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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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哲学

一、院系及专业简介南京大学哲学系创立于1920年。百年历程中,刘伯明、汤用彤、宗白华、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一批哲学大师在此任教。1978年,以本系教师胡福明为主要作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了历史性重大影响,直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声。改革开放以来,本系在崭新的历史机遇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2017年,南京大学哲学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A等级,并列全国第三,同年,哲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成为全国五个哲学“双一流”建设学科之一。2018年,哲学系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单位。2019年,哲学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年先后入选教育部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强基计划)、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此外,哲学专业还入选“十一五”国家级特色专业,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以“优秀”结项,并顺利入选二期项目。哲学系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独立教学、科研用楼一栋,本科生实体化书院“伯明书院”,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原始档案展列馆1个和省部级科研平台5个,在数代学者的努力下,哲学系迄今已发展成为人才培养层次完备,学科齐全,研究成就显著,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哲学教学与研究基地,是国内哲学研究重镇。(师资力量)(五个省部级科研平台)(伯明书院)二、培养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导向,坚持大师培养,秉承文理融通、古今贯通、中西汇通的教育理念,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思想文化创新和哲学学科前沿,以培养具有“中国灵魂、国际视野、未来眼光”的思想引领者、时代担当者和未来掌舵人为目标,为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培养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理论工作者,做好人才储备。三、课程体系课程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基础。针对拔尖计划学生培养,哲学系构建了专业核心课、基础选修课、高年级研讨课、新文科特色课程群、本研贯通课、“刘伯明讲座教授”课程相结合,线上线下课程相贯通,哲学专业教育与哲学通识教育相融合的课程体系。所有专业课程均配备研究生助教,强化小班教学、课堂研讨,优化学业评价体系,构建新时代哲学拔尖人才培养的南哲模式。(高水平慕课)四、培养特色1实体化书院制培养,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哲学系建成了实体化书院“伯明书院”,拔尖班学生全部进入书院,书院配置专用学习室、研讨室和活动室,由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张异宾担任书院院长,注重大师引领,打造紧密的师生共同体,强化书院的文化空间建设。以学生参与书院物理空间设计、自主运营本科生学术刊物《林间路》、自主选择培养方向等方式,打造学生自主成长空间。依托书院设立本科生专项奖学金,打造专项高端系列讲座,创新DIY特色课程建设模式,全面助力拔尖学生成长。2“一体两翼”科研训练体系,科研项目制和导师制协同推进“一体”指科研基金项目。面向低年级设置“伯明书院-唯真学术创新基金”,面向高年级设置“伯明书院-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基金”。学生可自由选择项目主题和导师,并在导师全程指导下开展研究。2016年以来,在科研基金项目的培育下,哲学系学生在南京大学基础学科论坛获奖36项,获评江苏省优秀本科学位论文5篇次,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13篇次,获评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立项3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5项。现已汇编出版学生科创论文集三部,出版中一部;哲学系本科生自主创办的《林间路》创刊于2000年,至今已连续出版23期。(基金项目汇编)(本科生科创论文集)(《林间路》)“两翼”分别指科研训练课程和研学实践课程。近年来,哲学系组织了三次境外教学实践,参与学生50余人次;同时,每年组织学生赴国内重要文化场点进行2-3次的教学实践。(金陵刻经处研学实践)3国际交流项目,强化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开设“刘伯明讲座教授”课程群。聘请剑桥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学者,面向南大本科生开设课程,弘扬我系首位系主任刘伯明先生“融贯中西”的创系精神,提升南大哲学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水平。(“刘伯明讲座教授”聘任仪式)(“刘伯明讲座教授”名单)组织国际化教学实践。充分利用学校和院系资源,支持学生到国外知名高校、知名哲学系进行课程学习,疫情发生前出国交流人次比例达到80%。2017-2019年,组织同学赴德国、比利时、以色列、英国等国家,到鲁汶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海德堡大学、埃塞克斯大学等知名高校进行短期交流。(国际化教学实践)丰富的国际交流项目。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学生利用学校以及各种渠道出国进行交流学习;利用获批的国家留学基金委专项项目,选派本科生以公派身份赴比利时根特大学进行6-12个月的交流学习。五、未来发展方向哲学拔尖人才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哲学研究者、跨学科研究者以及政府、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才。哲学系本科毕业生中约65%左右选择继续在各大知名高校进行深造,约35%选择就业,在实践中提升自己。如今大批南哲学子任职于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在南哲所接受的培养、秉承的治学态度,也将不断传承下去。编辑
2022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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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思享 | 蓝江:什么是生命政治

摘要:生命政治就是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我们生物性生命的政治。人类政治变化的历史曾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首先就是政治和家庭的二分,它导致生物性生命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在近代,颅相学成为区分文明和自由社会与野蛮的自然社会的标志,生物学成为区分政治与非政治的尺度。在对19世纪的监狱历史的梳理中,福柯发现了现代规训社会的兴起,例如,人的生命被档案化,成为一种治理工具,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规训手段在微观层面实现身体的正常化,在宏观层面上实现人口的生命政治治理。今天,在大数据技术和算法技术广泛使用的背景下,所有人的生物性生命都被数据化,成为基于数据库治理的控制社会,这是智能时代的数字—生命政治,是面向未来的生命政治学。关键词:数字—生命政治;生物性生命;政治哲学;大数据技术;数据治理。曾几何时,我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场景。在进入机场航站楼和高铁候车大厅之前,我们必须向工作人员出示自己的健康码或行程码。唯有我们的健康码是绿色并且在14天之内没有到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时,我们才有资格通过。相反,一旦健康码变成了黄色或红色,工作人员会毫不犹豫地将我们拦在入口之外,并迅速有人过来将我们与人流分离开来。在那一刻,我们是男是女,是大人还是孩子,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是政客还是平民百姓,是大学教授还是文盲,无论是何种身份,在由二维码组成的数据读取面前都不再有效,绿色与红色或黄色健康码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颜色,而且是一种权力,一种将两种不同的身体区别开来的权力。一边是绿色健康码代表的健康的生物性身体,这些身体被权力允许通行,成为正常的、标准的、合乎规范的身体,另一边则是代表着有被感染风险的身体,一个危险的不正常身体,权力不用关心在这个身体上附着的身份是什么,只需要将这种具有感染危险的身体与普通的正常的身体隔离开来,以保障绝大多数的规范性身体的良性运行,从而杜绝了被感染身体带来的巨大风险。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权力方式,一种不同于启蒙以来政治哲学的方式。这里不存在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把人变成帽子”的魔术,也不存在政治哲学家们苦心论证的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下的程序正义。这里只有最赤裸裸的原则,作用于我们生物性身体的权力。这就是福柯、阿甘本等人定义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今天,生命政治的原则正成为疫情之后世界政治的通行原则。这种政治问题的基础,就是生物性身体的区分,例如,施打了疫苗的健康的身体和未打疫苗的危险的身体之间的区分,而疫情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只有在这个区分基础上才能运行。所有这些正在全世界发生的现象,都说明了一种无法回避的新政治原则的兴起。尽管这种新政治原则并没有彻底取代传统的政治哲学或其他政治学的原则,但是,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的诞生,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对生命政治学及其批判的研究,也必须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不过,生命政治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它的演变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生命政治的概念和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将生命政治的历史演变大致划分成四个阶段:首先是生命政治之前的阶段。在那个阶段,生物性身体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其次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产生了种族和民族区分的政治必要性,而生物学和生物性身体成为政治区分的天然前提。在那个时期,颅相学、面相学、指纹识别、生物档案系统的诞生成为实施建立在种族的生物学区分基础上的生命政治学。准确来说,这个时期的生命政治学与后来的生命政治学有着较大区别,其实更适合称为“生物学政治”(bio-politics)。第三是普遍意义上的生命政治的诞生。在福柯看来,这种生命政治学是18-19世纪规训体制介入之后的结果,其缘由在于,通过将多样化的生命体规训为规范化的个体之后,使国家和政府可以从人口总体层面进行治理,这就是生命政治的治理范式。最后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福柯没有亲眼目睹的时代。在大数据技术、生物技术和算法技术的介入下,我们生物性身体完全可以被数字化,并受到一个数据和算法中枢的控制,这就是德勒兹晚年曾预言过的“控制社会”。德勒兹与福柯一样,没有亲眼见证这个时代的来临。但他已经看到了,这种数据追踪、生物的数字识别、风险管控等新治理手段崛起的基础就是基于大数据的新型生命政治学。一、政治之外生命:polis和oikos“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的动物。”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的这句名言,历史上曾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需要理解的是,无论何种解释都必须要明确,这里的“政治的动物”实际上与今天的政治学科并无关联。因为古希腊语中的政治学(Politica)并非一种普世意义上的政治学,而是特指城邦(polis)之学。因为在《政治学》一开始,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我们看到,所有的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明显,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善,因而,所有的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这里谈到的政治,实际上是关于城邦的政治,于是对“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并不具有独自生存的能力;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类能够形成一个城邦,一个政治共同体。这种政治共同体一经形成,就能有效地将人类与一般动物区别开来。当然,我们不能将人类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简单理解为群居生活,因为蚂蚁、蜜蜂、猴子、狼群等动物也是群居生活。换言之,非个体而群居的生活,是人类形成城邦的必要非充分条件。那么让人类的城邦区别于动物的群居的根本是什么呢?吴冠军曾经将城邦政治的形成与爱做过一个类比,他指出:“爱与政治具有十分相似的本体论结构。爱是‘二’的真理,它使得我们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来处理差异。而政治是‘多’的真理,它不只关涉两个人,而是很多人。政治使得我们转到了异质性的视野,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追求平等。”吴冠军的意思是说,人类的政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群居,在本体上存在一种类似于爱的东西,可以将独立的个体用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关联起来,从而形成不同于动物群居的共同体形式。实际上,吴冠军将政治问题转化为爱的问题,具有一种神秘主义式景观,用玄妙莫测的浪漫描述,将人类的政治与动物的生物性本能区别开来。北京大学的李猛也将城邦问题转化为一个伦理学问题。在《自然社会》一书中他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或者防卫的联盟,城邦的法律也不同于贸易协议,而是需要通过建立统治关系,在共同生活中培养公民的善与正义。这是城邦能够成全人的政治性的关键。”但李猛将城邦问题还原为善与正义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些人经常犯的错误,即将政治治理的理想状态与现实的政治实施混为一谈。当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治理的目的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但凡有点政治工作经验的人都不难发现,这种让人们“生活得更好”的善与正义,在现实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而现实的城邦,无论是苏格拉底的雅典,柏拉图的叙拉古,还是亚里士多德亲眼见证的马其顿帝国,实际上从未真正实现过如李猛说的“善与正义”。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理想的“善与正义”,但现实中的确存在政治的城邦,那么以“善与正义”的理想的伦理学原则来定义的城邦具有多大的合法性?换言之,这种以“善与正义”的伦理学来证成城邦的政治理论逻辑,在知识分子的书卷中成为支配人文学科的主流话语。现实的城邦往往无情地鞭挞这种美好理想,即便是被知识分子们奉为民主典范的雅典,也用贝壳投票的方式赐予了苏格拉底一杯鸩酒。也正是这个雅典城邦,在阴谋家的煽动下,出于对掠夺的向往发动了西西里远征;又是同一群人,在远征之前,用“贝壳放逐法”流放了苏格拉底的挚友——当时的远征军将军阿尔西比亚德。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能从爱和正义的伦理原则来思考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我们还有其他的思考方式吗?我们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时候不能忽视一点,即在雅典政制下,城邦实际上还有另一种聚居形式——家(oikos)。在以往对亚里士多德的许多研究中,往往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伦理学关联起来,并将伦理学原则直接当成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原则。但反讽的是,在逻辑上与《政治学》更为紧密的著作,恰恰是后来的《家政学》。家政学的希腊语是oikonomia,其中的词根就是oikos,在古希腊语中,这个词代表的就是房子或家。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城邦的主要原则是公正之后,便迅速转向了家政的问题,“既然我们明白了城邦所由以构成的部分,我们就必须先说明家政管理,因为所有的城邦均由家庭构成。家政管理的部分涉及到构成家庭的个人,一个完整的家庭由奴隶和自由人组成。我们应当首先从最基本的成分开始着手解释每一事物,家庭中最首要和最基本的部分是主奴、夫妻和父子”。尽管亚里士多德强调城邦是由家庭组成的,但是家政事务与城邦政治事务还是有着巨大的区别。在梭伦改革之后的雅典城邦之中,人身自由的公民实际上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五千人大会和“贝壳放逐法”得以成立的前提。但是,在家政学中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再是平等的民主原则,用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来说,“家庭的统治是专制的(因为所有家庭都由一个人为首治理),而依法统治则是自由民和地位同等的人组成的政体”。在这句话里,亚里士多德明确将城邦政治的依法治理原则,与家政治理的专制原则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尽管亚里士多德强调城邦是由家庭组成的,但是,家政治理的确包含着某种城邦政治绝不涉及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惯常意义上的政治原则不再适用。那么,在家政中包含了那些事务呢?亚里士多德在《家政学》中谈到,家政除了财产管理之外,还有对人的管理。这种对人的管理,就是他提到的不同于城邦民主原则的专制管制。在这种专制管理下,主要存在三种关系:主奴关系、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尽管亚里士多德也强调了彼此尊重,但这种尊重是“以服从为基础的尊重”。如,谈到夫妻关系时,亚里士多德指出,妻子“无论丈夫在不在家,都应习惯于忍受”;谈到对奴隶的关系时,这种家政专制的特色更为明显:“既让他们劳作,又给他们足够的食物,因为如果不把报酬施之于人,我们就无法控制他们,食物正是奴隶的报酬。”由此可见,在家庭环境中,的确存在一种与城邦广场上的民主政治不同的治理类型。这种治理类型实际上并不构成政治,而是家政,它的原则是专制,不是民主和平等。但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家政的专制是不公正的,而且认为,家政中的等级制和专制实际上构成了城邦政治无法涵括的治理类型。譬如,对一些在公共场合难以启齿和不便处理的案例,事实上是在家政层面上来处置的,比如夫妻间的身体关系,并不包含在城邦政治中;同样,主人对奴隶的身体处置也是家政的问题。例如,主人可以对奴隶的身体进行挞伐而不会违背城邦的法律,但执政官鞭挞一个无罪的自由民,则会引起争议甚至暴动。不过,城邦政治与家政治理的区分,并不纯粹在于民主和专制的区分。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更是深刻地指出了其中的症结所在:“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家(oikos)与城邦(polis)有着明确的区分——灵魂/身体的关系(就像主人/奴隶的关系)是一种家政治理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反而是理智与肉欲的关系。但这也意味着主奴关系和灵肉关系之间是相互界定的,如果我们要理解第一种关系,就必须要理解第二种关系。灵魂对身体的关系,犹如主人对奴隶的关系。将家区别于城邦的区别,也就是同时将身体与灵魂分开且统一起来的门槛。”阿甘本用自己的方式,重述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关于家与城邦的区分。与以往政治学的关注不同,阿甘本在这里重点强调的并不是城邦—民主、家—专制的对立,而是我们的生命(或生活)实际上在城邦中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属于城邦的生活,这是一种自由民在城邦中有资格生活(authentic
2022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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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 金亦然(Basile Zimmermann):波与形式本体论

讲座内容告一段落,之后便是大家积极的提问环节,金老师就大家所关心的“波指什么”“如何看待物质实体”“技术物使用的边界条件”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讲座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顺利结束。
2019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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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告 | 第三届中国佛教史论坛

11月1日至11月4日期间,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珠海普陀寺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佛教史论坛”将在江苏省南京市古南都饭店内举行。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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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奈格里:当你坐在星巴克时,价值榨取过程就已完成

另一个很明显变化就是,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体系里变得更为重要。还有一点是,经济危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目前的框架里,我们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冷战结束之后,战争的感觉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
2017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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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记忆 | 周文彰: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

这是邓小平同志1977年第二次恢复工作后对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从而改变了国家,也改变了许多年轻人的命运。
2017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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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思享 | 张义修:马克思对 “对象化” 与 “异化”关系的三次建构

在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过程中,“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现实地发生辩证的互动,二者之间的颠倒支配关系最终表现为“异化”。一句话,“异化”其实正是“对象化劳动”颠倒支配“活劳动”的结果和表现。
2017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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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讲座 | 黎志添:数位人文与宗教地理研究——以道教数位博物馆建立为例

6月2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道教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应邀在哲学系举行了一场南大建校115周年人文社科高端学术讲座,讲题为《数位人文与宗教地理研究:以道教数位博物馆建立为例》。
2017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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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会议 | 150年后为何重读《资本论》:用马克思的方法面对新情况

在会上,学者们就“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非物质劳动与革命主体问题”、“数字化资本主义与剩余价值”、“《资本论》与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道路”等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与激烈交锋。
2017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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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主任唐正东教授 丨 学科带头人谈专业

我们恰逢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把自己培养成更具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深谙民族及世界文化精华、始终对世界与人生抱着好奇与探索的目光的人。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吗?那就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来吧!
201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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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特辑 | 约翰·杜威:儿童与课程

因此,就需要把各门学科的教材或知识各部分恢复到原来的经验。它必须恢复到它所被抽象出来的原来的经验。它必须心理化,反过来,变为直按的和个人的经验,在其中有着它的根源和意义。
201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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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译林 | 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 刘鹏:科学技术论的未来

著作代理人、今日智识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约翰·布洛克曼借用“第三种文化”(用以指代社会科学的一种旧说法)来囊括一种宽泛的、跨学科的、致力于在“人性”中重获“自然”的研究领域。理查德·
2017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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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预告 | 安东尼奥•奈格里:马克思的本体论(Ontologie marxienne)

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之一。奈格里1956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党,
2017年5月30日
自由知乎 自由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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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预告 | 黎志添:数位人文与宗教地理研究:以道教数位博物馆的建立为例

编著有《宗教研究与诠释学》、《华人学术处境中的宗教研究》、《广东地方道教研究》、《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地方道教的变迁》、《修心炼性——白话注译》、《了解道教》等专书多部。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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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动态 | 南京大学哲学系 2017 年度“经典与前沿”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通知

本科前两年半在所在专业年级排名前50%,专业课成绩优良,无不及格课程,预期能够获得所在学校研究生推荐免试资格;非哲学专业学生还需有修习多门哲学专业核心课程记录或有哲学论文发表等依据。
2017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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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话 | 南京大学哲学系官方微信平台祝您新春大吉!

在官微还认识了优秀的文编和美编们,当然还有两位任劳任怨的主编^_^,想说声你们辛苦啦,跟你们相处很愉快,特别是每周三中午都要举行轻松愉快的例会(doge),改变了一个闷骚宅女的生活状态哈哈哈~~
2017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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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哲学系官方微信平台祝您冬至快乐!

值此冬至佳节之际,衷心祝愿关注、关爱、关心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发展的朋友冬至快乐,阖家幸福!
201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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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新闻 | 哲学系女排获南京大学2016年秋季院系杯联赛冠军

用于南京大学哲学系新闻动态、招生、学术等信息的发布与交流。
2016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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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新闻 | 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洪修平教授率团访问越南

最后,代表团考察了越南佛学院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学员结构及对外学术交流情况,并与佛学院师生交流。该学院位于越南首都河内,是越南最大的佛教教育机构。
2016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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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动态 | 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博士点、东方道德研究中心举办学术论坛

会议的第二阶段主要由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的师生代表就会议主题发言。张晓东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201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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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哲学系官方微信平台祝您中秋快乐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衷心祝愿关注、关爱、关心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发展的朋友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01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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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哲学系2016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日程安排

【参会人】:蓝江教授、顿新国教授、陶孝云老师、胡星铭老师、韩玉胜老师,张义修博士、杨剑霄博士等
201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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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动态 | 南京大学哲学系2016年度 “经典与前沿”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为促进国内有志于哲学研究的优秀大学生的学习和交流,增进对学术的理解和体验,协助同学了解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推荐免试等相关事宜,我系特举办2016年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201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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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 南京大学哲学系“双周青年哲学讲堂”日程表

用于南京大学哲学系新闻动态、招生、学术等信息的发布与交流。
201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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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哲一家亲”:2015级南京大学哲学系新生家长交流会

会议开始前先播放了南京大学的宣传片。片中所展示的百年南大的巍巍气度,与其悠久的历史和辈出的人才,让在场家长初步感受了南大的历史韵味与生机勃勃。
201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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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哲学系2015年“经典与前沿”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圆满落幕

至此,南京大学哲学系2015年“经典与前沿”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圆满结束。希望这段缘聚映入夏日的系楼与花木,亦照向学子的似锦前路。
2015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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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南京大学哲学系2015“经典与前沿”全国大学生夏令营营员手册

5、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晚上22:00之前必须归寝,不擅自离宿,积极配合负责人查寝;
201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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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丨南京大学哲学系2015年“经典与前沿”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为促进国内有志于哲学研究的优秀大学生的学习和交流,增进对学术的理解和体验,协助同学了解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推荐免试等相关事宜,我系特举办2015年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2015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