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知识分子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既狂热又焦躁，过分热衷于政治、过分崇尚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政治活动的目标与其说是将一种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说是消灭一种信仰的敌人，将世界强行纳入自己的理念。对《路标文集》，我们过去持简单否定的态度，说它是一些“革命逃兵”在宣布“他们与解放运动决裂”。但实际上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反映了俄国现代化过程的两次大转折（1917、1991）中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尴尬，突显出俄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深邃与自我反省等特点。正因为如此，该文集在剧变后的俄罗斯多次再版，被认为是从思想上和传统文化根源上探讨苏联体制形成的最权威的著作，甚至被誉为“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最经典的代表作。事实上，远在1905年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等人就开始反思政治激进主义。总体而言他们认为，“革命”会造成人类的退步，防止革命、用改良把社会震荡减到最小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是上策。对于二十世纪三次俄国革命的反思，他们认为仅仅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狭义的社会学”层面分析是不够的，只有从俄国知识分子整体发展史进行梳理，上升到灵魂深处挖掘，才能找到俄国问题的根源。▌极端主义是俄国的文化传统别尔嘉耶夫等人认为，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由于专制国家的农奴制压迫形成的社会鸿沟，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力求极端”内在冲动的特点十分突出。17世纪宗教“分裂运动”后，民间出现了一批不认同官方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俄国不是真正的东正教国家，而是一股玩弄权势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因此作为分裂运动的传人，“他们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特有的“分裂”气质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持一种极端偏执的行为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流行极端的表达方式，激情既是创作的原动力，也是极端化的催化剂，当然也只有依赖于思想的狂热和自我沉醉，他们才能经受住迫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存下来。这种绝对形式是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由于俄国的分裂运动和国家的专制主义压迫，急躁、激进的情绪一直存在于文化阶层的大多数人之中。19世纪40年代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整个过程都过于政治化了，与沙皇政府相对立而产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充满了绝对化的血腥和虚无主义的无根基性，他们把文化这种民族的精神支撑物，随意地和统治阶级话语霸权绑在一起，以批判否定作为武器。文化激进主义典型的口号是“不要调和！”它与社会激进主义遥相呼应，争相与温和、中庸对立，从否定国家到否定一切秩序。于是俄国思想史上兴起了“旋风效应”，向激进主义每迈出一步，就伴随着更加严厉的批判与否定，否定过程导致文化连续性的中断、裂变和不断重组，使俄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稳定的连续性，进而导致思想界视野的缩小。统治阶级对知识阶层打压和禁锢，赋予了思想家蒙难者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青年人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兴趣，促成了革命党情结。沙皇出于维护自己利益和对革命的惧怕，严酷镇压革命者，进一步导致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于是形成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正是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模式，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专制管理形式，世俗化资产阶级社会的难以独立，以及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等特点。因此，俄国历史上西化与反西化、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都是用激进方式进行的，对立双方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虽说处于统治地位的沙皇政府要负主要责任，但文化激进主义无疑是民间的社会矛盾导火索。从此，妥协、让步、协商、秩序、保守、温和、法律这些原来的褒义词，都成了骂人的话，使对立两极再没有回旋余地。民主化的优良品格：光明磊落、相互信任、善于妥协、宽容大度等等越发没有用武之地，这些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特征为社会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夹击，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境地。激情导致的冲动可以产生很大力量，但是激情消退后又会造成蔓延社会的失望与颓废。所以至今有人断定由于极端主义传统所致，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俄国一开始就是乌托邦式的，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形似而质异的假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俄国的群众运动永远都不会成为社会民主运动，哪怕是‘带有俄国特色的’。俄国左派若想成为有影响的力量，他们肯定是激进的。”▌文化激进与“革命崇拜”由于社会变革时期改革的“不公正性”，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速度完成了嫁接，这是因为知识阶层在上层改革需要纠偏的情况下缺位，以及民粹大潮涌起时草率的引导，促成了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社会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会情绪“激进化”和“雅各宾化”，政治紧张、民族紧张和社会紧张极大加剧，它像脓疮一样在俄国社会积存了数十年，等待着疮口破裂的一天，给民粹主义化的激进党派提供了趁乱而起的机会，因为他们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则不具备感染民众的能力，“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民主原则对动荡的革命时代不适用，民主本来就是妥协的产物。俄国却以“革命崇拜”来办一切事情，把“妥协”地相互退让看作是最缺乏“革命性”的表现，在充满不可调和的二元对抗中，宁肯同归于尽也不求“双赢”。斗争时代总是那些采取极端手段的人、热衷于铁腕的人可以获胜，只有专制才能结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一切，促使拥护激进变革的人纷纷走上街头。战争失败又加剧了社会结构的瓦解，动摇了政权的权威，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把同旧时代有关的规则当作嬉笑怒骂的对象，各种积怨都可以公开发泄。由于历史色盲症的互相传染，人们改变了对暴力的态度，通常认为刑事犯罪的事情现在都成了赞扬的对象，恐怖活动被赋予赎罪祭祀的职能。复仇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社会已不再区分死亡和谋杀的界限。在“不能戴着白手套干革命”的口号下，可怕的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效应全部被释放出来。在这一系列链条当中，初始的文化激进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它的先导宣传与后来的社会动荡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一个链条过程。产生后来的巨变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支撑是复杂的，不能说它是文化激进主义的直接产物，但有一点很清楚，没有19世纪后半叶起在所谓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培植起来的精神氛围，政治激进主义就不能出现。正是在政治激进派中间，普遍赞赏法国大革命的最血腥的思想，认为群众对“压迫者”和“革命的敌人”实行政治上的极刑是人民神圣的权利……国家的落后和拒绝改良在政治激进派那里都变成了优势，只要有助于社会矛盾的激发都是他们乐于看到的，甚至骇人听闻的灾祸——世界大战都被看作天赐良机，政治激进主义是这些情绪的集大成者并成了毁坏过程的催化剂。▌广场式的哗众取宠最能得到群众批判“道德虚无主义”是俄国文化保守主义要完成的第二个任务。他们发现长期以来的历史总是教人学坏，在反对美学“暴动”的主宰下，在世俗化、物质化的文化背景下，俄罗斯传统的圣徒精神被抛弃，不择手段的“小人”总能战胜善良的“君子”，恶行能大行其道，良知与善的声音总是那么胆怯、那么低哑、那么不自信，爱远远退位于恨，谁要是热爱上帝，即便他没有妨碍任何人，他也会被认为是民众的公敌，宗教成了反动势力的必然延伸。谁要是热衷真与爱，他就会被怀疑对民众的幸福漠不关心，谁要是致力于创造性的纯粹文化研究，他便会被归类于不齿于人类的“反动学者”与“养尊处优者”，有教养、有文化则被讥讽为“脱离了人民”，以至于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文豪都认为，“俄国上层文化的主要错误在于脱离了人民”。他们一生都具有被底层抛弃的负罪感和孤独感，竭力表现自己的亲民形象。知识阶层在“拜民主义”的社会氛围内，第一步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放弃了做人的底线。究其原因何在呢？可以说从绝对主义中衍生出来的“道德虚无主义”在俄国造成的影响，这种人格的变异和心灵扭曲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清理。从民粹派开始一直在宣传这样一种理念：社会进步高于个人的自我完善，整体的利益、崇高的目的与个人道德操守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这二者是不同步的，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宏大叙事中被抛在一边。从涅恰耶夫开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许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既然以“善达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碍，那么“以恶达到善”是不会受到谴责的，因为“目标是正确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的”。于是，政治上的轻率与摒弃道德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为放弃自我完善的道德沦丧找到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怪不得还在1870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就称涅恰耶夫“原来是个普遍的流氓”。广场式的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很容易造成更纯朴、更敢作敢为的印象，对于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来说，总是愿意把自己的幸福和灾难和外部的强力联系起来，对于现状总是存在着一种绝对完整的观点，这种心理习惯于推卸掉个人责任，希望在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中快速翻身，于是“印象主义者”和急功近利者常常离开理性的力量而奔向狂热的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激进派，而这些人恰恰不是从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着想。俄国为暴力付出的社会代价、文化断层是无法想象的，革命打碎了旧世界，同时也毁掉了此前所有的文化积累，新世界只能在蛮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筑。▌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俄国革命的实践表明，凡是那些关心道德操守，认为任何政治斗争行为都应该具有道德底线的人，都被认为是“书呆子气”，这也是区分政治激进派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重要标志。不讲道德的人与讲道德的人竞争，永远是前者胜出，这是一个规律。早在1917年时孟什维克李伯尔就说过，不是群众追随政治激进派，而是政治激进派追随群众，他们没有任何硬性的纲领、没有底线的原则，对群众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先予以接受，“我们往往对工人说，他们的要求是办不到的，而政治激进派却对他们百依百顺，我认为被粉碎的是那些有纲领有原则的人，而那些没有纲领、赞同人和群众口号的人是不能被粉碎的。”其实，谁都知道“革命”这种宣传是只能我用不能他用，只能是一次性的，颠覆掉已有的合法秩序后，就需要迅速地重建权威和规则，而且是更严酷的更铁腕的统治，否则道德沦丧的恶果很快便会降临在“以恶达到善”的弘扬者身上，因为如果任其泛滥，每一位宣扬者都会成为它的牺牲品。个人的道德素养、自我完善、操守品德与社会运动不能脱离，很难设想一个缺乏高贵心灵、在日常琐事中没有“向善”的道德低劣者，可以为了崇高信仰不惜牺牲个人，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倒要怀疑目的的真实性了。而且在“以恶达到善”的实施过程中，恶行任其大泛滥不被谴责，不择手段成为相互追捧法则，即使达到了目的，“向善”的社会的道德规范已被破坏殆尽，这种“理想社会”即便实现了又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俄国革命导致原来知识分子最为称道的道德观念的迅速瓦解，使俄国积累了多年的道德堤坝顷刻间坍塌。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人们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最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随后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了”。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看起来转化为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存在的只有两种可能：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在民粹派“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群氓”的一种手段，人民根本不是社会的主人。但更可怕的是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道德虚无主义者在走上这条不归路之后，就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非此即彼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大家都在比谁比谁更流氓，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俄国知识阶层政治观中特有的、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导致了他们道德上的堕落和政治上的激进。即便在马克思那里，宗教也被称为“无情世界中的感情”，是它护卫着俄国人的心灵。宗教除了是世界观的基础以外，还有舒缓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慰藉心灵、约束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的作用，在天气寒冷、地广人稀，一直具有村社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传统的俄国，宗教更是不可替代的，政府调控只能约束社会外部表征，真正在人们心中制约魔鬼般贪婪的是宗教。同时宗教也是转型期社会中精神文明的最重要环节，搬去彼岸世界这块石头，“世界观的整个建筑就被破坏掉了”。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灵之根”和“价值危机”的原因所在。1861年大改革以后，民粹派倡导的道德虚无主义的宣传是俄国精神面貌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刻的特征，从对客观价值的否定中推导出来的对民众的主观利益一面倒的呼声，并对它加以神化，得出唯一的结论是：人的最高任务是服务于民众。它的最大误区在于：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的唯一幸福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主观需求的满足，因此俄国知识分子被要求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改善大多数人命运的事业，与此相反的一切都是罪恶，理应被清除。这种思潮指导着俄国知识分子的全部行为和价值评价。涅恰耶夫的一句著名格言是：革命者是注定要死亡的人，他们没有一切个人的利益、没有个人的事业、情感、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名字，他们所拥有的只有一种事业、一种思想、一种狂热：革命。革命者与文明世界的公民秩序绝交，与这个世界的道德情感绝交，他们厌恶这个世界的一切创造，一切科学，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科学，那就是——摧毁。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民粹主义的整体利益说教、道德虚无主义、政治狂热、形而上方面的无原则等等，要求实质上最为苛刻的认真态度，表面上看都是相互对立的，其实具有强大的心理兼容性。导致的结果是俄国知识分子与严格的创造性的准确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格格不入。如果要说总结的话，整个俄国的思想发展史被涂上了一层“道德功利”的色彩，思想家们在思想体系中寻找的并非科学的真理，而是对于生活的裨益以及所谓表面上世俗的“成功”。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仅仅基于特别实用的层面，对民众的教育仅仅作为改造他们生活的福利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俄国知识分子的社会道德思想逐渐枯竭干涸，他们道德之源汇入了社会主义和革命性的河道，在“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口号下，革命者要消灭妨碍它达到目的的一切人。涅恰耶夫的《革命教义问答》就把人类积累数千年的道德标准作了颠倒的扬弃，“革命者唾弃当前社会道德的任何动机和反映”，凡是有益革命的都是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的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涅恰耶夫道德判断被后人继承，例如托洛茨基就认为，争夺权力就如同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为了崇高事业，可以做一切恶行，可以联合强盗、可以深入到秘密警察中、可以通过告密剪除异己、可以拿敌对国家的资金、可以抢银行、可以贩毒、可以印伪钞，同时赋予它拯救世界使命感的耀眼光环。《革命教义》首先不但违背了基督教精神，基督教在《教义问答》中规定：既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目的，也不能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而且就是从做人最底线的角度说，什么东西能保证一个把恶事做绝滥杀无辜的人同时又是担当着拯救世界使命的人？道德虚无主义的结果是犬儒主义大泛滥，人人以争当“小人”为荣，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与其革命地打烂旧世界，不如直面个人的灵魂，从宗教和伦理学的意义上自我完善。早期的高尔基也曾认为：“政治就像坏天气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要使政治变得高尚，就必须有文化工作，早就应当往凶恶的政治情感方面投入仁慈善良的情感了”。▌反文化、反财富俄国文化中重体验不重理论的特点，使他们具有“实践的世界观”。既然现实是“丑恶”的，“真理”来自底层，反叛在现实中的表达顺序为：首先对旧世界的“恨”先要表现为“自责”、“忏悔”与“赎罪”，其次表现为“人民崇拜”、“苦难崇拜”，最后达到走向破坏现实。可以看出：对“人民的爱”可以转换成对“个人的恨”；建立天堂可以转换成破坏现实；利他精神可以转换成战斗激情；禁欲的个人实践可以转换成普遍价值；大公无私的献身和不择手段的马基亚维利行为都可以是相通的。这种转换还有一种崇高感，还有俄国特有的思想性和道德性的外衣包裹。这是俄国知识分子行为的推理链条，它可能在逻辑上缺乏根据，在心理上却是紧紧衔接的。巴枯宁的格言是：“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甚至不要求创造和建设，只要求破坏”，“破坏欲就是创造欲”。破坏不仅被视为一种创造手段，而且整体上与创造等同起来，或者说破坏已完全占据了创造的地位。在此我们仿佛听到了卢梭主义的回音，法国雅各宾专政为这种思想提供了实践的样板，只要无情地消灭祖国的敌人，理想王国便得以建立，政治激进派中充斥着这种信念。为了建立这种理想制度，需要“剥夺剥夺者”，为此需要消灭各种政治的、总体上可以说是外在的障碍，革命性可以理解为仅仅是破坏价值形而上的绝对反映。俄国知识分子不但崇尚文化激进主义，同时坚持政治的、社会的激进主义，他们认为政治斗争以及这一斗争所采取的最为激烈的手段，阴谋、起义、政变和恐怖活动……是实现民众幸福最为切近、最为重要的途径，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以暴力专政消灭敌人，以强制、机械的方式消灭旧的社会形式，就可以自然而然的保证社会理想的实现。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给他们建立“天堂”，把“群氓”领出黑暗，拒绝做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消灭。“破坏”现实就是以“恶”除“恶”。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坏现实的冲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一种和谐的连接。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奋斗，知识分子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变得焦虑、急迫和不计后果。新的社会制度当然要有物质保证，但它是通过破坏来达到的，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自然就获得了物质保证。对这一点，后来的“民意党”及其他政治激进派领会最深刻。这个过程又具有反文化和反财富的倾向。19世纪俄国宫廷的“法国化”和下层知识分子的“草根化”渐行渐远以后，民间便对“文化”有一种心理的疏离和对形而上思维的敌视，摒弃文化、厌恶财富，理想状态是所有人都成为“纯朴的穷人”。他们认为，富人都是恶棍，财富是腐蚀人灵魂的东西。他们从心底里向往一种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破坏的心理动机始终是仇恨，革命民粹主义的激情就在于激起民众对敌人的仇恨。应当承认，当仇恨在精神生活中得以加深时、当它吞没“爱”的感情时，在道德个性中就发生了有害的蜕变。当“沉溺于相互折磨和杀戮的事业”时，“相互咬住对方的咽喉时便有一种虐待狂式的快意”。而仇恨与破坏相适应，它是破坏的动力。▌只重视分配正义而轻视创造革命的道德哲学主要错误就在于将斗争法则绝对化，把分配置于创造之上。它的最终目标是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将它交给另一部分人，也就是说革命的道德激情集中在公正分配的着眼点上，总体上无须创造幸福的条件，而只需从那些非法占有它的人那里夺走并使之平均化便天下太平。在这个过程中，恶的行为是为了达到善，便会纵容一切以“崇高目的”为借口的“恶”的释放，19世纪下半叶以来“分配至上”这种偏见占据着俄国知识阶层的整个世界观，所以对财富生产的评价始终低于财富的分配过程。正如对待物质生产一样，俄国的知识阶层几乎很少关心精神生产和理想价值的积累，他们把“文化活动”归结为“文化财富的分配”，而并不在意它的创造。所以发明家、哲学家、神学家、纯学者的地位始终逊于搞宣传工作、文化普及的人，更不用说官僚阶层了。毋容置疑，分配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公正的分配则是合法的、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但对分配的绝对化、简单化同时忽略生产和创造，是哲学的迷失和道德的过失，文化价值最终的存在并非借助交换形式。为了分配的正义，政治激进派始终轻视文化的创造活动，耗费大量的精力致力于政治斗争这一非生产活动，以强制手段“行善”，最后极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与自己梦寐以求的最具价值的理想背道而驰，引领这一潮流的人从反对旧制度的官僚主义出发，自己却可能很快蜕变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在民众之上过着寄生生活。俄国知识分子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既狂热又焦躁，过分热衷于政治、过分崇尚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政治活动的目标与其说是将一种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说是消灭一种信仰的敌人，将世界强行纳入自己的理念。这种信仰的内容是对宗教的摧毁，对权力、尘世物质幸福的崇拜。沉迷在过于世俗的政治活动中，就会把具有超验的、彼岸的、真正宗教信仰的内容都视为是可憎的敌人，对与之观点相左的人便以宗派的异端审判而剪除，总是以绝对正确凌驾于他人之上。表面上纯粹、无私、具有牺牲精神、社会信仰的服务者，其实在精神上与强盗、流氓、谋私的凶手、放纵淫乱的爱好者具有亲缘关系，它们之间包含着内在的逻辑性。知识分子信仰中的虚无主义，仿佛不自觉地对犯罪的流氓行径加以赞许，并帮他们披上思想和进步的外衣。它们是在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已经分崩离析背景下大行其道，这种道德虚无主义势必转化为道德腐败的特征。

《我的家乡》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游我小时候常常到运河堤上去玩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底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颤悠悠的风筝在我们脚下飘着——汪曾祺（高邮人）扬州这个娴静的小城，以慵懒和平静吸引了很多游客。自隋唐至清，扬州一直是中国最富饶、繁华的城市之一。凭借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扬州作为交通与经济枢纽，千年以来长盛不衰。虽然也曾遭遇重创（比如建炎年间的金兵南下与满清入关的“扬州十日”），但在社会稳定之后，扬州依旧作为经济重镇，享有“扬一益二”的美誉。中国大运河局部：扬州、镇江段沿线景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气派，至今令人惊叹不已。“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之浮华，至今令人遐想无边。关于扬州的历史辉煌，曹聚仁有言：“扬州之成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要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扬州园林与苏州园林媲美。李白、孟浩然、杜牧、苏轼、秦观、欧阳修都曾在此流连，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鉴真大师东渡、马可波罗来扬任职，见证了扬州在中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淮扬菜、扬州炒饭、高邮双黄鸭蛋叙说着扬州饮食文化的精致；瘦西湖，个园，何园等绘制着扬州园林文化的繁荣。淮（安）扬（州）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追求本味、清鲜平和。扬州的美景一直吸引着乾隆。乾隆一生六巡江南，瘦西湖乃是他最爱游赏的地方之一。当时扬州富商为了讨好乾隆，大兴土木修建各种园林，乾隆来一次扬州便大造一次，以致今天的瘦西湖两岸，处处楼台亭阁，淋漓尽致展现出“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况。占地2000余亩的瘦西湖，不仅是“中国大运河”遗产点之一，还是世界文化遗产。一座小城，往往与一个人物联系在一起。在高邮，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高邮是一个水乡，汪曾祺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汪曾祺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这位沈从文先生的高徒，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近八万平方米体量、巨船造型的大运河博物馆，是国内首座综合性运河主题博物馆，静泊在古运河边。汪曾祺的文章，是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一股清流。他以饱蘸乡情的笔触，将家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复活在他的作品中。他的很多文学创作，都源于运河以及这片由水网联系的高邮古城。汪曾祺纪念恩师沈从文，曾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张充和挽沈从文）为题，这八个字，汪曾祺自己同样配得上。汪曾祺纪念馆地处高邮古城内，于汪先生诞辰百年开馆，设计风格与乌镇的“木心美术馆“相似。从高邮往南，我们将来到镇江。位于长江南岸的镇江，坐拥三大名山。京口三山，居首的乃是金山，被誉为“江南名胜之最”，与“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相映生辉。说到金山，不得不提山上的金山寺。此寺建于东晋，距今近两千年，堪称名刹。它在唐代迎来了一位高僧大德，俗名裴文德，系宰相裴休之子，出家之后，法名法海。法海禅师苦行得道，为重建金山寺筚路蓝缕，摩顶放踵，备受信众尊崇，被称作金山寺的“开山裴祖”。金山是江南佛教圣地，全盛时期有和尚三千多人，僧侣数万人。清朝时期与普陀寺、文殊寺、大明寺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名寺。不料这一寺一僧的正大光明形象，都折在民间传说《白蛇传》手里：金山寺法海和尚拆散了许仙与白娘子的姻缘，将许仙诓入寺中，引来白娘子水漫金山寺……庄严的寺庙与慈悲的和尚，从此面目狰狞，至今难脱骂名。西津古渡依山临江，李白、孟浩然、王安石、苏轼、米芾、陆游、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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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火锅巴适的很提起重庆，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山城。作为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依山而建，临水而居，自古就有山城、江城之美誉。层峦叠嶂、起伏不定的独特地形，让重庆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重庆的夜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初到重庆，特别不理解城市怎么可以建在山上，房屋像山上的火柴盒，人们像山羊一样爬行。关于山城的交通，民国作家张恨水曾说“居渝八年，最苦于行路一事”。重庆的山路重庆另一大特色则是火锅：又麻又辣，鲜香味美，花椒红椒巴适的很。重庆人的脾气，也像火锅一样火爆，用当地方言说：耿直。当然，除了“山城”和“火锅”这两枚标签外，重庆也曾有她柔软、精致的时光。回忆重庆历史长河的兴衰过往，民国是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解放碑曾经是重庆最高的建筑，如今它的“低矮”见证了重庆的飞速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工厂、文化、金融等机构随之而来。重庆由西南地区的区域性城市一举升级为全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同时宣布将来胜利还都南京，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赛博朋克风的魔幻之城作为抗战文化保存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如今的中山四路沿街散落着张治中公馆（桂园）、周恩来公馆、戴笠公馆等抗战名人遗迹。除了中国民主党派博物馆（特园），国民政府总统府旧址与国民政府警察局旧址也分布于此。《双十协定》和中国民主同盟，皆在此诞生。没有哪条街能像中山四路一般，既是政府的核心所在，又是无数党派与各国使馆、国际盟军指挥中心汇聚之地。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动荡年代，从这些小楼发出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改变时代的最终走向。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的牛角沱站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长江南岸。为躲避夏日酷暑与日机轰炸，蒋介石侍从选中了树林茂密的黄山，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修建官邸。作为抗战时期蒋介石居住时间最长的官邸，黄山别墅是当时的时政要务决策中心，譬如正式发布对日作战的命令，中国由此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线；中、美、英军事代表会议召开，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同盟军中国战区举行中、美、英高级将领联席会议；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接受日本天皇投降准备工作.....如今修缮后的黄山抗战遗址群，又称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时光回溯到一百年前，中国大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1927年，卢作孚在北碚地区开展的乡村建设试验，以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著称。他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运输先行，以乡村城市化、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模式，先后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因此卢作孚又被誉为“北碚之父”。轻轨依江，公路盘山，索道凌空，高低起伏的地势造就了重庆8D城市的别名1939年春，在海外宣传抗日救国的陶行知回国，随即应卢作孚、卢子英兄弟之邀到北碚办学。时任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的卢子英对陶行知推崇备至，在回忆录中尊称为“恩师”。陶行知在北碚继续他的教育实验，贡献甚巨，以招收有特殊才能的难童加以培养为宗旨的育才学校就是一个见证。若没有卢作孚、卢子英兄弟二人的建设，就没有如今的北碚元旦假期，我们将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一道去重庆跨年，以九龙坡、沙坪坝、北碚、渝中、南岸五个区域为主线，追寻战时重庆的过往时光，探访那一代风云人物的光荣与梦想。游学讲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教授雷颐著名历史学家。1956年出生于武汉，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有《帝国的覆没》《1900：中国切片》《张申府卷》《取静集》《雷颐自选集》《精神的年轮》《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历史何以至此》《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特邀嘉宾作家、卢作孚研究者赵晓铃重庆当地历史研究者。1947年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执教于清华中学，曾任《重庆文学》编辑，重庆

冬天降至，“暖男”雷颐向您发出“抱团取暖”的邀请日本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旅行目的地，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以及美食和迷人的自然景观。1月21日-1月28日，我们将与历史学家雷颐一起从关西地区（大阪）到关东地区（东京），从文明开化到前沿科技，开启日本文化之旅。【部分景点介绍】大阪作为日本第二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城市生活美学的典范。曾经的历史被尊重、保护并传承，成为人们最丰厚的积淀。贯穿城市的水路，既是游人感受水城气质的最好体验，也是当地人消磨时光的选择。奈良是古代日本文明的发源地，历史甚至比千年古都京都更为悠久。后来日本的政治中心变迁，奈良作为重要的宗教城市保存至今，拥有众多的古寺神社和历史文物。这里最适合在艺术和古迹中探寻日本的佛教历史。不过如今的奈良，最讨人喜欢的却是奈良公园里数不清的小鹿，它们每天慵懒地聚集在寺社和山野之间，与人友好相处，是奈良最为吸引人的地方，旅行者可以与温顺的鹿零距离接触。平安时代开始，京都便是日本的首都，古朴的建筑与明眸的山川融为一体，恰似一幅优雅动人的画卷。这里的城市布局和早期建筑都是仿唐朝的长安、洛阳而建，只是千余年后，长安、洛阳早已面目全非，京都却成了硕果仅存的盛唐余韵。如今，京都拥有17处世界文化遗产，50家米其林星级餐厅。如果想体验最纯粹的日本文化，或者品尝最地道的日本美食，那京都绝对是你的首选。清水寺位于日本京都市东山区，是日本最著名的寺庙之一。寺庙建于8世纪，以其壮观的建筑和壮丽的景观而闻名于世。可以在这里欣赏到精美的庭园、廊道和观景台。这里有许多供奉佛像和神灵的小殿，以及一座古老的三层塔。旅行者们可以在寺庙内参拜祈祷，感受宁静的氛围，也可以品尝传统的茶道体验。日本的“城”为领主及其武士所居之地。名古屋城是位于名古屋市的城堡，江户时代是尾张藩藩主居城，别称“金城”、“金龇城”。其与大阪城，熊本城被合称为“日本三大名城”。其天守阁是德川家世代居住之地，由正门右侧的大道即可到达，这是一座五层飞檐建筑，屋顶脊梁两端以一雄一雌的金色兽头鱼身铸像装饰。天守阁的内部经过整修，其木质结构已无保留，并增设了电梯。天守阁内所设的博物馆，展示有隔扇门绘、兵器盔甲等文物。伏见城是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初期的城堡。别名为桃山城或伏见桃山城。现时在京都府的伏见区。是安土桃山时代丰臣秀吉的居城、丰臣政权的中心。横须贺三笠战舰于1902年建造于英国，1905年作为东乡司令乘坐的联合舰队旗舰，在与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进行的日本海海战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是日本民族自豪的象征。浦贺港佩里公园是佩里纪念馆是一处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为主题的公园和纪念馆。花园式公园，佩里登陆纪念碑便设立在此。佩里公园和佩里纪念馆共同构成了旅游地，也是学习历史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东京是时尚、前卫，却不失传统、古典；繁忙、快速，却不失宁静、幽雅；时尚、繁忙、多元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重要的国际金融、经济和科技中心之一。不论是坐在《深夜食堂》谈论着自己的《东京爱情故事》，还是期待着下一次《邂逅》的《一吻定情》，这座城市都在以她变化着的面貌，等待着你去发现。福泽谕吉历史陈列馆通过大量珍贵的

日本是个神奇的国家这里资源匮乏人口稠密多震多灾但是他们却创造了很多奇迹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国民普遍拥有良好的教育极高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一尘不染的马路井然有序的交通安静优美的公园悠悠小道旁皆是古色古香的房屋走在古朴的青石板路上能感受那份或热闹或安静的闲适日本还有着充满神性的文化世界最大木造建筑的东大寺德川家族的大阪城还有唐招提寺的盛唐遗风犬山城城堡的葱郁风情丰臣秀吉遗址辉煌我们选择在一月下旬，开始一场追溯日本近代化转型的游学之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在横滨温柔的夜晚，吹一吹港口清凉的海风；在《艺妓回忆录》拍摄地稻荷大社内，感受百年前的日本风貌；在东京的大街小巷，寻找鲁迅等近代留学生的足迹；在“日本人心灵的故乡”京都，欣赏禅宗寺庙、宫廷院落和花园官邸......近距离探访日本那些知名的、形态各异的新老建筑，通过建筑这一空间艺术的兴替，来了解日本各个城市的兴衰变迁以及发生在该城市的历史故事，重回历史现场，采撷各段历史的多重碎片，还原出一幅幅生动而完整的日本近代化转型之路。1863年，萨摩藩与英国爆发了战争，只一天，日本被打得落花流水。战败的日本没有烧英国超市、砸英国车，而是跪倒便拜，派了18名留学生去英国学习强国之道，最小的才13岁。这些人带回了坚船利炮的技术，也目睹了天壤之别的差距。一个地方的壮举比岩仓使团早了近十年，萨摩终成强藩，成了向西方开眼学技术的先行者，成了后来倒幕运动与明治维新的主力。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由上而下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因此，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谈起日本近代化转型，不得不从明治维新说起。1861年，福泽谕吉从欧洲考察回国。此时恰逢吉田松阴、井伊直弼等人死后，幕府的威望由此一落千丈，各地的强藩纷纷抬头。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日本国内进入了政治意义上的战国时代。暗杀之风兴起，连外国公使和翻译也被攘夷派列为刺杀对象。福泽谕吉深感恐惧。国内的形势远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复杂。他设想中的现代化大餐还不能和盘托出。他需要一步一步地带领他的同胞们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但是走着走着，这条文明的路线却发生了偏移，为后来的军国主义埋下了极深的生命因子。福泽谕吉一生的信条，如今以一张盾牌上两笔交叉的图案永远镌刻在庆应大学的校徽上，意为“笔比剑强”。但是他笔下构建的思想体系却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横行一时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石。多次去过日本实地考察的雷颐教授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言：日本的军人，始终觉得自己权力还不够大，尤其是一些下级军官，更加愤怒，他们觉得你们这些文人政府，文官政府都是照顾了什么大财团大资本家的利益，就没有考虑到下层民众的利益，所以他们在1932年的5月15日，以11个海军，基层的海军军官发动政变，冲进了首相府，暗杀首相犬养毅。日本国内的舆论就是一边倒的支持这些人，觉得他们干得好。其中有一个血书是35万人的签名，血书请愿书说他们做得对，很多人按血手印来写血书支持，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始终是民粹主义作为基础的，才能够那么团结，那么有力量。其中有一个替他们求情的书附了11根手指头，是11个青年把自己的手指头每人切一根，就是我们愿意去替他们死，你要枪毙就枪毙我们。中国和日本如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国的历史变革给了我们哪些启示？日本近代化转型之路难在哪里？在一个个深藏着除旧与革新、良愿与邪念、否定与膨胀的历史大事件，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在支撑、演化、发展，最终不可控的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呢？1月21日-1月28日，历史学家雷颐将带领我们前往日本，以实地探访及主题讲学等形式，回到当年风云际会的历史时刻，追溯日本大和民族性的“菊与刀”，领略日本近代化转型的悲与欢。雷颐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独见自不必说。日本，在近代化上的成功转型为东亚文化圈竖起了一支标杆，而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又给世界留下了巨大伤痛。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地缘政治以及历史上的复杂关系，更让国人对日本文明有着特殊的情感纠葛。“大家谈”领队与名师一起设计的高品质路线，自由、省心式的全方位高端服务下，让您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与名师一起的历史之旅。更重要的是我们游学所坚持的基本价值观。对于深度的文化游学而言，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人文素养只是基础，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敏感及文化上的热情。一群积极同侪在一起，思想上的碰撞本身就是高质量的享受。8天7晚，近30处历史景点，除了日本历史、文化和建筑的现场讲解之外，雷颐老师还给大家准备了四场，每场时长两个小时的系列独家讲座。我们坚持，所选的老师都会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独到见解之外，还有多元包容的情怀。这样，思想的碰撞能无拘无束，彼此的相处可有礼有度。冬天降至，“暖男”雷颐向您发出“抱团取暖”的邀请点击上方视频查看游学讲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教授雷颐著名历史学家。1956年出生于武汉，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有《帝国的覆没》《1900：中国切片》《张申府卷》《取静集》《雷颐自选集》《精神的年轮》《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历史何以至此》《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行程安排【1月21日】（大阪）晚上：集合，欢迎晚宴，入住大阪市区酒店【1月22日】（大阪）白天：大阪城（日本历史三名城之一）、大阪历史博物馆、大盐平八郎墓地（民权的开宗）晚上：雷颐讲座《从开国到维新，日本从中国到底学了多少？》【1月23日】（大阪-奈良-京都）白天：平城京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唐招提寺（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所建）、东大寺、奈良公园晚上：雷颐讲座《维新豪杰西乡隆盛：时代车轮下的浪漫悲剧》【1月24日】（京都-名古屋）白天：清水寺（世界文化遗产）、京都御所（明治维新前历代天皇的住所）、清闲寺（西乡隆盛与月照上人密谈之地）、伏见稻荷大社（千本鸟居）、伏见城（德川幕府的权力中心）晚上：雷颐讲座《日本的路线之争：伊藤博文赢了权斗，却输了未来》【1月25日】（名古屋-静冈）白天：犬山城（日本最古老的天守）、明治村博物馆群（夏日漱石住宅、东松甲住宅、金泽监狱等）、名古屋城（德川家康所建）晚上：入住日式温泉酒店【1月26日】（静冈-横滨）白天：富士资料馆（世界文化遗产）、浦贺港佩里公园（黑船事件的发生地，明治维新的起点）、横须贺（美军第七舰队驻扎地）晚上：雷颐讲座《现代化转型中的启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是必然的吗？》【1月27日】（横滨-东京）白天：横滨开港资料馆（日美亲善条约缔结地，原英国领事馆）、神奈川县立博物馆（横滨正金银行旧址）、庆应大学（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创办）、福泽谕吉纪念馆（“脱亚入欧论“第一人）、神保町古书店（世界最大的古书店街，内山书店即在此）晚上：鲁迅、孙文等常去用餐的汉阳楼（日本最古老的中华料理店）【1月28日】（东京）白天：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最大的博物馆）晚上：解散，送东京羽田国际机场（返程机票建议18:40后）报名信息【游学时间】1月21日-1月28日【游学地点】日本（大阪-奈良-京都-名古屋-静冈-横滨-东京）【招募名额】小团规模，仅限20人【报名方式】扫码联系客服或电话联系客服17826188350招募说明1、游学非旅游，而是通过游历的方式进行社会化学习。本行程不包含任何购物点和自费景点。2、游学具体行程和交通安排，会建微信群统一通知。雷颐老师会在群内提前与大家交流。/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我至今不甚明白：革命到来之前，人们那么热情地设计未来，为不同的方案而激烈争论；而在革命到来之后，人们却不再有那样的热情。这究竟是为什么？不错，因为皇帝已经退位，是否保皇的问题无须再争；因为新政府已经出现，是否需要政府也不再是问题；但是，那些曾经燃烧过的理想并未全部实现，为什么会被一些人抛之脑后？革命发生了，关于革命理想的鼓吹却风平浪息。就在革命思想界沉寂的时候，保守主义者没有沉寂。这应该是一个激烈争夺的时刻。政治革命之后，文化上必然有一场争夺战。无论政治革命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不会放弃文化上的争夺。保皇派未能把皇帝保住，但在保皇的理想破灭之后，并未完全放弃“保教”的理想。他们是清醒的，没有因为失败而一溃千里，而是保持镇定，稳住阵脚，步步为营，不放弃任何保守的可能。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清朝统治者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开始的。即使是器物和技术层面的变动，开始也极不情愿，只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实在无可奈何。为了“富国强兵”，捆人的绳索也只好暂时松一松。于是缺口打开了，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获得了合法性。面对这种局势，卫道士们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唯一的希望在于：这是一场短暂的危机。即使在革命发生之后，这种希望也仍然存在于一些人的心中。因为按照中国的经验，所有的末世都会出现礼崩乐坏，天下易主之时必然伴随着种种混乱，但只要周期性的震荡过去，天下由乱到治，社会就会回到旧有的轨道。所以，礼崩乐坏并不可怕，一切都会随着社会由乱到治的过程而得以修复。然而，这次的情形却注定了大不相同。既然社会已经由君主专制变成民主共和，由乱到治的方向就会改变。传统的力量虽然强大，但现代制度也并非只是摆设。它必然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这样，在新体制框架确定之后，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由乱到治”的整合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一是根据新国体的要求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二是根据传统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的要求而改造新体制。一是革新，一是复旧。二者都要重建，但方向背道而驰：一是要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蓝本建设中国的新文明，一是要回归中国固有的传统。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变革。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现实条件下，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新旧交替之中，必然会出现混乱、惶恐和各种不适应。当向前的路受阻的时候，历史就会出现彷徨。礼崩乐坏，社会失序，人心不古，世风而下，生活没有因革命而变得更好……这一切都是事实。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必然要提出：是否可以回去？当然有人愿意回去。政治革命中的失败者不会放弃这个时机。任何人都不难看到守旧者的努力。他们的干劲比革命者大得多。如果允许我用比喻的说法：这是革命过后的早晨，胜利者在睡觉，失败者却醒着。袁世凯这也是现代革命与前现代的改朝换代的不同之处。过去的改朝换代一般要以屠杀来完成，因而总是要及时镇压一切反抗，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反抗，为此不惜斩草除根——灭九族以肃清反革命的力量。而现代的革命不同，既然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家一姓或某一个集团，而是为了国民，既然宪法已经宣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既然国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一切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就不能剥夺任何人的权利。然而，当一般民众还没有意识到写进宪法的这些文字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新制度的反抗者却已经充分利用它。1915年，也就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关于国体问题的讨论。如果在旧时代，对于筹安会很好处理：杀掉就是了。但是，如果大总统因此而下令杀掉杨度，中华民国也就不再是民国了。正因为新时代向前发展的努力，恰恰为旧势力的反抗提供了条件。这是陈独秀所熟悉事：1912年10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不久，在全国许多城市设立了分会,宗旨都是“挽救人心，维持国教”。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声称“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4月，康有为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孔必须跪拜，若行鞠躬礼，即是“媚师欧美”。并说：“中国人不敬天，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10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通过，其中十九条增加了这样的内容：“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本”。11月27日，袁世凯发布尊孔祭孔令，称颂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1915年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民智低下，不宜实行共和。8月23日，以杨度、孙毓筠为会长的筹安会成立，开始鼓吹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陈独秀于1915年6月从日本回到上海，9月创办《青年杂志》。正是共和制度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所参与的，是一场新旧文化的争夺战，同时又与政治密切相关。【更多文章】李新宇：鲁迅在1927年的选择李新宇：陈独秀对中苏之战的见解李新宇：中苏之间的战争李新宇：陈独秀与《新青年》李新宇：从硝烟中走来的陈独秀李新宇：一个理想的重申李新宇：鲁迅为什么极力反传统？李新宇：鲁迅是如何看待“吃人”的？与李新宇去扬州，走大运河，寻汪曾祺500多年的王阳明，在今天为何被谈论？三联×读库×单读：理想主义派对顶级高校会让学生花一学期的时间读《史记》“不了解敦煌，就别说你了解中国”李承鹏：只有青春期，没有青春邵燕祥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从1901年开始，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陈独秀一直在为政治革命努力奋斗，当共和国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他却从政治战场上撤退下来，进行文化革命。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该如何看待这个转向？在陈独秀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新文化运动一直受到各种误解和非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对时代的复杂问题，陈独秀却选择了思想文化上的革命。改革开放之前，主流意识形态否定启蒙的理由有三：一是启蒙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早已失掉了进步意义；二是启蒙运动关注传统的批判与国民性的改造，不但模糊了阶级阵线，而且有轻视群众的倾向；三是思想启蒙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口号一样，忽视革命斗争，所以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按照当时的主流观点，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启蒙运动关注的是思想文化问题，进行的是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国民性的改造，当然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一所谓“根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无论教科书还是学术论著，到处可见这样的解释：“陈独秀是把以往中国民主革命的失败，归根于多数国民的觉悟不足；在这里，多少透露了他轻视群众的观点，……把距离基础越远的上层建筑越发看作更根本的东西。这是唯心史观的见解。”直到今天，这种认识并没有根本改变。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仍然常常要进行这样的批评：“新文化运动没有普及到群众中去，没有同广大人民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新青年》的作者们以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人由于文革悲剧的提醒而认识到启蒙的必要性，因而重新走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道路。然而，刚刚开始就又遇到了新的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保守的意识形态，而且来自海外汉学界。一种貌似新颖的学说从1980年代中期即开始在大陆流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而“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这样做的结果是进一步加重了“中国意识的危机”。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各种保守主义思潮汇聚的背景上，反省激进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时髦，五四新文化运动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有人认为它全面反传统，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有人认为它开创了激进主义的传统，给中国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有人则断定五四的选择错了，致力于文化革命显然是一个误区，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新文化运动关心的问题的确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所做的工作的确是思想启蒙而不是革命鼓吹。那么，面对这一切，一个问题不得不思考：1915至1919年，陈独秀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我认为，陈独秀是对的。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新文化运动看作一场政治变革的舆论前奏，史学界的历史分期也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但是，只要正视历史的事实，就应该承认，与其说新文化运动是一段历史的开场锣鼓，不如说它是一段历史的收尾工程。虽然它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后果，但在它开始的时候，并非要为一场社会变革充当先驱，而是要为一场空前的革命进行文化方面的补课。虽然这场补课没有完成就被打断了，但这不能改变它的性质，也不能改变它的历史定位。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变革。其主要内容是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现代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变革。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民主共和体制。但是，这场革命的确是一场条件不甚成熟的革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也的确是一个早产婴儿。革命在缺少准备的情况下忽然到来，并且匆匆带来了最为先进的民主共和国，却没有为这个新国家准备下合格的国家公务员和合格的现代公民。革命胜利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出现于东方，现代体制建立了，公民的权利写进了宪法，然而，从上到下却都不习惯这种新的国体与政体。认真想来，这一切都不奇怪。一方面，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总理和各级管理者，大都刚刚摘去帝国的顶戴，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由皇帝的臣民转变成为现代国家的管理者？包括那些革命党人，有几个熟悉现代国家的管理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管理不可能迅速走上正轨，习惯的力量会制约他们不自觉地按照旧例行事。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国民已经是国家的主人，但大多数人不会在一夜之间站立起来。他们不清楚自己与国家关系的变化，所以既不清楚公民的权利，也不了解公民的义务，更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纳税雇佣的国家官员。他们仍然以草民自居，习惯于奴隶地位，正像鲁迅笔下的阿Ｑ走上大堂时一样，官员们并不让他下跪，但他还是自觉地跪下了。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致力于旧思想和旧文化的批判，致力于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引进，要革除陈规陋习，造就新的国民。陈独秀选择了青年，但目的不是煽动他们的政治革命热情。“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陈独秀说的是心里话，当初真的不打算讨论政治。考察《新青年》所讨论的问题，陈独秀关心的是孔教问题、伦理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教育改良、文学改革……这一切都离政治甚远。因为陈独秀清楚，自己所要做的，是为政治革命进行一场文化补课。这是陈独秀的初衷，也是《新青年》的初衷。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显然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一种认识。随着革命之后出现的问题，陈独秀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法国当未革命之前，就有卢梭、福禄特尔、孟德斯鸠诸人，各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说，灌入人民脑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即深入于一般人心。美国当属英的时候，平等自由民约诸说，已深印于人心，所以甫脱英国的范围，即能建设平民政治。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入民国以来，总统之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也礼天；皇帝尊孔，总统也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也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陈独秀等人的目的是要维护刚刚建立的共和制度。《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大多曾是共和制度的追求者，当共和制度面临危机的时候，又成了她的维护者。他们知道她来之不易，不愿看到她因与中国国情不合而夭亡。他们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不同，面对现代制度与传统国情的矛盾，他们思考的不是民主共和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而是中国国情是否适应民主共和。在现代政治体制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袁世凯、杨度、康有为等选择了国情，试图改变国体以适应国情；他们选择了现代政治制度，要改变国情以适应国体。陈独秀等人的选择是理想主义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启蒙主义者本来就是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抱定人的解放的理想，就不会从事启蒙的事业。这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不同，实用主义往往顺应国情而不惜修改甚至放弃理想；理想主义者却总是为理想的实现而改变现实。陈独秀要通过文化努力去维护民主共和的本来品格，不愿新生的共和国被文化传统所扭曲或扼杀。陈独秀说：“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鲁迅说过：“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至于原因，鲁迅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钱玄同说过：“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他是公历1911年10月10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庆贺的日子。”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中国人有理由为之骄傲。尽管它的成长困难重重，但哪一个新生儿是生下来就会飞跑的呢？从文化方面为其清除障碍、保驾护航，正是革命之后必要的工作。【更多文章】李新宇：鲁迅在1927年的选择李新宇：陈独秀对中苏之战的见解李新宇：中苏之间的战争李新宇：陈独秀与《新青年》李新宇：从硝烟中走来的陈独秀李新宇：一个理想的重申李新宇：革命之后的新旧之争李新宇：鲁迅为什么极力反传统？李新宇：鲁迅是如何看待“吃人”的？与李新宇去扬州，走大运河，寻汪曾祺500多年的王阳明，在今天为何被谈论？三联×读库×单读：理想主义派对顶级高校会让学生花一学期的时间读《史记》“不了解敦煌，就别说你了解中国”李承鹏：只有青春期，没有青春邵燕祥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陈独秀的《新青年》努力倡导新思想，但在我看来，其实很少全新的东西。陈独秀所做的，主要是对一个理想的重申。那个理想是在革命高潮中诞生的。在1901年——1911年之间，它已经在以留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中成长起来。伴随着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的争论，留学生中已经出现了以个人权利为根本诉求的思潮。他们的思考不再以强国为目的，而以立人为目的。对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们已经具有现代的观念：国家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有一位“佚名”的作者，我至今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他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说国民》、《箴奴隶》、《公私篇》、《权利篇》、《教育泛论》、《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分别发表于《国民报》、《直言》、《浙江潮》、《国民日日报》、《大陆》、《游学译编》等报刊。《说国民》指出，国民与奴隶的不同在于是否有权利、责任、自由、平等和独立人格。如果有，就是国民；如果没有，就是奴隶。文章对权利是这样解释的：“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一国有利，为吾切己之利，必合群利以求之；一国有害，为吾切己之害，必誓死力以去之。故权利者，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夫然后乃谓之国民之真权利。若夫以一己之权利，拱手而授之他人，君主以一人而占有权利，我不敢与之争；贵族以数人而私有权利，我又不敢与之争；甚至外人盗我权利、诈我权利，我亦不敢与之争；是谓放弃其权利者也。无权利者，非国民也。”文章还说：“中国之无国民，不自今日始也。说者曰，秦汉以来，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年于兹矣，故每谓三代以前有国民，而赢秦以后无国民。斯言也，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所谓权也者，在君主之国须经君主与议员所承认，在民主之国须经国民全体代表所许可，定为宪法布之通国，彼暴虐之君主，专擅之政府，多数之党派，皆不得而破坏之、专横之、攘窃之也。要之，国民之权利，须经宪法法律所定者，然后谓之权，不然则否。我国虽三代之隆，未之闻也。”他因此而得出结论：“中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也。”陈独秀手迹既然如此，为了中国的未来，就要造就国民，要造就国民，就“非播国民之种子不可”。他告诉人们，即使是法国，在大革命之前，也与我国一样没有国民。可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努力，法国国民出现了，从而造就了今日的文明。在稍后发表的《权利篇》中，他开篇就说：“吾痛吾中国之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胥一国之人以沦陷于卑屈，而卒无一人少知其非，且自夸谓有礼之邦，真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礼者非从固有之物也，此野蛮时代圣人作之以权一时，后而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背逆之事，孰逾于此！”文章认为，要打破礼法之教，救出国民资格，只有确立权利思想。“夫权利思想，即爱重人我权别之谓。我不侵害人之权利，人亦不侵害我之权利，设有来侵害我者，防御之，恢复之，不容少许假借，不准退委揖让，是权利思想之大旨也。”他因此而发出了“去礼法，复权利”的呼吁，并以西方现代国家为例指出：“不见泰西各国之宪法法律乎？一字一条，莫不为保护利权而立。”文章指出，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于世界，所以有了家族、社会和国家，但社会和国家是为保障个人而存在的。个人对于国家，当然有应尽的义务，然而，“有权利始能有义务，无权利即不能有义务”。文章认为权利之目的是“使人全其本性”，“宗教、道德、政治、学艺、实业，皆本诸人性而生，而归宿于人性者也。农工商非以供人之衣食起住为目的乎？学问非以启人之智为目的乎？医术非以驱除人之疾患为目的者乎？宗教非以安人之心地为目的者乎？政治非以保护人之福宁为目的者乎？战争非以满足人之胜心为目的者乎？婚姻非以满足人之爱情为目的者乎？一切人事皆以全人性之一部分为目的，人性曷若此之贵重耶！”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把握了现代国家理念的根本，获得了现代社会以人为目的的思想核心。而且，文章作者显然已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有深入研究。他说：“权利之实质，即人之本分也。……全己之本性，与不损害于人，二者即本分。”在《公私篇》中，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糟糕，可以一言以蔽之：“惟公之故，惟无私之故。”这与一般人的认识大不相同。他说：“厉乎哉公私之界说之祸吾中国也。出一言焉，行一事焉，托于公则群称道之，邻于私则群非笑之，且不独非笑之，抑必排之斥之戮辱之。腐儒浅夫之守此学说，数千年于兹矣。”“人人不欲私其国，而君主乃得以私其国矣”。因此，他努力为自私自利正名，并以西语告诫人们：“生人之大患，莫患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望人之利我。”陈独秀手迹在创办《新青年》之前10年，陈独秀已置身于这种思想氛围之中。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有许多消极之处，但它对旧传统的批判却足以给人启发。对旧伦理的激烈批判最先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他们从个人自由的理念出发，要打破过去历史给予个人的一切束缚。所以，不仅认为政府是多余的，而且认为家庭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这种思考，他们对传统伦理发起了挑战。从当时的言论看，后来《新青年》进行的伦理革命和价值重估，比如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家庭革命、排孔、非圣等反传统的主张，早在1904年——1908年之间的《新世纪》、《女子世界》等杂志上几乎都已出现。1904年，丁初我就发表过《女子家庭革命说》，主张家庭革命、男女平等和女子解放。他说：“呜呼！革命何物乎，权利之代价，奴隶之变相，不得已而一用之爆药也。故今日非处专制压制之下不必言革命，非处再重专制压制之下，更不必言女子之家庭革命。”但家庭革命还是要进行，因为中国女子所受压制令人难以忍受。在谈到夫妻关系时，文章对东西方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入其室而和气迎人，登其堂而交际有节，觇其道路而同车携手乐意融融，欧美自由之空气，直弥漫于夫妇生涯；而胡以视吾中国，颜拘挛而足趑趄也。吾中国民权不复久矣，而独至闺房之内，俨然具有第二君主之威权，杀人无死刑，役人如犬马，对称贱曰“妾”，自号尊为“天”。呜呼！男子何修？女子何罪？吾叹中国夫妇之道苦，直起因于结婚之问题，而结果于相从地下。此身一误，蹂躏终生，悲哉！悲哉！……诸姊妹勿以革命为斩情之利剑，吾且欲扬家庭独立之旗，击鼓进行于女子世界，不忍使二万万个人天赋之权利，牺牲于独夫之手也。这种家庭革命的呼唤，也是从个人权利出发的。1907年——1908年间，他们已提出了“三纲革命”，发出了“排孔征言”，对中国文化发起了全面的批判。他们指出：“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因而主张：“一、人人平等，二、父子平等，三、男女平等。”（《三纲革命》）他们认为：“恐惧，迷信，世界强权之所基也。基以迷信，助以恐惧者，宗教是也。基以恐惧，助以迷信者，政府是也。所倚有重轻，斯改革有难易。故宗教之革命难，而政治之革命易。政教分离之国家政治革命易，而政教混合之国之政治革命难。此皆征之历史而不爽者。”他们说：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国也，亦恐惧，亦迷信，故至今日始梦呓立宪。为此厉阶者，亦非孔丘乎！孔丘之为宗教家否，吾不过问。惟自政府之所利用、人民之所迷信之一方面观之，虽喙长三尺者，能辨其无宗教之现象乎？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今又凭依其大祀之牌位，以与同胞酬酢。立宪党之如何舞蹈，吾不能知。独怪热心革命者，或发扬周秦诸子，或排斥宋元诸人，而于孔子则不一注意。夫大祀之牌位一日不入火刹，政治革命一日不可奏功，更何问男女革命，更何问无政府革命。擒贼先擒王，不之知，抑毋有所迷信乎！吾请正告曰：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排孔征言》）无论他们有多少偏颇，都已为《新青年》充当了前驱。陈独秀，正是沿着当年活跃于海外的留学生们踏下的脚印，一步步走来。【更多文章】李新宇：鲁迅在1927年的选择李新宇：陈独秀对中苏之战的见解李新宇：中苏之间的战争李新宇：陈独秀与《新青年》李新宇：从硝烟中走来的陈独秀葛剑雄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爱神的重塑》、《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对陈独秀个人而言，《新青年》是一个新的起点。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言，《新青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世间的一切，很少有突然降临的。无论是一个物种，还是一种思潮，都有或长或短的孕育或演变过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是如何一步步走来的？透过近百年的历史，我依稀看到了陈独秀的来路：一个富有“龙性”的孩子，一个聪慧过人也倔强过人的孩子，一个鄙视科举和八股却以“不通”的考卷考取第一名的秀才，一个反复东渡日本求学的青年，一个制造过炸弹的革命党人，一个组织过岳王会的爱国者，一个安徽都督府代替都督发号施令的秘书长，一个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逃亡者……陈独秀是一个不会哭的孩子。根据陈独秀的回忆，小时候跟祖父读书，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望子成龙”，人之常情，看到孙子聪明过人，自然寄以更多的希望。他希望于陈独秀的，是举人、进士、状元郎；而陈独秀所选择的，却是康党、乱党、共产党。陈独秀的事业超出了祖父的期待，但是，正如陈独秀所说的：我没有成为强盗；也正如我所看到的，陈独秀没有成为匪。关于考中秀才的事，陈独秀说得很轻松：“到了院试，宗师（安徽语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一次南京乡试之后，陈独秀不再沿着科举之路前行，而是于1898年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此举在当时尚属“不走正路”。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就在同一年，也就是陈独秀进入杭州求是书院的时候，鲁迅离开故乡绍兴而进入南京水师学堂。他之所以告别科举正途，与家庭的变故有关——祖父既然因科场作弊被判“斩监候”，必然要严重影响子孙在科举道路上的良好感觉。陈独秀呢？我不知道陈独秀为什么也做出如此选择。因为隔了一个世纪，我能看到的只是废科举应是“维新乱党”的企图，而在陈独秀奔赴杭州之际，他们的意图已经失败。在老佛爷的英明领导下，大清帝国一举粉碎了康党颠覆爱新觉罗江山的阴谋，严惩了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一切新政被废除，秩序得以恢复，经济蒸蒸日上，社会欣欣向荣……就当时的情景看，谁能预料科举制会在短期内废除？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陈独秀却离开了科举之路。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去日本留学。入学的时间是1901年10月，学校是东京专门学校。为了陈独秀的学籍，我做了不少无用功。因为有人说陈独秀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有人说陈独秀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有人说陈独秀进的是弘文学院，我被弄得晕头转向。经过多方查证，最后还是难以弄清。我只能依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认定陈独秀进的是东京学校，入学时间是1901年10月。我之所以选择这份文献，是因为其中的材料都是留学生本人填写的。东京学校也叫东京专门学校，它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但是我想，陈独秀大概未必能算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因为该校是1902年改名为早稻田大学的，而陈独秀在1902年春天已经离开日本回到了安庆。这次到日本留学，除了学习日语之外，陈独秀大概没学多少专业知识。不过，他的眼界因此而大开，知识结构因此而大变，政治热情迅速高涨。陈独秀接触到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西方现代名著，接触到留学生办的新报刊，参加过留学生中的组织励志社，并且与张继等人一起成为其中的激进分子，并且不满于该组织中的主要成员过于保守而退出。回国之后，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起演说会，组织了青年励志学社，开始进行反清活动。关于陈独秀这个时期的活动，后人有如此评说：“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因为陈独秀的活动为官府所忌，他只好再次东渡日本。1902年9月，陈独秀回到东京，与潘赞化一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又很快与秦力山、张继、潘赞化、蒋百里、冯自由、苏曼殊等组成了“中国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是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组织。就是这次留学，陈独秀做了一件事：与邹容、张继一起，给监督姚文甫剪掉了辫子。此之前不久，来自浙江绍兴的官费留学生周树人剪掉了辫子。他因此而被警告，因担心停官费或遣送回国而惴惴不安。就在这时候，陈独秀和张继、邹容等人做的一件事把剪辫子的同学们从恐惧中解脱了出来。监督姚文甫处处钳制学生，自己却生活腐化。陈独秀与朋友们忍无可忍，决定采取行动。我是从章士钊的笔下看到的：“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代价非常大：他们三人被强行遣送回国。陈独秀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出国留学之际，恰逢革命高潮到来。这使陈独秀像许多留日学生一样，志在革命，而无心读书。在当时的留学生中，这是普遍现象。且不说像陈独秀这样被迫出逃的学生，就是官派公费因而有理由牢记“皇恩浩荡”的学生，也大多忘记了“皇恩”，纷纷投身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帝国很不合算。他们派出留学生，本是为自己的国家造就维护者，却没有想到，归来的并非维护者，而是它的掘墓人。回国之后，陈独秀在安庆组织拒俄集会，激烈的演说导致官府的追捕。不得已逃到上海，正好

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爱神的重塑》、《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想起陈独秀，就想起《新青年》。陈独秀办过不少刊物，但在所有刊物中，最重要的是《新青年》。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几个报刊比它更重要。面对这份刊物，我总是浮想联翩。那一排青年，并不整齐地坐在长案后面，他们是在聆听陈独秀的演说吗？陈独秀选定了青年做他的读者，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陈独秀究竟要对他们说些什么？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文章开头是这样的比较：“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