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各国面临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挑战，对于大量发展融资的需求催生了新的发展融资思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政策规定需要重新审视。唯有“反思传统的发展融资”，新的融资资源才有可能被发掘利用。在资助实体部门的增长或结构转型上，我们认为“耐心资本”或超长期资本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需要吸引的是“耐心资本”，而不是那些“移动资本”或“热钱，快钱”。因此，中国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谨慎态度是有道理的。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推动各国建立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多边开发银行和基金的时机，因为它们是“耐心资本”的重要来源和渠道。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以及其他工业产能发展基金的成立，世界各国对开发银行和基金的角色越来越感兴趣，因此，本文进一步将“耐心资本”的概念与开发银行和基金挂钩，并提出建立新的多边发展银行和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基金。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当务之急是破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障碍，克服不利于融合发展、不利于更大范围有效配置资源的硬件制约和制度瓶颈。最重要的是“四通”：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就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分析表示，现在的股市是至暗时刻，最低点了。同时，他还表示，为什么上半年企业界朋友感觉过得不好呢？原因在于政府在落实中央大的方针上面，我觉得不到位。“上半年不搞赤字，还搞盈余，尤其是对基础设施建设有直接影响。”来源：苏商会以下内容节选自现场实录：今天我主要讲三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第二，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第三，江苏的企业家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出调整。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正轨

8月12日，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证券时报举办的“第12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论坛”上表示：A股市场应当尽快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股市的“刚性兑付”。鼓励上市公司以自有资金积极回购并注销本公司股票，以扭转资本市场悲观预期，促进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发展。退市、回购、企业年金等涉及股市的基础性制度，不是短期刺激，而是长效机制；不是行政性措施，而是市场性、法制性措施；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措施，而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之下的更好作为。黄奇帆表示，中国资本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发挥出六个方面至关重要的功能作用：一是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二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三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四是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五是让老百姓增加致富途径，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六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黄奇帆同时表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由于内部机制问题和外部贸易冲击影响，处在低迷阶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振股市信心、扭转市场悲观预期，营造良好的股权资本环境。第一，尽快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A股市场的“刚性兑付”。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根基性制度，注册制是方向，退市制度是前提，什么时候退市制度到位了，注册制就能顺理成章地出台。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有呼有吸是股市健康发展的生命之基。成熟市场既有强制退市，也有主动退市，数量大体相当。在强制退市方面，有三种情况必须无条件强制退市：上市过程中造假的，采取零容忍措施，无条件退市。关联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要“陪绑”。受到相应的惩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造假、欺瞒、犯错性质达到刑事案件档次，就要强制退市；企业本身连续若干年经济指标达到退市标准，依法强制退市。主动退市也有三类：一是董事会根据企业某种特殊情况，比如从一个市场退出到另一个市场上市，只要没有违法，申请之后该退就退；二是企业发展无法达到上市要求；三是有人愿意收购、借壳上市。第二，鼓励上市公司回购并注销本公司股票。今年以来，仅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回购并注销股票数额接近6000亿美元。当下，A股市场大量上市公司股价跌破净资产，大量股权质押贷款频频暴雷，股市下跌更加剧股权质押贷款风险，如此恶性循环，不仅暴露了主权资本价格控制权旁落的风险，而且推高了我国以资产价值计算的企业杠杆率。理论上讲，股价破净是最适宜上市公司回购并注销股票的时候。资本市场需要从监管角度破除一些制度障碍，鼓励上市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并注销股票。第三，遏制大股东高位套现、减持股份的行为。可考虑由监管层牵头，改变当前大股东减持之后才披露的做法，规定前10大股东减持股份必须提前一周公开信息披露，其意义在于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第四，大力发展VC、PE等各类私募基金。好的VC、PE公司应当具有好的业绩回报、有好的投资理念、有好的公司组织架构和较高的管理效率。总之，VC、PE等基金在上市前是企业股权融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在上市过程中和上市后也是一级、二级市场的重要资金渠道，是推动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五，鼓励“独角兽”企业在股市健康发展。如果一家企业已在境外上市多年，已处成熟阶段，未来只能靠规模扩张实现增长，这样的企业以CDR方式高价回归A股，基本就是“圈钱”，只会给投资者带来高风险。事实上，我国新三板企业中有一些极具潜质可能发展成为“独角兽”的公司，只要VC、PE发展得好，就一定能把它们挖掘出来。第六，以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作为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中国企业年金相当于是“中国版401K”补充养老计划，但运行十余年，2016年底总规模刚达到1.1万亿元，尚不足GDP的2%，而且90%企业年金来自大型企业，这说明我国在这方面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年金方面存在巨大提升空间。可以充分利用税收优惠的政策杠杆，撬动数倍、数十倍规模的长期稳定企业年金性质的股权资本，强化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实力，为中国经济未来和股市长期健康发展积蓄力量。图片来自网络以下是演讲全文：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功能意义及基础性机制性制度的若干思考中国资本市场自上世纪1990年起步以来，始终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法制化需求、公开化制度、国际化导向，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创新，在总结教训中积累经验、改进管理方法，基本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发挥出六个方面至关重要的功能作用：一是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二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三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四是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五是让老百姓增加致富途径，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六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今后二三十年，资本市场这六种功能必将更深刻地显现出来。当然，中国资本市场是从一个新生的初级市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发展起来的，各种客观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法律的制定和健全完善也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想想西方成熟市场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70多年大起大落、制度混乱、作奸犯科盛行的情况，我们二十多年遇上的问题、困难，真不算什么大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困难。只要我们既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又坚持目标导向，搞好顶层设计、系统配套，资本市场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困难，都会得到稳妥的化解。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2015年，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明确指出“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同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进一步要求“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总书记的重要思想论述，明确了资本市场功能地位、制度建设等重要问题，坚定了我们发展资本市场的决心和信心，是我们改善和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由于内部机制问题和外部贸易冲击影响，处在低迷阶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振股市信心、扭转市场悲观预期，营造良好的股权资本环境。为此，就退市、回购、减持、基金、独角兽和补充养老保险等六个与股市密切相关的基础性、机制性制度，谈谈我的思考。建立有效退市制度，打破股市“刚兑”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市值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国资本市场本身也存在着一些急需突破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制约着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副校吴晓求教授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时，分别从三个方面为我们解读了是什么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他认为，只要中国经济是健康的，中国居民的收入是增长的，它这个增长的收入，用于银行储蓄的比例增长速度减少，这才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它有一部分开始投入到证券化的资产，包括股票和债券。首先主要是股票，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号，这是推动中国金融结构变革的重要趋势。但是在政策解读上，必须要采取措施，让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不至于下降。如果这么下去，中国资本市场永远不会得到发展。“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去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是因为金融的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资本市场发展。”企业不透明

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近日在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发表了对贸易战的看法。他表示，时至今日，大家已经逐渐意识到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美国的贸易逆差，而是涉及到科技进步、大国发展、市场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对中国经济下阶段如何发展，樊纲说，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也许早来比晚来更好。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也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需要调整，争取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更好地发展自己。中美贸易差距的三个原因贸易问题是怎么来的。美国为什么贸易赤字？中国为什么贸易顺差？樊纲认为原因有三个：第一，美国的储蓄率太低，中国的储蓄率太高。樊纲指出，虽然日韩都号称亚洲的高储蓄国家，但也只有一两年超过40%的储蓄率，而中国从2000年以后就进入了40%的储蓄率，这种情况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储蓄率越来越高，贸易顺差就越来越大。第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不可避免地会有贸易逆差。这可以用特里芬悖论来解释，即美元的供给不断增加，从而造成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樊纲指出，这两者都是一般性的原因。但现实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确实特别大，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因素——中国想要的东西美国不卖。他表示，从贸易的角度，如果各国都发挥比较优势，贸易是可以平衡的。比如中国擅长产出中低端商品，美国擅长产出高科技产品，如果“2000万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两个国家的贸易是可以平衡的。但问题是美国不卖给中国高科技产品。另外，樊纲指出，中国的发展也对美国贸易赤字有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一直高于经济增长。虽然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60%，但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樊纲还提到，中国加入WTO后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而这些特殊待遇现在都被视为不公平。他引用了前WTO总干事拉米的话，即如今国际上讨论的问题是，是应该把中国看成一个“有很多富人的穷国”，还是应该把中国看成“有很多穷人的富国”。这其中的差别在于，富国需要遵守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穷国则可以享受一些待遇。“中国以前承诺的是15年过渡，15年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没改变，确实引起了很多的不满。”樊纲指出，这是需要大家关注的。中国必须进入新阶段樊纲在会上表示，中美贸易战发出了一个重大提醒：中国必须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中国要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中国要在科技上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他阐述了中国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既没知识，也没资本，只有靠廉价劳动力。但廉价劳动力不能长期依靠。第二阶段，是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模仿、引进、消化、吸收，减少大量的研发成本，包括试错成本。当然成本中除了技术，还包括商业模式的研发成本。樊纲指出，如今堆积如山的自行车，就是创新的成本。过去，中国发挥了后发优势，引进的外资除了带来资本还有知识。他认为，资本到后来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管理。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开放，大量的知识外溢进来，中国由此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但与此同时樊纲也指出，“这样一个长期学习、模仿的过程使我们忽视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包括忽视保护知识产权，忽视让知识产权成为研发者的激励机制。”“所有的事都证明，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必须创造新的机制，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继续学习。”樊纲指出，这个阶段是一个渐进的、逐步替代的过程。“我们最初是廉价劳动力，后来叠加上了后发优势。现在要继续发挥后发优势，继续学习，继续引进外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逐步叠加上来我们的自主创新。”他说“这是出路的问题。”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针对大家关心的贸易战将造成的影响，樊纲表示，最初的影响一定是不确定性，真正的效果还没体现出来。他同时指出，毋庸置疑，贸易战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双输，大家都受影响。樊纲提到了1929年的贸易战，当时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所有国家的平均关税提高到57%，这些国家也推出了反制措施，导致全世界的贸易不断缩小。从1929年到1933年，几年的时间从3000亿降到了不到1000亿，对十年经济大萧条造成了很大影响。

自一战以来，国际格局的一种形态所持续时间大约为40年左右，如一战后的多极格局持续了30多年，冷战的两极格局持续了40多年。然而，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持续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了，这意味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不必然导致国际体系性质或类型的改变，这反映了局部和总体之间的关系。以此为理论分析框架，笔者分析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对国际体系是可能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竞争与中美两极化趋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近日在出席活动时以“以产业链、供应链、全场景融资服务为抓手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为题发表了演讲。黄奇帆指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同角度能得出不同原因和结论。比如，是金融机构不够努力？还是地方政府不够积极？抑或是小微企业散杂小、信用等级不强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其实，这些都不是核心因素。在他看来，我国小微企业融资存在两个体制性障碍：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体系特别是股权融资渠道太薄弱。另一方面，近十来年，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而释放出来的一大批小贷、租赁、保理、担保、互联网小贷公司以及私募、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的理念和约束还不太够，所从事的业务，大量的进入影子银行自我循环的圈内业务。为破解小微企业困境，黄奇帆给出了五点建议：一、商业银行要发挥大企业主办行或大产业链主办行的融资功能。二、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围绕供应链融资。三、在强化互联网金融企业监管的同时鼓励他们形成全场景融资服务体系。四、重视建立“三农”普惠金融融资担保体系。五、予以财政金融等政策性融资扶持。以下为演讲实录：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围绕今天论坛的主题，我就如何解决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谈几点看法。众所周知，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近年来，各国政府无不在推动大企业发展的同时，特别高度重视小企业发展。就中国而言，小微企业贡献了我国60%以上的GDP、80%左右的就业和50%以上的税收。可见，小微企业对有效抵御外部经济风险，激活内部经济需求，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已成为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源泉。发展小微企业，其政策支持与大型企业有显著差异。对大企业而言，由于有比较良好的资本信用和竞争实力，融资能力一般都比较好，融资成本也相对较低，在政策诉求方面，更多的追求准入前国民待遇、同等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市场门槛平等就行。对小微企业而言，更需要的是投融资体制机制保障，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过去10多年，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先后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以推动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特别是近几年在全国启动推广了普惠金融政策，除了要求各大商业银行建立普惠金融部，扶持小微企业融资贷款外，还发展了一大批小贷、保理、担保、租赁、互联网金融企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细分市场、分门别类地助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但是，从实践效果看，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未得到解决，仍然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为此，习总书记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强调“要改善金融服务，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总之，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加快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当前改革发展的重要工作。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同角度能得出不同原因和结论。比如，是金融机构不够努力？还是地方政府不够积极？抑或是小微企业散杂小、信用等级不强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其实，这些都不是核心因素。大家知道，凡是长周期、大面积、反复出现的问题，往往是体制机制性问题，而不是工作群体主观能动性的道德、责任问题。总体上看，小微企业融资存在两个体制性障碍：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体系特别是股权融资渠道太薄弱。2017年，我国新增全社会融资90%左右是债权，股权融资只占不到10%。大家都知道，股权融资体系最大的服务对象就是小微企业、创新企业。小微企业短缺的首先是资本金，最需要的是资本金注入。一个社会如果股权融资比重高，最先受惠的就是小微企业，与之相反，如果股权融资比重低，小微企业在股权市场就很难融到资，在债权、贷款市场更难融到资，因为在这些市场上，主要靠的是信用，信用更高的大中型企业往往挤占了80%左右的融资，给小微企业留下的融资空间太少，造成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试想，当大银行每年的融资额度能轻松的大笔的贷款给信用好、工作成本低的大企业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费工夫、高成本的为小微企业融资呢？另一方面，这十来年，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而释放出来的一大批小贷、租赁、保理、担保、互联网小贷公司以及私募、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的理念和约束还不太够，所从事的业务，大量的进入影子银行自我循环的圈内业务。这些年，银行表外业务、理财业务的资金进入影子银行圈的资金高达30万亿元左右，这些钱成为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钱虽然不少，但大多没进入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体系，而是通过通道业务收通道费、嵌套业务搞抽屉协议以及高息揽储、高息放贷、资金池错配转化为房地产开发融资，转化为老百姓买房的首付贷融资，转化为消费贷、校园贷融资，致使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融资受到挤压，更加难上加难、贵上加贵。因此，推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就小微企业谈小微企业，而要从宏观经济的融资结构、融资体制考虑问题，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从普惠金融的具体操作上看，这十多年，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新生长出来的小贷、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打麻雀、打散弹，缺少产业链金融的系统推进和覆盖。推动普惠金融，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关键是要突出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金融服务概念。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小贷、保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或是互联网金融企业，都要围绕二、三产业各行各业的产业链形成金融服务体系；要与时俱进顺应“互联网+”要求，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打造数字化普惠金融体系，通过挖掘客户交易、结算、征信、资产、行为等各维度数据，挖掘不同类型客户金融需求，践行数据有价值、信用可变现、融资高效率理念，不断改变普惠金融服务，建设全场景融资服务。具体而言，要从五个方面入手：一、商业银行要发挥大企业主办行或大产业链主办行的融资功能。除继续推动各商业银行以小微企业部、普惠金融部为中心搭建普惠金融总行、分行、支行多层次、垂直化组织架构体系，积极发展小微企业贷款外，商业银行要借鉴日本三菱、三井住友银行等经验，着力发挥在资金、成本、金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构造主办行模式，打造全产业链融资模式。要借助服务大型客户较多的优势，精准解决痛点，与产业链核心企业加强合作，将交易信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贯通供应商、经销商和终端个人客户的融资需求，为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提供门槛更低、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服务。特别要注意的是，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传统的行业互保捆绑式金融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有三个：一是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是上中下游垂直的供应链企业为服务对象，而不是以生产同类项企业、同类产品的行业捆绑；二是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主要以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资本信用和供应链的预付账款、存货、应收账款质押信用“量体裁衣”，而不是互担互保、抱团担保、捆绑担保，结果往往掩盖问题、一死俱死；三是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主要是市场化的资源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行政性、主观性的方式配置资源。二、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围绕供应链融资。供应链金融的本质是按照供应链的交易特点，将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联系在一起提供灵活运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一种融资模式。一方面，通过将资金有效注入处于相对弱势的上下游配套企业，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供应链失衡的问题；另一方面，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龙头企业、核心企业战略合作的信用融入上下游企业的购销行为，增强其商业信用，促进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协同关系，从而提升供应链的竞争能力。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供应链融资，既可以是独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依托大企业、龙头企业、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搞产业链金融，也可以是大企业自己设立的小贷、信托、保理机构为自己的上下游配套小微企业服务，还可以由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大企业联盟约定、定向专项服务。无论哪一种方式，供应链融资都是通过应收账款融资、未来货权融资、存货融资等方式进行融资，风险比较小，收益比较有保障。大企业集团搞保理公司、小贷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企业，举措的当的话，往往有“一举三得”效果：一是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增强凝聚力，增强产业链的稳定性，使供应链上收款付款制度更规范化；二是可以利用金融企业牌照和产品特点切入ABS、同业拆借市场，合理的用好市场资源；三是金融机构自身赚钱效益不菲。实体企业集团搞金融，应是围绕主业，企业自身需要而开展业务。比如，对集团内部资金调度有直接作用的财务公司就能发挥内部资金池管理功能；又如，保理公司、小贷公司发挥的是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功能。总之，不能脱实就虚、不务正业去搞些与主业毫无关系的金融企业。三、在强化互联网金融企业监管的同时鼓励他们形成全场景融资服务体系。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但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属性。近年来，P2P网络借贷由于没有资金第三方存管、没有抵押物、没有投资项目与投资者一一对应，坏账、跑路的不少，很容易变成利用互联网搞网上的乱集资、乱放高利贷并陷入庞氏骗局的陷阱，必须予以制止。当然，对互联网金融中不违背金融运行本质的网络小贷、消费金融、支付结算等，理应给予支持发展。这类小贷的规范发展，关键做到四点：一是不能高息揽储、乱集资，主要是用自己的资本金在1：2.3—1：3杠杆比范围内放贷。二是不能违规放高利贷，如果放贷利息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以上，就变成了放高利贷的机构，违背了普惠金融机构基本宗旨和良心，拿着银行的钱自己从中剥皮，“空麻袋背米”。三是放贷对象是产业链、生态链上的关联企业、用户，不能是无关联、无信用、无约束、无场景的散户客户，致使借款人和单位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四是不能“无照驾驶”，必须有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牌照，接受监管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管。符合监管要求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要与政府部门、大型企业、电商平台、数据公司有效对接，贯通目标客户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形成场景融资服务新模式；要强化线上线下立体化服务网络，发挥线下网点多、线上平台便捷的优势，将普惠金融服务向县城、乡镇延伸，根本上要从产业链、供应链、生态链、全场景的为小微企业、实体企业、城镇人群提供融资服务，这样既能做好服务、拓展业务，也能由于信息、数据充分减少坏账。四、重视建立“三农”普惠金融融资担保体系。我国的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除了表现为对二三产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融资失衡之外，突出表现在涉农贷款比重严重不足。农业与农民融资有三难：一是涉农贷款落地难，二是形成有效贷款需求难，三是抵押融资产权不明确，致使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占全部贷款总额的比重仅为5%和1%左右。为此，要加强“三农”融资特别是金融扶贫工作，除了要推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围绕宗旨积极开展“三农”融资工作外，还要解决好涉农融资和农户融资的抵押担保信用体系化。首先要深化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改革，建立统一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信息系统和产权流转市场，帮助农民通过可计价、可变现的有效资产入股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推动农村产权、抵押、登记、融资、租赁、风险补偿、资产处置的一体化经营。说一千道一万，这方面改革的关键是按中央要求，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做好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的“三权分离”改革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再建立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国家可以设立扶贫融资担保基金，各个省区市可以建立伞形担保体系。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会产生坏账，但比例不会高，大体在1%—3%以内，这个坏账，可以由政策性担保公司承担1/3，银行利用提取的1%的坏账准备金承担1/3，农民作为业主也可以承担1/3，这样各方都能够承受。五、予以财政金融等政策性融资扶持。比如，可以加强金融财政政策联动，建立小微企业特别是涉农贷款、保险、担保的贴息贴费和风险补偿机制，推出小额支农贷款的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又如，可以加强对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服务三农的考核，强化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意识。再如，在合理区间为小微企业贷款予以加杠杆的产品创新，支持有条件的小微企业贷款发展规模不得超过底层资产4—5倍的ABS业务。还如，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倡导性、政策性、开发性的保本微利优势，用好用足国家对“三农”、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下浮10%—15%、期限相对较长的政策，加大对工商产业重点扶持领域的支持力度。总之，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方面要在宏观上转变每年新增融资债权比重过高的问题，加强资管业务、理财业务的监管和调控，解决好非银行金融机构脱实就虚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微观运行中，要通过产业链金融体系促进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扩大小微企业贷款投放，降低小微企业贷款成本，有效控制小微企业融资风险，形成小微企业贷款的商业性、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要通过农村土地“三权分离”机制建立农户贷款的担保体系，形成普惠金融对“三农”的覆盖；要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的互联网背景下金融科技发展，推动形成支持惠普金融发展的新格局和蓬勃态势。来源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于北京时间23日凌晨落下帷幕。会后发布的联合公报称，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失业率处于近十年低位，但仍面临金融脆弱性上升、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结构性增长疲弱等下行风险。公报强调，国际贸易和投资是生产力增长、技术创新、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并重申上届汉堡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各国应就贸易摩擦加强对话和行动，以降低风险和增强信心。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出席会议并发言指出，全球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但仍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G20应发挥好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作用，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美财长成众矢之的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出席由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和中信出版集团上海公司联合主办的“名家讲堂”并发表演讲。马云曾经表示，“大数据使计划经济越来越大”。对于这种观点，不久前张维迎教授曾隔空批驳，“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这完全是错误的。”吴敬琏教授也表示，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有学者论证，在信息充分前提下，计划经济可以跟市场经济一样有很高的效率。但实际上这样的信息机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之下的，即便是在今天有大数据也不行。

16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李克强总理同图斯克主席和容克主席共同主持了会晤。双方发表了《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据统计，这份声明共44项，5000余字。传递出中欧双方坚定致力于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推动更加开放、平衡、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等信号。以下为声明全文：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2018年7月16日于中国北京）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美东时间周三发表声明称，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增关税的计划，目标产品清单涉及服装、电视零件和冰箱，加征的关税约为10%。这意味着贸易战可能将如特朗普之前所威胁的那样进一步升级。美国挑起这场贸易战到底要做什么？中国如何应对？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日前在出席由中新社主办的国是论坛时谈了她的看法。以下为报道原文：7月6日，中国对美反制措施正式开始实施。

事情正在起变化。刚刚，特朗普政府又打出了两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牌。按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日公布的信息，因为中国对美国加税的反击，特朗普已下令，开启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的程序，涉及行李箱、轮胎、猫狗粮、电视机元件等广泛领域。500亿+2000亿，目前美对华关税已覆盖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确实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贸易战。美国步步紧逼，似乎不达目的不罢休。中国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即发表谈话说：美方以加速升级的方式公布征税清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对此表示严正抗议。美方的行为正在伤害中国，伤害全世界，也正在伤害其自身，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中方对美方的行为感到震惊，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共同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反对贸易霸凌主义。与此同时，我们将立即就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向世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请注意关键词：加速升级的方式、完全不可接受、表示严正抗议、不得人心、感到震惊、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反对贸易霸凌主义、追加起诉……特朗普你这么乱搞，中国还是有点震惊的。但中国应该也早有心理准备，这个回复态度，既坚决应对，但又冷静理性，总体还是很淡定。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按照预案加码执行吧。微妙的变化，也正在发生。就在美国又打出2000亿美元牌几乎同时，中美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很意味深长。第一件，美国芝加哥市市长伊曼纽尔，率大型经贸代表团访华，参加7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2018年中国市与芝加哥市投资合作论坛”。第二件，美国特斯拉公司在上海签署投资协议，将在上海投资建设特斯拉超级工厂，年规划产能达50万辆纯电动整车。看到了吧，这一边美国总统大棒挥舞，对中国商品各种绞杀；那一边，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也在事实上采取行动，为特朗普纠偏。道理很简单，特朗普作为非传统的美国总统，可以玩个性耍花枪；但地方政府必须更注重民生，与中国扩大合作，有助于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哪怕特朗普再反对，芝加哥市长还是来了中国。对2000亿美元关税牌，美国商会就立刻提出批评说：“关税就是税收，简单明了。对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将提高美国家庭、农民、农场主、工人和就业创造者的日常商品成本。这还将招致报复性关税，进一步伤及美国工人。”中方必然要反击，美国企业也在思考对策。特斯拉被认为是美国创新的标志性企业。在这个节骨眼中，该公司就决定在上海设置超级工厂，更显现了中国市场的魅力。要知道，50万辆的未来产能，相当于特斯拉现在在美国年产量的5倍。贸易战打到这份上，先是哈雷摩托跑路，现在又特斯拉去了中国，估计特朗普又要发飙了。斗争还在继续，考验还在不断升级，但也不必过度慌张，进展中也蕴藏着新的变化。最后，车轱辘话也不多说了，牛弹琴谈几点粗浅的看法吧：第一，这将是一次持久战。特朗普的个性和作风，以及美国当前还不错的基本面，决定了特朗普不会轻易收手；但美国这种贸易霸凌主义，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显然也不会屈服。双方的实力对比，又决定了没有一方具有完胜的能力。因此，这将是一次持久战、拉锯战、消耗战，也不排除在一些节点，还会突然激化。第二，这更是一次心理战。从3月下旬美国放出贸易战风声，迄今已经3个多月，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舆论攻防。对中国来说，突然碰到这样流氓做法的美国，心理冲击显然更大一些，脆弱的股市也显现了一点。但从总体上看，双方民众也基本接受了这种无奈现实。当然，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肯定斗不过特朗普这种耍流氓的“交易的艺术”。第三，中方显然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是：绝不接受美国的霸凌和讹诈，但以更开放的姿态加以反击。比如，允许特斯拉在中国开设独资车企，这就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这也显现了中国的自信：用开放竞争倒逼国内产业提升，中国正在开启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美国地方和企业也在布局，希望抓住新的商机。从某种意义上说，2018年，注定是史诗性的一年，不仅仅这一年是又一个戊戌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史无前例的贸易战之年，更是中国经济努力蜕变的一年。当然，前提是中国要冷静要清醒要淡定，既要善于斗争，更要善于团结，还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有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这毫无疑问是一场惊心动魄又荡气回肠的斗争。更大的暴风雨即将到来，也算是一种洗礼吧。没有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本文来源

其一，中美经贸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双方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彼此的重大关切。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话说，“中美贸易冲突不是通过一两次谈判、在一两年之内就可以解决的”。

第一，要把国际投资纳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中。当前，跨国公司、跨国投资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也是重要的表现形式。跨国投资是关系到全球经济下一步发展的重点，会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新一轮推动作用。

今年5月，以3:0的比分赢下中国棋手柯洁后，AlphaGo宣布退役，但DeepMind公司并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伦敦当地时间10月18日，DeepMind团队公布了最强版Alph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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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回避使用战略这个概念和术语，我觉得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向国际社会宣告，这是我们中国同外部世界强化合作共赢的一个新战略。讲明这一点有助于释疑解惑，有助于化解各种各样的猜疑、曲解和误读。

国际金融论坛（IFF）基金理事会联合主席

《国际金融论坛2016中国报告》发布会暨2016陆家嘴论坛闭幕会议于2016年6月13日在上海召开。国际金融论坛（IFF）副理事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演讲。

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2.52%，利率决议前为2.56%；3年期国债收益率跌11个基点至1.754%，创3月2日以来最低；1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1.751%，创历史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