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人

其他

高铭暄:探寻至善的法治

高铭暄,1928年生于浙江,1978年10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1980年5月)、教授(1983年5月),并于1983年9月至1986年6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现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1984年1月,成为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高铭暄是唯一自始至终参与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刑法学者,为新中国刑事立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功绩。著有专著8部,主编、参与著述90余部,论文300余篇,其中,1981年出版的个人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法学界出版的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先后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家图书奖”“吴玉章优秀科研奖”“切萨雷·贝卡里亚”奖等国家级和国际性荣誉。2016年11月,获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2019年9月,获得“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无疑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个“大日子”。法学界的泰山北斗高铭暄先生被授予“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习近平主席签发主席令的消息一经公布,迅速“刷屏”。高先生作为中国法学教育界的卓越代表,这一荣誉既是对他66年法学教育生涯的最高褒奖,也是对中国数万法学教育者的高度肯定。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高先生的名字是和中国刑法学的很多“第一”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是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亲历见证高先生曾说:“我将刑法学视为至爱,须臾也不离,真正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先生辉煌的学术人生中,最为耀眼的部分莫过于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刑法立法的孕育诞生与发展完善。1954年10月,先生26岁时受命参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组建的刑法典起草班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第一部刑法典。每每谈及这段历史,先生内心总是充满了激动,有时也会自我调侃,“有这样的经历,刑法这碗饭我肯定是要吃了”。从1954年到1979年,草案先后有38稿出炉,其中都凝结着高先生的智慧和心血。由于各种原因,在这25年中,只有10多年能够正常进行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先生提出了大量立法意见和建议。其间,他还负责汇编各类立法资料,包括解放区、中华民国法律及苏联、东欧、法国和德国等国刑法,其中包括收集最高人民法院从中国一万多起刑事案件总结出来的司法经验材料,以便规定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
2019年10月21日
其他

水声学科到底是做什么的?杨德森院士带你走进这个神秘的领域

杨德森,1957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导,1982年1月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系,1998年获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科博士学位,我国水声工程领域知名专家、水下矢量声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先行者。他长期从事水声工程领域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在矢量声呐技术、潜艇声隐身技术,尤其是潜艇辐射噪声测量、噪声源识别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声呐技术和水中兵器声隐身工程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6项,获国家发明授权专利36项,发表学术论文152篇,撰写专著两部。带领团队获得“水声工程”国家万人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教育部优秀创新团队、国防科技创新团队、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荣誉。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船舶与海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声学分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深海空间站”项目组副组长,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马大猷声学奖等荣誉。
2019年5月27日
其他

中国民间故事是一座富矿,他就是那个点石成金之人。

《中国民间故事史》一出版就立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国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称赞“这一繁难的开创性工作,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部著作,它己经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2019年1月21日
其他

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之思

抗日战争血雨腥风,个人命运总在历史风浪中颠沛流离。1938年武汉沦陷,正在念高中的张世英被迫离家,辗转到鄂西山区的联合分校就读。因得罪了国民党下属的三青团成员,他被列入黑名单,成为抓捕对象。
2018年7月30日
其他

宿白的特别之处

人生一世,终有一别,这是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然而,当别离直愣愣扑到我们面前时,依然让人心生怅然,情难自禁。考古学家宿白先生今日离世远行,作为西藏佛教考古的第一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开创者,他学养深厚、见识广博,2014年,本报人物版曾整版报道过宿白先生的“特别”之处,今天我们重温这篇报道,以为志念,以做送别。纪念先生,不只是寄托哀思,我们更希望后学能秉持先生遗志,致力学术,使文脉相继不绝。他是中国考古报告编写标准的创立者,西藏佛教考古的第一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开创者——“我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特别的嘛。”每当问及学术成就,宿白总是摆摆手。北京蓝旗营,普通的住宅,不大的房间,老式沙发,木头桌子,一切就像宿白的口头禅那样——“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满屋的考古书籍、考古报告提醒着记者,眼前这位面容慈祥的老人,正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宿白。耄耋之年依旧思路清晰的宿白先生。李韵摄于2012年秋虽然之前有过电话沟通,但说起考古生涯,老先生还是连连退缩:“都是些该做的事儿,没什么好采访的啊。”面对记者不依不饶的“纠缠”,宿白笑了,开始用略带东北味儿的口音讲起了自己的“想当年”。博采众长1922年,宿白出生在辽宁沈阳。同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18年初创,1921年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始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52年停办)成立考古学研究室。四年后,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了首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六年后,著名的殷墟发掘工作开始。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初创,宿白“应时而生”。青年时代的宿白先生。“1940年,我进北大读书,当时觉得历史很有意思,就报了历史系。”70多年前的往事宿白依然记忆清晰,“本科毕业后就到了文科研究所考古室读研究生。”北大当时名师济济,历史系有研究中外交通史的冯承钧,中文系有古文字学家容庚,哲学系有汤用彤讲授佛教史和魏晋玄学。年轻的宿白想文史哲“通吃”,于是经常跑去听外系的专业课。后来,他在古代城市、墓葬、建筑、佛教考古、版本目录学、印刷史等多个领域取得成就,无不得益于此。
2018年2月1日
其他

费孝通:从实求和 志在富民

作者:徐平,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西藏智库专家,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
2017年11月23日
其他

陆士嘉,曾被戏称“钱学森师姑”,中国流体力学奠基人,北航实验室以她命名

陆士嘉的丈夫张维是著名固体力学、结构力学和工程教育专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他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83年创办深圳大学,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
2017年8月30日
其他

佟柔:新中国民法学的开创者、奠基人,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民法通则》

佟柔治学严谨求实,勇于追求真理、坚守学术阵地,从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改革开放之初,他率先明确了民法的调整对象和对中国实际的适用性,厘清了民法和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为构建我国民法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2017年7月12日
其他

梁晓声:作文“关乎一个人一生”

梁晓声的知青文学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流淌着青春的激情,充溢着悲壮的英雄主义精神。第二个是包含着明晰的历史反思态度,而这种反思又总引向个体的道德审问和道德确认。第三个是艺术境界宽广深邃,风格雄奇瑰丽。
2017年7月5日
其他

拨开"神化""鬼化"俗化"迷障,张梦阳笔下有一个"近于真相”的鲁迅

点击"光明学人"关注我们学人小传张梦阳,1945年3月13日生于甘肃天水,祖籍山东临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主要学术成果有:《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卷一分册,共1000万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鲁迅学通史》(三卷,共187万字),获国家图书奖;《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共116万字),获2016年国家出版基金支持。另有学术随笔集《静斋梦录》《中国当代文学百家丛书·张梦阳散文精品集》等;译著《中国人气质》(与人合译)及长短文章数百万字。1951年夏,正是南京最溽热的时节。在湖北路上的一座民居中,6岁的张梦阳安静地坐在凉席上,听母亲给他讲一本名为《鲁迅的童年》的小人书。这是他第一次知道鲁迅,第一次见识绍兴的石板路、乌篷船。那时的张梦阳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为了撰写《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自己会追寻着这位文学巨匠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在泛着青灰色暗光的石板路上疾走,乘着煤烟和桐油漆成的乌篷船,在东湖中漫游。那时的张梦阳更不会想到,自己此后的一生,不管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河北香河县语文教师,还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都从未停止过阅读鲁迅、思考鲁迅、书写鲁迅。“鲁迅”始终是他生命中的关键词。张梦阳用一生的时光,追随鲁迅,陪伴鲁迅。如今虽然已年逾古稀,却仍然坚守。种子走进北京西郊张梦阳的寓所,不出意外,书房、客厅乃至卧室,都摆满了与鲁迅有关的书籍。最早的,是一套1959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我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长期在北京市政局担任高级工程师。他认为学文科成才不易,希望我像他一样学理工科,有一身可以安身立命的本领。”但热爱文学的张梦阳,执意要走文学之路,父亲拗不过,只好转而支持,而且支持的力度着实不小。1964年,张梦阳刚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时,父亲下狠心,花了二十多元给他添置了这套《鲁迅全集》。父亲知道,张梦阳喜爱文学,尤其爱读鲁迅。1958年,在北京二中念初一的张梦阳,看到选入语文课本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刹那仿佛回到了童年时,母亲为他讲述的那个略显遥远、陌生却又无比新奇、有趣的鲁迅的世界。“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比小人书中的丰富多了,也精彩多了,少年张梦阳初尝了文学的滋味。到了高中二年级,作文课是散文家韩少华讲授的。韩少华讲得很细,他让张梦阳仔细揣摩《祝福》与《藤野先生》是如何开篇的。“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祝福》)“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世界,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藤野先生》)韩少华告诉张梦阳,《祝福》的“毕竟”二字最有味儿,既加重了笔调的婉转,又使人预感到了小说的悲剧气氛与“我”的无奈。《藤野先生》的“无非”一词值得反复咀嚼,这开头一个长句,徐迂转曲,视觉感很强,富有诗意,为全篇定了调。韩少华的这些提示,一直“焖焐”在张梦阳心中,不断“反刍”,使他渐渐对文章之法有所感悟。在学习鲁迅的写作方法之外,张梦阳的心底也埋下了研究鲁迅的种子。焖焐1966年5月,“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图书馆关门,还在读大二的张梦阳无书可读,父亲送他的这套《鲁迅全集》成了“救命书”。1973年,张梦阳被分配到河北香河,在一所村办小学做起了“戴帽高中班”的语文老师。陪伴他的,还是《鲁迅全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戴帽高中班’了。村里原本只有小学和初中,但大队书记提出来要让学生‘上高中不出村’,就给小学戴上了高中的帽子,办了高中班。说是‘戴帽高中班’,其实就是瞎胡闹。”当年的辛苦,张梦阳至今难忘。早晨一起床,就要去农田里劳动施肥;白天上课,主要内容是没完没了地读报纸;晚上则是冗长无聊的会议,常常十一二点才结束。好不容易开完了会,时间可以归自己支配了,但三个老师挤在一间又脏又破的小屋子里,别人要睡觉,张梦阳想开夜车都没有地方去。无奈之下,他只好从被窝里头探出身来,在床前支一块木板,点上用糨糊纸自制的油灯,又读起《鲁迅全集》。“在这种情况下读书,印象非常深刻,再加上我的记忆力不错,把《鲁迅全集》特别是杂文部分读得烂熟。说出一个文章的标题,很快就能从书中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虽然我参加过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但对新版的熟悉程度远不如1959年这版。这就像乒乓球运动员,更喜欢用自己熟悉的拍子。”多年的农村生活,逼迫着张梦阳自创了一个写作的绝招——“焖焐法”。没有条件在书桌上铺开稿纸写作,他就打腹稿。无论是开会、劳动,还是处理生活琐事,他的脑子里都在构思文章,“用大脑思索文章,用小脑应付俗务”成为他生活的常态。到了周末,本地老师全都回家了,只剩张梦阳一人留在宿舍,他才摊开稿纸,一笔一画,把在心中“焖焐”成熟的文章直接复写上去。同事见到报纸上发表他的文章,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无不感到惊讶。只有当时和他在一个县任教的挚友、作家汤吉夫清楚:“梦阳是恨不能连标点符号都在心里‘写’好了,才在纸上动笔呢!”1979年,在林非等几位知名学者的努力下,张梦阳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铺开稿纸写作了,但这个被“逼”出来的习惯,张梦阳没有丢掉。他还总是先在心里“写”,直到文章在胸中“焖熟”了,才落到纸上。现在,虽然已年过古稀,但张梦阳沉思、冥想、默记、心写的功夫仍然不减当年。果实在张梦阳的书架上,不仅能看到各种版本的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专著,《莎士比亚全集》《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世界文学名著也无一缺席。张梦阳生活在鲁迅的世界,四十多年,从未改变。但他对鲁迅的这份痴情,绝不盲目,他常常督促着自己跳出鲁迅,甚至跳出中国,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观察鲁迅。1996年10月底,在上海参加了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张梦阳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在八大处市政医院的住院病房,已是弥留之际的父亲,一听到张梦阳呼唤“爸爸”,突然睁开了眼睛,应声了。张梦阳把刚刚出版的专著《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举到父亲眼前,父亲从被子里伸出枯干的老手,接过书,抚摸着雪白的书皮,用带着山东乡音的普通话说了两个字:“不赖!”父亲走得很安详。因为他知道,当年为儿子买的《鲁迅全集》,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结出果实。张梦阳研究鲁迅散文的语言,那是他少年时代就萌生出的想法。50年后,梦想成真。在论文《论鲁迅散文语言的艺术发展》中,张梦阳指出,鲁迅散文的语言前期平白,中期“绚烂”,后期则如烈火化为青烟,淡然而升,也让他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文体家”。当然,文章里少不了引用韩少华对《祝福》《藤野先生》的评价。张梦阳从精神现象学角度分析鲁迅,完成了专著《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他关心鲁迅的思维方式,出版了专著《鲁迅的科学思维——张梦阳论鲁迅》;他想探究鲁迅的本原思想,发表了论文《“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以正视听。从世界看鲁迅,也要学着像鲁迅那样看世界。鲁迅去世前十几天曾发表过一篇杂文,文中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为了完成鲁迅的这个心愿,从20世纪80年代起,张梦阳就立志翻译这本《中国人气质》。但开译之后,才知此事之难。《中国人气质》的作者亚瑟·亨·史密斯,是一位英国裔的美国传教士,1872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在他的书中,既有英国典故,又有美国成语,还引用了大量中国经典、俗语,而且写作的语言是100多年前的英语,英译的中国经典、俗语又不甚准确,找到对应的汉语原文很是困难。“既然上马了,就得硬着头皮译下去。有一次,为了还原一句孔夫子的话,我在办公室查了两天一夜的《十三经》。从食堂打一顿午饭吃一天,夜里太困了,就把椅子摆成一排,用两本《辞源》当枕头,稍歇一会,醒来接着找,终于在《论语》中查到了,原来是‘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此时的张梦阳虽然困乏至极,但却像在荒野中发现了矿藏的勘探队员,满是兴奋。自1995年出版后,张梦阳主译的这本《中国人气质》一版再版,至今仍在重印。写专著、发论文、译作品,除此外,张梦阳还做了三件“大事”。为了抢救、保存珍贵史料,张梦阳用了十余年时间主持编纂了约1000万字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此后又花费数年光阴,撰写了后来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全面梳理了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这两件“大事”,耗去了张梦阳二十多年的时光。2003年,他终于有机会进行自己念念不忘的另一件“大事”——创作长篇文学传记《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苦魂2015年7月8日凌晨,《苦魂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怀霜夜》写至尾声,张梦阳有些累,就在床上眯了一会儿。似睡似醒之间,他想到了萧红的一首诗——《拜墓》:跟着别人的脚迹,我走进了墓地。又跟着别人的脚迹,来到了你的墓边。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只是说一声:久违。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听着附近的石匠钻着墓石的声音,那一刻,胸中的肺叶跳跃了起来,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我们走出墓门,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我不敢去问那石匠,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深夜3点多,张梦阳从床上爬起来,三部曲就以这首诗结尾。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他看了一眼时间,5点55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就是在这个时间去世的。这会不会是一种不祥的巧合?张梦阳来不及休息,马上把电子稿发给了华文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他担心,自己万一倒下了,书稿将永远被锁在电脑中。张梦阳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苦魂三部曲》他已“焖焐”了多年,直到2007年12月底的一天,三部作品中的各种场景、氛围、细节,鲁迅和他周围人物的音容笑貌、行动举止突然从脑海中喷发,好像电影一样在他的眼前浮动。“我仿佛走进了东昌坊口当年的古街、酒店、新台门的大院,和少年鲁迅以及他的父母、兄弟、亲戚、友人,生活在一起。我激动不已,恨不能一下子就把三部曲全都打入电脑。夜深躺在床上,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颇有点儿‘君子好逑’‘寤寐求之’的劲儿,但求的不是‘窈窕淑女’,而是好书好文章。”然而,就在这一天子夜时分,张梦阳突感胸口憋闷,出现窒息,险些离世。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刘纳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文学所(中国社科院)一位退休研究员又在写《鲁迅全传》。当他写至深夜心脏病发作,独自打了的到阜外医院抢救,他拒绝做瓣膜置换手术。他说:‘我怕麻醉以后把《鲁迅全传》的构思忘了。’”这个退休研究员当然就是张梦阳,他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倘若手术完成,从麻醉中醒来,《苦魂》的构思全忘了,还不如死了呢!《苦魂》就是我的命!如果《苦魂》没有写出来,那真是死不瞑目!”这次病危,让张梦阳更加认识到,自己什么都可以放弃,但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苦魂》。深读从熟读《鲁迅全集》,到编写《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鲁迅学通史》,撰写《苦魂三部曲》,张梦阳已经有了足够的史料积累,但他要求自己,必须“深读”。所谓“深读”,就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阅读鲁迅,从而让更多的读者懂得鲁迅作品的真正价值。对鲁迅的生平史实的处理,则必须努力“返真”,以严格、周详的科学考证,拨开“神化”“鬼化”和“俗化”鲁迅的迷障,还给读者一个“近于真相”的鲁迅——这才是当今鲁迅研究学者的迫切任务。经过反复思考,张梦阳觉得,他的这部鲁迅传虽然汲取了一些长篇小说的写法,但本质上仍属于文学传记。说起为了这部书所做的实地考察,张梦阳回忆,早在1969年,他就独自一人远赴绍兴朝拜鲁迅了。他边走边打听鲁迅故居,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大门紧闭,只能在墙外闻闻味儿。“从墙内散发的野草气味儿,和石板路上戴毡帽的农民身上,我似乎感到了鲁迅所描写的绍兴风味,中午还在小饭铺花一角钱喝了碗面汤充饥。”但这只是一个青年粗浅的体验,为了《苦魂三部曲》,张梦阳又十下绍兴,四下杭州,“如果不实地考察,就感到无从写起,只好不惜工本,宁愿荡产,也绝不空谈胡谗。”在绍兴,张梦阳买了茴香豆和各种黄酒,体会阿Q、孔乙己当年喝酒吃豆的滋味;在咸亨酒店一坐就是半天,观察绍兴人是怎样喝黄酒的;乘乌篷船逛东湖,游小河,去安桥头,望会稽山,回味鲁迅故乡的风俗世情;甚至半夜从鲁迅故居徒步走到府山,在黑暗中登山,想象少年鲁迅在父亲死后登府山的悲凉心境。在他看来,细品史料和实地考察,不仅能够保证传记的史实性,而且也可以从中发现生动的细节。张梦阳希望,《苦魂三部曲》能从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细节中,写出真实生活的“质地”,并从中提炼升华出一种哲理与诗韵相融合的美。做一个哲人与诗人融化在一起的哲理诗人,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他写作鲁迅最大的感悟。“张梦阳先生的《鲁迅全传》是竭尽全部心力的背水一战。他绝不给自己留下退路,向死而生,把对鲁迅传统的现世传承和对民族精神的时代塑造都悉数写进了文本,是一次以命相搏的悲壮的完成。”作家凸凹说,“他用整个生命去与传主呼应。他虽然是著名的鲁迅研究家,在学理上,对鲁迅有着坚实、准确的把握,但是,他摒弃书斋式的静态的作业方式,而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扔’进鲁迅的世界中去,让主客体之间进入一种燃烧博弈、激活互动、精神共振、一同生发的‘我们’式的关系,一起生活、一起思考、一起抗争、一起倾诉、一起关怀、一起发声。整部作品,主客体高度融合,以至于让人感到,他既是在写鲁迅,也是在写自己,写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和心灵样相。”2016年,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之际,这部经过数十载酝酿准备、13年的构思写作,116万字的《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终于全部出版。张梦阳了去了心中最大的一个愿望。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评价说,斯世得见斯书,诚槁梧而留独弦,秋昊尚遗疏星,可告慰往圣并昭来叶。时间之后,一切各归其位张梦阳常说:“我这个人很笨,现实生活中常办蠢事、傻事,吃亏上当,写作速度很慢的笨人写笨书。”张梦阳做了常人所不愿的、认为不值当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笨人”,才是真正意义上能做大事的聪明人嘞!张梦阳还常说,他陪了鲁迅一辈子。有朋友问:“自己的人生是一辈子,别人的人生也是一辈子,即便像鲁迅这样的名人又怎样呢?您为什么要陪他一辈子?”张梦阳回答:“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能够有幸陪鲁迅一辈子,不仅不亏,而且感到自豪和光荣呢!”他明白,陪着鲁迅,为鲁迅做事,其实也是在塑造他自己。唯一的女儿早就定居海外,生活稳定、富足,小外孙女聪明、可爱,老伴也远渡重洋去陪伴女儿一家了。如今,只有张梦阳独自坚守着这个家,坚守着他一生挚爱的鲁迅。他的生活简单纯粹,无非就是读书、思考、写作,几乎不涉闲事,他别无他求,只是希望把将胸中“焖焐”的那些文字再多写下一点。在张梦阳的电脑桌面上,有他的座右铭:“时间之后,一切各归其位。”——别林斯基“记住,一切将会消失——王国和皇位,盖世的家产和亿万钱财,将会化为乌有,一切都在变化。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孙,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们的骨头也将化为尘土。但如果我的作品能含有哪怕一丁点儿真正的艺术,它们就会永恒地活在人间。”——列夫·托尔斯泰这两段箴言,都是在作家张炜主持的万松浦书院看来的,张梦阳从中读出了生命的本质:在时间面前,一切浮华终将颜色尽失,只有那些真正对人类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才能最终得以留存。光明学人
2017年6月21日
其他

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你了解多少?他的一篇《我呼吁》至今读起来仍振聋发聩

在甪直从教期间,叶圣陶就开始自编国文课本,每篇选文后均附有题解、作者传略、注释、练习等,数篇选文后有一篇关于文章欣赏和习作指导的“文话”,非常受学生的欢迎。从此,他一生与语文教材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7年6月19日
其他

古代天文历法真的很晦涩难懂吗?张汝舟先生却说它实用又简明

点击“光明学人”关注我们顾炎武《日知录》有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在中国古诗文中提及天文星象的比比皆是,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诗经·豳风·七月》);“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晋陆机《拟迢迢牵牛星》);“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唐杜甫《赠卫八处士》),等等。可见,在古代,“观星象”是件寻常事,绝非难事。但到了近现代,天文却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学问。所以顾炎武慨叹:“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20世纪60年代,张汝舟先生凭借其扎实的古汉语功底、精密的考据学研究方法和现代天文历算的知识,完整地释读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发展主线。从夏商周三代“观象授时”到战国秦汉之际历法的产生与使用过程,他拨开重重迷雾,厘清了天文学史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使得这一传统绝学恢复其“大道至简”的本质,成为简明、实用的学问。考据成果《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国语》《左传》《吕氏春秋》《礼记》《尔雅》《淮南子》等古籍中有大量详略不同的星宿记载和天象描述。《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更是古天文学的专门之作。夏、商、周三代观象授时的“真相”,经历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到汉代已经说不清楚了。历法产生后,不必再详细记录月相,以致古代月相名称“生霸”“死霸”的确切含义竟也失传。自汉代至今,众多学者研究天文历法,著作浩如烟海。研究者受限于时代或者本人天文历算水平,有些谬误甚深,把可靠的古代天文历法宝贵资料弄得迷雾重重。张汝舟先生对此一一加以梳理。1.厘清“岁星纪年”迷雾。“岁星纪年”在春秋年代一度流行,少数姬姓国及几个星象家都用过。岁星,即木星,运行周期为11.86年,接近12年。“观象”发现岁星每年在星空中走过一辰30°,将周天分为十二辰,岁星每年居一辰,这就是岁星纪年的天象依据。可是,岁星运行周期不是12年整,每过八十余年就发生超辰现象。这是客观规律,无法更改。鲁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出现了“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岁星纪年”因此破产了,仅行用百余年。而古星历家用以描述岁星运行的十二次(十二宫)名称(星纪、玄枵、娵訾……)却流传下来。而后,星历家又假想一个理想天体“太岁”,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产生“太岁纪年法”。但终因缺乏实观天象的支撑,也仅昙花一现。另取别名“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作为太岁纪年的名称,代替十二地支。阅读古籍时,将这些“特殊名称”理解为干支的别名即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所用干支纪年别名与干支对应关系表)。2.纠正“四象”贻害。张汝舟先生绘制的星历表是依据宋人黄裳《星图》所绘二十八宿次序画的。传统星历表迷信《史记·天官书》的“四象”说,二十八宿分为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由于四灵要配四象,于是宿位排列颠倒了,后人误排二十八宿、十二宫方向,贻误不浅。(见【表一】)张氏星历表(见【表二】)纠正了二十八宿排列次序;删除外圈十二地支;增加“岁差”方向;增加二十八宿上方括号内数字,这是唐宋历家所测,与春秋时期数据差异不大。用此表释读古籍中的天象清晰明了。3.否定“三正论”。观象授时时期,古人规定冬至北斗柄起于子月,终于亥月,这是实际天象,不可更改。每年以何月为正月,则会导致月份与季节之间调配不同,这就是“建正”(用历)问题。春秋时代人们迷信帝王嬗代之应,“三正论”大兴,他们认为夏商周三代使用了不同的历法,“夏正建子,殷正建丑,周正建寅”,即夏以子月为正月,殷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寅月为正月。“改正朔”,以示“受命于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十月为岁首,也源于此。(见【表三】)实际上,四分历产生之前,还只是观象授时,根本不存在夏商周三代不同正朔的历法。所谓周历、殷历、夏历不过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用的子正、丑正、寅正的代称罢了。春秋时代诸侯各国用历不同是事实,实则建正不一。大量铜器历日证明,西周用历建丑为主,失闰才建子建寅。春秋经传历日证明,前期建丑为主,后期建子为主。排除“三正论”的干扰,中流伏内的含义才得以显现。依据《夏小正》“八月辰(房宿)伏”“九月内(入或纳)火”“正月初昏参中”“三月参则伏”等连续的星象记载,确定中、流、伏、内是二十八宿每月西移一宫(30°)的定量表述。张汝舟在《〈(夏)小正〉校释》详加阐释。《诗经·七月》中“七月流火”是实际天象,是七月心宿(大火)在偏西30°的位置,则六月大火正中,这是殷历建丑的标志。毛亨注“七月流火”(“火,大火也;流,下也。”),已经不能精确释读天象了。后世多依毛氏阐述,远离了天文的“真相”。(见【表四】)4.否定《三统历》。汉代刘歆编制的“三统历”详载于班固《汉书·律历志》,《三统历》被推为我国三大名历(汉《三统历》、唐《大衍历》、元《授时历》)之首,实则徒有虚名。“三统历”本质即为四分历,是《殷历》“甲寅元”的变种,且从未真正行用过。刘歆用“三统历”推算西周纪元元年,但受时代限制,他不明四分术本身的误差,也不知道“岁差”的存在。所以他推算西周历日总有三天、四天的误差。王国维先生即是据《三统历》推算结果悟出“月相四分说”,上了刘歆的当。“四象”“三正论”“三统历”“岁星纪年”,张汝舟称之为“四害”。去除“四害”,方能建立正确的星历观。四分历法语言学家、楚辞学家汤炳正先生曾言:“两千年以来,汝舟先生是第一位真正搞清楚《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与《汉书·律历志·次度》的学者。”《历术甲子篇》《次度》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两大宝书,尘封两千余年,无人能识。张汝舟先生考据出司马迁所记《历术甲子篇》正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四分历;《次度》所记载的实际天象,正是四分历实施之时,在战国初年公元前427年(甲寅年)。依此两部宝书,张汝舟先生还原了我国从战国初到三国蜀汉亡行用了700年的四分历。四分历是以365又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又499/940日为朔策(平均一月长度),十九年闰七为置闰方法的最简明历法。张汝舟先生熟知现代天文历法体系,明了四分历的误差,发明出3.06年差分的算法,以公元前427年为原点,前加后减,修正四分历的误差。这一算法的发明,使古老的四分历焕发青春。简明的四分历法成为可以独立运用的历法体系,上推几千载,下算数千年。其推算结果,既与现代天文学推测的实际天象相吻合(只有平朔、定朔的误差而已),又与古籍、出土文物中的历点相吻合,客观上验证了张汝舟先生所建立的天文历法体系的正确性。张汝舟先生不仅还原了四分历的使用历史,同时构建了一套完整自洽并可以独立运用的古代天文历法体系。张汝舟先生精研古代天文历法,首先应用于西周年代学研究。1964年发表《西周考年》,得出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西周总年数336年的确凿结论。《史记》年表起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至今近三千年纪年,历历分明。共和之前西周各王年,向无定说。最重要的时间点即是“武王克商”之年。李学勤先生说:“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于这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点,因此是年代学研究上不可回避的。这一分界点的推定,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影响到王年数的估算;对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积年的起点。”《西周考年》中利用古籍、出土器物的41个宝贵历点(有王年、月份、纪日干支及月相的四要素信息),以天上材料(实际天象)、地下材料(出土文献)与纸上材料(典籍记载)“三证合一”的系统方法论,确证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张汝舟先生总结他的方法为一套技术——四分历推步,四个论点——否定“三统历”、否定“三正论”、否定“月相四分说”、确定“失闰限”与“失朔限”。“月相四分说”与“月相定点说”是目前史学界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月相四分说”是王国维先生在“三统历”基础上悟出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进一步演化为“月相二分说”。而张汝舟先生坚持的“月相定点说”是四分历推步的必然结果,有古籍、青铜器中历点一一印证。月相定点与否的争执,本质是对古代四分历法是否有足够清晰认识的问题。清儒有言:“不通声韵训诂,不懂天文历法,不能读古书。”诚非虚言。考据古天文历法是一项庞大繁难的系统工程。古天文历法源远流长,张汝舟先生的学术博大精深,本文所述仅是“冰山一角”。我们在从汝舟师学习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体会: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星历观点,才不至为千百年来的惑乱所迷;二是要进行认真的推算,达到熟练程度,才能更好地掌握他的整个体系。张汝舟先生古天文历法体系又是简明、实用的,用于考证古籍中的疑年问题游刃有余,用于先秦史年代学的研究屡建奇功。应用举例例1.《尚书·尧典》四仲中星及“岁差”《尧典》所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中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观象授时的最早星象记录,当时仅凭目力观测,未必十分准确。《尧典》作于西周时代应该无疑。运用张氏星历表计算,南方星宿至东方心宿(大火)的距离为星7/2+张18+翼18+轸17+角12+亢9+氐15+房5+心宿5/2=100度(首尾两星宿用度数1/2,其他星宿顺序相加),心宿至北方虚宿82.75度,虚宿至西方昴宿94.5度,昴宿至星宿88度,四个数相加正合周天365.25度(中国古代一周天为365.25度,等于现代天文学的360°,古代一度略小于1°)。四个星宿大致四分周天,均在90度上下,正对应四个季节时间中点。若昏时观天象,春分时,星宿在南中天。夏至时是大火正中,秋分时是虚宿,冬至时为昴宿。东晋成帝时代,虞喜根据《尧典》“日短星昴”的记载,对照当时冬至点日昏中星在壁宿的天象,确认每年冬至日太阳并没有回到星空中的原来恒星位置,而是差了一点儿,这被称为岁差。张汝舟先生利用“岁差”,分析古籍中“冬至点”位置变化,最终得出《次度》所记“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终于婺女七度”是战国初期四分历初创时的实际天象。张氏星历表(见【表二】)可以直观解读古籍中的天文天象。例2.屈原的出生年月问题这是文史界的热门话题。近人多信“岁星纪年”,用所谓“太岁超辰”来推证,生出多种多样的结论,无法令人信服。《离骚》开篇“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就告诉了我们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考虑屈原政治活动的时代背景,其出生年只能在两个寅年,一是公元前355年丙寅(游兆摄提格),一是公元前343年戊寅(徒维摄提格)。我们用四分历推步法来检验(推算过程略)。公元前355年丙寅年寅月没有庚寅日,应该舍弃。公元前343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年正月(寅月)二十一日(庚寅),正是屈原的出生日。这也是清人邹汉勋、陈暘,近人刘师培的结论,张汝舟《再谈屈原的生卒》又加以申说、推算。学术发展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张汝舟《西周考年》中只用到41个历点。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出土上千件西周青铜器,其中四要素俱全者已接近百件。我们积累了文献中16个历点,青铜器82个历点,继续张汝舟先生的学术方向,更进一步确证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106年,得出西周中期准确的王序王年,排出可靠的《西周历谱》,这些成果见于《西周王年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汇总于《西周纪年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我们以张汝舟先生古代天文历法体系为基础理论,以“三重证据法”为系统方法论,坚持“月相定点”说。针对日益增多的出土铜器铭文,发展出铜器历日研究的正例变例研究方法、铜器王世系联法等理论。我们有《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为证。我们坚信西周历谱的可靠,是因为每一个历点均与实际天象相合,非人力所能妄为。我们坚守乾嘉学派的学风“例不十,法不立”,反对孤证。对每一件铜器、每一个古籍文字均详加考据。饶尚宽教授2001年排出《西周历谱》后,又有畯簋、天亡簋等多件新增青铜器的重新释读,均能够一一放入排定的框架,绝无障碍。我们自信地说,今后再有新的历日出现,也必然出不了这个框架。“六经皆史,三代乃根”,这几乎是历代文化人的共识。中华文明五千年,她的根在夏商周“三代”。弄明白三代的历史,是中国史学家的职责。201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商周三代纪年》一书。西周年代采用张汝舟先生可靠的336年说,商朝纪年采用628年说,夏朝纪年采用471年说,都做到于史有据。李学勤先生为此书题词:“观天象而推历数,遵古法以建新说。”以此表示肯定。随着学术的蓬勃发展,张汝舟先生的弟子、再传弟子不断有著作问世,丰富了其古天文学说。贵州社科院蒋南华教授出版了《中华传统天文历术》(海南出版社,1996年)、《中华古历与推算举要》(与黎斌合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新疆师大饶尚宽教授出版有《古历论稿》(新疆科技出版社,1994年)、《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西周历谱》(收入《西周纪年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后学桂珍明参与编著《夏商周三代纪年》《夏商周三代事略》;后学马明芳女士参与整理古天文学著作,写有普及本《走进天文历法》,并到各地书院面授这一学术。种种说明,古天文“绝学”后继有人,溢彩流光。古代天文历法,是“人类第一学,文明第一法”。张汝舟先生古代天文历法体系提供了一套可靠的研究古籍天象的系统理论,必将在未来的应用中发扬光大。中国古天文历法学历法源于天文,古代天文与历法是一回事。夏、商、周三代处于观象授时时期,直到战国初公元前427年发明《殷历》“甲寅元”(四分历),中国才进入历法时代。“观象授时”语出《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华夏先民观天象的目的是“授时”,这与西方天文学有很大不同。1.观察太阳的运行规律,古人形成了“日”与“年”的时间概念。太阳东升西落,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合为一日。中国古代最主要纪日方法是干支法,即运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合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早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己巳卜,庚雨”“乙卯卜,翌丙羽”之辞。据可靠资料,公元前720年,春秋时期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至今近三千年,干支纪日从未间断过,成为世界上迄今所知最长的纪日文字记载。古人立竿测景(影),日影最长的一天定为冬至日,夜晚最长。日影最短的一天为夏至日,白昼最长,每年春夏秋冬循环一次。《尚书·尧典》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表明夏商时期古人已确定回归年长度为366日,即从冬至到下一个冬至的时间(称为一“岁”)。至迟到春秋时期,后人更加精确测定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历史上采用过的纪年方法有王位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太岁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等。自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到民国(1911年),年号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一直并用,如1898年戊戌(干支纪年)变法,是光绪二十四年。2.月相的变化使先民掌握了时间长度“月”。至迟到春秋时期观测出月相从满月(望)到下一个满月平均需要29.53日。12个月约为354日,与回归年365又1/4日相差11日强。每三年差33日多,超过一个月。古人为调配月与回归年的长度,采用了“置闰”的方法,保证月份与季节的相应。春秋时期,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调配年、月、日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主要任务,也是历史上频繁改历的原因。3.古人观恒星,北极与北斗总是联系在一起,以此定方位、定季节时令。北极星代表正北方向。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转动。《鹖冠子·环流》所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古人很早发现四季交替与北斗七星运行有必然联系。二十八宿在黄道带附近,日月五星穿梭于其间。古人用角度表示二十八星宿的距离,并以此来确定太阳、月亮、五星的位置。《汉书·律历志·距度》所载是春秋时期的天象数据,见下图张氏星历表(见【表二】)外圈二十八宿名称上方的数字。每过一天,二十八宿便向西运行一度。每过一月,二十八宿向西行约三十度。古人通过“观象授时”,至战国时已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这是一套农事历,指导农耕生产,每一节气均与二十八宿、北斗的运行、土圭测影长度、各地物候相关联。作者:张闻玉,1941年生,四川省巴中人,现任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曾在安徽滁州张汝舟先生门下问学,又从金景芳先生学《易》,在高校主讲古代汉语、古代历术、传统小学、三代纪年等课程,从事先秦史学术研究,强调传世文献、出土器物、曆日天象“三证合一”;马明芳,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师从张闻玉先生。学人小传张汝舟(1899—1982)名渡,自号二毋居士,安徽全椒县章辉乡南张村人。少时家贫而颖异好学,赖宗族资助读书。1919年毕业于全椒县立中学校,无力升学,被荐至江浦县三虞村任塾师八年。1926年考入中央大学国文系,受业于王冬饮、黄季刚、吴霜崖等著名学者门下,学业日进。毕业后,任教于合肥国立六中、湖南兰田国立师范学院等校。1945年任贵州大学教授。1978年应聘到滁州师专任顾问教授。1982年病逝。曾担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汉语大词典》安徽编纂处复审顾问、安徽省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张汝舟从教工作、学术研究相得益彰,一生笔耕不辍,完成书稿近300万字。他学问广博,著述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考据学、佛学等各个领域,均有独到见解。光明学人
2017年6月12日
其他

冯至的诗与思

作者:解志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著有《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等。
2017年5月22日
自由知乎 自由微博
其他

任继愈: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独特追求,一是重“统一”,一是重“气节”

任先生多次对我说:“我们有缘。”我问任先生:“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吗?”任先生欣然道:“你是入室弟子。”任先生的哲学与宗教,门下自有高足。我是“跨界”的,一名“晚弟子”。
2017年5月3日
其他

中国病理学奠基人徐诵明:开中文讲授西方医学先河,被誉为大学校长典范

1992年,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在建校80周年时,为了缅怀这位爱国教育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中国病理学科的奠基人的功绩,塑徐诵明半身铜像于校内,供世人敬仰。
2017年4月26日
其他

“百科全书学者”李学勤:论证“曾随为一”学界震撼,清华简在其团队手中重生

点击光明学人关注我们李学勤,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4年至2003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至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2003年起全职回母校清华大学工作,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李学勤学术兴趣爱好广泛,被誉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拥有很高的学术威望。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工作,对于许多学科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贡献,尤其致力于先秦秦汉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涉及中国古史、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等各方面。
2017年4月20日
其他

撰新稿,开新课,咏新词,叶嘉莹恩师顾随生命中的最后七年

进入1960年,父亲渐渐病体不支,这一次出席学生的文学活动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那么多的学生在一起,最后一次在讲台上那么兴高采烈、酣畅淋漓地“说”戏,就以这次讲话作为他四十年讲坛生涯的“告别演出”罢!
2017年4月17日
其他

谁为仓央嘉措整理了情歌?一代奇才赵元任,当他的学生必须get神技“听倒写英文”

业师陈原先生在拙作《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序言中赞誉赵元任具备当代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常常给人带来愉快的幽默感。
2017年4月5日
其他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用生活事实打破哲学的神秘感

从历史的向度讲,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汲取历史智慧。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云南籍的共产党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17年3月15日
其他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书房更是方先生研究新闻史开始的地方,大学时代,他写的《中国早期的小报》和一篇未曾发表的有关宋代报纸的文章即诞生于此。对于这些珍贵的史料,先生并不自珍自藏,而是广散学界,其中大部分捐给了北大中文系新闻
2017年2月27日
其他

茅以升:桥梁 栋梁 脊梁

茅以升生前曾说过一段充满哲理的人生格言:人生一征途尔,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欲,曰奋斗。这正是他一生奋斗不息的真实写照。
2017年2月13日
其他

季羡林:非凡之学 平凡之人

年,我在河北一个县城上高中,读到一篇散文,题目是《春满燕园》。文章中的北大校园湖光塔影、姹紫嫣红、书声琅琅、春光常驻。我被深深吸引了,心底萌生了进燕园求学的憧憬,同时牢牢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季羡林。
2017年2月6日
其他

告别周有光:炽热百年 一生有光

周先生回忆:“美国研究原子弹,当时打仗,经济紧张得不得了,研究原子弹需要很多钱,这钱投进去原子弹到底能不能造出来,谁都不知道。罗斯福总统不敢签字,就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讲了一句话:That's
2017年1月14日
其他

怀念!永远年轻的李佩先生

随后,Mary把申请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文件复印了几百份,立即引来200多名学生填写。李佩和Mary则负责给那些学校的招生办写信,说明了研究生院学生所受专业和英语训练的情况,以此作为他们录取的参考。
2017年1月12日
其他

冯其庸的“大国学”

冯其庸一生成就卓著,著有《逝川集》《梦边集》《曹学叙论》《〈石头记〉脂本研究》《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红楼梦大辞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籍和专著。1998
2017年1月4日