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上，老师让学生用“我长大以后想……因为……所以……”这样的句式，来说自己的理想。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长大以后，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的家业。后来网络上围观的人太多。农发总行做了调查之后，回复媒体说，这个男孩是某支行行长的孩子，爷爷是支行普通员工，退休近20年，男孩的妈妈是农行科级干部。我本来以为是孩子的幼稚想象。毕竟我三岁的儿子经常跟我说，他要当超级飞侠。但现在看，这是一个多么真诚务实的孩子啊。这个理想，既不脱离现实，显得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显得胸无大志。而是以自己家庭的客观条件，来树立自己的理想。而且，这个理想是大概率能够实现的。这个孩子何错之有？但是网络上偏偏就有那么多批评。说什么阶级固化了，什么农发银行怎么成了他们家的家业了。这些批评，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也经不起推敲。假如阶级固化是真的，那也怪罪不到这个孩子身上。批评这个孩子，也不会让阶级固化有所松动。至于孩子说要继承家业，那只是孩子词汇量贫乏，用词不当而已。农发银行是国企，不可能是他的家业。他家也没啥股份。他想表达的应该是，要继承家庭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接力守望中国的金融事业”。本来这个就是一个孩子美好的理想。再说，当行长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天天日理万机，要为银行的前途殚精竭虑，估计连陪家人的时间都很少。更危险的还有，经常受到腐败商人糖衣炮弹的攻击，意志稍不坚定，就被这些腐败分子侵蚀。面临牢狱之灾。所以从根本上说，这个行长的职位，是一个高危职业。人家孩子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抛诸脑后。这样的精神，我们不应该大力提倡吗？从孩子的家庭来看，由孩子继承农发行的行长一职，也是非常合理的。孩子出生在银行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银行业的了解和感情，

一过年期间，邱老师带着媳妇去香港旅游。他们两口子都是山东人，聊天沟通都是山东话。山东话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喜欢倒装句他们。每一个音节从口腔迸发，似乎直接掉进了土堆里。被泥土包裹后，豪爽干脆，有种发自内心的坦诚，听之有种踏实之感。当然，正因为山东话的这个特点，综艺作品里，时常会有演员“倒口”山东话，来营造喜剧效果。比如贾玲曾经用山东话，跟言承旭重新演绎了流星花园的经典场景。贾玲的土味山东话，和言承旭的台湾口音，让每句话都反差强烈，呈现出极强的搞笑效果。“那我请你蛤啤酒”，更是让观众喷饭。黄渤在《疯狂的石头》里也讲山东话。他因为这个角色一战成名，他在里面山东话的台词，依然被奉为经典。你很难说，是山东话成就了黄渤的这个角色，还是黄渤这个角色，让山东话的喜剧效果从此深入人心。言归正传。这天，邱老师和媳妇正在铜锣湾瞎逛。在大众点评看到一个餐厅，评价不错。但是沿着街边找来找去而不得，遂决定问问路边正在巡逻的阿sir。香港的阿sir们，身材高大，英俊威武。邱老师感觉是到了tvb警匪剧拍摄现场。他边跟跟妻子用山东话聊天，边走到警察旁边。还没讲话，阿sir就先说话了。“老师儿，你待干啥？”邱老师一下子懵了，那一刻他有一些恍惚。他以为正在高级餐厅吃米其林的精美大餐，但是一叉子下去，却吃到了一颗没做熟的山东大葱。他抬头看了看铜锣湾逼仄的高楼，才从身处山东的恍惚中回到现实。俗语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邱老师没来得及掉眼泪，立刻以山东话回应。在遥远的异乡，两个陌生人，依靠相同语调，完成了一次血脉和文化的链接。沟通突然顺畅了很多。临走时，邱老师挥手作别这位山东老表。并且内心暗自惊叹，孔子座下弟子三千，终于也让山东文化辐射到了资本主义的香港。他回来跟我说起这事，感慨不已。我突然想到之前看过一个故事：港大医学院的院长叫王国栋，因为在齐鲁大学待过，学了一口流利山东话。在香港闯了红灯，只要说起山东话，跟警察套套近乎，每每得以放行。二我突然有了疑惑，为什么一些香港警察会说山东话。有时还对说山东话的老乡们网开一面呢？其实不仅仅是我有这样的疑惑。网上有人问：还有网友在旺角问路，他发现香港警察竟然会说山东话。得知他是青岛人之后，还和他交流了脸基尼的用法。脸基尼流行于山东青岛，是游泳时穿戴的头套，能防晒以及防水母蜇。正如河南话的特点是简练，北京话的特点是儿化音。也有网友发现，香港警察掌握了山东话的精髓，那就是倒装句。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想搞清楚，山东和香港到底有什么渊源，竟然让两个相距千里的地方，竟然有如此深的链接和融合？查了一些资料，我大吃一惊。您还别说，从100年前开始，保卫香港的繁荣稳定，还真的多亏了山东人。确切点说，是山东威海人。事情得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说起。当时列强瓜分中国，英国强租了威海卫，主要用于英国皇家海军训练，以及士兵的休养。但当时英国殖民地遍布全球，军事力量捉襟见肘，他们就想效仿在印度的经验，在中国招募士兵，组建一支部队，来维护当地治安。这一点清廷强烈反对。但英国人也很会变通说，我这不是军队，只是一支警察队伍，负责威海的治安而已。英国就开始在威海招募士兵。工资很高，每个月8个银元，按照当时人的说法，花费八十元就能从北平买一个媳妇回来。这对当地农民有很大吸引力。当时清政府气数已尽，农民们食不果腹，再加上那几年，黄河频发大水，山东境内灾患严重，农民们纷纷破产。农民们纷纷加入。1898年，这个队伍组建成功，被称为华勇营。1900年夏天，华勇营人数已经达到了600人。这支队伍，有七个连，分步兵连，骑兵连，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军乐队，卫生队，有军官和士兵。他们的武器，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比如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还有马克西姆机枪。这支队伍的尉级以上的军官，是英国军人担任。他们精通汉语。随着对山东人性格的了解，他们越来越喜欢这群山东人。因为他们，“非常守纪律，非常强壮，非常抗疲劳，他们都是射击高手。”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好养活，对食物没什么要求，只要是能吃的就行，只关心食物管不管够”。一开始，华勇营主要工作是保卫威海地区的治安，比如驱散当地反英的活动，喝醉的日本兵在市场闹事，直接被华勇营撕掉肩章；德国人想白吃白喝，华勇营出面，德国人也得乖乖掏出钱来。附近很多村子都主动上门求保护。在华勇营势力范围内的村庄山河都很安全。后来，华勇营表现英勇，就被纳入了英国正规军建制。三他们的表现是如何英勇的呢？说几个场景，就能了解一二。比如，在天津的老龙头火车站，他们在火车车厢，跟清军激烈肉搏。还有一次，华勇营第四连被三千多名当地农民包围。一个华勇营士兵的父亲劝告，要他们逃跑。儿子却告诉父亲：即使这里会打仗，他也愿意在这里。老汉无奈，只好放弃带儿子离开的想法。还有名士兵，其父随当地民众，进攻华勇营营地，被华勇营打死，他还是“坚守岗位”，留在了部队中。有两名士兵被当地村民抓住，派一个小孩看管他们，在他们央求下，那孩子将他们放了，他们却并不逃跑，而是设法捕获了该村村长，带回部队，交给英军军官。当然，他们不会侵犯普通老百姓。去天津的路上，他们对普通老百姓礼敬有加，当地老百姓也纷纷加入了他们。短短几天，就招募到了上百艘平底帆船，以及相应数量的水手和船夫。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英国的高度评价。1902年，英国威海总督挑选了12名华勇营的中国人，去英国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仪式。当时英王向代表颁发了勋章。这是华勇营士兵的高光时刻。1906年6月，国际形势变化，华勇营解散。一部分士兵们转业成为警察，一部分士兵跟随英军去了印度等国。四时间来到了1922年。这年，香港爆发海员罢工事件。一些广东籍警察袒护同情工人，跟当地人抱团。港英政府管理困难，就暂停从当地招募警察，把视线转向了山东威海。这个考虑也很务实。香港警察的顶层都是英国人，他们不熟悉基层，需要一些人为他们做事，而这些华勇营成员，忠诚度和业务能力都值得信任，另一方面又都是外地人，不会说粤语，在香港毫无势力，不会被当地人渗透。1923年3月，首批从威海卫招募的警察，乘船抵达香港，被授予番号“威海卫警察”，也被叫做“山东差”，“山东警察”或者“鲁警”。威海卫警察的选拔标准非常高。当时，香港警队派遣一位外籍警官及两三位本地训练教官，加上同时精通山东话及英语的翻译，到达山东威海卫招聘警员。候选人身高必须达到一米七以上，年龄限于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过了外貌关，还要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和体检。体检的时候，他们被命令把双手伸出，外籍警官会触摸每只手。手粗的候选人多能获得聘用，皮肤幼嫩的候选人反而落选。考官倾向挑选吃过苦头的人当差。在体格测试后，就是检测是否有非威海卫人蒙混而入。因为听说去香港当警察待遇好，很多非威海人也想蒙混过关。为了保证招到的确实是真的威海人，在面试时，甚至把威海方言作为必考项目之一。有一个河南人叫吕殿卿，过了笔试面试，教官突然问他，“你来这凑么儿？”吕殿卿没有听懂，教官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弟，你回去学学威海话再来吧。”他们的待遇不错，工资之外还有津贴，服务满3年可申请3个月长假，免费回乡探亲；服务满10年可获发长俸（退休金），有家眷者可获得免费住所或者租金补贴。当时报名的人很多，所以淘汰率很高。一百多人最终只选上了6个。这就是最初的山东籍香港警察。后来，不断有威海人招募成为香港警察。到了1924年底，威海籍的警员已经占到整个香港警力的五分之一。远离故土，唯有家乡食物能慰藉游子的心。鲁警们都饭量惊人，最爱吃的就是鲅鱼馅水饺。警署专门为他们开设伙房，聘用山东厨师做饭。威海卫籍警察特别喜欢吃包子和饺子，每逢厨房做这两样，他们一直把厨房食材吃光，才会离开。结果是，一提包包子、包饺子，厨房大师傅就愁得要命。据说“水饺皇后”是山东人，当年在湾仔码头推着小车卖水饺时，曾经在“走鬼”时，没躲开警察，被抓个现行。后来警察看她们母女三人太可怜，干脆就绕着她走。有人就怀疑，这些高大威猛的香港警察，包裹的是一颗颗滚烫的山东热心。伙食置办得好，威海卫警察个个吃得“又粗又高，肌肉结实，精神饱满”。执勤时更加卖力。他们也热衷学习粤语和英语，来考编考级，获得晋升机会。很快，鲁警就在香港闯出一片天地。日常治安问题找威海人；马路交通指挥找威海人；仪仗队检阅找威海人；维护秩序，也找威海人……冲锋队和交通部，这两大香港警队的骨干部门，全是山东人的天下。反海盗护航队，刑事记录室，指模部等，都是山东人先干起来的，后来人员逐步扩充，才进去了很多本地警察。五1949年之后，鲁警的招募便停止了。但鲁警的不少后人，也加入了警队。至今香港警队仍有很多祖籍山东的警察。当然，鲁警在香港结婚生子、延续后代。比如香港艺人刘恺威的祖父，香港前任特首梁振英的父亲，都曾经是“威海卫警察”。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曾给鲁警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去英国或留在香港，但绝大多数的鲁警，都选择了香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英国才是异乡，“这里是祖国。”检索下港台的娱乐圈，也不难发现与山东的联系。成龙多次表明自己是山东人，林青霞是山东莱阳人，任达华的祖籍是山东济宁，姜育恒是山东威海人。邓丽君曾在演唱会中用山东话和观众问好，费玉清用山东话说的段子不计其数。《最佳拍档》里的光头神探，就是一名满口山东话的退役警察。除了光头神探之外，香港老电影里，不少警察都是讲一口山东话。当时只觉得是为了搞笑。现在才明白，这些都有史可依。参考资料：不及相研究所《香港警察为何都要学一门山东话？》知乎《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讲山东方言的“阿sir”？》《警声双周刊》《香港威海卫警察纪事》《我在香港当警察》

昨天，我的朋友李海南发微信说：老子差点在加勒比海喂鱼。李海南今年32岁，西安人，身材高大，长相帅气。旺盛的雄性激素，让他的头顶过早的呈现沙漠化。他倒是轻松，索性剃光了事。6年前初见他，是在朋友的聚会上，他戴一顶帽子，当他摘下帽子露出蹭亮的脑袋时，屋顶的灯光有点黯然失色了。近几年，他也涉足了多个行业，做企业孵化器，开理发店，后来投身于股市，还做了股市培训班。但因为各种因素，原本不错的生意，一只在生存线上挣扎。去年再见他时，他眼里暗淡无光。我赶快回复，什么情况？他发来手机定位，是在美洲巴拿马的戴维难民营。怎么去了哪里，还成了难民？我问。我正“走线”去美国。他说。什么？这着实让人意外。他不会英语，之前没有出过国。这次孤身一人，却做出如此冒险的选择。“走线”一词近来在网上颇为流行。所谓走线，是通过环绕大半个地球，穿越美洲各国，最后以非常规方式进入美国。这是一条极为凶险的偷渡之路。走线者不仅要花近一周时间穿越巴拿马热带雨林，还要穿越治安环境恶劣的美洲各国，最后达到美墨边境，进入美国。这期间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面对未知的被武装黑帮袭击、抢劫、被警察盘问，被拘留遣返的风险。我真是为他的安全和未来担忧。我想了解更多“走线”的信息，在网上搜索“走线”一词，获得的信息如下：走线者先持旅游签证，从中国入境厄瓜多尔，也有人先飞到土耳其再转机到南美。之后，走线者搭大巴到哥伦比亚边境的图尔坎，再包车进入哥伦比亚。约2天的路程后，抵达哥伦比亚西北部滨海小镇內科克利。付钱给当地“向导”，跟随拉丁美洲难民的脚步，买船票进入对岸哥伦比亚与巴拿马边界，进入巴拿马雨林。雨林出来后，走线者再包车或自驾，一路向北，通过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数国，抵达美墨边境，再翻边境墙进入美国。进入美国后，走线者立刻向美国边境巡逻队自首，并在拘留所申请庇护，以换得在美国的居住及工作权。非常规移民者到了美国之后，不管以后拿不拿得到绿卡，至少先可以在6个月后申请工卡。拿到工卡之后有社会安全号，有驾照，可以在美国正常地生活。如果申请庇护通过了“恐惧面谈”，需去移民法院见法官，通过了就可以等待一年后申请绿卡。若再不通过，还可以上诉，获得更长的居留时限。看来李海南去意已决，但前途未卜。这十几天，李海南经历了什么？他能否安全达到目的地，到了目的地之后，他能否如愿以偿，过上心中希望的生活？成功穿越巴拿马雨林之后，李海南休整一天。他讲述了这十几天来的经历。一我是大年三十晚上出发，从武汉飞土尔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随后从伊斯坦布尔飞到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中间花了两天时间。当时心情很忐忑，这真是一场未知之旅。我走的时候谁都没有说。父母家人都不知情。我女朋友之前在法国留学，她一直想让我跟他去法国。但是人各有理想。所以走的时候，我也没有告诉她。这趟飞机在广州转机。转机的时候就碰到了很多同伴，有河南的，湖北的，东北的。问他们去哪里，都说要去厄瓜多尔基多。我们相视而笑，我心里的忐忑就平复了一些。至少路上有伴，可以彼此有照应。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同行已经有九个人。我们住在一个当地人开的酒店里，一天12美刀。很多中国人会择住当地华人开的民宿，管吃管住，一天20刀。我不会英语，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异乡的建筑，陌生的口音，带面纱的土耳其妇女，圆顶的索菲亚大教堂，都给我视觉和心理上的冲击，但我知道，我的旅程才刚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等四天，主要是等着打黄热疫苗，这是为了预防进入雨林时被蚊虫叮咬。我在伊斯坦布尔上飞机时遇到了麻烦。当时海关都过了。临登机的时候，在登机口，有个工作人员看了我的机票和证件，让我到旁边等着，没有告诉我原因。同伴们都上飞机了，我内心非常焦急。这几天听到很多上飞机被拒的事。有人直接被遣返，有人不得已绕道泰国，但是在泰国也被拒绝上飞机，一下子损失好几万。我在旁边等着，趁这个工作人员不注意，我又站进了登机的队伍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看了看我的机票和证件，什么话都没说，给我盖了章，让我登机了。真是一场虚惊。二到了厄瓜多尔基多，我们住到了提前看好的旅店里，又遇到了更多的中国人。接下来，要从基多到厄瓜多尔的边境城市图尔坎，随后再到哥伦比亚边境的坐船点。但中国人又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准备自己走，这样更省钱，但花费更多时间，随后要穿越雨林，穿越中美洲各国，风险更大。另外一部分是要大包。所谓大包，是花费20-30万人民币，通过中间人办理到墨西哥的签证。这样的选择，更省时间，也避免了很多风险和艰辛。一个68岁的老太太，因为年龄大了，她选择大包，等了半个月，墨西哥的签证还没有下来，每天焦虑的哭，现在也不知道签证下来了没有。基多教堂基多全景我们自己走的，也有多种选择。当地的蛇头有各自的资源和途径，主要也有两股势力。其中之一，我们叫老板娘。她这个车环境比较差，是大篷车，气味非常难闻，收费比较低，基本都是黑人。一车人能拉80-90个人，70多个小时能到。上车的时候是抢座位，一般都是黑人能抢到座位。另外一个，是卡洛斯船长。这个条件稍好一些，全程大巴，46个小时，中国人优先。当然，这是因为中国人收费会高一些。中国人坐到前面，黑人有10个左右，会坐到后面。路上遇到了三次警察查车，但是司机下车，跟警察交流了几句，警察就放行了。我在基多打黄热疫苗时，遇见一个98年的山西小伙，本来在日本留学，但他想去美国，家人不让去，自己就偷偷跑出来了。他因为有钱，自己打车花100美刀到图尔坎，想让我陪他一起。但是我已经决定跟其他人一起走，所以他自己打车去的，结果在路上被黑警抢走了1400刀。一路辗转，我们从哥伦比亚图尔坎到麦德林，简单休整之后，然后从麦德林到内科科利小镇。这个是港口，晚上天黑之后，要换小船去巴拿马。之所以要晚上出发，是为了躲避巴拿马的海警。到了哥伦比亚的内科科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老熟人。是我刚开始工作时，在一个商会的同事。听他说，他在家乡开了一家公司，依托这个公司，以及一个有背景的朋友，以他的名义，从银行贷款了1500万。这个朋友拿走1000万，他自己拿到了500万。他要拿着500万去美国。三哥伦比亚治安并不好，尤其是麦德林，贩毒，凶杀，拐卖妇女都异常猖獗。我在这里没有遇到抢劫之类的事儿。一起的同伴们，晚上还去酒吧喝酒。客人也不多，有妓女在招揽生意，25美刀可以陪一晚上。哥伦比亚麦德林小镇，到达麦德林后的照片，到麦德林休整下后，要继续北上到“内科克利”。进入雨林前，我和委内瑞拉走线的一家人合影。晚上天黑之后，我们换了小船，去巴拿马。这个小船坐来30-40人，没有救生衣，海浪特别大，船就跟一片树叶一样，在海里飘荡，海水打过来，又四散开来，这四十分钟特别煎熬，之前听过有船翻了，有人葬身海底，所以一直都捏一把汗。我也不会游泳，如果船翻了，我真的要葬身在加勒比海了。到了巴拿马，我们在海边搭帐篷睡觉。第二天早上就开始穿越雨林。我们一起进入雨林的中国人有40人。雨林太难走了也碰到了更多其他国家的人。这些人被称为难民。我觉得自己也是难民了。四进雨林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准备，买了帐篷，刀子，雨鞋，还有食物和饮用水。里面吸血虫特别多，我全程都是穿的长袖长裤。在雨林里呆了四天，两天徒步，两天坐船。我们的运气比较好，这四天都没有下雨。最开始是香蕉林，然后是烂泥地，走一两小时后，再开始爬很陡的山。在雨林里，根本看不到还有多久能出来。有人背着行李，半路走不动了，就互相鼓励，相互打气。我们在走路过程中会聊天。大家也会聊自己之前是干什么的，到美国想干什么，内心里都有一番憧憬。有妇女背不动包了，就让向导背。当然这也是有偿的。如果全程都让向导背，250美刀。半途把行李给美刀，就打五折。巴拿马的土著向导，一个身上能背四个大包。第三天开始坐船了，其实是独木舟，在雨林里顺着河流一直走，价格是25美元一个人，顺流而下水非常急，独木舟好几次差点翻船

生活中常会说“打鸡血”。这是个形容词，表示对某件事很亢奋，或者说精力过于充沛。但这个民间俗语却是有历史渊源的。全民“打鸡血”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从上海逐步扩散至全国。这种给身体肌肉注射鸡血的做法，号称能治疗百病，被称为“鸡血疗法”。组织甚至立项研究，临床推广。流行几年后，不断有人注射鸡血后休克甚至死亡，人们才慢慢认识到荒谬和危害。现在，这个做法已经成为笑谈。那么这个荒诞不经的做法，在当时是如何得到组织重视，并被立项研究，逐步推广到临床，随后又一步步风靡全国的？一坊间流传，打鸡血的秘方是来自于前国民党军统特务。这个军统特务解放后潜伏在大陆，无恶不作。被抓后，他声称掌握一个治病的“秘方”——老蒋就靠这个延年益寿——如果能对他网开一面，留条生路，可以无偿贡献出来。在多方心里攻势下，特务终于招供了。他提供的秘方是：抽取一只大公鸡新鲜血液，50至100毫升，脱离有机体后，以最短的时间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能包治百病。当然这个传闻神秘而又涉及权贵，符合民间传说的特点，但可信度较低。有据可查的信息显示，打鸡血的盛行，跟一个人有关。他叫余昌时。余昌时1903年出生，年轻时在上海某个中专医学院学医。后来参加革命，以医生的角色掩护，搞地下工作。后来被捕了几次。出狱后开过私人诊所，当过战地医生，在地方卫生院行医。总结来说，他学过医，但并未接受过完整，系统的基础医学教育，也没有医学研究经历。但他断断续续的行医生涯，让他积累了一定的医疗经验。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医生，在人生的前50年默默无闻，但在他人生即将进入暮年的时候，突然宣称自己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医学成就——鸡血疗法。但这个神奇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据他自己讲述，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县城的一家小医院里上班。一天晚上，因为好奇，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了体温，发现这些健康的家禽的体温平均都在43℃左右。他觉得，鸡常温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很特殊，主要是因为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在中医典籍里，就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疗妇科病的记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产生：鸡血能治病，应该也能注射进人体吧？于是，他先在自己身上试验。他从一只小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鲜血，在自己的左臂实施肌肉注射。注射当天没啥不舒服，周身也没有疼痛、瘙痒和肿胀之类的感觉。之后三天，他觉得精神亢奋、食欲增加。到了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他常年不治的脚癣和皮屑病很快痊愈了。当然，从1950年代初期，他发现这个疗法之后近十年时间，并未见其用这个方法对外治疗。所以这个一面之词，到底是真是假，也无法考证了。直到1959年初，余长士回到上海，在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任厂部卫生室医生。他用“鸡血疗法”开始在工人中推广和试验。根据他编写的小册子《鸡血疗法简说》说法，他为上百人注射鸡血后，荨麻疹，咳嗽，失眠，胃痛，胃溃疡，月经过多等症状，都有明显改善。他的这个成绩很快引起了上海市静安区的注意。静安区组成了研究小组，设置了实验室，对此疗法立项研究。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风潮，由此开始。为什么现在看来如此荒诞不经的做法，在当时会得到组织的重视，并且专门立项研究呢？这要结合当时的大环境来看。二当时，国家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其核心是发动群众破除对外国、对专家、对书本的"迷信"，全民办科学。尤其要批判那些瞧不起群众的发明创造、对新生事物冷嘲热讽的专家，破除对这些人的迷信，破除条条框框的限制，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土洋结合，创建祖国新医学。当时在这种氛围之下，各种大胆表决心的医学领域口号不绝于耳。比如，有群众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血吸虫断子绝孙"。也有群众发明了据说超过当前国际医疗水平的治疗高血压、破伤风、小儿麻痹症、麻风、糖尿病、梅毒、慢性肾炎等疑难病症的中医药疗法。做出这些“发明”的土专家，有数十位被医学科学院聘请为特约研究员。1959年，报纸又指出，不要对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因此，“鸡血疗法”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领导总体上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已经出现的技术革新成果"，应当"抓巩固"，"抓提高"。在大政策的指引下，这个项目被充分重视，随后得以立项，研究，并且火速红遍了全国。三1959年夏天，静安区成立鸡血疗法研究工作组，地点设在区中心医院东院。这个项目立项之初，没有经过专家审核，工作组也不是由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这项研究缺乏科学常识，以及科学的实证体系，更多体现的是个人意志和领导意志。这在当时属于普遍现象。研究组首先做动物试验。一是鸡血注射的有效性研究，二是鸡血注射的安全性研究。他们给6只家兔注射鸡血，测量注射前后的各种变化。但研究组的动物试验动物试验的样本量不大，试验周期过短，试验数据不全，研究结论大多为推测。尽管也有活生生的病例证明，鸡血疗法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并且会发生鸡疫感染人体。但政绩冲动掩盖了理性判断，卫生部门想快速进行"鸡血疗法"的临床试用，并将试用计划上报给了上级。临床试用涉及多家医院，为保险起见，1959年底，卫生部门先后召开了3次专家会议，意在讨论"鸡血疗法"临床试用的可行性。尽管领导积极倾听专家的意见，让大家畅所欲言，但专家们都察言观色，并未对此项目提出异议。没有反对意见，卫生部门批准了"鸡血疗法"的临床试验，并根据专家意见初步选定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7个病种进行临床治疗。第一阶段临床试验，研究组认为，"鸡血疗法"对某些病种具有显著疗效。部分病例在注射鸡血后出现食欲明显增加、思睡、精神爽快、大便通畅的现象。也有一些病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有些患者还因害怕副反应和微生物感染而放弃治疗。但研究组认为这些过敏反应均可在短期内自行消退，未予以重视。(余昌时1903-1994)四尽管这些病例中，没有1例完全治愈。但"鸡血疗法"的临床研究还是取得了初步成效，领导颇为高兴。在“鸡血疗法”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认为这是区卫生工作中很好的技术革新项目。俞昌时因为"大胆创造试用鸡血疗法"获得了肯定和表扬。会议鼓励他要"进一步研究其疗效为劳动人民更好的服务"。1960年初，会议指出，必须打破少数人关起门来搞技术革命的旧框框，要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大闹技术革命，作到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运动，及时发现苗头，抓住苗头。对已经出现的技术革新成果，必须抓巩固、抓推广、抓提高……将技术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研究组加快了推广试用的步伐。1960年春天，静安区卫生部门增加了"鸡血疗法"的临床试用单位，这些试用单位包括静安区中心医院、静安医院、上海广慈医院儿科、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公用医院等机构。在领导看来，因为这是新生事物，不支持就可能犯错误。这些医院甚至直接开设门诊，提供鲜鸡血注射。"鸡血疗法"研究课题还得到了一级卫生部门的注意，领导亦提出了研究要求，研究组的干劲更大了。但经过近2年的临床试验，研究组认为这个疗法，对功能性月经过多，消化性溃疡等病症疗效显著。但副反应问题也比较严重，一些人发热，还有出现了局部淋巴腺肿、荨麻疹等不良反应，甚至发生了较严重的休克。研究组决定改变研究方向，逐步停用鲜鸡血注射，改用脱敏鸡血粉进行临床试治。但是，这个研究方向遭到俞昌时反对，他坚持用鲜鸡血注射，并坚信疗效。他私自印发了一本《鸡血疗法》，共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并且宣称，鸡血疗法属于国际领先的技术，中央已作出指示，要求只进行“秘密研究”，有相当多的内部人士私底下在悄悄使用。静安区组织的"鸡血疗法"的立项研究，尤其是第二期的大规模临床试用，给俞昌时的宣传起到了背书效果。俞昌时的小册子的传播很有效果，各地"打鸡血"现象在多地蔓延，逐步传播到南京，西安，北京，天津等17个省、市、地区。这期间，一级卫生部门发现了这些大量的油印小册子，对宣传内容深表怀疑，责成上海调查此事原委，并妥善处置。五1965年夏天，针对卫生部的调查指示，上海市卫生局专门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与会人员有不少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权威。既然中央要求调查，20多位专家们都说了实话，并且做出了以下结论：1、鲜鸡血不安全，不推荐临床。特别是鲜鸡血治疗的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2、远期疗效又不明显，且副作用较大，建议临床不使用，以免发生危险。可能是为了给领导留点面子，他们下结论时也还留了点余地，称，还可对脱敏鸡血粉继续研究。但此后，这项研究最终不了了之，且一直没有研究成果发表。根据这份调查报告，卫生部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要求各方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并劝阻群众打鲜鸡血的行为。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但余昌时对鸡血疗法的传播并未停止。随后，十年探索期开始，鸡血疗法又得到了更高级别人物的肯定，到1967年，1968年，鸡血疗法成了一种真正的全国性的群众活动。在全国各地，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清晨天不亮，卫生所或者医院门口排着长队，每个人的篮子，或者网兜里，都装着一只大公鸡。公鸡感觉自己命不久矣，发出刺耳的尖叫。扑棱着翅膀挣扎几下，有的还猝不及防的排泄。可谓人群公鸡共一色，鸡屎和鸡毛齐飞。随着打鸡血的流行，副作用越来越显现，不少人注射了鸡血后休克，甚至死亡。慢慢地，人们认识到了危害，鸡血疗法的热潮退去，上世纪七十年代逐渐停止。打鸡血也终于归入历史，成为笑谈。参考资料：《风靡一时的鸡血疗法》海巴子《1967年鸡血传奇》朱大可《鸡血疗法医学研究始末》中华医史杂志

一全国近40万储户，共400亿人民币，存入了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们发现，这些钱无法取出。去郑州维权，健康码也变成红码。村镇银行的背后大佬叫吴奕，原名叫吕光义，是新财富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他通过旗下遍布全国的上百家公司，先后参股、控股国内多家村镇银行。在原本银行电子系统之外，构建了虚假的电子系统，将储户的钱存入了自己账户。目前，公安已经查封，扣押，冻结了一批涉案资金，资产，抓了一批犯罪嫌疑人。但是，不包括主犯吕奕。他在案发之前已经逃往美国。他的国籍也不是中国。而是一个欧洲的小国，名字叫做：塞浦路斯。二这是一个欧洲岛国，位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面积仅有9251平方公里，一个半上海这么大，人口不过120万人。2013年，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推出一份"塞浦路斯投资计划"。这项计划里，花费至少215万欧元，投资房地产，就可以申请到塞浦路斯护照。世界上很多资源贫乏的岛国，靠移民创收，不是什么秘密。卖护照一度成为塞浦路斯的支柱产业。2017年至2019年，塞浦路斯通过护照收入70亿欧元。而塞浦路斯2021年的财政收入为71亿欧元。这项移民政策非常有吸引力——不要求居住在当地，可以自由进出其他欧盟国家，享受欧盟公民待遇，比如，英国的免费医疗，欧盟各国的教育福利；免签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策一出，立刻受到俄罗斯，中国，乌克兰的富豪以及贪官欢迎。有1000名俄罗斯人，以及500名中国人获得了塞浦路斯的护照。这500名中国人包括碧桂园的掌门人杨惠妍，还有成都、武汉、浙江、山东等省的企业家、官员。各国移民塞浦路斯的主要原因是避税，也有一些犯罪分子为了跑路和洗白。当然，这些入籍者必须要经过严格审核，不能有犯罪行为，财产来源必须能说明白。但在这种巨大利益的诱惑，塞浦路斯的审核几乎形同虚设。塞浦路斯最著名的移民是柬埔寨前首相洪森，他在1998年开始担任首相。他的家人与亲信海外财富高达数千万美元。他购得塞浦路斯护照后，华丽转身。马来西亚最为知名的富商刘特佐，他被认为掏空了马来西亚的国库，也和萧亚轩等明星交情颇深。他也是通过购买塞浦路斯护照洗白。中国入籍的500人中，也有多人刑事案件在身。比如中国商人张克强，曾因股权交易判刑。中国商人李家东曾因洗钱超过1亿美元，遭美国起诉并且制裁。但他们二人都"买"到了塞浦路斯护照。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河南村镇银行背后大佬吕奕。三吕奕颇显神秘，在案发之前，河南本地人对他也闻所未闻。根据各方媒体报道，人们逐渐拼凑出吕奕的人生影像。1974年，吕奕出生于河南南阳镇平县。照片里，他短发方脸，体态臃肿，其貌不扬。上世纪90年代，吕奕做家电生意。2003年，他承包了一个大工程，获得了兰考至尉氏高速公路（兰尉高速）的建设和30年特许经营权。不过当时吕奕并没有那么多钱。他以兰尉高速公司收费权为抵押，陆续从各家银行贷款数十亿资金。空手套白狼，吕奕把高速公路修起来，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他构建了吕氏家族的财富帝国，生意从家电零售，拓展到高速、酒店、房地产以及诸多农商行。吕奕为寻求贷款，曾向郑州银行副行长乔均安借款900多万，后续为获取更多贷款，又行贿2300多万。而且两人还一起做吃息差的生意，由乔均安负责搞定银行批准，吕奕借款后再放贷给一些关联公司。这位曾经的副行长乔均安在2017年就已经被抓进去了，但吕奕还暂时没有事。而在2017年，因为一笔贷款没有通过，吕奕向自己的合伙人林乐平提出，将林旗下50%的股份转让给兰尉高速，再以此向恒丰银行申请贷款35亿。时任恒丰银行董事长的蔡国华亲自对这笔贷款开了绿灯，直到蔡国华落马，这笔贷款也没有归还。而把股权借给吕奕的林乐平，还因职务侵占罪被送入监狱。至今，林乐平的妻子一直向相关部门反应，吕奕和警法部门人员合谋侵吞林乐平的资产。他平时生活颇为奢侈，宴请一位来自河南某县的县长，一顿饭花费上百万。在河南南阳镇平县，他有一座气势恢宏，占地面积超过3000亩的私人园林，这个园林投资3.5亿元，耗时十多年建成。园林中的石刻云龙飞舞，仙鹤展翅，极尽奢华。这个园林被没收后，现在改名为广泉谷，成为3a景区，对外开放。2022年2月，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因受贿被调查，吕奕曾协助调查。不过协助完成之后，吕奕拿着他的塞浦路斯护照离开了中国。2022年春节前，纽约时代广场，大屏上播放中国春节祝福视频。送出祝福的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政要，文化明星。其中也包括吕奕。他的职位是，久安电视国际传媒集团理事长。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四塞浦路斯的发放护照审核不严，问题越来越多。欧盟向其发出警告称，要防止欧盟成为洗钱、贿赂、逃税的天堂，并且提议各个成员国不要这这样做。其中点了马其顿，保加利亚两个国家的名，要求他们尽快整改。塞浦路斯赶快亡羊补牢。2019年他们修订了相关法律，加大了护照发放审核，而且对获得护照的人从严调查，取消了30人塞浦路斯的公民权。但越来越多的丑闻被揭露出来。2020年，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揭露了塞浦路斯的两名议员和议长向罪犯出售护照，允许犯罪分子通过投资移民计划，获得该国公民身份。这两位官员随后引咎辞职。2021年10月，塞浦路斯取消了这个移民政策。在这前一年，中国人大批准了跟塞浦路斯签订的引渡条约。这意味着，犯罪分子逃往塞浦路斯，抓获后将会被引渡回国。但吕奕身在何处，至今依然是个谜。

我在媒体和互联网公司工作多年。有一个体会，领导的格局、审美、以及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部门（或者公司）的发展上限。一个优秀的领导，能够人尽其才，优秀的人不会被埋没；也能带领团队向正确的路上走，不至于偏离轨道；也能够在诸多意见纷扰中，一锤定音，促进共识，凝聚人心。但这样的领导太少了。江同志的领导才能，处事风格，以及政治智慧，就值得公司管理者学习和借鉴。这尤其体现在江同志和电影有关的几件事中。一江同志的艺术审美和认知，让一部当时可能无法公映的电影，获得了上映许可，后来还获得了诸多荣誉。这部电影是导演李前宽拍摄的一部国庆献礼片。目前在豆瓣上饱受好评，口碑很好。但当时却遇到了大问题。这部电影里，李前宽一改以往电影里的刻板模式，将蒋介石塑造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一些领导以及审查部门有意见，认为影片里充满了对蒋介石的好感，要求把蒋介石塑造的坏一些，才可以上映。李前宽拒绝了这个意见。他也能够理解这个决定。当时中国正在准备国庆活动，这种影片上映，有可能引发争议。领导在拿不准这部电影的风险时，不让上映是最安全省力的决定。就在李前宽心灰意冷时，曾经在天津工作过，现在负责传媒和文化的李同志给他建议：可以直接向新领导江同志反映意见。于是在李同志的协调下，一天下午，影片专门给江同志播放，一同观看的还有其他官员以及军队领导。这是决定这部电影生死的一个下午。李导演心里非常忐忑，因为就在前一天下午，有一个级别相当高的领导依然不同意这部影片上映。李前宽和副导演一起，被领进空空的放映室。10分钟后，领导们依次来了。简单寒暄之后，所有人都迅速落座。江同志们在前排，部队领导们在后排。李同志主持，他先让李前宽介绍了这部电影创作的初衷，以及目前这部电影的现状。江同志听完之后，指了指身边的空沙发，邀请李导演坐过来。李导演知道，座位安排有严格规定。他犹豫的时候，江同志站起来说，请到这儿来，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你坐这儿，你就坐在这儿。江同志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想随时向李导演提问题。江同志边观看，边向李导演提问，他也慢慢地融入到了故事中。电影结束的时候，江同志拍了拍李导演的手。李导演后来回忆，江同志一共拍了他的手两次，他知道他喜欢这部影片。江同志站起来，表扬了李的电影摄制水平，并且把刚才向李导演学到的一些创新技术，向其他人做了讲解。他随后说，至于我个人对该片的意见，我想先听听你们的看法。他先让将军们发言。大家都提了很多建议，没有一条是关于蒋介石性格的。四十分钟后，每个人都发言完毕，江同志也发表了意见。他说，同志们，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年轻一代，总是跨地域作横向比较……不善于跨时间作纵向比较。要意识到中国前进了多少，人们就必须意识到我们过去有多落后，必须意识到所有这些年，我们道路有多艰难。在我们的五星红旗上，有数百万烈士的鲜血。江同志转向李导演说：我为你的影片而感动。这部影片的主题，我建议可以是：我们的国家建立，来之不易。江同志支持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保住了。随后，这部电影在国内获奖，还拿到了美国，参加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李前宽多年后依然对江同志心怀感激。他说，花三个半小时观看，讨论，并支持以非传统形式塑造蒋介石，这是史无前例的。二江同志对好莱坞电影也情有独钟。他对《泰坦尼克号》的推崇，在当时，推动了中国电影和国际电影界的交流，文艺界因此呈现出蓬勃活力。那是1998年，中国引进好莱坞大片的第四年，当时中国每年进口的数量限制在10部。这一年，中国引进了《泰坦尼克号》。发行人员对这部电影保底500万票房的要求，忧心忡忡。但是江同志对《泰坦尼克号》做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之后，发行人员的担忧完全打消了。那是当年三月，江同志和广东代表团讨论时，提到了这部电影。他说，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最近要上映的《泰坦尼克号》，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江同志的建议下，这部影片很快在海里为高级官员们放映了。他在解释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的时候说，“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切不可以为我们才会做思想工作。”最后，《泰坦尼克号》一刀未剪，在中国大陆顺利上映，并斩获3.5亿的票房。这个纪录后来保持了多年。三说到江同志和电影的故事，就再多说两句，感觉江同志对电影是发自内内的喜爱，所以对电影的创作和拍摄也十分关心。1995年初，江同志听说谢晋打算拍摄电影《鸦片战争》，来纪念香港回归。他很感兴趣，于是赶快约见了谢晋，鼓励他赶快拍。其实江同志和谢晋是老朋友。刚到北京工作时，他还晚上打电话到谢晋上海的家中问候。但谢晋时常不在家。先后打过三次，都没找到谢晋。后来二人见面了，江同志还开玩笑说，你怎么比我还忙？另外一部电影，是江同志帮忙解决了难题。那是孙道临拍摄的《詹天佑》。因为一开始无法找到投资，迟迟没有开拍。1998年的一天，江同志邀请包括李前宽、田华、孙道临在内的十几位电影界老艺术家到海里做客，讨论中国电影。李导演和江同志再叙旧情，田华提了拍摄战争片缺乏道具的困难，江同志立即让她找在座的军队领导解决。孙道临也讲了他的困难，他说投资方都说《詹天佑》这个项目没有商业潜力，不愿投资。江同志立即指示曾任铁道部长、当时是宣传部长的丁同志解决问题。《詹天佑》三年后上映，江同志看后，热情地赞美影片具有重大意义。北京东四环边上有一家中国电影博物馆，是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而修建的。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没有江同志的过问，这座博物馆可能建不起来。修一座电影博物馆，是老一辈领导五十年代的提议，但四十多年过去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项目长期搁置。李前宽跟电影局领导说，我直接给江同志写信试试，请他亲自过问，没准儿有用！李导演在信中恳求江同志支持这个项目，以便解决繁琐的程序，使项目启动。江同志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处理了这个难题。他没有直接批准项目，只是让宣传部研究此事，并汇报研究决定。下面的干部知道江同志是愿意修建这座博物馆的，于是很重视这个项目。2005年，电影博物馆在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时落成开放。四其实江同志对电影的喜爱，从年轻时就开始了。江同志在上海读书，工作，上海流行看好莱坞电影。英语出众的江同志当然也不例外。江同志广泛涉猎好莱坞电影，他在公开场合提到自己看过的电影包括，《丛林公主》，《翠堤春晓》，《乱世佳人》，《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一曲难忘》，《罗马假日》等。这些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映的电影。《丛林公主》是1936年上映。江同志不仅看了影片，还对片中一首叫《Moonlight

当年上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东方卫视的一档脱口秀节目，叫做东方夜谭。刘仪伟主持，会讲一些笑话，评论一些时事，演一些小短剧。里面有个演员叫小蔡，印象深刻。不知道为什么，这档节目就神秘的停播了，现在网上也搜不到这档节目的任何资料。这档节目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脱口秀节目。后来周立波赢得虚名，郭德纲爆火，以及东方卫视的80后脱口秀，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的走红，都告诉人们，幽默是赢得观众芳心的强大武器。尤其对于公众人物来说，幽默几乎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假如相声，以及综艺节目中的幽默是剧本的设计，气氛的烘托，后期的剪辑，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幽默，则是一个人智慧的表现，是学识，应变，价值观，在放松状态下的集中迸发。这种幽默不动声色，神出鬼没，在你毫不防备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情绪的宣泄，或表达了观点，或者化解了锋芒，让人回味无味。江同志就具备这样的能力。江同志非常善于自嘲，这不仅是自信的外溢，也是智慧的迸发。江同志的体重，超出了标准体重很多。他曾调侃自己经常坐着学习时说，我很重，把它从位子上搬开很难的。这是一语双关的妙语。1996年年底，他在广东省某某部队，在视察的间隙，他想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但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随行的官员和士兵们都不安地看着他，拿不准他会有什么反应。江同志说，早知如此，一开始就该坐到地上，因为那样就无处可摔了。人们大笑起来，紧张的气氛瞬间就解除了。1997年，江同志访美，当时中美关系处于冰点，访问过程困难重重，他不仅要面对美国官员的诘难，同样要面对随时随地的抗议，媒体的刁难。江同志用幽默展示开放，化解锋芒，赢得了西方世界的好感，

上海正上演一出瑞士卷风云。说的是，青浦徐泾玉兰清苑的居民去居委会办事时，发现在电脑前端坐的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吃瑞士卷。本来，如果是平时，别说你夜晚吃瑞士卷，就是吃西班牙鱼子酱也不会有人太当回事。但是，当时这位居民已经吃了很久的泡面，看到工作人员竟然在吃瑞士卷，当即就有些生气。最诡异的是，这三位女性工作人员看到有人拍照，仿佛手里的瑞士卷已经不是瑞士卷，而是机关密卷，忙不迭地往桌子下面塞。这越掩饰，拍摄者越来气：好啊你们，我们居民这些天没吃的只能吃泡面，你们却在享用瑞士卷！（可被我逮到现行！）这些进口的东西哪里来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可能万没想到，当初对居民颐指气使的一套说辞，现在被“还施彼身”。事件逐步升级。有楼上居民喊：你们这么做要脸吗？难道给一两岁的孩子吃泡面？给卧床的老人吃泡面？你们讲得过去吗？我们吃泡面，你们吃什么？还有人打趣：明天发瑞士卷吗？眼看热搜了，官方出来打圆场说，瑞士卷是同事送的，更何况，瑞士卷也不值多少钱。那言外之意，和《小兵张嘎》里的“皇军吃你几个瓜怎么了？”味道何其相似。居民当然不满意。也有美食家出来给居委会工作人员鸣不平：瑞士卷并非从瑞士进口的洋玩意儿，大家错怪居委会了。和泡面相比，顶着瑞士幌子的瑞士卷，其实逼格并没有高到哪里去。当然，更多人仍然认为，现在是特殊时期，这种”半夜吃卷“行为，仍然让人感觉不好，被居民曝光，不冤。”我们只能吃泡面，你们却在吃瑞士卷“，这句可以作为网文标题的一句话，把普通居民和特权阶层差别表达得畅快淋漓，很快火爆全网。5块钱一桶的酸菜泡面，似乎总是和乱哄哄的车站之类的场所关联在一起。而瑞士卷，只听名字，就有一股异域风情，代表着精致和高级。那么，瑞士卷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为什么能带来这么多想象呢？瑞士卷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跟瑞士有关，是不少人的”童年迷思“。有的说瑞士卷其实是英国的厨子发明的，为了好卖，就起了个”唬人“的名字，吸引不明就里的食客。也有的说，瑞士卷还真就是瑞士发明的，19世纪传入美国。还有的说，19世纪，瑞士卷和甜甜圈、维多利亚女王蛋糕等甜品一起被发明出来。最早出现瑞士卷的地方，并非瑞士，大概率是奥地利。说法越多，缠绕在瑞士卷身上的异国想象越多。不管瑞士卷是不是出自瑞士，也不管老婆饼里是不是有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左宗棠鸡是不是真的是左宗棠发明的一样，反正，这种把蛋糕抹上各种奶油、果酱卷起来的美食，它的松软甜糯，比中国馒头的升级品花卷，逼格高了不只一个身位。新加坡电影制作人谭品彬说，她最喜欢的一个社区，有“全国最好的Nasi

这几天继续在看《他改变了中国——江同志传》，其中一个情节是，江同志发现报道他的新闻出现错误之后的处理，让人印象深刻。按照普遍的做法，如果发现新闻报道（领导人新闻）有误，一般是责令主管宣传的政府官员处理，严重的新闻事故，主编和涉事编辑记者会被开除。小一些的新闻失误，也会被批评，罚款、通报。记得在10多年前，北京某区的党报报道政府会议，刊发了一张领导做报告的照片，领导是低头状态。领导认为有损威严，震怒不已，压力之下，报社开除了这位摄影记者了事。摄影记者也很委屈说，领导一直在低头念稿，根本就拍不到抬头的照片。江同志的处理则体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也凸显了他一贯的做事风格。他没有通知电视台的上级部门，而是亲自和电视台负责人沟通，了解事情原委。最后还嘱咐台长，不要做出过度反应，不要冲手下发火，也不要处罚记者和编辑，充满了人性光辉。事件发生在2001年。当天江同志接待了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评估团的17位成员来北京进行最后一轮视察，评估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筹备进展。当天晚上，央视新闻联播播放了这个会见活动。当晚，央视台长赵同学坐在自己位于15楼的办公室里看新闻联播。7点20分，他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赵同学心头一震。这个电话是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之前很少响起。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同学吗？赵忐忑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江同志要和你说话。赵同学掩饰住心里的不安，跟江同志打了招呼，恭维了几句。江同志说，谢谢，但是你看出有什么问题了吗？赵同学努力回忆整个报道，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是想到既然江同志亲自打电话来，一定是很严重的问题。他问，江同志，我们出错了吧。江同志说，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今天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委会评估团，这个没错。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搞错了。那是我第二场会见，一位私人老朋友，并非出于官方目的。你们把镜头搞混了。赵同学赶快认错，道歉检讨说，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并且表态说，我们将处理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但是江同志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解。他说，其实这是我的疏忽，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大家都知道，他们老外在我们眼里，是长得一样的……江同志这个轻松的态度，让赵同学也放松下来。但是他依然表态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会立即调查。江同志循循善诱说，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但是你们应该分析事情的起因，这是个小错误，却反应了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下次要避免。赵同学说，是是是，江同志，您所言极是。江同志接着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他是偶然出现，还是由于疏忽，或者生产线上系统性错误而造成。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赵同学说，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你做全面汇报。江同志说，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赵同学赶快给新闻中心打电话说，新闻联播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你们等我过去，都别动。大家吓坏了，大气都不敢出，时间感觉都静止了。他们在导播间里等着赵同学过来。赵同学很快查清楚了原因。原来，摄像师拍摄了两个会见活动之后，把素材交给编辑，没有给编辑做任何交代，编辑为了赶时间，也没有问清楚，就冲到编辑室剪片子去了。赵同学迅速换上正确的画面，多次检查，并让摄影师确认无误，吩咐将改过的新闻在央视9点钟的新闻摘要及10点钟重播时播出。8点25分，赵同学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给江同志回电话。他说，江同志，我们找到问题了，责任在我们，但现在已经改过来了。修改之后的片子，将在9点钟要闻播报和10点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我们甘愿受罚。江同志很满意，说，你效率很高啊。我印象很深，但别忘了，我仍然是一个工程师，我还想知道问题的原因。赵同学详细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江同志说，和我猜得差不多。并用一种行家的口吻说，你也像我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制作电视节目，跟制造汽车是一样的。各个环节要有良好的沟通。你要有明确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赵同学连连称是，考虑到不要过多占用江同志的时间，表示感谢之后，就准备挂电话了，但江继续往下说。此时的谈话更随意，更亲切了，他开始与赵同学谈起那位第二次会见的朋友之间的友谊。他们相谈甚欢，随着谈话深入，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赵同学开始放松下来，觉得似乎正与某位亲戚或者老师在聊天。大约20分钟之后，江同志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他说，你看，这的确是我的疏忽，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会见两组外宾，把摄像师给弄糊涂了

曾经做过很多年的记者，在一家时政类杂志。写的报道，也大多是所谓的“负面报道”，也会报道一些企业的“负面”新闻。这常常被企业和政府不喜。有些单位甚至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后来，因为媒体环境和收入原因，转行去了互联网公司，做公关。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危机公关，会处理企业的负面新闻。之前我的工作是想尽办法把报道发出来，那么做公关则是，想尽办法别让报道发出来。这种互相矛盾的彻底转变，很让人痛苦。用一句很流行的话说，我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做记者是自己理想所在，是出卖体力。做公关，那是出卖了灵魂。出卖灵魂比出卖肉体要痛苦得多。我发现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害怕批评。不管批评的对错，哪怕是基于事实的报道，也觉得是故意抹黑。企业想把报道删除了事，相关部门就更别提了，一纸禁令，常常让记者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个中苦乐，容我以后慢慢讲。这显然不是面对批评最好的态度。最近读《江同志传——他改变了中国》这本书，江同志面对批评时的表现，让人耳目一新。他处理批评时的方式，以及态度，都值得我们借鉴。这则故事发生在1987年。江同志主政上海期间，他深刻理解媒体力量，定期会和上海市的报纸以及媒体编辑们开会。1987年夏天，《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叙述了江如何下令，修复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破裂的水管。这篇题为《市长亲自关心漏水事件》的文章极为引人注目，对江的行为做了高度赞美。它写到，当人们向江抱怨，水管漏水已经3个多月，却没人管，工程师出身的江马上就管起了这件事，下令马上解决这一问题。几周后，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头版刊发文章，不点名的批评了江事无巨细的工作方式。这个文章题目叫《事必躬亲的另一面》。文章批评“某某市长”干涉官员体系的工作，暗示这样的干预，鼓励政府下级官员的依赖性，被动性和不做决断。尽管文章没有提到江同志的名字，但事件发生在上海，毫无疑问，文章所指就是他。文章里说，一个领导应该鼓励或者强迫下属去解决问题，不是越过下属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会产生更有效的政府。他引用了一个市人大代表的话说，“我不相信，这样的小事，就一定要一个市级领导出面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这座城市的所有事情都要如此处理，上海怎么运转的起来呢？”这篇文章也指出：领导人“应该处理具有广泛意义的更大问题”，而不是“亲自处理任何细小的具体问题”。更糟糕的是，有媒体甚至发表文章称赞某某市长亲自处理一个出租车司机宰客这样的问题。在文章结束时写道，那么我们应该自问，物价局的局长，处长和其他官员，还有出租车公司的经理们上哪去了，他们在干什么？作为很关注媒体的江同志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篇文章。很多人觉得，对江同志的冒犯，会掀起一场风暴，很多人的工作保不住了。但这些担忧并没有发生。江同志不这么看，他只是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觉得一座城市就是这样的小事运转起来的。如果领导人关心这事儿，就为下级官员带了好头，其他官员就更加责无旁贷。随后，上海举行了一次政府扩大会议，也有负责媒体的官员参加。江同志特意在会上朗读了文章的几段。他反驳了对他的批评。江同志说，这位记者对如何管理一座城市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一座像上海这样大而复杂的城市。“一座大城市的市长是这么容易当的吗？”江同志反问道，接着又补充说，他肯定是个书生。江同志要求在场的总编辑把他的批评直接转达给这位记者。受到批评的编辑们回到报社的办公室时，他们担忧的对这位记者说，如果他看重自己工作的话，最好尽快采取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记者听说自己受到了市长的批评，也很担忧，甚至开始担心自己能否继续在上海写作，能否继续做记者。记者整夜未睡，起草并修改了一封道歉信。第二天一早，他就把自己的申辩送到了市长办公室，信里解释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动机。记者在信里说，我没有能完全理解您为体察民情所做的努力，我的观点是偏颇的，请您原谅我。江同志看到信后感到意外，第二天就用毛笔回了一封3页的亲笔信。回信中，江同志用道歉的口气说，总体上他同意记者的担忧和主要观点，理解他批评的本意。尽管他不同意记者的说法，但他希望记者“不要在意”。江同志说，我欢迎你继续对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我个人的工作在内”。江说他知道自己的工作风格有缺点，有时候我的态度过于生硬，有时过于严厉，也时常用嘲讽的口气说话。记者在江同志批评之后，曾一度担心自己失业，但收到了江的信之后，他就放了心。几天后，这位记者又在报纸上批评了官员把权力商品化的问题，江读到之后，告诉一位正在报道市长活动的摄影师同事，说他这篇文章写的很好，请向我转达我衷心的祝贺。

网上流传一个20分钟的录音，是一个上海男市民和疾控中心女官员的对话。有消息说，女官员为上海浦东新区疾控中心的朱谓萍，农工党员。女官员在电话里的坦诚，听完深受感动（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我看到了一个专业技术官员的求真务实。我甚至觉得，这个女官员在电话里的表现，为上海找回了失去的尊严。这位女官员的回答非常耐心专业，她在对方咄咄逼人的追问下，保持了良好的风度，后来甚至笑了起来。她并没有说假大空的系统惯有语言，让人感受到可信，温暖。甚至在得知对方录音之后，她也没有将自己隐藏起来，而是接连表达了对上海目前防疫政策的看法，甚至不害怕“把录音放出去”。男市民打电话反映的情况，在这段时间的上海，应该非常普遍。因为女官员说，“她每天要接到几百个这样的电话”。这名男士的父亲正在酒店隔离，做核酸后，健康云上显示是阴性。但是疾控中心打电话告诉他们是阳性。他感到非常不解，健康云和疾控中心，到底信谁？他还讲到母亲几天前集中隔离的遭遇，并且担心父亲如果去方舱医院，是否能得到及时的安置。他情绪激动，非常困惑，无助。从他录音的举动看，他可能想通过公布录音，发动舆论来解决父母面临的困境。这位官员开始态度“冷漠”，让他去打12345反映健康云信息虚假。她甚至也觉得这种造假“太扯了”。当然市民咄咄逼人的追问，也让这位官员也感觉到了委屈。但是她保持了良好的风度，只是反问：这些都不归我们管，你质问我干什么？市民的继续抱怨，引发了女官员的情绪共鸣，女官员从专业角度，酣畅淋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包括以下内容：目前疾控，12345，健康云，核酸检测，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战线。无症状和轻症状，尽量不要去方舱医院，在家隔离，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去了也没有医疗资源，环境也很差。大家对新冠病毒的恐慌，其实来自于媒体的宣传。其实现在轻症或无症状居多，过几天就会自动转阴。她早就建议，轻症，无症状，不要拉走隔离，但没人听。她最后无奈地说，防疫的次生灾害，已经远远大于新冠疫情。她的这一番话，在过去一周内的上海抗疫的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她在崇尚权力的环境中，表现出了超凡的良知和勇气。其实她的观点，和张文宏等人观点类似。在这些理性声音越来越少之时，她的声音颇有一种振聋发聩之感。目前上海的抗疫政策，以及隔离政策备受诟病，有句话生动描述了这种现状：一些癌症病人找不到看病的医生，而医生们正在隔离点看着生龙活虎的无症状者在玩手机。尤其是昨天婴儿隔离点的图片和视频在网络曝光之后，人们更加质疑这种一刀切的隔离政策。也许共识正在达成。就在昨天，上海集中隔离点医疗救治组组长陈尔真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居家隔离的可能性，他说前提之一是，要依赖于市民的自律，因为居家隔离的时候不乱跑，就不会传给别人。我心中对这位女官员充满敬意。她不计后果的说真话，平静和笑声、坦荡中充满了力量，让我对上海的好感倍增。在过去一段时间，上海抗疫喧嚣的舆论场里，她为上海找回了曾经失去的某些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