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学研究会成立7月12日，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学研究会成立，我校为会长单位。浙江省教育厅宣传教育与统战处处长陈雷、浙江12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出席成立仪式。会议由研究会会长、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李梦云主持。陈雷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当前成立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学研究会是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件新事、喜事与好事，对于汇集全省思想教育工作者的智慧、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促进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陈雷对研究会建设发展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开展高校思政课建设大研讨、大展示、大交流，用好统一课件、编好教辅教材，基于浙江省情优势开发教学素材，以更大力度推动课程讲深讲透讲活。二是构建教学科研共同体，为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三进”、上好高校思政课、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核心问题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三是“讲全、讲准、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集中培训和集体备课，深化教学方法改革。陈雷表示，浙江工商大学着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学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得到省委的重点关注和支持，迎来了发展的最好时期和最大机遇。希望浙江工商大学作为会长单位，勇于探索，奋发有为，汇聚优质课程教学资源，打造课程教学示范高地，全力推进课程教学的创新发展。李梦云对省教育厅以及省内兄弟院校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她提出，教学研究会建设要强化目标导向、创新行动路径，担当起服务全省、引领全省、示范带动的职责使命。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一是完善建制，活力运行。创建一套涵盖理论研究、教学培训、成果展示、教学比赛等的运行机制，发挥研究会学术资源优势、活跃学会学术气氛、扩大学会影响力。二是聚焦教学，共建共享。在强化交流合作的基础上，整合资源、总结经验，探索建设教学案例库、数据库，制作、编写具有省域和地方特色的教学课件和教辅教材。三是提升能力，强化队伍。邀请省内外理论名家授课强化理论指导，以调查研究和现场教学强化实践支撑，组织好全省特别是青年教师备课赛。教学研究会将于近期围绕课程资源建设、教学沙龙、备课赛课、示范课录制等方面开展相关工作，努力助推我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教学工作再上新台阶。近年来，我校坚持“一马当先”，以将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成我省第二所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为目标，大力推动学院快速发展。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学研究会会长单位落户我校，对于提升我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研究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扩大社会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学研究会会长、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李梦云李梦云

时隔三余年，国家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同题目再次发文：深化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学理性问题韩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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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局局长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陶文昭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新时代新实践，围绕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在守正创新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运用全新的视野、科学的方法，以党的领导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以历史文化延展了社会主义历史渊源，以新时代厘定了社会主义发展方位，以“四个全面”完善了社会主义建设布局，以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现代化理论，以自我革命加强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擘画未来全球愿景。这一系列重要创新观点，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系统性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指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贡献文章目录一、研究问题的基本界定二、深化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三、延展社会主义历史渊源四、明确社会主义发展方位五、构建社会主义建设布局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七、建设社会主义执政党八、擘画社会主义全球愿景九、总

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26日A01版终审：“中社学人”责编曹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述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22年7月26—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全党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成为研究热点之一。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现状通过知网检索，截至2022年12月，与之相关文献共计570余篇，其中包括期刊论文460余篇，以及各类报纸文章和学位论文等其他研究文献。综观这些文献，学者主要围绕思想来源、主要内涵、原创性贡献、鲜明特征、实践运用等问题，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为深刻理解和掌握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及进一步深化研究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一)思想来源研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1.直接来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直接来源，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发展和守正创新，后者与前者一脉相承。姜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运用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田鹏颖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沿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逻辑理路，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正，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新。秦宣从“六个必须坚持”的角度探讨了二者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臧安民则对“六个必须坚持”进行具体分析，指出这六个方面分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理论自信精神、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问题导向思维方法、系统观、为全人类谋利益崇高价值追求的丰富发展。2.重要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哲学”,“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学界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滋养了新思想，同时在滋养中也实现了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万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合理思想，这些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精神滋养。董振华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行合一”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知行合一”应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张异宾认为，这一思想中所包含的矛盾论、实践论、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创造性转化和运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理念与观点。(二)主要内涵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提出“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紧接着就论述了“六个必须坚持”。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要内涵是什么，能否与“六个必须坚持”等同，学者对此见仁见智。一种观点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丰富、涵盖广泛，不仅仅包括“六个必须坚持”。而对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要内涵，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认识，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其一，是新时代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姜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分析了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特征，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李君如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尤其是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强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观点、方法，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周杰认为，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实质而言，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并形成的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赵剑英认为，其主要内涵具体包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发展观；弘扬伟大精神谱系，勇于进行伟大斗争；坚持唯物辩证法，创新科学思维方式；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三，是具体语境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具体实践中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例如，陶廷昌等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李仁彬的“脱贫攻坚”方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将“六个必须坚持”视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精髓”“活的灵魂”“核心内容”“精髓要义”等。有些学者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已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了明确界定，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大理论创新，并围绕“六个必须坚持”及其内在联系展开研究。佘双好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坚守，同时又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形成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董振华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遵循，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韩庆祥等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新征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论而提出的，贯穿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之中。刘光明认为，“六个必须坚持”,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理论精髓，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关于“六个必须坚持”的内在关系，学界比较代表性的观点有“有机整体说”“互为支撑说”。曲青山认为，“六个必须坚持”的六点，既有各自定位、又有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一个相互贯通的有机统一整体。韩庆祥认为，这六个方面环环相扣、步步递进，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辛向阳认为，“六个必须坚持”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反映，是逻辑缜密的理论体系。林建华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是一个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体现了政治立场、理论品格和思想方法。(三)原创性贡献研究学界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些原创性贡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学界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继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在自然观、历史观、时代观、实践观、文明观等多方面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成果丰硕。龚云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郝立新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新时代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置于21世纪的时代坐标之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把握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走向或趋势，形成了科学的大时代观和大历史观；刘军认为，在指导新时代改革发展实践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2.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学界专门从哲学高度来阐释原创性贡献的成果还不是很多，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以下几种观点。郝立新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新时代高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其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判断、“两山”理论、“人民至上”观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党的全面领导、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等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田鹏颖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沿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这一逻辑进路，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探究历史演进规律，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是掌握历史主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3.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维方法。学界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新时代特点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维方法。王伟光认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观点的提出，形成了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吴家庆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贯穿科学的方法论，既创造性应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并结合实际推进其具体化，又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等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四)鲜明特征研究关于鲜明特征，学界以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世界历史视野为着力点，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四个鲜明特征。1.根本性和贯通性的统一。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部分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大特点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脉相承。王青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灵魂和主线，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2.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郝永平等认为，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哲学特色，体现了追求真理与实现价值的统一。从追求真理方面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聚焦我国社会发展建设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从实现价值方面看，这一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博大的人民情怀。鲁品越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有两大要素构成：一是作为其灵魂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这是整个方法论所要达到的目的；二是作为其科学基石和法则的唯物辩证法，这是整个方法论的科学手段。奚洁人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具有三大特点：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和人民性。3.系统性和全局性相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统一整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因此应加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系统性、全局性研究。当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体系的建构方面，其系统性和全局性相统一的特点也多是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而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系统性和全局性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关于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及其特点，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认识，有“三要素说”“四要素说”等，如贾立政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杨玉成认为，这一思想方法论是一个系统，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思想方法、思维方法、根本工作方法和基本工作方法。孔翠萍认为，这一思想的思维方法体系更加注重战略布局与实施的精准性、系统性、创新性与协同性。4.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了中国哲学智慧。”也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启示，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冯颜利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世界意义主要有：一是推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二是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中国方案，三是为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提供了中国镜鉴，四是为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王兆良等认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当代国际社会，以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价值认知的新构想、新理念，它既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兼顾他国的利益诉求，从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赢共享。赵丽涛认为，辩证审视中国与世界相关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特质的集中体现。(五)实践运用研究关于实践运用，学者主要是从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展开研究阐释的。1.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力回答了当今时代变化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部分学者认为要自觉把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运用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展开研究。比如，辛向阳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进行结合研究；张连奎、郝思斯、胡羽分别结合乡村振兴、新安全格局、“双碳”工作等具体实践，展开对系统观念的研究；等等。2.指导人们不断推进实际工作。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掌握和运用科学方法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看家本领，是新形势下提高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紧迫课题。部分学者认为，应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比如，辛向阳认为，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多对关系；董振华认为，要在知行合一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人民至上、推动伟大革命、把握历史主动；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六)总体评价总的来看，这一命题自“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被正式提出，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是关于思想来源、主要内涵、鲜明特征等的研究，学者展开了相对详尽的论述，并试图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遵循。但是，由于还处在研究初期，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甚至还存在观点论争，这对于研究本身来说是有利的。真理越辨越明，理论在争辩中不断走向深入，并逐渐统一认识、形成共识。二是关于原创性贡献研究，学者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角度展开了论述，总结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时代观、实践观、文明观等，而且还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这些研究和分析，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提升到了哲学层面，为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奠定基础。三是关于实践运用研究，学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以更加生动、立体的学术话语讲政治，让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够更加切实的掌握其中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开展工作。二、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核心概念有待明确综观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要内涵，学界并没有完全明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真正地学懂悟透“世界观”“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六个必须坚持”等核心概念、范畴，以及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弄清世界观是什么，方法论是什么，二者有何关系；辩证唯物主义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二者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何关系；“六个必须坚持”本身是什么关系，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什么关系，等等。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讲清楚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来龙去脉”,才能解决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什么”的问题。(二)研究视野有待拓展研究视野决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目前，学界和理论界更多的是围绕某一具体方面展开研究，整体性的、融通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视野不拓展，就很难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当前，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思想来源、主要内涵、原创性贡献、鲜明特征和实践运用这几方面展开，但对形成背景、发展过程、结构体系较少涉及，还存在研究空白，需要改进研究思路、拓展视野。此外，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视野也需要拓展。当今世界的其他文明成果也应成为其理论来源之一，但目前学界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及，即便提及，也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需要拓宽视野，在世界其他文明成果中深挖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关的内容。再比如主要内涵，不能仅仅将视野停留在思想本身，去谈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是应该放入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发展、世界发展等进程中去研究。(三)研究内容有待深化综观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关专著较少，研究深度有待提升，学理上的思考有待深入。当然，一些成果是以理论宣传为主，这固然十分必要，但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文献中的有关论述，还需要深入深化，需要“深入浅出”,而不是“浅入浅出”。此外，一些学者过于追求宏大叙事，没有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给人形成一种“假大空”的认识，这不利于研究和宣传。还有些研究只是简单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本本”,而不问其逻辑关系，缺少思想史的研究；有些研究存在碎片化、教条化的问题，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总结流于教条性归纳和表面化理解。比如，关于原创性贡献的研究，学者大多点出了原创性贡献的内容，但对于其背后的逻辑关系少有深耕，这样蜻蜓点水式的研究很难将问题讲清楚。(四)研究质量有待提升目前的研究角度与侧重点较为集中，主要围绕其思想来源、主要内涵、原创性贡献、鲜明特点、实践运用等角度展开，研究成果扎堆、重复率高，研究方式和内容同质化，并呈现出阐释性有余而创新性不足，描述性有余而分析性不足的特点，具有前瞻性、连贯性、系统性的研究较少，有深入的独创性见解少。因此，应发挥学者的研究自觉，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内容，提升研究质量。三、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的展望对于这一问题，下一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明确核心概念，形成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要把握好这一问题，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其内涵，学者尚未统一认识、形成共识。在下一步研究中，应在系统梳理“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讲清楚“六个必须坚持”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以及其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是关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前提和基础确定以后，学者再结合时代背景、具体实践等，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涵和外延，划定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边界。未来研究的方向，可以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中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着手，总结提炼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内涵。(二)拓展研究视野，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观研究“哲学观表达的是哲学家对哲学本身的独特理解和特殊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的提出无不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等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无不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意蕴。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对新时代伟大实践进行哲学思考的，如何运用哲学智慧回应时代需要和挑战的，他的哲学思维的原创性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是摆在学者面前需要思考的。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整体性、融通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研究，并将其上升至哲学高度。待其内涵确立后，应将视野聚焦哲学层面，借助相关文本，研究其哲学视阈、哲学主题、哲学思维、哲学功能、哲学品格、哲学范式、哲学话语等问题，逐渐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观和哲学话语体系研究。(三)深化研究内容，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新时代伟大实践，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专门化、学理化研究，深挖思想背后的逻辑理路，讲清其中的来因去果。只有将问题讲清讲透，才能讲明白其原创性贡献，也才能说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才能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四)提升研究质量，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践理论的研究最终要落脚于实践，受实践的检验。世界观是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是“总开关”;方法论是按一定世界观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行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是为人服务的。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理论的彻底，就要求研究真正抓住事物的本质。在未来的研究中，要更加注重研究质量，真正提出独具创见性的见解。比如，提出一个能够形成有共识的科学内涵，真正抓住这一问题的本质。此外，在指导实践中，理论要想说服人，还“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炼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标识性概念、内涵及命题，诸如守正创新、底线思维等，形成易于大众接受和认同的话语、朗朗上口。只有这样，才能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地入脑入心入行，才能将“理论掌握群众”转化为“群众掌握理论”。（注释略）相关阅读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陈华兴摘要：时代、理性、实践是理论之为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成为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对时代理性的深刻攥握；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理性的拓延，又是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现实社会的实践理性的深层把握。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发展的一个重大动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关键词：新时代；新思想；时代；理性；实践理论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理论，是由于其能够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去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与必然。一种理论，特别是对于科学的政治理论来说，其理性本质是“理论的”与“现实的”统一。“对于精神的本性来说，最重要之点，不仅是精神自在地是什么和它现实地是什么之间关系，而且是它自知是什么和它现实地是什么之间的关系：因为，精神基本上就是意识，所以这种自知也就是精神的现实性的基本规定。”1“理论的”之意，是一种对客观事物合理性的延展；“现实的”，则意味着从现实性材料中提炼和升华，是从时代、实际的要求出发的。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这三个基本要素是科学理论所必须具备的：首先是有其自己独特的对象领域，即它所指向、所研究的是什么，要弄清它的研究指向，即有对象领域，这是一个理论的主题、内容和目标的客观要求。若是子虚乌有，或游离不定的内容，不可能构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其次是理论的对象必须与实践的对象相一致，这里提到的实践不一定是现时代的实践，也可以是人们过去的实践，它往往表现为历史。理论所研究的领域，同时也是事实上存在的，或事实上存在过的，而不是写小说，可以根据情理需要自行虚构的，这一条体现了理论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理论内容和时代、实践内容的共生同构；最后是每一种理论都必须有自己的逻辑结构和方法，也就是说它必须有一定的理性形式把这些内容构筑起来，否则只有对象、只有内容，没有理性形式，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没有形式的质料一样，是不可能组成为独立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因此，时代、理性、实践是构成理论形态的基本要素，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必须从时代、理性、实践等方面进行论证阐述。时代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或社会团体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和发展趋势，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要素的辩证统一。虽然这个客观性中包含了某些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和努力，但它具有时代的客观性。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时代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2。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由时代发展起来的，理论的性质决定于时代的性质，而作为一种理性的认识形式，它必须以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规律为前提，离开它，它就会丧失根本，如同一朵离开了根的花，失去了活力。从一般意义上讲，理性是指社会历史（主体和客体）发展的合理性。“理性”从广义上说，是指社会历史（主体和客体）发展的合理性。合理性包括两种意义：客观法则（真理）和合人类性（价值）。真理性与价值是具体的、历史的，不论是生存的法则或人的目标，都不是抽象的、僵化的观念的运动。不确定性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发生着不同的意义。有必要指出的是，“有”的合理性，是事物的本质，只有人类的理性才能掌握，所以，“有”的理性就是“知”，没有“知”，“有”就失去了“有”。从这一角度看，存在理性与知性是同构的，是主客观辩证的有机统一。理性是理论的必要前提，也是其内在的内涵，是其存在的实质，也是其作为理论形式的必要前提。虽然这一经验形式在实际应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可以进一步提升到理论形式，但是由于其自身缺少必然性、普遍性、真理性等方面的内容，因而不能称之为理论。实践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有创造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实践是人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这说明它的对象的客观物质世界，其活动的方式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活动，而不是观念的活动，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实践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有创造的活动，统而言之，无论是目的、意识、创造性都是主观的内容，它们是借助于一定主体而存在，因此，如果说物质活动是指实践的客观方式的话，那么，它们则是实践的主观方式，而正是这一实践的主观方式，使得实践真正成为“人的”活动，因为目的、意识、创造性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由此可见，如果说时代是客观条件，理性是主观内涵（这种主观内涵是以客观规律性为内涵，是客观内容的主观形式），那么，实践则是主客观的统一、主客体的统一。实践是理论内容的源泉，是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和正确程度的标准，是理论的最高目的。因此，就理论的内容来讲，实践是它的获取方式和真理标准，就理论的功能来讲，实践是它通向现实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而构成意义的唯一途径。时代、理性、实践是理论之为理论的必要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成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等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的同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对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解放道路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以及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统一起来，一方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攥握其所处时代的现实理性，“一国首先胜利”思想是其独创性的提出和实践。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性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并与时俱进，就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重大问题进行的不断探索和解答。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本质上都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行和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时代的产物，也深刻攥握着时代理性；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性的拓延，又是对当今世界和中国实践理性的深层把握。其内在的理论实质是实现时代、理性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伟大的思想之所以能在人类社会的重大跃进、人类文明的重大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在于其能够解答时代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时代，既是新的历史方位，又是新的历史趋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历史坐标和科学依据，它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目前发展和改革的新特点，对目标任务、理论依据和使命担当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目标任务、社会主要矛盾等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新的理论为时代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国际形势、适应现实需要、顺应人民意愿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的变化，领导人民持续深化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现状和演变，是明晰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前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既明确反映了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又指出了当前社会发展的症结，指出了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实现了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民对美好的生活要求与日俱增，这不仅是对物质和精神，更是对民主、法治、公平、公正、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此外，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不能简单地用落后加以概括，事实上，我国在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才是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因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深刻地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上，必须不断地进行新的理论创新。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形势正在改变。在国际上，中国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使得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深刻和集中；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全面、更深刻、更长远。我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外界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打压、阻遏。在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深刻调整的今天，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当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下，必须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形成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思想以一系列原创性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回应着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离不开新时代的伟大思想的正确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用一系列战略性的举措和变革性的实践奠基突破性的进展，获取标志性的成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平台。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完善的制度支撑起了我国的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时代，指引现实。它强调实践经验，但并不是一种经验形态。它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创建的一种科学理论形态，具有内在的科学理性。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质的延续，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是对当代世界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又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深刻洞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性与当今社会实践理性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拓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如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就可以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理念概括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公平。“现实基础”是社会主义实现第一个跨越的关键。这里，现实基础主要指的是生产力的大发展。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以及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都是错误且需要规避的落后观念。《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成果，却给予了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肯定。其肯定的就是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作出的贡献。“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两个必然”的实现也离不开发展生产力的话题。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不相适应。由此，才有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加以分析，得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自变量的定位。他将生产力发展看成是新的社会形式诞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理念。但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进入实践阶段后的现实情况，让很多国家都暂时性地忽略了生产力发展、“富裕”等理念。社会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原先预期的方式来发展，即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而是直接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起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加之社会主义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过程往往存在着时间长、过程曲折且反复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幼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生产力发展、“富裕”等理念，这些社会主义的根本理念不得不暂时性地被搁置。发展生产力似乎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历史性地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富裕”等理念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关系。社会主义有自己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除了生产力发展和富裕，还包括了社会公平方面的内容。对这一目标的总的概括，就是人人平等、社会公平、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离开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空谈平等和公平，也不能离开平等和公平单一地注重生产力和财富的累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公平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理性本质，统一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程。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便是对社会主义这两点理性本质的具体化，“社会主义本质论”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判断，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我们制度的最大优势。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对科学理论理性的承续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理性的时代续延和发展。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党的建设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党的事业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必须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党的事业发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要加强到哪里。因此，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公平和谐”，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必须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性不仅体现在对内——对当代中国理性的把握，更是体现在对外——对世界发展的内在理性的把握。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内在本质和必然趋势。现代化至少内含着这样的基本内容：一是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西方，经济增长曾是现代化的第一要求，这种经济第一的价值趋向确实带来过很多问题。但就现在的现实情况来说，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依然是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关心的内容，是现代化最基础的部分。二是现代化还是一个总体性概念。除去经济，还包含着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是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只有社会发展诸要素的整体改善，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现代化的价值指向是促进民族和国家的进步。因此，现代化的内容还包括现代化的民族性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探索我国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出现的“趋同论”“全盘西化论”“依附论”，都是对现代化内涵的错误解释，是一种对现代化内涵理解的单一化。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发展道路，对现代化道路特殊性的强调，并非保守主义的表现。这一方面是基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另一方面，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发展道路，也并不排斥外来的各方面优秀成果。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救亡图存，从器物仿制到制度变法，从民主共和到文化启蒙，仿欧、学日、效美……救亡图存是深陷民族危机时期的社会内在理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性要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每一次奋起抗争与上下求索，都是进一步坚定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信心的理性追求。然而，历史实践反复证明，浮于表面的改良运动、旧式的农民战争、照抄照搬的资本主义制度，都不能为中国找到富强之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积极呼应中国社会的内在理性，开辟了一条又一条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统一的中国道路。这意味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开创了中国新的社会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虽然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仍是曲折反复的。三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曲折，从1956年开始的第一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最终以“大跃进”告终；1964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终于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戛然中断；1975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也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终结。三次现代化运动的曲折，使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道阻且长，现代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强民富，而是将社会主义经济从小生产的生产方式转向大生产的技术上来，进而实现“四个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以往的、其他现代化，而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思想。中国式现代化认识到，各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多样性，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可以采取不同的路径选择、不同的推进速度，拒绝把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固定成一种模式在于，不盲目排斥，不削足适履，在吸收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和国内实际国情基础上，为我所用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为逻辑依据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现状及其演变是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但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科学地把握中国国情的变化和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本质与方法是“六个必须坚持”。如果把理论体系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其逻辑本质与方法就是这座大厦之所以如此构成的实质，尽管它看不见、摸不着，不是任何作为实体的一砖一瓦一石，但在本质上，它是使一砖一瓦一石如此构成的内在根据。“六个必须坚持”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特征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它的精髓和灵魂，为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提出了新发展理念，系统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习近平关于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论述，展现了系统、缜密的逻辑内涵。理论转化为现实，变为“物质力量”，需要一系列中介作为保证，这就是党的各个层次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等，而在这些中介层级中，根本中介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因此，深入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基本方略——“十四个坚持”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目的，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在经济建设方面，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巨大跃升，经济总量、市场规模超越其他国家，核心竞争力、生产力水平名列前茅，创新创造能力具有强大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在政治建设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广泛牢固，人民当家作主扎实稳定，充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建成法治中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具有高度的政治文明；在文化建设方面，建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精神在全球广泛传播，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在社会建设方面，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全覆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具有高度的社会文明；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实现碳中和，全面建成美丽中国，天蓝、地绿、水净、山青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普遍形态，具有高度的生态文明。中华民族将以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攥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紧捂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性，紧握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目标，以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适合我国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外交、党建等多个领域多个方面，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它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逻辑主题主线，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逻辑保证，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理论为逻辑基础，以“六个必须坚持”为逻辑本质与方法，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逻辑内涵，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逻辑目的，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真理体系，是一个对象主题鲜明、发展脉理清晰、逻辑理路严密、实践指向明确、创新价值显著的，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生成和实现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精神支撑。四者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四位一体，体现了其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实践根源，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是理论目的。它不仅基于新时代的现实条件、发展特点和目标任务来逻辑地展现其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基本内涵，又依据新的实践内容和新的实践要求，不断指引实践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这充分反映了其基于实践、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实践品格，充分展示其科学理论体系的生成路径和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因实践的丰富发展呈现出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有涉滩之险、有爬坡之艰、有闯关之难，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大变局、大变革、大事件中困难与机遇同在，挑战与希望并存。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不断推进经济建设，在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不断推进政治建设，在坚定文化自信中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建设，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新的伟大胜利，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注释参考文献略作者简介：陈华兴，男，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310018)文章来源：观察与思考.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传统素朴唯物论之契合点探赜摘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文化，但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气本论为代表的素朴唯物论，二者之间存有四个契合点。“萌芽”契合点：二者成型“前夜”均为素朴唯物论“胚胎”；“诘难”契合点：二者于“唯物与唯心”的论辩中证成；本体普遍意涵之契合点：二者在形而上层面具有普遍性义涵；“实践”契合点：二者均注重实践。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物论的四个契合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生机与活力。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物论；契合点注释[1]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时间节点问题：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时间上的界定应为文化最开端的地方一直延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时间上的界定为文化最开端的地方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本文持第一种观点。[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6、528页。[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3页。[5]《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5页。[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220页。[8]《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11页。[9]《列宁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8页。[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11]王夫之著、王孝鱼点校：《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8页。[1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8年，第408页。[13]《左宗棠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419页。[14]《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48页。相关阅读坚持“第二个相结合”，必须廓清的几种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逻辑从三个方面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的深层意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中国”和“中国化”的结合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激活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贡献述评6+10+14+13，新思想的哲学基础和主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蕴含的若干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哲学上的原创性贡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百年发展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若干问题探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的依据、逻辑与路径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生成逻辑、丰富内涵与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和“第二次结合”两种异质文化的独特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缘起、发展与实践超越“中西文化之争”：从“比较式对话”到“合作式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哲学定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的反思与前瞻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视野·论域·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三个方法论问题以哲学创新引领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方法》评介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兼谈辩证法、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逻辑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分析框架之比较历史唯物主义之“物”的当代解析论人民主体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守正创新追溯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三条线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马克思指明的时代”与“百年变局”关系的唯物史观阐释论把握好“两个大局”的唯物辩证法意蕴历史唯物主义是我党的理论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辩证法的结论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整体性贡献和时代性价值“中国哲学”的元问题、组成部分与基本结构以“马”解“中”：张岱年论中国古典哲学的危机与转化当代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生命形式——“解放思想”的哲学特性与当代价值“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的关联性研究中华法系的含义、形成与特征一张表梳理中国哲学史丨珍藏版一张表梳理西方哲学史丨珍藏版关于哲学的10个问题黑格尔关于哲学的7个比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研究探论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中国文化的五大特点中国古代经典方法论：道、法、术、器、势中国古代哲学史简介思维导图、历代思想家思想“标签“特别策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的依据、逻辑与路径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对这一新飞跃的科学评判，是建立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飞跃”实质和评价标准基础之上的。从实现新飞跃的内在逻辑来看，回应新时代提出的时代课题是新飞跃的逻辑起点，新时代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互动是新飞跃的动力源泉，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为新飞跃提供了有力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新飞跃提供了广阔前景。坚持“两个结合”,坚持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理论自强相协同，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相交融，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统一，构成了实现新飞跃的基本路径。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1]6,这一重要论述用“新的飞跃”生动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过程中实现了理论形态升华，从而开辟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当前，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明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飞跃”的实质及判断依据，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的内在逻辑，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的基本路径。一、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的依据要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如何正确理解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形态发生的“飞跃”。而要理解这一“飞跃”,须明晰其实质；要判断是否实现“飞跃”,须明确其依据。只有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形态“飞跃”的实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存在质变和量变两种状态以及由质变到新的量变的无限反复过程。“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2]902艾思奇在《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一书中也指明：“量变的过程在一定范围内虽然似乎与质无关，但它在实际上就是质变的准备。”[3]质变和量变相反，质变采取突变即飞跃的形式，是事物在根本上实质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必然会发生理论形态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从部分质变到质的创新突破的过程。这种创新突破的发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形态实现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实现的“飞跃”,其理论形态都发生了质的创新突破。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4],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更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实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特征，彰显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与理论力量，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特质和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生的三次理论飞跃，实质上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解答时代课题而发生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理论形态上实现了质的创新突破。这种创新突破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形态“飞跃”的评判标准判断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产生的某一理论成果是否属于“飞跃”?这必须要有一个衡量和评价的标准。而确定这一标准应具有综合性的广阔视野，也就是从理论形态、时代课题、主要矛盾、民族复兴等方面进行设定，避免简单化、线性化。一是看能否形成具有时代性、创新性、体系性的理论形态。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飞跃形成的理论形态都充分彰显了时代性，都是根据特定的时代背景、时代主题做出的独特理论贡献。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并不断发展的。其次，每次飞跃形成的理论形态都充分体现了创新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原理，又以发展的眼光和发展的事实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5]7,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并把新的实践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理性提升，形成新的理论创新成果，实现了理论上“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守正创新，以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重大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上“新的飞跃”。再次，每次飞跃形成的理论形态都具有体系性，都是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完整的结构，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7]26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同时自身又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8]。总而言之，这些理论形态既坚持了原有科学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原理，又对原有理论体系中的某些具体结论有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在形成理论飞跃的同时构建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看能否有效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形态是否实现“飞跃”,还应该看它是否明确地表达了对“时代问题”的关切。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思想求解的是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路的问题，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和平与发展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求解的是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7]246等时代课题，开辟、坚持、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5]25-26等重大课题，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可见，每次飞跃形成的理论形态都有效回答和解决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进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个重大难题。三是看能否有效指引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历史变迁最突出的标志。能否有效指引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是否实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研究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结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思想确立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主题，构建了由基本国情、发展目标、行动纲领、保障条件组成的科学体系，形成了由坚定的价值立场、科学的实践观点和丰富的思想方法构成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回答，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体系；思想主题；立场观点方法注释[1][3][9][10][14][1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生成逻辑、丰富内涵与重大意义摘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飞跃，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理论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在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新的飞跃。从生成逻辑看，新的飞跃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从丰富内涵看，新的飞跃不仅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构建了新形态，而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层面开创了新样态，同时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精神层面展现出新面貌，放射出强大的真理光芒。新的飞跃作出了划时代的重大贡献，要求全党强化理论自觉、坚定理论自信、实现理论自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征程中推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影响世界。关键词：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相关阅读本站评论员：关于《决议》中“飞跃”问题的若干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中的大历史观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实现马中化新飞跃——新思想的新概括、新阐释、新定位实现马中化马时化新的飞跃的科学理论三个方面分析理论飞跃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若干问题探赜究竟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最早提出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崭新命题是如何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两个重要概念和命题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继承和发展6+10+14+13，新思想的哲学基础和主要内容二十大视角下10个马理论重要议题关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问题二十大与十八大、十九大的三个方面内在关联性完整把握新思想1.0、2.0、3.0三个版本2020年、2021年、2022年新思想十大前沿问题研究品味19-20大“历史交汇期”的四大时间节点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性研究准确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溯源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继承和发展摘要：把握“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两个命题的关系，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论根据、实践逻辑和内涵外延切入，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在“中国化”的基础上加上了“时代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论根据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实践逻辑是革命初期“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内涵是实现理论和实践、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外延是按中国特点来应用、和民族特点相结合。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一脉相承，又深化提升，表现在通过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致力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而在实践上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世界意义，通过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而在理论上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内涵。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参考文献[1]

准确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溯源摘要：要全面准确地学习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除了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解其根本立场、核心要义、基本内容、理论价值之外，还必须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理论溯源，研究清楚它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源流。开展理论溯源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需要详细说明内在的思想传承关系，要注重“源思想”阐释的准确性，理论溯源需要具有一定的精准度与深度，理论溯源不能只考虑单一的思想史背景，要把握理论溯源和原创性贡献之间的关系。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溯源；研究方法相关阅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萌发与实践》《习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重磅推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与组成”问题的考辨与新解准确理解列宁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思想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的三大来源《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面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本站评论员：关于《决议》中“飞跃”问题的若干思考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实现马中化新飞跃——新思想的新概括、新阐释、新定位实现马中化马时化新的飞跃的科学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若干问题探赜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6+10+14+13，新思想的哲学基础和主要内容完整把握新思想1.0、2.0、3.0三个版本2020年、2021年、2022年新思想十大前沿问题研究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性研究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代会主题演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的关联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演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提出和逻辑展开“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渊源考释与话语创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演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讨论及反思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语义演变中共话语体系中“同志”概念的历史流变2023年理论重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者单位：杨偲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

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命题。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必须以“两化”及其关系为基本学理支撑，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概念的研究；以“三次飞跃”为基本发展脉络，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历史地位的研究；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主题，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主题的研究；以三个“历史决议”为基本文献依据，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体系的研究；以坚持“两个结合”为理论主线，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路径方法的研究。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理论研究；核心概念；主题主线；路径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围绕“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兼具深刻理论内涵和重大政治意义的命题，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深化对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及其所关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核心概念、历史演进、理论成果、主题主线、路径方法等重大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规律，自觉履行“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1]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以“两化”及其关系为基本学理支撑，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核心概念的研究任何一个学科都有构成其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而对这些概念和命题的认识和把握是开展该学科研究的逻辑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并列提出，既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理论动因，同时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命题及其相关概念研究的学理空间。“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根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强有力支撑，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内涵；“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只有在学理上深刻揭示“两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关系，才能获得揭示“两行”（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内在关系的前提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必然结论。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38年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时并没有特殊强调时代化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不重视时代化问题，而首先是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所面对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未超出列宁关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重大判断。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2]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后逐步明确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开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有了更深入、更自觉的理解。毛泽东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毛泽东没有特别强调“时代化”的原因还在于，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就是高举所谓“国际化”的旗帜并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抗战初期“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为了彻底纠正教条主义错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必须重点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3]“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3]因此，是中国革命发展态势和实际情况决定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以便更好地完成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而不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时代化。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与新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两大问题，党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不同于列宁所处时代的重大变化。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问题。党的十四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6]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这两个方面的内涵讲全了，从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依据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自觉推进理论创新的敏锐眼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共产党坚持既了解中国、又放眼世界，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使之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7]改革发展稳定在面临新的战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和党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些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又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不曾有过的时代要求。坚持在新时代伟大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注入“时代化”内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就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庄严责任和神圣使命。列宁指出：“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8]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必然结论，二者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它们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之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看，党在每一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事实上总是党在这一时期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围绕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的结果，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发展史。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在与中国实际更加紧密的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认识和把握国情，在与时代实际和时代特征更加紧密的结合中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总是以实际生活为根据，而实际又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国家的实际又必然与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时代相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某个国家发挥作用时必然要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党的历史经验表明，正确理解时代特征和历史方位，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把握、对本国国情的判断，也离不开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时代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定要通过不断解答时代性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力就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造就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时代特征、时代使命和任务、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创新成果，从而彰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二、以“三次飞跃”为基本发展脉络，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历史地位的研究“飞跃”一词往往用来形容事物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哲学上则被作为反映事物质变形式的一个范畴，即事物从一种质态转变为另一种质态的转化形式。毛泽东在认识论意义上使用过“飞跃”的表述，强调人的认识过程包括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毛泽东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意义、阐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改变国家面貌的光辉历程、阐述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史等问题时都谈及“飞跃”，以强调发展变化之剧烈、影响程度之深刻。用“历史性飞跃”来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历史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上的独特创造。党的十三大首次使用“历史性飞跃”来描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强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历史性飞跃”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联系起来，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分别确立为第一次和第二次“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党又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来指称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整体上都应涵括在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之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则没有再使用“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表述，而是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成果，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成果。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两次“新的飞跃”的表述。这种表述上的变化，既体现出党的理论创新与党的事业发展的内在统一，也彰显出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之间相互支撑、同频共振而又有所不同的特点，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有了更加清晰的把握，同时也为我们延展了新的研究空间、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经过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系统总结，我们对“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认识日臻完善，而对两次“新的飞跃”的认识和研究则还需进一步加强。比如，如何恰如其分地认识和评价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开创性地位。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立足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并较为系统地构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等新理念新思想新认识，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梁八柱”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又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均被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同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葆有许多体现新时代新要求的新特点。那么，又该如何更加科学准确地阐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地位的研究，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重要任务。三、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主题，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主题的研究认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主题十分重要，它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题，既要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主题整体研究的背景之下，也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全过程的主题及其在各个阶段具体主题的整体把握上来进行分析和思考。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既始终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主题，又根据时代条件和国情变化不断认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及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阶段性主题的认识。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先后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主题转换过程。即从“俄式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后来由于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而又转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回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第一次主题转换主要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如何推翻殖民压迫和封建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围绕这一主题转换，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民主革命”等一系列与“新民主主义”紧密联系的概念。第二次主题转换主要解决了如何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围绕这一主题转换，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等诸多概念。第三次主题转换则是为了解决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而代之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围绕这一主题转换，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概念。第四次主题转换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实际上是第三次主题转换的继续和拓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自觉性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围绕这次主题转换，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概念，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主题的认识上形成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1]二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从这两个主题的历史背景和时间跨度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显然要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具总体意义，也在更高层面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总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态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阶段性主题到总主题的发展演进及相关概念梳理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主题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必须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相互联系的大历史观出发，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的历史特点和深刻内涵；另一方面，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总主题与阶段性主题之间的关系，既深刻揭示阶段性主题在中国共产党完成各历史时期主要任务上的直接引导作用，又全面分析总主题在中国共产党完成各历史时期主要任务上的价值引领意义。更进一步讲，就是要立足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为切入点，更为深入地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分别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以及民族复兴总主题对各阶段性主题之间发展演进逻辑脉络的统摄关系。四、以三个“历史决议”为基本文献依据，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体系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看作一个思想整体，通过分析理论成果内部各思想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断建构起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既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根本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从马克思、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中，我们看到这些经典作家并不是单一地阐发某个原理或仅仅运用某一个原理来回答某个问题，而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来回答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13]这一论断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正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基础之上的，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和实践落脚点。列宁则进一步强调：“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14]这为我们确立了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科学的态度——整体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15]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尚且如此，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更应坚持整体性原则，始终注意从理论体系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这些思想成果“四梁八柱”的体系概括和建构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理论创新成果内涵、内容、本质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完善，主要集中在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之中。就毛泽东思想而言，1945年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2021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分别从批判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确立和肯定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奠基性地位等视角，共同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内容体系、历史地位等重大问题的科学认识和系统阐述。虽然这三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以及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均有所不同，但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为全党掌握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对统一全党思想、意志和行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它发端于第二个“历史决议”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的十条归纳，正式形成于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发展完善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概括，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全部历史过程。第三个“历史决议”则立足于党的百年发展，在全面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这30多年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强调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2]从而在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基本完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结构的概括。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言，还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研究。党的十九大在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揭示这一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其内容作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体系概括。第三个“历史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体系概括为“十个明确”，并从十三个方面归纳概括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大则着眼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基础，对新时代十年发展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作出十六个方面的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党的二十大提及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体系的概括，但并没有展开来谈，只是谈到了一些会议和一些体系概括的概念表述。更进一步讲，这一论断在谈到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十个明确”时没有提及十九大的“八个明确”，但却重申了十九大提出的“十四个坚持”和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个方面成就”。这其实说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体系概括还是进行时、并非完成时，即必须坚持整体性把握的原则，根据新时代和新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完善这个内容体系，使其更好发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作用。五、以坚持“两个结合”为理论主线，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路径方法的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7]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后对“两个结合”的再次确认，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角度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路径或主线逻辑认识的必然结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命题时，其实就已经内在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党内高级干部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并进一步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延安整风期间，他还辛辣地讽刺那些“言必称希腊”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20]他们“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20]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我国具体特点”、“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既包括政治上、经济上的特点，也包括文化上的特点，显然也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从内涵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含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还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认识和把握“两个结合”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把二者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来加以深入思考，既考察其提出的必要性，又兼顾其可能性；既考虑其政治上的需要，又考虑其学理上的根据。首先，“两个结合”的提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以“第一个结合”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变革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创立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又以这些思想成果指导并实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变革，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奠定了深厚基础。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如果没有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坚持和发展，就不会有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第一个结合”为“第二个结合”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完全可以说，没有“第一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就没有“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其次，“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有其现实的需要，是坚持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必然结果。“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不仅证明了继续坚持“第一个结合”的极端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说明坚持“第一个结合”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具备了提出“第二个结合”的特殊必要性。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我们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世界也越来越希望中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就要求我们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7]使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获得深厚文明底蕴和持久文化滋养，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更高水平的结合，从而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为融汇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既属于当代中国，也属于当今世界，必将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必将成为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思想文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第二个结合”，正是适应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得出的必然结论。再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继续坚持“第一个结合”，又要坚持“第二个结合”，而实现“两个结合”相统一的关键就在于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结合”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理路，在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获得源源不断的丰厚文化滋养而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沿着“两个结合”的道路前进，全面学习和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1]的发展要求的题中之义，同时也是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学术性和学理性、不断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基于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关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战略部署，既要说准，又要说新，努力为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水平作出更大贡献。参考文献[1]

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的关联性研究摘要：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最深刻的内在规定性，它生成并限定了中国只能走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发于“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的中华文明特性之自然展开，是以中华文明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而不照搬、综合创新而成的中华新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百余年中国道路的探索，本质地表现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地聚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自始就与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选择、社会发展方向问题密切相联，对其的理解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语境。“中国特色”表达正向、积极的内容，其使用范畴必须严肃、审慎。关键词：中华文明；中国特色；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41考察词源，“中国”并不单是一个地理空间的称谓，本义即具有文明的含义。《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曰：“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2]552《唐律疏议》则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3]161也就是说，中国之称为“中国”，主要是对中华文明地位的表达，是为“文明中心”之意，四方较为落后，中华文明不断向周边族群辐射影响，以文化之，形成了中华世界，也即中华文化圈。所以，中国就是“文明”之国，文明是“中国”的核心要义。了解中华文明及其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把握中国国情、读懂中国现象、诠释中国道路不容忽视的重要杠杆。[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正是从这个视角，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文明层面对宣传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5]155-1562021年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他提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6]2022年在福建考察时，他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2022年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他又提出：“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8]这些论述内涵丰富、意蕴深刻，为我们立足中华文明根脉，着重从文化、文明融通结合层面来宣传阐释中国道路，讲清楚、讲明白“中国特色”提供了根本遵循。一、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最深刻的内在规定性人创造文明，文明反过来形塑人。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智慧与劳动的结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和最深刻的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绵绵不绝的文明发展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其中那些优秀文化传统又在历史的传承发展中内化成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只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牢牢扎根。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交流融通的历程。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生成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色彩、风格，其生成并内在规定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中华文明生成并限定了我们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585这里的条件首先包括人们累代创造的物质文明财富，当然也包括“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9]696，主要是历史文化传统，它们构成后人道路选择的历史前设。历史上，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无数先贤巨哲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10]，提出并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而随着岁月的流淌，在历史长河中，诸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协和万邦、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革故鼎新[10]等独特的价值理念早已内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基因，构成我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内在规定性和独特标识，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了我们是谁，同时也生成并限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就是在传统基础上适应现代发展趋势的文化转换与文明创新。在“世界历史”和资本现代性的“绝对权力”下，现代化已然成为了每一个国家、民族普遍的历史性命运，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但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其现代化道路必然相异，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习近平因此一再强调：“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0]（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发于“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的中华文明特性之自然展开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中，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它使得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培育锻造了中国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5]171这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影响决定了：顺境中，中华民族从容淡定；逆境中，中华民族总能在奋进中崛起。每当重大历史关头，其总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1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12]19“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13]41-42，这声声疾呼，唤醒激励起一批批中华有志儿女“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在不断学习、借鉴的反复试验中，“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0]在历史发展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创造性地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课题进行艰苦的探索，但有成功也有失误，甚至发生过严重曲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和国家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的文化精神又一次唱响主旋律，“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新的社会变革的序曲，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实践中，成功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中华文明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而不照搬、综合创新而成的中华新文明在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不断吸纳、整合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创造了博大精深、儒释道三位一体并行发展为主干的中华文化，这其中儒学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而佛教则传自印度。三家当中，虽然儒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它与佛道两家始终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保持了和而不同、共生共长的局面。陈寅恪曾对此总结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14]284-285习近平则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15]既包容、借鉴他者又坚持自身主体性的文化特性使得中华文明变化日新而又有本有源，葆有了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立足现实、不断学习借鉴他者文明之长，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发扬光大，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精髓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结合，跳出了要么封闭僵化、要么全盘西化的极性思维，在中华文明之根柢上融汇“马中西”，综合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走我们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范导的路，也是在走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逻辑必然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体系，也是具有世界社会主义普遍性和人类文明发展历史逻辑性、科学性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既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吸纳了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遍性的制度文明的先进制度[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元素、社会主义科学元素的文化，也是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又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文明发展普遍规律的辩证统一，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化、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汇融合一，同时继承、丰富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和中华民族严峻的民族危机，“中国特色”问题自始就与中国道路的探索密切相联。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百余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始终都是有关中国道路最本质的规定性。正是在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创新、实现中华文明新发展的历史逻辑。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立于昨天、今天和明天链接而成的历史大坐标系，由“中国特色”确立起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条件和走中国道路的真正起点。近代特殊的世情、国情决定了，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不能不寻求富强民主的现代化，而对富强民主现代化的追求又不能不以标示中国人身份的中华文化、文明的生存发展为基本前提，任何失去了民族性的现代化都是中国人所不能接受、也接受不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开辟形成的中国道路实现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中国人的价值需求和身份认同，因此才真正担起了完成近代以来历史所赋予的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使命任务。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与思想遵循，也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华传统文化，本质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伦理道德为特征的农业社会文明形态的反映，其内容体系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和社会制度相适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只是，其中的“糟粕”与“精华”共同生长并服务于自然经济基础这个“核”，并非一目了然、可以直接分割的两个面，而是交融共生于一种思想体系内，彼此呼应、相互补充的两种特质，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否定、排斥，无法实现自我的扬弃。最终，在人类社会走向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因没能成功实现自我转型而逐渐落后于时代，中华民族最后是在西方资本的殖民扩张中被裹挟进了现代性的世界大潮。面对新兴资本工业文明的碾压，尊孔读经的王朝旧路无力抗御列强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梦幻惊醒之余，先进的中国仁人志士积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诸种理论和学说，却也无力打破“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迷局，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种种方案都试过了，条条道路也都探寻了，但前行的出路却始终徘徊难进。历史走到这里，中国要想独立发展、赶上时代，不来一个社会文明形态的根本变革已是无路可进。古老的中华文明亟须先进强大文化血液的注入与引领来实现升华转型。而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冲突发展到特定阶段而予资本主义以批判扬弃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科学理论。中国社会变革因之有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和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7]1516。在千回百折的寻路求索中，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最终历史性地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本质性关联。但起初，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理论学说一样，对中国人而言也只是一种具有“他者”身份的文明。其能够最关本质地参与并促成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根本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来实现的。在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初期，也曾简单抽象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经验，结果造成灾难性的失败。只是当在血的教训中，先进、不屈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意识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套路无法适应中国革命实际，开始自主自觉地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创新理论的时候，才真正开启了中国道路。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则都是延续和不断深化这一结合的进程。因此，对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而言，没有什么是能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真正促成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型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路，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18]，使中华文明更多地容纳汲取了现代性因素，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华民族由此全面迈向现代化，中国也从传统农业国逐步发展为现代工业国，整体上实现了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跃迁。但“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19]534。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不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实际，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不是现成的、被固定下来的、已完成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理论思想活力，需要继续挖掘、不断创造、持续发展的现实运动着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伟大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对于这两个“老祖宗”，我们都还是小学生，需要永续挖掘、不断学习。况且，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好的途径。只有发展传统，才能更好延续传统，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还必须能够历史地重建它自己的伟大传统，而这样的传统并不现成地持存于辽远的过去，它只有在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开启中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复活与再生。”[20]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上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本质则在于创造当代中华新文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本质地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地聚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持续奋斗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日益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确立起深入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规约着我们创造中华新文明的性质与取向，即这种新文明只可能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而不会是其他什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特别需要进一步突出主体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重视挖掘5000年中华文明中的精华，将它们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贯通起来，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三、“中国特色”的现实语境与表达范畴（一）“中国特色”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语境特色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它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主体自觉的产物。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所谓“中国特色”问题的，只是到了近代，当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强势挑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为社会中心问题，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演化出“古今中西”争论的时候，“中国特色”才随之成为了时代的中心话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一开始就是与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选择、社会发展方向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古老的中国被裹挟进了现代性的世界大潮。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和文明危机，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慢慢意识到自己与西方之间的时代性落差，也开始自觉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来考量和重新认识自我。“师夷长技”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随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方案，虽因主要是要维护落后的封建旧制度这个体，从而使得西学难以真正为用，救亡图存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某种程度上却也可以说是已经隐含着对“中国特色”的最初探索与追求。之后的维新变法、共和革命等也无不在对西方文明的选择学习中内蕴明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里，“中国特色”主要凸显的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自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更是沿循着这一价值方向和理念逻辑而不懈努力，在不断推进“两个结合”、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中，成功探索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尽管也曾有过对自身文明的失望、焦虑、怀疑甚至是否定，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中国特色”一直都是中华民族在这波“古今中西”文明碰撞融合中探索、实践、前行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中经过精神流浪后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21]的结晶，是中国人自己掌握发展主动权，自觉吸取、消化各文明之长处而达致最优化的整合。所以，理解“中国特色”，首先要置身于近现代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历史实境。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最深刻的内在规定性，但传统文化与当代存在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因为—所以”关系，它所要说明的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息息相通、一脉相承而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中华传统文化自然生发而成，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相结合而综合创新的结果。没有“世界历史”背景下文明的互动融通，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无所谓“中国特色”。今天，我们在讲“中国特色”时，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语境。离开文明交流融合的实境，离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实践，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境，来谈论“中国特色”是不成立的。这一点必须要注意！（二）“中国特色”表达正向、积极的内容作为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特色代表的一定是此事物优质的规定性，也就是它能够存在的特质和价值依据。一个没有特色的文明，是很难长久立于世界文明百花园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曾以极富特色的文化创造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的历史关节点，作为复兴的中国和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一方面需要坚持民族精神独立性以顶住西方敌对势力各种的极限施压和意识形态渗透，增强自己在诸如道路、制度、理论之争的波浪冲击中的定力；另一方面也需要能够以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智慧方法去积极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够更好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唯有如此，才可以称得上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道路，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活生生的历史性实践创造。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当然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和方法论。如果一切以他人的思想、理论、方案为圭臬、准绳，那就没有我们的民族独立性可言了，严重点甚至也可以说就没有我们立足世界的地位和价值存在依据了。“中国特色”根本在体现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中国立场。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也乐于走向世界。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重视与世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对话合作，愿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我们新的贡献，但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前行发展中，我们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1]18，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24。当然，我们强调和突出“中国特色”，绝不是要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逻辑和大方向而孤芳自赏。“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19“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我们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好、运用好的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所以，“中国特色”是建立在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基础上的“特色”，其追求的是在多元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致力于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良性互动和美美与共。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今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理念，也已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理解和认同。我们讲的“中国特色”，不仅不违背世界文明发展的共识，而且恰恰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可以更好拥抱世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略的根本所在。综上，我们讲“中国特色”，主要着眼于世界历史、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保持和中国发展道路自主自觉的选择，着重于增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着力于体现中华文明能够予世界文明发展新贡献的特质。这当中内含深刻的价值预设，即只有那些优秀的、有价值的中华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发展成功的实践、宝贵的经验等，才可以称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与特长所在，是一种不卑不亢、淡定从容的成熟与自信，其意蕴表达一定是要传递释放正能量，有利于凝聚民族意志、振奋民族精神、展示民族风采和增强民族自信，能够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认同中国。所以，使用“中国特色”必须严肃、审慎，诸如等级特权、官本位、家长制等中国旧有传统中的消极内容和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一些负面现象当然都不属于我们所讲的“中国特色”范畴。这一点也必须要注意！参考文献[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此外，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目标任务，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同时也是创新发展

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代会主题演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摘要：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通过分析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主题的演进，可以看到，1）主题的提出与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深入；2）主题内蕴的目标任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与时俱进；3）主题强调的指导思想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关切人民群众、发展中国道路、创新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关键词：党代会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度的提高，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各方面规范日臻完善。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这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对党的代表大会主题主线的认识不断清晰明确。基于认识的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立足世纪之交的基本国情，将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核心精神凝练为大会主题，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自此之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均在开篇提出大会主题。主题是党代会的灵魂与核心，具有统摄性与时代性，旨在宣示中国道路、指明未来发展方向。在党代会的报告中鲜明提出大会主题，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而且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开拓性的。纵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六次党代会报告主题的演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贯穿其中。党在科学研判世情国情党情、深化理论创新的进程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永葆马克思主义生机与活力提供了强大支撑与重要保障。一、主题的提出与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深入精准研判时代特征、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既是保证党代会主题科学明确的重要依据，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的重要前提。纵览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主题，可以看出，主题既鲜明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特征与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又反映了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1.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遭遇严重经济危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力量趋于均衡，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邓小平科学分析国际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此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均将这一重要论断写入其中，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认识。党的十五大提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1基于此判断，党积极把握有利国际环境、抓住历史机遇，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主题中明确提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任务。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深化了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认识。一方面，强调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党也清醒地认识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2党的十六大在大会主题中提到的“加快推进”“开创新局面”等论述凸显了这一科学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3。“时代潮流”的提出是时代主题的深化，在聚焦未来发展的基础上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客观依据。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的不断深入，党的十九大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4。党的二十大指出：“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5纵观党的十五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可以看出，我们党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把握不断深入。正因如此，党始终强调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成功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坚定的历史自觉审视时代大势，在谋求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全人类的合作共赢，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2.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党的十五大以来的党代会报告主题，既内蕴着世界历史发展所处的大时代，也鲜明凸显了中国国情与发展趋势。正是将“大时代”与“小时代”结合起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切实回应时代大势，指引党和人民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6。不论是课题之新，还是难度之大，都意味着我们必须科学认识中国国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作出客观的分析与研判。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明确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党进一步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7,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党的十七大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8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国情认知，党才能科学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在大会主题中提出“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等时代任务。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9。在准确研判国情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问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一主题中的明确目标提供了理论遵循。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在主要矛盾变化的同时，党的十九大也强调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当前我国各项工作开展的最大实际。党的二十大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强调其“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1。明确中国特色、契合中国实际，就要坚持对国情的科学判断。把握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刻认识现代化建设需要付出长期努力，要在坚定目标的同时循序发展、稳步推进。党的十五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与时俱进地认识中国国情，始终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丰富与发展。3.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明确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定前进方向、规划发展道路、进行正确决策的重要前提，也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确立时代坐标。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的五年间，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已经处在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基于对历史方位的清晰认知，党的十九大在大会主题中明确提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为党和国家发展明确了历史方位，确立了新的时代任务。“新时代”不是孤立存在、凭空产生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党带领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大在大会主题中开篇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面对时代之变与中国之变，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彰显了理论的时代性与创造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原创性贡献。党的二十大从16个方面深刻总结新时代十年取得的历史性变革，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2。这是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历史发展大势作出的科学判断。立足这一判断，党的二十大将新征程上党的中心任务概括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这是党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初心使命的深化与发展。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与发展原则，既体现了新征程上的新要求，也凸显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特征，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重要遵循与前进方向。二、主题内蕴的目标任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与时俱进依据不同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目标，既是党百年来形成的宝贵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应有之义。纵览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主题，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奋斗目标接续展开、有序推进。这些目标的制定彰显了党的科学规划与坚定信心，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实践行动指明方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1.分阶段建设小康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过多个发展阶段逐步实现。马克思提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后，就进入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又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并强调这是先后递进、互相联系的阶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区分开来。此后，列宁又提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最高阶段”等，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一个多级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科学制定战略部署与奋斗目标，有步骤分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多次强调：“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14结合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时代之变，摆脱贫困，建设小康，成为中国人民最大的期盼。因此，党作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我国经济状况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第一步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第二步总体小康目标也接近实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作出了新的规划，制定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等目标。这是世纪之交党制定的契合时代变化的重要战略目标，为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2000年，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具体国情，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强调我们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基于这一认识，党的十六大在大会主题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任务，强调“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5。这一目标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在科学研判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目标的接续发展。从温饱到小康水平，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结合，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六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确立为大会主题，有利于目标的进一步明确与凸显，从而为实现远大目标凝聚共识、积蓄力量。2.持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伴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在科学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进一步结合，实现了发展阶段性目标的不断创新。党的十七大在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提出“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新目标。2010年，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出科学判断，强调党的十六大、党的十七大确立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目标已基本实现。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在主题中对奋斗目标作出了新表述，强调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16,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内容进行了丰富与完善。将“建设”改为“建成”,是党代会根据我国实际与时俱进更新目标的重要体现。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党的十八大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17。这深刻表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既不能照搬书本也不能照搬外国，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逐渐发展至决胜阶段。2017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大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在主题中明确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党对新时代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在充分认识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作出的客观分析，既体现了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贯性和整体性，又符合实践发展的阶段性与时代性，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内涵。3.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时代，党既放眼全球，把握世界大势，又脚踏实地，科学研判人民的期盼，制定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党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把握发展机遇，在主题中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还需要科学合理的战略安排。为顺利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党在新“两步走”战略安排的基础上，制定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主要包括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8个方面，并强调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不仅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中长期目标的制定适应了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除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党还重点明确了近五年的目标任务，主要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社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国家安全更为巩固、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等。近五年具体目标的制定与时俱进，与当前发展实际紧密结合，为未来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是党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关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可以看出，党关于未来奋斗目标设定的思路十分清晰，既有近期目标，又有长远目标，同时将二者紧密结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为分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战略指引。三、主题强调的指导思想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8从“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再到“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主题的核心思想中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与时俱进。1.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明确理论基调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党的十五大在大会主题中明确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并在报告中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19。这既凸显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地位，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刻要义。邓小平理论着力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提出，同时也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得到回答。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首先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邓小平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根本任务，强调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强调“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等。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邓小平理论提出“‘三步走’战略”“改革开放理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革以及发展阶段的理论，为实践指明方向、规划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2.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在大会主题中再次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并提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党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科学概括，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21。这一论断指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背景与重要意义，即立足时代变化与中国发展实际，着眼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核心问题，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在“建设什么样的党”这一问题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方面对党的建设提出了目标要求与价值标准，确立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深化了对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理解。在“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上，围绕提升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两大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重点落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党员干部“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22,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等新发展形势下所必需的能力。同时，为应对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潜在执政风险，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的侵蚀，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准确研判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将着眼点落在加强和改进执政党自身建设上，科学明晰了党在21世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任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新发展。3.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进入21世纪，世界形势整体上呈现出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特征。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遇到的深层次问题不断增多，进入了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胡锦涛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23。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了理论创新。党的十七大在大会主题中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明确要求，并在报告中强调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24。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问题。科学发展观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的观点，也抓住了新世纪新阶段解决中国矛盾和问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人为基点展开，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价值，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5,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基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其他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理论创新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4.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蕴藏着新机遇，同时也意味着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以深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信，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二十大在会议主题中明确宣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旗帜，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新的飞跃”首先体现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党的二十大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6“两个结合”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遵循，也是进一步深化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同时也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激发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坚持“两个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科学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考察世情国情党情、统筹“两个大局”,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作出重大理论贡献。其次，“新的飞跃”体现在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上。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略。这些涵盖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思想，表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创新。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科学总结新时代“十六个方面成就”,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内涵。在总目标之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科技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等具体目标，部署了“两步走”的战略举措和战略安排，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拓宽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实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分析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与党内存在的“七个有之”等问题，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明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开辟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显了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自觉与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中国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四、启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中国自主的市场监管知识体系：比较特征、情境因素与分析框架建设中国经济学的科学生态体系——以教材体系为突破

全国意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哲学学科联盟”在京成立！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进一步加强哲学一流学科建设，1、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倡议，并与2、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3、清华大学哲学系、4、复旦大学哲学学院、5、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6、武汉大学哲学学院、7、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8、南开大学哲学院、9、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10、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11、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12、浙江大学哲学学院、1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14、中山大学哲学系共同发起，成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哲学学科联盟”。联盟秘书处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4月19日，各联盟单位负责人共同展开哲学学科联盟成立文化卷轴，并进行研讨交流。联盟成立仪式由哲学院党委书记张鹏举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百精教授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哲学学科联盟旨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学科相关重大问题上，组建联合攻关团队，推进学术成果转化。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动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学体系、综合育人体系的构建，携手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贡献哲学智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在讲话中指出，哲学是思想的事情，中国学术要从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进入到它的自我主张。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重大的国家战略，成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哲学学科联盟，是促进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探索。他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学科的发展，强调把握哲学学科发展重要的契机，联盟各高校哲学院系通力合作，加强团结，充分沟通交流，积极建言献策，探索建立互相协作的工作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教授宣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哲学学科联盟章程》。他指出，联盟将积极开展合作共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联合开展学术研究，举办年度学术论坛，推动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开展重要学术活动采用轮值机制，在合作中进一步达成共识，共同探索推进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团队建设、平台建设、智库建设。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唐文明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林晖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恒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李佃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向东教授、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翟锦程教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白刚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刘梁剑教授、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主任卞绍斌教授、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俊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刘森林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吴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王宇洁教授、原理副教授等参加会议，围绕进一步加强哲学教学领域的深度合作、进一步加强哲学学科建设、建好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等方面内容展开研讨、集思广益。相关阅读最新发布！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本科专业审批情况汇总（2023）揭牌成立！全国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联盟第一梯队！18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的机构设置、研究定位与发展建设重磅合集！18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全新文体！怎么理解“谈治国理政”不同于“选集”“文选”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语义演变摘要：“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词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具有重要标识性的概念。从概念史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术语，专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是包括党的性质、纲领、立场等核心内涵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运用和语义形塑经历了一个复杂演变的历程，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政党”到“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执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再到“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概念的历史演变，从“大政党”到“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话语表述的变化，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中国化过程和特有的政治意蕴。考察“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历史流变和话语体系建构，对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自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和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已历经1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相关理论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形成史、自身建设史、阶级立场、历史使命、指导思想、纲领、组织原则、优良传统等方面，而从概念史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研究成果仍显不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通过一系列概念的中国化来推进和形塑的，而概念本身的语义变迁和话语建构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守正创新的另一面相。因此，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历史流变和话语体系建构，既可还原其语义、内涵、理论的演变历程，也可呈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的历史图景。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无产阶级政党”概念“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演化的理论原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性质、纲领、组织原则、指导思想等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理论。考察“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缘起和发展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的运用和分析，这就要求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进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美国工人运动》《我们的纲领》《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文章中。这些文章大量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内容，是考察汉语“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语义缘起和理论源头。一般认为，1847年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政党，正如列宁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1,但马克思、恩格斯此前尚未明确使用“无产阶级政党”概念。根据目前文献资料显示，马克思、恩格斯首次使用“无产阶级政党”概念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强调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异同点的特定语境中使用，“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集中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策略原则等关键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恩格斯致格尔松·特利尔信中说：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必须组成先进的、有觉悟的、自己阶级的政党，并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分析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关系，深刻阐述了“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试图将“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两个概念联系起来，阐述共产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或其他所有政党，揭示“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政党”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和逻辑必然性，表明“无产阶级政党”概念鲜明的阶级立场。1848年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投入其中，但以失败告终。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来总结革命经验，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阐述了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认为工人“应该谋求在正式的民主派旁边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2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分析法国革命失败原因，提出了如何在斗争或失败中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任务，认为“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2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组织”“真正革命的党”是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失败的总结，也是对“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独立性和革命性意义进行了再塑造。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多种场合强调要在各国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并在1871年9月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指出：工人阶级只有组织成为“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4这一重要思想在各国先进工人中广泛传播开来。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点。1887年，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3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纲领，这是一个党成熟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语义内涵。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等状况，是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概念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1899年，列宁在《工人报》上发表了《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我们党的纲领草案》等文章，为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做了重要的准备。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对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重要性和指导意义，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5列宁分析了俄国革命形势后，认为迫切需要在全国组成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党。但是，党内却有人将“党”和“组织”两个概念对立起来。1904年，为了驳斥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谬论，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重要文献，系统阐述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提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6此外，列宁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严格统一的组织纪律，并论述了党的章程的重要性，认为“章程是组织的形式表现”6。这些论述透露了三重含义，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自己的纲领和章程；第二，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第三，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部队。可见，列宁根据革命新形势的发展，从党的纲领、组织纪律、指导思想等多个维度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义项和内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第一次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概念提供了新的语义内涵。1918年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提出无产阶级执政党要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认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7列宁根据政党角色的转变和实践形势的变化，明确把经济建设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主要内容，并赋予其重要的意义。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总结了俄国布尔什维克胜利的经验在于其特有的“极严格的纪律”8,“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联系、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8“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无产阶级先锋队”等术语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概念凸显的主要内容。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9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这是列宁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核心内涵。此后，列宁强调执政党要不断地进行组织整顿，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素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不断夯实“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基础和灵魂，使其成为立体多面的综合概念。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无产阶级政党”到“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现代史上新型政党，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重要论述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形势要求，对“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中国化经历了从“无产阶级的政党”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政党”“先进政党”等话语演变历程，形成了“工人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真正的革命政党”等话语表述，其核心内涵在于表征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具有真正革命性、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性质、立场、奋斗目标、历史使命等方面赋予了“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中国本土内涵。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10这是目前中国共产党文献中，首次出现的“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语义原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真正革命党。1922年5月1日，陈独秀在《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中指出：“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因为他们想“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的。11“劳动者”“工人阶级”这些词成为“共产党”概念的基本政治意涵，用于表达党的阶级立场和凝聚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为了表明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则进一步阐述了党成立的目的和奋斗目标。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明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01923年1月25日，瞿秋白在《赤俄之归途》中表明：“共产党始终是真正为全体工人阶级奋斗的政党。”12“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为全体工人阶级奋斗的政党”等话语表述成为中国共产党初期政治定位的指称，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概念包含的普遍含义。对于党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上做出总结，指出：“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131927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共产党根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政纲政策的基本原则，系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14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党的阶级性质的相关论述，进一步丰富“无产阶级政党”概念内涵。1928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一文指出：“全中国的劳苦群众都应团结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周围!”15从“无产阶级的政党”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概念的表述变化，其实质上并没有区别，旨在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此外，从上述历史文献的梳理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立场、奋斗目标、历史使命等始终是围绕着“人民”来展开，并且在中共历史文献中，围绕着人民的论述非常之多。显然，“人民”与“无产阶级政党”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以人民为中心。虽然在党的早期文献中，经常用“劳动者”“工人阶级”“劳苦群众”“工农群众”“无产阶级”等词语用来指涉“人民”,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元素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初期运用基本是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内容，这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矢志不渝。随着革命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构建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概念，强化和凸显“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革命性，用“革命党”“革命政党”概念进行定位和阐释。“革命”是近代中国政治的重要词汇，具有凝聚民众力量的宣传性和动员性话语，成为不同政党争夺政治力量的重要术语。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筹备会上正式宣布说：“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16“革命党”一开始指的是孙中山创立的具有革命性质的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走向了反革命道路，国民党已非真正革命意义上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至始至终的革命政党。正如1927年10月24日，瞿秋白在《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指出：“中国现在唯一的革命党，便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17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再次指出：“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唯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上。仅仅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保持革命的传统。”18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超越传统意义的“革命党”的局限，提出“革命政党”新概念，为“无产阶级政党”概念增添新的内容，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的特性。1936年10月18日，张闻天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中，指出“共产党是最先进的革命的政党，它应该使用一切武器去对付敌人。”19此处用的是“革命的政党”来表述。1937年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关于同蒋介石交涉问题给潘汉年的电报中指出：“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20从“革命的政党”提炼为“革命政党”,省掉“的”字，使其成为更加精炼、简洁、坚定的政治术语。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保卫祖国的先锋队，是言行一致的革命政党。”21从“无产阶级政党”到“革命政党”话语的变化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蕴。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用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证明其是真正为人民奋斗的“革命政党”,是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式无产阶级政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其发展成为“大政党”。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政党，也是根据中国国情对“无产阶级政党”概念进行中国化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用“大政党”“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新式的革命党”等话语建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特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要注重系统学习，指出：“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211943年6月，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指出：“二十二年来，我党已发展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政党。”22同年7月1日，毛泽东在《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中，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前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却已经成了这样的大政党。”22“大政党”不仅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员数量方面的“大”,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发挥伟大力量的“大”,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小政党走向成熟大政党的重要指称变化。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论党》中提出“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23概念，以表明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不同。显然，“大政党”“大党”等话语表述进一步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政治意涵，从“无产阶级政党”到“革命政党”“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语义演化，不仅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继承，也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的革命语境中建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理论认识与灵活运用。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革命政党”到“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掌政权的合法政党，党在执政方式、执政理念和执政话语等方面经历了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地位和角色的转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领导人的历史文献中较少使用“执政党”概念，而是用“领导党”“领导政党”“领导全国政权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工人阶级政党”等表述来代替，初步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话语体系。“执政党”概念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24有学者查阅党的现有文献中发现，毛泽东使用“革命党”概念直到1957年3月18日的一次讲话，但他一生都没有公开、明确使用过“执政党”概念。25这或许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较少使用“执政党”概念的缘由之一，而较多的使用“领导政党”“领导党”“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等一系列政治意蕴基本等同的概念。1950年5月6日，朱德在《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中指出：“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成为这一政权的领导政党。26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革命胜利，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我们国家的政党。27到了1956年党的八大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定位表述是“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28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没有使用过“执政党”概念。有学者考证，在党内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执政党”概念的是任弼时。241949年3月1日，任弼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批评忽视党务工作、放松党的建设，指出“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29新中国成立之后，率先提出“执政党”概念雏形的是周恩来。1954年周恩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提到：“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30对于“执政党”概念论述较多的领导人是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阐述了对党的执政地位的认识，并强调要加强执政党建设，认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28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31从“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执政的党”到“执政党”概念的演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逐渐由“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探索和实践。“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阶级属性。“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的历史语境中，其实差别不大，两个概念经常混合使用。通过查阅党的历史文献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较多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概念，“工人阶级政党”或“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使用相对较少一些。其实，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画出革命的最大公约数，找到革命依靠的最大力量，使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概念适合中国具体国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工人阶级政党”概念的使用频率高于“无产阶级政党”。1951年4月29日，李维汉在《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工人阶级的政党。”27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32当然，“无产阶级政党”概念仍在使用。1958年5月5日，刘少奇指出：“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能像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一样，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利益。”33“工人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交替使用，且“工人阶级政党”概念逐渐得到强化，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对各阶级的成功改造和坚定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治立场，而其背后正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念的中国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随着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娴熟运用，逐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概念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党”和“执政党”概念交替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形成的过度阶段。早在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我们党“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23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除了经常用“革命党”来定位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时常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概念。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上，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28随后，毛泽东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再次强调：“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34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上同时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政党”“执政党”等政治术语表述中国共产党的定位，认为：“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最革命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的革命政党。”31指出“发扬成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必须采取的态度。”31其实，这一时期频繁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概念跟国际环境有关。正如1963年9月6日，《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写道，“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35并指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35这是站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使用“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号召世界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起来同苏共修正主义作斗争，引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政治意蕴。从上述的历史文献分析中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政党”概念中的“执政党”建设话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诸如“领导政党”“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执政党”等概念定位。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表达鲜明的政党特色，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意义中演绎出来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学习”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向“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理念转变，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在实践中丰富“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多义内涵。四、改革开放新时期：从“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党对执政意识、执政理念、执政角色逐步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开始重提“执政党”概念并多次提及“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概念，赋予其丰富的语义内涵和政治意蕴，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话语体系。1979年1月，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讲话中重提“执政党”概念。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执政党的类型、党员和执政方式等问题，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36“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36同年12月25日，邓小平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36此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都设置“执政党”建设的常规议题，并且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执政水平”“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执政考验”“执政使命”“执政本领”等一系列相关概念，形成了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概念谱系，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概念的内涵。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考验的问题，指出：“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37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深化执政党建设理论，要求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党的十六大提出“长期执政的党”概念，指出：我们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38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深化执政党理论阐释，提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39“执政党”一词的内涵较之前扩大了很多，但强调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内涵没有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执政理论的认识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执政使命”概念，指出：“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40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41“执政使命”“执政本领”等术语为“执政党”概念注入新的内涵，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概念的基本指涉。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除了使用“执政党”概念之外，还经常使用“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学习型政党”“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概念来定位。对党的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统计显示，十三大报告“执政党”概念出现2次，十四大“执政党”概念1次，十五大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十六大同时出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十七大提出“学习型政党”概念，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表述，十九大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七次党代会关于“执政党”概念的话语表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深化和灵活应用，不断增添“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语义要素，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话语内涵。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42理论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体现在话语建构和理论创新上。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深刻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43“三个代表”“两个先锋队”概念理论的提出和阐释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一个成熟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体现。随着执政党建设水平的提高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学习层面的意义内涵逐渐凸显和高涨，促使“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发展，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表达的主要意义。正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44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本身就包含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学习型政党”“使命型政党”建设的内容，并随着政治实践和理论发展，其隐藏的内涵和意义逐渐显现和强化，这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展成熟等语义特征和多维功能。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到“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执政党”到“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从“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到“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话语演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空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运用面临新的理论环境和实践诉求。随着党的自身建设的深入推进，“先进性”“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本质属性的意义逐渐兴起。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明确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45显然，中国共产党对于“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话语表述正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内在本质的承继和塑造。此外，中国共产党根据实践发展需要，从理想信念层面进一步扩充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语义内涵。2016年2月4日，习近平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指示，“使我们党始终成为有理想、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45中国共产党将“理想信念”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联系起来，并赋予其明确的信仰意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所蕴含的信仰力量，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自强和守正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融入到特定历史场域和社会文化形态中，创造了一系列伟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并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理想信念、人民立场等多角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走向规范成熟。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共产党逐渐拓宽“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理论视域，不断建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党话语。从新民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政党”到今天“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话语演化，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成长轨迹和具有国际视野的政党意识，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改变和影响了中国，还在影响和改变着世界。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中，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402017年，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46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党史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47同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48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世界政党的角度审视自身发展得出的客观结论：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第一大执政党；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第三，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有自信、有胸怀为世界的发展进步、为全球治理做出中国贡献的伟大政党。诚然，“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术语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增添了新的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是处于不断建构和形塑的动态过程。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内涵将在更深层次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的运用与发展，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政党”“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执政党”到“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概念的话语演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真正继承和发展，并结合特定历史语境成功构建了一套科学、系统、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体系。总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守者、践行者和推进者，是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而勇于自我革命的伟大政党。注释略相关阅读“中国式+”系列概念考——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演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提出和逻辑展开“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渊源考释与话语创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演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讨论及反思中共话语体系中“同志”概念的历史流变先锋代表制：一个中国特色新政治概念的提出与解析21世纪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两个重要概念和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概念释义、关系澄明与方法自觉为什么“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是错误的？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世界逻辑“思政教育理论解释力”问题提出、需求根源与持续提升“马克思主义亲和力”问题提出、内涵把握与样态呈现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作者简介：黄晓娟,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胡国胜,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州510631)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基本政治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语义形塑研究”(项目编号:21ADJ003);2021年度广东省委宣传部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研究课题项目“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2020年度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课外科研项目“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话语研究”(项目编号:scnumks202001)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若干问题探赜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大命题，是对党百年理论创新与实践的深刻总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规律的科学把握。这一命题从酝酿到正式形成经历了“兼用表达期”“理论准备期”“确立成熟期”三个阶段。其内涵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两个结合”、贯彻“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指导新的实践为目的的动态过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行动纲领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确立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体现出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新境界，为新征程上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底定方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学界已有成果在深化研究的同时，多侧重于宏大理论叙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的提出、科学内涵、历史演进、具体实践路径等方面的问题尚需深入探讨。笔者在借鉴学界研究成果基础上就上述问题尝试思考研究，以求教于学界。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在新时代理论创新中的丰富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科学特质、实践旨归、人民情怀、历史视野。（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出的内在逻辑任何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都有一定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亦不例外。学界早前的相关研究绝大多数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框架下展开的，已形成“理论特征”说、“党的性质”说、“理论品质”说、“理论发展”说、“现实需要”说、“主体意识”说、“任务需要”说等研究成果。其主要观点是：经典作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般方法”“行动指南”，是“历史的”“时代精华”；理论发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与时俱进”，要回答“人民之问”，要“喜闻乐见”，要向“物质力量转化”等等。上述研究成果为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规律奠定了基础。笔者认为，除上述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论述外，还有必要从理论发展外部规定的“空间广延性”和“时间连续性”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提出的学理依据。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正是基于上述逻辑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动态过程，是一个来自国外的思想体系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图景呈现，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和人民情怀、使命担当的高度统一。一般来讲，任何理论发展都会受到“空间广延性”和“时间连续性”限制。“空间广延性”主要体现在地域及附着其上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族宗教、文化良俗等对一般理论应用的规定性；“时间连续性”主要体现在有限空间内的时代特征、发展阶段、任务课题的客观性。就理论发展而言，“空间广延性”伴随“时间连续性”，集中体现为时空的统一性，贯穿于理论创新全过程。因此，作为理论本体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被客观地要求赋予“空间”和“时间”的规定性特征，其发展被客观地要求回答“空间”实际与“时间”实际的共同命题。既然“空间”和“时间”总是给理论和它的使用者共同命题，那么回应来自“空间”与“时间”不间断追问便是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事实上，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是理论本身和运用理论的主体以及外部“时空”影响综合生成的。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内在特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品格以及外部时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新命题应运而生。（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的提出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大理论命题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兼用表达期、理论准备期、确立成熟期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召开前。该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尚未正式提出，其意涵表达多寓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命题之中。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通过内涵嵌入方式表达指向性，多见于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概念；其二，原命题含义不变却以内涵延伸表达多重指向，通常见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替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些理论创新表达方式与党的理论创新传统经验有关。在该阶段，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概念已提出，党对理论发展时代性问题的重视也较明确。但还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整体提出，“时代性”问题没有被完全凸显出来。第二个阶段是党的十九大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召开前，是“理论准备期”。党的十九大宣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已具备提出的必要基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频次较多，在使用中仍占主体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已经以独立的概念形态第一次出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理论特征时首次明确阐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其后相关论述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使用范围、地位影响仍属有限，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说明概念完整性尚未达到成熟。第三个阶段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召开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正式确立和全面阐释的时期。习近平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着重强调推进党的理论发展的历史必然，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党百年推进理论创新的成就之一。这一重要论述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后，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再次重申这一命题。应当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明确进行整体概括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内容包括理论基础、发展动力、理论成果的理论特征、思想方法、发展路径、发展目标，明确其理论地位。对命题又作进一步完善的是党的二十大，会议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意涵，将理论创新的实践要求、过程逻辑加以概括，系统阐释了“两个结合”发展路径的完整内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指向聚焦到“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以“六个必须坚持”为其提供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命题在体系上完成内涵概括，作为党理论创新的崭新成果，迅速成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实践的核心命题之一。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内涵明确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课题研究要深入，科学内涵的准确界定是先决条件。同时，还要结合新时代理论发展的基本要求，洞察理论创新特征指向，把握注重“中国实际”“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真正旨归。（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党百年理论创新的经验总结、内涵升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持续发展得益于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发展向度的恪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关注思想发展的不同指向是新时代坚持把党的指导思想运用于理论创新实践的具体表现。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的时代特征与具有“不平衡不充分”阶段性特征的主要矛盾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新时代表征。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理路着眼于时空规定性发展理论，着眼于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规定性夯实理论发展实践基础。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党的理论创新发展，以“守正创新”不断为把握我们时代的全部主题提供认识工具。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态度、真理的精神推动理论发展、实现思想飞跃，开创不可逆转的民族复兴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提出，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指向性意涵巩固、共进性过程整合、并列式布局升华为目标，将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不同“命题”统一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形成中所体现出的新概念与传统概念衔接顺畅、“理论基础、群众基础、实践基础”扎实、思想认识统一等特征，再次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规律认识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发展理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命题指向，确切地说，就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书写，二者内涵统一。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党中央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顾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和实践，又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阐释未来党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主要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给出的“两个马克思主义行”论断，进一步巩固“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归属。这些论述在内涵上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是传统命题的增减，而是命题的升华。（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从新命题与以往“三化”命题的逻辑关系来审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新时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又一次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命题的时代创新，是对不同“命题”蕴含的基于理论特征、时代特征、任务特征等内涵指向的理论拓展和理论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的理论创新规律的新认识新表达。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同一思想不同形态统一发展进程中的对立统一。它们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包含其中的方法论。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体现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的原则、中国化理论发展目标和实践宗旨。第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强调的“化”时代任务体现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之问”、把握时代特征、引领时代发展的实践要求之中。它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开放性、时代性理论特质。第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获得群众”“扎根中国”“尊重人民首创”的主旨，体现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特质、人民至上的方法论，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的路径拓展，体现在人民喜爱、人民认同、人民拥有的理论建设标准设定。从“两个大局”的时代特点和党的理论创新的旨归的关系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共进的辩证统一。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愈发强烈的理论自信、理论自觉，又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握“历史机遇期、关键期”的行动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更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质。肩负领导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使命的中国共产党需要理论引领，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善于准确判断历史大势、时代课题、历史定位，善于“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正是在应对新时代“两个大局”挑战的实践中，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新“飞跃”。从党的理论创新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指向的规定性来审视，新征程上的理论创新在理路和进路上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从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含义的过程属性的界定看，它清晰呈现出“中国化时代化”是关于真理的、层次递进、向度一致的思想活动和价值实践。以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回答新时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是“问题导向”下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式，其产生出来的新观点新思想是理论内容的主要来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政治本色、政治理想、思想追求，自觉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守正创新”的新鲜经验，并通过“两个结合”形成呈现更多中国特质的理论形态，为人的全面解放、社会全面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两个结合”、贯彻“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解决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实践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指导新的实践为目的的动态过程。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年理论创新的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实践是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本质特征的。形成的两大成果、实现的三次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集中体现党理论创新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国意境。（一）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前提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及时传入、广泛传播和有效接受。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由西方传入东方中国是以俄国为桥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获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义在于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国家命运、思考民族前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客观条件来看，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面对重大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能够科学、完整、准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准确地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其次，党能否有效克服苏联（俄）党或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历史局限，并有效克服联共（布）内部分歧、苏俄（联）经验时空局限对中国的影响；再次，党是否能做到“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面对挑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以“具体化”为途，坚持用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实际、把握规律，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的“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思想历程，创立毛泽东思想，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第二次结合”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明确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厘清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关范畴。两次“道路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回答东方落后农业大国的时代课题，以原创性理论推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并为社会主义改革作出理论准备。在揭示真理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经由“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经由“两次结合”有效突破苏联经验的时空局限，用划时代的理论结晶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次飞跃”。作为“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毛泽东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二）

全国“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工作交流会召开全国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联盟揭牌成立！为推动高校思政课战线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有力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工程，更好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近日，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指导下，天津市委教育工委、天津市教委、南开大学主办召开全国“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工作交流会。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王旭，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校长陈雨露，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总教指委主任委员靳诺、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逄锦聚，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徐青森，天津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委主任荆洪阳，天津市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孙志良，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梁琪等出席会议。会上，揭牌成立全国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联盟。该联盟在教育部指导下，由天津市教育两委牵头组织，分别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设立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联盟建设工作。联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件和相关教学资料修订工作，扎实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集体备课活动，深入组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学研究，全面开展教师示范培训工作。王旭指出，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举办工作交流会、成立教学联盟恰逢其时。要按照主题教育部署，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立德树人，形成天津育人生动实践。要深化我市“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聚焦党的创新理论“三进”，以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创新培养发展、动态退出等机制，进一步打造思政“大先生”、大课堂、大阵地，全面提升思政课在讲好“道理”、探求“规律”、启润“心智”等方面的质量效能，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杨庆山表示，在教育部社科司和天津市教育两委指导支持下，南开大学与国内兄弟高校共同发起成立全国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联盟，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南开大学将充分发挥联盟秘书处作用，加强沟通协调，全力服务保障，重点围绕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监测评价开展工作，更好推动发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功能。徐青森表示，会议的举办和联盟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全国高校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大思政课”建设方向，引导广大青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做到“两个维护”。要善用“大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进一步用足用好校外育人资源。“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要带动提升全国“大思政课”建设质量。北京、天津、上海、江西、陕西等省级党委教育部门负责同志汇报了“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情况。靳诺教授、逄锦聚教授以及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总教指委主任委员沈壮海、副主任委员颜晓峰等作了主旨辅导报告。下午交流会上，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华社天津分社、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西北工业大学“科普中国”共建基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天津市第一中学等单位，交流了推进“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工作情况。部分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全国37所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同志，天津市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高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天津市各区教育局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中小学党组织书记、思政课教师代表等参加会议。相关阅读收藏！《新思想概论》课程1-16章节习题合集、交流群独家整编！全党新一轮主题教育参考学习资源大合集（4月19日更新版）第一梯队！18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的机构设置、研究定位与发展建设重磅合集！18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全新文体！怎么理解“谈治国理政”不同于“选集”“文选”

中国式现代化:“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创造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这表明二十大报告意义重大、内涵深刻、影响深远。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二十大报告是一篇重要文献。深入学习研究二十大报告，发现贯穿其中的一个大逻辑，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它包括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世界逻辑。1）生成逻辑，就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聚焦于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是这一创新突破的基础，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根本性的创新突破都聚焦于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突破和成功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十八大以来；2）理论逻辑，在于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3）实践逻辑，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世界逻辑，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经历了从“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走向“世界向我”的历史演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二十大报告的一条主线。二十大报告第一次从总体上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掌握了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权。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世界逻辑；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相关阅读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专题论述摘编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专题论述摘编毛泽东关于“现代化”的专题论述摘编本站评论员：关于《决议》中“飞跃”问题的若干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中的大历史观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实现马中化新飞跃——新思想的新概括、新阐释、新定位实现马中化马时化新的飞跃的科学理论三个方面分析理论飞跃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二十大视角下10个马理论重要议题关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问题二十大与十八大、十九大的三个方面内在关联性完整把握新思想1.0、2.0、3.0三个版本2020年、2021年、2022年新思想十大前沿问题研究品味19-20大“历史交汇期”的四大时间节点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性研究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演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提出和逻辑展开“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渊源考释与话语创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演进赵庆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讨论及反思党的二十大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架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擘画和理论体系升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三重论域“中国式+”系列概念考——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谈起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述评与前瞻2023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课题申报重大议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梯队！18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的机构设置、研究定位与发展建设重磅合集！18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独家整编！全党新一轮主题教育参考学习资源大合集本文作者：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北京市，100091）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21&ZD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6期终审：“中社学人”责编曹野

全网独家！全党新一轮主题教育学习资源大合集（2023年4月19日更新版）一、权威教材主题教育权威教材！《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二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出版发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出版发行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出版发行（点击上方蓝色标题，查看全文）二、工作会议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点击上方蓝色标题，查看全文）三、数据资源主题教育数据资源库（点击上方蓝色标题，查看全文）四、图书课件主题教育图书课件资源（点击上方蓝色标题，查看全文）五、参考文献主题教育参考文献（2023年4月19日更新版）（点击上方蓝色标题，查看全文）六、交流社群感恩陪伴，欢迎加入中社学人读者交流群！（点击上方蓝色标题，查看全文）整编作者：“中社学人”微信公众号仅供参考学习，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附加“中社学人”微信公众号名片终审：“中社学人”责编曹野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参考文献（2023年4月19日更新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主题教育权威教材！《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二卷由人民出版社在全国出版发行！《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出版发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出版发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出版发行全党开展新一轮主题教育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三重论域摘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一项极其紧迫的学术任务。通过批判反思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三重论域得以呈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就是对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域进行“中国式解答”。其一，要着眼于回答“何谓现代化”命题，阐释好现代化本质及其基本特征等基本理论问题，论证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多元关系，解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论。其二，要着眼于回答“现代化(道路)何以可能”命题，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西方单线进化论的解构与超越，解释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并联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合理性与实践具体性。其三，要着眼于“现代化问题如何解决”命题，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成功解决以发展与秩序的关系为显著表现的一系列“现代化悖论”的，论证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中国是如何避免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的“现代化衰败”问题的。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注释1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述评与前瞻摘要：近年来，我国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议题持续深耕，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从不同维度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和价值意蕴，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当下既有研究在梳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的历史分期、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谱系以及提供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范式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为后续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与研究参照，但在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视角方法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现实问题的回应与研究等方面仍存在较为广阔的提升空间。鉴于此，学界应当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阐释、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视角方法、直面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以高质量研究服务和贡献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创造”的重大论断之后，学界围绕这一论题进行了多方位梳理和细致审思，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当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基本面貌，彰显了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议题的高度学术自觉及理论关怀。为更加准确地了解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基本态势和概况，本文在整体把握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历史脉络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展开回顾与梳理，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创新空间和研究进路，以此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一、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作里首先使用的“Modern”（现代）一词演化发展而来的，其在英文中具有“使成为现代的”之意。现代化作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的追求方向，不仅是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逐步过渡的世界历史过程，也是伴随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政治、文化、人的思维和精神世界等日益变迁发展的特定历史过程，表征着一种新的文明形式的形成和确立。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历史来看，其最早盛行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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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zgmkszyyj@163.com）。第二，提交论文时，同时提供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工作单位、职称、重要学术兼职、学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等信息。第三，

重磅书单！可供全国参考的主题教育学习辅导教材读物小编按2023年4月3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我们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挑选了与本次主题教育相关的部分重点图书，形成这份学习书单，该书单可为党委相关部门实际工作者、基层党务工作人员等组织新一轮主题教育学习提供参考。此外，我们推出了满100减50的惊喜优惠价格，扫描下方二维码可选购。长按上方二维码，即可进入优惠页面按套书分类选购主题教育学习书单重磅推荐1、“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丛书点击封面可了解更多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教育部“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丛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策划的一套兼具政治性、学术性、可读性的主题出版物，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和教育部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该丛书对于深入研究、科学解答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书名作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待出）耿化敏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视角陈培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刘晨光中华文化为什么兴刘水静

新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教材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快来领书！人大出版社赠送百余种马理论精品图书！信息来源：新华社终审：“中社学人”责编曹野

《论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我革命》等主题教育学习材料出版发行2023-04-09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的通知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的通知。全文如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推动全党全社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根据党中央要求，中央宣传部对2019年出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进行修订，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以下简称《纲要（2023年版）》）。党中央认为，《纲要（2023年版）》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阐述，充分反映了这一思想的最新发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党中央同意印发《纲要（2023年版）》（由中央宣传部统一印发），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各级党委（党组）1）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着力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2）要组织全体党员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并紧密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把《纲要（2023年版）》纳入学习计划，作出周密安排，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3）要做到深学笃信，坚持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全面系统深入把握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做到精思细悟，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做到知行合一，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更加自觉用这一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阐释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图书信息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出版发行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为配合在全党深入开展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编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专题摘编》内容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演讲、谈话、文章、贺信、指示、批示等410多篇重要文献，分18个专题，共计1031段论述。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各级党组织要把《专题摘编》纳入主题教育学习计划，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逐字逐句悟，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去，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相关阅读重磅！《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城市是我国四大方面活动的中心！《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重磅！《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重磅！《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磅！《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四卷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最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选编导读》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最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选编》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文献选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英汉对照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习近平讲话（单行本）》（函套装）由人民出版社重磅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焦裕禄的九年洛阳岁月》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收藏！中国方正出版社2021年重点图书名录发布2022年度最值珍藏的10套马理论学术经典图书新时代

“中国式+”系列概念考——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谈起摘要：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实践命题与理论命题，其突出体现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完整表达及其内涵、本质的系统阐述。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语词并非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从孙中山的“中国式资本主义”、儒家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民主”，到毛泽东的“中国式革命”、邓小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党的二十大正式界定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概念已经形成系列。基于“中国式+”这一路径，我们不仅在实践中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且也正在建构起基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关键词：“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民主；概念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不是“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第一次运用，但却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类概念的第一次完整表达及其内涵、本质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中，“中国式”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情的凸显与强调，“现代化”则是对规范意义的现代化模式的认取，“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在处理现代化的共性、普遍性与中国特色、国家个性关系时的一种现实选择。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我们不断地被输入一系列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政治制度与学术概念，包括西方式的现代化理念。而在面临如何将那些概念中国化、个性化时，“中国式+”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概念的路径，比如，“中国式资本主义”“中国式民主”“中国式革命”，直至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都是我们在面临要不要现代化、要怎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建设现代化等现实政治问题时进行话语构建的产物。其中，孙中山倡导的“中国式资本主义”主要试图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儒家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民主”侧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取向，毛泽东的“中国式革命”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而邓小平尽管没有正式界定和完整阐述“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概念，但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提出了中国需要怎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基于这样的事实，本文拟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概念，系统梳理近代以来几类主要的“中国式+”政治学概念，并试着从中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一、孙中山与“中国式资本主义”近代中国的国门被强行打开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后，早期觉醒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将近代思想启蒙的方向调整为振兴实业，具体体现就是发展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而发展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当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将西方资本主义相关理念改造为三民主义，制定了三民主义政纲，绘制了以民族、民权与民生为主体的中国式资本主义蓝图，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独立、富强、没有少数富人专制的“至完美的”国家，走一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很显然，孙中山的“中国式资本主义”，既有赶超欧美的雄心，但又想避免欧美资本主义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照搬硬套，而是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孙中山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将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孙中山所要建立的，是有资本家但没有大资本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压制人民群众，强调经济生活上的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为此，孙中山提出了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这种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工业化，尤其是优先、重点发展交通运输业和重工业。孙中山主张，“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实业主义之行于吾国也必矣……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第二，节制私人垄断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也就是他所说的“集产社会主义”，即既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又不完全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扬弃。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就是为了补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流弊，他想要在取法欧美民主政治的同时，体现中国的传统，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他强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惟止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但是，中国式民主，在中国“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为此，他提出中国式民主政治建设之程序应被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与孙中山同期的很多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如康有为，也主张要冲破中国传统的禁欲、贱利及重本抑末思想的束缚，使人民随心所欲地兴办新式工商业，发展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新式企业，从事物质财富生产以开拓利源，以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又如章太炎，他一方面积极投身反清以及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又反对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与孙中山一样，章太炎也强调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击工商资本。正因如此，有人认为，章太炎事实上是反资本主义的。但也有人认为，在章太炎的思想中，西方资本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即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总相”；而他对待这一“全球资本主义”的态度，并非要取代“全球资本主义”，而是要别立门户，建立并行不悖的、别相的中国式资本主义。当然，在这里，我们要区分孙中山的“中国式资本主义”与有些学者描述海外华人控制的中国家族企业时所指称的中国式资本主义（Chinese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性研究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指导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指南。其核心要义是阐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并进一步明确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方向、战略目标、主要任务、根本途径、方针政策以及贯彻落实的基本原则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总体性党的二十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新的系统阐述，在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为我们更加系统地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这一思想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从总体上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是要把握这一思想体系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而其“新”就新在这一思想体系所具有的时代特征新、回答的核心问题新、阐明的历史任务新、形成的理论体系新、蕴含的思想方法新。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性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特征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总特征就是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代，面临着“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决定了我国新时代发展的主要任务，也决定了我们党新时代理论创新的内涵和外延。一方面，就国内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展现出光明前景。在此之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长期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的高速稳定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从根本上告别了贫穷落后和温饱不足的时代，逐步实现了全面小康并正向共同富裕阶段迈进。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顺应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解决好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能够顺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换挡期。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国经济社会将经历一个大的转型期或过渡期。其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态将呈现多样性，既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又有发达国家的特征。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将存在很长时间，这就需要我们自觉协调，避免社会矛盾发生。这是我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重要特征，又表现为以下若干具体特征。一是我国总体经济实力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这些年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到本世纪30年代，我国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二是我国正在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变。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远超出邓小平当年所设想的小康水平即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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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办公室2023年4月3日相关阅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附马理论政治学哲学类选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新紧密相连，三大历史决议体现历史审视的理论飞跃。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养育、唯物史观统领的大历史观，使历史学科理论化，治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长的机理，也是唯物史观的中国新样态。关键词：历史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意识的无产阶级政党，极为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和推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并将其作为理论创新之源。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创新能力是同这种深厚的历史意识紧密相连的。每一次系统、深入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都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宝贵品质，得益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治史以明理。扎根于对唯物史观的掌握，使其深厚的历史意识升华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重要的动力，也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首先体现在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并能够使其总结同科学理论的运用、检验和创新结合起来，在百年的进程中，形成了与伟大的时代进程相适应的、系统宏观的历史审视基础上的理论升华，三大历史决议就是典型的体现。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恩格斯简直是极为精彩地先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成长过程。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是百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史”与“论”的携手、党的成长与理论飞跃的交融，中国革命给了无与伦比的生动演绎。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来认识和发展理论的。百年进程中的三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党在认识自己革命历史、揭示其客观规律中的成长。这些理论的飞跃建立在对过往的实践进行全面系统、实事求是的审视和解读之上，三个历史决议能够联动三大飞跃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诞生，就扎根在对自己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中，并同理论的深化、飞跃联系在一起。《决议》开头既开宗明义也一锤定音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2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四年后，总结经验教训对自己理论指导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定位。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欧的典型东方落后国家，马克思就曾经警告，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如果那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然而，探讨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道路并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正如党在其后的决议中指出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4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对历史的分析、对错误的反思基础上成长的。毛泽东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这种倾向，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5针锋相对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到延安整风时期，他的批评更加犀利：“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6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的一次历史性、整体性升华，第一个历史决议就是这一升华的庄重记录，实现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紧接着的中共七大，在“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表达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具有这样鲜明特质，再次建构起历史的理论叙事，并且历史分析的理论升华更加突出。第一次精辟地归纳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认为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4如果说第一个决议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的话，第二个决议则完成了这一伟大成果的历史性定位。这对于经历了文革磨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新开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个历史决议对理论创新的推动更加主动，它以新的伟大觉醒去开启再次飞跃的新纪元：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4如果说，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那么，第二个历史决议则更加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面临着新的发展、也必须有新的发展。所以，这一决议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新进程，高度评价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引导下从“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7。这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进程。第二个历史决议沿着此前开创的历史理论叙事先河继续推进，意味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宝贵的传统，即不断地在审视、研究自己的实践和历史中升华理论，这毫无疑问也确立起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巨大优势。第三个决议是历史理论叙事更加成熟的演进，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解读出历史的逻辑，更加彻底地贯彻中国共产党这一独特的优良传统，更加充分地发挥这一巨大优势。充分展现大历史观是第三个决议的鲜明特点。不是简单地从年代上对接前两个决议，而是展开百年的恢宏视野，更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照和人类文明大进程的坐标，以此来抽象大历史的逻辑。十条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大气磅礴，一方面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另一方面因为大历史观的透视又使其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第三个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具体关联具有一个新特色，即本身构成飞跃中的重要环节。该决议不仅揭示和阐述了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而且对其成果予以了新的归纳。在党的十九大“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第三个决议用“十个明确”予以新概括。这不是“八个明确”一般性的补充完善，而是对这一飞跃成果新的系统概括，即不再是“八”和“十四”的“分列式”,而是一个“综合式”了。决议处在新飞跃成果继续发展完善的进程中，它对这一成果的归纳和阐释必然是这一飞跃重要的历史形态。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也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一种治学精神，它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育，使历史学科理论化，承载更科学的“道义”。治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中国共产党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养育出的时代精神之花。从历史中总结出人生的哲理、总结出治国理政的规律，是中华民族很早就确立起的宝贵传统。“经”和“史”在中国文化中最初就是融为一体的，其后的区分不是将其分离，而是用统一的宗旨厘清其不同的治学方法而已。正所谓“经史不分”“六经皆史”,是分而不离的“经以载道，史以翼经”。中国的“经学”和“史学”均在春秋之际开始系统化确立。孔子整理《春秋》是两者最初共同成长的代表。《春秋》本是记载鲁国历史，但孔子却把它修成了“经”,由此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这也是孔子的本意，即：“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8孔子就是要讲“道”,但不空发议论，而是通过讲“史”来论“道”。这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春秋》开始确立了史学重要的传统，即将其作为治国理政之学。《左传》承袭《春秋》的主旨，沿着《春秋》的初心撰写历史，尽管它开创了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先河，对其后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但主要是被推崇为“经”,列入儒家十三经之一，却直到清代也还不在官方认定的二十四史之内。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这是中国轴心时代政治思想基础性奠基、系统化形成时期，中国最终形成与西方不同的伦理政治的两千多年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求之于史而非求之于神，基本排除了宗教对国家治理的干扰，体现了中国政治和治理的鲜明特色，中国史学在其中的作用十分凸显。从先秦开始，中国政治思想的宏论、大家，往往都有很深的“史”的内涵和底蕴。汉初的贾谊撰《过秦论》,是极为典型的以史论政，并由此确立了这类中国政治学说的范式。就是这一历史时期，既养育出中国政治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赋予了中国史学“载道”之使命。司马迁撰写《史记》,是“史家之绝唱”,其“绝”尤其体现在著史的思想主旨。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9正如梁启超所说：“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10与《史记》并称为中国史学双壁的《资治通鉴》也深刻体现这一思想主旨。司马光自己编纂的《通志》,深受宋神宗赞许，不仅亲自为之写序，并亲自为之更名：“《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为该书概括其主旨和特点；“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11到唐宋之际，中华民族已经铸就出了比较成熟的历史意识，有了比较宏大的历史观。唐太宗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朱熹的“读史当观其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2就是其典型的体现。中华民族的这种史学特点、这种大历史观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3黑格尔也在《历史哲学》中感叹地评价：“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14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人，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是其集中的体现，并予以新的时代升华。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程中，历史意识的宝贵基因有两个革命性的成长，即从中国历史到世界历史大视野意识的形成和确立；从被动的、直观的历史认识和总结，到对具有历史主动性的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的审视和研究——最终牵动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武器质的飞跃。从第一个革命性成长来看，中华民族深刻的历史意识为学习和对接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的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历史观的升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优秀的知识分子，均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积淀，继而又开拓宽广的世界眼光。《新青年》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世界视野，从创刊起就发表了大量介绍西方文明的文章。陈独秀自己也在《新青年》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章，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指出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旧”,阐释“欧罗巴人之所独有”的西洋文明的“新”。具有世界眼光的历史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李大钊是这样来阐释的：“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15比较分析是历史意识的重要方法。如果说传统中国的历史意识比较善于进行中华民族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的话，李大钊等人则深化到世界范围内的纵横比较，这对中国思想和道路的选择极具意义。毛泽东一语中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6从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中，深刻的历史意识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十月革命爆发不久，李大钊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比较中分析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断定苏俄革命带来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17。随后继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同时，《新青年》专门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刊发了大量国外报道和研究苏俄革命的文章。正是李大钊所代表的这种广阔的视野和具有历史高度的分析，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才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和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由此翻开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历史意识第二个革命性成长意义也极其重大，即中国共产党创新了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历史意识。在掌握了唯物史观后，中国共产党把它运用到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体现出空前的历史主动性，推动了从未有过的历史巨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也逐渐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之行必须要有一个理论运用于实践后加以检验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问题，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阐释了这样的理论创新逻辑。其中，审视、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就是认识深化的强大动力，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奥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在哪里?当然“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只有正确地总结好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够正确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蔡和森作为中国共产党研究自身历史最早的重要代表和推动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一个探索者。1926年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报告，开了中共党史著述的先河，不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四大”的斗争历程，并且提出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命题，指出党史是党员的必修课：“同志们都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18更为重要的是，他由此而较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18中共党史、革命史的学习研究在延安时期进入了组织化、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进程。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1月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提出学习和研究党史和革命史的任务。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号召加强历史、党史学习，亲自整理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等三部供学习的党史文献，还亲自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研究方法，并进行了精辟的阐释，总结说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19这实际上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创新表达，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就是这一思想方法的宝贵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革命史的研习在规范化上有两个方面的重大进步。第一个方面是在干部教育特别是党校教育中的规范化。中共中央1954年的《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把中共党史、党的建设等五门课程规定为中共中央直属马列学院的课程。继而又在1955年《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规定》中对高级干部在职自修提出了同样要求。1956年2月，中共中央又在《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规定要将党史与党建等教学研究室建立和健全起来。如此一些建设推动中共党史、革命史的研习上了新的台阶。第二个方面是在新中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构中，确立起革命史党史的教学科研体系。1952年10月，有鲜明党史、革命史特色的“新民主主义论”列为全国高校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1953年的高校教学改革，把原“新民主主义论”更名为“中国革命史”,1961年，教育部在下发《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后，又将“中国革命史”改为“中共党史”,实际上是在前者基础上更加聚焦党史。此后，中共党史课程在全国党政军民学各个教育系统相继开设。与此相适应的教材体系建设、师资力量培养、教育教学研究等都得到了较快和较好的发展，由此推动中共党史逐渐成为“显学”。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扎下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根基。三、对历史的辨析和释读，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相生相伴，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遵循了这一基本的方法论，是唯物史观认识论的生动体现。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教科书，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长的沃土。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意识是学习运用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基础的就是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认为离开了历史就没有真正的科学：“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20对人类历史做深入系统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才从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完成他们思想体系的基础性建构，所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说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21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研究历史中不断实现理论的升华，实际上是唯物史观行进的基本样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走出了这样的理论之路。马克思的本科是法律，但他却对哲学感兴趣，在业余爱好驱动下做了十多万字的古希腊古罗马哲学思想史笔记，并由此而成就了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当时就被耶拿大学法律系主任巴赫曼教授评价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这毫无疑问为他其后哲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这之中的基础，就是他对哲学思想史的关注和研究。马克思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22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意识、历史观上起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程与其对历史研究的内在关联是极为珍贵的范例，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观察和透视。首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生成了与历史的基础性联系，正如恩格斯所谈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宏观上看，或者从特定的视角看，唯物史观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大历史观。恩格斯谈到自己立足于“史”的治学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2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理论和历史是血肉相连的，观点和论断的后面，是极其深刻的历史底蕴，这也是他们超越其他学者学说的难以企及的鲜明特色。其次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非常经典的著述来看，都离不开对历史精辟和系统的分析。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确立和《资本论》的写作，是对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特别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成就精辟分析的结果。从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英国威廉·配第，到法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斯蒙第，都被详尽的描绘和深入的分析，这些直接成果恩格斯本来计划编成《资本论》第四卷，是典型的“论”中之“史”,论之史基，后被考茨基编成《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书名出版，但无论如何都是《资本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一些经典的政论著作，实际上也是历史论著，例如《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称赞前者“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在描绘历史中揭示历史的本质：“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1《法兰西内战》毫无疑问是马克思极为重要的政治论著，也俨然是甚为生动的巴黎公社革命史著述。它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国家学说、民主政治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不是理论自身的演绎，不是干巴巴的条条，而是在对巴黎公社的革命进程，乃至法国经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态势考察分析基础上的升华，呈现给我们的是风云雷电的历史过往和沉淀下来的历史精华。马克思晚年集中精力于《资本论》的撰写，在他的最后十年左右，却大量阅读了公元前1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历史著述，并且做了十分丰富的摘录和笔记，后出版为《历史学笔记》,中文版达到545页，约180万字。在紧张的《资本论》撰写中去占用相当多精力阅读研究历史，为什么?这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关键所在。对资本的深入剖析，进而对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阐释，需要这样的大历史观。由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养育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对唯物史观的这一神髓有极大的亲和性。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开始就非常重视历史的研究。李大钊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明确提出：“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23随着党自身历程的展开，研究党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大历史观中的重要内容，而且越来越成为关注和研究的核心，它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融为一体，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基前进，不断创造出杰出的理论成就。这样一个十分独特的伟大进程，既绽放出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史上的奇葩，也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华章和时代新篇。唯物史观具有的典型样态，可以将之称为“理论的历史叙事”或者“历史的理论表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长也越来越具有这样的特色。从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的开拓性阐释和研究起，中共党史的学习和研究就不仅仅是“史”的问题，而是“史”加“论”的问题，是从“史”上升到“论”的样态，所以它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就在蔡和森开拓性阐释党史的这一年5月，中共中央的宣传机构向导社整理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史文集，标题就鲜明体现出“史论结合”的特点。延安时期，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学习研究进入了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自觉、全面统一的新阶段。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正式从理论上举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帜，并且将之作为全党紧迫的使命任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4六届六中全会被毛泽东称之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25从组织上看，会前王稼祥传达了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重要意见，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26明确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26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和肯定。从思想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确立，开始引领全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征程，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和成熟。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一方面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就是学习和研究自身的历史。前者是针对教条主义而言：“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7后者则强调理论的创新：“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27这两个方面是融为一体的，这样的学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化”的内在要求，体现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深刻把握。此时恰逢苏共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是一部对苏共、中共以及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苏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予以高度重视和评价，但更重要的是强调从其革命历史中进行学习的方法。毛泽东就此指出：“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6这恰恰是同教条主义(包括苏共)针锋相对的，呼应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共党史和革命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特别地强调历史和规律的内在关联：“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28毛泽东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高超掌握。列宁简洁地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确立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框架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人赓续了这一理论的建构，并创造性地丰富了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内容，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的生长点，形成3+1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鲜明特点和重大贡献。这一新生长点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审视自己的历史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三大历史决议是典型的体现外，定期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予以理论的升华。在无产阶级政党中，能够始终适应时代的诉求，保持理论的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应该是首屈一指的；而在党代会的筹备中，花如此巨大的精力来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使得每一届党代会都在理论创新上迈出一大步，这应该也是独树一帜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29习近平很生动地阐释了历史对理论建设意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30我们完全能够从中国共产党这种极为深刻的历史意识中，领悟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成长的丰厚基础。注释1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丰硕成果2023年2月7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一）中国式现代化是接续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战略。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谈到工业、农业、科学、国防现代化问题。1963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1963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探索，从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工业化，到实现以先进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并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划分为“两步走”战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设立了具体、明确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奠定了思想的和物质的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和目标“小康社会”。对此，邓小平的表述是：“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和战略步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贡献主要是，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针和实现途径：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四个现代化”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强调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四是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著名论断；五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根本方针、实现途径，强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这一时期，党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为制定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从最初的实现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的演进，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进程。（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在理论和实践创新突破中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开启新征程。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任务。大会确立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重大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大会明确，第一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现代化探索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新时代新形势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总的战略安排，确立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本质要求、总体目标、战略安排，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概括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实践探索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其理论体系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立足中国发展实际、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点、时代特征、世界影响的独创性现代化理论体系（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独特的理论品格和重大的历史实践价值，是具有中国特点、时代特征的独创性现代化理论体系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和挑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出发、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化，党的二十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初步构建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全新的概括与阐发，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作出质的规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阐明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明确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立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继续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包含指导思想、领导力量、根本性质、科学内涵、主要特征、重大原则、总体目标、战略安排，具有科学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理论实践创新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和历史性贡献。（二）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标志，走现代化道路，是世界性的普遍共识，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现代化道路具有民族性和多样性，并没有固定的模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方面起步较早，探索形成了一条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依据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充分认识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发展趋势、存在问题的条件下，吸取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作出了科学的界定，对于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1.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是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基础上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直接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西方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世界近代历史表明，西方现代化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也是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演进的历史过程，西方现代化是由资产阶级主导，具有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2.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把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作为重大原则和最高价值追求，杜绝了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资本奴役、压迫和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依靠资本驱动、通过自由市场作用来实现的。西方现代化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价值追求，背离了“人”这一根本原则，把实现增值作为资本的使命，走的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追求的是资产阶级少数人利益财富最大化的现代化，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上工人阶级曾通过斗争获得的诸多权益又逐步丧失，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分化。当今西方国家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贫富分化严重、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泛滥等问题，正是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带来的直接后果。3.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是被资本异化了的片面的“物质主义”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正确处理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既增强物质的全面丰富，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追求物质的富足，也重视思想的引领和文化的滋养，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总体布局”的全面推进，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协调发展。坚持统筹“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性、全面性与协调性。西方现代化是源于工业革命时代的现代化，早期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准，在追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他领域现代化的发展，这是西方现代化带有的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西方现代化的另一个根本弊端在于遵循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决定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目标是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增殖和最大量的财富累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西方现代化在中后期虽有所调整和改善，但资本逻辑的支配主导作用，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的先天性缺陷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由于现代化价值观出现偏差，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西方现代化科技之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导致其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异化状态，表现为“物质主义”的现代化特征。正如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批评的那样：“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4.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是以牺牲人类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秉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抛弃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西方现代化是一种过度以人类为中心的现代化，受“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支配，西方国家在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中，把人视为特殊而高贵的生命，将一切非人类的存在物看作是实现人和人类目的手段或工具。因而过度关注经济效益，忽视生态价值，在创造丰裕物质财富的同时，带来严重的环境创伤甚至生态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本国环境加以治理，基本解决了以往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但西方发达国家把高污染的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造成他国污染的消费品，其现代化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为代价的。事实上，西方工业革命200多年来，所造成的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资源污染、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及土地沙漠化等问题，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5.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是对外侵略扩张掠夺、具有殖民色彩和寄生性特征的现代化。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方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坚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立足点，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始终坚持用高质量发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通过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发展、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现代西方文明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两大传统，西方现代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是对外侵略扩张掠夺、具有殖民色彩和寄生性特征的现代化。尤其是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西方早期现代化的过程是殖民扩张和掠夺的过程，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主义、侵略扩张以及其他国家对西方世界的依附。从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和过程来看，西方现代化是通过对内剥削、对外殖民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的，其发展先天存在着“原罪”。二战结束后，西方现代化延续了旧的结构性不平等，走的仍然是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发展之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殖民和政治控制依然存在，他们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利用金融、技术和军事霸权，通过主导全球化进程继续剥削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对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进行限制、制裁、阻挠、打压，导致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早期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显性侵略扩张掠夺，到后期通过资本、技术霸权和军事威胁的隐性攫取和剥削，自始至终，都具有殖民主义的掠夺性质，其现代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基础上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将深刻改变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版图，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和人类发展前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超越了以两极分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化，超越了被资本逻辑异化了的片面的以“物质主义”为中心的“单向度”西方现代化，超越了以高消耗、高排放、牺牲人类自然环境为代价的西方现代化，超越了以对外侵略扩张掠夺、具有殖民色彩和寄生性特征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口规模巨大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发展的世界性难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其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是西方现代化所无法比拟的。（三）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2023年2月7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具有多样性，不同国家和民族应当从自己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出发作出自己的选择。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将西方现代化视为人类现代化的样板和唯一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破除了各方面对“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确证了发展中国家可以依据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探索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所指出的：“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理论品格和实践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对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宣告了“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的终结，深刻改变了当代世界的发展格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随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践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人类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作出新的贡献。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指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唯一的正确道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总的战略安排，并确立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一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三是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五是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六是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七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八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会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围绕这一任务提出，在经济方面，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政治方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要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法治方面，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严格公正司法、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在文化方面，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在科技教育方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在社会保障方面，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要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在国家安全保障方面，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在外交方面，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在对外开放方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在党的建设方面，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一思想观点，进一步阐明了思想面向现实与现实趋向思想的双向互动、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明确了总的战略安排，以及达成这一目标的政策和措施，既是理论的概括，也是实践的要求，是一个具有科学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理论实践创新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结语中国式现代化是接续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在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创新突破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伟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独特的理论品格和重要的历史实践价值，是具有中国特点、时代特征、世界影响的独创性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指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唯一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2023年2月7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中国式现代化应有的科学态度。相关阅读全国意义！天津师范大学“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创新成果及其实践意义2020年、2021年、2022年新思想十大前沿问题研究2023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课题申报重大议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独家整编！全党新一轮主题教育参考学习资源大合集本文作者：范希春，天津师范大学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基金资助：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TJESDZS22—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文章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擘画和理论体系升华摘要：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作出“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的论断，1）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回溯中，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大理论创新的历史根据，在“理论体系”上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时代意蕴和世界意义；2）从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擘画中，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特色以及本质和要求等的集成性创新，在“理论体系”上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力量和思想智慧；3）从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新的回答中，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在“理论体系”上升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4）从对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系统过程的重大关系探索中，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学理和哲理所在，在“理论体系”上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意境。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理论创新参考文献[1]

最新整理！审稿周期不超30天的10本核心期刊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北大核心主要栏目：党的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网络政治、公共治理、调查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华南农业大学学报北大核心/CSSCI主要栏目：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问题、经济与管理、城乡社会、传统与现代、文史研究等。现代教育管理北大核心主要栏目：决策咨询、理论视野、教育政策、教育法制建设、教育发展战略规划、院校改革与发展、师资管理、教学管理、教育督导与评价、职业教育、比较教育、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学生管理等。理论学刊北大核心/CSSCI主要栏目：马克思主义、党史、党建、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文化等。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北大核心/CSSCI主要栏目：本刊特稿；哲学研究；法学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政治与社会研究；文学艺术研究；历史文化与语言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北大核心/CSSCI主要栏目：教育政策与制度研究、高校管理研究、教育基本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教师教育与发展、职业教育探索、考察调研报告、国际视野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北大核心/CSSCI主要栏目：“三农”问题研究，经济与管理学研究旅游业发展研究，哲学、政治、法学、社会学、语言文学研究等。天津行政学院学报北大核心/CSSCI主要栏目：行政学理论、政府管理、行政发展、机构改革、社会治理、公共政策、区域治理、行政与法、危机管理、公共财政、比较与借鉴等。云南社会科学北大核心/CSSCI主要栏目：哲学、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国际问题（南亚东南亚研究）、历史学、文学等栏目。情报理论与实践北大核心/CSSCI主要栏目：论坛、专题、专稿、理论与探索、实践研究、信息系统、综述与述评、比较研究等，涵盖情报学的理论与实践各领域你还知道哪些审稿周期快的期刊欢迎文底留言分享相关阅读如何负责任地进行学术期刊论文作者署名？国家公布的非法期刊目录（内含假刊鉴别方式）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投稿必看！7万多篇C刊论文发表高频关键词汇总！名单！截至23年1月马理论学科100位高被引作者2021年度全国马学科作者CSSCI生产力排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文的概率多大？107位作者简介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超过10篇的作者荐读！国内马理论学科CSSCI来源期刊评价指标的实证研究荐读！2012-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回顾与展望名单！2022年马理论、哲学、政治学期刊评价、集刊评价结果公示收藏！16位社科期刊主编主任，倾心讲解办刊原则与成果产出收藏！课题申报常用的21张经典研究思路图、技术路线图收藏！《人民日报》推荐的论文写作应掌握的6大类42个要点2021年全国马理论、哲学、政治学期刊影响力指数排名261个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栏目的北大核心期刊136个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栏目的CSSCI期刊22位专家！2022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公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类）2021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期刊排名发布实用！一键查询期刊的官方联系方式思想什么？什么教育？马什么研究？......这些马理论与思政类的学术期刊你能分清吗理论学刊、月刊、导刊？理论视野、探索、探讨？这些刊物你能分清吗？投稿信息丨全国硕士研究生独作可发100家期刊汇总政治学13种CSSCI来源期刊投稿指南汇总CSSCI来源期刊投稿指南：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CSSCI来源期刊、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CSSCI（2021-2022）来源期刊目录

2023年度社会领域重大课题委托研究征集公告为进一步深化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研究，完善政策研究体系，增强政策研判能力，为制定实施重大政策提供有益支撑，现对2023年度社会领域重大课题项目，向社会公开征集研究单位。具体事项公告如下。一、委托研究课题项目（一）面向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研究经费12万元）1.研究要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任务要求，深入研判新征程社会建设新形势新目标新任务，分析社会建设重大问题和短板弱项，提出面向现代化建设、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背景下，进一步完善社会政策功能，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民生保障和创新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重点难点问题等，研究提出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加强社会建设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实现路径等。2.成果形式：提交面向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重大问题研究报告。3.课题联系人：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综合处何宇飞，010-68502862，电子邮箱：heyf@ndrc.gov.cn。（二）推动城市和社区更好承载人民美好生活研究。（课题研究经费10万元）1.研究要点：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部署精神，紧扣城市和社区在承载和实现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聚焦城市和社区建设在规划理念、建设布局、功能定位、服务能力、公共资源配置、治理创新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对推动城市和社区更好承载人民美好生活功能提出切实可行、可操作、有实招的政策建议，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成果形式：提交推动城市和社区更好承载人民美好生活研究报告。3.课题联系人：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综合处何宇飞，010-68502862，电子邮箱：heyf@ndrc.gov.cn。（三）教育与人口规模、经济结构适配性研究。（课题研究经费10万元）1.研究要点：着眼于我国人口规模变动和经济结构升级，从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大国博弈竞争的高度，研究教育与人口规模、经济结构之间相互牵引的互动关系，探索人口总量下降和经济结构升级背景下教育政策渐进调整机制，研究提出推动教育与人口变动、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相互促进、有机融合、互为补益。2.成果形式：提交教育与人口规模、经济结构适配性研究报告。3.课题联系人：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人力资源开发处鲍文涵，010-68502647，电子邮箱：baowh@ndrc.gov.cn。（四）加强重大疫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研究。（课题研究经费10万元）1.研究要点：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深入研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推进公共卫生重大项目建设、健全传染病医院管理体系、加强现有医疗机构和公共设施“平急两用”改造、扩大应急药品和医疗器械储备、完善重大疫情条件下医护队伍建设等重大改革任务，并从加强组织领导、标准规范、资金支持、政策支持等方面研究提出改革保障措施。2.成果形式：提交加强重大疫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研究报告。3.课题联系人：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卫生健康处袁宗威，010-68502033，电子邮箱：yuanzw@ndrc.gov.cn。（五）优化重大文化工程实施及管理研究。（课题研究经费10万元）1.研究要点：系统梳理黄河、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全局性重大文化工程实施进展，总结提炼好的经验做法，包括文化内涵挖掘与阐释、文化承载项目谋划与实施、跨区域联动发展、对外宣介与传播等，深入探究重大文化工程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优化实施及规范管理的意见建议。2.成果形式：提交优化重大文化工程实施及管理研究报告。3.课题联系人：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生活质量处贺婷，010-68502517，电子邮箱：heting@ndrc.gov.cn。（六）大运河国家步道建设方案研究。（课题研究经费10万元）1.研究要点：统筹考虑国家步道体系建设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满足人民群众对运动健康等美好生活向往，聚焦绿色发展、健全体制、全民共享，解决大运河沿线步道碎片化问题，研究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做法，提出科学布局、联通衔接、配套服务、有效运营、多元保障、合理监管等方面的建设方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2.成果形式：提交大运河国家步道建设方案研究报告。3.课题联系人：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社会服务处宋文经，010-68502645，电子邮箱：songwj@ndrc.gov.cn。（七）银发经济重点产业方向及支持政策体系研究。（课题研究经费10万元）1.研究要点：落实《“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任务部署，深化研究银发经济的重点产业方向和重点领域及其发展前景，梳理总结国内外促进银发经济发展、通过产业园区加快银发经济要素聚集等方面支持政策及配套措施，提出务实有效的政策建议。2.成果形式：提交银发经济重点产业方向及支持政策体系研究报告。3.课题联系人：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人口发展处徐建，010-68502324，电子邮箱：rkfzc_shs@ndrc.gov.cn。（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监测评估。（课题研究经费10万元）1.研究要点：健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监测指标体系及监测方案，对全国、各省及重点地区、重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情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进行年度监测评估，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年度监测评估报告。2.成果形式：提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监测评估报告。3.课题联系人：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社会政策处曹亚鹏，010-68501218，电子邮箱：caoyp@ndrc.gov.cn。二、委托研究总体要求（一）重大课题委托研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点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促进教育、卫生、文化、旅游、体育、社会服务等领域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效益和质量，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高品质生活建设方面，研究提出有深度、高质量、切合实际的课题研究报告。（二）重大课题委托研究要突出改革思维和创新思路，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立足国情社情民情，创新研究方式，完善评估体系，深化实地调研，梳理社会建设、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旅游、体育、社会服务等领域发展现状、面临的突出问题，研究提出下一步发展思路、改革目标、政策框架及对策建议。（三）重大课题委托研究要注重提升质量，形成的研究成果要有前瞻性预判性，符合客观实际，具有政策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加强成果转化和应用，为完善社会领域政策研究和形势分析体系、制定实施重大政策提供重要支撑。（四）重大课题委托研究最终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所有。三、委托研究申报程序（一）申报单位应根据自身研究优势申报重大课题研究，精心组建课题组。课题组研究人员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在社会领域政策研究上有较强的研究经验，具有较好的业务素质和研究能力。课题组负责人须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指导能力，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全过程参与委托课题研究。（二）申报材料要如实填写《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委托研究课题项目申报书》（附后）。申报书需由牵头申报人所在单位盖章确认，一式3份寄至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相关课题联系人（详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邮政编码100824），信封上请注明“申报社会领域重大课题委托研究项目”字样。电子文本请发送至相关课题联系人邮箱，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申报课题编号-申报单位名称”。（三）申报截止时间为2023年4月28日（以邮戳日期为准）。（四）征集结束后，我司将组织力量对委托研究课题申报书进行评审，择优遴选承研单位。最终结果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发布公告信息，并与入选研究单位签订正式合同，拨付相应研究经费。（五）对于最终没有合适入选单位承接的课题，由我司根据课题方向确定具体承研单位。四、委托研究执行时间委托研究课题执行时间由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3年12月底。除有特殊完成时限要求的课题外，委托研究课题应在2023年12月30日前提交最终研究成果（3份研究报告全本、1份电子版，3份研究报告简写本、1份电子版）。附：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委托研究课题项目申报书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2023年4月3日相关阅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附马理论政治学哲学类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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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点击蓝色字体下载文件）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3年度课题指南.pdf2.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doc3.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课题论证》活页.doc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xls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现发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3年度课题指南》，并就做好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和评审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坚持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导作用，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更好繁荣中国学术，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3年度课题指南》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聚焦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基础和前沿问题，在相关学科中拟定了一批重要选题，申请人可结合自身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选择申报。三、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着力推出代表正确方向、体现国家水准的研究成果。基础研究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前沿动态，着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具有较高的主体性、原创性和学术思想性；应用研究要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四、申请人须具备下列条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者具有博士学位。不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者博士学位的，可以申请青年项目。青年项目申请人的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8年5月5日后出生）。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违规申报。申请人可根据研究实际需要，吸收境外研究人员作为课题组成员。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不能申请（学历、学位证书标注日期均须在2023年5月5日之前）。在站博士后人员可申请，其中全脱产博士后须从所在博士后工作站申请，在职博士后可以从所在工作单位或博士后工作站申请。五、申请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雄厚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实力；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门；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以兼职人员身份从所兼职单位申报的，兼职单位须审核兼职人员正式聘用关系的真实性，承担项目管理职责并承诺信誉保证。六、项目申报范围包括国家社科基金23个一级学科，申请人须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填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跨学科研究课题要以“靠近优先”原则，选择一个为主学科申报。教育学、艺术学和军事学3个单列学科的申报，分别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全军社科规划办另行组织。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3年度课题指南》分为综合性选题和各学科选题两个大类。综合性选题为2023年首次设立，目的是鼓励申请人围绕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和前沿学术问题，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综合性选题只明确研究主题、范围和方向，申请人须立足选题要求，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研究视角自拟题目进行申报，不得将选题直接作为申报题目。综合性选题申报时，须明确一个主要学科作为申报学科。各学科选题不再区分方向性条目和具体条目，申请人可直接按照选题条目申报，也可选择不同视角、方法对选题条目进行调整。综合性选题和各学科选题均可申报重点项目。申请人也可根据《课题指南》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结合自身研究兴趣和学术积累申报自选课题（包括重点项目）。课题名称表述要科学严谨、简明规范，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自选课题与按《课题指南》申报的选题在评审程序、评审标准、立项指标、资助强度等方面同等对待。八、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继续实行限额申报，限额指标另行下达。各省区市社科管理部门、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和申请单位要着力提高申报质量，从严控制申报数量，特别是要减少同类选题重复申报。九、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额度为：重点项目35万元，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20万元。申请人应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详见我办网站）要求，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成时限：基础理论研究一般为3—5年，应用对策研究一般为2—3年。十一、为避免一题多报、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确保申请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题研究，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作如下限定：（一）申请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请；课题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参与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在研国家级项目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二）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证书标注日期在2023年5月5日之前）。（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申请人，同年度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课题组成员也不能作为负责人以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选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的申请人，同年度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不得通过变换责任单位回避前述（一）至（四）条款规定，不得将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申报材料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申请。（六）凡在内容上与本人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类国家级科研项目有较大关联的，须在《申请书》中详细说明所申请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否则视为重复申请；不得以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同一成果申请多家基金项目结项。（七）凡以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须在《申请书》中注明所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联系和区别，并承诺在原论文（出站报告）基础上进行实质性修改，预期成果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重复比例不得超过60%。（八）不得使用与已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九）立项后凡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义发表阶段性成果或最终成果，不得同时标注其他基金项目资助字样。十二、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申报项目须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论证活页》（以下简称《活页》）要求，如实填写材料，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没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凡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查实，取消5年申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申报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走访、咨询学科评审组专家或邀请学科评审组专家进行申报辅导。凡行贿评审专家者，一经查实将予通报批评，如获立项即予撤项，5年内不得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凡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和评审中发现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除按规定进行处理外，均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十三、申报课题全部实行同行专家通讯初评。初评采用《活页》匿名方式，《活页》论证字数不超过7000字，要按《活页》中规定的方式列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十四、获准立项后，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结项成果形式原则上须与预期成果一致；获准立项的《申请书》视为具有约束力的资助合同文本。最终成果实行匿名通讯鉴定，鉴定等级予以公布。除特殊情况外，最终研究成果须先鉴定、后出版，擅自出版者视为自行终止资助协议。如计划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者外语撰写成果，须在《申请书》论证中予以说明。十五、项目申报材料从我办网站下载。纸质版《申请书》经所在单位审查盖章后，报送本省（区、市）社科管理部门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十六、各省区市社科管理部门、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和责任单位要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严格审核申报资格、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课题组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等，签署明确意见后上报我办。十七、各省区市社科管理部门受理当地的课题申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规划办受理兵团的课题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受理本院的课题申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受理本校（院）和中央国家机关及其在京直属单位的课题申报，教育部社科司受理中央各部委所属在京普通高等院校的课题申报，全军社科规划办受理军队系统（含地方军队院校）的课题申报。全国社科工作办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十八、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网络申报。申请人在线申报的同时仍需提交纸质版《申请书》一式3份，并确保线上线下《申请书》内容完全一致。《活页》不需提交纸质版。申请人需登录国家社科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www.nopss.gov.cn），下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网络填报版）并填写相关信息，检查内容无误后（申请书第一行出现“您现在可以上传申请书”的提示）通过项目申报系统上传申请书。项目申报系统于4月20日零时至5月5日17时开放，逾期系统自动关闭，不再受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中的“项目申报系统”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络平台，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管理以该系统为准。有关申报系统及技术问题请咨询400-800-1636，电子信箱：support@e-plugger.com。十九、各省区市社科管理部门、在京委托管理机构要按规定做好申报信息审核，于5月12日17时前完成线上审核，6月2日前将纸质版《申请书》报送至我办。逾期不予受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23年4月6日附件：（点击蓝色字体下载文件）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3年度课题指南.pdf2.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doc3.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课题论证》活页.doc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xls附件：（点击蓝色字体下载文件）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3年度课题指南.pdf2.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doc3.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课题论证》活页.doc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xls相关阅读二十大报告释放的100条关键信号与学术选题二十大报告显露的121条科研方向与立项课题2023年全国两会100个热点选题方向参考2023年全国人文社科类项目申报133个参考选题方向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40项科研项目选题参考2023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课题申报中国政研会2023年度重点研究选题及委托课题申报全国党建研究会：23年高校党建研究课题指南及申报可供选题！当前党和国家加快推进的64个重大事项收藏！二十大着重强调的66个教育相关概念理念与战略举措收藏！课题申报常用的21张经典研究思路图、技术路线图重大议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荐读！2012-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回顾与展望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中标题目简析立项338项，暂缓立项2项！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信息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http://www.nopss.gov.cn/n1/2023/0406/c431027-32658630.html终审：“中社学人”责编曹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大前沿问题研究(2022)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全国两会、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党的二十大等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论党的青年工作》《论“三农”工作》《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二卷)、《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等著作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的出版，为理论界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权威文献支撑。从整体上看，过去一年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热点纷呈、内容广博，整体性研究视野宽广、格局宏大，专题性研究钻坚仰高、研精覃思，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有力助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进一步学术化、学理化、学科化。一、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2022年10月16—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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