特别是治疗以及治疗的预后的关系，最著名的例子是不同的基因序列对同样的药物反应不同。精准是指DNA序列。与外科手术的手术面积准确度几乎没有关系（学过分子生物学的人可以细化“几乎”这两个字）。最近，因为批评谭蔚鸿，发现中国化学会也犯了这种“望文生义”的错误，成立了中国化学会的分子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就是谭蔚鸿。这是贻笑大方：恐怕是化学有些人以为分子医学是化学分子与医学的交叉。实际上，分子医学是分子生物学与医学的交叉，而不是化学与医学的交叉。分子医学是医学的一个分枝，也可以是分子生物学的分枝。但是，分子医学不是化学的一个分枝。科学对于学科的定义，虽然有一定空间伸缩，但都有核心的意思。当然，以上科学常识只在中国某些院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范围之外可以行得通。在中国某些学科、某些地方、某些时候，科学常识必须绕开院士才能落地。全世界，没有一个归属于化学之下的分子医学，除了院士专权的中国分子医学专业委员会。强词夺理所谓化学是医学的基础，所以化学研究者可以出任肿瘤医院院长，是视而不见数学并不强抢化学。数学是化学的基础，但并没有数学家出任化工厂厂长，而中国数学会并没有设立定量化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数学会也不把化学时髦的分枝都当成数学的分枝。（封面说明：最近中国流行某个外国的评估，说是谁是世界前列的科学家，其中David

众所周知，中国科学院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而我国有不同的科研机构：医学科学院、农业科学院、林业科学院等，各有分工，各司其职。中国科学院有生命科学的多个研究所，而从来没有医学方面的研究所。七十多年来，中国科学院设立研究所都非常慎重，而从未扩张到医学、农业、林业方面。几年前，中国科学院突然设立“基础医学与肿瘤研究所”，多方面看上去像个笑话。​1）中国科学院因为设立这一研究所而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重叠，医科院早就有基础医学所、也有肿瘤研究所；2）科学院显然是外行，不懂得什么是基础医学，把一群以化学研究工作者为主的群体合在一起，就认为是“基础医学”。这是望文生义而不了解“基础医学”有长久的、全世界公认的核心学科（解剖、组胚、生理、生化、免疫、药理、病理）；3）“基础医学所”强行命名，认为能够为医学提供基础的化学某一方面（如医学用的纳米、材料）就可以是“基础医学”。这不仅显示自己不懂，而且态度犹如百年前强抢民女的土匪一般蛮横无理；4）这个研究所的大部分化学研究工作者，也不懂肿瘤学的复杂，把自己有限的化学当成肿瘤的救星，再强行带上肿瘤的帽子；5)这个研究所与浙江的肿瘤医院在一起，研究所所长同时任肿瘤医院院长，是对全国医生的冒犯。一个国际上普通的化学工作者，因为在中国带上院士的帽子，就能成为专业医院的院长，是不尊重医学专业；6）如果由全世界基础医学或肿瘤的专家来评议，恐怕如果认为这个研究所最恰当的名称应该是“企图将纳米运用到肿瘤的幻想和努力相结合研究所”，他们也不一定就不接受。所长/院长是中国从美国引进，但应该发挥自己的专长，而不能发扬中国希望摒弃的习俗。科学院设立这种研究所，从名称到实质，都大跌眼镜，远远低于科学院平均水平，更突破了科学院设立研究所的通常边线，而不排除有个人突破了底线。在我国的今天，这种可笑的“研究所”何时关停并转、寿终正寝？

Feynman@ProfFeynman账号又网上出来冒泡了：•

最近有一些文章，包括引用英文的文章，声称美国担心华人科技人员离开美国，认为华人离开美国会给美国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观点，恐怕在美国并非普遍的认知。在美国，有人（特别是极右派）担心中国发展是事实。担心旅美科技人员回国促进中国发展，也是事实。但是，美国人这种担心，不是认为旅美华人科技人员离开影响美国发展，更多是担心把美国的科技带到中国。这种观点，恐怕是美国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是否准确，是否对，可以讨论和争议，但恐怕是事实。“美国并不普遍认为华人离开美国会影响美国发展”的观点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讨论。必须承认，它也有一定的事实基础：1）美国从来没有意识到华人科技人员的重要性，因为华人占美国最重要的顶尖科学家的比例很低，可能除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之外，迄今其他华人进入美国顶尖一百位科学家的行列恐怕难有共识；2）美国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有突破性的技术发明，迄今为止华人贡献也很小。顶尖一百个美国发明中，哪个是华人发明的，恐怕有争议；3）华人在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比例，迄今属于偏低、而非偏高的，不仅远远低于犹太人，而且仍然低于德国、英国等欧洲移民。华人科技人员离开美国回中国，虽然与美国刁难有关，但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情况。认为华人离开美国不影响美国科技发展的观点，并不一定是对的，只是目前的事实不能有效反驳这一观点。可以反驳这种观点没有看到未来的发展，特别是低估了华人的潜力。华人虽然在美国科技发展仍然处于中上、上中游为主，但其中部分原因是美国的白人文化对华人有低估、没有充分发挥华人的潜力，要不然就难以解释华人科技人员在中国本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有些方面超过美国的时间应该是我们很多人将见证。可以这样估计：如果专注比较做出造福全人类的工作，在本土的华人将超过在美国的华人。当然不是一年半载，但很可能在五十年内就在很多领域成为事实。

不知是真还是假费曼说：你死不重要，你又不知道自己死了。只不过其他人的痛苦；你蠢时，也一样。​抄袭自潘建伟的朋友圈​

技术细节上，不是说30年内一定得多个奖，而是说值得获奖的工作将出现，因为做出研究和得奖之间有时间间隔。我也声明，值得得奖和真得奖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有时奖给错了。既有质量不到的给了，也有

全民接种疫苗后，如果疫苗高效而全民被保护，这是疫苗免疫，因为是每个人或绝大多数都接种疫苗，这是个体免疫的效果，不是群体免疫。群体免疫是指一部分人接种而获得免疫力之后，其他人不接种疫苗，但因为接种的人形成病毒传播途径的实际壁垒，而可以不用接种疫苗，通过群体效应避免感染，为群体免疫现象。群体免疫不是完全无用，而是适用范围有限：1）已经有了有效疫苗之后，不一定需要全民接种，而是根据病毒传播力，可以接种疫苗到需要的百分比人群就可以；2）病毒的变异不是很多，最好是几十年不出现逃逸第一次免疫的突变，或者是出现突变但速度足够慢，慢到新的有效疫苗能够及时控制新的突变株的传播；3）病毒传播力不是过分的大，极高传播力的病毒，需要产生群体免疫所需要的接种百分比就非常高，高到接近百分之百就无所谓利用群体免疫适当减少接种率了；在一个新的病毒突发传染时，以上条件都完全不具备，对于新发突发传染病，提倡群体免疫是不对的。最多只能说，因为没有办法，只好束手就擒、然后听天由命。需要针对新的突变株发明不断更新的疫苗，对全民接种，这不是群体免疫，而是每一个个体接种后对个体有保护的个体免疫。对于已经传播的、人类有经验的，应该是看哪些经验可靠，还有多大风险，包括潜在风险。事实上，病毒变化迄今缺乏足够科学研究，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预计特定新型病毒变化的规律，只能随着研究、观察，做出含有风险的决定。科学不是没有参考意义，而是对于一些自然现象，在一定时间尺度，科学可以非常有限，而经验、统计和参照在科学有限时都是重要依据，共同努力和承担责任也是对社会和人类的考验：因为，面对规律不十分清楚的传染性、危害大病原体，所有决策都永远含有一定的风险。

群体免疫最初意思是：如果少数人不打疫苗，但是大多数人接种了疫苗，因为大多数人有免疫力，病毒就难以传播，这样就可能病毒碰不到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所以呈现“群体免疫现象”。

英国是世界历史上国家公关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对其王室的废物利用是其成功的手段之一。英国王室和官方从未向中国对鸦片战争道歉，而对全体华人，英国王室也仍然含有种族主义的歧视。在对个人去世有适当同情、对英国仪式佩服的同时，不能被人忽悠，包括被外国人忽悠，而忘记英国和英国王室对不起中国，忽略英国王室不过是寄生物的事实。1女王的去世近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不幸去世。很多人表达哀悼，非常自然。但是，有些华人，对女王无比崇拜。有位美籍华人，在我的微信留言：“女王一生为国为民服务，赢得了本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尊重”。如果说这不是崇洋媚外，世界上就没有崇洋媚外了。如果将这句话用于英国现代伟大的女性撒切尔夫人，恐怕都因为有夸大而引起争议，用于女王完全不符合事实。因为留言者既是北大文科毕业生，又是特朗普的坚强支持者，这里就没有客气，提出批评。对女王的赞扬是对绝大多数女性的否定。2英国的公关曾几何时，各国被国王、皇帝所统治，王室、皇家耀武扬威，鱼肉百姓。但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各国人民基本上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完成了推翻王室、皇家的现代化过程。绝大多数国王和皇帝或死于刀枪之下，或投降卸任。在全世界纷纷推翻封建王朝的时代，在外界压力下，英国王室急流勇退，经过多年反复，退让出了全部实权，从而避免被武力推翻、表面上也不用被迫逊位。因为其审时度势，也因为王室这种行为让英国避免了更多流血，英国人民因此允许王室留下扮演一定的角色。英国王室长年耗费巨资，当然人民有很多抱怨，废除王室的想法具有充分的正义性。但是，英国创造性地将王室变成英国对世界的公共关系象征，把原本可能耗费国资养一群无所事事者的问题，变成对英国有一定用处的事情。世界上最成功的“变废为宝”，可能就是英国对于王室的使用。在有些时候，在有些方面，这一做法非常成功。它不仅让世界经常关心英国，让世界各国有些人觉得自己可以把人生愿望投射到英国王室身上，让全世界的人民认为非常熟悉英国王室、从而与英国没有隔阂，很多人甚至因此感到英国的亲切。王室的有些丑闻和缺点，都被全世界一部分人认为可爱。英国实力大幅度落后，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非常明显。但英国居然在国际外交起着与其实力不相称的作用。英国前外相Geoffrey

【揭穿尹烨这类“水”博不难，无论他说多少，记住讨论的问题，在他说断言之后，要求他提供证据。这时，这类人如果不自曝其丑，就奇怪了】据尹烨自己公开：“益生菌是华大集团旗下华大营养的主要业务之一”。因为我在7月26号微信文章批评尹烨推销华大的益生菌是卖假药，28号他在微信公号贴出：“华大到底发表过多少篇菌群文章？”。我29号傍晚才知道。看了一下，他用事实自证逻辑和科学都很差。让人给他的科研论文做科普，可能愿意的人不多。“指教”他如何回答科学问题，我可以试试。效果是不是对牛弹琴，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如果尹烨要证明他是卖真药，只需要一篇或两篇论文：他发现了什么细菌，这种细菌给人吃了有什么作用。结果，尹烨啰啰嗦嗦写了一大堆，列了一堆论文，顾左右而言他，就是没一篇说他发现了什么细菌，对人有什么作用。当然，实际可能不止他一人，而是一个团队在帮他。但是，水货就是水货，大水货加小水货等于水货（正如0后面加一百个0还是0）。附件是我给北大本科生的讲课材料，免费让尹烨及其公关团队接受北大本科生的教育：有关生物钟的机理问题，1971年的一篇论文是突破，找到第一个生物钟的遗传突变，1984年两篇论文找到突变所在的基因，1994年一篇论文找到老鼠的第一个影响哺乳动物生物钟的突变，1997年一篇论文找到老鼠生物钟的第一个基因。虽然我的文章很长，但如果从头到尾读一遍，就知道诺奖应该在这五项工作中诞生。事实确实如此。尹烨教育背景太差，糊弄百姓有本事，说清楚科学就不行了，说尹烨是“自带干粮的国际科学首席民工”，是不尊重民工。因为民工与撒谎无关。尹烨称：“1999年以来，华大发表或联合发表SCI收录论文3,565篇（与菌群研究相关的有71篇）；其中在Cell/Nature/Science/NEJM期刊及其子刊上发表文章共计451篇（与菌群研究相关的为24篇）。（统计截至2022年4月）此外，华大还申请了疾病相关微生物标记物、功能益生菌株等相关发明专利300余项，申请进入欧洲、日本、美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已获批140余项。（统计截至2022年6月）”。华大参与发表论文，是其长期以来作为“自带干粮的国际科研民工”的一个伎俩，花钱给（常常是外国）人打工，为了是给国内各级官员和不懂科学的民众吹牛：华大有科学家。其实研究的科学问题一般（不是百分之百）是其他科学家提出的。华大开机器、提供数据。华大自己的文章基本不解决科学问题、也不解决应用问题，以堆砌数据为己任。目前华大的头面人物及其公众热衷的人物，无一真科学家，而是假扮科学家。让他们参加北京高中生物的遗传学考试，估计都不会及格。华大头面人物中，可能有企业家（这一点待定，但现在不予以否认）。尹烨就是扮演科学家而其实为自带干粮为外国打工的代表之一。我的批评是：尹烨推销的益生菌对人没有益处。（如果被证明有用、如果国家药监局批准，推销益生菌的任何企业就不会只是自己号称，而是拿出药监局批号、拿出严格试验的真实结果）。尹烨28号推出的全部论文，没一篇说过他的益生菌是什么，没有一篇检验过他的益生菌是否有任何生物学作用，更不用说治疗作用。尹烨在微信文章中自己介绍了一些论文的大概内容，也没有一篇是有关他推销的益生菌的生物学作用，更不用说治疗作用。尹烨最后列出13篇他认为最得意的文章，也同样没一篇是研究所谓“益生菌"的生物学作用，更不用说治疗作用。任何人只要用机器翻译这些论文的题目，就一目了然。不会英文的群众以后也要学会怎么不经常被蒙。其实，尹烨列出的华大论文，就是典型的华大论文，从来不做生物学功能研究，很多是给其他科学家打工（提供测序数据），而从来不做试验、不研究有什么作用，所以无法建立测序数据与生物学功能的关系。尹烨这篇微信文章与他平时的瞎说是一样的：说了很多，绕了很多圈，可以把不懂科学的群众搞糊涂。而任何一个合格的生物学大学本科生，都可以看穿其问题。所以，不上课、用交易换到的博士论文，就是“水”。这种“水”，害苦了尹烨，也害了华大。而哥本哈根大学，也需要知羞耻。附发现生物钟的基因研究生物学不仅需要重视思考概念，而且需要重视研究途径。面临的生物学问题或过程，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或方法的组合，形成有效的途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剖析生物学机理。生物学的研究方法有来自生物学本身（如遗传、生物检定），也有来自物理（如电生理、光学成像、磁学技术）、更多来自化学（如化学分析），还有计算和数学等等。本章专注讨论遗传筛选为核心研究途径，同时讨论依据功能的分子生物学筛选。筛选可以有多种，在不同水平（如系统、环路、细胞、分子）、或不同技术进行筛选。最基本的遗传筛选是通过基因突变，找到参与生物学过程的基因，根据基因产物作用的原理，结合人工操纵基因和操纵表达基因的细胞，推论生物学过程的分子和细胞机理。14.1

对于每过几年有一些人成为验证我批评正确的统计数字，我不是高兴，而是痛心、有时还很惋惜。2012年，尹烨在华大还是...的时候，华大包装的明星科学家是王俊。因为王俊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校友，有人请他到北大生命科学开会。因为我那时是生科院的院长，所以我也参加了。王俊的讲法，把自己测序的工作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而且号称解决了好几个疾病及其治疗。我当场指出小伙子你不懂科学，不是科学家，是给其他人打工的技术员，不懂科学怎么做的，不懂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所以，有人用“王俊，你是科学家吗”记录了部分对话。王俊不是接受批评、改进自己，而是反击批评。我当然指出了王俊不是科学家，但那时很多年轻人认为我说话过分，发了Nature论文的王俊怎么可能不是科学家？在我国民工推动下，发了Nature不是科学家的人数并不少。今天，恐怕继续认为王俊是科学家的人，不会很多，虽然没有灭迹。十年教一批人，通过发言、写文章教育校外的人不容易。对于王俊、尹烨，我的初衷是教育、或者说教训，但他们不改而狡辩。年轻人在那种有限环境，鼠目寸光是自然的。如果不懂学习，包括在被批评时学习，就会害了自己。历史洪流，浩浩荡荡。江山辈有骗子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当年的假科学家、真技术员，不思进取，会被淘汰；今天的假科学家、真带货人，如不改邪归正，恐怕也一样。尹烨推广的益生菌，就是假药。全中国现在推广的益生菌无一不是假药。肠道细菌研究很热门，但迄今没有拿出可以有效应用的产品。全世界研究肠道细菌的第一人Jeff

一般人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一代比一代好。但那只是总体趋势，落实到个人就不一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陈春花的博士学位，最近被很多人诟病。所谓“爱尔兰欧洲大学”，是没被国外教育监管机构所承认的大学，其博士学位也就自然被认为很“水”，甚至被认为等同于假学位。华大基因的CEO尹烨，也有博士学位，来自哥本哈根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物虽然水平很低，但肯定不是野鸡大学。不过，两个“博士”哪个更“水”，好像不容易区分。陈春花是60后，专业是经济管理，其“博士”是2000年代初。经济管理是否需要博士，恐怕见仁见智。2000年前后，各种学历造假、虚浮、灌水，恐怕非常多。这不能免除陈春花本人的责任。硕士后一年就获得博士，没人能够说这种学位不“水”。但，谁的责任更大：是主持给予这一学位的复旦大学及其经管教授，还是当时一批缴费的学生？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人会认为复旦大学的经管老师对一批（而不仅陈春花一人）不负责任、误人子弟，收了人的钱，给了水博士。尹烨出生于1979年。他同龄的人获博士学位的数量比二十年前多很多，而学历造假、虚浮、灌水远少于2000年前后。根据哥本哈根大学的记录，尹烨的论文是2015年开始研究，2018年提交。而尹烨同时期任华大基因的CEO。显然，只有他知道自己这是什么博士。如果是不用上课的博士，那么尹烨的博士与陈春花的博士，哪一个更水，就可以争议。众所周知，华大多年做过交易。一个实验室、一个研究所或其他用户，当年可以把样本给华大用外国的机器进行基因测序，作为收费的项目。但是，如果其结果可以发表到著名刊物上，把华大的人员和单位列上去，就可以给用户降价。文章的作者换降价，也是一种经济交换。其他人应该坚决相信华大和尹烨的道德观，尹烨从哥本哈根获得“博士”学位，如果他们一定要说绝对没有给哥本哈根大学或其师生用华大机器基因测序服务降价的情况。其他人有权利好奇：尹烨的哥本哈根大学导师，在尹烨之前，是否允许丹麦本国的学生（或不是华大员工的其他中国学生）不上课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如果只有华大的员工可以在哥本哈根大学（和北欧的其他大学)享受这样的待遇，原因是什么？大学没有得到承认是“水”，不上课就获“博士”，恐怕就不能说不水。我所知道的所有国外大学（这个数字不小），在生物医学方面都不允许不到学校读书而获得博士学位。远程、非全时博士，在美国生物医学界是闻所未闻。这种博士不水，就不知道什么“水”。2000年左右的水博士肯定不好看，而2018年左右的水博士恐怕就更糟糕。假设尹烨不是有水分的博士，而是真才实学的博士，那么，不到五年能成为无所不知的万能科学家吗？也不能。所以（水博士--万能科学家）这条速成路径，不是正人君子而为。2016年，窦文涛安排电影学院的刘淼与我对话，第一次事先我不知道窦文涛请的其他人是谁，另外国内很多人不懂美国、不懂Trump是情有可原，刘淼只是不懂而逞强、与现在尹烨故意撒谎不同，所以我参加了三次对话。2022年，我查过尹烨是谁，而他以科普为名故意撒谎，因此不会理睬他。尹烨称我为老师，问题在于：我会有他这种学生吗？他获得“水”博士的时候,我在美国培养的博士都毕业快二十年了。迄今我培养的博士生从美国华盛顿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毕业过。尹烨既无法被它们录取、更不可能不全时读书而取得博士学位。因为它们都没有生物学的水博士。建议我与尹烨辩论、或批评其具体问题的人，不妨自己先实践：找一个经常说假话的痞子辩论试试，然后再来建议我做一样的事情。要不然，“己所不欲

因为文科朋友告知，而看了几个尹烨的视频，结果发现错误连篇，基本是个个都有错，但有些错误需要懂一些专业的人才知道。一般理科的人，稍微看几个就知道肯定有问题。要个个纠正、澄清的话，不知道需要几天几夜。因为其量大、面广，恐怕心理和精神正常的科学家没有人愿意出来费时费力具体指出科学基础差的人所犯的大量错误和编造的大量谎言。因为如果那样，就有点像传统比喻的人咬狗，恐怕会成为新闻。没有科学家愿意成为人咬狗新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如果有些人还是希望知道其错在哪里，这样回答，试试看有没有用：1）如果你不在乎被骗，不用问错在哪里，继续看其视频，把他当成你们家的科学圣人也不关其他人的事情，甘愿受骗也是一种自由；2）如果你不愿意被骗，那么人是否说谎是一个原则性问题，看看上面的视频，就知道他如何满口胡言。他的其他视频一般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胡言，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3）如果看了以上视频后继续认为尹烨没有问题，请不要与“饶议科学”的小编对话，因为后者只是义务维持公号，而他/她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人的智力。目前，人类没有改变智力的办法，至少没有提高智力的办法。有没有降低智力的方法，由继续多看多听尹烨的人们自己统计也许就有可能知道。（致华大基因职工：如果您认为您所服务的企业讲诚信，而不应该忽悠加欺骗，您应该劝尹烨的上级开除他，而不是歇斯底里反对批评，因为这是国际科技企业的常规；如果您认为您忠于尹烨个人，而又做不到“吾爱吾师

【中文科普走出幼稚期，但还有各种现象交杂】二十年前我写过科普，主要是觉得科学太好玩了，不应该自己专有，大家可以一道乐。近十年来，华人科普文章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我发现自己的水平从二十年前的超过中文科普平均水平而有意义，但近十年水涨船高后自己水平低于中文科普平均水平，所以基本退出科普工作。留下对科普概貌的一些了解。严复先生提出翻译应该做到“信达雅”。科学普及可能也是同样三点。百年前到1980年代，我国人民对科普的需求比较大，而科普工作者人数很少，他们懂得有限，所以有很多科普离“信”有很大的距离。例如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写的很多，恐怕错误的超过一半。但他们对中国青少年还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因为有时候青少年并非搞清楚了具体的内容，而受到了精神影响和激励。有些科普工作者，不仅懂科学不够，构建了一些不够实的偏见，而且出现过科普工作者一旦有了某些地位和职权，认为科学家不懂科学，而他们更懂。我回国初，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某位电视台副台长，在我说科学好玩的时候，专门公开“纠正”我。好在当时北大的吴国盛救场，要不然我们僵住了。1990年代-2000年代中期，我当时也写了一些。我的科普做到了“信”，但很少做到“达”，从来没有做到“雅”。这与我认为科普的“信”是第一有关，也与我的文字功底不足有关。近十年，有很多不同科学领域的人，对他们专业相关的进行科普。有些人做的非常好。其中有些只写一两篇的人，更是“偶尔露峥嵘”，写的非常好。生物之外的有，生物的也有。如华盛顿大学的陈宙锋教授写的痒。与世界上绝大多数领域不同，痒的分子机理研究由几位华人科学家主导：华盛顿大学的陈宙锋、霍普金斯大学的董欣中是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北大博士、陈宙锋的博士后、回到上海神经所的孙衍刚是国内最佳，如果陈宙锋坚持这方面研究而不被错误所误导，孙衍刚超过陈宙锋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陈宙锋给《知识分子》科普过痒，因为他就是领军专家，而且文笔很好，做到了“信达雅”。北大校友、华盛顿大学博士、德国马普研究所的博士后梁希同，研究乌贼变色，这是非常有趣、但科学重要性不是非常明确的问题。梁希同的科普栩栩如生，是我自己阅读范围内“信达雅”做的最好的科普。因为其科学研究，梁希同很快将回北大任教。作为他将来的高年资同事，我并不希望他参与太多科普，他的去留和晋升都取决于研究，而科普不会对他个人带来任何好处。可能，以后这些以自己专业偶尔做科普的，会是我国科普的相当一部分。他们以公益行为做科普。科普如果能同时做到信达雅，当然最好。如果做不到，底线是“信”。科普最重要的是“信”。做不到“达”、“雅”，仍然可以科普。做不到“信”，应该避免做科普。只有足够懂科学，才能进行比喻、延伸、插科打诨讲笑话而“万变不离其宗”，守住核心内容。对科学本身不够懂，进行比喻、延伸、讲笑话的时候就很容易说错。外行不清楚，内行一听就知道是搞错了，再怎么巧舌如簧也不能掩盖内容的错误。最近某个企业的高管尹烨，本身生物的背景就比较局限，而且非常不严谨，有相当多故意哗众取宠的内容。他有关生物的演讲就有很多伪科学，而超出生物涉及其他科学，就错误百出。外行、特别是文科的听众被其吸引。如果他在国际大企业工作，早就因为损害企业声誉而被开除。该企业早期的杨焕明确实是基础太差，不懂遗传学。一般人把基因测序与遗传学紧密联系而不知道两者在智力上的差别。生物学鸡鸭猫狗都可以看懂测序结果，但理解遗传学要求就高一些。我以前估计过杨焕明可能考不及格现在高中遗传学部分。但外界不了解，以为杨焕明真是专家，他也希望扮演科学家，所以回答问题出错。杨焕明后来知道藏拙。与杨焕明因为扮演科学家而被动说错一些科学问题不一样，尹烨主动出来大范围忽悠就比较奇怪。尹烨的行为无异于主动说谎。他忽悠、胡说和欺骗的内容超出生命科学范围。批评他是为了破除人们误认为企业高管就可以随心所欲宣传伪科学。学过生物的人们一般评论如下，我不一定全部同意这些评论，但列出来以便不学生物、特别是文科的人们有所了解，免得被伪科普后不知：​​​​​​​​​​​​

纯数学可以是只有一个天才懂，全世界其他人要几十年、几百年试图跟上，才能证明某人早就有的猜想。其他科学可以是发表论文有很重的、主要的成分，以同行懂为主，有时需要一般人懂。但是，公共卫生教育、学科和学院的成就最合适的检验永远是在防疫抗疫的前线。公共卫生从来不是以办公室、会议室、论文为主战场，而是从最开始就是为传染病应运而生。今天，公共卫生也是因为突发传染病的流行而举世瞩目。建设公共卫生学院、建设公共卫生学科，绝不能忘记其最大目标是防疫、抗疫。虽然现代公共卫生涵盖传染病之外的疾病和人类健康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可以放在其他学院、其他学科，只有危害大的传染病传播的防疫和抗疫是公共卫生必不可少的核心。例如，心血管疾病，当然流行很广，但不是传染病。即使流行很广的传染病如乙型肝炎，它在病毒学，或传染病学，也不一定需要公共卫生学科。只有可以成为疫情的传染病，才是公共卫生的核心。其他是次要的、没有疫情时兼顾的。只有在全世界灭绝了疫所有疫情后，才可能以其他为主。这一点，没有医学、没有公共卫生背景，而只熟悉管理一般数理化的人，可能不清楚细节，制定评审指导和标准就可能出现偏差，甚至导致论文压倒防疫、抗疫。如果不以传染病的防疫和抗疫作为公共卫生建设和评审的目标，就会偏离公共卫生的核心。一百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立世界上第一批公共卫生学院，如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无一不以预防、应对急性突发传染病流行为核心。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学院，也都是因此而建立。当然，因为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医学的进步，急性突发传染病的危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减少，在发达国家曾趋于零。因为继续突发传染病的减少，公共卫生学院和公共卫生学科从而纳入更多的内容，包括非传染性的流行病、一些造成公共健康问题的重大的多发的非传染病。但是，这是一时，而不是永远。所有其它内容都不能替代其核心内容。公共卫生学科和公共卫生学院的进一步建设，如果以论文导向，是不对的。公共卫生学科和公共卫生学院的进一步建设，如果不与防疫抗疫密切结合，是不可能成功的。公共卫生学科和公共卫生学院的进一步建设，只能是紧密结合防疫抗疫第一线，以防疫抗疫的效果为目标，以服务人民健康、国家安全为己任。检验公共卫生教育和研究的核心标准只能是防疫抗疫的效果。各地的公共卫生教育体系，都应该是公共卫生学院与参与防疫抗疫的医院相结合，而不能分开。分开的做法是否认公共卫生的核心目标，是理论脱离实践，是论文挂帅。防疫抗疫的医院，包括参与防疫抗疫的传染病院，也包括相关病种的医院。放弃防疫抗疫核心目标而建设公共卫生学科、公共卫生学院，不符合人民的需要、不符合国家的嘱托、不符合人类公共卫生历史的传承。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唐博文先生：惊悉，今天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宣布了18所高校为“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高校”。其中北京的四所医学院，三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都名列其中，只有首都医科大学（首医）例外。​众所周知，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是因为疫情而产生的。疫情是呼吸道的传染病。全北京市民都知道，北京市的两大传染病院肩负首都防疫、抗疫的最大任务，它们都是首医的附属医院，是首医公共卫生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国家领导人视察首都抗疫的传染病院只有首医的，而且北京这两年多来主要主持抗疫的机构和主要人员也最倚重首医的医院和首医培养的人。如果允许我个人估计，可能北京百分之九十以上防疫抗疫的任务是首医的附属医院承担，也许北京大学稍微承担个位数的百分点，而协和与清华加起来可能不到一个百分点。须知：以上是全国医学卫生界的常识。协和长年没有涉及传染病的公共卫生。而清华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尚在草创期间。它们都不培养本科的公共卫生人才。呼吸道传染病，首医的朝阳医院也是全国前几，在北京，就是中日友好医院的呼吸道传染病可以与首医朝阳医院并驾齐驱。而中日友好医院这一部分主要是朝阳医院分过去的。中日友好医院并非协和医学院的。协和医院的呼吸科不是以传染病为主。所以，首医系统的呼吸道传染病也领先于北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和清华。也就是说，其他三所医学院乘以（约）十等于首医体系对北京防疫、抗疫的贡献；协和与清华加起来乘以（约）一百等于首医体系对北京防疫、抗疫的贡献。对于医学卫生界来说，毫无疑问首医系统与这次疫情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的坚强支柱（传染病和呼吸系统）是北京第一的单位。如果让入选的15个外地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匿名公平投票，他们只可能都投首医为北京第一。当然，如果对北京的防疫、抗疫贡献与建设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毫无关系，那首医排在全国两百名开外也可以。但是，对北京防疫抗疫贡献最大的体系出局，成为北京倒数第一，全国19位开外，这对首医体系的医务卫生人员、北京的两大传染病院、北京首屈一指的呼吸系统疾病特长医院、首医毕业的北京防疫抗疫日常工作领导者，会不会是很大的打击？首医公共卫生学院，无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是否支持，一定会继续努力发展。但是，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立之后，是准备其他三所医学院其中某个准备替代首医系统承担北京防疫抗疫最大责任？大家一定同意，不能是做事的工作量最多、压力最重、质量最好，而排名、论功行赏、获得支持最差。抗疫的任务还没完成，不能让奋战在一线的人们心寒。我一般极少公开发表涉及我有关单位的工作问题，但这次担心的不是排名，而是今天贵司排名对北京防疫、抗疫一线广大员工的影响。疫情不久，有一批医学卫生界人士纷纷从多种渠道提议教育部应该设立“医学教育司”，这样避免迄今教育部以非常少、级别偏低的人员管理全国膨大的医学教育体系。这可能是纠偏的一种方式。首医这次只是一个过于明显的例子，可能其他还有很多。全国教育更是体系巨大。教育部任务繁重，有时可能需要编办根据医学教育发展，增加部门和编制，才能避免医学院校比较多的认为教育部现有机构设置不合理影响我国医学教育。解决首医公卫在北京和全国的排名是小问题。解决全国医学教育长期被忽略是中问题。解决更大范围评审体系、建设我国（包括首都北京）的长期防疫体系都是大问题。顺颂祺安饶毅2022年7月14日

语文的要求，在中国中小学要求过高。事实上，大学教授，只要不是文科的，需要的语文程度大约是目前小学五年级。那么，其他大多数行业（非百分之百）其实也用不上要求太高。世界上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过多要求语文，有很大的代价：少学了其他。语文好，固然好。非文科专业，语文太好，可以导致过分重视语言，而对实际有所忽略。人，不可能面面俱到，要语文还是要专业？人，不可能时间用于所有方面，用于巧语、还是用于实际？改革总设计师，语言非常平凡，简明扼要讲清楚道理。用不着长篇大论，也不用漂亮的语文。少数专业、少数人，语文很好是好事，但不宜继续过度强调语文。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时间应该省出一部分给其他。大学应该不给非专业的学生开设语文，除非是补齐到小学五年级水平。我从来不以语文不行而自卑，虽然也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够用、差不多够用就可以了。有人修改，我很感谢。没有中小学会聘用我做语文老师，所以也不会误人子弟。

五十年前的今天，1972年7月9日，太外公逝世于南昌，享年93岁。太外公去世后，外公从武汉到南昌奔丧。之后到清江县三桥公社（现樟树市刘公庙乡），当时我父母带我和弟弟下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