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浪（1961－2018），原名孟俊良，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上海吴淞，中国现代诗人。孟浪于1978年到1982年在上海机械学院（现名上海理工大学）就读，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投身非官方的地下文学运动。1980年代初中叶到1990年代初叶曾先后参与发起创办或主持编辑《MN》、《海上》、《大陆》、《北回归线》、《现代汉诗》等中国大陆的诗歌民刊，是1980年代中國“海上诗派”的著名代表。曾于1992年获第一届现代汉诗奖。1995年到1998年任美国布朗大学驻校作家。1995年到2000年间也曾任《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执行主编，2001年作为主要创办人之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现名独立中文笔会）。2018年12月12日病逝于香港。我从本能上排斥写有关孟浪的种种，一是不想去想；二是我们迟早都会重逢、或者在此时此刻，孟浪就生活在与我们平行的一个维度：他能看见这个世界，只是我们看不到他——对此，我深信不疑。孟浪二年祭，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和师友，似乎我感觉还是要写点东西，不是怀念，而是一种呈现，我最后一次在田园书店和孟浪相聚之后，还有一次没有实现：我陪孩子度假，也想让她见见孟伯伯，孟浪为此随着我坐的大巴，换了几个地方我们都没能下车。就这么、就这么了……之所以要写这个“我与孟浪”，是因为孟浪的有些时间、空间交叉处，可能只有我写，方能使孟浪呈现的更完整。所以，要捎带一些文字：1979年我中断高考做为平反被照顾子弟，成为矿务局采煤工，那年我未满十八岁。在此及以后几年时间，因为大量投稿退稿，成为单位一个神秘的“名人”，这期间我往来的路线相对熟悉的，就是矿务局与北京和平里煤炭部招待所：我用出生入死的高工资和零星的稿费，到人大北大等瞎逛，直到1985年阴差阳错成了安徽大学世界语专业的学生。之所以顺带交待这些，算是为“我与孟浪”做一铺垫，假如不是这些“前提”，我不会在1986年因同时发表一小说在浙江文学青年杂志、当时在深圳华强公司的文友而未等毕业就投奔深圳、也不会因为找不到要找的人，困于红岭招待所四处找工作时，冒昧给深圳青年报徐敬亚先生写信求援，并获得徐敬亚先生的帮助，到报社帮忙拆拆信封和作者来稿——从某种意义上，我在深圳的文字缘起，是徐敬亚先生：我一生对此心存感念！接下来就说到我与孟浪。1986年应该是夏天，我正在青年报徐敬亚先生的办公桌拆信封，隔壁是李正天什么的在抑扬顿挫什么……，有人进来找徐敬亚，这就是孟浪。当然，他们好像也还没见过面。转天，我在兴华大厦找了份教材编辑的工作，离开了青年报。再转天，孟浪拿着徐敬亚写的“介绍信”来找我，看能不能谋份差事，那几天时间，孟浪住在我当时公司在田面的二层民居的集体宿舍，有两次半夜一两点钟，也不知道他怎么爬进二楼窗户，到我那挤一宿：为此，我与当时公司同事（也是上海人）起了纠纷，我背依案板有一把菜刀，顺手扔将出去，斜着对方的耳朵飞到后面的门框上，对方吓着蹲到地上的结果是，公司老板（湖北剧院编剧）小心翼翼地与老婆把我请到在园岭的家里，边给我听梁祝边弹钢琴，送我一辆自行车后我离开。那一段时间，因为孟浪我认识了陈寅，因为陈寅认识了刘国越、认识了广州李苇等等；因为徐敬亚先生而认识吕贵品以及在“上不去下不妙”徐敬亚、王小妮先生家里的餐桌上，曹长青先生用白色蓝字的深圳青年报信封，写了一沓给我找工作的“介绍信”……，这些都是昨天今天的发生；接着又生出另外多支，马建和谭甫成以及谭甫成骑车载我去找工作、吕贵品陪我到京鹏大厦九层找当时办两本香港广告杂志的金哲群并当场发了本记者证……诸如此类，没有一百也有几十来回交集。真正与孟浪“亲密”的是1987年的深圳大学：当时孟浪已经在深圳大学编辑出版中心找到工作，我被深大当时创办校外课程部的钟文先生录取为深大学生（没有上过一天课）。我就找孟浪，与孟浪挤在他的弹簧小床上，彼此嗅着对方的臭脚丫数夜……。孟浪日常里细致，即使给你一把钥匙也会装在信封里封口。他知道我囊中羞涩，当然他也不富，平时相互关心都是“不着痕迹”：他装着随意把饭票扔到床头的桌子上，我也就无所谓地拿着去了食堂。在深圳大学那一个夏天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天南海北来的找张三李四都时时聚散，那一段先是翟炜、后是贝岭以及更多更多的人都相对日常“亲密”，孟浪对女性感兴趣，是我和翟炜给“带坏的”：那时我写的小说里有一句“我欣赏女人的臀部，正在用笔解刨她们”，孟浪就一本正经对我说“要尊重女性”。诸如此类，一起到南头书店“读书人偷书不叫偷”相互打掩护地顺了多少本书，已经记不清楚了，每次都会在扉页写上“标注”。在深圳大学，经常看到孟浪写信，看到开首就是维国、东东等等，由孟浪到郁郁、冰释之等等上海诗人以及到今天的老友。深圳大学那一段时间我居无定所，每天写“为什么我的前胸一团漆黑，光明刺入的我肋骨让我痛苦”、“你为什么站的直，因为穿着上浆的内裤”等等文字，此前后因为我写小说而得到诸多朋友抬爱并四处推荐，我也算彻底终结了我毫无天分的“诗才”，陈寅介绍广州李苇（刚在《上海文学》发了“为什么我进不了电视台”），数夜在广州泰康路的阁楼里畅叙；马建、石涛到深圳大学时找我不遇……，那一段被贝岭“挑拨”我与张亮（南方）打了一架后，张亮向我介绍“胡利娅姨妈和作家”；而孟浪也开始找我尝试写小说——后来知道孟浪写小说，多多少少与我那时有点关系。那时候的人际关系非常单纯，只要自己认为好的就相互交流，刘国越向北京的黑大春、雪迪等推荐；马建向人民文学的朱伟等推荐，并在当年写的向海外推荐中国“先锋派”里提上一笔……。诸如此类此事，举不胜举，是温暖一生的友情和时光。后来在北京，一段时间里得到大春兄长般照顾。1988、89年，由国越介绍，为了摆脱朝不保夕的生活境况，我开始做印刷生意，也离开了深大，那时深大平时的“热闹”业已日渐冷落：我由此算是封笔。与此同时，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实那时的深大，原来的“圈子”已开始“散架”，贝岭把云鹰楼的钥匙给我后，就再也没见过；旁边楼里的钱俊去了美国还有钱俊楼上（有一年过什么节）正在写《诗化哲学》的刘小枫等等，都各走各路：一个温暖而正在汇聚的“气场”，就这么开始“漏气”直到不久后四散奔突。当然，孟浪每每进城，大多数必然会找我，中间种种日常要万字以上也不能尽叙。直到有一天，孟浪找到我，我领他到当时的金城大厦22层住处，一进电梯就眼泪鼻涕（不是因为他的鼻炎），我给他递纸巾并且一边嘲笑他，原委不说（孔维民兄的文里说了），由此相信，孟浪在深圳除我之外，可能在别人面前他不会这样。1990年左右，我开始北返并定居北京算落地生根。偶尔可以听到孟浪的音信，直到我文首提到的最后一次香港不遇。从1987算起，三十多年过去了，二十多岁到现在多已近花甲或已过花甲，梦幻泡影，醒来就是青春，只是生命栖息的的空间不同。想到孟浪，因为温暖而居然没有悲伤但眼眶发热。借此群聚，看到里面谋面或未曾谋面的老友和熟悉的名字，“我与孟浪”算是补一个漏：见或不见，他都在那里。向群里师友致敬！因为孟浪，我们重逢。我已经忘记了我还有一个名字，以此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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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1年之后的中国情报史基本上就是共产党、前共产党、潜在共产党同情者之间的明争暗斗。共军就不说了，军统那里被共党渗透的一塌糊涂，中统那里颇有一批得力的人是前共产党，能力最强的张冲成了中共同情者，要不是死得早，可能就被周公给招入麾下了(张冲托孤周公，其子女都是中共)。蒋介石到了台湾，带头扑灭共产党在台地下力量的，还是两个共党叛徒，一个是蔡孝乾，一个是抓住蔡孝乾的谷正文。汪精卫那里，特务头子周佛海是中共创始人，党龄比共党特务头子周公还长，而且没去苏联进修过，纯土产。手下几员大将丁默邨、李世群、胡均鹤都是共党叛徒，胡均鹤还是赵尚志的亲妹夫。汪精卫那里，身边的秘书有中共，76号的顾问有中共，军法处有中共，梅机关有中共，岩井公馆里的中共卧底更是著名的五重间谍袁殊。范纪曼在中央大学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