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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之变”从何来？——刘三解《青铜资本》书评（一）
十月己酉，劾曰：女子尊择不取行钱，问辞如劾，鞫审·己未，益阳守起、丞章、史完论刑杀尊市，即弃死（尸）市。盈十日，令徒徙弃冢（冢）闲（间）。——湖南益阳兔子山九号井秦简一般来说，我们理解的周秦之变，是从一个较为松散的状态，走向集权的过程。而近年来一些秦代简牍的发掘，又给出不同的视角，如“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用钱善恶杂之，物杆易”，加上《吕氏春秋》描述中，秦人对财富交易的推崇，似乎秦国又变成了促进商品流动、市场发展的积极因素。更有甚者，把金融与集权，秦制与市场化、私有化联系起来。这些结论，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刘三解先生的新作《青铜资本》，就是对这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和结论，从货币运行角度，进行深层的辨析。被理想化的周制谈周秦之变，不能脱离商周之变。小邦周代大邑商，对于周文明本身的建构就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为了加强合法性，周制从祭祀到权力分配上，遵循一套通过文王受天命，殷商的统治合法性转移到姬周的叙事，后来伐纣成功的武王也加入这个叙事体系，文王、武王代表了天命的转授，以后代代周王，原则上并不具备文武二王的地位，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又是经天命转授的列祖列宗赐予而来。商周之际，“天”逐渐从涵盖天地万物的庇佑，逐渐转为对于得天命者宗族的特殊保护，所以天命观转变，本质上是宗族意识构建的强化。周人宗族意识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如此一来，才有真正意义的宗法制。相比之下，殷人的宗族仍处于自然状态。所谓自然状态，是指按血缘为纽带，以繁殖为主、迁徙为辅进行扩张的共同体。在血缘家庭内，按自然伦理，以父母为家长权威。包括商贾在内，所有社会团体都是自然血缘家庭的衍生品，其尊卑秩序都按血缘关系，所以社区合族而居，以宗族的考、长为尊。随着人口增加，会不断出现有丝分裂，从旧宗分新宗。新宗相对旧宗，旧宗相对更旧的宗族，互为大小宗。这点在人类世界是普遍存在的，于是张光直认为周制宗法与殷商是有共性的。然而，周代宗法上的大宗，并不依照氏族自然演化顺序，而是发端于立法者的礼制。因此，立法者于周来说，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殷代周，需要周文王，周文王以前，入周原，需要古公亶父。在周代建立以后，出现的封建构造也是前所未有的。周的封建，如《左传·桓公二年》所指，分为“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天子建国，指周天子先给受封者赐姓，再授土授民，以此分封诸侯。诸侯立家，指诸侯分封卿大夫和士，被诸侯以赐爵食禄的形式授予“氏”的称号，诸侯本身是不具备天子授土授民的权能的，所以只能以“命氏”的形式间接授予土地，因为氏族本身就是与地域捆绑的概念。建国、立家，是按宗法形式，通过赐姓、命氏来进行的，天子可以赐姓也可以命氏，诸侯却只能命氏。姓氏都被现代人视为自血缘顺延，与生俱来的属性，在周代并非如此，尤其是姓，是以权力分配制造血缘脉络的发明。在周以前，氏、姓的概念是一样的，周人赐姓命氏，氏上设姓，可以使异氏集团能寻出他们的共同根源，不至于随着时间推移，人群因地域流动而分化。正所谓“周人重同姓，因此不再分封使别”。制造血缘，再以血缘纽带作为维持权力的工具，并非自然而成，乃周人立宗法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自季历以后，文武开疆拓土，会盟四方，通过赐姓命氏，把原本连血缘纽带都不存在的势力拉入自身宗族的事，不知干了多少。周制构建的原点被低估的周天子血缘共同体掺入了强大的权力构造，共同体顶层的威力就不一般了。《礼记·玉藻》：“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周以前相对平等的王与诸侯关系不复存在，诸侯开始默认自己就是天子的守土之臣。不仅如此，按宗法秩序，如《礼记·郊特牲》所言：“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如果说对姓氏进行调整，属于亲亲原则的运用。那么尊尊原则才是周人宗法制的重点。尊尊原则重于亲亲原则，也属周人特色。从周开始，臣要有为君斩衰的义务，子若是与所继承的父亲没有直接血缘关系，服丧时对这位父亲的丧礼也必须尊于其生父，生父的丧礼降为齐衰不杖期。亲亲和尊尊一起发力，周天子的威力就大了，西周实质上成了一个形散实不散的权力组合体。将周代称为城邦国家、酋邦国家、分立国家、封建国家还是宗族国家，都是不准确的，李峰教授干脆新创了一个概念，称之为“亲族邑制国家”。大大小小共同体，以邑来命名。小邑与小邑之间通过道来进行连线，“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就是道路宣示主权之用。不仅如此，沿途十里设庐，三十里设宿，五十里设市，作为小型的仓廪。主要是为了从小邑连到作为诸侯国都的大邑，以募集物资，大邑再连到周的王畿。在西周国家里，诸侯分内外服，按权利顺位不同，负有不同的义务，总之，都必须缴纳一定的贡赋给周天子。具体的程序，就先在共同体聚居的邑内，完成征收，孟子说“百亩地而彻”，“百亩”现在被证实是不准确的，不过“彻”作为周人特色的宣示，全体共同体成员都负有对共同体主人缴纳的义务，这点是普遍存在的，也是广大殷遗民服从于周人统治的证明，作为交换，殷遗民里的强大宗族也得以被承认为国人。如果说亲亲、尊尊听起来太虚无缥缈，周王室还有更实质性的统御工具。首先，周王畿不仅包括关中的宗周，还包括处于关东要冲，人力充沛，可以吸纳大量资源的成周（今洛阳一带）。西周建立之初，宗室相对于诸侯就有着绝对性的资源优势。周式封建是周王畿通过大小邑和道，层层吸收封国资源，再根据需要，把资源调配到有需求的封国。周在中心地带的封臣，如卫、郑、召，本身就是重要的中央官僚，长期任职于王畿，便于控制，在相对边缘的鲁、晋、燕，面对数量处于压倒性优势的被统治群体，很难具备自己寻租，建立独立权力的能力，无论疆以周索、启以商政，还是疆以戎索、启以夏政，都有赖于中央赐鼎授铭，假周天子之手，重新向被统治者建立—原来殷商就已建立、被转移到周人的寻租关系。当然，实际上需要镇压的时候，也离不开周王畿的资助。而且，周王室还有向诸侯国命卿、监国的能力。也就是说，利用资源上的绝对优势和意识上的统御地位，中央对诸侯以下更低级的在地势力，以授予卿大夫的形式进行再分封，绕开诸侯对次级势力进行再寻租，以任命直接听命于中央的官吏，还可以把诸侯原来的蛋糕做小。通过簋铭的还原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