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2年后,我干脆用存的钱进了点零碎的日常用品,比如袜子、手套和鞋垫什么的,开始摆地摊卖。那个时候其他姐妹们都羡慕我,觉得我终于能够有个好的开始了,以后可以慢慢地留在城市,做个城里人了。”

【作者】黄应贵，台湾大学社会学学士、人类学硕士，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所兼任教授。一个人类学者对于人类学的看法，从我个人的经验，至少有三个主要的来源：一个是国际人类学知识发展的冲击，另一个是研究对象的刺激，最后是当事人人生经历的影响。对我来说，这三者是相互影响而纠缠不清的，但人生的经历却是最初影响我决定念人类学的主因。因此，我从这里开始谈我对人类学的看法。一、青少年时刻骨铭心的经历虽然，人生是由许多琐碎而平淡的生活经累积而来，但最关键性的影响却往往是几件刻骨铭心的特殊经历。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在初一（现国一）时，星期天常与一位好同学一起去嘉义市区最大的一个市场卖菜。对于像我在战后出生的这一辈人而言，这在当时其实是个非常平常的经历。因那时大家都经历战后生活困苦的环境，只要能改善生活的事，大家都会去做。不过，当时在周日以外平常日子里，我们还不能在此卖，因在市场的正常规定范围内卖东西时，不仅有一定的摊位，而且还必须付钱给管理委员会（听说是由黑道所把持）。只有在周日，警察跟合法摊贩都会放松控制，让市郊的小农得以将他们自己栽种的农产品拿到市场卖，因而小贩往往一路排到市场外马路旁卖。由于年纪小，我们只能用大菜篮将自己种的菜，排在市场最外围、最边边的街道上卖。但有一次，一个警察走到我们的摊位前，先骂我们造成市场杂乱，然后竟然一脚将我们的菜篮与菜一起踢到路旁的水沟里，让我愤怒得想打那个警察。我愤愤不平地跟我同学说，「我一定要改变这社会」。这件事便决定了我一生。因为到高中时，我原念生物组，而且还念得不错，在当时的嘉义中学还蛮有名。但到高三的最后关头，我转考人文组。因为，当时的我还是没法忘怀少年时市场卖菜时的愤怒经历；总认为自己应该去念个经世济用之学。而那时所知道的经世济用之学便是历史学。这是我当时的历史老师的功劳。因他正是李敖在台大历史系的同班同学，每次上课便大谈李敖当时很畅销也很有争议的《传统下的独白》。我也就这么一相情愿地进入了台大历史系。二、历史系时的启蒙到了台大历史系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我记得唸过一篇〈中国第一条电线〉之类题目（确实的题目已忘了）的文章，只为了证明哪一条才是第一条电线。但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电线在当时代的中国，有怎样的意义？而不是哪一条是第一条。失望之余，每天便沈醉在小说中，特别是旧俄时代的小说。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助夫兄弟》等的小说，这些都影响我后来研究的主题到今天。像《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在跋中便进一步讨论小说中的主题「什么是历史？」因为在小说中，打败法国拿破仑的俄军统帅，在整个过程中，他几乎没有做任何决定。是以，他自己认为真正的胜利者是平民百姓，而不是他。是以，历史的主体是平民百姓，而不是帝王将相。而这也正是我现在在处理的「历史人类学」问题。不过，在历史系一年中，除了上述读小说所带来的启发以外，最直接的影响便是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让我第一次知道了社会学以及「救中国必须由了解中国社会做起」的学术立场。而自己也觉得社会学更合乎我「经世济用」的目的。因此，我便转学到社会学系。三、社会学系时的人类学反省转到社会系之后，因是外来学问，必须念英文书。因此，英文不好的我，在大一暑假开始时，我在文星书店买了第一本最便宜的英文书来念。这本便宜的口袋书，便是米德（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